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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巧经商-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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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蠡认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各种商品有各样的用途，发生战争需要军备，日常生活需要各种货物。透彻了解这些情况，才能掌握商品流通的规律。作为生意人，要懂得储备各种货物——干旱时期要生产舟船，洪水时期要备好车骑。农业生产变化无常，丰收时要多留储备粮，以备灾荒时用。粮食价格要保持合理标准。粮价低，农民受害，失去种田积极性，田园荒芜，杂草丛生；粮价高，商人没有收购能力，粮食卖不出去。只有让农民和商人都得利，粮食交易市场才能兴旺。这既是商经，也是治好国家的重要道理。
商品的质量要完善无疵，手中的资金要不停地周转。买卖货物，要注意其特点，易腐败的食品不要久留，尽快脱手。只有掌握了市场的供求情况，知道哪种商品过剩，哪种商品短缺，才能对其价格贵贱了如指掌。凡商品贵到极点必反贱，贱到极点必反贵。掌握住这一规律，对于贵的商品也可以像对待粪土似的尽快出手，对于贱的商品则可视如珠玉一样收取过来。经商者手中的资金不要闲置不用，要使其像流水一样运转流通。
范蠡提出六个经商思想：
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春秋末期，自由经营的私商兴起，他们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在复杂多变的市场形势下，要获利赚钱，就必须重视市场行情的变化，揣度商品供求和价格的变化，以便采取有针对性的对策。范蠡是那时善于预测行情、敏于掌握时机、在经营上取得极大成功的代表。
二是贵贱复反，贱买贵卖。范蠡认为，货物的时贱时贵是会有一定规律的，五谷贱贵在一定条件下会向相反方向转化，物极必反，物之多少，价之贵贱，会向其反面转化。他运用计然“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的观点经商，看到市场上某种货物上涨，就会刺激人们生产出更多的这种货物，生产这种货物过多了，卖不出去，价格就会跌落下来，反之亦然。货物价格的贵贱与货物的“有余”和“不足”是有着密切关系的。因此，他认为具体从事经商的人应该在某种货物价格昂贵时，就要像对待粪土那样，赶快卖出去，从贱买贵卖的经营中获利。
三是完物上种，质高货真。商品是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二重性的。商品的质量是指商品效用的好坏，即使用价值的高低。效用好，使用价值高的，质量就佳，反之就是劣。商品的质量关系到生产者、商人本身的信誉和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也关系到消费者的切身利益。当时当私营个体手工业者大量兴起以后，范蠡就引用计然之策，提出“务完物”的口号，要求质高货真，他强调贮藏货物要完好，并提出“腐败而食之货勿留”，以免浪费或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第80节：趋利避害—管仲
第80节：趋利避害—管仲
