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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其实不懂经济学-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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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节约悖论：越省越穷，越穷越省？
1936年，凯恩斯在他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引用了一个令哲学家痛恨的寓言：有一窝蜜蜂原本十分繁荣，每只蜜蜂都整天大吃大喝。后来一个哲人教导它们说，不能如此挥霍浪费，应该厉行节约。蜜蜂们听了哲人的话，觉得很有道理，于是迅速贯彻落实，个个争当节约模范。但结果出乎意料，整个蜂群从此迅速衰败下去，一蹶不振了。
然后，凯恩斯根据这则寓言总结了一个令当今美国人痛恨的理论：节约对个人来说是一种美德，对国家来说则是灾难。这就是节约悖论。
节约悖论的具体表述是，消费的变动会引起国民收入同方向变动，储蓄的变动会引起国民收入反方向变动。根据储蓄变动引起国民收入反方向变动的理论，凯恩斯推导出，增加储蓄会减少国民收入，使经济衰退，是恶的；而增加消费会增加国民收入，使经济繁荣，是好的。
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是节约悖论的一个生动案例。当时美国的残破景象使人们对未来不抱任何希望，所以大家都尽量多储蓄。但是，不愿意消费的心理和行为又使工厂的商品滞销，从而导致工厂进一步裁员，人们的收入随之加剧下降。美国人总结经验后认识到，当国民增加消费在收入中的比例时，有利于他们增加收入，国家经济也会呈现繁荣局面；而当国民降低消费在收入中的比例时，则会造成收入下降，国家经济也会随之陷入衰退。简而言之，挥霍导致繁荣，节约导致萧条。
正是因为对大萧条时期的恐怖印象，美国人对凯恩斯推崇至极，其节约悖论更被奉为圭臬。在凯恩斯的理论指导下，美国风风雨雨走过几十年，总的来讲是不断走向繁荣的，这也让他们对凯恩斯理论更加深信不疑。但金融危机在21世纪迅猛袭来，给了美国人一个措手不及。
无论懂不懂经济的人都知道，美国从2007年开始，遭到了空前严重的经济打击。打击不是来自外部，而是祸起萧墙之内。2008年，最敏感的词汇就是华尔街、房市崩溃，房产问题是导致美国金融市场陷入瘫痪的导火索，之后引爆了信用卡债这个大炸药包，然后整个美国“晕”了过去。
大家都清醒一点后，很多人开始分析美国这个超级巨兽轰然倒塌的根源，结果扯出了过度消费这条线。大家都爱拿中国与美国比，说中国人是把今天的钱留到明天甚至后天花，而美国人则正好相反，拿明天甚至后天的钱今天花。因为美国人相信节约悖论，认为只要肯花钱，他们的收入就会不断增加，只要收入在增加，房子就不会断供、信用卡也不会刷爆。
可是美国这个大蜂窝没有因为听哲学家的话而衰败，却因为过于迷信凯恩斯而吃光了蜂窝，所以很多人只能露宿街头。于是有人开始反思，说美国人上了凯恩斯短视的当。
凯恩斯的确是个只注重短期分析的经济学家。当年曾有人劝告凯恩斯从长远考虑问题，他很不耐烦地说：“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我们都死了。”节约悖论也的确是一种静态的、短期的分析，是导致美国今天严重后果的缘由之一，值得大家从中吸取教训。
但是有些人据此而大加推崇中国模式，认为效仿中国人的节约才是出路，这也是不客观的。自家人知道自家事，我国虽然因为有充分的外汇储备和相对落后的市场机制而受经济危机的影响较轻，但外需、内需的双重疲软也使我们苦不堪言。从政府大力倡导扩大内需的政策中可以知道，凯恩斯并非一无是处，节约悖论依然是有效的指导理论，只不过需要我们更加聪明、更加谨慎地运用罢了。
总之，在学习凯恩斯的节约悖论时，我们需要明确凯恩斯观点的前提，弄清他的分析方法，搞清其实质内涵。既不能不问前提、不问条件地随处套用，也不能不顾事实、不做分析地全盘否定。
14。帕累托最优：什么都不要干了
