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其实不懂经济学-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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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政府都应从龙舌兰酒效应中体会到，用外资来资助消费是无法持久的。因此，要尽量引导外资流向实质性投资部门，这样才能提高生产率，增加出口和日后偿还的能力。

最后，我们必须注意到：外资证券投资机构要远比直接投资者的稳定性差。前者在证券市场上的股票、债券投资都属于高投机性投资，它们一旦察觉风吹草动便会转移资金。因此，相对来讲，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有更多的优越性。因为直接投资大多是投资于实业，其目标是争取在较长时期内获取较高的回报率或较高的市场占有率，投机性较小，稳定性较高。

87。第二只鞋：难眠的世界

这次要说的不是什么经济学定律或法则，只是一个笑话。笑话是已故的相声大师马三立的杰作。说的是某人楼上的小伙子每天很晚才回家，回家后也不知收敛，每次脱鞋都砸得地板当当响，把他从睡梦中惊醒，醒来就很难再入睡。他多次找小伙子理论也没什么效果，于是想了个办法，等小伙子脱完鞋再睡觉。这天，小伙子过了午夜才回家，他已经非常困倦，只等小伙子脱鞋上床睡觉了。只听楼上咣当一声，他想再等一声就能安然入睡了。可是小伙子突然想起他怒气冲冲前来理论的样子，便轻手轻脚地把第二只鞋放好了。结果，他一夜都没等到第二只鞋的声响，也一夜没能睡觉。

笑话本只为逗人一笑，现在却和世界经济挂上了钩。从2007年末到开始，经济危机无疑是最被关注的话题。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前提下，经济危机滥觞华尔街，迅猛席卷全球。很多人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工作、他们的房子，甚至他们的整个生活。剩下的人在担心自己什么时候会失去工作、房子和生活。当然，每个人都在期盼着经济环境尽快好转，让无家可归的人有地方住，让有地方住的人不担心无家可归。然而，现在没有人能不担心，因为经济衰退还未见底，大家都在等待着，等待经济见底好转的那一刻，等待着“第二只鞋”落地。

“第一只鞋”由美国丢下，“第二只鞋”还握在它的手中，全世界都等着它扔下“第二只鞋”，但至今还没听到声音。很多人在问，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关心美国？当前美国经济的减速对全球市场、对中国市场的影响有多大？这由次贷危机产生的“第二只鞋”何时会落下？

对于前两个问题，每个经济学家都会给出差不多的答案。斯蒂格利茨的回答是：“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在全球化的世界中，美国的经济可以说是驱动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个动力。”罗奇的答案则是：“中印两国2007年的消费总额是1。6万亿美元，而美国是9。7万亿美元，是中印两国的6倍。显而易见，美国消费的减少会对整个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

好的，现在清楚美国对世界经济的巨大影响了，那么，我们毕竟不是美国，好好地采取策略应对不就可以了吗？这种想法是非常有道理的，但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还无法确定美国究竟会走到哪一步，对世界、对中国究竟有多大的影响，除了直接的影响，对世界各国市场的间接影响又有多大，这些问题目前都没有确切答案。因为第一点没有确切答案，就会引出第二个问题。就像温家宝总理说过的，现在经济危机的最大影响不是市场上的，而是人们心理上的。因为不知道自己会损失多少，什么时候损失，所以每个人的内心都是焦虑的。每个人都在害怕，都在等待一个确切答案，哪怕答案是失去一切从头再来，恐怕也比现在的焦急等待要好。就像笑话中的那个人，哪怕“第二只鞋”的声音像个炸弹，也要比悄无声息地空等一夜好。

但现在还是没有明确的答案，于是人们有钱也不敢花，只能等着，等触底反弹那一天，等终于可以往上走的时候，人们的心才能安下来。过去常有人说“美国打个喷嚏，全世界都感冒”，现在是美国不扔“第二只鞋”，全世界都不敢睡觉。

88。多米诺骨牌效应：一个一个地被推倒

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学家怀特·海德曾经制作了一组骨牌，共13张。第一张最小，长9。53毫米，宽4。76毫米，厚1。19毫米，还不如小手指甲大。以后每张体积扩大1。5倍，最大的第13张长61毫米，宽30。5毫米，厚7。6毫米。然后他把这套骨牌按适当间距排好，轻轻推倒第一张，结果在第13张骨牌倒下时释放的能量比第一张牌倒下时整整扩大了20多亿倍。这就是多米诺骨牌的惊人效应。

