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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理论-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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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闲暇变得更加昂贵。这是替代效应，其自身能导致增加工作小时数的趋势。（2）如果个人将工作相同的时数，则实际工资率的增长使其实际收入增加，这将导致该人购买更多种类的商品，包括闲暇。这是收入效应，其自身能导致工作小时数的减少，除非闲暇没有好处。那么理由就是，超过某点，收入效应支配替代效应。其结果表现为，人们工作小时数减少，辅助性工人（如儿童等）从劳动力中退出等等。这样的解释显然说明，在很大程度上问题取决于通过市场用钱所购买的商品价值，这些商品可以通过非市场性活动获得。在原始社会，使收入效应占绝对优势的最初的低工资率，反应出对市场商品缺乏了解，嗜好范围狭窄。随着嗜好的发展和知识的传播，收入效应支配的点便呈上升趋势。
对于以上这样的分析有时会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人们并不能够自己决定自己的工作小时数；这是一种个人非取必舍的制度性论点。这种反对意见几乎完全是似是而非的。首先，我们已经看到，大部分调整会采取调整人们在劳动力中所占份额的形式。其次，甚至在任何给定时间里，一个特殊的个人都会留有余地。他可以选择加班或不加班，一年中休假多些或少些，可以选择工作小时数符合其愿望的职业或雇主，如此等等。但这些都不是基本的谬误。重要的是，个人如同是位完全的竞争者；单独就每一个个人而言，每周工作小时数可能是固定的，然而，所固定的小时数正是每一个个人作为一个整体选择的结果。任何时候，如果在给定工资率基础上，这种平均的时间水平超出人们所愿意付出的水平，则表明任何一个雇主，如果他缩短工作时数并调整到工人愿意接受的水平，便能比其他雇主具有更大的雇佣吸引力。由此，他可以吸引更好的工人或以较低的工资率吸引工人。因此就会刺激雇主们将工作条件和时间调整到工人们愿意接受的水平。（用我们前面的术语说，由于买卖的连带性，雇主既是劳动力的购买者，又是工作条件的出售者。）这种竞争的结果是允许个人自己决定自己的工作小时数。
我们讨论的供给曲线是短期曲线，假定人口不变，我们已谈到实际工资率水平的选择效应，在这里每种工资率水平都被认为是不变的，也就是说将继续下去。显然，由暂时的高工资回复到低工资，比起永久性的高工资，其反应是有很大差别的。暂时的高工资比永久性的高工资似乎更有可能诱导固定人口数中劳动数量的增加，因为它有很强的诱惑力，使人们抓住这个良机提供劳动服务，宁愿以后清闲一些。
在这一点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国经验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例子，当时在人口中的劳动力部分以及平均每周工作时间，都远远超过战前时期。乍一看，这一增长似乎没有能够反映出对认为是暂时的较高工资率的反应；货币工资大幅度增长了。但物价亦是飞速上涨，有公开的涨价，也有通过产品质量下降而间接的涨价，因而每个单位时间的平均货币工资，消除经修正质量下降确定的消费产品价格指数上升因素后，或许根本没有上升，甚至还可能下降了。有些经济学家通过引用货币幻觉的观点解释稳定不变的实际工资与增加的劳动供给数量之间明显的矛盾，也就是说，劳动力的提供者就名义工资率而不是实际工资率作出反应。如果出现例如名义物价和工资都加倍的情况，他们会作出不同的反应。
