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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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碟碟地摆在乌黑的木桌上，并无香味，却已引得唾液如心事般奔涌。一碗豆花，一碟蘸水，是谓之“素豆花”（“荤豆花”只是加一碗肉，其实不必），再来两斗碗“帽儿头”（两碗饭扣在一起），就是人见人爱的“豆花饭”。拢共两毛五分钱，却能吃得人满头大汗，口舌生津，一个字：HIGH。《死水微澜》里说，当叫花子都要在成都当，其实在富顺当也不坏，一天总能吃上一顿豆花饭。
豆花蘸水最好的牌号是“刘锡禄”，听说后来此人到美国去了，于是整个富顺的豆花饭水平倒退了一个世纪。他女儿开的“小刘豆花”，也不错，只是不够HIGH。
闲常早饭，馒头花卷外，有泡粑和燕窝粑。泡粑类似外地的发糕，只是小个些，易消化，不甚经饱，以西湖宾馆的为佳——顺便提一下，富顺有一个西湖，县志上明确记载“天下西湖三十六，富顺西湖列第七”，推想前三名大概是杭州西湖、扬州瘦西湖、惠州西湖，中间还有三家，不知在哪块地界。
燕窝粑是所有小孩子的恩物，因为从我爸到我，无不对之终生垂涎，念兹在兹。其实不过是做工精细些的花卷，抖散成丝状，染红色，极甜，间杂肥猪肉粒。这有什么好吃呢？然而热爱得不行。多年后我将它写进大学时的作文里，同学们都以为粑以燕窝名，定然高级好吃过广东茶楼的“顶点”、“超点”，实则也是穷人乐。但是小时候对它的爱慕不亚于慕少艾。
小时吃的席，多半是婚宴丧火或年节时的转转酒，据说我一上桌就霸着面前那盘菜猛吃，带我的大人无不叫苦连天。现时多已淡忘，印象深刻的只是一盆青笋焖兔。富顺人实在爱吃兔子，上学时会经过一条叫马门口的街，一条街都是杀兔子的，杀好的兔子一只只倒挂在树上，无头，据说剥了皮的兔子和猫难以分辨，常常有奸商挂兔头卖猫肉，顾客回家一吃，酸的。这种传说不时听闻，以致重兔轻猫的观念根深蒂固，后来在广东十年，从来没起心去吃他们的龙虎斗，大概这是童年阴影。
我小的时候，富顺的酒席还是很有章法，六个碟子的凉菜，三道热菜，一道汤，一道甜点，再三道菜，一道汤，一道甜点……似乎可以无限循环。
有一道菜，在我知道它的妙处时，已经是禁菜，炒茄猫儿。茄猫儿，就是青蛙。据说不准卖，可是你挡不住，在农贸市场上禁，农民会背到居民家里卖。后来发布指示，什么级别以上的干部不准吃。没多久，县里一个头头被抓了现行，他开会时有乡下亲戚给他送来一背篼这个！我自小被教育要爱护益虫，吃青蛙时却从未有半点怜惜或悔恨之心，这东西实在太好吃了！用红椒丝、姜丝，急火炒，浇一勺明油，哇！终于体会到什么叫“差点儿把舌头吞下去”。素有豆花饭，荤有炒茄猫儿，一想到它们，我就怒气冲冲地质问自己为何要远离家乡。
街头吃食
由于我家是一个文明家庭，所以我在十岁前很少有下馆子的经验。那么在街上吃什么呢？爆米花、棉花糖，这些是少不了的。成都街头常见的糖饼，富顺并没有。我能记得的街头吃食，无非是稀米粑、冰粉和凉糕。
稀米粑大约是糯米做的，如纸般薄薄的一大片，如寻常果盘大小。味道很淡，有一点点甜，像软糖外的糯米纸，但是更有质感。一片可以颇吃些时候，每片又有不同的颜色，一分钱两片，小时也是狂爱的吃食。掰一小块放在嘴里，让它在唾液中慢慢溶化，也是极满足的事。在大人眼里这是既不健康又没吃头的东西，因此决不容许购买。据说我曾经为了争取这一购买权和姑姑闹别扭，以跳进水田相威胁。她不理我，我也就算了。
