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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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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帧罚ǎ浚┥稀谌菔墙菜桔永锏氖虑榈模笥秀⑻缘钠烙铮沟昧思副拘∷担闶墙逼贰Ｊ惫城ǎ饷闯ぞ茫逞改衙舛韵附诩遣磺宄模蛭笔辈⒉皇撬职迅寮兜健缎∷翟卤ā啡サ摹Ｂ逞甘攀酪院螅茏魅硕哉饧伦髁司咛宓乃得鳎郝逞浮靶梁ィò醇�1911年）冬天在家里的时候，曾经写过一篇（小说），以东邻的富翁为模特儿，写革命前夜的事情，颇富于讽刺的色彩”，“未有题名……由我加了一个题目与署名，寄给《小说月报》，那时还是小册，系恽铁樵编辑，承其复信，大加称赏，登在卷首。”（引自知堂《关于鲁迅》一文） 这篇经周作人加了“题目与署名”的鲁迅的第一篇小说，在1912年12月6日寄《小说月报》，12日就收到复信，28日收到稿费5块银圆，并于1913年4月出版的《小说月报》第4卷第1号上登载。 商务印书馆付给梁启超的优厚稿酬 民国初立，北洋政府便通过法令，发还梁启超、康有为被查抄的家产。之后，梁启超以共和党党首身份加入北洋政府，任财政总长和制币署署长。 1912年12月，梁启超在天津创办半月刊《庸言报》。12月18日，他在家信中说，“《庸言报》第一号印一万份，顷已罄，而续定者尚数千，大约明年二三月间，可望至二万份，果尔则家计粗足自给矣。若至二万份，年亦仅余五六万金耳，一万份则仅不亏本，盖开销总在五六万金内外也。”（见《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61页）不仅有很大的社会效益，而且经济收入达5万多银圆。 后来，梁启超到欧洲考察，其间决心退出政界，宣称以教育文化为业，走教育救国之路，因而把主要精力放在著述上。 梁启超跟商务印书馆的来往也很密切。根据1922年10月他和商务印书馆经理张元济的通信，梁著《中国历史研究法》等书版税为40％；而梁启超在《东方杂志》上发表文章的稿酬为千字20圆。8日梁启超致函张元济说，他遵照约定将他关于佛学的稿件寄上，请按信上的要求在《东方杂志》刊登。信又说：一、 《历史研究法》请即照梦兄（陈注：指高梦旦）来书，再版印三千部（此书此间尚存千数百册，拟日内移交津馆代销何如？）其办法仍照从前“自印包售”、“六折算帐”，印费请先垫付，在售价内扣除，书价三节结算。（陈注：三节指端午、中秋、春节） 二、 《历史研究法》第三期书价（第一次之六千册）定本年秋节交清，前此除一次由律馆交来若干，二次由菊兄代付君劢千圆，余数若干，希饬算拨付。（陈注：菊兄指张元济，君劢指张君劢）张元济回信说，他将遵照梁启超的要求，将文章“先登杂志，既印单行，已示梦旦，一切当遵办”；同时说，“前订撰文之约，即自本月为始。……千字二十圆乞勿为人道及，播扬于外，人人援例要求甚难应付”（见《梁启超年谱长编》第965页）。 北京大学和商务印书馆的出版合同
商务印书馆和文化人（3）
在蔡元培主持北大的几年中，北京大学与商务印书馆进行了广泛的合作：由商务印刷、发行《北京大学月刊》，出版北大教授的专著及通俗教育丛书，由华法教育会人员修订商务教科书，代北大订购外文书籍，以及请北大教授兼为商务采集标本等等。 通过这些合作，北大的科研工作取得了出版的便利，而商务印书馆则获得了最高学府权威学者的支持，提高了出版物的水平，进一步提高了它在国内外出版界的地位与声望。 1919年初，蔡元培代表著作人（北京大学）、张元济代表发行人（商务印书馆）正式签订《北京大学月刊》出版合同，规定：（一） 编辑事务，由著作人任之，印刷、发行事务，由发行人任之。 （二） 用三开本。每年十册，每册以十万字为率，约一百页，每册定价三角。所有制版、印刷、工料及广告等费，由发行人代垫。 （三） 销数不满二千部时，所有损耗，由发行人担任。如满一年后，尚销不足数，发行人得将杂志中可以单行者，另印单行本，以冀抵补。销数满二千部以后，如有余利者，著作人得十分之六，发行人得十分之四。 （四） 外间广告，由著作人经手者，照广告定价，以十分之五付给发行人。其由发行人招致者，概为发行人所有。 （五） 稿本用纸，每行字数，须与版式一律。如用夹注、或说明、或另行、或括弧、或插图、或附表、及所用圈点符号，均照排印之式，一律缮成正稿。图稿务须按照适定尺寸，绘成正稿，以便即用原稿雕刻、影照。如果有排印为难之处，发行人得酌量更改。著作人稿本，须于两个月以前，寄交发行人。 （六） 纸价涨落无常，估计成本，照市价计算。出版时，发行人应寄五十册交著作人。