四是薄利多销，不敢居贵。“薄利”是手段，“多销”是目的，以“薄利”促“多销”是商人的目的。范蠡主张“不敢居贵”，仅“逐什一之利”。他与投机奸商不同之处是出不抬价，进不压价，不在扩大商品的加价率上费心机，而是当买即买，当卖即卖。他提出的“无息币”、“财币欲其行如流水”，就是力求加速商品的周转次数，使得同量的资本在一定时间内能做更多的生意，从而在扩大购销中去增加利润的总额。范蠡是不敢居贵、薄利多销型的古代经商者之典范。
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范蠡经商之术广泛地利用了计然“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之策，大获其利。天旱预先进船只，天涝预先进车辆。大水年预做车子的生意，因为这时用船，车子没人买，价贱，水灾过后，车子将成为市场上特别需要的抢手货而涨价，可以赚钱。在天旱时预做舟船的生意，其理相同。
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范蠡主张在增加储备的同时，应力求加速周转，要求“无息币”。他信奉计然“财币欲其行如流水”的观点，认为商品、货币在市场经营中应该像流水似的畅顺，快速周转。所以，他主张“不敢居贵”，薄利多销、快销，加速商品、货币在流通领域的周转。主张“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做到快销、快购，加速商品流通中货币、商品、货币的进程，切勿保守惜售，观望吝购而阻碍“货币——商品——货币”在流通中顺畅进行。
趋利避害——管仲
管仲是春秋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名夷吾，字仲，一作敬仲，齐国颖上人。他少时家贫，青年时从事商业，后辅佐齐桓公施政，对齐国的政治、经济多方予以改革，尤以搞活经济、开发商业以及对利害观的透彻分析纵横于春秋，成为先秦时期著名的商人改革家。
管仲身处诸侯四起、争霸称雄、社会激烈动荡与深刻变革的时代，他以商人的胆识、思想家的睿智，洞察到诸国分立、兼并逐步走向统一的社会发展趋势，胸怀创造霸业的宏伟政治抱负，申明大义，从政辅佐齐桓公达十余载，励精图治、锐意改革，使落后的齐国迅速崛起，雄踞五霸之首，将趋利避害的商业策略贯之于政治，取得了辉煌的成功。管仲出身寒微，从小就诵读《诗》、《书》，学习礼仪，练习驾车、射箭的武艺。但因为生活贫困，他在年轻时不得不中辍学业，去从事被人看不起的商业，以经商来养家糊口。由于善于把握商机，他总能出其不意地大赚一笔，同时这些经历也促进了他对社会的了解，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知识与经验，对当时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和社会弊病有了深刻认识。面对社会动乱、国家贫弱、人民困苦的生活现实，他立志要干一番事业。
《管子？禁藏》篇揭示出了商业经营的一个基本谋略：趋利避害。天下这么多事情，大家都是为一些利益所驱使，为利益而管子像奔忙。人之常情是见到有利可图的事情不可能不干，见到祸害则不可能不躲避。商人们做买卖，夜以继日地赶路，两步并作一步走，千里行程也不会感到遥远。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努力向前可以获得更多利益！