这么平淡的叙述出自强势的大人一方，在我模糊的记忆中，那时的悲愤和失望是难以言表的。每当我读到书上关于弱势群体权利的表述时，我就会想起那个试图用自杀捍卫一片稀米粑的小孩。不过，倘或今天我带着一个小孩，他要求购买这种低档的不卫生食品，我同样会强硬地拒绝。不管怎样，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冰粉是夏天的吃食，家里也会每天做上一桶给大家饭后喝。然而街上的冰粉更有味道。用纱布包一种叫“冰米子”的植物颗粒，不停地在水中搓捏，慢慢地那水便凝固成果冻一般的半固体。舀一大块在碗，用马口铁小勺切碎，浇了稀稀的红糖水，一口气吸喝下去，心头一片清凉。不知怎的，总嫌家里的冰粉凝得不好，红糖水也兑得太甜或太淡，还是街头五分钱一碗的解恨。
冰粉都是凉水摊带买的，这种小摊主要卖凉水，自来水加上糖精和色素，盛在玻璃杯里，用玻璃片盖着。买这种水喝也被大人悬为厉禁。可是对于一个疯跑了一下午，满脸是汗，水壶里的水早就喝得精光的小孩子来说，一杯凉水可真是难以抵挡的诱惑。
凉糕是担子挑来卖的。糕是米糕的一种，黄黄的，一大块地罩在纱布里。挑担子的人为你切一块下来，同样放在碗里，切成小块，浇红糖水。凉糕味道像湘西的米豆腐（或者就是同一物也不一定），碱味颇重，我不甚爱喝，但是在门前叫住一副挑子买东西吃的况味很有意思。
一个思之潸然的食堂
有人说：学校有什么好吃的？中学之前是没有，每顿饭都回家嘛。顶多是校门口应季的桑葚。夏日的中午，校门要两点才开，许多小朋友都会提前一刻钟到达。于是五分钱一捧的桑葚便迎来了它的旺季。到校门开启时，大部分小朋友的嘴唇都是乌黑的一圈，常遭到把守校门的值勤老师的怒斥。
上了中学便是另一番天地。富顺最好的中学是二中，离城约四公里（这个学校近年出的最有名人物大概是郭敬明，据说是韩寒之后最红的文学少年）。学校在柿子岭上，周围都是川南丘陵地形，一条大江从山脚下流过，说不上山明水秀，倒也别有一番风味。
那时还没有班车通学校，所以几乎全部学生都必须在校午餐。富二中的食堂是当时学校风潮的重要源头。大师傅们早上来做饭时，会发现门板上钉满了干枯的馒头，三不五时会有大字报在校园出现，那往往是上百行的长诗，而且是一韵到底，带给观众许多吟咏的快乐。有一句顺口溜流传上下：“天大地大不如富二中的馒头大，山清水清不如富二中的稀饭清。”现在的小孩当然不知道这是“天大地大不如共产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的翻唱版。
但在我的记忆中，食堂仍给我很深的印象。首先是水煮肉片，那是用菜头（外地不知叫什么，就是榨菜的原料）打底，一颗颗花椒粒密布于汤内，肉片半肥瘦，在筷尖上泛着油光。肉片的鲜嫩，菜头的润滑，花椒的电麻，轻易就制造出一场舌头风暴。多少次吃完这个菜，跑到水龙头下冲舌头，以抵消一点儿那种蚀骨销魂的快感。这样的好菜居然才卖两毛钱。每逢后来吃到不知所云的辣椒汤，内涵单薄的打底生菜，以及冰冻三尺的肉片，我都忍不住深深地怀念那一大盆富二中的水煮肉片，直至泪流满面。
其次是每当放学时，大师傅们站在校门口，用大簸箕装了无数的卤鸭头和鹅翅膀。五分钱一个的鸭头，擎在手中，一路吃回去。当然，十分钟不到就报销了，然后是抓蝗虫、偷玉米、逗农民家狗的时间。