多米诺骨牌产生的能量是巨大的，假如怀特·海德制作的骨牌数量达到32块，第32块将高达415毫米。如果真有这样一套骨牌，任何摩天大厦都会在一指之力下被推倒。幸好，没有人制造威力如此巨大的骨牌，而不幸的是，我们的世界存在着太多危害巨大的骨牌。第一棵树的砍伐，最后导致了森林的消失；希特勒的上台，导致整个世界被卷入了战争。在经济界，我们正处于最新一轮“多米诺骨牌游戏”的倒塌过程中。美国房地产市场就是那第一张小小的骨牌。

要探究这场游戏的起源，需将时间推回到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9·11”之后，美国陷入恐怖袭击的阴影之中，经济也陷入低谷。这时，美联储为了刺激经济连续降息，低利率加上流动性过剩，直接推动了全球性房地产等资产价格的过热，导致住房贷款需求的增加，第一张骨牌被悄悄竖了起来。由于优质按揭市场已经趋于饱和，一味追求利润的按揭机构就开始转向低等级客户，他们以“让每一个美国人都买得起房子”为噱头，向任何有需求的人发放贷款，而不去管客户有没有能力偿还。于是次级抵押贷款市场迅速扩大，房屋价格和房屋信用泡沫随之膨胀，直至美国住房供应市场饱和。按揭机构当然也害怕客户还不起贷款，于是找到华尔街的“金钱魔术师”们，让他们巧施手法，将这些按揭贷款变成债券卖了出去，风险当然就随之传导到了其他“骨牌”上。

当美国货币政策发生变动后，利率上调、房价下跌，原本信用等级低的借款人无力还贷，而抵押贷款公司手中的住房抵押品又难以出手，也不足以弥补亏空，资金链条由此断裂，第一张骨牌被推倒了。抵押贷款市场的危机直接影响了与之联系密切的第二张骨牌——衍生的房产贷款支撑证券债券（ABS）以及担保债务凭证（CDO）。这些房地产债券，尤其是信用等级低的CDO大幅贬值后，整个信用衍生品市场产生动荡，第二、第三张骨牌被推倒。由此，遍布全球各地的投资于高风险级CDO的对冲基金和共同基金巨亏，被要求赎回。紧接着，发行衍生品和管理衍生品的公司股价开始下跌，又引发投资者对金融类公司的普遍忧虑，危机进一步向金融市场传导，造成世界范围内的股价震荡。

当金融市场这张大骨牌被推倒后，整个游戏已不可遏止，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张张巨大的骨牌轰然倒塌，让激起的尘埃将我们掩埋。“美元—华尔街”体系不复存在，有着百年历史世界顶尖三家投行——雷曼兄弟、美林证券、贝尔斯登从华尔街消失，90家银行进入FDIC“问题名单”，39家银行破产，花旗银行资产缩水近98％，汇丰银行利润骤降七成，道琼斯指数创出新低，比高峰期缩水50％以上，全球金融资产缩水50万亿美元，全球金融体系处于崩溃边缘。

经济危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产生的能量令人瞠目，一个很微小的力量就能够引起翻天覆地的变化。它如同蝴蝶效应般叫人难以置信，却又能使人明确看到它一步一步变化的过程，中间一系列的演变过程如此清晰，似乎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把事件一步步无可挽回地推入不可收拾的境地，直至我们都成为其中被推倒的一员。但愿我们能尽快将骨牌扶起来。

89。菲尔普斯曲线：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缔造

2006年10月9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埃德蒙·菲尔普斯，以表彰他在通货膨胀和失业预期的关系方面所作出的贡献。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在颁奖贺词中指出，菲尔普斯的研究对于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起着决定性的影响。

埃德蒙·菲尔普斯何许人也？他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被誉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缔造者”和“影响经济学进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以“菲尔普斯曲线”和“经济增长黄金律”而著称于世。