然而，引用类似于货币幻觉这样的“提醒词”来解释这一现象是没有必要的。实际工资显然未涨这一点本身就是幻觉，在这方面，有两点能够立即予以合理说明。首先，许多额外进入劳动市场的人员，在现行实际工资率条件下，过去是无人被雇佣的；即使平均工资率没有上升，他们能够得到的实际工资率增加了。的确，分别从每个人看，实际工资率可能是上升的，而平均工资可能保持不变。其次，人们完全可能认为战争期间消费品价格上涨是暂时的，战后会恢复到战前水平。他们从工资中节省下来的部分会由于所预期的战后价格水平而不是战争期间的价格水平而紧缩。但如果是这样，便可看到，实际工资——正如接受这一工资的人们所推测的那样——相比之下较高。这一点将由单按现行价格实行紧缩的状况所表明。这第二种力量尤其重要，正如前面所讨论的那样，所提供的增加的那部分劳动力，其目的在于利用这一暂时的机会，这将导致劳动者把计划收入增加部分中的大部分存下来，这一点使得预期的将来的物价水平极其重要。许多事实间接地证实了这一解释，其中尤其是战争时期存下来的异常大的收入，和这些储蓄采用以名义价值确定的资产积累形式（如政府债券、现金等），而不是股票或实际商品。当然，对将来物价水平的预期最后是令人失望的，然而，对将来的错误预期与对目前的幻觉是非常不同的。
长期劳动供给
如果我们转向长期劳动供给问题，必须分析实际工资率对人口规模及其具有的素质和技能的影响。换言之，我们需要一个人口理论和人力投资理论。很显然，这两种理论是相关的，通过增加劳动者人数或增加对每个劳动者的资本投入均可产生更多的劳动力，为简单起见，我们用人口规模描述下面的讨论，尽管讨论中的很大一部分也适于对人力的投资。
起初，人口理论被认为是经济理论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马尔萨斯人口理论是古典经济理论的基石。在人口理论的最初形态里，马尔萨斯理论认为，劳动是资本的一种形式，与其它资本一样，花费一定的成本支出，它可以被生产出来。这就是说，劳动是在稳定的成本条件下被生产出来。而这个稳定成本的水平是为保持劳动者所需的最低生活标准。如果工资提供了高于这一水平的生活标准，结婚就会提前，出生率会上升，死亡会下降，人口趋向增长，反之亦然。通过这种形式，该理论引出一条完全有弹性的长期劳动供给曲线，如图11．2所示。图中的OW是提供最低生活标准的工资率。
即便是这种粗略的形式，该理论也与久经观察的现象保持一致，有些现象在马尔萨斯时代使存在，更多的则是在他之后的经历。菲律宾和波多黎各就是一些极其典型的例子。美国在半个世纪里对菲律宾进行了大量的投资，随之而来的是人口大约增加了2倍，平均生活水平没有或几乎没有变化。同样，美国对波多黎各增加的援助，尤其是1933年以来，其主要后果就是人口数量的飞速上升。此类例子举不胜举。
同时，如果OW被理解为主要是从技术上确定的数据，则西方世界大多数国家的经验与初始的马尔萨斯理论相矛盾。在这些国家里，实际工资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极大地增长了。的确，人口也增长了，但其增长幅度远远达不到与实际平均收入所得相抵的程度。
这一明显的马尔萨斯人口论的矛盾，导致经济学家对该理论的否定，事实上，主要导致了经济理论对人口理论的排斥。据说人口主要取决于大量的非经济方面的考虑，而这些考虑内容不在我们的能力范围或兴趣范围之内。为了我们的目的，我们承认人口问题，并把这个问题留待人口统计学家、社会学家等去解释。近来，经济学家们再次表现出对人口的兴趣，再次关注将人口理论与经济理论融为一体——这是一种值得鼓励的发展。
要致力于研究出一种人口理论，使之既与西方世界的经济相一致，同时又符合总体经济理论，方法之一是重新检验马尔萨斯理论，并用更精确的方式去解释。代替马尔萨斯理论的本质，将是承认一个技术上确定的人类生产成本的存在，我们可以把人口理论的本质看作是这样一个观念，即人类的生产似乎是由报酬和成本的差额确定的一个深思熟虑的经济选择。从这个角度看，儿童可被视为具有双重性：首先他们是一种消费物品，是支出人们的收入以获取满足的一个方式，是对购买汽车或家庭服务或其他商品的取代；同时，他们是经济活动所生产的一种资本物品，是对生产机器、房屋或诸如此类的物品的取代。