我们知道，帕累托是伟大的古典经济学家，而他对经济学作出的最大贡献就是帕累托最优理论，也称帕累托效率理论。
帕累托最优其实是帕累托假想出的一种资源分配理想状态，即假定人群是固定的，可分配资源也是固定的，那么，当资源分配从一种状态转换到另一种状态时，在没有使任何人状况变坏的情况下，也无法使任何人的状态变得更好，这就说明资源的分配已经达到了帕累托最优。
帕累托最优讨论的是效率问题，但它无疑引申出了社会福利问题。用帕累托最优理论来考虑社会，就很容易想到，当资源配置未达到最优时，就总有一些人可以改善状况却不会使其他人受到损害，也就是说，社会福利总量肯定能上升，那么通过一种恰当的分配或补偿措施，就能使所有人的境况都有所改善。
帕累托最优的定义很好理解，就好比地里只长出8个西红柿，分给了4个人，因为不存在第9个西红柿，这时无论谁拿到几个，若有人想增加自己手里的西红柿，势必就要有人减少，这时资源分配就达到了帕累托最优。
但我们若将之范围稍稍扩大，考虑的问题也就要稍稍复杂一些，这时回答的问题就应满足帕累托所列出的3个条件。
首先是交换最优，即使再交易，个人也不能从中得到更大的利益。此时，对任何两个消费者和两种商品来说，消费者的效用都已经同时达到了最大化。假如有人不满于自己只拿到1个西红柿，打算通过做生意来增加自己的资产，于是拿着西红柿到隔壁田地去换土豆。隔壁田地一共产出20个土豆，平均分给了4个人，每个人有5个土豆。这时，每个人都知道每个西红柿换2。5个土豆是最公平的，想吃西红柿的人可以按这个比例拿土豆换，想吃土豆的人也可以按这个比例拿西红柿换。
一个拿着西红柿的人想用1个西红柿换3个土豆，这样回到自己田里再换回西红柿就富余出了半个土豆。但问题是，每个人都已经知道最公平的交换比例，没有人同意用3个土豆去换他的1个西红柿，当有人提出用2个换时他也理所当然地拒绝了。结果因为无利可图他的生意失败了，这就是帕累托最优下的交换。
接下来帕累托认为还必须满足生产最优，即任意两个生产不同产品的生产者，需要投入的生产要素的边际替代率都是相同的，且两个生产者的产量同时达到了最大化。也就是说，假设生产8个西红柿所要花费的代价是1个西红柿，那么生产20个土豆所要花费的代价则是2。5个土豆，这时双方的生产边际替代率是相同的。且假设两种产品的产量都已达到最大化，即无法通过提高效率来增加产量了。
最后，帕累托认为还必须达到产品混合最优，即产品的组合必须反映并符合消费者偏好。即爱吃西红柿的人拥有西红柿，爱吃土豆的人拥有土豆，并且认为自己所拥有的已满足偏好需求。也就是说，此时没有人因为更爱吃西红柿而情愿付出3个土豆的代价进行交换。
当上述三个条件都满足时，帕累托认为就达到了最优状态。按照他的观点，当我们达到最优状态时，最应该做的就是什么都不要做，因为对增加社会财富毫无益处，也许还会损害别人甚至整体的利益。但由于这三个条件，我们可以毫不客气地说，永远也没有最优的时候。首先最简单，每分每秒都在死人和生人，人群永远是不可能固定的。其次到今天为止，我们总还是能找到更有效率的办法来提升西红柿和土豆的产量。
当然，我们不能因此就否定帕累托最优，它的意义还是非常重大的。因为它可以提醒甚至指导政府、各经济主体，尽量往最优的方向发展，通过不断调整资源产出和分配，使社会资源向着理想的分配方向前进，尽量使我们的社会变得更有效率、更公平一些。这样，整个社会也会走向安定和谐。
15。路径依赖：马屁股决定火箭
有个猴子不吃香蕉的故事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故事说：有人将5只猴子放进一个笼子，并在笼子顶吊了一串香蕉。猴子都是爱吃香蕉的，自然就想去摘。但是，每当有猴子伸出它的手去摘香蕉时，主人就用高压水枪喷射所有的猴子，直到所有猴子都不再敢动手。
然后主人用一只新猴子替换出笼子里的一只猴子，新来的猴子一进门就伸手去摘香蕉，结果被其他4只猴子暴打一顿，新来的被打怕了也不敢再去摘香蕉。
主人按以上办法渐渐把原先被高压水枪教训过的猴子全部换了出来，最后笼子里的猴子全是新的，但没有一只猴子敢去碰香蕉。
起初，猴子怕受到“株连”，不允许其他猴子去碰香蕉，这是合理的。但后来者都没有受过高压水枪的教训，却依然固守着“不吃香蕉”的制度，这是为什么呢？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说这就是“路径依赖”。