渔人们入海捕鱼，海水深达万仞，逆流而进，冒着生命危险停留于百里之外，日夜操劳而不归，因为多捕到一些鱼，就可以获得更多利润。凡是利益存在的地方，山再高也能爬上去，水再深也能潜下去。善于治理的人，能够看准利益之所在，因势利导引导大家获得利益，那么人们自然会不待推动而自觉前往，不待牵引而自动过来，不用烦琐扰攘而人民自然富裕，过上美好安定的日子。这就如同禽鸟孵蛋那样，蛋隐藏在羽翼下，见不到形迹，听不见声音，不知不觉地便把雏鸟孵化出来了。
在经商过程中，“利”与“害”的矛盾更是斗争的焦点。商业是以获取最大利润为经营目的的，投资是期望财富不断地增长，实力不断地扩展，经济发展不断加速。企业是经济组织而不是慈善机构，因此经商必须旗帜鲜明地追求经济利益。
第81节：天下治生祖—白圭
第81节：天下治生祖—白圭
商业的利润来自市场运营，来自顾客一方，如何趋利避害获取利润呢？作为经商者要有长远的眼光来看待利与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业为了获取利益必然首先向顾客“给予”，这其中包括调查顾客的需求、购买动机，从而开发适销对路的产品，并通过广告宣传把产品信息传递给顾客，同时，还要加强售前、售中、售后各项服务，最大限度地满足顾客的需要。在这一阶段，商人进行的是一系列“利他”的行为，这是否有悖于“趋利避害”的原则呢？当然不，如果把商业在市场中的投入也看作“害”的话，那恐怕这位商人就要另投他业了。事实上，只有经过一系列不懈的利他行为，经商才有可能实现“利己”的目的，自身的经济利益才能得以实现。
在经商运作中，“利害”关系亦起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因为商业内部利益的分配直接触及商业内部员工的直接利益。我们要正视“皆为利驱，皆以利往”的利益观，这是经商的根本。
趋利避害的积极意义在于：经商者在能判清“利害”的情况下应有足够的能力化不利为有利，这是现代经营中至高的谋略之一。因为在商场竞争中有些问题是无法闪避的，这时候就需要商人能够“智者之虑，杂于利害”，考虑问题要兼顾利、害两个方面，从整体上把握事物发展的方向，在有利情况下看到不利，采取措施避免不利情况出现。而在不利情况下也要能够看到有利，创造条件使不利转化为有利，才能使企业立于不败之地。
创造条件的思想前提是学会全面地考虑问题，而在具体关系上就是因势而变地创造条件，使自己处于主动地位。孙子曰：“是故屈诸侯者以害，役诸侯者以业，趋诸侯者以利”。这就是说，要使诸侯屈服，就要用他们最害怕的事情去威胁它；要役使诸侯，就要用危险的事情去困扰它；要使诸侯归附，就要用利益去引诱它。只要使诸侯害怕、困扰和引诱的条件具备，就能使之屈服、被役使和归附。
商业的成败往往在于利害的转化上，运作得好，商业经营就会蒸蒸日上，运作不好，商业就会不断陷入困境，不能自拔。
而几千年前的管子倾其一生的实践将趋利避害的原则完整地展现在了现代商人的面前。＇
管仲的商业哲学乃至治国之道均是以“利”为中心的，他在商海中之所以能纵横捭阖，关键在于能够明辨利、害，趋之以利，避之以害，则莫不富也。虽然他后来弃商为官，但他一生没有忘记从商海中学来的这一经世韬略。
管仲看似唯利是图的小人，实则不然。他以利观人，得鲍叔牙这一人生知己。后在生死存亡关头，他权衡利弊认为大义在于振兴齐国，而不单单以死效忠，毅然决定返齐为相。在任期间，以利害之变整治齐国内政外交，使齐由弱变强。在春秋天子权威日见萎钝之机，管子反其道而行之，以尊王攘夷赢得天下大利，终使齐九合诸侯。齐国的辉煌正是管仲商业谋略贯之于政治的最经典的范例。
管子之事为经商提供了不少值得借鉴之处，如不可图小利而至大害，相反可以舍小利而赢取更多利益。利害的变化是瞬息万变的，商业是一个能动的主体，它应当能够应对时变，在关键时刻创造条件规避风险，获取利润。
天下治生祖——白圭
白圭，名丹，周人，生活在战国时代。《史记？货殖列传》中曾说到：“白圭其有所试，能试有所长，非荀而已矣。”就是说他曾经过商，有过实际的经商实践，而且他还十分善于经商，取得了实际的成效，他的经商理论并不是纸上谈兵，而是颇有见地。
