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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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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城建设中，提倡依靠公共交通系统解决大区域的交通疏散问题。就像书中提到“我们如何保证孩子、老人、物业管理人员、女招待以及只有一辆汽车的家庭能够方便快捷地到达他们想去的地方？”不仅在哥伦比亚城总体规划中将小区中心、新城中心及社区服务设施结合公交整体设计，并且在初期规划时，开发商就请来了公共运输专业的人员共同讨论哥伦比亚公交系统的可实施方案，逐个落实了相关的细节问题，如公交路线、车队规模、行车时间、司机培训等问题。并且顺利地将公交系统的运营移交给了CA协会。虽然在后期的运营中，哥伦比亚城存在着公交体系承载能力略显不足的缺陷，但这种现象不是哥伦比亚新城特有的，美国所有的郊区开发项目中由于人口密度较低，因而没有足够的人口来支持各种公交体系。不过至少新城这样的大规模地产项目比起那些以无序混乱的方式进行的小项目要强，通过公交系统成功地解决了上班族的通勤问题，但对于非工作人员的日常出行交通，还是存在困难的。也许就像书中写到的“要维持公共汽车的运转，还必须要从CA协会、联邦政府获得大量的补贴才行”。郊区项目的公交配置在中国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但是依靠公交解决居民疏散问题应该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尤其对于人口众多的中国更应如此。
动态设计，预留用地。新城要经过20年的开发才能初具规模，在进行规划时既要使新城开发之初具备必要的功能，又最好能预见到20年后新城可能会发生的变化。并且“我们不是让人们去适应我们创建的社区。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向居民提供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充分发挥他们的潜力”。为实现这个目标，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要集约化利用土地，留出成片的可供将来发展的用地。
哥伦比亚城建设中在每一个社区的中心，均预留了一片未开发的土地，根据将来居民的喜好而进行开发。这样也可以向居民提供一个发挥各自兴趣的机会，增强“社区感”。
强烈的环境意识
环境涵括两个方面，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
自然环境。哥伦比亚城的目标之一就是“保护并提高土地的质量”。IanMCHawg在他的著作《生态规划》里提出了“地理位置与周围环境分析”的观点，认为“土地开发计划起始于了解土地”。首先，规划者使用详细的境貌勘察图来确定需要保存的林区、灌木和单株。根据地面斜度划分为平地（0～10％），坡地（10～20％）和不适合建房的陡坡（＞20％），山坡地林区作为公用空间或开发成低密度的单个家庭住宅或用于开发乡间别墅群；而平地则开发成中高密度住宅区。并且根据阳光分析，将学校操场、公园用地、高尔夫球场等需要尽快排除雨、云、露水的设施安排在朝阳的坡地上。
为了减少成本，规划者利用了河流走向布设排污管道。河流贯穿了哥伦比亚城的公用空间，规划中沿河流设置了人工湖，河流成为划分小区的绿色分界线。在生物学家的帮助下，他们共挖掘了3个人工湖以吸引野生动物。风景名胜、林区和山坡环绕的山谷以及长在河边的、田野里的灌木等都被标明在地图上，以便统一规划。最终形成的新城拥有5000英亩的田野和湖泊，占总用地的30％。
人文环境。Rouse公司想尽各种方法来保存这个地区的历史，因为他们在书中这样强调，“哥伦比亚城的开发商通过建设住宅、街道、人行道、购物设施、社区会所、学校、教堂、人工湖等来满足居民的各种需求。但是有一种东西是开发商所不能提供的——那就是过去”。
