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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原理-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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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较老的经济学家继续说，工资数量是受资本数量的限制的。
而这个命题是不能成立的；充其量它只不过是一种粗枝大叶的说法而已。它曾给人这样一种想法：一个国家在比方说一年中所能支付的工资数量是一个固定的数量。如果一群工人用罢工的威胁或其他方法而提高了工资，人们会告诉他们，其他工人群众因此会受到损失，而损失的总额恰等于他们的工资增加额。说这种话的那些人也许想到一年只收获一次的农产物。如果一次收获的小麦在次年收获以前势必吃光，如果本国不输入小麦，那末的确，任何人食用的小麦份额如果增加，则其他人恰将减少同样的份额。但是，这点并不能作为一国应付工资数量由该国资本所规定这一命题的口实，这个命题是被称为“庸俗形式的工资基金理论”的一种学说。
第二节 这种夸大可以从穆勒的《价值论》前的第二篇《工资论》中看出来；但在第四篇《分配论》中，却不再有这种扩大。资本和劳动，以及生产和劳动之间相互关系的部分对称。
前面已经指出（第一篇，第四章，第7节），穆勒晚年在孔德和社会主义者及民心的一般趋向的交错影响下，从事强调经济学中和机械因素相对立的人的因素。他欲使人注意那些习俗和社会不断的变迁以及人性的不断改变对于人类行为的影响；他和孔德一致认为从前的经济学家对人性之易变作了过低的估计。正是这种愿望推动他晚年从事于经济研究工作，而这种工作和他写《关于未解决的几个问题的文集》时在性质上是不同的；也正是这个愿望诱引他把分配和交换区别开来，并主张分配规律取决于“特定的人类制度”，并随着人类的情感、思想和行动从一种状态转入另一种状态而往往变化不绝。从而，他把分配规律和他认为建立在一成不变的自然基础上的生产规律，以及和他认为与数学的普遍性十分相似的交换规律都对立起来。的确，他有时说，仿佛经济科学主要讨论的是财富的生产和分配，因此，似乎是暗指他把交换理论视作分配理论的一部分。但实际上他把这两种理论区分开了；他在《原理》的第二篇和第四篇讨论《分配》，而在第三篇讨论《交换的机器》（参考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二篇第一章的第一节和第十六章的第六节）。
这样做的时候，他让经济学更合乎人情的那种热诚战胜他的判断，并且促使他工作而没有完全的分析。因为他把主要的工资理论放在供求的说明以前，这样就使他失去满意地讨论工资理论的一切机会；而事实上他竭力主张（《原理》第二篇第十一章，第一节），“工资主要取决于人口和资本的比例”；甚或像他后来解释的，取决于“雇佣劳动阶级的人数”和“由用来雇佣劳动的那部分流动资本构成的所谓工资基金总额的比例。”
事实是，分配和交换的理论密切联系得略多于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其中每个方面都有机械准确性和普遍性的因素，每个方面都有取决于“特定的人类制度并因时因地的不同而不同或行将不同的因素。如果穆勒认识到这个伟大的真理，他也许不会像他在第二篇中那样力求用工资问题的提出来代替它的解决，而也许会把他在第二篇中的描述和分析同第四篇中关于决定国民收入的因素的精湛的研究结合起来；这样，也许会大大促进经济学的发展。
