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其实不懂经济学-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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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常把“利他”称为良好的道德品质，而把自私自利的人称为坏人。因此，所谓“坏小孩”指的就是那些纯粹为自己的利益打算而不顾他人利益的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父母对子女都具有“利他心”，为了孩子牺牲自己利益的例子比比皆是。而为人子女者却往往是“自私自利”的，他们不但不会为其兄弟姐妹的利益着想，也不会顾及父母的利益，甚至为了自己的利还会侵害兄弟姐妹和父母之利，所以他们是“坏小孩”。但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是，这些坏小孩也会努力使整个家庭的总产出或总所得增加。只因具有利他心的父母会将好处分给众子女，如此，为了自身利益，这些坏小孩也会表现得好像具有利他心的乖小孩一样，因为家庭总所得的增加，对他们也有利。这就是坏小孩定理。

坏小孩定理更为明确的陈述是：家庭中的子女中有些天生就只顾到自己的利益，而为人父母者都有对所有子女利益着想的利他情怀，因而会将全家庭的所得“分享”给众子女，不论该子女是否属于只具利己之心的不肖子。如此一来，由于家庭所得愈多，子女所分到的也将愈多，于是纵然是坏小孩，也会努力提高家庭所得或总产出。也就是说，其内心是自私自利的，但表现出来的行为却像是拥有利他情怀者。

这个定理在经济学上的意义非常重大，上到国家的发展、下到一个小公司的生产，尤其是对企业来讲，坏小孩定理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经营思路。

利己主义是一种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行为，利他主义是一种以追求他人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行为。之前，大多数经济学知识，都是教一个人如何保证并扩大自己的利益，是利己主义性质的。而“坏小孩定理”却告诉人们尤其是企业领导者，利他也可能在这个残酷的竞争世界里生存，而且可能获得更好的发展。

贝克尔觉得，利己主义的“坏小孩”可能被“大父亲”的利他主义所诱导，结果自己也变成利他主义者。因为“坏小孩”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可以预期到“父亲”倾向于以“利他”的方式转移财富，因此努力增加父亲的收入，以至于“父亲”的处境也得到改善。这恰恰就像一个企业与它的员工之间的关系。企业若想利己，首先应该利他，才能把员工转变成利他主义者，从而获得发展。

实际上，企业中的员工都是“坏小孩”，因为他们都是理性的利己主义者。在员工是利己主义者的前提下，如果企业家也是利己主义者，那么，企业就会陷入“囚徒困境”。彼此间的合作不可能协调，互相出卖是免不了的。而如果企业家首先将自己变成一个利他主义者，就好像父母对待儿女一样。此时企业家就会拥有一种类似父母甚至圣人的个人魅力，利己主义的员工（坏小孩）才可能被企业家（大父亲）的利他主义所诱导，才可能为企业的利益而奋斗拼搏。

何为企业家的利他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企业家的开创精神、敬业精神，作为企业家，必须突破“小富即安”的精神幻觉，永远追求出类拔萃，全身心地专注于塑造企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对企业家敬业精神作过阐述，在生活中，一个人是为了他的事业才生存，而不是为了生存才经营事业。这种看似不合理的精神，事实上正是企业家利他精神的体现。

总的来讲，坏小孩定理揭示了在一个团体中，领导者要如何整合整个团体，使每一个有自己小算盘的人都为整体利益这个大算盘考虑。关键就是，领导者要有做“父母”的自知，首先是要使自己成为慈爱的利他主义者。

61。啤酒效应：一箱啤酒引发的血案

啤酒效应是管理学奇才彼得·圣吉讲的一个故事。故事的大略意思是，某零售商店平时每个星期卖出4箱左右的啤酒，店里边基本保持12箱的存货，可突然有一个星期卖出了8箱啤酒。措手不及的畅销令他的存货销售殆尽，于是急忙向批发商订了比平时多一倍的货，因为他认为既然可以卖出8箱，存货当然也要翻倍。收到突然增加的需求订单，批发商推测此品牌的啤酒要畅销，也怕自己的库存供不应求，赶紧向厂商提出多订一倍的货。厂商也由此得出将供不应求的结论，马上加紧生产，甚至购买卡车以备增加的运输所需。

