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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胜:金一南将军随笔集-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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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局面确实异常严峻。在德军的装甲突击下，很多苏军将领没有完成他们对斯大林做出的许诺。他们未能按时到达指定位置，未能及时阻止德军挺进，未能掩护好友邻侧翼，未能实现先前一再保证坚决实现的反冲击？？德军一次又一次出乎苏联领导层预料地向前挺进，首都莫斯科面临的危险与日俱增。在这种情况下，朱可夫被从列宁格勒保卫战战地紧急召回接掌西方方面军，肩负起指挥莫斯科保卫战的任务。斯大林签发的命令中说：“在莫斯科以西六十二英里到七十四英里的防线上，保卫首都的任务已交给朱可夫负责。”
这无疑是朱可夫一生中责任最重大、任务最艰巨、考验最严酷的时刻。特别是当第五、第四十三和第四十九集团军放弃莫扎伊斯克防御地带的主要防线、德军在苏军防线中部地区实现纵深突破后，莫斯科的紧张气氛达到高峰：到处是文件焚烧后留下的焦黑纸灰，外交使团按苏联政府安排离开莫斯科退往古比雪夫，惊慌失措的人群谣传德军坦克随时可能冲进莫斯科市区。抢劫的场面也出现了：有人冲进商店抢劫，还有人抢劫运载罐头食品的卡车，更有人偷偷烧毁党证，摘掉家中的斯大林像。
斯大林决心坚守莫斯科。但莫斯科能否真正守住，他并没有把握，特别是过去坚守基辅的决心不但未能实现，而且还遭受到空前损失，这对这位苏联最高统帅的决策信心不能不产生重大冲击。此时的斯大林已经相信，在朱可夫那里能够听到真话。
形势也发展到了最需要真话的时刻。德军在加里宁方面军第三十集团军的地段取得突破，决定莫斯科存亡的时刻到来。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斯大林亲自打电话给朱可夫，不加任何掩饰，提出他平时最不愿意说出、内心深处最痛苦的一个问题：能不能够守住莫斯科？他对朱可夫说：“我怀着内心的痛苦在问你这个问题，希望你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诚实地回答。”
斯大林要求朱可夫不是以一名苏军高级将领、莫斯科保卫战的主要指挥者，而是以一名共产党员的身份回答这个问题，其分量之沉重，即使那场战役已经结束了64年，今天依然能够像铅块一样沉甸甸地感觉出来。
仅仅三个月前，朱可夫坚持要求放弃基辅，并因此失去总参谋长职务。此时面对斯大林以共产党员对共产党员的坦诚，朱可夫沉默了一会儿，一字一句地回答最高统帅：“我们能够守住莫斯科。”
真是危难时刻。真是字字千钧。
朱可夫军事生涯中先后指挥了无数个战役，包括辉煌的攻克柏林大会战，但没有哪一次战役像莫斯科保卫战这样关键，没有哪一句话如“我们能够守住莫斯科”这样字字千钧。
一句古谚语说：“性格即命运。”帕夫洛夫与朱可夫的差异当然不只是性格，但两人的命运在战争中被岔开，永远不再会合。
我常想：如果当时不发生战争，又会如何？
如果不发生战争，两人当然都能够在苏军中平步青云，帕夫洛夫还很可能走到朱可夫前面。
但战争发生了，不以人的主观为转移。战争撕去一切假面，对军人做出最严厉无情的淘汰和筛选。
我又想：如果历史能够重新开始，又将如何？
如何历史能够重新开始，帕夫洛夫肯定会对他的观点和做法做出大幅调整，向他的同事和战友朱可夫靠拢；那么希特勒的军队就不可能如此顺利地长驱直入，悔过的帕夫洛夫同样可以享受到英雄的辉煌。
但历史无法重新开始。
这正是历史的庄严和悲壮。
朱可夫也不是从来不犯错误的天才。后来人们把他的种种缺点罗列出来，如骄傲、专横、跋扈、“波拿巴式人物”等等。主观上说，那是因为他的毛病也不少；客观上看，那是因为战争已经过去，和平已经到来。
在灾难危重、艰难困苦的战争时期，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支军队能够有这样的军人挺身而出，那是民族有幸，国家有幸，军队有幸。
08 强势拉姆斯菲尔德（一）——拥有最多“…
这个人不是军人。
却比任何美国军人都执着地鼓动、进行、坚持战争。
