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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大道-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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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周书泰誓篇有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以及“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今本已佚）等语，均指出“天的意志，在于民众”。孔子说：“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孟子也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国语楚语上记载处大夫范无宁的话：“民，天之主也。知天，必知民矣。”左传中随国的贤人季梁更进一步认为“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民不但是天之主，而且是神之主，中国古代人文主义思想，深厚到如许地步，实在堪称为民主自治的先进国家而无愧。
象棋所表现的领导方式，就是十分符合民主原则的。任何一枚棋子，都不会勉强其它棋子来顺从它；大家都遵守规则，依法而行；更要极端负起责任，自己的行动自己负责。正与现代民主政治、法治政治、责任政治三大要素若合符节。
至于自治，每一枚棋子，都能自己管好自己。可行则行，不可行即止。遇有阻碍或困难，必循正道设法排除或解决，不依赖他人，也不轻易受人左右，或听信别人的意见，因为“观棋不语真君子”。而一旦下定决心，走错了路也绝对不怪罪于人，更不存心反悔，这才是“起手无回大丈夫”。
中国式管理，深信管理的对象，主要为人与事。事的范围较易解决，最难的是人，所以管理实际上是一种如何把握人心的工作。中国人观念，最高的领导，即在充分激起同仁的自发心。而部属的自动自发，则有赖于民主的领导。因为专制的领导者，常有喜欢逢迎、厌恶批评与讨论的倾向。若干善于讨好的人员，容易获得幸进的机会，以致组织内的热忱者变为冷漠，能力强的人退为旁观者，大家不以组织目标为重，却集中精力以追求个人的利益，弄得整个组织毫无生气。
所以民主的领导方式，尽量鼓励同仁自治，才是“修己以安人”的坦途。
（九）竭尽心力。
无论如何，工作勤劳乃是中华民族的本性之一。好逸恶劳，不肯工作的人，历来都被视为无可救药的人。中国向以“民生在勤，勤则不匮”为教，一般读书人都以手脑并用，“耕读传家”为荣。
隋末王通慨然有忧国之志，抱经纶之怀，被其教泽者，多能蔚为国器。可是他躬耕不辍，不敢自逸。有人问他：这样不是太劳累了吗？他说：“一夫不耕，或受其饥，且庶人之职也。无职者罪无可逃于天地之间，吾得逃乎？”中华民族勤劳成性，尤其是海外华侨刻苦自励，最为显著。中国人只要让他心安身乐，他就会竭尽心力，毫无保留地勤劳工作，而且“但问耕耘，不问收获”。
象棋的三十二枚棋子，不论寒暑，不分昼夜，只要主客兴起，对面而坐，它们便随时待命，准备竭尽心力去作战。如果棋子代表劳方，下棋人即是资方，这劳资之间，实在是十分融洽的，既没有罢工的威胁，也从未出现工资、福利的争执。真正爱好下棋的人，无不爱护、保惜棋盘和棋子，把它们擦得干干净净。下完棋必定好好整理收存，更从不虐待它们或任意舍弃它们。
中国式管理由修己而安人，便是希望所有同仁，都能够肯定管理者的服务价值，因而产生良好的感应。这些“感应人”（员工）在“服务人”（管理者）民主而“无为”的领导之下，得以身安心乐，而又安居乐业。他们一方面“促成向心、增强同心、坚定信心、引发忠心”，由忠诚而表现为无比的团队精神；一方面“增加能力、提高羣力、产生合力、发挥潜力”，由能干、肯干而不断增进生产力。管理上最大的难题，即在如何促使员工竭尽心力，尽量发挥潜力，惟有从中国式管理的“安人之道”，才能获得有效的解决。
（十）贯彻始终。