由于传导效应需要时间，尽管零售商店补完货的第二个星期，销售量就又降到了4箱，可厂家的生产和运输准备都已做好，于是造成了各环节上的库存积压。

彼得·圣吉讲这个故事是为了说明错误信息导致决策失误的管理问题，却同时也揭露出了经济运行中不可避免的浪费问题。

啤酒效应当然并非只是啤酒行业的现象，而是营销流通领域中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现象。在营销流通领域中，由于信息传递的失控，零售商对需求乐观，遂追加订货，零售商的需求提高又大大刺激了生产商，生产商的行为又更大地刺激了原料供给商。信号在这个逆向传递的过程中被不断放大，消费者的需求可能只有1，但零售商的订单使得生产商对需求盲目乐观，造成了好像需要10的印象。而生产商向上游供给商的大量订货又给原料商造成好像需要100的印象。结果就会造成生产出来的产品卖不掉，白白浪费且占用库存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这个问题常常无解。

据调查，即便是在HP、IBM、宝洁这样的知名企业中，也同样存在着类似的现象。这个现象也造就了一个新名词——供应链。在供应链上，常常存在着如预测不准确、需求不明确、供给不稳定、企业间合作性与协调性差造成供应缺乏、生产与运输作业不均衡、库存居高不下、成本过高等现象。就国内来讲，高端白酒品牌的突然爆发和房地产前些年的火爆皆有啤酒效应的影子。

有一段时间，请客、送礼等因素引发了高端白酒畅销的现象，其高额的利润空间吸引了零售商、供应商、厂商对于高端白酒的关注。于是，啤酒效应开始在高端白酒市场上发挥作用。由于商家及厂家对高端白酒市场的盲目乐观和错误预测，造成了从传统的“茅五剑”到各地方名酒以及各类贴牌酒的高端系列白酒遍地开花的现象。仅五粮液的贴牌品牌中的高端酒系列就有数百个之多，更有茅台、剑南春等为代表的众多贴牌子品牌。但是，市场中为消费者了解和接受的品牌却并不多，原因就在于消费者的需求量并不像商家预测的那样多，结果是很多高端白酒像泡沫般刚刚出生即告夭折。而在它们产生到破灭的过程中，包装、流通、人员、推广等花费，导致了企业的巨大经济损失。

和白酒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一样，“我要有个家”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观念。这种观念和中国近年来城市化进程的发展，造成了许多大中型城市的房产需求比较旺盛，而这种需求的传导当然也会引发啤酒效应。

地方政府拍卖土地时，房地产商疯狂竞拍，地价一路攀升，“地王”一个接着一个出现。房地产商当然不会做冤大头，他们一方面加大对银行和民间资本的融资，加紧圈地，另一方面则变本加厉，将房价一路爆炒，搞得买房者趋之若鹜，一路追涨，各地房价迅速攀升。乍一看，中国房地产市场好一派火爆景象。然而，随着超高的房价远远超过购房者的承受力，商品房的空置率实已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造成了极大的资源浪费。

啤酒效应不仅叮嘱决策者应高瞻远瞩，穿透迷雾看到本质，更指出社会上那些令人痛心疾首的浪费。尤其像房地产这种支柱性行业的啤酒效应，不但会使普通百姓遭受痛苦，还会对整个国家的经济环境造成严重破坏。

62。许诺原理：计划的期限

任何计划都是有完成期限的，否则就不能称其为计划，而是空话了。设定一个计划，就是做出一个许诺，许诺是应该完成的，然而遥远的许诺常常无法完成，所以那些许诺一生的事便令人无法相信。尤其是在与经济、利益挂钩的计划中，计划越长，干扰的因素越多、影响越大，当初的许诺就越难以实现。这就是许诺原理所要表达的意思。

许诺原理是指任何一项计划都是对完成某项工作所做出的许诺。许诺越大，所需的时间越长，实现目标的可能性就越小。

许诺原理引出的核心问题就是计划期限的规划。一般来说，对计划期限的选择都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因此，对大多数情况来说，完成期限往往是对计划最严厉的要求。由于计划工作和它所依据的预测工作是很浪费财力的，所以如果在经济上不合算的话，就不应当把计划期限定得太长。譬如企业确定一个二十年计划，如果不是能够给企业带来质的飞跃，使企业的利润数倍增加，又或站上行业内的领导位置，就实在没有必要做如此长远的规划。一条规划就是一条框，许诺了就要按规矩走。当今市场风云变幻，随时随地都可能有新的机遇产生，又或者环境改变会使计划越来越偏离初衷，这时继续按照计划走是自取灭亡，临时改变计划也可能造成重大损失，至少会使之前的努力收不到效益。这使你既无法实现当初的许诺，又可能错失良机，简直是糟糕透顶，所以这种长远计划不要也罢。