被视为消费品时，所生产的儿童数量由抚育儿童的有关费用与购买用于各种用途的其它商品可获得的收入以及各人的情趣喜好等相对比而决定。最初，非经济力量会介入决定人们的情趣和爱好。被视为一种资本物品时，所生产的儿童数量由这种资本物品预期能获得的报酬与其他资本物品相比，以及生产儿童和其他资本物品的有关成本决定的。这种资本物品与其他物品有一个重要区别是进行最初的资本投入的个人占用报酬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儿童是一种连带产品，意即两种考虑要结合起来：儿童作为资本物品的报酬可视为减少了他们作为消费品的成本。如果没有这种因素，则十分显然，人力资本总投资的严重不足在一个自由社会里将是几乎不可避免的。
从这个更广阔的观点看，图11．2中的OW不应视为一种技术上确定的数据，而是刚才讨论的因素的颇为复杂的结果——这种现象在马尔萨斯时代对OW的描述中强调为“常规”最低线，同时强调通过改变人的情趣和价值观使之提高的可能性。
按照这些观点，西方世界的人口没有像初始的马尔萨斯理论所论述的那样快速增长，这也许已反映了儿童的成本相对于他们的报酬增加了，甚至不需要情趣的改变。这里，使人联想到大体按此思路发展的几个因素。（1）城市儿童的抚养成本显然高于郊区，而西方世界的经济发展包含着大量向城市的转移。（2）城市儿童作为资本物品的报酬也低于乡村儿童，因为一般说来他们在少儿时的价值更小，并且，更多的人在少儿时便可能停止将通过生产性使用所获得的报酬贡献给家庭。（3）随着工业化所产生的松散的家庭纽带，使儿童作为一种提供失业保险和老年保险的价值降低了。（4）随着实际收入的增长，儿童作为消费品较之其作为生产要素要重要得多——也就是说，儿童作为一种消费品而产生的服务是一种超级物品。但这一点说明儿童就学时间更长，置身于劳动市场之外的时间更长，这样便减少了儿童对家长的报酬，增加了成本，使得儿童比其他消费品更加昂贵，以上所列并非旨在彻底论述，而是旨在说明，显然有些抵消的因素也需包括在内。
修改了的马尔萨斯原理也许不仅符合西方世界的历史发展，也符合许多近期观察到的现象。比如，农村的人口出生率高于城市，这一点显然与以上所述相符。的确，从这个角度来看，在美国从农村到城市人口净迁入的长期趋向可作出与正常情况下完全不同的解释。通常这种现象被解释为纠正该趋势过程中不平衡状况的反映。但因阻力重重，这一纠正过程的进展缓慢，或者说是“太缓慢”了，因而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所获得的报酬平均低于其长期均衡价值。按照上面分析所得到的另一解释是，农村地区在人力资本和食物的生产方面享有一个比较优势，农村人口一直同时从事着连带进行的两种产业——食物生产和人力资本生产——，从而向城市净出售这两种商品，按照这种解释，农村流向城市的纯流动人口并不是不平衡的证据，而是平衡的证据，农村家庭的部分报酬是他们从儿童身上获得的货币或非货币形式的报酬。
另一个观察到的适用这种分析的现象是，“较高”社会经济阶层每个家庭人口数倾向于或小于“较低”社会经济阶层的家庭（比如专业人员和商人家庭人口数小于非技术工人家庭）。但是还不清楚这是否是一种普遍趋势。在同一社会经济阶层中，收入越高者，其儿童数量越少。上面第三四点说明了对这种现象作出解释的一种方法。由于趣味和机遇的不同，相对的儿童抚育成本对于不同社会经济阶层来说是不相同的。也许一个重要因素是，在较高阶层里，儿童就学时间可能较长，并且更重要的是，儿童得到的是一种由私人付费的教育，而在较低阶层里，更可能是由公众支付或儿童自己用挣来的钱支付的教育。这样，社会经济阶层愈高，儿童相对于其他消费品就愈加昂贵。但这些因素可能不适于解释同一社会经济阶层的现象，因而，人们毫不吃惊地发现，在同一阶层里，收入越高，儿童数量越多。
此外，出生率与总体经济条件的关系，为这种解释提供了间接的证据，并且受政府为儿童提供的特别补贴的影响。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采用了这种补贴，许多家庭补助方案中，例如现行的法国补助方案，就包含这种补贴。似乎有这样的一些证据，即这种方案实际上对于人口增长率有着重大的影响。
这种分析绝不能被视作是经过充分论证的或者圆满的。但它似乎的确是一种人口经济理论得以发展的一个颇有希望的方向。
《价格理论》
米尔顿。弗里德曼著
第十二章 工资决定和失业
