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第9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五四前后北京文化人群体（10）
２月薪金：拖欠４个月，到６月２４日取１００圆； ３月薪金：拖欠将近半年后分三次领取，到７月１６日取３２圆，８月１０日取４０圆，９月９日取２８圆； ４月薪金：拖欠将近半年后分两次领取，到９月９日取３７圆，１０月２日取６３圆； ５月薪金：拖欠将近半年后分三次领取，到１０月２日取３７圆，１１月１２日取３５圆，１２月２日取２８圆； ６月薪金：拖欠半年分五次领取，12月２日取37圆，12月21日取15圆，次年（1926年）１月８日取１２圆，１月２０日取２０圆，１月３０日取１６圆； ７月薪金：拖欠半年后分三次领取，到次年１月３０日取５８圆，２月２日取２６圆，２月１２日取１６圆； ８月薪金：拖欠半年后分四次领取，到次年２月１２日取６４圆，３月２９日取１５圆，５月１２日取１３圆，５月１７日取８圆； ９月薪金：拖欠八个月后分两次领取，５月１７日取１９圆，６月１４日取５５圆，尚欠２６圆…… 顾颉刚如此，其他讲师教授的情况也类似。在这种情况下，顾颉刚不得不另谋出路，于１９２６年７月１日接受了厦门大学的聘书，８月离开北京南下。这时，北洋军阀政府由于腐败堕落濒于灭亡。 北伐战争之后全国统一，中央政府还都南京，此后出现了一段比较安定发展的局面，中国知识阶层的经济状况有所保障，教育界薪金也有所提高。 20世纪２０年代北京的生活水准 为提供给读者一个参照系，简要描述一下当时的货币和物价。 五四以来十几年间，中国南北市场上主要流通银圆和兑换券（起先称为“宝钞”，后来称为“钞票”），币值采用“银本位制”，生活费用是比较稳定的。中华民国成立后，１９１２—19１９年间物价起伏不大；到１９２６—19２７年间市场有所波动。以１９１２年为基数，到１９２６年上海市、华北（包括北京市）的批发物价分别上涨２５％和４８％，平均涨价三分之一；但是到了30年代，物价又有所回落。 若以１９１９年物价指数为１００，则１９３０年大约为１２９，也就是说：五四运动时的银洋３圆，购买力相当于十几年后的国币４圆左右。 日用品的物价 具体的市场波动情况如何呢？以主要食物价格计算：在北京，１９１１—19２０年大米每斤３分钱，猪肉每斤１角至1角1分钱，白糖每斤5分钱，食盐每斤１至２分钱，植物油每斤７分钱；到１９２６—19３０年大米每斤６分钱，猪肉每斤1角5分钱，白糖每斤１角钱，食盐每斤２至５分钱，植物油每斤１角５分钱，等等。 在上海，物价要比北京高出10％—15％，例如：１９１１—19２０年大米每斤３．４分钱；猪肉每斤１角２分钱，白糖每斤６分钱，食盐每斤１至２分钱，植物油每斤７至９分钱；到１９２６—19３０年大米每斤６．２分钱，猪肉每斤２角钱，白糖每斤１角钱，食盐每斤２至５分钱，植物油每斤１角５分钱，等等。 那么当时北京的生活水准又怎样呢？ 据史料分析，２０年代北京“四口之家，每月十二圆伙食费，足可维持小康水平。”又，按照《1918—1980年北京社会状况调查》的结果，２０年代初一个四—五口人的劳动家庭（父母加两三个孩子，或老少三代）每年伙食费１３２．４圆，也即每月１１圆就可以维持了。当时一个标准家庭的贫困线定为每月收入１０圆（合今人民币350元）之下。 相比之下，如鲁迅所说，学者教授们的生活水平属于“中产的知识阶级”。他们不像统治集团、剥削阶级那样豪华奢侈，也不像体力劳动者和城市贫民那样一贫如洗。 ２０年代在北京较为有钱的知识阶层，全家每月必须的生活费（伙食、房租、交通费）８０圆已经很宽裕了（合今人民币2800元），许多物价比在上海市低廉。