此外，每项计划的许诺也不能太多，因为许诺越多，计划时间就越长。如果主管人员实现许诺所需的时间长度比他可能正确预见的未来期限还要长，如果他不能获得足够的资源以使计划具有足够的灵活性，那么他就应果断地减少许诺，或是将他所许诺的期限缩短。比如做一项投资计划，许诺了财务目标——在某个期限内赚到多少钱，又许诺了市场目标——在这个期限内达成多高的市场占有率，再许诺技术目标——在这个期限内，技术达到业内最高水平，领先其他企业十年以上，等等。太多的目标会使人力不从心、无从下手，甚至使计划成为没有期限的空话。这时最该做的是盯准一两个目标，让计划的期限在合理范围内尽量缩短，然后全力以赴地实现它。

在计划工作中选择合理的期限还应加强短期计划和长期计划之间的协调，即长计划短安排，如果短计划实现了，那么长期计划的实现就会比较顺利。

但短计划也不能保证百分百成功。当短期计划也有风险时，合理的计划期限如何确定呢？

要想遵照许诺原理为计划确定一个合理的时限，这个期限的长短应取决于实现决策中所许诺的任务需要的时间。例如，由于出现了意料之外的原材料大幅度涨价，某企业为了保证实现年度生产经营计划的利润目标，需要补充制定一个增加销售收入的计划，那么这个计划的期限至少要多长时间呢？这个计划至少要在一年中的什么时间以前制定并实施才能确保实现呢？根据许诺原理，该计划期限主要取决于从增加订货到实现销售收入的最短周期。对于该企业来说，从接受订单、签订合同到完成工程图设计，一般要两个月的时间。引进生产设备、投产到生产出产品的周期一般也为两个月。商品通过铁路运输，整个运输过程的延续时间均为半个月左右。综合考虑以上因素，计划工作的开始时间至少要在六月底以前。否则计划就无法实现。

综上所述，许诺原理告诫我们，计划是有期限的，而且越长的计划变成现实的可能性越小。当然，计划期限也不是越短越好，还是要根据计划目标确定最合理的计划期限。如上例中的“增加销售收入计划”。各种因素考虑齐全，能完成的最短时间基本是四个半月，若将计划缩短到三个月就不可能实现。所以，计划完成的期限要在合理、可完成的范围内尽量缩短，而一旦计划确定，就不能再随意缩短。

63。沉没成本：决策的忽略项目

什么是沉没成本呢？在经济学领域，沉没成本就是指那些由于过去的决策已经发生了的，而不能由现在或将来的任何决策改变的成本。换句话说，沉没成本是固定而难以改变的。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教授在《经济学》一书中如此解释沉没成本：“如果一项开支已经付出并且不管做出何种选择都不能收回，一个理性的人就会忽略它。这类支出就称为沉没成本。”普通人常常不会去计算机会成本，而经济学家则往往忽略沉没成本。斯蒂格利茨举了个例子：“假设现在你已经花7美元买了电影票，你对这场电影是否值7美元表示怀疑。看了半个小时后，你的怀疑应验了：这电影简直是场灾难。你应该离开电影院吗？在做这一决策时，你应该忽视这7美元。这7美元是沉没成本，不管是去是留，这钱你都已经花了。”斯蒂格利茨用通俗的话语道出了生活和投资的智慧。

在斯蒂格利茨看来，人们在决定是否应该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不仅仅是看这件事对自己有没有好处，而且也看过去是不是已经在这件事情上有过投入。重要的是，不论你最后的决定如何，你的那些支出已经发生了就不可收回，比如时间、金钱、精力，等等。

在经济学和商业决策制定过程中，沉没成本常常会被用来和可变成本作比较。在微观经济学理论中，做决策时仅仅需要考虑可变成本。如果同时考虑到沉没成本（这被微观经济学理论认为是错误的），那么你所得出的结论往往会偏离事物本身的价值。