实际上当他的朋友桑顿跟在郎格、克利夫·莱斯里、杰文斯和其他学者之后，使他相信他在第二篇中的措辞不当时，他完全接受了这个意见，并夸大叙述了他自己的过去错误和他不得不向他的敌人所作的让步。他说（《论文集》，第4卷，第46页），“没有这样的自然规律，它生来就使工资不可能上涨到这一点，在这点，它不仅吞尽他（雇主）企图用在营业上的基金，而且还吞尽他除了生活必需品以外所留下的全部私人用费。这种上涨的真正限界是，对他有多大的损害或迫使他歇业的实际考虑，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工资基金限界。”他并没有说明，他所指的是直接结果还是最后结果，指的是短期还是长期，但不论在哪种场合下，这种说法似乎都是站不住脚的。
就长时起来说，限界定得太高，工资不能长期上涨得几乎吞尽像这里所指的那样多的国民收入。就短时起来说，限界又定得不够高：因为当危急之际一次组织得很好的罢工在短时间内可以向雇主强索一种超过支付该时期原料以后的全部产值，从而，使他在当时的毛利成为负数。的确，不论较旧或较新形式的工资理论都和劳动市场上的任何特定斗争问题没有直接的关系。它取决于斗争双方的力量对比。但是，工资理论对劳资关系的一般政策却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它表明那些政策本身含有或不含有它们最终失败的因素；哪些政策可通过适当的组织加以维持；哪些政策最后将使劳资双方都两败俱伤，虽然他们组织得十分完善。
不久凯恩斯在他的《基本原理》中力图用一种他自认为可以避免攻击的叙述形式来恢复工资基金学说。虽然在他的大部分叙述中他避免了从前的陷阱，但是，他之所以能这样做，只是由于他把这个学说的特征都给解释掉了，从而，所剩下的很少名副其实。不过，他说（第203页），“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工资率和劳动的供给成反比例的变化”。就劳动供给的急剧增加的直接结果来说，他的论点是对的。但是，在人口增长的一般过程中，不仅资本的供给有某些增加，而且同时劳动的分工也愈细，效率愈高。他使用“成反比例的变化”一语是错误的。他应当说“在短时间内至少向着相反的方向变化”。他进而得出一个“出于意料的结果”，即劳动供给的增加（如系和固定资本与原料一同使用的那种劳动）会使工资基金“随着领工资的人数的增加而减少”。但这只是在工资总额不受生产总额的影响的条件下才会产生的结果；而实际上生产总额是所有影响工资的那些因素中最强有力的因素。
第三节 续前。
不妨指出，工资基金的极端形式把工资说成是完全由需求决定的，虽然需求被粗浅地表达为取决于资本的数量。但有些经济学的通俗注释者似乎同时主张工资基金学说和工资铁律（认为工资严格受人的培育费的决定）。当然他们可以把这两种理论都加以改造，并造成一个多少和谐的整体，如凯恩斯后来所作的那样。但似乎他们并没有这样做。
工业受资本的限制这一命题，往往被解释得实际上和工资基金理论意义相同。它可以被解释得正确，但一种类似的解释可以使“资本受工业的限制”一语同样正确。而穆勒之使用它主要和这个论点有关，即用保护关税或其他方法使人们不按他们所喜好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一般是不能增加劳动雇佣的总量的。保护关税的影响至为复杂，在这里无法加以讨论；但穆勒显然说得对。就一般而论，用来维持或辅助任何一种保护关税所建立起来的新工业中的劳动的资本，“一定是撤自或停办某种别的工业而来的，在该工业中，它雇用或势必雇用的劳动量，大概等于它在新工业中所雇用的劳动量”。或用比较现代的形式来表述这个论点：这种立法显然既不增加国民收入，也不增加归于劳动的国民收入份额。因为它不增加资本的供给，也不能使劳动的边际效率较之资本的边际效率有所提高。因此，使用资本时须付的利息不会降低；国民收入得不到增加（实际上，几乎一定有所减少）；因为劳动和资本在订约分配国民收入时没有一方能得到新的利益，所以，它们都得不到这种立法的好处。
可以把这个学说颠倒过来说，推动保护关税所建立起来的新工业中的资本所需要的劳动，一定是由撤自或停办某种别的工业而来的，在该工业中，它推动或势必推动的资本量也许等于它在新工业中所推动的资本量。这种说法虽然同样正确，但它不易为一般人所接受。因为货物的买主通常被认为给予卖主以特殊的利益，虽然实际上买主和卖主彼此提供的服务在长期内是同等的。同样，雇主通常被认为给予工人以特殊的利益，虽然雇主和雇工彼此提供的服务在长期内是同等的。这两件事的原因和结果，我们在以后的研究中将大力加以讨论。