这个人拥有众多“第一”的头衔：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国防部长（1975年，43岁）；美国历史上最年长的国防部长（2006年，74岁）；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两度担任国防部长的国防部长（第13任、第21任）？？还有什么呢？喜欢或不喜欢的都对他留有深刻印象，仅仅就为这些充满机缘条件的“最”？
其实真正给此人留名的“最”，是其担任国防部长期间，在世人众目睽睽之下指挥调动美军打了两场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侵入两个国家——阿富汗和伊拉克，推翻两个政权——塔利班政权和萨达姆政权，实现美国长期耿耿于怀的两个夙愿——进入中亚、掌控海湾。
先看阿富汗战争。阿富汗地处中亚，苏联解体后，中亚被美国战略学界称为世界上“最后一块战略真空地带”，力求进入而不可得。这个夙愿“9·11”后被拉姆斯菲尔德实现了：进入并占领阿富汗、驻军吉尔吉斯和乌兹别克斯坦。中亚大门从此无法对美国关闭，“最后一块战略真空地带”从此不再真空。
再看伊拉克战争。伊拉克地处的海湾地区，是全世界最富石油储藏的地区：伊拉克的储量为世界第二，旁边就是世界储量第一的沙特阿拉伯、储量第三的伊朗、储量第五的科威特。在该地区完成坚固的军事存在，是美国半个世纪的梦想，这个梦想又被拉姆斯菲尔德实现了：占领伊拉克全境，牵制沙特、威慑伊朗。科威特则更加顺从，长期令美国头痛的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OAPEC）也变得噤若寒蝉，收一箭数雕之效。
如此“战绩”，的确是自1947年美国依据“国家安全法”设立国防部长一职以来，任过该职的所有人皆自叹弗如的一个关键之“最”了：最富美式攻击精神、最富实际攻击成效——2001年10月7日向塔利班宣战，11月12日占领阿富汗首都喀布尔，36天推翻一个主权国家的政权；2003年3月20日向萨达姆开战，4月9日占领伊拉克首都巴格达，这回时间更短——20天推翻一个主权国家的政权。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美国还多以策动政变的方式，颠覆那些它不喜欢的政权的话，那么新世纪则是以*裸的和不折不扣的武力了。在这些“全武打”中，拉姆斯菲尔德首当其冲。
伊拉克战争得手后，这位据说“身体奇好、精神状态奇佳”的国防部长更进一步提出“10—30—30”的作战构想，即一旦美国决定在全球某个地区动武，美军必须能够10天内部署到该地区、30天内摧毁敌军、第二个30天再完成重组，做好到另一地区执行下一次任务的能力。此设想一出，全球哗然。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设想是打“两个半战争”：在欧洲和亚洲各打一场大规模战争，同时在亚、非、拉地区应付一场小规模战争。到了70年代，由于越南战争的重大损耗，再打“两个半战争”已力不从心，指标不得不大大下降，变为打“一个半战争”，即准备在欧洲或亚洲打一场大战，同时在其他地区打一场小仗。冷战结束后，恢复过来的美国战争指标再次上升，克林顿政府提出要打“两场大规模战区战争”，即在东北亚和中东地区各打一场大仗；小布什政府上台后觉得克林顿的胃口还不够大，要调整“两场战争”的指标，但谁也没有想到调整出个拉姆斯菲尔德的“10—30—30”计划出来。依照此计划，美军必须在70天内打完一场仗并且完成投入下一场战争的全部准备，这真是前所未有的野心和胃口，无怪乎欧洲舆论惊呼：美国在准备一年进行五场战争！
就在这些猜疑、感叹、惊呼、愤怒之中，拉姆斯菲尔德上升到其威势顶峰，然后是权势顶峰。
就美国国内政治来看，国防部长历来不是显眼角色，在内阁中居于国务卿、财政部长等要角之后。但拉姆斯菲尔德入主国防部后，不但在五角大楼大权独揽、说一不二，而且靠其咄咄逼人的个性以及与总统布什和副总统切尼的特殊关系，很快将制定外交政策的权力从国务卿鲍威尔那里抢了过来，弄得那位前四星上将一而再、再而三做出“以大局为重”的妥协；然后又通过战场实绩一次又一次向国会要求追加拨款，把个财政部长也贬成了美国大兵的账房先生；最终超过所有内阁成员，使自己成为布什政府中实际上的第一阁员。在国内如此霸道，在国外他也不是谦谦君子。伊拉克战争前，英国爆发史无前例的百万人反战大游行，美国最坚定的盟友布莱尔首相面色凝重，眉头紧蹙，拉姆斯菲尔德只撇撇嘴说：即使我们的英国盟友不参与，美国一家也要把仗打到底。就是这句话，使布莱尔有一阵颇下不来台。这种唯我独尊、刚愎自用的习性和谁说也不行、谁劝也不听、一意孤行的意志，使美国《时代》周刊用“五角大楼军阀”（Pentagon'sWarlord）一词来描述他，也使其头顶诸多个“最”之上又添加了一个“最”：美国历史上最有权势的国防部长。