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如果你是理性的，那么你在做出经济决策时就不应当考虑沉没成本的问题。比如之前提到的关于看电影的问题，你的决策可能会有两种：第一，付钱后发觉电影不好看，但忍受着看完；第二，付钱后发觉电影不好看，退场去做别的事情。

这两种情况从经济学的角度上来说没有正确与非正确之分，但问题在于你是否会为了买票所花费的7美元而后悔。经济学家们要说的是，即便你在这时真的后悔了，无论你做出什么决定，都不应当围绕着这7美元，因为对你来说，它是已经没有办法改变的“沉没成本”。

当然，有的时候沉没成本只是价格的一部分。比方说你买了一辆自行车，骑了几天后低价在二手市场卖出。此时，原价和你的卖出价中间所产生的差价，就是你付出的沉没成本。而且在这种情况下，沉没成本会随时间而改变，那辆自行车骑的时间越长，一般来说你卖出的价格会越低，因为你必须要为这辆自行车的折旧付出一些代价。

沉没成本对企业的影响力更大。因为对于企业来说，尽可能减少沉没成本的支出无疑是重要课题。要做到这一点，企业就必须尽量减少自身在决策方面的失误。这就要求企业有一套科学的投资决策体系，要求决策者从技术、财务、市场前景和产业发展方向等各个方面对项目做出准确判断。

然而在现实中，投资决策的失误是在所难免的。在投资失误已经出现的情况下，对企业来说如何避免将错就错才是真正的考验。英特尔公司决定取消整个Timna芯片生产线就是一个例子。

Timna芯片原本是英特尔公司专为低端PC设计的整合型芯片。当初在进行这个项目时，公司只是简单地对日后的计算机市场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今后减少计算机制造成本将通过高度集成的设计来实现。然而现实的发展出乎他们的预料，PC制造商通过其他系统成本降低方法，已经达到了目标。英特尔公司看清了这点后，果断决定撤销这一项目，从而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由此可见，从根本上看，沉没成本作为一个基本不变的量，在经济决策中并不是一个值得考量的成本量。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应该认清这一点。

64。反哺效应：付出一点，收获大点

动物学家将某些动物长大后把觅到的食物给予其父母的行为称为反哺。最著名的反哺动物可能就是乌鸦了，小乌鸦长大以后，老乌鸦不能飞了，不能自己找食物了，小乌鸦会反过来找食物喂养它的母亲。但实际上，最懂得反哺的动物正是我们人类，无论是在家庭中还是社会上，反哺存在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经济领域里当然也会有反哺效应。

2006年10月8日，总投资1200多万元的上蔡县朱里镇客运站正式建成通车。一时间，朱里客运站的兴建成为人们尤其是业内人士关注的热点。而其中最引起人们关注和称道的是朱里镇客运站的投资者，一个当地在外务工青年——段安伟。

段安伟是朱里镇段寨村人。20世纪80年代，高中毕业的段安伟怀揣身上仅有的100多元钱只身到深圳平湖车站打工。经过十多年的摸爬滚打，段安伟成为车站副总经理，实现了从打工者到管理者身份的转变。2005年，段安伟了解到家乡外出打工坐车难的情况，便萌生了在家乡建客运站的想法。于是在2006年3月，由他筹资的朱里镇客运站正式破土动工。

段安伟只是朱里镇在外务工青年反哺家乡的一个典型。实际上，朱里镇的外出务工人员中早就兴起了关心家乡、建设家乡、发展家乡的热潮，先后涌现出了一大批先进典型，成为带动乡亲共同致富、建设新农村的骨干力量。据统计，从2004年到2006年，短短两年间朱里镇20多名在外务工青年就先后捐资1200多万元，用于支持家乡修路、建校、投资办厂等公益事业。全镇25个行政村都通上了柏油路，中小学危房得到了重新修建，群众行路难、上学难已成为历史。这股热潮甚至被赋予了“朱里现象”之称。

为什么在朱里，“打工一族”竞相反哺家乡？这与朱里镇多年的政策分不开。在每年的传统节日前，朱里镇总是向在外务工人员发出饱含浓浓亲情、乡情的慰问信，由镇党委、镇政府组织的慰问团也切实让远离家乡的朱里籍外出务工人员在异乡感受到了家乡的温暖。