虽然有这么一个思之潸然的食堂，富二中饮食天地的美好就在于它的多样性。罗素说得好：须知参差多态，正是幸福的本源。通往操场的门口有一家小面店，冬天的课间，那是一定要去吃一碗抄手（馄饨）或汤面的。抄手基本上只有皮，面也只有一两，然而要的是那碗奇辣无比的汤。我们站在小店口，一面呼噜呼噜地喝汤，一边听老板娘和来吃东西的工人打情骂俏，印象比较深的如“你个舅子！”“是，我是舅子，我是你姑爷的舅子！”四川话骂架往往以承认对方的前提，再偷换概念来达到反击的目的，窃以为比“你才校园民谣！你们全家都校园民谣！”的反弹式要高明一些。
更好的吃处在校外，一般是三四个人，合出一块钱，到小饭馆里请老板称一点肉，加素钱炒个“翘荤”。莫忘了，咱学校是在农村包围之中，那肉那菜都是鲜灵无比。每次都让我们吃得汤尽盘干，心满意足。哦哇，不能再想了，口水都流出去七厘米啦。
不太方便的是要凑够人，有时人数够了，又须大家同意吃何种菜，常常因此同学翻脸，各自走开，隔几日方又凑到一起大吃小喝。
饭后的余兴也很多。说过了，我们处于农村包围中，校外的公路上，常年都有农民摆摊卖各类的果菜，什么时鲜卖什么。甘蔗、大麦柑（柚子）、番茄、苹果、桔子、玉米……“划甘蔗”是流行的娱乐和赌博，取一根甘蔗，向老板借了刀，用刀头点住甘蔗梢，使之立住，提起刀来，喝一声，刀在空中划一个圈，在甘蔗将倒未倒之时立劈下去，倘能将甘蔗一分为二，那自然是高手中的高手，可以独享整根甘蔗。大半都是宫本武藏式斜劈而下，则断口以上的部分归你，下一个接着来，直至将甘蔗分完，而输家反而要付甘蔗钱。许多人对这游戏乐此不疲，志不在吃，往往有赢了后分赠路人的壮举，当然也有为甘蔗倾家荡产的，老板总是很乐意让你赊帐。
我最喜欢的，是用两角钱买一个大麦柑，携一册小说，去到礼堂的阶梯转角处，那里有一扇窗。慢慢地翻书，慢慢地将大麦柑剥来吃了。富顺的大麦柑总是青涩的，吃得满嘴发麻，从嘴唇到舌头都失去了知觉，而且酸得流泪不止。然而哲人说过：有吃的，有看的，沙漠也是天堂。就这样吃掉一个大麦柑，看完一册书，听得预备上课的钟响，站起来拍拍屁股走出去。
说到此处，想起唐振甫先生批评川菜美韵久已不传，全无规矩，剩下的，只是火锅这种上不得台盘的东西在那里跋扈。确实，火锅只是符合外地人对川菜的想像，一味麻辣而已，论到细品，有甚滋味？忍不住改龚定盦诗曰：
剧谈惯喜说吃喝，满眼京华尽火锅。
忆到滋味唾液涌，天下美食已无多。
白领2005：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70节 一对月收入300元的哈尔滨夫妻
《万科》周刊
沈灵均
看过两位高手写的《月收入4000元在北京怎么过》和《月收入3000元在上海怎么过》，深有感触，这不禁使我想起了我前两年的经历。
我那时在哈市做点小生意，经朋友介绍，租到了一个地点稍偏的厂属住宅楼。搬家那天，乱七八糟的粗笨东西很多，一个人摆放很辛苦。我试着去敲隔壁家的门，邻居家的夫妻很爽快地答应了。夫妻俩看上去都是大约三十五六岁，干起活来很勤快麻利，从两人的谈话中我知道了男的叫强，女的叫华。他们有一个十三岁的儿子正读初一。忙活到傍晚，我极力邀请他们到饭馆去吃晚饭，两人坚决地拒绝了。我便订了外卖，拿到他们家里，夫妇俩很不好意思：“不过是帮忙归置点家当，这么破费实在是不敢当。”华整理餐桌预备餐具，还到厨房炒了一盘花生米，说：“不好意思，家里没什么准备的，炒盘花生米，大家拿它下酒。”我心里很纳闷，都什么时代了，炒花生米也能招待客人吗？我趁说话的时候仔细打量了一下他们的家：一室一厅，房子未装修，家俱是十几年前的那种组合家俱，仅有一台老式的北京牌电视，室内是张双人床。房厅是张单人床，外加一张餐桌和几把椅子，它们都被收拾得很干净。