君子是孔子理想中所建立的标准人格。孔子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君子应有坚毅不拔的意志，曾子说：“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一般人平日专门讲究小节小信，及晾 Υ嫱鲋 剩 承磐 澹 蛲欠锨＞ 泳 侨缡牵娑陨 拦赝罚 匀徽醯R，大节凛然，表现出孟子所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文官既不爱财，武官亦不惜死”，一切以义为行事的准则，凡是合乎义的，虽然毁身辱体、赴汤蹈火，也应该戮力以赴，贯彻始终。
象棋中的将、帅，固然誓死不降，每次战役，总是有始有终，决不临阵脱逃。仕、相相依为命，顷刻不离左右，凡有危难，无不奋不顾身，乃至以身相殉，亦在所不惜。车、马、包更是英雄本色，只见义之所当为，或深入敌地，以施诱敌之计；或步步为营，集结成阵，先求己之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无论如何，都不计较个人的富贵名利，虽己身受困，也是“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兵、卒安步当车，而又安分守己，只知向前推进，从不落后。对于交付的任务，亦是“讷于言而敏于行”，贯彻始终，直至死而后已。
实施中国式管理，“君君臣臣”，老板像老板，部属也像部属，彼此由陌生人的结合而滋生出家族式的情感。组织的目标，即是大家共同的努力方向。一切事业，都不是出自一人的领导、创作或主使，而是一集团的合作。虽然有组织，却给成员以最大的自由（从心所欲不踰矩）；彼此有等级，却赋予真正的平等（孔子主张正名，即谓任何名义，必须名实相符，此种真正的平等，就是义）。在这种正常合理的工作环境中，所有成员，自然尽心尽力于分内的工作，并且贯彻始终，义无反顾。
（十一）千变万化。
中国自尧舜以来，以中为立国之道。中国以中字为国名，可见这是中国民族性的特点，中的精义，在于过犹不及。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孔子于中之外，又加以时义，所以孟子赞美他为“圣之时者也”。中庸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杨亮功先生认为，中必须合乎时。在性质上，中是动的，不是静的；是变的，不是执一的。
在运用上，中是向上的，随着时代而进步的，不是保守或落后的。在功能上，中是本于理智的抉择，积极的力求圆满与完善，而非基于感情或一时利害，作消极的调和或妥协。但中虽然是动的、变的，却也有其不动和不变的道理，那就是中必须和时作适切的配合。如果中能合乎适时、适宜和中肯的要求，就成为此时此地不变不易的中道。中国先哲，自古即承认变是宇宙的一个根本事实。孔子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老子说：“大曰逝，逝曰远。”惠施指出“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庄子则常说“万物之化”，肯定一切都在变动流转之中。因为我们的遭遇，是千变万化的，所以易经才主张“穷则变”，以期“变则通，通则久”。其实易学的精神，不穷也要变，务求与时俱进，随时随事的演进与发展，而不断求其至当。孔子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有一“权”字，我们才可以权衡轻重，损有余而补不足，在千变万化之中权宜应变，而无不适当、合宜、恰到好处。荀子说：“欲恶取舍之权，见其可欲也，则必前后虑其可恶也者。见其可利也，则必前后虑其可害也者，而兼权之，熟计之。”详察事情的利害，审慎比较以定取舍，此时当以“义之与比”，用“义”来作为衡量可否的最高标准，才能够“权之而得中”，亦即“权不离经”。
象棋规则简单明了，棋子不多，易于指挥、掌握。但是厮杀起来，千变万化，几乎没有一盘棋从头到尾都是一模一样的。下棋的人，面对时时都在变化的局势，每一着棋，都必须详察利害，审慎比较，然后才知所取舍。何况两人对奕，彼此都在运用心思，猜测对方的用意，预料情势的演变，加以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更增加了变化的复杂性。然而千变万化之中，有其不易的“经”在，那就是通行的象棋规则，有形可见，有迹可象，再怎样变化，也要努力遵守，才有以“立”。
