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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读懂金融学-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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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洽&梅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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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这是一本通俗的金融学读物，它深入浅出地告诉读者：什么是金融、金融学？金融危机到底是怎么回事？危机之后，金融市场是否会终结？为什么会存在金融市场？
以金融学的纂本结构为骨架，以生活中的鲜明事例为血肉，从个人理财、营销投资到国际资本运转，生动而又严谨地阐述了金融学的许多基本原理和热门话题。
第一章 聚焦金融——近期金融热点问题
第一节 不能让美元“绑架”全球——全球储备货币的多样化选择
2009年3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撰文表示，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与蔓延使我们再次面对一个古老而悬而未决的问题，那就是什么样的国际储备货币才能保持全球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为了应对这个问题，周小川给出的设想是创造可保币值稳定的超主权储备货币。
仅仅一天后，美国总统奥巴马就对此作出回应，他并不认同设立全球货币的说法，并称“眼下美元格外强劲”，美国经济是世界上最强劲的，政治系统是最稳定的，全球投资者将购入美元视为安全投资。
3天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在英国《泰晤士报》发表文章，再次提出中国希望出现超主权储备货币的想法。
3个月后，中国央行在《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09）》中正式提议创设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主张。央行报告强调特别提款权，应充分发挥特别提款权（SDR）的作用，由IMF集中管理成员国的部分储备，降低对现有少数储备货币的过度依赖，增强国际社会应对危机、维护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稳定的能力。
中国的提议得到了俄罗斯等新兴国家的支持。可以预见，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新兴经济体与美国之间将会为全球储备货币的未来选择进行一场没有硝烟的暗战。
美元为何能“绑架全球”
当美国深陷危机时，美联储开动印钞机，大量增加货币供应，利用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制造通货膨胀，通过美元贬值，迫使持有美元的世界各国分担美国人的金融救援成本和财政刺激的成本。这无异于他捅下了娄子，却要你来埋单。
“二战”后曾发生过多次金融危机，如20世纪80年代拉美的债务和货币危机，90年代初的斯堪的纳维亚和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这些危机多局限于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而且处于世界金融体系和世界经济的边缘地带。目前的金融危机则爆发于世界金融体系的中心——美国，并以山呼海啸之势，席卷全球，其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对世界经济冲击之强烈，实为前所未有。
毫无疑问，危机的迅速扩散与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密切相关。美国的房地产泡沫是这次危机的根源。泡沫破灭之时，美国房地产价格的暴跌通过资产证券化产品，经由早已连成一片的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传递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从冰岛到日本，从俄罗斯到新加坡，几乎无一幸免。而深究美国房地产泡沫形成的原因，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乃始作俑者。格林斯潘推行低利率政策，致使流动性泛滥，银行信用无节制地扩张，政府、公司和家庭的负债不断攀升，美国经济靠借贷维持了多年的繁荣。
作为一个整体，美国人借钱只有两个渠道：一是发行债券，向自己的子孙后代借；另一个是在国际上出售美国政府债券，向中国等贸易顺差国家借，形成你辛苦工作、节俭储蓄，他享受生活的局面。