道格拉斯·诺斯是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使他摘得桂冠的理由就是路径依赖理论。他对路径依赖的解释是：一旦人们做了某种选择，就好比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选择不断自我强化。
这就像物理学中的惯性，事物一旦进入某一路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实际上，经济生活与物理世界一样，都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
如果你不信，那么试着看完下面这个故事。首先问你，知道当今铁路两条铁轨之间的距离吗？查百度很容易知道，标准距离是4。85英尺。那么，知道是什么决定了这个距离吗？我们慢慢来看。
最初的铁路轨距是按照电车轮距来建的，因为电车的标准轮距是4。85英尺，所以铁轨的轨距便也建成了4。85英尺。
电车的轮距标准又来自哪里呢？答案是马车轮距。英国的马路辙迹宽度是4。85英尺，于是英国人将马车轮距定为4。85英尺，并将之带到了美国。
那么，英国的马路辙迹又来自哪里呢？是从古罗马人那里来的。因为整个欧洲的老路都是当年罗马人为军人出征而铺设的，而4。85英尺正好是罗马战车的轮距。
再继续追问，罗马战车的宽度是怎么来的？说出来不要不信，因为牵引一辆战车的两匹马的屁股宽度加起来基本在4。85英尺左右。
马屁股不但决定了陆上铁轨的轨距，而且决定了美国航天飞机火箭推进器的宽度。因为推进器在工厂中造好后要用火车运送，路上还会经过一些隧道，这些隧道是按照铁轨的宽度挖掘的，所以火箭推进器的宽度不能大于铁轨宽度，否则通不过隧道，于是铁轨轨距决定了火箭推进器的宽度，也就是马屁股决定了火箭推进器。我们就这样沿着古罗马战马屁股的宽度走过历史，走到今天，并还要继续走向未来。
人类经济制度的发展同铁轨轨距如出一辙，一旦被某种路径决定，就会产生依赖并不断强化。首先，设计一项制度需要大量的成本，即初始设置成本，这就好比想要改变铁轨的标准轨距就要将所有铁轨全部挖掉另行铺设，成本是巨大的。而随着这项制度的推进，单位成本和追加成本都会下降，所以人类倾向于沿用原有的制度，至多是逐渐改善它。
其次，人们都存在适应性预期，即随着以某种制度为基础的契约盛行，将减少这项制度持久下去的不确定性。意思就是，当4。85英尺的铁轨越建越多，大家就越习惯它，而且生产火车的企业都把车距定为4。85英尺，这时若再想改变它就非常非常困难了。
总之，某种制度矩阵在相互联系过程中会形成一个庞大的确定网络，从中会产生大量的递增报酬，而递增的报酬又会使特定制度的轨迹保持下去，从而决定了经济长期运行的轨迹。我们人类在这个过程中就自觉自愿地被限定在了其中。
16。柠檬原理：不要让次品横行天下
“柠檬原理”是经济学家乔治·阿克洛夫于1970年提出来的。柠檬原理其实与柠檬一点儿关系都没有，讲的是关于信息不对称在市场上的影响问题。“柠檬”一词在美国俚语中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次品”，所以确切地讲，“柠檬原理”应该被称为“次品原理”。
当然，如何称呼一个原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所阐述的道理。阿克洛夫在说明信息不对称情况下、次品对市场造成冲击时，举了一个二手车市场的例子：二手车市场里面的车表面看上去都差不多，但实际质量却有很大差别。卖主对自己车的质量很清楚，而买主则没法知道车的质量。假设汽车的质量由好到坏分布比较均匀，质量最好的车价格是50万，而最坏的车价格是10万。那么，买方会愿意出多少钱买一辆他不清楚质量的车呢？通常买主会出一个折中的价格25万。那么，卖方会怎么做呢？很明显，价格在25万以上的“好车”的主人将不再在这个市场上出售他的车。这样一来，就进入了恶性循环，当买车的人发现有一半的车退出市场后，他们就会判断剩下的都是中等质量以下的车了，于是买方的出价降到15万元，接下来质量高于15万元的车的车主也会携车退出市场。依此类推，市场上的“好车”数量将越来越少，最终导致这个二手车市场的瓦解。阿克洛夫给这种市场起了一个名字叫“柠檬市场”。