“经权之道”，应用在中国式管理上，成为根本的方法。管理者务须确立若干不可变易的“经”，向所有部属详为说明，使其切实了解，并紧记在心。然后分层负责，使其“持经达变”，按照这些“经”去应付千变万化的环境，自能恰到好处。
（十二）和平融洽。
钱穆先生推论中国人的个性，认为“西方人好分，中国人好合”。中国人的和合性，超过了分别性。这种和合性，表现在虚怀若谷、宽恕礼让、容纳异己、以德报怨，蔚为一种和平融合的风气。虚怀若谷就是孔子所说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不可武断，不可有成见，不可有偏见，亦不可有私心。宽恕礼让先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进而“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其原则为“合于礼义，可让；不合乎礼义，当仁不让”，让本于恕，即是“设身处地”的道理。容纳异己才能“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表现出中国人宽容的美德。以德报怨本于老子，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能够从废墟中重新振作起来，成为今日的经济大国，主要原因，即在我国以德报怨。中国人具有这些和平而又融洽的特性，当然配称为王道的文化了。
前面提及象棋是君子之争，彼此都希望获得胜利，却不能诉之以暴力，或表现出乖戾之心。
大家在和平融洽的良好气氛下，各尽所能，这才是下棋的正道。虚怀若谷，胜不骄败不馁；宽恕礼让，对方偶有失误，并不严辞指责；容纳异己，旁观者难免忍不住多话，亦予宽容忍耐；以德报怨，屡遭败绩仍然平心静气，经常战胜也不出语不逊。具有这样良好的棋品，才是受欢迎的人士。棋局才能够在和平融洽的情势中，顺利进行。
中国式管理主张愉快地完成工作，快快乐乐地把事情做好。“冲突管理”如果能够带来“虚安”，真正有助于未来的“实安”，偶而可以为之。但是时常对立，制造矛盾，互相制衡，严密监督，都不是中国人喜爱的方式。“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希望在用人之始，就密切注意甄选，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因而以爱敬之心，作和顺之行，彼此共鸣，为共同目标而努力。组织成员，和合重于分别，一切建议，无不居于团体的利益，以平和的态度，表达其不同的意见；在融洽的气氛当中，日新又新，不断改善业务，使组织与个人，与时俱进。
陈大齐先生分析中国人所重视的道德，认为诸德必须有合于义，方成其为美，所以义是诸德成美的条件。如何才合于义？他列举五个项目：（一）所系正大；（二）无过无不及；（三）通权达变；（四）设身处地；（五）手段力求正当。综观上述，无论象棋或管理，都应该：（一）目标光明正大，足以导人为善，走入正途。（二）发挥无过无不及的效用，应宽则宽，应严则严，宜进则进，宜止则止，一切作为，均得其“中”。（三）遵守常理之外，为了因应环境的变化，还应该通权达变。但常变之间，务求权得其宜，所以要注意“权不离经”。（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欲有所为，最好先替对方想一想，以预测对方的反应。（五）所有手段，都要力求正当。可见中国式管理，可以象棋为其模式。
第八章：管理的最高境界在“无为而治”“无为而治”，是我国先贤共同追求的理想。孔子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天子应该无为于上，以期贤相有为于下。依孔子的观点，管理既为“修己安人的历程”，管理者所需要努力的，即在“修身以正人”。他认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肯定“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不敢不用情。”管理者只要以身作则，以道诲人，便可以“无为而治”。