在一般人早已退休的年龄，他却进入了其事业的顶峰。
他以为从此都是顶峰，有永远的顶峰。
09 强势拉姆斯菲尔德（二）——露多大脸，…
他以为从此都是顶峰，有永远的顶峰。
幸运的拉姆斯菲尔德忘记了：他的顶峰恰好与冷战结束后美国力量的顶峰重合，或者更客观地说，他恰恰借助了美国力量的顶峰。当他说“在反恐战争中，美国享有不受限制的自由”的时候，以为凭借先进的军事技术、强大的军事能力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时候，严重危机的隐患就由他自己悄悄埋下了。
他志得意满、忘乎所以，忘记了战争是政治的继续。
截至2006年底，美国在伊拉克已经花费3500亿美元军费、付出了24000名美军死伤的代价，不但未能消除恐怖主义、建立“民主样板”，反使一个具有重要地位的国家陷入了生灵涂炭、乱象环生的内战，爆炸、刺杀、枪战、炮战成了家常便饭。三年零八个月之前，美军第三机步师冲进巴格达，在电视摄像机镜头前拉倒萨达姆塑像的时候，谁能想象到伊拉克今天的乱局？2006年11月26日，美军在伊拉克作战的时间，已经超过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1348天的作战时间，战争费用在2005年就超过了朝鲜战争的开支，2007年超过越南战争5310亿美元的纪录。这不但成为美国进行的最昂贵战争之一，而且结束之日遥遥无期，已经成为一场难以脱身的战争。新加坡报纸发表了一篇颇有特色的评论：《越战伤了驴，伊战倒了象》。认为以驴为象征物的民主党在200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中大胜，是因为以象为象征物的共和党陷入了伊拉克战争泥潭。由国会授权成立、民主和共和两党外交政策专家参与的“伊拉克研究小组”提出的报告说：“伊拉克局势非常严峻，而且还在恶化。暴力的规模和杀伤力越来越大，针对美国军队的袭击以及美军的伤亡情况继续以惊人的速度增加。伊拉克人民正在苦难中煎熬。”
这一切，拉姆斯菲尔德难逃干系。他的地位与美国力量一起上升，也必然要随这一力量的衰落而跌落。尤其是在导致美国力量的过度损耗中，他难辞其咎。2006年11月8日，他从权力顶峰跌落了：被迫辞去国防部长职务。在白宫总统办公室发表辞职感言时，他说了一句连自己也十分陌生的话：“伊拉克战争是一场几乎没有人理解的战争，是一场人们备感陌生的战争。”几年前、几个月前甚至几天前，自己那些信誓旦旦的话语，一瞬间似乎连自己都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四天之后，《洛杉矶时报》一篇名为《拉姆斯菲尔德自己造成的创伤》的评论，给了他一个美式的“盖棺论定”：
“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曾有机会成为美国伟大的英雄之一。他在危急关头执掌国防部，具备很多令人钦佩的才能，这些都是成功的必备条件。然而，与历史上的悲剧英雄一样，他的缺点是傲慢和固执，这不仅导致了他的下台，还使他毕生的努力毁于一旦”；“拉姆斯菲尔德为这一失败付出了沉重代价。他不会以改革美军的国防部长而名留青史，充其量也就留下个差点输掉伊拉克战争的名声。更糟糕的是，他的顽固不化毁掉了地面部队。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军事设备损坏殆尽，士兵们也已精疲力竭。部队为了保证训练只得轮流使用坦克和悍马军车。美军遭遇着一场空前的危机。与拉姆斯菲尔德在2001年上台时所掌管的那支军队相比，他所留下来的这支军队的实力和战斗力已大大下降”。
09 强势拉姆斯菲尔德（二）——露多大脸，…
2006年12月15日，美国国防部举行告别仪式。尽管总统布什、副总统切尼在发言中依然对拉姆斯菲尔德充满溢美之词，称赞他是美国历史上最了不起的国防部长，但新任国防部长盖兹回答参院咨询“美国是否正在打赢这场战争”时，张口就是一个异常沉重的字眼：“不！”