我对这个人家深入的了解起始于一次吵架。那天，我晚上回来，听到隔壁有吵架声，继而有男人的吼叫声和女人的哭声。肯定是两口子吵架。我想都没想就敲他家的门，开门的是强，看到我很不好意思，华在那儿抹眼泪。我只说了一句让大姐到我家坐会儿吧，便不由分说，把华领到了我家，给她拿饮料和面巾纸，不禁随口问了一句：“夫妻这么多年，孩子都那么大了，还吵什么呀？”华竹筒倒豆一般把情况告诉了我。
原来，十几年前，强和他哥都没有考上大学，强的爸爸告诉他俩，只能有一个人接班（那时国有工厂的工人退体后，子女可有一人接班），而得不到接班的人可以得到一间平房，所以当时强的哥哥选择了接班，而强得到了那间平房。三年后，他便用那间平房与华结了婚。华也是接父亲的班，工作在某厂办公室，干得不错，领导也是与华父熟识的老人儿，当时厂效益很好。鉴于以上的条件，婚后两年华便分到了现在住的这套一室一厅楼房，可也就在当年，强上班的那家街道办的小商店倒闭了。强拿出家中仅有的三千元积蓄去学人家做生意，可是赔得很惨。这以后，强在家看孩子好几年。一家人的生计全靠华的工资支撑。可是就在三年前，华的工厂减员，同办公室就她一人下来，因为她不是大学生。厂里照顾她，给她办了退休，每月能得220元退休金，再加上平房出租一个月100元，这样一个月320元的收入，全家维持了近三年。
就在前些日子，华的厂里又有了新文件，原先得到福利分房的职工，公房要作价卖给个人，华的这个楼房要向厂里交5000元。而强的哥哥接班以后，工作没两年，效益也不好，工资时有时无，再加上没有房子，所以直到三十多岁也没找着对象。终于在三十七岁有了对象，要结婚，因为困难，强的家人提议让强把平房借给他哥哥。强回家与华商量。华因为楼房交款本已很头疼，又听了这事，就发生了吵架事件。
我听了呆上好一阵子，吃惊地问她：“一家三口一月320元怎么过呀？”华告诉我：“不浪费每一分钱。”买菜四五天一次，从不去菜市场，而是早起到早市买，不论斤买，买估堆货，回家挑出能吃的。在夏天的时候要多买几斤柿子，给孩子吃，柿子维生素多。全家一个月买二斤肉，瘦肉全都给孩子，肥肉焯油炒菜，不光解馋而且省油。冬天则腌一缸酸菜和咸菜。电话只接不打，晚上看电视就不开灯。华还说，结婚十五年了，用的餐具还是当年结婚时买的，孩子从没穿过过百元的衣服。强做饭很好吃，再不出奇的菜也做得滋味十足，结婚后，他们从未下过馆子。日子再紧，亲戚的红白事没落过。若再有剩余，攒起来买些穿戴。现在还得留存补够那5000元！
我真是吃惊于华如此精打细算过日子。华说她跟强日子过得还可以，就是强的耳根子软，谁的话都听，回家少不了吵架。
后来几年，我们常有走动。据说强的哥哥还是去近郊租了一间平房。我那些日子经常早回家，他们便总邀请我去吃饭。饭很简单，总是一盘青菜、一盘花生米、一盘鸡蛋，强做的味道的确特别好，我每回吃得都比在饭馆吃得饱。
强的儿子很懂事，我从未见过他向父母要求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孩子也很有礼貌，我每回给他的零食，他都交给他妈妈。他还会给我倒茶水，陪我说话。
相处得久了，他们的亲戚我也认识了一些。从他们的口中我得知强和华特惦念老人，华经常到婆母家去帮忙干活，不惜力的那种。而强也总是买来鸡或鱼，做妥当，除了给儿子留下少许，其余全部装入饭盒中给岳父拿去。两口子也极少红脸，一家人经常在饭后下棋或是打扑克。休息日到江边散步，到街心花园打羽毛球。后来，他们都分别又找了工作，但都没干长，可是谁也没有埋怨对方。