在哥伦比亚城建设中，为延续历史的文脉使用的方法包括：使用哈佛县18世纪的地名，保留一些富有特色的乡村建筑，在现代化的街道体系中建设一些老式的乡村小路。他们研究了哈佛县｜Qī＋shū＋ωǎng｜、马里兰历史协会、巴尔的摩图书馆中的大量资料，也从诗歌、小说、传记等其他文学作品中摘录了大量名字，还有一部分名称是纪念那些为新城作出卓越贡献的人物。有关历史和对美好生活的梦想被注入到10个小区、30多个组团、近千条街道以及公园、湖泊、建筑物名字上；在第二OaklandMills小区的中心设计利用了该处原有的两个谷仓和两个草仓，作为中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谷仓和草仓被修缮以供社区使用。这里的百货商店和小办公楼都设计成木制外墙，具有一种乡村色彩。
哥伦比亚城是一个难能可贵的“异类”，因为它的奠基者们努力在设计理念与成本、利润之间取得均衡。哥伦比亚城之所以不易模仿，是因为它获得一定利润的同时实现了让普通收入的居民拥有超级社区的目标。哥伦比亚城一方面克制了对利润无止境的追求而具有某种程度的理想色彩：它努力控制住宅密度，建设了大量的公建设施，保留了大面积的自然景观。另一方面，在实现“合理的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Rouse公司也有几个措施可圈可点：
产品多样化。由于哥伦比城是一座小城大小的大规模住宅开发，在前期的市场论证中，一位观察家就分析道，在哥伦比亚，如果只有一种类型的住宅出售，就好像是一个乡村百货店只出售鸡蛋一样。哥伦比亚销售产品多种多样，包括贸易、产业、零售、办公、娱乐建筑以及城市生活所需的各种设施和住宅。住宅档次十分丰富，满足了各种收入阶层的需要。哥伦比亚新城的目标是建设成为“一个能够随着人们需求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多功能完备的社区，在这里人们可以工作、休闲并享受生活——帮助人们去体验生活”。
注重公共建筑的开发。哈佛县非常缺乏公用设施，在原先规划中，哥伦比亚城仅有2％的商业用建筑和15％的公用空间和自然保护区。现在，哥伦比亚城的商业区面积超过了20％，公用空间也超过了该区域总面积的20％。虽然独立住宅的数量减少了，但上缴利税的潜力却增加了，并且随着Rouse公司在全国范围内名气越来越大，吸引了更多的人来投资新城的商业区。新城中心由Rouse公司始终控制产权，并适当调整了规划，增加了收益大的商用写字楼——他们要让中心区域的地皮价格成为整个哥伦比亚城中利润最高的区域。利用公共建筑获得更多利润的同时提升了新城整体的生活方便性和品质感。
共享环境，普遍升值。对于如何利用人工湖边空地的问题，销售人员与规划人员发生了争执，销售人员以专业直觉出发认为应该在湖边的空地建造尽可能多的独立住宅，这些湖畔住宅无疑会卖个好价钱。但这种方案会妨碍环湖步道的建设。规划人员确信，共享湖畔公园，使湖泊为全体社区居民共同拥有，会带动房价整体水平全面提高，带来的利润要比仅仅靠湖岸部分住宅卖个高价所带来的利润更多。后来的事实证明确实如此，这种推崇环境为社区共享的作法正与其后兴起的“新城市主义”运动不谋而合。
哥伦比亚城的崛起和兴盛，提醒人们应该更加关注如何才能长久经营一个充满生机的住区，相比起来，住区的建成只是一个起点。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住宅建设不仅开发总量不断增长，单个住区的开发规模也不断扩大。如广东华南板块动辄上百公顷的楼盘不断涌现。住区的建设已经参与到了城市的营建中，住区的开发不仅仅要关注户型、设备、市政等技术问题，还应更多地从城市的、社会的、历史的角度去关注社区开发，去关注那些居住于此的人们的生活。住区不是一个个物质形态的躯壳，而是一天天不断丰富的生活载体。正如《创建一座新城》一书曾反复提及的，哥伦比亚项目的成功在于它“不仅仅是一个大片土地发展与规划项目的简单重复，该项目重要的驱动力是要通过构造一个超级的社区环境来创建一个更好的‘小社会’”。
白领2005：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39节 风险、收益与社会安全
《万科》周刊
笔龙
经济学家认为，不仅商业活动的终极目的是追求收益最大化，就连人生每时每刻的各种选择都包含着风险和收益的衡量盘算。印度电影史上第一部进入奥斯卡竞赛单元的电影《逐鹿人生》（LAGAAN，又译《印度往事》）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佐证。