拉姆斯菲尔德走了。虽然黯然神伤，但头上依然顶着左一个右一个“最”：最年轻的、最年长的、最有权势的、最富攻击精神的、任职次数最多的？？美联社记者伯恩斯说，仅仅只差了10天时间，拉姆斯菲尔德就能创造另一个“最”：打破越战时期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创造的任职时间最长的纪录。
也许拉姆斯菲尔德最不想打破的就是这个纪录。越南战争迄今为止依然是美国的噩梦。麦克纳马拉活一天就要检讨一天。他决不想重蹈覆辙。正式辞职之前，拉姆斯菲尔德完成了一份机密备忘录，建议布什对伊拉克政策进行重大调整，其中甚至规划了“上策”为何、“下策”为何等等，细致且周全。但这份备忘录的真正目的已经不是建言献策了，而是暗中埋下的那句伏笔：不管做出任何决定，都要表明这些决定是“实验性”的，“这样我们就能随时在必要的时候对策略进行调整，而不必承担失败的责任”。i米i花i书i库i ；__
一直到了这个时候，拉姆斯菲尔德才想起来不能做麦克纳马拉。他终于意识到了面临的灾祸和解决伊拉克问题的艰难。他想抽身便走，身后尽量少留痕迹。
但为时已晚。中国有句老话，叫作“露多大脸，现多大眼”。现在不要说全世界了，即使在美国，如果要为伊拉克战争选出一位标志性人物，美国媒体也承认：大多数人会选执着的和顽固的拉姆斯菲尔德。
“暴风雪结束了”，这是拉姆斯菲尔德离去之前，给五角大楼同仁留的最后一封电子邮件。他平素喜欢引用英国首相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一句名言：“胜利不是最后的结局，失败也不是最后的宿命，重要的是勇气。”
他对丘吉尔的话信以为真了，以为凭借他的个人勇气和美国国力，就能够达到一切、克服一切。当他终于明白美国力量的有限性之时，他的勇气也竟然像冰雪那样开始悄悄融化了。
应该责怪丘吉尔吗？既然胜利不是最后的结局，那么失败必然是最后的宿命。
现在坐在家里的拉姆斯菲尔德，未来只有在回忆录中解脱这一切、辩白这一切了。他拥有如此众多的“最”，回忆录肯定畅销。有人以成功影响一个国家，也有人以失败影响一个国家。拉姆斯菲尔德无疑属于后者。不管他本人愿意不愿意，时间和历史会做出这样的记忆。
多少年以后、多少代以后的美国人会不会说：21世纪初，我们有个最狂妄的人，叫拉姆斯菲尔德？
他的最后一个“最”。
10 民族的致命伤
人们在思维过程中，最先进入头脑的，通常是已有经验、既定方案、成功或失败的例证。仅仅依据这些因素开展思维，得出结论可能省时省力，却往往不是最佳。应该承认，经验提供的思维材料不论如何宝贵，对未来的指导作用都是有限的。问题不会简单重复，历史也不会简单重演，这就是为什么刻板地依照历史经验制订的战略计划，往往难以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问题在这里提出来了：如何才能够确保持续的、不断的进取——不管取得多大的成功抑或遭受多大的失败，思维主体也能够通过最大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实现对经验和传统的超越。唯此，才能产生真正有价值的指导实践的思维成果。
1806年，普鲁士军队在耶拿—奥地利大战中兵败如山倒。拿破仑的俘虏中有一个不起眼的下级军官，他就是后来享誉世界的军事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总结普鲁士军队的失败，克劳塞维茨说：“它不只是一个风格过时的例子，而且是墨守成规导致的极端缺乏想象力的例子。”克劳塞维茨把普军的失败归于三点：
一、中高层军官很少认识到战争特征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二、军官们更关心自己的军衔和社会地位，而非训练与作战。
三、士兵缺少爱国心和军人精神。
三十四年后的1840年，中国军队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兵败如山倒。来自湖南邵东、以中国近代外交史作为其“第一片拓荒之地”的历史学家蒋廷黻说：“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倘使同治、光绪年间的改革移到道光、咸丰年间，我们的近代化就要比日本早二十年，远东的近代史就要完全变更面目。”为什么中国的改革没有更早进行？蒋廷黻认为耽误二十年的原因有三点：