我本来想劝华把平房卖了，做点小生意，可是当我见着那间不足30平米的平房以后，打消了这个念头。
转眼到冬天了，华给他们的儿子买了一件新羽绒服，才60元，我看也挺好。他家有时弥漫一股醋味，华告诉我，是她煮的，为防感冒。她还向我要过大可乐瓶子，每天晚上装上自来水放在暖气上，这样第二天全家早起洗漱的水就不致于很凉。春节的时候，他们也置办了许多年货，新衣新帽、烟花鞭炮。华说她这一年攒了1000元，加上前两年的2000元，她把这3000元交给了厂里。厂里特准她剩下的2000元以后再交齐也行。
又过了一年，因为一些原因，我要离开那儿了。临走时，华欣喜地告诉我，有个熟人给强介绍了一份工作，在一家玻璃店打更擦玻璃，店主不错，听了他家的情况打算用强。他们家的买房款已经全部交给了厂里。我也一阵惊喜，我告诉华这是个好兆头，因为玻璃越擦越亮，生活也一样。
白领2005：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71节 一天
《万科》周刊
简直
一
早上十点睁眼一看，又是一个好天气。窗外，太阳光从东南面的天空，以及西南侧那幢高层建筑物的玻璃幕墙上同时照进来，看上去有两个太阳。人类的伟大可见一斑。
和不争论兄确认了下午的聚会，就开车出门。星期六的三环路还是很不错，除了一对追尾之后趴在双井桥上吵架的汽车对交通稍有影响之外，马路上车子都跑得挺欢。先以舅舅的身份去看望正在上大一的外甥，然后以网友的身份去西子湖茶楼喝茶，这样的安排使这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六显得比在床上赖到下午稍有意义。
大一的外甥正在构想一个惊人的计划：退学回家，弃电从医。两周前我已现身说法地劝过一回，告诉他其实本科教育是狗屎，学什么专业都无所谓。今天见面一问，原来老舅说的话都成了耳旁风。没别的招了，今天就来个忆苦思甜。
菜点上来了，小伙子吃得很香。正是能吃的时候嘛。想想挺奇怪的，十一年前初到京城的时候，倘若也有个舅舅之流三天两头来学校接了吃饭，自己的生活与今天会有什么不同？对，这是一个说话的由头。于是从十一年前讲起，从学校的伙食讲到英语学习，再讲到当时我所见过的北大理科学生是如何起早贪黑到图书馆占座，还讲到这些理科生现在在硅谷如何风光（这部分是综合留学幻想小说编的，以我本人浅尝辄止的留学经历来看，把本科毕业直到而立之年这七八年时光捐给异国的穷乡僻壤是一件非常无聊、非常不划算的事情）。论证了学理工的大一同学就应该埋头读书之后，问外甥：你们宿舍的同学还都是十点起床么？外甥很实在，点了点头。这一点非常令人疑惑，是如今的大学生与往昔不同了呢？还是北大自有北大的牛处？考虑到后者的可能性大得多，不免责怪了一番他的高考数学成绩。这孩子在数学一门上就丢了一百分，而他的总分再多二十分其实就能上北大清华了。
对牛弹琴达一个半小时，看看是前往聚会的时间了，结帐回学校去拿车子。外甥一路沉默着，令人不由得郁闷起来。真可谓人各有命，如当初有这么一位聒噪的舅舅来请吃饭并且给我讲述过去的大学生活，对我而言那该是一件多么给人启蒙的事情。回忆中已日渐模糊的大一生活，能想起来的就是自己脑子里当时异常强烈的“批判现实主义”情结。那个冬天我组织的社团出版了一份刊物，发刊词上我似乎写道，这个冬天应该下点雪了，但它还不下，让我们等到何时呢？因为诸如此类的文字，加上当时尚在读博的刘军宁、单少杰等几位的文章，让我们的刊物只出了一期，就连社团都被“取缔”了。那时没有人告诉我大一应该怎样为大四找工作做准备，没有人告诉我燕园外边真实的社会和真实的市场是个什么样子。