更令人无法接受的是，当美国深陷危机时，美联储开动印钞机，大量增加货币供应，利用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制造通货膨胀，通过美元贬值，迫使持有美元的世界各国分担美国人的金融救援成本和财政刺激的成本，这无异于他捅下了娄子，却要你来埋单。
美国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在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国货币当局的风险和收益严重不对称，有着增发美元的强烈冲动。印钞票既可以刺激美国经济的增长，发生危机后又可以减少美国人的债务负担，而增发美元的成本主要是通货膨胀，却由全世界来分担。美国人之所以能够这样做，也是因为在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作为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储备的第一币种，在世界上的流通量巨大。基于同样的原因，各国政府和民间也持有大量的美元。
金融危机的事实证明，现有的世界货币和金融体系已不能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的形势，经济的全球化与货币政策的本地化这一矛盾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世界各国必须制约美国的货币政策，美联储必须采取负责任的态度。这个问题一天不解决，美国就会继续利用美元的国际通货地位，超发货币，以邻为壑，转移成本。收益与风险的不对称将继续在货币政策的层面上造成“道德风险”，为下一次全球金融危机埋下伏笔。
什么是超主权储备货币
历史总是“在经验之中，就谁是本质面谁是非本质面而言，在对立面之间有着一种跷跷板式的来回运动”。国际货币体系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以主权货币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后，超主权储备货币重新跃入人们的视野。
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是指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超主权储备货币的主张虽然由来以久，但至今没有实质性进展。上世纪四十年代凯恩斯就曾提出采用30种有代表性的商品作为定值基础建立国际货币单位“Bancor”的设想，遗憾的是未能实施，而其后以怀特方案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显示凯恩斯的方案可能更有远见。早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缺陷暴露之初，基金组织就于1969年创设了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以下简称SDR），以缓解主权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风险。遗憾的是由于分配机制和使用范围上的限制，SDR的作用至今没有能够得到充分发挥。但SDR的存在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供了一线希望。
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确立了美元作为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并取代黄金成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20世纪60年代，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的85％。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反映了美国对外贸易和支付体系的优势地位，而此时的欧洲和日本还没有从战争中恢复过来，有些国家不鼓励本国货币被国际支付使用。其他潜在储备货币国家都实行了资本管制，使得美国在二战后长期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美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尤其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更使美元作为储备货币成为大家共同的选择。
然而，单一主权货币作为主要储备货币的缺陷也是明显的。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出现的特里芬难题表明，国际清偿能力的需求不可能长久地依靠国际货币的逆差输出来满足。它直接促使以美元为国际储备中心货币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最终瓦解。现在国际货币体系在重复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某些特征，而全球经济失衡与次贷危机就是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矛盾的外在体现。