教授讲师们的收入普遍在200圆以上，甚至可达400圆（合今１万多元），能够盈余很多钱来购买中外文书籍报刊，并且从经济上提携后起之秀和自费出书。如沈从文、何其芳、卞之琳等都得到前辈们的资助。 据记载，北京城内一座８—１０间房的四合院，房租每月仅２０圆左右；一间２０平米的单身宿舍，月租金４至５圆。鲁迅在１９２３年一度租用的砖塔胡同６１号，三间正房月租金８圆。他的女佣除了全包食宿以外月工资仅３圆（见《鲁迅日记》）。 交通费 出入乘坐“洋车”（人力车），费用在城里每次只有１角钱左右；包车每月１０圆。 ２０年代北京城里公共交通工具是有轨电车，新派的学生们经常乘坐。司机开车后不是按喇叭，而是脚踩铃铛“当当（ｄｉａｎｇｄｉａｎｇ，念“低昂、低昂”）”响，所以人们都叫它“当当车”。起初电车的路线有四条，不久扩充为六条，以前门、天桥为中心，环城一圈： 第一路红牌总段，天桥至西直门。共分四段，天桥至前门一段１０枚（合3分多钱）；至西单牌楼二段１８枚（合6分钱）；至西四牌楼三段２６枚（合8分钱）；至西直门四段３２枚（合１角1分钱）。
五四前后北京文化人群体（11）
第二路黄牌总段，天桥至北新桥。共分四段，天桥至前门一段１０枚；至东单牌楼二段１８枚；至东四牌楼三段２６枚；至北新桥四段３２枚（车费同上）。 第三路蓝牌总段，东四牌楼至西四牌楼。共分四段，东四牌楼至东单牌楼一段１０枚；至天安门二段１８枚；至西单牌楼三段２６枚；至西四牌楼四段３２枚。 第四路白牌总段，北新桥至太平仓。共分二段，北新桥至地安门一段１０枚；至太平仓二段１８枚。 第五路绿牌总段，崇文门至宣武门。共分二段，崇文门至天安门一段１４枚（合4分半）；至宣武门二段２０枚（合7分）。 第六路黑牌总段，崇文门至和平门。共分二段，崇文门至珠市口一段１４枚（合4分半）；至和平门二段２０枚。总之，电车比人力车方便得多，车票也便宜。 （陈注：在北京银圆跟铜元的兑换率，1926年兑换300枚，1928年360枚，1930年400枚。此处以1926年的兑换率计算。） 文化人的嗜好 北京一般文化人的嗜好是：下饭馆，看戏（京戏、文明戏和话剧、电影），泡茶座，逛琉璃厂买书籍、碑帖、文物。 据顾颉刚等回忆：1913—1920年北京大学食堂伙食费每月６圆，６人一桌，六菜一汤，馒头米饭随便吃；个人在饭店包伙每月１０圆，四菜一汤。花费１圆钱就可以请客涮羊肉。 在大馆子请一桌十席，高级的鱼翅席每桌１２圆，加酒水小费总共不到２０圆，每人２圆。鱼唇席１０圆，海参席８圆一桌。最高档粤味“谭家菜”，４０圆一桌，主菜是每人一碗厚味鱼翅，可供１１人入席，这属于豪华消费。 至于以平民为对象的中等饭铺，２圆钱一桌的“便席”，菜谱有： （１） 四冷荤：四个装熏鱼、酱肉、香肠、松花蛋的拼盘，每盘５分； （２） 四炒菜：如溜里脊、鱼香肉片、辣子鸡丁、炒牛肉丝等，每盘１角； （３） 四大碗：多为米粉肉、四喜丸子、红烧鱼块、扣肉等，每碗２角； （４） 一大件：一个红烧整肘子，或一只白煮整鸡，加一大海碗肉汤，合６角。 这一桌菜相当丰盛，十个人是吃不完的；平均每人２角（合今人民币８元）。 游乐场所又怎样呢？两大著名公园——中央公园（现称中山公园）和北海公园的入门券都是铜元２０枚（或５分钱）；公园设有几个著名的茶座，茶水１角，点心每盘１角。在文明茶园，可以边饮茶边听曲，每人７分钱。 ２０年代北京著名的广和楼戏园门票２角，城南游乐园门票２角，电影院（当时还是无声黑白片）票价１至２角。最贵的演出，票价在１圆左右。 文化人的经济地位 根据１９２７—19２９年的调查材料，当时北京的手工业者、木匠、人力车夫等，每个家庭每年消费约２００圆，合每月１７圆（今人民币６00元）左右，这是社会下层的水准。