第一，中国人守旧性太重，承认有改革的必要极不容易。
第二，实行新政，科举出身的士大夫地位摇动，他们反对。
第三，中国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精神。
战略思维中进取性的意义，通过克劳塞维茨和蒋廷黻这两位前人的思辨性论述，基本显现出来了。“墨守成规导致的极端缺乏想象力”的普鲁士王朝，和“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的大清王朝，不管自身怎样尽心竭力地挽救衰亡，都无法对剧烈变化的新的历史环境做出战略性回应，最终不得不以十分不光彩的状态退出历史舞台。
任何一个摊子，不论曾经多么辉煌，单单靠守是守不住的。所以不仅需要保存，更需要创新；不能只是求稳，更需要求变。这才是战略思维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核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你可以说战略思维是综合性思维、全局性思维、长远性思维，却不能说它是平衡性思维、调和性思维、妥协性思维。战略思维中一旦失去了进取性，随之就失去了这一思维中最有生命力、最有创新力的部分。
1982年9月，小平同志讲过一段话。他说：“如果中国在1997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48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我们等待了33年，再加上15年，就是48年，我们是在人民充分信赖的基础上才能如此长期等待的。如果15年后还不收回，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自动退出政治舞台，没有别的选择。”
这段话是在与英国首相萨切尔夫人会谈时讲的。当时正是小平同志威望的高点。1984年的国庆*中，北大学生还自动打出“小平您好！”的横幅，谁能想到小平同志做出如此严重的评价？但也恰恰是这段话，展现出在小平同志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思维中，进取性所占的分量。“如果15年后还不收回，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自动退出政治舞台，没有别的选择。”能够讲出这样的语言，其历史进取心是何等的坚定！
如果说在一般情况下，国家意志通常表现为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领导者的意志，那么领导者真正的进取不光是思想观念上的进取，更包含着能够拿出相应的实力，能够承担相应的代价。
11 进取性——永恒的追求
1982年，阿根廷收复马尔维纳斯群岛，表面看确是进取性之举，但实际上其领导层并没有做好应付艰巨情况的准备。一是看到英国正在削减国防预算，估计不会为马岛而战，只要造成既成事实，便可轻取。二是认为即使英国想战，因经济衰退国力减弱，不仅兵力不足，还与马岛相距一万四千公里，后勤保障也成问题，阿根廷尽占天时地利的便利，即使一战，对劳师远征的英军，也能获胜。
就是在这种思想主导下，阿根廷从政客到军人都没有做好艰苦作战的精神和心理准备。以加尔铁里为首的领导层，更把收复马岛看作是提高自身威望、转移国内对经济困境的关注、巩固岌岌可危政权的手段，以为胜利轻而易举、一蹴而就。结果战前不但未开展国防动员，也未针对海岛作战进行部队训练，甚至连斯坦利港的机场也未整修，致使战争爆发后阿根廷战斗机无法以马岛为基地攻击英军，只能从本土起飞，无法威胁到航程以外的英国特遣舰队。其收复国家主权和捍卫民族尊严的“进取心”，既缺乏强有力的物质力量支撑，也缺乏强有力的精神力量支撑，最终使这一失败成为阿根廷延续至今的创伤。
相反，最初对战争毫无准备的英国则是反应迅速，行动坚决。当特遣舰队从朴次茅斯起航时，很多人把它当成将阿根廷吓回谈判桌的外交舰队，首相撒切尔夫人却认定一条：“特遣舰队必须投入战斗。”美国国务卿黑格要求英国特遣舰队停止前进以利调停，撒切尔夫人的回答异常干脆：“特遣部队必须继续前进。”从1982年4月2日至6月14日，英国和阿根廷在南大西洋的马尔维纳斯群岛、南乔治亚群岛和南桑德韦奇群岛，展开了一系列海空作战和登陆与反登陆作战。英国以亡255人、伤777人、损失舰船6艘、飞机34架的代价，使阿根廷守军亡1000余人、被俘11000余人、损失舰船11艘、飞机105架，最终夺回马岛。在英阿两国领导人进取心的激烈博弈之中，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成了胜出者，由此获得“铁娘子”的称谓。