某些德国经济学家曾有过这样的论点，他们说，雇主支付工资的资金取自消费者。但这似乎出于一种误解。如果消费者预购个别雇主所生产的东西，则这种说法也许对他适用。但事实上却有相反的常规；
消费者往往过期付款，买现成商品时只给一种对它们的延期支配权。
不能否认，如果生产者不能出售他的货物，则他在短时间内也许不能雇用工人；但这只是意味着生产组织部分发生障碍。如果机器的一个联杆坏了，则它可以停顿，但这并不意味着机器的原动力就是联杆。
雇主在任何时候所支付的工资额也不是由消费者们对他的货物所付的价格来决定的，虽然雇主对消费者们行将支付的价格的期待对它一般都有很大的影响。诚然无疑，在长时期的正常条件下，消费者们所支付的价格和他们行将支付的价格其实是相同的。但是，当我们从一个雇主的特殊付款转向一般雇主们的正常付款（我们此刻所讨论的其实只是这种付款）时，消费者们就不成其为一个独立的阶级了，因为人人都是消费者。当羊毛或印刷机从库房或车间转移到毛纺工业家或印刷家的手中时，从广义上讲，我们说它们进入消费领域，这种国民收入专用于消费者。而这些消费者也是生产者，这就是说，也是劳动、资本和土地这些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儿童和他们所供养的其他的人以及向他们征税的政府只消耗他们的部分收入。因此，认为一般雇主们的资金最后取自一般消费者，无疑是正确的。但那只不过是下述事实的另一种说法而已。一切资金都是国民收入的组成部分，它们被作成适于延期使用而不适于直接使用的形式。如果其中有些现在用于其他目的而不用于直接消费，则它们势必由国民收入的流入加以代替（带有增加额或利润）。
穆勒的第一个基本命题和他的第四个基本命题即商品需求不是劳动需求是密切地联系着的。但是，这个命题又没有很好地表达他的意见。的确，购买某特定商品的那些人，一般都不供给辅助和维持生产那些商品的劳动所需要的资本。他们只是把资本和雇佣从别的企业转向那种企业，而这种企业的产品是他们增加需求之所必需。但是，穆勒不以证明这点为满足，他似乎是说，把货币用在雇用劳动上比把货币用在购买商品上对劳动者更加有利。这是一个其中含有点滴真理的意见。因为商品的价格包括工业家和中间人的利润；如果买主充作雇主，则他稍微减少对雇用阶级服务的需求，并且增加劳动需求，正像他不买机制花边而买手织花边所增加的劳动需求那样。但是，这个论点假定，工资是在工作过程中支付的，像一般的作法那样，而商品的价格，照普通的办法，是在商品生产出来以后支付的。我们发现，在穆勒拿来说明他的学说的各种场合下，他的论点暗示着，虽然他自己似乎不知道，消费者从购买商品转向雇用劳动时，把他自己消费劳动果实的日期推后了。而同样的延期对劳动者产生同样的利益，如果买主用钱的方式没有改变的话。
第四节 产业资本和其他财富形式与工资的关系。
在国民收入的整个讨论中，饭店的厨房用具和私人家中的厨房用具同雇用厨师的关系，暗中曾以同等的关系对待的。这就是说，资本就广义的资本而言，它并不仅仅局限于产业资本。不过，关于这个问题还须略加讨论。
人们往往认为，虽然那些稍有或没有自己积累财富的工人们，因资本的增加而大得其利，这里的资本是狭义的资本，它和维持并在工作中辅助劳动的产业资本大体是相同的。但是，他们从不属于自己所有的其他财富形式的增加中很少获得利益。无疑地，有几种财富，它们的存在几乎不影响工人阶级；而他们却差不多由于（产业）资本的每次增加而直接受到影响。因为较大部分的资本是作为他们工作中的工具和原料而通过他们的手的；同时很大一部分是由他们直接使用，甚或消费掉了。因此，当其他财富形式变成产业资本的时候，工人阶级似乎势必得利，反之则反是。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如果一般私人不再置车或船，而从资本家那里租用，则对雇佣劳动的需求必然减少。因为从前当作工资支付的部分，现在当作利润归中间人所有。