而当时《新青年》的作者群，自食其力，自行其是，自得其乐，生活消费比一般高出几倍，都无衣食住行之忧。 关于20年代北大师生的生活状况，有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魏建功先生。1901年他生于江苏省海安县（如皋西场镇）一个小商绅家庭。他于1919年不到18足岁考入北京大学预科，进了乙部英文四班。这几年，家庭没有给予他经济支持，而是靠江苏同乡会每季度40银圆的资助，也就是每月13银圆的“助学金”完成学业。1921年秋，魏建功进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担任临时书记，继续半工半读。1925年他24岁时毕业，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会决定留用魏建功为助教，在语音乐律实验室协助刘半农先生的工作，月薪起点为50银圆，不久增加到80银圆。30年代初，他担任教授时月薪提高到200银圆以上。 虽然收入甚为丰厚，但以北大清华为代表的文化人，对于道德自律甚严。蔡元培先生除了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以外，还创导“进德会”，确立“八戒”。甲种会员：不嫖娼、不赌博、不纳妾；乙种会员：于前三戒以外，加不当官、不做议员二戒；丙种会员：于前五戒以外，加不吸烟、不酗酒、不伤活物三戒（关于“八戒”的说法略有出入，如最后一戒有说是不吃肉，也算保护动物吧，大同小异）。 《新青年》同人，绝大多数加入了“进德会”，至少是前一二种会员。他们是封建礼教的破坏者，也是现代道德的实施者、推行者。 生活相当富裕的李大钊、邵飘萍等人，更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他们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终身，甚至献出了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自由撰稿人的经济状况 。。
自由撰稿人的经济状况（1）
随着文化自由市场的形成，出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批自由职业者——专以写作为谋生方式的作家。到了２０年代，中国文化史出现一大景观，就是形成并发展了“自由撰稿人”这个重要阶层。他们的特点就是“自食其力，自行其是，自得其乐”，主要依靠“爬格子”的稿费、翻译费、版税和编辑费收入来保证生活。 五四运动的先锋闯将们，如《新青年》的陈独秀、胡适之、李大钊、钱玄同、鲁迅、周作人等，无论左翼或右翼，他们大多是留学归国的专家、学者、教授，都已经有稳固的社会公职，牢靠的中等阶层收入，过着相当宽裕的经济生活。他们并不需要再依靠额外的稿酬和版税收入为生。所以他们办的“同人刊物”如《新青年》、《少年中国》等，可以不计稿酬，不以赢利为目的。 ２０年代中期以后，一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绝大部分是农村、乡镇）的文学青年涌现在上海、北京等文化中心，他们血气方刚，带着“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尚抱负，带着献身于新文化事业的满腔热情，几乎从零开始，走上了艰苦卓绝的作家之路。 