就是这位“铁娘子”，马岛获胜三个月后来到北京，意图乘势一举解决香港问题。未料到等待她的，是邓小平那段十分强硬的语言。小平同志后来还讲了一段话：“香港问题，就是一句话：一点都软不得。”
这决不仅仅是说说而已。1992年10月，距离香港回归已经不到五年，小平同志要看接收香港的对策方案。尽管当时已经做了很多准备，但总的思路是和平过渡，和平接管。小平同志看完方案后，认为没有做更复杂的考虑，没有另起炉灶的准备，因此评价说：“软了。”他说：“我以前对撒切尔就说过，如果谈不成，我们就要考虑在另外的时间和用另外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当然就不是和平过渡了。”这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进一步强调：“有准备才能应付可能发生的情况。”刘华清同志晚年回忆这一幕时说，传达小平同志的指示后，“大家统一了认识：下一步要做的，一是加快和平进驻的工作；二是做好应付突发情况的准备。方案的制定要考虑到各种复杂情况的发生。要用杀鸡用牛刀的办法，不能拖拖延延，要一锤砸死。要搞出几套方案，请邓主席、*批准。放在那里，有备无患。”
英国执政当局当然要用尽一切办法，通过香港实现在整个东亚地区的存在。中国政府则一定要完成香港回归这一历史夙愿。1997年香港回归，整个过程进行得如此顺利，与中方对各种情况都做好了充分准备关系极大。中英领导人各自战略进取意识的这一轮碰撞，中方是胜出者。
进取性，是战略思维主体的永恒追求。两手准备，两手抓，两手硬，才能通过进取，最终把握事件发展的进程。
12 军徽的光芒
在华盛顿西南群山怀抱的昆特克尔，陆战队大学研究中心主任格罗夫仔细端详着我们赠送的礼品，小声发问：“八一”这两个汉字是什么意思？我们解释的时候，这位退役陆战队上校竟然专门拿来一个本子，一笔一画认认真真记了满满一页，然后叫来特藏部门负责人，叮嘱将这篇说明和礼品一起放好，以便让所有参观者都知道其中的含义。在安那波利斯海军军官学院，我们又碰到一模一样的情况。所有解释都被认真记录下来，成为他们的收藏。
这的确令人印象深刻。美国军人对“八一”的含义虽然弄不清楚，但是通过交战与交往，知道这个标记不能轻视。他们尊重佩戴八一军徽的中国军人。
我知道，军人之间的尊重不会凭空产生。自1840年以来，近代中国没有一支军队，像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样引起世界广泛关注，甚至成为他们的研究题目。这是先辈留给我们的资本。他们把自己的鲜血和生命都浇注到其中去，终使八一军徽在世界熠熠生辉。6米6花6书6库6 ；http：//www。7mihua。com
与一支军队跋涉的万水千山相比，人的生命何其短暂。
八一南昌起义的组织者，至今已无一幸存。半个世纪前在朝鲜战场上打出国威军威的猛将们，也不剩几人。八一军徽在不息的军号和嘹亮的军歌中，默默完成着生命的接力与更替。像一株参天巨树，叶片年年脱落，新芽岁岁破枝，增长着一圈又一圈坚实的年轮。
在军徽面前，每一代军人都是过客。正因来去匆匆，有些人便只求功名利禄，声色犬马。一个中国军人，如果脑中思虑的只是一己荣辱而不是祖国安宁，心中充满的只是个人欲望而不是军人的责任，他就玷污了军徽的荣誉。即使他在财富与安逸中享乐一生，也是八一军徽的不肖子孙。
我们这支军队在战火硝烟中曾经英雄辈出，战将林立。和平时期是否还能继往开来，无往不胜？回答这个疑问需要的不是理论，而是实践。半个世纪的和平，人民解放军以两个感人至深的形象，对这一问题做出了回应。当群众有难、急需帮助的时候，人们首先会想起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别人的雷锋；当国家有难、强敌虎视的时候，人们首先会想起泡方便面就咸菜钻研军事学术、点半截蜡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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