片长220分钟的《逐鹿人生》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据称也是印度电影史上耗资最昂贵的一部影片。《逐鹿人生》生动地再现了英国殖民统治下印度民众的一次高风险同时也是高利润的生死抉择：故事发生在1893年英国殖民统治下的一个偏僻的印度小乡村，沉重的赋税再加上连年的干旱使印度村民苦不堪言。他们本希望能通过土邦主向殖民统治者求情，免征这年的赋税，没想到世上从没有仁慈的统治者，殖民军首领罗斯不仅不减免他们的赋税，反而要老帐新帐一起算，向他们征双重的税。
印度村民面临家破人亡，但殖民统治者却在逍遥地打板球娱乐。
村民们涌向军营向正在和英军首领一起观看板球比赛的土邦主再次求情。殖民军首领罗斯自以为板球是贵族的比赛，但勇毅倔强的印度青年布凡对此不屑一顾，罗斯认为自己受到了冒犯，便提出要和村民们来一场比赛：如果村民们输了便要付两倍的税赋，如果村民们赢了便可全免一年的赋税。
村民们都被震慑住了，惟独布凡表现出无所畏惧的样子。
罗斯见大家不敢接招，便加大了筹码，允诺：“如果村民赢了，便可免去两年的赋税。”
布凡故作犹豫，自以为印度土著不是板球比赛对手的罗斯随后抛出了更大的诱饵：“如果村民们在比赛中获胜，便可免去三年的赋税。”此时，布凡勇敢地把握住了时机，同意和英国殖民者来打这个生死之赌。
淳朴的村民们被这巨大的生死赌博惊呆了，纷纷埋怨布凡不该陷入这样的危险境地，因为村民们根本不会打板球。布凡则用新思维说服了村落里渴望改变生活的一部分年轻人，反正两倍的赋税也是致命的，没有任何村民交得出；就算是输了，加多一倍的赋税，和先前的痛苦也没有多大的区别。但如果赢了，就可以过三年不纳税不纳粮的神仙日子，这个赌值得打。
故事的结局当然是大团圆。对板球一窍不通的印度村民幸运地得到了爱慕布凡的英国贵族小姐暗中指点，经过三个多月的苦练，村民们终于在板球比赛中打败了狂傲的英国殖民军。他们可以免掉所有的赋税，过上三年无忧无虑轻松的生活。
如果让经济学家来给印度村民做顾问，他们肯定也会鼓励和怂恿印度人：就算是赌命也值得一博，“因为就风险和收益相比，收益明显地远远大于风险”。
商场上有一句名言：“利润愈大，风险亦愈大”。恩格斯对此曾有形象的比喻：当利润高到一定程度时，商人们甘愿冒任何风险。赌徒在输红了眼的最后时刻往往孤注一掷，至于是不是连性命也拿来赌，要看有没有到生死关头。用经济学家的话来说，就是要看风险和收益的比率。
但在效益和公平之间，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往往追求社会正义。人生本是一场连续不断的赌博，但一个社会需要人们下生死赌注的时候越多，这个社会便越不安全。被誉为一代宗师的美国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坚持认为，公正是社会制度首要的、不可缺少的品质：“假如正义荡然无存，人类在这世界生存又有什么价值？”
2002年辞世的约翰·罗尔斯是受到全世界经济学家批评和诘难最多的政治哲学家。他于1921年2月出生于巴尔的摩的富裕家庭，曾在牛津、麻省理工、康乃尔等大学任教，最后在哈佛结束了自己的教授生涯。罗尔斯1971年出版了巨著《正义论》，1993年出版《政治理性主义》，1999年出版《万民法》、《再论政治理性概念》，2000年出版《道德哲学讲演录》。辞世前一年，他出版了他的最后著作《作为公平的正义》。
罗尔斯提出了社会基本品（PrimaryGoods）的标准，以取代西方社会科学界占统治地位的效用标准。所谓社会基本品，指的是人们无论追求什么样的人生价值或人生目的都不可或缺的基本手段。罗尔斯开列的社会基本品，包括各大基本自由、机会和权力、收入和财富，以及“自尊的社会基础”等等。
社会是由众多个人组成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标、利益和对幸福的理解，所以只有当它受一些其自身并不以任何特殊的利益为前提的原则支配时，它才能得到最好的、最稳定的安排。罗尔斯设计了一个思想试验来推导这些原则，试验条件为：假设有一批平等的、需要通过合作而促进各自利益、同时又由于资源的稀缺和竞争而存在着利益冲突的人，每个人对自己即将以什么身份、能力、爱好、禀赋进入社会又一无所知，他们经过“反思的平衡”（ReflectiveEquilibrium），在道德原则和具体的道德判断之间来回调整，最终两者相互支持。他们选择的必将是这样两条原则：
首先，每个人都拥有享受彼此相容的最大限度自由的平等权利。政府对人们应该追求什么样的生活这一问题保持中立，只操心于为人们实现自己认为值得过的生活提供选择自由。每个人自己最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无需也无法由他人代以厘定、实现。