想要了解菲尔普斯曲线的巨大贡献，首先要了解“菲利普斯曲线”，因为如果没有曾被奉为圭臬的菲利普斯曲线的失败，就很可能没有菲尔普斯曲线的出现。20世纪50～60年代，人们认为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之间存在着稳定的此消彼长的关系，即通货膨胀率上升，失业率下降；反之，失业率上升，通货膨胀率下降。这就是菲利普斯曲线的核心观点。这一理论非常符合当时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的现实状况，因此被当时的经济学家奉为金科玉律。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菲利普斯曲线遇到了麻烦，这时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开始出现“滞胀”现象。即一方面经济停滞、失业增加，另一方面却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对于这种情况，菲利普斯曲线显然无力应对，于是人们开始质疑菲利普斯曲线的正确性。

出于对菲利普斯曲线的怀疑，菲尔普斯开始深入研究通货膨胀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他对工资、物价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分析，并且考虑到，因为经济生活中的信息不畅、个人不能完全了解其他人的行为，因此必须将他们的决策基于预期之上。最终他提出了菲尔普斯曲线来挑战菲利普斯曲线。

菲尔普斯曲线的核心观点是通货膨胀取决于失业率和通货膨胀预期。菲尔普斯曲线的结论很简单，却拥有丰富的内涵。首先，它说明通货膨胀不会对远期失业率产生影响，远期失业率只能由劳动力市场的运转来决定，经济稳定政策只能对失业率的短期起伏产生影响。其次，它指出未来的经济稳定政策取决于今天的政策决策，今天的低通货导致对未来低通货的预期，因此有助于未来的决策制定。至此，菲尔普斯解释了凯恩斯遗留下来的自愿失业现象、名义工资刚性和价格刚性等问题，将工资、价格和就业的分析重新纳入到理性分析的轨道上。之后，菲尔普斯还在菲尔普斯曲线的研究基础上，结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曾提出平衡增长理论，进一步提出了经济增长黄金律。

经济增长黄金律探讨了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指出了平衡增长路径中劳动与资本配置优化的条件，即将劳动与资本比率视为一种最重要的经济关系，并通过调整劳动与资本比率确定一种可预期的经济增长。简单地说，经济增长黄金律就是解答人们关于劳动和资本该如何配置的问题。

菲尔普斯曲线和经济增长黄金律对当前我国劳动力密集和外资大举进入背景下的经济预测具有非常大的指导意义。比如，投资过热是否会对中国就业产生影响？是否会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中期的影响？结构性因素对中国就业与增长的影响怎样？国外经济景气度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怎样？

菲尔普斯本人对中国经济也非常感兴趣，这位大师曾多次访华，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具有广泛的了解和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每次讨论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关系时，他总是非常兴奋。菲尔普斯曾据菲尔普斯曲线和经济增长黄金律特别谈到了中国经济的三个问题：结构性因素对就业与经济增长的影响、外国经济景气状况对中国的影响、经济过热与投资过热问题。今天看来，这些见解无疑显示出了菲尔普斯对中国经济的深刻洞察以及其理论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意义。

90。科斯定理：法律决定开始，市场决定结局

严格来说，科斯定理并非一条定理，它从未形成权威准确的定义，只不过是由罗纳德·科斯提出的一种观点，然而由于这种观点对法律界和经济界都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所以被赋予“科斯定理”之名。

所谓科斯定理，即指在某些条件下，经济的外部性可以通过当事人的谈判而得到纠正。

科斯本人并非经济界人士，其理论的形成源于对一系列案件的研究，但是由于他本人一直拒绝把他初始论文中的论点广泛地推广，所以科斯定理一直未能形成书面上的确切定义。而后人之所以不对它进行书面定义，一方面固然是不愿窃取科斯的思想，另一方面也怕理解不全面。因而，至今经济学界都只是引用、解释科斯定理。

每个国家都存在法律，制定法律的目的是保证人们各种权利的有效分配，确定权利的最初分配。法律的作用是被广泛认可的，但在经济学家眼里，法律的介入势必不能保证完全的公平。经济学的中心思想就是，只有自由交换才能使资源得到最充分的利用，在这种情况下资源配置才是最优先的。而法律不但强制规定了资源所有权，还规定了许多其他权利，如以某种形式使用土地的权利、免于骚扰权、意外事故要求赔偿权或合同履行权等等。一旦被某种限架框定，“自由”势必会被剥夺，所以经济学家常常为此忧虑。