也许可以反对的是，如果其他财富形式大规模地代替了产业资本，则用来辅助劳动或维持劳动所需要的东西就会感到不足。这也许是某些东方国家的真正危险。但在西方国家尤其是在英国，资本总额在价值上等于工人阶级许多年中所消费的商品总值。那些较之其他形式能直接适应工人阶级需要的资本形式，对它们的需求稍有增加，就会很快地使它们的供给增加，其中有的是由别的国家输入的，或有的是为了适应新的需求而特地生产的。因此，我们不必要为这点担心。如果劳动的边际效率保持得高，则它的纯产品高，从而，劳动工资也高。
源源而来的国民收入将分割成几个相应部分，一部分总会提供足够的商品供给，以供工人直接消费之用，一部分把所生产的那些商品充作大量的工具储备。当供求的一般情况决定了其他社会阶级可以随便花用国民收入的那些部分时，当那些阶级的嗜好决定了有多少支出用于现在的满足而有多少支出又用于未来的满足时，那末，不管兰草是来自私人的温室或职业花匠的玻璃温室（因此，它是产业资本），这对工人阶级是无所谓的。
经济学原理……附录十一 几种剩余
附录十一 几种剩余
任何生产部门的实际成本总额以几种方式小于和它相应的诸边际成本，从特殊的观点看，其中每一种都可以视作剩余。但是只有那些在文中所讨论的剩余需要加以慎重研究。
其次我们必须对各种不同剩余的相互关系及其和国民收入的关系作一些研究。这种研究是困难的，同时也没有多大的实践意义；但从学术的观点来看，它却具有某种魅力。
当国民收入按各种生产要素的边际价格全部配给它的所有者时，它一般还给他提供一种剩余，这种剩余有两个不同的虽然不是独立的方面。它给作为消费者的他所提供的剩余，是由商品的总效用超过他对该商品所曾支付的实际价值的差额构成的。对那些恰能引诱他买的边际购买额来说，二者是相等的。但是，那些他宁愿出较高的价格而不愿不买的购买额部分，给他提供了一种满足的剩余：这是一种作为消费者的他从他的环境或际遇给他提供的便利中得到的真正纯利益。
如果他所处的环境改变了，以致使他不能再得到这种商品，并迫使他把用在买这种商品的资金转用在按它们各自的价格他不愿更多买的其他商品（其中的一种商品也许是增进安逸的）上，他就会失去这种剩余。
如某人因直接劳动或自己拥有积累的（亦即获得并储蓄起来的）
物质财富而被视作生产者，则他从他的环境所得到的剩余的另一个方面就会看得更加清楚。作为一个工人，他获得工人的剩余，因为他的全部劳动是按那样一种工资率付酬的，在这种工资率下，他恰愿提供最后一部分劳动；虽然其中大部分劳动也许给了他很大的快乐。作为一个资本家（或一般作为任何种积累财富的所有者），他获得储蓄者的剩余，因为他的全部储蓄（亦即等待）是按那样一种利率付酬的，在这种利率下，恰能诱引他提供一部分储蓄。纵令他也许会再储蓄一些，一般说来，他也是按那种利率付酬的，而如果他被迫支付保管费，则他从这些储蓄得到的却是负利息。
这两种剩余并不是互不相干的。计算它们时很容易把同一种剩余计算两次。因为当我们按照生产者从他的劳动或储蓄所取得的一般购买力的价值计算了他的剩余时，我们就暗中计算了他的消费者的剩余，如果他的嗜好和他所处的环境是既定的话。在分析上这种困难也许可以避免。但实际上要估计并把这两种剩余相加起来是决不可能的。任何一个人从他的环境中所能得到的消费者的剩余，工人的剩余和储蓄者的剩余，都取决于他个人的嗜好。它们部分地取决于他对消费、劳动和储蓄各自所给予他的满意和不满意的一般感觉，部分地也取决于他的感觉弹性，这就是说，取决于那种比率，在这种比率下，它们随着消费、劳动和储蓄各自的增加而变动。消费者的剩余首先和各个商品有关系，其中各部分都对影响获得商品之条件的际遇之改变有直接的感应：而这两种生产者的剩余总是以际遇给予一定数量购买力的那种一般收益来表示的。这两种生产者的剩余是独立的，累积的，在一个人为自己劳动和为自己储蓄的场合下，它们显得各不相同。这两种生产者的剩余和消费者的剩余之间的密切关系可以用下述事实来说明。即在估计鲁滨逊生活中的苦乐时，最简单的是，按照这样的方法计算他的两种生产者的剩余，以便包括他的全部消费者的剩余。