民办出版社和自由撰稿人 １９２５年五卅运动爆发，大大提高了中国劳动者（包括脑力劳动者即文化人）的政治和经济觉悟。８月２２日商务印书馆职工会发表“总罢工宣言”，要求提高经济待遇，进行了第一次大罢工。编译所职员沈雁冰（当时为共产党支部书记）、郑振铎、丁晓先等１２人担任工会谈判代表，馆方由张元济、王云五等６人参加谈判。中国学生联合会和上海学生联合会向商务印书馆提出：馆方如不接受职工会的合理条件，将号召全国学生停止使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科书以示抗议。 ８月２７日开学在即，馆方接受职工会的条件，罢工胜利结束。 紧接着，９月１９日《现代评论》第二卷４１期上，刊登了署名“壮学”的文章《出版界的根本问题》，其中提出：“商务抽版税的办法，著者最多只得一成五，其余八成五归他自己，这是剥削劳动者。”低价的稿费和版税使得许多作者们难以维持生计，有的就不顾质量粗制滥造，有的被迫改行，于是造成图书报刊的作品数量减少、质量下降。壮学认为，要促进文化繁荣，首先必须抵制出版商的剥削，提高稿费和版税，“著作人既能得相当的酬报，然后才有人专门从事著述，著述的质和量都可以大以增进了。” １０月，创造社作者周全平在《洪水》半月刊第一卷第３期发表《漆黑一团的出版界》，第５期发表《怎样去清理出版界》两文，声援壮学。不过他对于壮学认为“八成五都归了出版商”的说法提出修正：实际上图书出版的利润没有那样高，因为印刷成本要占三成，发行费还要二成，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等出版商能得五成左右，“这样，呕尽心血的著作家底利益大都被资本家掠夺了。……我们一向以为劳工被资本家剥削是太不人道的事，可是出版家对于著作家底刻薄，也并不亚于此。” 这种认识，正如顾颉刚所说的：“只希望著述上可以立足的人得终身于著述，不受资本家的压制，社会上的摧残。我们的生活，靠政府也靠不住，靠资本家也靠不住，非得自己打出一个可靠的境遇……”代表了当时中国知识阶级在“经济自立”问题上的觉醒。 壮学和周全平提出“读者和著作家合作出版”，也就是民间集资办出版社和书店。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来可以减少出版和发行之间的层层盘剥，二来可以降低书刊成本，既有利于作者，也有利于读者。 １９２６年４月１日创造社出版部宣告成立，并制定了“创造社社章”；共9章３１条，主要内容就是“集资创办出版社”。第一条规定“依时缴纳社费者均得为本社社员”，社费5块银圆（约合今人民币２００元），“入社时须缴纳入社金三圆、常年费二圆”、“二年以上不缴纳社费者，经总社执行委员会议决后，追缴本社证书及徽章”。由于有了集资经费，总社执行委员会除了总务、编辑、监察之外，还专门设了会计委员。因此有些回忆录说：创造社出版部的股金是每股5块银圆。 这样看来，１９２６年时的创造社不仅是一个新文学团体，而且是一个具有经济权利和义务的股份制民办文化企业。 １９２７年春，胡适和徐志摩创办《新月》月刊和新月书店，也是作家集资的民办文化企业。总资本2000银圆，每个“大股”100银圆，每个“小股”５０银圆。董事长为胡适，总编辑为徐志摩，总经理为张嘉铸（徐前妻之兄）主管财务和发行工作。人们应该注意到，徐志摩是哥伦比亚经济学硕士，正好运用他训练有素的经济头脑。 创造社、新月社等民办文化企业到位的资金并不太多，但是由于新式印刷设备在上海大量引进，民间又兴办了许多小型专业印刷车间，为招揽生意，普遍实行“三节”算账制度。