道家老子居于自然之道，把归根复命的原理应用到管理上，主张“为无为则无不治”。他认为“贤明的管理者是不发号施令的；发好施令的管理者似乎并不贤明”，宣导管理者以“无为”的态度来处理事务，实行“不言”的教导。因为贤明的管理，旨在净化同仁的心思，满足同仁的安饱，减损同仁的心志，增强同仁的体魄。常使同仁没有伪诈的心智，没有争盗的欲念，使那些自作聪明的人不敢妄为。用这种“无为”的态度来管理，相信任何机构没有不上轨道的。老子肯定“清静为天下正”，因而用“治大国若烹小鲜”的妙语来形容清静的无为而治。
庄子“只听过世人希望安然自在，没有听说过要管制天下”。他认为“管理者最好依据自得的德，来成全于自然。就像远古的君主治理天下那般，出于无为，一切顺其自然”。因为“即使用尽天下的力量，也不足以奖赏善举；即使用尽天下的力量，也不足以惩罚罪恶。天下之大，既然不足以处理奖赏惩罚，而三代以后，却喧嚣着要以奖赏惩罚为能事，当然弄得没有空闲来安定性命之情”。
管理者如果“有为”，便不能为治；所以“莫若无为”，使大家安定性命的真情。
法家“无为而治”的理想，与道家相似。而所采取的途径，则颇不相同。老子以清静致无为，申韩则以专制致无为。法家的观点，是借重明法饬令，重刑壹教的手段，来达成“明君无为于上，羣巨竦惧乎下”的境界。管理者有势，又善用术，依法行使刑赏，便可以无为而治。
“无为而治”也是墨家和名家的理想目标，墨子主张兼爱非攻，名家宣导循名责实，都是达到“无为”目标的“有为”手段。
中国人特别爱好自由自在。我们不是不了解“天”的威权，能降临祸福。但是“天人合一”的观念，却使我们在“天定胜人”，顺天者得福，逆天者不免得祸之外，更开拓出“人定胜天”的力量，肯定祸福由人自召。孔子“尽人事以听天命”的主张，早已把中国人从迷信鬼神的领域中拉了出来。
中庸开宗明义，便指出“天命之谓性”。命是命令，天命即是天的命令。依据科学研究，万物运行的方式、万物变化的方法、万物运动的顺序，以及万物运行的目标，都是先天规定的，决非万物自己规定的。因为各种物类，其先天还没有存在。“命”是秩序的来由，天命是人一生所应走的路。
不过人为万物之灵，就是灵在人自己也可以发出命令，来决定自己是不是服从天的命令。物听命属于必然；人则不同，我们的服从天命，是自由的，全凭自己作主。所以人类可以相亲相爱，也可能自私作恶，祇是无论如何，都必须负起“自由”所带来的责任，承受“自由”所产生的后果。这种自作自受的规律，也是天命的一部份。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一直是中国人向往的境界，我们普遍不喜欢受管，总觉得自己可以管好自己。孔子说他“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实在描画出中国人理想的目标。
“人性不喜欢接受他人的管治，却应该自我修养，把自己管治好”，大概是“无为而治”的基本原理。每一个人都修己，也都尽量求能安人，当然可以无为而治。
由于时代的变迁，“无为而治”有其不同的意义与功能，我们现在分成（一）无为而治的传统意义及功能；（二）无为而治的近代意义及功能；（三）无为而治的现代化意义及功能，说明如后。
（一）无为而治的传统意义及功能孔子重视正名，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认为有君的名，就应该尽君的权责；不过孔子固然明君臣之别，却与唐太宗所谓“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大不相同，而谓“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即君必须以礼待臣，然后臣才会以忠报君。
孔子不以为臣应该无条件地听命于君，这是管理上最可靠的制衡作用。因为君有威权，臣多半会畏惧而顺从。万一君的决策错误，而臣又唯唯诺诺，岂非火上加油？后果必定不堪设想。孔子肯定每事从君之命，不得谓忠，他说：“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盲目服从，根本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孟子更进一步指出：事亲要顺，但有其限度。而事君的义，则为“不要顺”。孟子论为人臣者的人格，分为四级，以容悦于君者为最低级。因为专图容悦的人，只配做梁惠王上篇所说“不足使令于前与”的便嬖，不足为辅佐之臣。他认为“为大臣为能格君心之非”，如此重大的任务，绝非一味顺从所能达成。
君有志于道的，也有志于非道的，更有志于道而误以非道为道的，所以臣不可以唯顺是赖。