工人大部分的工资在性质上是对培养他能够工作所需要的操劳和费用的延期报酬；因此，估计他的剩余是很困难的。也许他的全部工作几乎都是愉快的；就他的全部工作来说，他也许得到优厚的工资。
但是，在权衡人的苦乐时，我们还必须加上他父母和他过去所受的牺牲和劳作。但我们不能清楚地说有多少。在少数人的场合下，也许苦多乐少，不过，有理由认为，在大多数人的场合下，乐多苦少，而在某些人的场合下，乐更多于苦。这个问题既是经济的，又是哲学的；它因下列事实而更加错综复杂：即人的活动本身既是目的又是生产手段，同时清楚地区分人类劳作的直接（或主要）成本与它的总成本是很困难的；问题一定得不到完全解决而被丢下。
当我们来考察物质生产工具的所得时，这个问题在某些方面就比较简单。提供物质生产工具的劳动和等待，提供上面所说的那种工人的剩余和等待者的剩余，此外，还提供一种剩余（或准租），即总货币收益超过直接费用的差额，如果我们只就短时起来说。但就长时起来说，在经济科学所有比较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在本章所讨论的问题中，是不存在直接费用和总费用的区别的。在长时期中，各生产要素的所得按照它们的边际率只足以报酬生产它们所需要的劳作和牺牲的总和。如果小于这些边际率，则供给势必减少；因此，总起来看，在这方面一般是没有额外剩余的。
上面最后一个论点，在某种意义上适用于新开垦的土地；如果我们能追本溯源，则它很可能适用于早开发国家中的许多土地。但是，这种做法会引起历史、伦理学和经济学上的争论问题；而我们当前研究的目的是展望未来，而不是回顾过去；只要向前看，而不要向后看，同时不过问现存土地私有权的适当范围和公平与否，我们知道，作为土地报酬的那部分国民收入，是在其他生产要素的报酬不算作剩余的意义上的一种剩余。
从本章的观点来说明第五篇第八——十章中最后所讨论过的理论。一切生产工具，不论机器，工厂及其建筑用地，或农场，都同样给占有并使用它们的人提供超过特定生产行为之主要成本以上的大量剩余；在长时期的正常状态下，也不给他提供一种超过他购置和使用它们所用的劳作和牺牲及费用以上的特殊剩余（没有和他的一般工人的剩余和等待者的剩余相对立的特殊剩余）。但是，土地和其他生产要素有这样一种区别：从社会的观点来看，土地所提供的是一种永久的剩余，而人造的易坏的东西则否。保持任何生产要素的供给越是需要报酬，它的供给也越是这样的变动，以致它从国民收入中所能汲取的份额和维持该供给的成本一致。而在一个早开发的国家中，土地却处于例外情况，因为它的报酬不受这个原因的影响。不过，土地和其他耐久工具的区别主要是一种程度上的区别。而研究地租的主要兴趣，是由于它说明了一个贯串在经济学中的伟大原理。
经济学原理……附录十二 李嘉图关于农业税和土地改良的理论
附录十二 李嘉图关于农业税和土地改良的理论
他的理论部分是根据潜在的不可能的假设进行的。它虽然在逻辑上站得住脚，但不适用于实际情况。
我们关于李嘉图思想的精深及其表达的不完善已经谈了很多，特别是指出了那些使他制定报酬递减规律而不加限制的种种原因。我们这种意见，在他讨论土地改良和农业税的归宿的影响中也同样适用。
他对亚当·斯密的批评是极不慎重的；如马尔萨斯所公正指出的（他的《政治经济学》第十节 的结束语），“李嘉图先生一般注意的是永久的最后结果，关于地租他总是采取相反的政策。而只有注意暂时的结果，他才能反驳亚当·斯密的这一论点：即种植稻米或马铃薯比种植小麦会提供较高的地租”。如马尔萨斯继续说：“实际上，有理由相信，地租甚至不会暂时下降，因为把小麦改种稻米必然是逐步的，”则他也许不会很错。
但是认为在一个不能输入很多小麦的国家中，很容易这样来调整田赋和阻碍土地改良，以致使地主阶级在短时间内大发横财，而使人民大众贫困不堪，在李嘉图的时代具有重大的实际意义，甚至现在认识这一点也是有莫大的科学兴趣的。毫无疑问，当人民贫病交加的时候，地主阶级的钱袋势必受到损害。但这个事实并不能削弱李嘉图的下述论点：即他一生中农业价格和地租的暴涨，表明了国家所受的损害比地主阶级所受的利益大得不能较量。但是，让我们来考察李嘉图的某些论证，而这些论证是他喜欢从定义明确的假设开始的，以便求出引人注意的精确结果；而这些结果读者可以自行综合，以便使它们能应用于现实生活。