他“乐观时变”，擅长经商。在“善为商贾”、“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的周人中，可称得上是最典型的人物。
白圭作为一个商业理论家，由于史料原因并没有更多的史实记载，但所留下来的商业理念却是聚集了当时经营之道的精华，一直为后人所借鉴。
白圭作为中国商人中最早的商业理论家被誉为“天下治生祖”，足见白圭的经营之术对后世影响之深远。白圭早在几千年前就能够洞察到商品经营背后一些鲜为人知的规律，他的理论概括来就是“人弃我取，人取我与”。
第82节：天下治生祖—白圭
第82节：天下治生祖—白圭
弃者，无用也，是指在一定期内消费者认为是没有什么价值的或是已经贬值了的商品，一般情况下商人见到这种情况也会大量抛售，以防止更大的亏本。
取者，购进、收购之意。在商品贬值之机大量购进似是愚蠢之举，很多人认为这样不是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到无底洞之中吗？问题的关键在于，“缺不是无原则地购进一切已经贬值的商品，对于已丧失了消费潜能的商品当然不能购进。这里的“我缺，购进的是那些由于市场暂时变化而忽然供大于求贬值了的商品，它们并不是完全丧失了市场潜力，而是一时由于市场变化的原因而滞销。对于商贾来讲，能够看到这种商品潜在热销的可能性时，就应大量购进。
在这一阶段，商家一直处在投资阶段，利润的回报周期可能相当长。而一旦“人取我与”的时机来临，商家将从中获取丰厚的回报，因为当这种商品重新热销的时候，其他商家没有库存，无法在第一时间内将商品投放市常而对于已经囤积已久的商家来说，此刻掌握着完全的市场主动权，商品价格会因供求失衡而上涨。
白圭为达到理财富国的目的，对各种市场信息极为重视，反映极快，出手果断。一遇行情变化，立即作出决定，是买进还是卖出，绝不错过任何一次良机，用他的话说就是“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同时，他还能克勤克俭，身体力行，精心创业，是一个自制力极强的人，绝不会因为赚了钱就去挥霍浪费，这很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白圭还强调商人要有丰富的知识，同时具备“智”、“勇”、“仁”、“强”等素质，要求商人既有姜子牙的谋略，又要有孙子用兵的韬略，否则经商是很难有大成就的。
白圭为国理财，常从大处着眼，通观全局，在经营上从不嫌弃小惠小利，也从不靠诡计进行欺诈。他将货物流通与发展生产联系起来，既能使经营生财，又使生产有利其发展。他认为只有以足补缺，以丰收补歉收，使全国各地物资互相支援才能在辅民安民的同时为国家理财致富。具体做法是：如果一个地方盛产蚕茧，就购进这些产品，而用谷物等其他当地缺少的东西去换；如果一个地方粮食丰产，就去购进他们的粮食，然后用丝、漆等类必需品去和他们交换。这样就使全国的货物得到流通，既利于人民生活，又能从中赚取利润，可谓一举两得，利国又利民。
白圭还很擅长观察天气变化，注意提前储备粮食物资来救灾救荒，辅民安邦。在丰收之年就趁粮价低时大量买进，等灾荒发生时就以低于市场的价格低价卖出，帮助人民度过灾荒。这样在辅民为民的同时，财富也成倍地增加。白圭还有一个让现代人汗颜羞愧的经商思想：“欲长钱，取下谷，长石斗，取上种。”意思是说如果为了省钱而买谷物自己吃，就买差一些的谷物，如果是为了做种子来年丰收，那就请买上等的种子。他不但为对方着想，还计划得合情合理，既要节俭，又要丰产，可谓将思想做到了家。这种经营思想和真诚为顾客着想的人在如今也是很少见的。许多商家如果真把顾客当作上帝来对待，就应该处处为顾客着想，而且要像白圭那样想在前边，这才是最有效的最让人钦佩的经商策略。