金融危机之后，对于亚洲国家来说，如果对外汇储备进行重新配置，只会加速美元的贬值。而不进行资产的重新配置，只能坐待资产的损失。在这种两难境地下，为了维持体系的正常运转，能采取的共同行动只能是持有美元，共同维护美元的价值。
在这种背景下，“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就成为对现有国际货币体系表达不满的诉求。
为何要用超主权储备货币取代美元
超主权国际货币不仅有助于改善国际公平，而且纠正了美国货币政策当局的风险…收益失衡，以国内恶性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制约美联储的滥发货币，铲除金融资产泡沫的温床——过剩流动性。
以超主权国际货币例如SDR逐步替代美元等主要硬通货，作为国际储备货币，这是重建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正确的第一步。设想若中国的外汇储备都是SDR，则美元贬值造成的中国外储价值损失就会小很多。如果各国的外汇储备都是SDR，则美国人很难再向世界转嫁危机，滥发美元的后果将是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美国人只好自己承担金融救援和财政政策的大部分成本。正因为如此，美国的奥巴马总统回应中国的建议，认为非主权货币是没有必要的，美元可以继续作为世界的主要货币。要拿走他的“免费午餐”，他怎么会赞同呢？
超主权国际货币不仅有助于改善国际公平，而且纠正了美国货币政策当局的风险…收益失衡，以国内恶性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制约美联储的滥发货币，铲除金融资产泡沫的温床——过剩流动性。
SDR俗称“纸黄金”，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1969年设立的国际准备资产单位，用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按照各经济体的出口权重（目前分别为44％、34％、11％和11％）计算其价值。IMF根据各国摊付的基金比例分配SDR； IMF的成员国出现国际收支逆差时，可凭SDR从IMF获得硬通货，平衡本国的国际收支。由于SDR的最重要成分是美元，仅靠SDR无法完全隔绝美国货币政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但毕竟是一个显著的改进。
在重提SDR的作用时，IMF必须考虑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要求，本着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原则，分配和使用SDR。中国可以考虑动用外汇储备，增加对IMF的资金支持，但同时要获得在IMF的更大代表权和发言权。因人民币还不是完全可兑换的国际通货，要求人民币进入SDR，目前是不现实的。我们应创造条件，积极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仅有贸易额和GDP还不够，拥有国际化的货币，拥有各国都愿接受和使用的货币，才能在国际经济和金融规则的制定中拥有更大的影响力。
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美元地位的降低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近期，为了减少美元贬值对中国造成的伤害，我们需要尽快转换增长模式，改变对外需的过度依赖，缩小贸易顺差，放慢乃至停止积累外汇储备，以国内市场为主，实现均衡的可持续发展。
金融危机给我们造成了困难，也给我们带来了历史性的机遇。狭隘的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是缺乏自信的表现，放眼世界，主动参与，建设性的批评与对话，而不是破坏性的指责与报复，才是一个理性民族所应有的，也是民族复兴的希望所在。
第二节 内外兼修，走出国门——人民币国际化
货币互换——这个对老百姓来说相对陌生的词汇，近期频繁出现在新闻报道之中。自去年底以来，中国央行接连与国外央行及货币当局签署货币互换协议。何谓货币互换？中国为什么要与他国进行货币互换？这是否意味着人民币正迈向国际化？货币互换与百姓生活关系大不大？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推进与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和发展程度息息相关，两者之间存在相互推动、互为影响的关系。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中国金融市场深化和中国金融体系国际化，而金融市场的开放和发展程度，则直接决定了投资渠道的流畅，间接影响了经贸渠道的顺畅，进而对货币的国际化产生深远影响。
什么是人民币国际化
人民币国际化是指人民币能够跨越国界，在境外流通，成为国际上普遍认可的计价、结算及储备货币的过程。