我们首先假定，某个国家所种植的“小麦”是绝对必需的；也就是说，小麦的需求没有弹性，它的边际生产成本的任何变动，只会影响人们对它所支付的价格，而不会影响它的消费量。其次假定，小麦不进口。那末，对小麦征收十分之一的税的结果，就会使它的实际价值提高，直到和以前一样多的十分之九足以报酬边际投资量，从而，各宗投资量为止。因此，每块土地的小麦总剩余和以前一样；但是，十分之一的小麦既当作租税而被征用，所以，余下的只是以前小麦剩余的十分之九。因为它各部分的实际价值都按九与十之比上升，所以，实际剩余不变。
但是，农产品的需求绝对没有弹性的这一假设是一个反常的假设。其实价格上涨势必使某些农产品（如果不是主要粮食）的需求有所减少，因此，小麦价值（即总产量的价值）永不会和税额成正比例的上涨，而在一切土地耕作中所运用的劳动和资本将有所减少。从而，一切土地上的小麦剩余势必减少，但减少的比例却因地而异。既然十分之一的小麦剩余当作租税而被征用，同时它各部分的实际价值都按小于九与十之比上升，所以，实际剩余有双重的下降（本书上卷第177页的图把这些推理同时译成几何学用语）。
在现代条件下，小麦的自由进口使租税不能大大提高它的实际价值，这种实际剩余会下降得很快；即使没有进口，如果小麦实际价值的上涨使人口减少，或至少很可能降低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准和效率，也会逐渐产生同样的结果。降低生活水准和效率的这两种影响对生产者的剩余也有类似的作用；二者使劳动对雇主很贵，而后者又使工人的实际计时工资低微。
李嘉图关于所有这些问题的推理，是很难理解的：因为他往往不加说明，当他不再讨论那些“直接的”并和人口的增长相较而属于“短时期”的结果，就转向那些“最后的”和属于“长时期的”结果，而在长时期中，农产品的劳动价值有时间大大地影响人口的数量，从而，影响农产品的需求。如果补充了这种解释，则他的推理很少有站不住脚的地方。
现在我们可以考察他就农艺改良的影响所提出的论点，他把农业改良分为两类。而特别饶有科学兴味的是他对第一类的讨论。所谓第一类的改良是指“我能用较少的资本获得同样的产量，而不破坏相续资本部分的生产力之间的差别”的改良；当然，为了他的一般论证，可以忽略这一事实：即任何一种改良对一块地的贡献比对另一块地要大些（参阅本书第四篇，第三章，第四节），和以前一样，李嘉图假定小麦的需求没有弹性，他证明，资本将从较贫瘠的土地（或从较肥沃的土地的较多的集约经营）撤回，因此，在最有利条件下投资所得的用小麦计算的剩余（即如我们所指的小麦剩余）和那些不是像以前处于耕作边际的土地相较，将是一种剩余；由于根据假设二次投资的生产力的差别不变，所以，小麦剩余势必减少，当然，这种剩余的实际价值和劳动价值下降得更多。
这点可以用右图来说明；图中曲线AC代表当作一个农场的全国土地对各宗资本和劳动的投资所提供的收益。各宗劳动和资本并不是按它们投资的顺序，而是按它们生产力的顺序来排列的。均衡时的投资量是OD。小麦的价格是使收益DC适足以报酬一宗投资的价格；面积AODC代表小麦的全部产量，其中AHC代表小麦剩余总额。（不妨指出，使该图代表全国而不代表一个农场在解释上的唯一变动是源于这一事实：即我们现在不能像过去那样假设所有各宗资本都是在同一邻区投放的。从而，同一种农产品的相等部分的价值也是相等的。但是，我们可以克服这个困难，办法是，把运输农产品到共同市场的费用算作它的部分生产费；每宗资本和劳动中有一定的部分充作运输费用。）
李嘉图第一类的改良，将使在最有利条件下的投资量的收益从OA增加到OA′，使其他投资量的收益也有所增加，但不按相同的比例而是按相等的数量增加的。结果是，新产量曲线A′C′将是旧产量曲线AC的重复，但是比它高出AA′一段的距离。因此，如果对小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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