其次，权力和地位在机会均等的基础上应对每个人开放，社会和经济上的不平等只有当对最不利位置上的人有利时才是可接受的。
假设我们不得不面临如下的赌局：第一个赌局，你输10元和赢100元的机会，各是二分之一。第二个赌局，你有一半机会输1000元，一半机会赢10000元。现在你必须二者取一，你选择哪个赌局？
这两个赌局，单纯从期望值看，第二个赌局的均值为5500元，显然优于第一个赌局，第一个赌局期望值只有55元。但是，假如你担不起输钱的风险，那么对你最好的选择便是输钱较少的那个，即第一个赌局。
在决策理论中，担不起风险条件下的最佳决策准则，叫作“小中取大（Maximin）”法则。用在这里，便是将每个赌局的最坏情况列出来，即赌局一输10元，赌局二输1000元；然后从这些最坏情况中，选出一个最不坏的来，即赌局一：输10。于是赌局一便成为符合“小中取大”法则的最佳决策。
实际上也相当于在不同赌局中作选择，只不过这里赌的是自己投生为人后的毕生命运。拿毕生命运作赌注，显然是场不折不扣的豪赌，风险实在太大，令人担当不起。所以，最合理的决策准确性原则，只能是上面提出的“小中取大”法则。
仍然以上述两个赌局为例。假设有两个可供选择的社会制度，在第一种社会中，你生为弱者受损为10，生为强者得益为100；第二种社会里弱者受损为1000，强者得益为10000。再假设你生为强者和生为弱者的几率各为二分之一，你选择哪个社会？
尽管你所得好处的期望值在第二个社会里要大得多，但根据“小中取大”法则，必定选择第一种制度。不同的价值取向，会带来不同的选择——这也是为什么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常常吵得不可开交的原因。
一个幸福的家庭往往过的是庸常平淡的生活。安全社会的公民很少有机会像《逐鹿人生》里的印度村民那样用自己的生命和全部身家来打赌，虽然结局是印度村民赢了，有3年的快活日子好过。
或许你的生活中没有这么多的戏剧性。但是，如果你遇到收益比风险大得多的人生豪赌时刻，你的选择一定是“当然赌”。
这就是我们面临的现实困境。
白领2005：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40节 企业是什么？（1）
《万科》周刊
Michael chen
奈特与科斯的见解
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一开篇就写道：“本书要论证的是，我们的文明，不管是它的起源还是它的维持，都取决于这样一件事情，它的准确表述，就是在人类合作中不断扩展的秩序，这种秩序的更为常见但会让人产生一定误解的称呼是资本主义。为了理解我们的文明，我们必须明白，这种扩展秩序并不是人类的设计或者意图造成的结果，而是一个自发的产物透过恰好遵循了这些做法的群体中的一个进化选择过程，它们迅速地传播开来。”按照哈耶克在该书中的理解，资本主义，或者说，“市场”这一扩展秩序，因其能更好地利用分散知识，而得以在人类社会中不断扩展。
大量分散的人群，基于分工专业化进行生产，再通过市场这一媒介进行交换，可以获得比一种孤立鲁滨逊状态更为富足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个人的私欲被转化为群体的公益。这一猜想由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用“看不见的手”进行了形象的比喻。这是“市场”这一扩展秩序，在人类经已进行了的漫长合作之后，第一次被理解并形象地表达出来，因而斯密的《国富论》被认为是现代经济学的开始。瓦尔拉斯用均衡概念证明对斯密的猜想进行了数学化的尝试，在阿罗。德布罗意基于严格的假设进行了数学证明之后，这一猜想演变成现代经济学的内核——一般均衡理论。在这一理想无摩擦市场中，价格机制自发协调了人们的生产和交换，社会作为一种有机体而不是作为一种目的性的组织自行运转。在意识形态上，市场理论代替了过往的神学。
问题在于，既然人们通常认为交换及生产能通过价格机制自发实现，那么，为什么还会有企业这一组织形态存在？正如D。H。Robertson所指出的：“在无意识的合作海洋中，我们发现了意识力量的小岛。就像是一桶奶油中凝结着的一块块黄油”。海洋中为什么还有孤岛存在呢？“企业是什么”？