人民币国际化的含义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人民币现金在境外享有一定的流通度；第二，也是最重要的，是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成为国际各主要金融机构包括中央银行的投资工具，为此，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第三，是国际贸易中以人民币结算的交易要达到一定的比重。这是衡量货币包括人民币国际化的通用标准，其中最主要的是后两点。
当前国家间经济竞争的最高表现形式就是货币竞争。如果人民币对其他货币的替代性增强，不仅将现实地改变储备货币的分配格局及其相关的铸币税利益，而且也会对西方国家的地缘政治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
人民币国际化的趋势分析
尽管目前人民币境外的流通并不等于人民币已经国际化，但人民币境外流通的扩大最终必然导致人民币的国际化，使其成为世界货币。
2009年2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下称“央行”）与马来西亚国民银行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该协议互换规模为800亿元人民币，约合400亿林吉特。协议实施有效期3年，经双方同意可延长期限。
除了此次与马来西亚签订的货币协议之外，在去年底今年初，央行就开始频频与各国及各地区间签订货币互换协议。2008年12月12日和2009年1月21日，央行分别与韩国央行、香港特区金融管理局签订了规模为1800亿元人民币和2000亿元人民币的货币互换协议。
就人民币境外流通的现状分析，过去人民币仅在边境地区流通，目前已经在部分发达国家的部分地区流通和兑换。可以说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人民币流通扩大的过程。经济发展的速度越快，流通的范围就越广、数量就越大。
人民币在东南亚地区已经成了仅次于美元、欧元、日元的又一个“硬通货”。在西南边境地区，人民币有“小美元”之称，被当作硬通货使用，流通范围较广，老挝东北三省人民币完全可以替代本币在境内流通，最远深入到老挝首都万象一带。而在中缅边贸及旅游活动中，缅甸禅邦重镇小勐拉，每年流出、流入的人民币多达10多亿元。
人民币在越南流通范围也非常广，已经在越南全境流通。越南国家银行已经开展了人民币存储业务。在西北地区人民币主要是在中亚五国、俄罗斯地区和巴基斯坦流通。目前人民币跨境流通量最大的是哈萨克斯坦，大约有十多亿元人民币。在中亚其他国家流通的人民币总共也有十多亿元。
在东北地区，人民币主要是跨境流通到俄罗斯和朝鲜以及蒙古国。特别是蒙古国，已经把人民币作为主要外国货币。蒙古国的各个银行都开展了人民币储蓄业务。在与蒙古国的边境贸易中，人民币现金交易量占双边全部交易量的1/3强。
人民币跨境流通量最大的是中国香港地区。人民币在香港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自由兑换。与在周边其他国家和地区不同的是，人民币在香港被用来作为投资的一种储备货币。另外，在中国澳门地区人民币也在广泛使用。
进入21世纪以来，人民币有向世界部分发达国家和地区流通的趋势。主要表现为，人民币在部分发达国家和地区开始使用。随着中国游客的不断增多，在欧洲一些国家和美国、加拿大等国的机场以及饭店也开展了人民币兑换业务。如纽约的机场、唐人街以及部分华人比较集中的地区。在日本华人比较集中的地区也已经开始收人民币。
人民币在周边国家的流通是中国经济成长到新阶段的表现。同时说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已经开始。人民币国际化趋势首先应该是市场选择的结果，而不是政府力量推动的结果。
具体来说，一国货币走向国际化首先是由该国的经济基本面决定的：较大的经济规模和持续的增长趋势是建立交易者对该种货币的信心的经济基础；经济开放度较高、在世界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国家能够获得交易者对该国货币的需求。国际交易者对该种货币的信心和需求，决定了该种货币必然在世界货币体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促使该货币最终成为国际货币。
按照这些条件分析目前正在出现的人民币国际化趋势，是市场选择的结果。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为维护人民币不贬值的国际信誉，人民银行收窄了人民币的波动幅度，与美元形成了较为稳固的关系，使得人民币迅速得到周边地区的认同，形成区域内的“良币”形象。同时，经济高速稳定增长支撑下的人民币强势表现，增强了人民币在区域内的信誉，也赢得了区域内市场的信赖和需要。
从中国来看，中国大国经济特点的形成和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增强了国际经济交易参与者和普通公众对人民币的信心，从而增加了对人民币的需求。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可持续的，普遍接受性也会大大提高，人民币将必然会成为国际通货。