这个例子简明扼要地反映出了柠檬原理，其基本观点就是：（1）在次品充斥的市场上，交易双方对质量信息的掌握是不对称的，卖者知道产品的真实质量，而买者却不知道产品的确切质量。（2）卖方通常会利用信息的不对称性对买方进行欺骗，这就是“隐藏信息”和“隐藏行动”。（3）隐藏信息将导致“逆向选择”，其含义有二：一是买方在卖方隐藏信息的情况下利益受到损害；二是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发生扭曲，质量好的产品被挤出市场，而质量差的产品留在市场，极端的情况是市场会逐步萎缩直到消失。
柠檬市场和逆向选择显然对经济运行危害极大，但这种关系却随处可见。比如，老板给采购员低工资，因为老板知道他们会有灰色收入。采购员拿回扣，因为老板太抠门，工资给得太少。老板为预防新招来的高管离职带走公司秘密或资源，设立了重重防线。高管新上任，不久发现这些防线，不被信任之情油然而生——还是不要那么傻，混点好处就溜方为上策，于是不久即离职。老板庆幸：幸亏我当初设立了防线，否则他拿走的更多。你不道德，我以不道德对之，于是大家都很平衡、很和谐，市场却在这种不道德中被拖垮。
为了防止柠檬市场泛滥，经济学家们绞尽脑汁。要解决逆向选择的问题，只有将信号传递给缺乏信息的买方或买方诱使卖方披露全面而真实的信息。与阿克洛夫同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斯蒂格利茨提出了两个方法，即“合同解决法”和“信誉解决法”。比如在旧车市场上，好车的卖方愿意选择某种信号，使自己的质量类型被买方识别，买方在观察到卖方的信号之后，就会与卖方签订合同，这就是所谓的“信号显示”机制。而信誉是一种保证的形式，社会应该对信誉良好的企业提供激励，使这些企业可以得到额外的好处，这类好处被称为“信誉租金”，它是对厂商享有良好信誉的报酬，而“当厂商在信誉上出问题时，它就要面临损失一些东西”。
这些方法中最有效的应该是诱使卖方披露信息，使他们明白信息就是利润。通常情况下，在卖方没有形成联盟的情况下，他们是愿意披露信息的。假如再给予一定的信誉奖励和失信惩罚，则更加有利于防止柠檬市场的出现。
17。消费者剩余：越便宜越想要
一个姓王的男孩到乡下去，遇到一个出售毛驴的农民，小王与他商定以1000元的价格购买那头毛驴。农民收了钱后，答应第二天把驴牵来给小王。
第二天一早，农民却匆忙跑来告诉小王：“小伙子，实在抱歉，我的那头小毛驴死了，就在昨天晚上。”小王听后，就说：“既然这样，那你就把我的钱还给我吧。”农民却说：“对不起，我没办法把钱还给你，因为我已经用它还债了。”
农民本来以为小王会纠缠着要回钱，谁知小王却说：“那你就把那头死驴给我吧。”农民心想：“他要那头死驴干什么呀？”
过了一段时间，这位农民偶然在街头遇到了小王，终于忍不住问道：“那头死驴后来怎么处理的？”小王说：“我举办了一次幸运抽奖，并把那头驴作为奖品。我总共卖出了1000张票，每张2元，就这样我赚了1000元！”
同一件商品，当它的价格愈低时，人们就越愿意购买，因为它的“消费者剩余”多。所谓消费者剩余就是指在购买一种商品时，人们愿意支付的货币量减去实际支付量的剩余部分。假设消费者买一台电脑愿意支付的价格是8000元，而电脑市价为4000元，那么此时消费者剩余即为8000…4000=4000元。任何消费者都喜欢获得尽可能多的消费者剩余，也就是说，消费者剩余越多，商品对消费者的吸引力就越大，消费者就越愿意购买。
消费者剩余的概念是由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提出的，但他提出这个概念不是为了消费者，目的是提醒生产者如何抓住顾客。消费者剩余概念的出现使生产者明白，要想在竞争中获得胜利，抓住最多的顾客，就要为他们提供尽可能多的消费者剩余。比如，四个厂家生产质量相同、品牌效应相同的电脑，消费者能够接受的价格是8000元，其中三家的成本是7000元，加上1000元的利润，正好卖8000元。而剩下的一家因为获得技术上的突破，成本只有6000元，于是它把价格降到7500元。因为购买这家的产品能获得500元的消费者剩余，消费者纷纷购买这家的产品，使其市场占有率大幅提升。这个案例告诉生产者，谁的成本更低谁就能提供更多的消费者剩余，谁就抓住了消费者。