奈特教授试图从不确定性去解释这一问题。奈特在1921年的《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中区分出根本的不确定性和可以用一个已知概率函数描述的风险。对于企业存在的理由，奈特沿着企业家职能的思路来考察：不确定性的存在意味着人们不得不预测未来的需要。首要的问题和职能是决定做什么和怎样去做。因此出现了一个特殊阶层，他们向他人支付有保证的工资，并以此控制他人的行动。功能的多层次专业化的结果是企业和产业的工资制度，它在世界上的存在是不确定性这一事实的直接结果。
他的学生科斯教授并不满意于他的解释，在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中，他写了这么一句话：“如果没有不确定性，企业的出现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但他的论证，恰恰正好是从反对他老师的观点的地方开始。科斯考察了其他人对解释企业出现的理由，包括分工、风险、生产活动的协调等，认为这些都不是企业出现的最根本理由，而交易成本才是最基本的因素。他的核心论点是，制度运行的成本（交易成本）差异导致了企业取代了市场。
科斯的解释是，使用价格机制是需要成本的，也即是说，市场运行是有成本的，这种成本科斯称之为交易成本。他提出几个原因说明了为什么发现和商定价格需要成本，比如多次短期的连续签订合约和谈判需要花费成本等。当包括了这几个因素的市场交易成本大于企业的组织成本时，资源配置就会以企业这种经济组织来进行。其道理是：通过创建企业并允许某个权威来支配资源，可以将交易内部化，以一个长期契约替代一系列短期契约，减少契约数量，简化契约调整过程，节约交易成本。在科斯看来，企业的本质就是一种节省交易费用的机制。作为价格机制替代物的企业，实质上是企业家与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的长期契约。“允许某个权威（一个‘企业家’）来支配资源，就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
新制度经济学派
科斯对这个问题的考察，沉寂了许多年。23年后，他提出的另一个问题——《社会成本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注意。20世纪70年代以后，这两个问题被不断重新阐发，形成“新制度经济学”学派。
按照威廉姆森1998年在《交易成本经济学》中的区分，这一学派可以分为两个分支，其一分支渊源自《社会成本问题》，重点关注制度环境，即是博奕的规则，这一分支伴随着对经济史、产权经济学、路径依赖性等问题的关注而发展。其二渊源自《企业的性质》，重点管制问题，即是如何博奕的问题，这一分支引发相关的产业组织理论及信息问题的文献。在某种角度上说，管制是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思想的异议，而科斯在《企业的本质》中对无意识海洋中孤岛的反思，与以后钱德勒《看得见的手》中的论述遥相呼应。
基于科斯对企业问题的考察，新制度经济学派也有新的阐发：
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认为，企业本质上是一种契约。缔结这种契约的原因是企业可以成为一种“团队生产”，从而使合作的总产品及报酬比独自生产时要高。产权安排的目的是为了解决报酬的分配及激励问题。经典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此诞生。
格罗斯曼、哈特和莫尔区分了完全契约和不完全契约。同时强调不完全契约，即是契约签定以后可能发生的事情不可能在签约时完全预见到并写入契约中，从而契约总是不完全的，这种契约的不完全性会产生交易成本。企业的产生，可以内化这种交易成本，企业本身也是一组不完全契约，把企业的所有权分解为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即合同规定以外的控制权和收益权。可以有效地解决激励和信息披露问题，从而节约了交易成本。
威廉姆森则从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出发，强调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对企业性质的影响。由于完备的契约是不可能的，所以在专用性资产上，买卖双方在签约前的竞争将转化为签约后的垄断，买方可能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如大坝建成后找借口违约），预见到这种可能性，卖方也会采取机会主义态度，事先就减少投资或不投资。这样交易有可能不能完成。合理的选择是买卖双方合并为一个企业。这便是企业的契约性质。