而这时，科斯定理正好为他们消除了忧虑。科斯认为法律的介入是否影响到资源的最初分配的公平性从效率角度上看是无关紧要的，只要依然能自由交换，由法律所规定造成的分配不当就会在市场上通过自由交换得到校正。

就以科斯当初阐释其理论时所举的例子来说明。早期的火车是以木柴和煤作为燃料的，而在火车运行过程中，柴和煤在锅炉中燃烧时常常会溅出火星，引燃铁路旁边的农田。为了减少发生火灾所带来的损失，双方都可以想办法采取一些防备措施。比如农民可以停止在铁轨边种植和堆积农作物，而铁路部门可装置防火星设施或减少火车出车次数。但无疑任何措施都要付出成本，双方肯定都会尽力避免自己付出成本，这时往往就需要法律介入。

这样看来，似乎是法律控制了各方采取防备措施的动力，因此，法律决定了火灾引起损失的次数。法律部门既可以要求铁路部门减少火星喷溅，将权利分配给农民；也可以禁止农民在铁路旁种植和堆积农作物，将权利分配给铁路部门。但怎样才是最经济的呢？法律部门往往在这方面考虑较少，于是经济学家就会担心判决不够“经济”。

不妨做一个假设，如果农民有权指挥铁路部门，直到火车在运行过程中不溅火星才允许铁路通车，火星就几乎不会引起什么火灾损失。反过来讲，如果铁路部门不受惩罚地运营，就会引起大量的火灾隐患殃及周边的大量农田。究竟偏向哪一方才是有效的，似乎是个无解的答案。但实际上，科斯认为关注表面现象会被引入歧途，因为虽然法律规定了权利的最初分配，而市场却决定着其最终分配。须知，如果农民有权禁止铁路部门运营，他们就可以出售这一权利。具体说就是，铁路部门支付一笔钱给农民，以换取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承诺——不禁止铁路运营。反过来说，如果铁路部门有权不受惩罚地溅出火星，它也可以出售这一权利。具体说就是，农民可以支付一笔钱给铁路部门，以换取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承诺——减少火星的溅出。

无论权利最初如何分配，只要这种交易有利可图，农民和铁路部门都乐于继续权利交换。正如普通商品一样，法定权利交易的好处只有等到每种权利由认为其价值最大的一方得到时才会丧失。所以，如果农民有权免于火星之苦，而有权溅出火星对铁路部门比有权免于火星之苦对农民更加重要的话，农民向铁路部门出售权利会使双方得益。当权利得到有效分配时，交易的潜在好处也就丧失殆尽。因此，当市场正常发挥作用时，法定权利的均衡分配是有效率的。

91。收入效应：关键是有钱

通过理解替代效应，我们知道有一种与之相辅相成的效应，被经济学家称为“收入效应”。简单地说，收入效应就是指由商品的价格变动所引起的实际收入水平的变动，进而由实际收入水平变动所引起的商品需求量的变动。它表示消费者的效用水平发生变化。再具体一些讲，就是当你在购买一种商品时，如果该种商品的价格下降了，即便你的名义货币收入固定不变，但你的实际购买力增强了，你就可以购买更多的该种商品。这种实际货币收入的提高，会改变消费者对商品的购买量，从而达到更高的效用水平，这就是收入效应。

全世界都知道，美国人爱花钱，中国人爱存钱。出口导向型经济使我国近30年来得到飞速发展，然而与此同时，内需不足一直是阻碍我国经济发展的软肋。在美国、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需求旺盛时，内需的作用不明显，危害也显现不出来，可当经济危机袭来，日欧美等经济体遭受重大打击，进而影响到我国的外贸时，内需的重要性便体现出来了。但是，中国人把钱都存起来了，没有消费，内需不足，这如何是好？

就一些经济学家的研究来看，造成中国消费长期低迷的症结不是老百姓热衷储蓄“不愿花钱”，而是居民收入的增长跟不上经济发展速度，其中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工人工资水平的持续走低。工资水平是衡量居民收入的重要指标，而近年来其在我国经济指标中的比重呈持续下降态势，不但远低于美国、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就是较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有所不及。世界银行的分析家认为，中国消费下降可以用居民收入占经济比重的变化来解释，将注意力集中在所谓过高的储蓄率上并不准确。