但是不要顺的结果，或则遭贬，或则革职，甚至惨死，历史上所见多有。于是，君主无为，成为比较有效的方式。天子无为于上，使贤相有为于下，就是无为而治的原则。
在我国传统君主政体之下，天子的位置几乎是世袭的。由于天子之子未必皆贤，必须依赖宰相传贤来辅助。同时宰相的位置不安定，正好藉天子传子来补足。那时政府之内分设两种机构，其一传子，地位确定；其它传贤，得以随时更换。政府既能新陈代谢，而中枢又不至发生动摇。
天子地位确定，无论贤或不肖都不方便更换。宰相地位不确定，如果不贤，随时可以撤换。
为了让宰相得以充分发挥潜力起见，我国先哲提出“无为而治”的构想，使天子就位之初，不待他人规劝，即能自动采取“无为”的立场。否则以天子的权威，难保宰相不敢有所为，以免多做多错，甚至性命不保。
事实上，天子要确保地位，最好的办法，也就是无为。自愿居位于无为的位置，才肯尽力礼聘贤相，而又让其施展才能。贤相殊不易得，所以君主必须礼贤下士，贤人才会闻风而来。同时，天子无为，才能保持客观的立场，做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从老百姓的具体反应来做公正的评鉴。
“无为而治”的功能，我们可以从易经的干卦来体会。干卦干下干上，干与天相通。干卦所追求的是一个与天同德而又与人同情的政治领袖。他必须能为天地立心，亦能为生民之命。他必须具备文言中所说“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的条件。他是天的化身，但绝非天的产物，因为它的德业都是从修为历练中得来，所以初爻教他潜修，二爻教他展现，三爻教他惕厉，四爻教他试跃，五爻教他得民，上爻戒他骄亢。如图3…8…1。
#奇#我国通称君王为“九五之尊”，并没有人赞扬“上九之尊”。圣君的位置，只在九五，不可以高高在上，把自己视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亦即不能居于上九，这就是“无为之治”的奥妙之处。
#书#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龙代表君德，天代表君位。飞龙在天，正好在九五的位置，不可以再往上升了。这时具有君德而又居于君位的人，最重要的工作，便是“利见大人”礼聘贤才，来辅助自己得民安民。
干卦的二、五两爻，都有“利见大人”的警语。二爻见龙在田，即龙出现在地面。见龙是潜龙的动，当潜修的时候，就得实时采取行动，所以君子不可以非时而动，也不可坐失良机，当行动的时机成熟时，君子就当在社会上有所表现，有如龙之出现于地上。但是此时的利见大人，与五爻的意思，刚好相反。
依据宋朝胡瑗的意见，认为二爻但有君德，而无君位，所以是见龙在田。此时的利见大人，系指有君德而无君位的君子，必须利见有大才大得之君，然后可以行己之道。好象舜遇到尧、禹遇到舜、伊尹遇到成汤、傅说遇到高宗、吕尚遇到周文王一般，才有展现的可能。至于五爻已得天位，为什么也要利见大人呢？那是因为“有是君，必须有是臣，然后万务可举，天民可治”。有如尧得舜、舜得禹、成汤得伊尹、文王得吕尚。得天位的君王，必利见大才大德的臣，才能够成天下之治。
二、五两爻的利见大人，一指圣君，一指贤相。两者相辅相成，而天下大治。圣君居于五的位置，放手让贤相有所施为，便是无为而无不为的具体做法。
如果君王自视甚高，他可能站在上九这一爻。于是亢龙有悔。亢者穷高也，穷高就是高到了极点。九五之尊已是高位，若再凭其高位，刚愎自用，唯我所欲为，即是穷高。君王表现出穷高的态度，必至脱离羣众，失却民心，因而导致懊悔。
当然，儒家宣导“仁治”，法家提倡“法治”，名家主张循名责实，墨家强调兼爱非攻，都以“有为”来达成“无为”。老庄则鉴于君王过度作伪，满怀成见，极易事事以自我为中心，而引起无谓的纷争。他们毅然主张自然无为，亦即着重在个性的自由发展，一切顺性而不可妄为。但是，老庄究竟不同于自由放任或无政府主义。庄子以天道与人道来区别君与臣的运作，结果还是导出“君无为而臣有为”的分工，只是希望大家共同秉持“为而不有”的信念，俾能“功成弗居”，而减少纷争。
无为而治的构想，确实是封建及专制时期的良好制衡，一则可以避免独裁，再则可以让真正有才能的人，得到发挥的机会。最大的好处，应该是圣君贤相的最佳搭配，成为老百姓安居乐业的最好保障。