消费者剩余的意义当然不只是提醒生产者去疯狂降低成本，它还有另一方面的意义，就是消费者剩余可以被吃掉，转化成生产者的利润。譬如，某厂家生产的笔记本电脑性能各方面都不错，颇受市场欢迎，但由于生产设备所限，只能生产1万台。假设想要购买这款笔记本的消费者大约有4万人，其中1万人可接受价格是9000元，1万人最高接受8500元的价格，剩余2万人只想花8000元购买。这时，如果厂家把售价定在8000元，显然4万消费者都愿意购买，但其最高销售量只有1万台。如果它把价格提高到9000元，1万台电脑同样可以售罄，而且吃尽了所有可能的消费者剩余。
再假设厂家的产量可以达到4万台，能够满足所有消费者的需求，厂家把价格定在了8500元，想吸引尽可能多的消费者。这时，4万预备购买这款笔记本的消费者中有2万做出了购买决定，其中1万人每人获得了500元的消费者剩余，感觉很快乐，另外1万人虽然没有获得消费者剩余，但价格在预期内，所以也很满足，但厂家却出现了囤货2万台的现象。这时，为了尽快回笼资金，厂家决定再降价1000元，结果另外2万消费者纷纷购买，且每个消费者都获得了500元的消费者剩余。其实，这时厂家只需降价500元就能收到同样的效果。降价1000元的决定，无疑使他们失去了500万元的利润。
这个案例其实揭示了一种市场现象，很多新商品，尤其是电子产品在刚刚上市时的价格都很高，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价格会越来越低。很多消费者以为是电子产品技术发展快、更新换代快的原因。其实，那只是原因之一。很多厂家采取这种策略的目的就是吃进尽可能多的消费者剩余。
18。戈森第二定律：面包与冰激凌的选择
戈森第二定律是法国经济学家赫尔曼·海因里希·戈森提出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后提出的第二个关于边际效用的定律，因此被称为戈森第二定律，也叫边际效用相等规律、边际效用均等定律、享乐均等定律。
所谓边际效用，就是指消费者消费某种产品时最后那个产品所具有的效用，产品的价值就取决于其边际效用。通过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可以知道，某种产品所能带给人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正如口渴时喝第一杯水的效用最大，而第二杯的效用要小于第一杯。人在消费任何产品时边际效用递减规律都起作用，那为什么还要说边际效用相等呢？是戈森提出一个定律来反对自己的另一个定律吗？从逻辑上就可看出这显然不可能。实际上，戈森第二定律只有在其第一个定律的基础上才能成立。
戈森第二定律是指在物品供给有限和人的欲望无限的情况下，消费者会尽可能使其各种欲望被满足的程度相等，从而使各类被享用的物品的边际效用均等，此时的人能获得一定量收入下的最大总和的享乐。比如有几种可供选择的享乐物品，并且消费它们所得的享乐个量是不同的，为了取得最大的享乐总量，最有利的享乐方法是在它们之间依次消费享乐个量最大的那一个直到各种欲望满足个量相等时为止。
定律要说明的是不同物品所能给予消费者的边际效用，戈森借此来说明消费者消费时的规律。人当然希望自己的所有欲望都能得到满足，但收入是有限的，因此只能退而求其次，尽量使自己在当前收入水平下获得最大的满足。所以，人在消费时，肯定会从对自己来说边际效用最大的商品开始。
戈森说，理性的人花费在每一种商品上的最后一单位货币会带来与花费在其他任何商品上的最后一单位货币相同的满足。他还曾为此列出了一个不等式进行推导和说明。若用通俗的语言来解释这个不等式，就是假设某个人要把1美元用在A、B、C三种商品上，若用在A上所产生的边际效用，比用在B或C上所产生的边际效用大。那么，消费者就会把用在B、C上的支出转移到A上，更多地购买A商品，使A的边际效用降低；同时减少的B、C消费使它们的边际效用增加。消费者将重复这一过程直到所有的商品的边际效用与其价格的比值相等。