在战国时期，政治、军事的地位远远高于经济，但白圭却将经济的重要性等同于政治和军事，他说：“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疆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他认为经商也需要大智大勇的素质，更要有仁义之心，这和治国统兵要求同样高，没有那么高的素质想向他请教也不会告之以诀窍。“终不告之”或许有些过分，有不外传之嫌，但或许白圭认为不仁不义、无勇无谋的人学了也不会用好，反而会坏了他的名声吧。比如有人学了之后用欺诈之法损人利己，这恐怕与白圭的利国利民然后再取财的道理相违背了。总之，白圭将经商的地位看得与政治军事同等重要，说明他具有一种谋略家的头脑。在两千多年前，白圭就有了这么好的经商思想，实在让我们叹服，在中华文化宝库中有如此丰富的遗产更令我们感到骄傲自豪。
第83节：红顶商人—胡雪岩
第83节：红顶商人—胡雪岩
白圭的“待乏”原则，把日常生活中人人都遇到的生活事作为自己赚钱之道。可见，机会、生意、财富并非难觅，而是无处不在。它就在你的身边或者正与你擦肩而过，甚至就在你的眼皮底下。
红顶商人——胡雪岩
胡雪岩是晚清的头号巨商，人称“红顶商人”，经营金融、商贸、军火诸业，并创办了著名的“胡庆余堂”。他出身贫寒，幼未读私塾，后靠自学初识文墨，却何以能从一个钱庄的小伙计而成就如此大的事业呢？
胡雪岩的成功，在于其独树一帜并自成体系的经商之道，可以归结为“信、义、勇、势、人”五个字。
信源于诚，故谓之“诚信”。一个成功的商人必是视信誉为生命、一言九鼎、一诺千金的人。胡雪岩也深知“诚信致利，欺诈招害”的道理，在经商中坚持做到：
一是以质劝信”。在胡庆余堂创办之初，他就亲自立下了“戒欺”匾，上书：“凡百货贸易均着不得欺字，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采办务真，修制务精，不至欺予以欺世人。”悬挂店堂内侧，时时告诫员工。胡庆余堂制药所涉及的药材不下3000余种，全为在全国药材产区自设机构收购的道地药材上品，倘有假冒药材进店，一概弃之。
二是以服务劝信”。一流的商业还应有一流的服务，对此胡雪岩也是十分较真的。他要求员工不但服务应热情、周到、诚实，还应精通业务。
有一次，湖州香客买了一盒“胡氏避瘟丹”，看后欲换之，不巧已售罄。胡雪岩再三致歉后即命三日后赶制出来，并给予免费在店膳宿。还有一位在萧山县署当差的敖姓四川人，持五百两银子，走遍杭城钱庄，都说银质劣不予兑换，抱着最后一试来到阜康钱庄，胡看后笑曰：“这是上等纹银，有何可疑？”敖生返署后赞不绝口，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声名洋溢，一时达官显贵都以存资阜康为荣。是年，钱庄集资三千余万两银子。更为称奇的一件事是一位即将上前线的驻浙绿营兵罗尚全，慕名登门存一万两银子，声称不要计息、不要收据、三年后来取，但他不幸阵亡了。胡雪岩得知后，在毫无凭据的情况下，主动连本带息付予罗的家人一万五千两银子。
胡雪岩的成功最终还是取决于他自身的素质。正如后人评价的一样，“‘智、仁、勇、信’商人四德，胡光墉皆具备”。于是，“智仁”、“坚信”、“笃义”就成了胡氏成功的重要基质。
“商人荣枯，系于国运。国泰则民安，民安则市盛，市盛则商旺也”。胡雪岩深谙此理，他有“穷则独善其身，富则兼济天下”的儒商大贾风范，他能有“处江湖之远未敢忘救国”的胸襟，这是胡雪岩与其他古代商人的不同之处。