从亚洲来看，随着中国的崛起，在一个市场中，一种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将大大减少贸易和资本流动中的交易成本，为该地区创造更多的贸易机会，提高交易的规模、效率和国家福利。中国与亚洲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提高将扩大亚洲市场的规模，并产生对共同价值标准的需求。人民币地位的提升将是一个必然结果，亚洲出现人民币替代其他货币的现象也将成为可能。
人民币国际化的利与弊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尤其依赖于资金财富。因此，一旦实现了人民币国际化，不仅可以减少中国因使用外币引起的财富流失，而且将为中国利用资金开辟一条新的渠道。但人民币国际化是一把“双刃剑”，这就要求仔细分析其中的利弊。
人民币国际化的正面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提升中国国际地位，增强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
美元、欧元、日元等货币之所以能够充当国际货币，是美国、欧盟、日本经济实力强大和国际信用地位较高的充分体现。人民币实现国际化后，中国就拥有了一种世界货币的发行和调节权，对全球经济活动的影响和发言权也将随之增加。同时，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可以改变目前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减少国际货币体制对中国的不利影响。
二、减少汇价风险，促进中国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发展。
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使外贸企业持有大量外币债权和债务。由于货币敞口风险较大，汇价波动会对企业经营产生一定影响。人民币国际化后，对外贸易和投资可以使用本国货币计价和结算，企业所面临的汇率风险也将随之减小，这可以进一步促进中国对外贸易和投资的发展。同时，也会促进人民币计价的债券等金融市场的发展。
三、进一步促进中国边境贸易的发展。
边境贸易和旅游等实体经济发生的人民币现金的跨境流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双边交往中结算手段的不足，推动和扩大了双边经贸往来，加快了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另外，不少周边国家是自然资源丰富、市场供应短缺的国家，与中国情况形成鲜明对照。人民币流出境外，这对于缓解中国自然资源短缺、市场供应过剩有利。
四、获得国际铸币税收入。
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后最直接、最大的收益就是获得国际铸币税收入。铸币税是指发行者凭借发行货币的特权所获得的纸币发行面额与纸币发行成本之间的差额。在本国发行纸币，取之于本国用之于本国。而发行世界货币则相当于从别国征收铸币税，这种收益基本是无成本的。目前中国拥有数额较大的外汇储备，实际是相当于对外国政府的巨额无偿贷款，同时还要承担通货膨胀税。人民币国际化后，中国不仅可以减少因使用外汇引起的财富流失，还可以获得国际铸币税收入，为中国利用资金开辟一条新的渠道。
但同时，人民币国际化也会对中国经济产生三方面负面影响：
一、对中国经济金融稳定产生一定影响。
人民币国际化使中国国内经济与世界经济紧密相连，国际金融市场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对中国经济金融产生一定影响。特别是货币国际化后如果本币的实际汇率与名义汇率出现偏离，或是即期汇率、利率与预期汇率、利率出现偏离，都将给国际投资者以套利的机会，刺激短期投机性资本的流动，并可能出现像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产生的“群羊效应”，对中国经济金融稳定产生一定影响。
二、增加宏观调控的难度。
人民币国际化后，国际金融市场上将流通一定量的人民币，其在国际间的流动可能会削弱中央银行对国内人民币的控制能力，影响国内宏观调控政策实施的效果。比如，当国内为控制通货膨胀而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而提高利率时，国际上流通的人民币则会择机而入，增加人民币的供应量，从而削弱货币政策的实施效应。
三、加大人民币现金管理和监测的难度。
人民币国际化后，由于对境外人民币现金需求和流通的监测难度较大，将会加大中央银行对人民币现金管理的难度。同时人民币现金的跨境流动可能会加大一些非法活动如走私、赌博、贩毒的出现。伴随这些非法活动出现的不正常的人民币现金跨境流动，一方面会影响中国金融市场的稳定，另一方面也会增加反假币、反洗钱工作的困难。
尽管一国货币国际化会给该国带来种种消极影响，但长远看，国际化带来的利益整体上远远大于成本。美元、欧元等货币的国际化现实说明，拥有了国际货币发行权，就意味着制定或修改国际事务处理规则方面的巨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目前，国家间经济竞争的最高表现形式就是货币竞争。如果人民币对其他货币的替代性增强，不仅将现实地改变储备货币的分配格局及其相关的铸币税利益，而且也会对西方国家的地缘政治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