前述关于工资决定的分析与就业和失业总水平出现波动之间的关系如何，是介于价格理论和货币理论之间的一个难题。若各类工资是由供求相互作用所决定，那么，怎么会存在“非自愿”失业？工资为什么不发生变动以使劳动市场全部吸收。
一种回答是经济学家们因为不能对一些观察到的现象提出令人满意的解释而采取的杂货箱式的说法：市场的各种不完全性，在此情况下，表现为“刚性”或“不易变动的”工资。这一观点最简单的形式，如图12．1所示，工资率Wo可以使有Eo单位的劳动力为市场所吸收。但是存在着一些使工资率不能从Wu降下来的不完全性因素，使得在Wu这一工资率水平上，WuU单位的劳动力被雇用了，但仍有UB单位的劳动力得不到雇用，其中，UA部分是“充分”就业水平高于实际就业水平的超额部分，AB部分则是在Wu、而非Wo工资水平上仍有待利用的劳动力单位。
这一套说法并不是对上述问题的答案，而只是对问题的复述。工资为什么在Wu水平上不易变动？显然在一些特殊情况中答案是现成的，例如存在着法定的最低工资水平，这时，WuBS取代SS成为有效供给曲线，而解答就是这条（有效）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的交点。但这一答案显然没有普遍性。
凯恩斯在其《通论》中给出了一个更复杂的答案。他认为，图12．1对于决定实际工资率的各种力量的概括并不完整，因为它省略了对另一类问题的考虑，即在一种和货币条件相协调的利率水平上，一些人想储蓄的量如何等于一些人想投资的量这一问题。这里不宜讨论他的观点，因为他的论述属于货币理论，而不属于价格理论（但关于对这一理论的一部分的分析，请参阅第17章）。对于我们这里的分析，凯恩斯理论的意义在于，根据他的观点，和这些储蓄…投资货币条件相协调的实际工资率可能不同于和“充分”就业相协调的实际工资率，如，可能是Wu而不是Wo。凯恩斯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实际”工资率的下降会增加就业，但是，这种下降不会因“货币”或“名义”工资率的下降而实现，因为，这一下降会引起“货币”或“名义”价格的同等程度的下降。他认为，工人们因此会抵制名义工资率的下降。他的观点提供了另一种理由，使人们可以将WuBS，而非SS视为有效供给曲线，从而工资率就位于（有效）供给和需求曲线的交点。
这一答案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第一，它在“名义”和“实际”工资之间左右摇摆，这一点我们将在下面详述。第二，也是更基本的，只要经济处在U点，则相当于UB劳动服务量的所有者将愿意以略低于Wu的实际工资提供劳动服务。这一力量是如何保持的？WuU的就业量是怎样在愿意供给WuB的供方之间分配的？“惯例”或工会刚性和类似的东西作为推迟调整过程的因素大概是可能的，但是，把它们作为加强一种在低于“充分”就业水平上的、长期的稳定均衡状况的力量来对待将再次引起实质性争论。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在探讨令人满意答案的方面，又出现了两项有关的进展。一个是所谓联结失业和通货膨胀的菲利普斯曲线；另一个是对导致极短期工资刚性过程中特殊的人力资本和“寻找”成本作用的分析。
菲利普斯曲线
关于菲利普斯曲线的讨论始于1926年，当时的观点是正确的，在以后约三十年中出现了错误，现在又重新回到1926年，回到开始的正确观点。大约五十年是一个完整的循环。你可以看到，分析技术的发展是怎样使无知的产生和驱散过程加快的。
费雪和菲利普斯
我选1926年并非随意的，而是因为，在那年欧文·费雪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失业和价格变化的统计分析”的文章。
费雪方法
费雪的文章涉及的正好是阿·威·菲利普斯教授大约32年后在其发表于《经济学》杂志上的著名文章中所分析的同一个现象。他们两人都对下述实际观测结果印象很深：通货膨胀倾向于和低失业水平相联系，而通货紧缩则与高失业水平并存。从一个很不同的观点来看，费雪文章中的一个有趣情况是，他的文章一开始就说，他对这一题目是如此深感兴趣，“以致特别是在过去三年中，在我的办公室至少总是有一台计算机不断地在这一课题上工作。”当然，他的意思是指一个操作着一台运算机器的人。