具体来说，胡雪岩在商场纵横的手段是源自于其“尽人致用”的用人观、“与时相逐”的机遇观、“善驾任势”的时势观、“经营盟盈”的官商观、“勇谋手活”的谋略观、“哄市造潮的营销观、“洞明练达”的为人处世观等。
洋务商人之最——盛宣怀
盛宣怀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洋务派大商人。字杏荪，号次沂，别号愚斋，晚号止叟，江苏武进人，生于1844年。在其一生中，创办和经营了一系列洋务商业，为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被誉为“洋务商人之最”。
盛宣怀出生成长于一个封建官吏家庭。祖父盛隆是举人，当过浙江海宁州知州。父亲盛康是进士，曾任过多种官职。盛康较注重经世致用之学，曾辑有《皇朝经世文续编》一书。盛宣怀在接受封建教育方面有较优越的条件，同时父亲的经世致用思想也从小给他以影响，使他比较注意社会实际问题。
1860年，清朝大将和春的江南大营被太平天国起义军击溃，盛宣怀的家乡一片混乱，他随祖父母避居苏北盐城。当时他的父亲正赴湖北接任粮道职，于是17岁的盛宣怀由南通乘海船至宁波，后经浙江、安徽、江西到达湖北，历时达半年之久，之后盛宣怀在湖北一住达6年之久。这段时间，正是盛宣怀增长见识的年华，加之他天资聪慧，很早就表现出自己的才华。父亲任粮道不久，便改任武昌盐法道。一上任碰上了淮北同四川在湖北互争盐地引发的事情，盛宣怀遂私下草拟了“川淮并行之议”。父亲见其言之有理，便“采其说以上，卒如所议行”，成功地调解了矛盾。初露少年才华，父亲心中窃喜，遂勉其子致力于“有用之学”。
第84节：洋务商人之最—盛宣怀
第84节：洋务商人之最—盛宣怀
盛宣怀处世聪明，但八股学问不行。1866年，他回籍应童试。此后，又于1867年、1873年、1876年三次乡试，均名落孙山，于是盛宣怀“绝意科举”。从此便把发展的希望注于经世学，对天下之事，均“事事研求，益以耳濡目染，遂慨然以匡时济自期”。
1870年，盛宣怀踏入了李鸿章的幕府，开始了他不平凡的生涯。1870年春，李鸿章以湖广总督受命督师入陕，“防剿”回民起义。追随李鸿章在江苏无锡等地操办团练对抗太平军的杨宗濂，见李鸿章求才心切，遂将盛宣怀推荐给他，并随让其入幕，任行营文案兼充营务处会办。由于盛宣怀的父亲与李鸿章是“雅故”，关系深厚，加之盛宣怀天生一副聪明相，因此颇受李鸿章赏识，很快获其信任。李鸿章对手下人办事要求严格。盛宣怀明白这一点，于是事事勤快，处处尽力，在跟随李鸿章镇压少数民族起义期间，在晋、陕的山川之地，不顾“盛夏炎暑，日驰骋数十里”，草拟文稿，“万言立就”。他的吃苦耐劳、干练不怠的作风，同官皆“敛手推服”。李鸿章对这位世侄更是刮目相看。此时，镇压起义的风火未熄，天津教案发生，清廷速命李鸿章及其所部淮军从西北前线赶回直隶，以防沿海不测之变。李鸿章领旨动身，盛宣怀紧随赴津。
在入津途中，盛宣怀涉函关，历太行，尽揽山川随塞形胜，不但得意于自己的初步成功，而且与李鸿章的部将郭松林、周盛传结交了朋友。短短几个月的时间，盛宣怀见了大世面，开阔了眼界，当然也得到了磨炼，这无疑为他日后发展奠定了初步的基矗
1871年，河北大水。在上海的赈务活动中，盛宣怀得以结识了沪上各色实力人物，这为他日后的众多投资活动做下了铺垫。
像盛宣怀这样的官宦子弟，为官容易树业难。但是，不同的是，盛宣怀具有迫切的时代使命感和极强的务实精神。19世纪70年代的中国正呼唤着近代民用商业的诞生和一批精于此道的经济开拓人才的出现。盛宣怀强烈地意识到：大利不可不兴。他选择了一条畏途——投身洋务，创立中国民用商业。
历史同样也选择了盛宣怀，李鸿章早就看出他“机智敏达”，觉得他是一个能领会其外交路线的不可多得的人物，而更让李赏识的是他在经办洋务中的特殊才干。
在整个洋务运动中，盛宣怀直接参与控制商业之多，几乎无出其右者。