在出身良好、日夜攻读新东方红宝书的同学的环绕下，我整整做梦直到大二，才被一重一重的调查和处分的威胁警醒，知道了自己是谁，自己生活在什么地方。后来就一味地流俗了下去，直到今天，终于晚熟、且后发先至地成为一个问题少年的市侩开导者，一个试图回避他人青春理想的、年长十一岁的长辈。
二
每次聚会，缥缈兄都非常准时，而我是例行的迟到，但今天终于被我早到了一回。停好车，买了一包白沙站在路边抽，不久就看见缥缈兄像一个知青一样单肩背着挎包走了过来。永远是那么亲切、和善的笑容，而今天绽放在冬日的阳光里显得更加温暖。到茶室里坐等片刻，书生伉俪、AK47、不争论、zhaoxiao和ZW等次第而来。
不知谁说起了北京出租汽车司机的事情，使得这次聚会终于成功避免了黄段子交流而上升到学术讨论的层次。ZW尖锐地指出，出租车司机向出租汽车公司交租的事，即使取消，也不能改变市场上出租汽车司机的处境，因为中国经济目前就是以牺牲劳动者的福祉和自然环境来换取低廉价格所支撑的发展速度；因为出租汽车是一种特许经营的行业，如果出租汽车公司不收租，那么这钱就归了政府，司机是一样的命运。关于这一点我当然要反驳了，问为什么这就是一种必须管制和特许的行业？缥缈兄代答曰，全世界都是这样的，也有人附和。zhaoxiao精明地作壁上观。我又反驳，提出全世界都如是（何况这还只是一种假说，有待调查核实），中国也未必要如此；正因为中国有特别庞大的廉价劳动力，所以中国消费者其实可以穷奢极欲地享受服务业带来的便利；作为举例，中国只要是个挣工资的，都敢进理发店去按摩，去足疗店捏脚，“西方发达国家”的打工仔们有这个享受吗？
越说越觉得自己有理，这是我的职业病。下一步我的观点听上去很宏观了：如果政府完全放开出租汽车牌照，把目前所有的黑车变成白车，并且无限制地允许老百姓的私家车挂牌营运，因为中国人多的特点，假设北京街上有一百万出租车，那么出租车的收费肯定就是汽车折旧及保养维修费、油钱以及司机按普通体力劳动者的通常收入（北京目前应是800到1000块上下）摊到行驶里程上的单位价格，可能就是一公里四五毛钱。低于这个价格，就有人转出这个行业，高于这个价格，就又有新人加入。如此一来，去十公里外办个事，打车也就三、四块钱（目前外省一些尚未搞“出租汽车管理”的中小城市就是这个价钱）。这样一来，就会有如下情景出现：拥有私家车是一件奇蠢无比的事，除了开运动车郊游越野、开名贵车显摆之外，没有任何人会愚昧到自己花钱买车、修车、加油、租车位等来开车上下班。于是，全北京大部分的车都跑在路上拉活儿，停车难的问题被无形化解，交通拥堵的问题不复存在。全世界都会惊叹中国人性化、个性化的公共交通工具之发达。那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不能仿效这种做法？和洗头、捏脚在它们那儿发展不起来的道理一样，因为它们的人力太贵了。而中国最大的比较优势正是在于取之不竭的廉价人力资源。
由于上面的话讲得比较圆满，ZW提出我们讨论的不是同一个问题——他是针对某些媒体对出租汽车司机的泛滥同情而论，而我说的是更宏观的政府管理应该不应该的问题。高手就是高手，又保持了不败战绩，我只好认可上一段辩论又“双赢”了。也罢，经济人俱乐部最新的口号就是：“如果你要勉强赢了辩论，那将会是与你的对手一起赢了的辩论。”