为促使在外务工人员关心家乡发展、投资家乡建设，朱里镇出台了各项优惠政策和措施，吸引外出务工人员参与家乡建设，为家乡的经济发展作贡献。朱里镇建立了外出务工人员档案，并进行规范管理；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和本地实际情况，制定了税费减免、土地征用、资金扶持等方面的优惠政策。

多年的坚持终于有了结果，正是这些优惠政策和深厚感情的吸引，引发了外出务工人员的反哺热，一股关心家乡、建设家乡的创业热潮在朱里大地兴起。

其实，反哺效应最明显的就是“风投行业”。所谓“风投”就是风险投资，它就像一个好妈妈，在“孩子”还小的时候，无私地哺育。如果“孩子”夭折了，它就得不到任何回报，可一旦“孩子”能够成长壮大，给予它的回报也是惊人的。

苹果电脑的创办人史蒂夫·乔布斯在20世纪70年代初与几位同事到Xerox加州总部参观，看到图像化荧幕操作电脑的雏形后感到非常震撼，于是决心创造一个革命性电脑，结果他们于1976年成功地在车库里设计出了第一台苹果电脑。但当时他与搭档仅有1300美元现金，根本无法将自己的天才设计投产。风险投资家马克库拉这时出现了，他在电脑前途未卜的年代毅然投资9。1万美元帮助乔布斯创建了苹果公司。苹果电脑推出市面后大受欢迎，短短5年，苹果公司就成了美国500强企业之一，公司上市后，马克库拉的股份价值达到了1。54亿美元。

在市场经济下，想要获得回报总是要有投资，也需冒一定的风险。如果你具有一颗“母亲”的心，细心抚养尚未成年的“孩子”，终有一天会获得巨大的回报，这就是经济界的“反哺”。

65。囚徒困境：背叛总是多于合作

1950年，数学家塔克任斯坦福大学客座教授时，讲了一个关于两个囚犯的故事。

两个嫌疑犯作案后被警察抓住，分别被关在不同的屋子里审讯。警察告诉他们：如果两个人都坦白，各判刑10年；如果两个人都抵赖，各判1年；如果其中一个人坦白而另一个人抵赖，坦白的放出去，不坦白的判刑15年。

显然最好的策略是双方都抵赖，结果是大家都只被判1年。但是由于两人处于隔离的情况下无法串供，按照亚当·斯密的理论，每个人都是一个“理性的经济人”，都会从利己的目的出发进行选择。这两个人就都会有这样一个盘算过程：假如他招了，我不招，得坐15年监狱，招了少坐5年，所以招了划算；假如他不招，我也不招，坐1年，而我要是招了，我就被释放，而他会坐15年牢，也是招了划算。所以，不管他招不招，对我而言都是招了划算。最终，两个人都选择了坦白，都被判10年。这就是著名的“囚徒困境”。

囚徒困境是博弈论的非零和博弈中颇具代表性的例子，反映出个人最佳选择并非团体最佳选择。虽然囚徒困境本身只是一个故事，但在现实中，商业运作却成了囚徒困境的最佳实验场，而且囚徒困境还是解决“柠檬市场”问题的一个好方法。

比如一个客户在二手车市场上看中两辆车，决定在其中选择一辆交易，但因为不知道车的具体质量而不好出价，于是他选择分别与车主交谈。客户坦白告诉车主自己相中了两辆，但因为质量和价格方面的问题还未做出最后选择，想做进一步了解。这时候车主因为彼此之间未达成联盟，当然会尽量说出自己车的优点，但因为签合同时要对车的质量做出承诺，也就不敢完全隐瞒车的缺点。同时，他们还会尽力批评对方车的缺点（假设他对另一辆车也非常了解），并报出一个接近底价的价格。综合双方的信息，客户就能够基本了解车辆的整体情况和价格，从而做出明智的选择。

囚徒困境最常被用在企业与供应商的谈判中。企业在选择自己的供应商时，接触的往往不止一家，但他们会分别与供应商谈判，尽量避免供应商之间的互相接触，目的就是制造囚徒困境。因为要想让供应商“坦白”，就必须将他们分开，让他们不知道另一方或另几方是谁。这时候因为不知道其他供应商的报价，供应商为了获得合同，最佳选择就是报出自己的底价。然后企业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供应商。