但是，在费雪的分析和菲利普斯的分析之间、在1926年的真理和1958年的谬误之间，存在一个重大区别，它涉及到因果关系的方向。费雪认为价格变动率是经济波动过程中的独立变量。用他的话说就是：
“当美元价值下降或换言之当价格水平上升时，企业家发现其收入平均而言增加得和一般价格水平上升的一样快，但他的支出却不是如此，因为他购买东西的支出，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合同形式固定了的，……就业从而受到刺激——至少在一段时期内是如此。”
为了详细说明费雪的分析并用更为现代的词语表述。假设发生了某种导致更高支出水平的情况——或更确切地说，导致比预料更高的支出增长率的情况。生产者一开始会将这种支出的更快的增长率解释为对他们的产品实际需求的增长。鞋、帽或外衣的生产者会发现，他们在以前的价格水平上可以卖出的商品量显然增加了，他们当中没有人一开始就知道这一变化是只影响到他自己还是会产生普遍的影响，在第一种情况下，如费雪所说每个生产者都会被引诱去扩大生产，并且也接受价格上涨。但是，起初，多数或大多数未预料到的名义需求（即以美元表示的需求）的增加将会被就业和产出的增加、而不是被价格的增加（或更快增加）所吸收。相反，不论什么原因，假设支出比率下降，或上升得不如预料的那么快，而且每个单个生产者在第一种情况下，至少部分地把这种下降解释为反映了他们自己的某种特殊情况，那么，结果将部分地是产出的下降和失业的上升，部分地是价格的下降。
费雪描述了一种动态过程，这一过程产生于支出比率围绕某种平均趋势标准而上下波动。他按照自己的思路，强调了区分“价格的高低与价格的涨落”这两个不同方面的重要性。他这样提出问题是因为在他写作该文时，一种稳定的价格水平被认为就是那个标准。如果他在今天来写文章，他就会强调通货膨胀率和通货膨胀率的变动之间的区别（而且或许某位未来的作者会强调其二阶和三阶导数之间的区别！）。重要的区别——而且很清楚，这就是费雪当时所想的——是预料到的和未预料到的变化之间的区别。
菲利普斯方法
菲利普斯教授的方法正好相反。他把就业水平当作促使经济波动过程得以进行的独立变量，而把工资变动率当作因变量。他的观点是一种很简单的分析——我不敢说是头脑简单的分析，但事实证明如此——就静态供求的条件而言。他说：
“当一种商品或服务的需求与其供给密切相关时，我们预期价格将上涨，其上涨率越大，过度需求就越大，……这一原理应作为决定货币工资率也就是劳动力价格变化率的诸因素之一而起作用，看来似乎是有道理的。”
菲利普斯的方法是建立在如图12．2所示的普通（静态）供求曲线上的。在交叉点O上，市场在Wo工资率水平上是均衡的，这时能提供的劳动量Eo等于所需求的劳动量。失业是零——这就是说，如实际测量到的水平，等于“擦边的”或“暂时的”失业，或者用我若干年前从威克塞尔那里借用的概念，失业处于其“自然”率水平上。菲利普斯说，在这一点上，不存在对工资的向上压力。再看F点，这时劳动需求量高于其供给量。存在着过度就业，WF点的工资率低于均衡水平，而且存在着对它的向上压力。在U点，存在着失业，Wu高于均衡工资率，而且有对它的向下压力。劳动需求量和供给量之间的偏离越大，这种压力就越大，从而工资上升或下降也就越快。
菲利普斯通过将失业水平标在一条坐标轴上，而将工资随时间的变化率标在另一条坐标轴上，从而如图12．3所示，把上述分析转变为一种可以直观地理解的关系。Eo点相当于图12．2中的O点。失业处于“自然”率水平上，所以工资水平是稳定的（或者在一个增长着的经济中，工资增长率等于生产增长率）。F点对应于“过度充分”就业状况，故工资是上升的；U点对应于失业状况，故工资是下降的。
费雪谈的是价格变动，菲利普斯则说的是工资变动，但我认为，对于我们现在的问题而言，这一区别并不重要。不论是费雪还是菲利普斯都认为工资是总成本的主要部分，并且工资和价格将倾向于一同变化。所以他们俩人都很愿意把工资变动率当作价格变动率，而我也将这样做。
菲利普斯的谬误
菲利普斯的分析看上去很明确、很有说服力，但却大错特错了。其所以是错的，是因为经济理论家们从未提出过，劳动的供求是名义工资率（如，用美元表示的工资率）的函数。从亚当·斯密到现在的任何一位经济理论家都会告诉你，图12．2中的纵轴应该代表实际工资率，而非名义工资率。