影响居民消费的两大效应——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中，我国一向较为注重替代效应。长期以来，我国治理消费低迷的措施全然集中于替代效应，亦即出台政策令消费变得“更便宜”而储蓄变得“更贵”（如低利率、加征利息税等）。这些年来所采取的措施的目的都是引导储蓄向当期消费转化，但就实践经验来看，再有效的刺激个人消费的措施最多也就能鼓励居民多消费15％，起到的作用相当有限。

而且，替代效应对消费总量增加的影响更是有限。比如，在消费者购买水果时，橘子的价格下降了，而苹果的价格不变，这时人们便会觉得苹果相对于橘子来讲有些贵了，就会相应增加橘子的购买量而减少苹果的购买量，这就是替代效应。总的来看，替代效应只能使人们由消费一种产品转向消费另一种产品，对消费总量的增加影响有限。此外，橘子价格下降还能引起另一种效应，即为收入效应，因为橘子便宜了，使得人们的实际收入增加，于是可能人们买橘子的量和买苹果的量都会增加。而如果人们的工资收入增加了，苹果、橘子的价格相对来讲就都下降了，人们的购买力就相应增加了，用于消费的钱自然增加。这是另外一种收入效应，名义收入和实际收入都增加产生的效应。

显然，相对于替代效应，收入效应应是消费增长的长期可持续源泉，我国若想提高百姓的消费能力，就应在提高百姓的实际收入上下力气，而不是打储蓄的主意。政府可以通过经济学中定义的收入效应来提高百姓的消费能力，即通过降低商品价格来提高人们的实际收入，进而增加居民消费量。比如，我国近两年倡导的“家电下乡”措施，就是通过补贴的形式实现商品价格下降，刺激农民消费，效果非常不错。而另一个更根本的方法就是，真正增加人们的收入，无论是名义上还是实际上。措施就是提高工人工资和农民收入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使人们真正能够享受到经济发展为自己带来的变化。

92。恩格尔定律：越穷吃越多？

19世纪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根据统计资料，对当时家庭消费结构进行研究并得出一个规律：一个家庭收入越少，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就越大，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则会下降。推而广之，一个国家越穷，每个国民的平均收入中（或平均支出中）用于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比例就越大，随着国家的富裕，这个比例会呈下降趋势。而食品支出总额占消费总额的比例，就是人们常说的恩格尔系数。

恩格尔的这个总结太容易理解了，而且其“真理性”几乎无可置疑，因为获取食物属于人们生存的最基本需求。如果连饭都吃不饱，谁还会有闲心产生其他的消费欲望呢？所以，恩格尔定律一经问世就被公认为真理。人们认定，食物在一家人中的收入支出所占比例越高，就说明这家人收入越微薄；一个国家越穷，国民可支配收入中用于购买食物的支出比重就越大。而随着富裕程度的提高，无论是家庭还是国家，这个比重都会呈下降趋势。那么，现实社会真的是这个样子吗？

1984年，一位经济学教授曾对我国河北省的几个县的农民消费作了调查，居然发现这些农民的恩格尔系数全在25％以下，这个数字相当于发达国家城市居民的水平。这几个县的农民都已经富裕到发达国家城市居民的水平了吗？答案并非如此，该教授通过研究发现这些农民的主要支出并不像富裕者那样用在文化、教育、娱乐、卫生方面（这些支出占总支出的10％都不到），而是将近一半的支出用在了住房方面。原来，长期以来农民们一直忙于解决温饱问题，无力改善住房条件，加之传统消费观念强，习惯于节俭生活，在饮食方面还基本保持着贫困时的水平，于是就出现了这种现象。

这种情况在现在的城市中同样存在。小王夫妇在北京工作5年，2007年结婚时，掏出积蓄并向亲戚朋友借了十几万元，终于在北京买了一套小两居，算是安下了家。可不幸的是，2008年，金融风暴袭来，原本收入不错的妻子突然失业，整个生活重担都压在了小王身上。于是，原本还算轻松的生活立即沉重起来：房贷每个月都要还，占去了全家收入的一半；妻子找工作期间，保险还需要自己负担，每月又要支出几百元；朋友那里的借款虽能暂拖一段时间，但也像一块石头压在心上，令小王夫妇更加难受。于是，外出吃饭计划被完全取消，家里做饭也尽量节省，一个星期才吃一次肉。小王夫妇常向朋友感叹，“这房奴的滋味真是不好受”。