囚徒困境的主旨为，虽然囚徒们彼此合作、坚决抵赖可为全体带来最佳利益，但在资讯不明的情况下，因为出卖同伙可为自己带来利益，所以彼此出卖虽违反最佳共同利益，却是自己的最大利益所在，“出卖”便成了司空见惯的事。当然，在市场经济中，没人可以将其他人变成真正的囚徒，只能通过制造暂时的“囚室”，形成一次性的囚徒困境。而在现实中，充分的资讯使囚徒彼此之间可以互相了解，因此会一起商讨以达成最佳共同利益。但这并不是说囚徒困境就无法形成了。实际上，企业仍然可以在供应商之间建造“囚室”，而且为了利益，任何两个具有竞争关系的经济体间都可能为彼此制造“囚室”。因而，囚徒困境在市场中随时都会发生，这种困境是经济体彼此博弈的生动体现。

第五章　这样竞争才能赢

引言

市场经济是残酷的，其残酷性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绝无半点人情可言的竞争。当今世界上的每个国家、每个企业，甚至每个人都已经被拉进了这残酷无情的竞争之中。任何人、任何企业，甚至任何一个国家，若想寻得立足和发展之地，就必须走竞争之路，开辟自己的天地。而如何才能在竞争中获胜呢？唯一能够掌控市场、推动市场、指挥市场的经济规律无疑是最佳的武器。

66。规模经济：大规模不一定经济

一提起规模经济，几乎人人脑海里都会立刻浮现出如下景象：大工厂，生产线，成千上万的工人，整齐划一的产品。人们常常因“规模”二字而将规模经济联想成大生产。当然，规模经济的确与批量化生产联系密切，但不能因此就曲解其含义。

规模经济又称“规模利益”，指随着生产能力的扩大，单位成本下降的趋势。在经济学家那里，“规模”和“经济”要分开来理解。“规模”指的是伴随着生产能力扩大而出现的生产批量的扩大；“经济”则含有节省、效益、好处的意思。按照权威的经济学辞典的解释，规模经济指的是：在给定技术的条件下（没有技术变化），对于某一产品（无论是单一产品还是复合产品），如果在某些产量范围内平均成本是下降或上升的话，就存在着规模经济或不经济。由此可知，规模经济并不是以规模来确定的，而是以是否经济来确定的。无论一个企业的生产规模有多大，只要其平均生产成本在下降，就说明它存在规模经济；平均生产成本在上升，就是存在规模不经济。

当然，也不能迷信辞典解释，从经济实践中来看，规模经济不能只关注平均成本，还要关注收益。即在平均成本下降的同时，总收益在上升，它就是规模经济；若只有产量提高、成本下降，产品却卖不出去，不能为企业创造利润，徒增库存，则是规模不经济。

还是来谈谈规模经济，当福特汽车的“T时代”被通用汽车的多样化取代以后，人们就在不断探讨，规模究竟达到什么程度是最经济的，它有没有什么规则或预兆。理论很容易给出答案，经济学家们会说：“长期费用曲线的下降不是无限的，曲线最低点称为最终规模，这就是规模最经济的时候。”但我们所要谈的是现实，现实是在福特T型车还没有到达最终规模时，已被通用一记重拳打倒在地。而后，日本的小个子丰田又把两个美国大块一起打倒，独领汽车业风骚数十年。在汽车业像“变形金刚”一样不断升级的时候，整个社会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如今消费者的需求越来越多样化和个性化，人们都在怀疑，规模经济还能存在多久，其理论是否还适用？

实际上，规模经济依然存在。企业通过产品的系列化和高度完整的标准化，实行“多品种、少批量、大量生产”体制，根据生产力因素数量组合方式变化规律的要求，自觉地选择和控制生产规模，以实现生产量的增加和成本的降低，取得最佳经济效益。

探讨了规模经济，再来看规模不经济。很多人在看规模是否经济时，只愿意从企业经营角度出发，给出的定义是：在经济实体规模扩大时，产量的增加比例小于投入要素的增加比例，收益递减，就是规模不经济。其实，在经济学中，规模经济的含义要广泛得多，它包括从宏观到微观能获得利益的各个层次的经济规模。譬如高校招生，也存在一个是否经济的规模。高校扩招主要以增加在校生规模为标志，规模经济是否改善是评估高校办学效益的一个很好指标，即扩招能否降低人才培养的平均成本或进行科研活动的单位成本。同时，高校也是生产本科生、研究生、科研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