盛宣怀办洋务30余年，电报、轮船、矿利、银行皆归掌握，揽东南利权、奔走效用者遍天下，资产过千万，真可谓长袖善舞。
他除控制全国电报以外，又独揽轮船、银行、邮政、铁路、煤矿、纺织诸多大权，被誉为“一只手捞十六颗夜明珠”。在当时的中国，要创办新型商业十分不易。办洋务在许多人眼里不啻是险滩行舟，能乐此不疲且“一只手捞十六颗夜明珠”，正是盛宣怀的过人之处。
对于官商关系，盛宣怀主张“集商本以商办”，“官任保护”，从而达到“官商一体”。他亦官亦商，官亦为商，在洋务活动中取得了别人难以企及的成就，他自己也从一名普通的洋务官吏转变为一个拥有巨额资本的早期资本家。
在与洋人关系问题上，盛宣怀对外商商业敢于、善于较量，针锋相对地进行相应的斗争，从而使其大部分商业在外商的倾轧下生存发展起来。
说盛宣怀有“坐务博不务精之弊”似乎有欠公允，驱使他马不停蹄各处奔忙创业的不仅仅是利润。在当时中国这个工业经济的沙漠地带，要夺洋人之利，自经商、交通运输、通讯设施、铁路、煤矿以及银行等，事事需要举措，有的“非急起图不可”：于办厂，工夫层累曲折，如盲觅针，茫无头绪，及至事已入手，欲罢不能，惟有躬冒奇险，精思锐进，艰危困苦，绝不瞻顾，才能期于必成。
这就是盛宣怀的办厂心迹，而其“躬冒奇险，精思锐进，艰危困苦，绝为瞻顾，期于必成”，正是其除及一般商人的睿智之外所特有的。而这些正是他游刃有余于中商外商、中央地方的利器，卒以此成其大业。
第85节：赤脚财神—虞洽卿
第85节：赤脚财神—虞洽卿
赤脚财神——虞洽卿
当人们提起上海时，脑海中立即会闪现出一个高度发达的国际化大都市的形象，上海成了财富的代名词。上海就意味着机遇、挑战和刺激。旧社会大上海的纸醉金迷，大上海的十里洋场，深深地吸引着商海里的投机者和探险家们。上海滩滔滔的江水，在潮起潮落间铸就了一批批的商海豪杰。那时的大上海，市中心有一条贯穿南北的大马路叫“虞洽卿路”（现名西藏中路），用华人的名字来命名这样一条大马路，这在当时的上海尚属首例，虞洽卿在十里洋场的地位可想而知。
虞洽卿，又名虞和德，生于1867年6月，出生在浙江镇海的龙山镇。荒凉的小镇上多数人家靠耕田种地养家糊口，虞洽卿的父亲是一个熟谙生财之道的商人，他在小镇上开了一家小杂货店，由于独家经营，加之他勤劳肯干，为人和气，小店的生意非常兴拢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在虞洽卿5岁那年，他的父亲突然患了一场大病，一年后便撒手而去。从此，虞家母子孤苦伶仃，相依为命，当地的一些痞子经常趁机寻衅滋事，欺负他们母子。虞洽卿的母亲终日以泪洗面，只盼望儿子早日长大成人，支撑门户。
虞洽卿11岁那年，靠着母亲为别人做针线活一点一点积攒的钱进了私塾念书，后来没多久，虞洽卿因不忍看着母亲一个人整日起早贪黑地劳累，决定放弃学习四书五经，到大上海去闯一闯。于是，在虞洽卿15岁那年，他告别了母亲只身来到了上海，经族人介绍到一家叫瑞康的小颜料店做学徒。
虞洽卿到上海那天，恰逢天降大雨，他舍不得穿临行前母亲为他做的新布鞋，怕把它弄湿，就把鞋夹在腋下，赤着脚进了瑞康颜料店，后来瑞康颜料店变得生意十分兴隆，因而有了“赤脚财神”进店的传说。
瑞康是一家仅以几百两银子经商的小颜料店，虞洽卿进店以后十分勤快，加之他有宁波商人那种头脑灵活、善于交际的传统，没多久便博得了店主和客户的赞许。店里的生意逐渐兴旺起来，小店的规模也有所扩大，店主索性让他提前满师，升为跑街，接手大宗买卖。
有一次，虞洽卿因生意上的事去一家大饭店，在饭店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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