（三）无为而治的现代化意义及功能传统及近代管理，以大众所说“齐家”、“治国”、“平天下”，亦即“家庭管理”、“行政管理”及“教化管理”为主。现代特别重视职业生活，将以往的成家立业分开为“齐家”、“立业”，所以多了一项“企业管理”，而且居于相当重要的地位。
所谓“现代”，不但是一个时间观念，而且是一个内容观念。时间方面，系指近代之后的当代。内容方面，则是现代化必须实现某一些内容。换句话说，“现代化”不仅是一个描述性的观念，还应该具有评价性的涵义。
现代化既然是可欲的，现代化管理也就成为合乎人性管理的一种追求。管理必须合乎人性，否则大家痛苦。只有利润，只有绩效，一切讲责任，一切讲效率，而人人不得其安。请问对于增进人类幸福，有何实际帮助？管理要合乎人性，首须顺乎人性的要求，以达成“安人”为最终目的。
人都是不喜欢人家管他的，所以梁启超先生把“无为”解释为俗语所说的“别要管他”。他说：“俗语『别要管他』，文言即是『无为』。”不要管他，那还谈什么管理？我们不要忘记：管理有两个字，不要管他，却不能不理他。“理”是什么？便是孟子当年所说的“敬”，孟子要我们“有礼者敬人”，公孙丑下篇明载“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万章下篇说明“用上敬下，谓之尊贤”，离娄上篇提示“礼人不答反其敬”，都是居于“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的人性基础，希望所有管理者，首先要“看得起”（敬）部属。
管理以看得起部属为出发点，主管便不应该只重自己的权威，一心想满足自己的成就欲。这实在上者“无为”，成为最合理的“看得起部属”的人性表现。
无为绝对不是“一事不做”，什么事情都不做，哪里能够“无不为”？再说，人是天生要动的，做事才合乎人性，主管什么事情都不做，基本上已经违背了自己的人性，如果真要一事不做，那就是造作。
主管要做的事，乃是“放手支持部属去做事”。部属的有为，正是主管的无不为。怎么放手支持部属去做事呢？最好的方式就是看得起他，相信他可以做得很好，所以正确的态度即是“别要管他”，但是更重要的是下面一句：“要好好理他！”管理者敬重所属，大家不好意思不尽心尽力，各尽其责的结果，便叫做总动员。总动员才是整体的绩效，不像个人英雄主义者独断独行那样，弄来弄去，只发挥了一个人的智能。
凡是部属能够做得好的工作，主管都不应该去做，否则便不符合“分层负责”的精神，也不合乎“分工专职”的原理。管理者敬重部属，部属并不尽心尽力工作，管理者就应该想想孟子的话：“礼人不答反其敬。”“我爱人，人却不亲近我，我应该自反，再尽我的仁爱。我治理人，人却不爱我的治理，我应该自省，再尽我的智能。我礼敬人，人却不回答我，我应该反省，再尽我的礼敬。
凡是所做的事，有不能如己所愿的，都从我自身检讨和反省。祇要自身纯正，天下的人，自然都依着我了。”如果遇到部属不能做或者做不好的事情，主管当然应该挺身而出，拿出办法来，把事情做好。
这时部属由于自己做不好或不会做，自然很乐意接受指导和协助，心里既不反感，接受命令就不会有所抗拒。
问题是：主管如何判断部属能做不能做，愿意做不愿意做？假若判断错误，岂不是适得其反？孟子当年用“不得已”来解决这个难题，他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不是别人不会说，更不是我比别人说得更好，而是此时此地，别人都不愿意说，我不得已才说的！这种古道热肠，正是一种道德上的责任感，我们称之为使命感，或者道德勇气。
主管经常富于使命感，部属就越来越缺乏使命感。因为主管权大位高，部属那里争得过？干脆成全主管，用自己的缺乏使命感，来满足主管无敌的使命感，这是整个组织有气无力的主要原因。
庄子更进一步，把孟子的辛酸苦涩，化之于无形。他说：“无门无毒，一宅而寓于不得已，则几矣。”一个人不走门路，不刻意营求，心灵凝聚而处理事情寄托于不得已，这样便是合乎人性的做法。他又说：“且夫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至矣！”管理者必须顺应事物的自然而悠游自适，寄托于不得已而蓄养心灵的和谐，才是最好的表现。
庄子所说的自然，重在“自”字。万物有其各自的性，必须顺性自由发展，以求各得其所，千万不要添加人为的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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