追随科斯的考察，张五常强调了发现价格的成本，包括信息成本，度量成本和谈判成本等，进而提出一个更透彻的解释。他认为企业与市场的不同，是契约安排的两种不同形式，企业并非是替代市场，而是用要素市场代替产品市场，或者说是“一种合约取代另一种合约”。企业是一系列合约的结合体。在这些合约中，参与立约的各方，自愿放弃部分个人的权利，领取约定的合同收入，从而节省独自在市场逐次议价所产生的庞大费用。合约和制度的安排，目的在于降低市场交换所产生的交易费用。问题是，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并不总是可以截然分开的。同时，社会中每个人在相互竞争和作用的同时，几乎都受到合约的约束，那么，企业的边界在哪里，或者说，什么是企业？张五常的结论是，我们不知道企业为何物。
张五常这个考察发表在1983年的《公司的合约性质》中，时隔20年之后，在《经济解释》卷92，张五常在重新回顾当年这一篇文章之后，再次强调，“最正确的看法，不是公司代替市场，也不是生产要素市场代替产品市场，而是一种合约代替另一种合约。因为零碎的生产贡献多而复杂，定价费用烦而高，市场就以其他合约代替。这些代替的合约不全部直接量度生产的贡献而订价，通常以一个委托之量定价处理。公司的成因，是量度生产贡献与厘定价格的（交易）费用高于监管及指导使用的（交易）费用。但公司究竟是何物还有疑问。”
科斯用来解释企业的交易成本理论，经过张五常重新解说之后，演变成契约原理，而企业是什么的问题，却被消解得无法回答了，正如汪丁丁在《解释经济解释》第九篇《契约原理》中所写的：“从那以后，我始终认为科斯问题不再是一个问题——因为市场与企业都是契约结构的特例，世界上存在着大量既非市场又非企业的契约结构。用拓扑学的语言说，用契约结构对现象加以分类，远比用市场和企业这两个概念对现象加以分类来得更细致。换句话说，前者是比后者细致得多的拓扑。”也即是说，契约原理是比交易成本更为基础的理论。这是张五常比科斯高明的地方。
白领2005：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41节 企业是什么？（2）
《万科》周刊
新制度经济学到了20世纪90年代显得停滞不前，最主要的原因是其核心分析方式——交易成本理论的适用问题。
按照科斯的理解，企业因为交易成本的差异而出现，一个比“企业是什么”更为基础的问题便是：“什么是交易成本？”科斯将其定义为使用价格机制的成本，Demsetz则定义为交换所有权的成本，Arrow更为直接地说是使经济系统得以运转的成本。问题正如Hellwig指出的，“当信息不完全时，科斯的交易成本取决于策略互动（博奕）的准确特征，它无法在对体系作充分分析之前加以评价。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无法清楚地了解整个经济体系，那么便不知道什么是‘合适’的交易成本。而一旦我们清楚地了解整个体系，那么‘交易成本’还有什么用？”也即是说，交易成本取决于策略互动的博奕结构，这意味着博奕论可能是比交易成本更为基础的理论。
如果按照张五常的思路，将企业视作契约的话，那么契约的本质是什么？宾莫尔在《博奕论和社会契约》中指出，所达成的契约必须是这个契约和每一个有权力毁约的成员利益相一致，才可能让其成员自觉遵守它。也即是所谓的“自我约束契约”。这很自然地将契约视作人和人之间的博奕均衡结果。也即意味着，只有基于一种博奕视角，才可能理解博奕出来的结果，再进而比较这种博奕结果之间的差异，这才是适用的“交易成本”理论。
汪丁丁从1994年到1996年在《经济研究》所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阐述了用博奕论代替交易成本理论作为核心分析范式的必要性。在《经济研究》1994年7月发表的《近年来经济发展理论的简述与思考》中，困扰汪丁丁的问题是，制度是否可能被选择？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假设，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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