以上的例子都在讲一个问题，就是本来是“真理”的恩格尔定律失效了。为什么会这样，恩格尔定律是假的吗？其实，这不是恩格尔定律的问题，问题在于我们运用时未能全面理解它，这也是很多人容易犯的错误。

在判定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居民生活水平时，可以将恩格尔系数作为一个参考依据，但必须注意三点：一是慎用划分标准。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关于恩格尔系数的划分标准是居民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的但并不唯一的评判标准。恩格尔系数只是一个相对指标，在考察一个地区居民生活水平的时候，必须对人均食品消费额、人均可支配收入等绝对指标予以同样的关注。二是在对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家庭的恩格尔系数进行纵向比较，或者对一个地区居民收入作高低层次之间的贫富差距分析时，恩格尔定律的重要意义仍然明显。而在运用恩格尔系数作横向比较时，必须考虑国情国策、地域差异。三是恩格尔定律反映的是一种长期趋势，而不是逐年下降的绝对倾向。

事实上，很多地区的恩格尔系数在短期内都曾出现过跳跃现象，这既可能是物价指数异常波动带来的影响，也可能是福利税收政策变动引发消费者行为变化所导致的，它的短暂上升很可能是生活状况改善的表现，而短暂下降也可能是生活状况恶化的征兆。总之，恩格尔为我们总结了一个简单的标准，而我们在运用时却不能想得太简单。

93。拉弗曲线：税率越高政府越富？

在经济学界，美国20世纪经济学家拉弗的知名度颇高，使其著称于世的就是“拉弗曲线”。所谓拉弗曲线，即指在一般情况下，税率越高，政府的税收就越多；但税率的提高超过一定的限度时，企业的经营成本提高，投资减少，进而导致收入减少，即税基缩小，反而会导致政府的税收减少。

拉弗曲线的原理并不复杂，专讲税收问题。但就是这个简单的曲线，不但让拉弗在经济学界声名鹊起，还使他当上了里根总统的经济顾问，为里根政府推行减税政策出谋划策。拉弗曲线为什么这么重要，懂得拉弗曲线对我们又有什么作用？要知道拉弗曲线对政府的税收政策影响深远，而税收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懂得拉弗曲线不但能了解国家的税收政策，更能看明白因税收而造成的社会状态，因而对每个人来讲，拉弗曲线都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

20世纪70年代，美国陷入经济滞胀期无法自拔。在一次宴会上，拉弗遇到了当时福特总统的助理切尼，通过解释拉弗曲线使其明白了只有通过减税才能让美国摆脱“滞胀”的困境。拉弗即兴在餐桌上画了一条抛物线，指出：税率为零时，税收自然也为零；而当税率上升时，税收也逐渐增加；当税率增加到某一点时，税收额达到抛物线的顶点，这就是最佳税率，如再提高税率，则税收额将会减少；若税率达到100％，货币经济中的全部生产都会停止。因为这时人们的所有劳动成果都被政府征收了，他们自然不愿意工作，因此由于生产中断，没有什么可供征收，政府的收益也就等于零。后来，拉弗曲线得到里根的支持，并据此制定“里根经济复兴计划”作为竞选总统的策略。里根就任总统后，拉弗自然成了里根的幕僚。此后，里根政府以拉弗曲线为依据提出一套以减少税收、减少政府开支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纲领，终于使美国经济走出滞胀，重新走向繁荣，可以说，拉弗曲线理论为美国经济的重新繁荣立下了汗马功劳。

其实，拉弗曲线并不是什么新发现，我国古代就多有类似阐述。如我国古典名著《管子》中提倡“取民有度”，把制定适当的税收标准作为治国安邦的根本政策。历史巨著《史记》中，司马迁提出了“善因论”的经济思想，他说：对于普通百姓的经济活动，政府的政策“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即是说，国家最好的经济政策是顺应和听任人们进行生产、贸易等经济活动，不要横加干预，在某些方面进行诱导和教化，鼓励或告诫人们应该或不应该参与哪些经济活动，必要时才进行一定的调节和限制，“与民争利”则是最不好的经济政策。这无疑是在税收方面的精辟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