中国民间所谓三节是春节、端午节、中秋节，两个大节日之间有三四个月的周期；一个大节以后印制出版的图书，除了交付少量押金以外，作为成本的排版、纸张、印制、装订等费用，都由印刷厂垫付，到下一个大节再结账。这样只要较少的流动资金，便能出版书刊。 因此，２０年代上海的各种短期文学刊物、小型民办书店、民办出版社如雨后春笋，造成文化事业的欣欣向荣。这样，初步摆脱了官府权势和商业羁绊的新兴知识阶层，投入了文化自由市场。这种趋势，如“一石击破水底天”一样，层层波澜由上海开始一圈又一圈扩充到许多城镇，迅速而又强有力地推进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 想看书来
自由撰稿人的经济状况（2）
柔石——中国左翼自由撰稿人的典型 中国现代文化中的自由撰稿人的历史，是一部可歌可泣的血泪史。他们的征途上充满了荆棘——鲁迅所说的“无花的蔷薇”，为新文化事业献出了青春、鲜血甚至生命。这些文学青年的卓越代表之一是柔石。 近几年发现和公布的烈士遗迹——《柔石日记》和《柔石书信》，以及许多前辈的回忆录，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柔石的最新史料。我试图整理和分析这些确切的第一手史料，描述以柔石为代表的我国现代文学第一批自由撰稿人的经济生活状况。跟他同类的左翼文学青年，有丁玲、胡也频、冯雪峰、潘漠华、应修人、叶紫、殷夫、沙汀、艾芜、萧军、萧红等。 柔石姓赵，名平福，后改名平复。１９０２年９月生于浙江省宁海县市门头一个小商人家庭。父亲原为农民，后做小生意，开一经营鲜咸海货的店铺“赵源泉号”。因家境困难，赵平复十岁时才开始读书。１９１７年夏，赵平复从宁海县正学小学毕业。秋天就学于台州浙江省立第六中学，中途退学自修。１９１８年考入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免学费，食宿便宜，同学多为贫苦子弟。１９２０年因父亲之命与吴素英结婚。次年５月生育大儿，不到两岁时因病夭折。１９２１年５月发起组织了“宁海同学旅杭同学会”。１９２２年左右在杭州第一师范结识低班同学潘漠华、冯雪峰，并参加青年文学团体杭州晨光社。 １９２３年他从杭州第一师范毕业，本想升学，于当年７月到南京报考东南大学，但需学费60银洋（合今人民币２400元）不能减免，终因家境困难而未入学。９月应聘到杭州留法博士应溥泉家，为两个小孩担任家庭教师，报酬未见记载。１９２４年春，又想帮助妻子读书，不得已就在慈溪县普迪小学做教师。当时一般初任小学教员的月薪为３０—４０银洋（合今人民币１２00—１６00元）。当年得一子取名帝江。在这期间他写了一部小说《疯人》于１９２５年元旦在宁波自费出版，准备卖书回收钱款，但未能如愿。 １９２４—19２５年间他因爱好文学，购买图书报刊，花费很大。不得已帮助经营父亲的“赵源泉号”，想增加一点收入；但经营不善，负债达一百几十银洋（参看《柔石日记》第１５２页）。 １９２５年２月中，柔石到北京大学旁听哲学、英文二科，也旁听过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课程。由父母寄钱给他（陈注：一说由大哥寄给他200银洋，参看赵文雄《回忆我的哥哥柔石》），与好友潘漠华同住在北大红楼附近的学生公寓孟家大院通和公寓（见“柔石致陈昌标信”），每月食宿费约20至30圆，购书的钱至少１０圆。北京大学于２月２２日开学，柔石听课一学期。９月收到父亲的信，希望他报考北京师范大学，可以减免学费食宿费，继续学业。柔石回信说：“复岂不愿读书，实以家中之故，六年长期，断难遂愿而毕！”（载《柔石日记》第１４１页） 熬到１９２５年１２月中旬，他终于因病而且财力不济而离开北京回乡（现存柔石１２月４日从北京寄出的信）。 １９２６年春夏之间柔石为谋生而奔走于沪杭道上，曾计划在杭州创办一所私立中学，拟找十位友人（王方仁等）集资开办费1000银圆（合今人民币约３５000元），每人出资100银圆，但未成功。秋天回乡养病，当年得一女取名小薇。１２月去上海，一无所获。 １９２７年１月回家过春节，不久因朋友王方仁介绍，到镇海中学任教。春天，北伐军到达杭州，浙江省全部光复，柔石回到宁海担任中学教员，不久升任宁海县教育局长，同时每周到宁海中学兼课。收入不详。 １９２７年３月由父母决定，将家产分给赵平西、赵平复兄弟二人。兄长继承父亲开设的“赵源泉号”，平复分得500银洋（约合今人民币１７５00元）作为股金存入该号（引自《柔石日记》第４５页注，第１６８页注）。柔石当时没有支取现金，但从此可以向兄长要求经济援助。 １９２８年５月初宁海农民起义失败，涉及宁海中学师生。柔石单身出走，逃到上海，借住在闸北一个亲戚家里。夏天他写信给老家，说是正在学习德文，想出国留学，希望父母扶持。父母将他存放在咸货店的500银圆寄给他。不久，柔石又写信给老家，说如果要出国留学的话，500银圆还不够盘缠（几乎同时的李金发、艾青等人出国去巴黎工读，至少要准备1000银圆，约合今人民币３５000元）。没有办法，只能望洋兴叹，圆不了去德国的美梦了。柔石在通信中说：“眼前到外国去，钱从何处来，外国最少一年要一千圆用，来回路费每次要二百。……到外国去的心，等一两年再谈了。”（参看《柔石日记》第１５２页） １９２８年８月１１日柔石致兄长信中说：“近日此间亦有一中学聘弟，如月薪有八十圆，福即允诺，若太少福决不就，仍自求读书作文，为前途计也！此信一到，望西哥为福设法（银）洋五十圆寄下。”８月２４日信中却说：“中学位子，靠不住了！复实非为钱多少，实以他种缘故，于心不愿。” 有一种说法，据传是柔石此时认识了鲁迅，鲁迅劝柔石不要去中学教书，而专心文学写作，并把他的稿子介绍给北新书局（见林淡秋《纪念柔石遇难十六周年》）。。 最好的txt下载网
自由撰稿人的经济状况（3）
柔石的名字在《鲁迅日记》１９２８年９月２７日初次出现。这一天晚上鲁迅邀请林语堂、柔石、王方仁以及周建人、许广平等八人往“中有天”晚餐。这显然不是鲁迅初次与柔石相识。在厦门大学时期鲁迅的学生王方仁于１９２７年１０月抵达上海，他的译著《红笑》经鲁迅校订并介绍发表。１９２８年夏秋之交，王方仁向鲁迅引见柔石。９月９日鲁迅从上海市北四川路###里２３号迁居到里内１８号屋，原住处交给他在厦大的学生王方仁、崔真吾和柔石三人共同居住。 １９２８年９月１３日柔石致兄长信中说：“福已将小说三册（陈注：指《旧时代之死》上下集和《二月》）交与鲁迅先生批阅。鲁迅先生乃当今有名之文人，如能称誉，代为序刊印行，则福前途之运命，不愁蹇促矣！……福近数月来之生活，每月得香港大同报之补助，月给廿圆，嘱福按月作文一二篇。惟福尚需负债十圆，以廿圆只够房租与饭食费。零用与购书费，还一文无着也！……因此不能不请西哥为我设法五十圆，使半年生活，可以安定。”可见当时柔石每月维持衣食住行的最低生活费为30圆，相当于今１000元左右。 不久，柔石的月收入增加到40圆以上，情况有所好转。 １９２８年１０月，柔石的长篇小说《旧时代之死》上下册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合同约定版税２０％，当月２５日柔石致兄长信中说：“福现已将文章三本，交周先生（鲁迅）转给书局，如福愿意，可即卖得八百圆之数目。惟周先生及诸朋友，多劝我不要卖了版权，云以抽版税为上算。” 信中又说：“福现今每月收入约四十圆。一家报馆每月定做文章一万字，给我廿圆。