但是，一旦你像图12．4中那样将纵轴标为W/P，这一图形就完全不能说明名义工资或价格会发生什么情况，例如，看一下图12．4中的O点。在这一点的就业水平上，对实际工资既没有向上的、也没有向下的压力。但是，对于W和P分别保持不变，或W和P一年内各上升10％，或各下降10％，或者出现某些其他变化，只要两者均以同一比率变化，等等几种情况，这一实际工资水平都可以保持不变。
凯恩斯对于名义和实际工资的混淆
像菲利普斯这样思想周密的人——他肯定是个思想周密和极为精细的经济学家——怎么会混淆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他是被当时因凯恩斯革命而逐渐形成的一般学术空气所引导而这样做的。从这一观点来看，凯恩斯革命的关键因素是假设价格相对于产出而言是高度刚性的，所以费雪所考虑的那种需求变动将几乎完全反映在产出上，而很少反映在价格上。价格水平可以被视为一种制度因素。解释菲利普斯错误的简单方法，就是他假设名义工资的变化等于实际工资的变化。
但是，菲利普斯实际上并未这样说。他所说的要略微更细致一点，即，预期名义工资的变动等于预期实际工资的变动。在凯恩斯的体系中，有两个部分对该体系的建立是至关重要的：第一，认为价格是刚性的，意思是，人们在计划他们的行为时并不考虑价格水平变化的可能性，从而将名义工资和名义价格的变动视为实际工资和实际价格的变动；第二，事后的实际工资有可能因未预料到的通货膨胀而发生变动。实际上，凯恩斯关于充分就业政策的可能性的全部观点都来自这一假定：让工人接受（至少在凯思斯写作《通论》的30年代）因通货膨胀而造成的更低的实际工资是可能的，即使他们不会以直接减少名义工资的形式接受这一低工资。
这两点暗含着预期的名义和实际工资同现实的名义和实际工资之间的明显差别。在当时凯恩斯主义环境下，菲利普斯自然要假定存在这一区别，并认为预期的名义和实际工资是一起变动的。
我并不批评菲利普斯的这一观点。科学之所以可能形成，正是因为在任何时候总有一系列惯例和观点被假定是成立的，而科学就建立于其上。如果每位作者都得回过头去对其进行研究的所有前提提出问题，那就没有人能得到什么成果了。我相信，追随菲利普斯足迹的某些人比他本人更应受到更多批评，因为他们没有在人们向他们指出这一论点时注意到其重要性。
无论如何，正是这种一般的学术环境导致菲利普斯考虑了名义工资而不是考虑实际工资，这一学术环境在另一方面也是重要的。众所周知，凯恩斯体系是不完整的。它缺少一个方程。人们之所以毫不迟疑地很快就接受菲利普斯曲线方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普遍相信，这一方法提供了那个被漏掉的、联结实物系统和货币系统的方程式。在我看来，这一观点是错误的。要使凯恩斯体系完善起来，所需要的是一个决定均衡价格水平的方程。但是，菲利普斯曲线涉及的是工资或价格的变动率和失业水平之间的关系。它并不决定均衡价格水平。不管怎样，菲利普斯曲线被广泛地接受了，并立即被掌握用来为政策目的服务。现在，从政策角度看，它仍被广泛用于政策目的，即按照推测来描述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关系。
菲利普斯曲线的含义，说明了我们面临着一种选择。若我们选择低水平的通货膨胀，比如说价格稳定，那我们就必须使我们自己去适应高水平失业。若我们选择低水平的失业，我们自己就必须去适应较高的通货膨胀率。
对凯恩斯体系的反动
在这一段旨在改变人们的态度和提出若干问题的历史说明中，一共有三项进展。
第一项是对凯恩斯体系在理论上的全盘否定，它使菲利普斯曲线把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等同起来的错误明朗化了。
第二项进展是菲利普斯曲线涉及到其他数据样本时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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