zhaoxiao在一旁猫了多时，此时发话总结道：简直说的很对！中国就是应该大力发展所有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这样又扩大就业又提高人民生活的享受。我接着zhaoxiao的话碴子添油加醋：全国十四亿人，有两亿种地，两亿制造工业品，就够吃够用了，其他十亿人互相提供从头到脚的服务，每一个细节都有一种专业，而且政府除了维护治安之外不收额外税费，如此加大服务交换，全社会的享受指数肯定让地广人稀的老毛子嫉妒得吐血而死，没死的人纷纷把打工所得的钱拿到中国来享受服务，钱花完了再回去打工，如此这般，全世界的财富都流到中国……
网友聚会就是这样，以上不过是这一天的花絮之一。在今天三个半小时的畅谈中，缥缈兄所谈到了安徽粮食系统做假蒙老朱的事，不争论提到但未充分展开的单一目标政府与多重目标政府之行为模式差异问题，书生痛陈人大代表选举中，莫名其妙产生的选民小组组长私下决定哪些候选人进入决赛权，从而使看似良好的选举制度荒唐化的亲身经历，都使在座的各位享受到了丰富的精神下午茶。这也是一种因为人多而产生的福利啊。
因为某些同志惧内的原故，会议到五点半结束。拐了个弯把缥缈兄送到木樨地，我前往北大。
三
多时没来了，进入校门时心情居然有点激动。这是男人谈政治过多的后遗症。在昏黄的路灯下缓缓行过拖手的学生情侣、一望可知的进修地方官群体、花钱镀金的EMBA学员一排一排的小车、急匆匆踏自行车赶路上自习的那些我向外甥描绘了一中午的北大理科生，心情一阵好过一阵，这个让我当过一年兵，让我犯过各种事，倒过各种霉，进过数次保卫部，对年级学工组组长拍过桌子，经历过喜欢的刑事诉讼法老师被发配到贵阳而尊敬的前任导师在经济特区被三陪小姐打死的惨痛故事，从纯朴的西北少年蜕变为一个生活态度暧昧的毕业研究生的园子，总是让我感到那么放松、亲切。
车子停在电教前最后一个车位上（PekingUniversity的确被现在的学生们称作ParkingUniversity，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大趋势，除非实现了我下午所谈的出租车自由化模式），我不动任何脑子地去大讲堂售票处排队，也不管今天是什么节目。我就是为了进去坐上一坐。
排了半天，到我了，要一张今天的票，售票员说早没了，别人排队是买下周四的《手机》票。郁闷但不觉得丢人，这是自己的地盘嘛，调头离开就是了。
沿着大路往南门去，想去风入松。路过一个博士楼时，突然想起1992年冬天我不怀好意地纠集了两三位同学去骚扰他们二级英语班漂亮迷人的英语老师、后来受挫喝吐了的事情，又倍儿激动地走进去，想找个男厕所放松一下。伤感啊，现在竟然想不起那楼号是二十几了。跟着前面的同学进了门，几位男生上楼，我在一楼右拐，走着走着有一屋子出来一位女博士，特意地看了我一眼。于是忙问：男卫生间在哪儿？二楼。
楼道顶牵着两条线，满满地挂着洗干净的衣物，走在中间，有一种穿花拂柳的感觉。上完厕所，惊奇地发现外间的洗手台边有一女生在洗碗。
出楼时发现楼居然是上锁的，跟写字楼里一样需要用卡扫一下。我当然没卡了，于是朝门房的女人喊了一声阿姨，第二声忙换成大姐，也许得改成小妹才对呐。女人冷冷地问，来找谁的，让谁把你送出去。我说我来谁都不找，就为上个厕所。女人一边开门一边说，下回来上厕所就不给你开门了。出得门来，心情依然高涨，我阔别多年的校园生活啊。
又走了几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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