面对这些，我国应该清醒头脑，注意防范少数别有用心的国际利益集团歪曲事实，蛊惑煽动，阻挠和破坏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地位的上升。
第三节 “先烈”和“先锋”仅差一步——中国金融业的海外并购
次贷危机爆发已近两年，不仅没有偃旗息鼓之势，反而愈演愈烈，远未见底。美国、欧洲、日本等世界主要经济体相继陷入衰退，与衰退相关联的，则是大小企业的普遍困顿和资产价格、股市的大幅下跌。中国虽未独善其身，但受影响相对有限，于是一批具备相应实力的金融企业开始了海外征程。
然而，补办完“身份证”的中投公司羞涩地亮出了60亿美元的浮亏；中国平安没有施行它那1500亿元庞大的融资计划，但157亿元的亏损计提已经完成；QDII没肩负中国人海外淘金的使命，1120亿元投资，已现600亿元的浮亏。
在中国金融业“走出去”的进程中，“先烈”和“先锋”仅差一步。
金融业海外并购急踩“刹车”
曾几何时，1。8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让国人豪情万丈，金融大国崛起的历史时刻或隐或现。在减少贸易顺差的号角声中，踏着“走出去”的惊涛骇浪，那些匆忙“赶海”的“资本家们”，在亏掉了手中70％的真金白银之后猛然醒悟，轰轰烈烈的海外收购快速鸣金收兵。损失让人心痛，教训弥显珍贵。甚至有人认为，应该感谢金融危机的及时爆发，否则海外收购的损失将是一个天文数字。
2008年12月3日，中国2000亿美元主权财富基金中投公司董事长楼继伟在香港表示，在投资摩根士丹利和黑石集团而损失60亿美元之后，海外金融机构已经不敢再投，而非金融产业公司还可以投资。
中国平安去年底和今年初在二级市场购入约1。13亿股富通集团股票，2008年6月26日又参加闪电配售增持750万股，共计持有1。21亿股，合计成本为人民币238。38亿元。由于比利时富通集团爆发财务危机导致股价暴挫，手持富通股票的中国平安投资浮亏超过157亿元。平安由此宣布放弃收购富通集团的计划。
去年9月中旬，中国首个股票型QDII南方基金全球精选火爆发行，当天被抢购一空，此后华夏、嘉实和上投摩根分别发行的QDII均受到内地投资者的追捧。一年后的QDII却出现巨额亏损。10只基金没有一只净值超过1元。规模最大的4只基金，浮亏分别为48。2％、62。7％、56。7％、47。4％。
有人把它们称为中国海外投资的“三大败笔”，但它们也昭示着海外金融资产收购的巨大风险。
招商银行斥资193亿港币对香港永隆银行的收购已经完成，停牌中的永隆银行无法显现招行的损失，但收购的期望值已经变化。
对于更多的金融企业来说，海外之行变得越来越小心翼翼了。
金融机构海外并购四大国际经验
从金融并购的历史来看，海外金融并购出现过三次浪潮：20纪80年代的兴起阶段、90年代的深化阶段以及最近的次贷危机时期。不同期的海外金融并购的特点不同，效果也各异。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世界范围内开始出现大规模海外金融并购活动。当时主要是日本金融机构并购美国资产，并购对象多为房地产实物和部分金融机构股权，并购交易方式主要是现金交易。大型案例中，除日本三菱日联银行收购加州联合银行相对成功外，多数并购活动均以主并购方亏损告终。
90年代是海外金融并购的活跃期，并购规模和数量均有较大增长。欧美金融机构取代日本成为海外并购最重要的主并购方，并购成功的案例不断涌现。交易结构更加复杂，换股、增资、购买定向可转换债券、受让期权和认股证等创新工具被引入；并购对象类型日益丰富，一般债权乃至不良金融资产都成为海外金融并购对象。如美国的孤星基金（Lone Star）就曾参与日本、韩国、印尼、马来西亚等国的公司和金融领域的不良金融资产重组、处置。
次贷危机爆发以来，金融海外并购再度活跃。尤其是日本金融机构借助高储蓄率、低利率等优势重新活跃，中国等外币资本相对丰富的新兴市场国家也开始在海外并购市场扮演重要角色。欧美问题金融机构和业务部门一时间成为海外金融并购的重点对象，但近期的海外金融股权并购的盈利效果暂不明显。
回顾金融海外并购历史，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不难发现决定海外金融并购成败的四条关键因素。
第一是主并购国的宏观经济与金融环境。1980…1990年代日本金融机构海外并购失败的核心原因其实并非在于投资技术层面，而是日本的经济泡沫和监管放松扭曲了海外并购的投资收益与风险。广场协议前后，日本货币政策过于宽松，金融机构融资成本极低，间接催生投资冲动；日本政府放宽对金融机构资本金条件要求，甚至允许将银行账外资产的45％作为自有资本计算，直接导致机构海外过度扩张。而当日本国内的泡沫经济破灭后，股票投资亏损又使得日本银行达不到巴塞尔协议8％的自有资本要求，不得不大规模缩减贷款规模，被迫撤回海外投资，流动性较差的不动产投资因此才遭受较大损失。
第二是并购时机的选择。海外金融并购作为商业投资，其时机选择至关重要。经验表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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