当然，我们可以用更简单、更具体的案例来解释这个定律。假设一个孩子从家长那里获得10元的午饭钱。学校的副食店里有两种他最喜欢的食物——面包和冰激凌，都是2元钱一个。午休铃声一响，他就以最快的速度冲进副食店，这时他已经饥肠辘辘。对于一个比较饥饿的人来说，如果在冰激凌和面包之间进行选择，在两者价格相同的情况下，他肯定会选择面包，因此假设第一个面包的效用是10个单位，而第一个冰激凌的效用是5个单位。孩子毫不犹豫地购买了一个面包，在吃完第一个面包后，他仍感觉有些饿，这时第二个面包的效用可能降到了8个单位，仍然大于冰激凌的效用，所以他又购买了一个面包。等他吃完第二个面包后，感觉已经不饿了，虽然面包的香味对他来说仍是种诱惑，但这时面包的效用已经下降到5个单位；而两个面包下肚，口渴的感觉渐渐产生，冰激凌冰爽的感觉又在大脑里浮现，此时冰激凌的效用上升到了7个单位，于是他又花2元钱买了一个冰激凌。吃完第一个冰激凌后，虽然口渴的感觉已经消失，但冰爽的感觉依然存在，仍然想体验，这时冰激凌的效用下降到6个单位，还是比面包的效用高，于是他又买了一个冰激凌来吃。吃完第二个冰激凌以后，冰激凌和面包的效用都是5个单位了，此时剩下的两元钱对他来说买哪个都可以，他可能会选择买其中一个，也很可能选择将2元钱存起来。
总之，消费者的消费组合最终会达到戈森第二定律所描述的状况：花费在商品上的最后一单位货币所获得的效用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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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麦穗理论：如何找到最大的麦穗
传说在古希腊时，哲学大师苏格拉底的三个弟子在讨论关于爱情的话题时争论不休，最后决定向老师求教。三个弟子问苏格拉底：究竟怎样才能找到理想的伴侣？苏格拉底没有直接回答他们的问题，却带他们来到一片麦田，让他们每人在麦田中选摘一个最大的麦穗，不能走回头路，且只能摘一个。第一个弟子刚走几步便迫不及待地摘了一个自认为最大的麦穗，结果发现后面的大麦穗多得是，懊悔不已。第二个弟子一直左顾右盼，东瞧西望，认为麦穗不够大，当不知不觉快走到终点时发现，前面最大的麦穗已经错过了，赶紧随便摘了一个。第三个弟子把麦田分为三份，走第一个1/3时，只看不摘，分出大、中、小三类麦穗，在第二个1/3里验证是否正确，然后在第三个1/3里选择了自己见到的最大最美丽的一个麦穗。
虽然在数不清的麦穗中寻找最大的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所谓最大的往往也是要在错过之后才能知道，但如果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果断出手，即使不能选择到最大的麦穗，离最大的也不会差太多。这就是流传至今的“麦穗理论”。我们生活中的很多事情都有麦穗理论的影子，比如面对机遇、比如选择工作，而体现最明显的，就是在投资中的应用，它能启发我们在经济决策中如何做出正确判断。
比如，当银行存款利率较高时，很多人把钱毫不犹豫地全部存进了银行，获取稳定的利息收益。而有位聪明的先生却只是把1/3的资金存了定期存款，其他2/3选择了支取更为方便、提前支取利息不吃亏的定活两便储蓄。很多人笑他不懂算计，明摆着的利息也不知道要。他却只是笑笑，不做争辩。过了不久，国家发行国债，利率比银行存款高出不少，而且带有保值性质，于是他支取定活两便存款，购买了国债。这一投资决定让这位先生获益不少。国债利息加上保值贴息，年收益达到了20％以上，5年的时间资产翻了一番。而很多把钱全部存了定期存款的“善于算计”的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国债被别人买走，徒唤奈何。如此看来，那位“不懂算计”的先生才是真正精于算计的理财能人，他懂得投资不孤注一掷，更不因循守旧，用他的理智和果敢摘取投资过程中“最大的麦穗”。
麦穗理论告诉我们，人人都有获利成功的机会，但只有那些凡事认真观察、理智分析、果断出击的人，才会在人生路上赢得一次次的成功。例如，老张被人称为“看房专业户”，自打他攒够买房的钱以来，已经看了整整五年的房。最初，每当他看到比较中意的房子时，总是想一定还有更好的、价格更低的。但眼看着房价一天天上涨，如今再买同样的房子，要付出比刚开始看房时高出一倍的价格，老张开始后悔不该优柔寡断。与老张相反，小张则是个急性子，刚毕业参加工作就向父母朋友伸手借钱，好容易借够了30万，就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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