又一家杂志，约廿圆至卅圆。不过近来食住两项，每月要用去廿五圆，书籍每月总要十圆。因此这两笔所赚，没有钱多。”可见柔石当时的稿酬标准是千字2圆，在作家里面属于比较低的。但他总算有了“自由撰稿人”的社会地位而获得文学界的承认。 １９２８年１１月，柔石等人在鲁迅支持下，创办“朝花社”，并由王方仁的哥哥开设的“合记教育用品社”代售朝花社出版的书刊。１２月６日《朝花周刊》创刊，至次年５月１６日共出２０期；６月１日起改为旬刊。后来因合记用品社舞弊赖账，致使朝花社亏损而被迫结束。 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深情地回忆柔石：“他躲在寓里弄文学，也创作，也翻译，我们往来了许多日，说得投合起来了，于是另外约定了几个同意的青年，设立朝花社。……然而柔石自己没有钱，他借了二百多块钱来做印本。……不过朝花社不久就倒闭了……柔石的理想的头，先碰了一个大钉子，力气固然白化，此外还得去借一百块钱来付纸帐。……一面将自己所应得的朝花社的残书送到明日书店和光华书局去，希望还能够收回几文钱，一面就拼命地译书，准备还借款，这就是卖给商务印书馆的《丹麦短篇小说集》和戈理基作的长篇小说《阿尔泰莫诺夫之事业》。但我想，这些译稿，也许去年已被兵火烧掉了。” １９２８年１２月６日柔石致兄长的信中说：“近日生活亦好，每天可写二千字。”以稿酬千字2圆计算，每日可得稿费国币4圆；如能顺利卖掉文章，则每月收入可达国币１２０圆（约合今人民币４２00元），颇为可观。 《柔石日记》１９２９年１月１１日载：“晚上鲁迅先生问我，明年（陈注：指旧历）的《语丝》，要我看看来稿并校对，可不可以。我答应了。同时我的生活便安定了，因为北新书局每月给我四十圆钱。此后可以安心做点文学上的工作。”柔石接手编辑《语丝》第5卷1期（１９２９年３月１０日）至26期（９月２日）不到半年，即辞职。 此后柔石的经济生活好转，月收入可达100多银圆（合今4000元左右）。他写给故乡妻子的信中说：“我今年的生活比较好些，以后我当按月寄二三十圆钱给你，作家里零用。店里我亏空了的钱，再由我补还。今年一年以内，我当补足，你无用担心。”（引自《柔石日记》第１５６页） １９２９年１１月２２日柔石的中篇小说《二月》由上海春潮书店出版，鲁迅为之作《小引》。合同约定抽版税２０％，柔石郑重地将此事载入日记。 １９３０年２月柔石成为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左联”发起人之一，被推选为常务委员和编辑部负责人，主持《萌芽》月刊，每月得编辑费３０圆国币。５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本年７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希望》，收入柔石前两年的创作。柔石奋斗初步成功，成了知名作家。 １９３１年２月７日柔石和殷夫、冯铿等被秘密杀害于龙华，时仅２９岁。他生前发表５５万字的创作和６３万字译文，未发表的手稿约２２万字。 ［附录］“精神上自由，物质上贫困” ——２０年代留法半工半读的生活１９１９年，19岁的李金发从上海乘船到法国勤工俭学，准备了３００块大洋（银圆）置装费和旅费，乘坐的是英国货轮统舱，条件恶劣，每人收费１００银圆。 到法国后进入巴黎南部的枫丹白露市立中学攻读法文，每月学费１００法郎（合10块银圆或国币），同学有林风眠等；后来在巴黎学习雕塑。一间简陋�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