北京大学教授撰写的讲义和专著，大多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如胡适的《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陈大齐的《心理学大纲》，徐宝璜的《新闻学大意》，陶孟和的《社会与教育》，胡钧的《中国财政史讲义》，陈映璜的《人类学》等等，有的列为“北京大学丛书”，有的由蔡元培具函介绍。如1919年12月，经蔡元培介绍，商务印书馆曾以200银圆代价购印了刘半农的《中国文法通论》。 商务印书馆职员的经济状况 商务印书馆职员的薪金逐步提高。民国初期，国内大学毕业生极少，一般相当于高中文化者入馆，通常试用半年，合格后才正式录用，起点月薪30银圆；此后惯例每年增加10圆（此时1银圆约合今人民币50元）。 民国初年的薪金标准 1912年12月，张于贞、周衡甫、李心莲初来商务印书馆时，试用期月薪24圆，“半年后得力再增加”。考核转正后，月薪30银圆；第二年40圆，等等。 据包天笑回忆，1912年他在宝山路商务编译所半天工作（每日下午1—5点，星期日休息），担任小学图文教科书的编辑，月薪40银圆。当时编辑共约40名。 就连沈雁冰（茅盾）由北京大学预科初到商务印书馆时，也是一样的待遇。1916年8月沈雁冰进入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起初月薪只有24银圆，1917年定为30银圆。以后每年晋升10圆或20圆。1921年为100圆。 其他资历稍高者，待遇也高些。1912年6月，许志毅、凌文之初到商务印书馆，月薪各60圆。10月凌文之向馆方说，有人邀请他任教员，月薪80圆，“为家累计，不能不弃少就多。”馆方同意明年（两个月后）增加薪水，“论其能力亦尚值得”。 1916年2月邵长光愿离政界到商务印书馆服务，商订月薪由160圆至200圆。3月邵培芝到馆，月薪180圆。8月平海澜到英文部任编译，月薪100圆。杨仲达来馆，起点月薪160圆。1916年9月留美博士蒋梦麟（即后来继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者）尚未归国，经介绍到商务印书馆，一开始就定月薪200圆。1919年2月周越然来馆，月薪180圆。10月谢福生定月薪200圆。 20世纪20年代的薪金标准 1921年周建人由胡适推荐到商务印书馆，月薪60圆。 据唐鸣时回忆，1921年国内大学毕业生到商务印书馆工作，起点月薪为60银圆，以后一般每年增加10圆或20圆。资深编辑的月薪可达100—200银圆（此时1银圆约合今人民币40元）。 商务印书馆曾慕名希望胡适到馆服务（或兼职）。商务监理张元济的日记1919年4月8日载：“托伯恒转托陈筱庄约胡适之，月薪300圆。”胡适婉言谢绝商务印书馆的好意，表示要继续为北京大学效力。 1921年9月，陈独秀回到上海后，商务印书馆想要聘请他担任“馆外名誉编辑”，由沈雁冰出面，商议月薪为300圆。 据陶希圣文章说，他进入商务编译所是在1923年：“各人的薪水互不相知，各人的进退听之当局。我初进所，月薪银圆八十圆（当时米一石只得五圆）。满一年之年终，当局给予书面通知‘台端月薪加为一百圆’；再过一年加为一百二十圆。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起来了，商务印书馆三所一处职工大罢工，向当局提出十九条要求。自此以后当局不得任意开除职工，而待遇公开。一九二五年八月，商务印书馆通告同人，普遍加薪。最低工资十圆的工人，加三圆；原工资十至二十圆者，加百分之二十；原工资二十至三十圆者，加百分之十五；原工资三十至五十圆者，加百分之十；学徒练习生满一年加一圆，满二年加二圆，等等。即如编辑人员，年终普遍加薪，按比例至少增加二圆七角五分，或加七圆五角，多的可加十七圆五角等等。”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商务印书馆和文化人（4）
当时商务编译所的职员共约200人。 20世纪30年代的薪金标准 到30年代，商务印书馆的待遇又有提高。国内的大学毕业生，月薪起点为80圆（此时1银圆约合今人民币30—35元）。 又据高梦旦记录，20—30年代商务编译所校对者月薪50银圆，抄录员月薪30银圆。 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往往以学历定待遇。第一等是留学欧美的毕业生，月薪高达200—250圆；第二等是留学日本的毕业生，月薪可达120—150圆；这都高于国内的大学毕业生。不过，根据工作的成绩，薪金可以逐年提升。 “经济自立”的觉醒 当时的作家、编辑、学者们跟出版商之间也产生许多复杂的矛盾。 文学研究会的创始人之一郑振铎，２０年代在商务印书馆编辑《小说月报》，月薪100银圆（相当于今人民币4000元）。他在上海闸北租赁了一所大房子，一半自己居住，一半作为文学研究会的活动场所，或开会、或谈天、或听留声机。聚会多数在晚上或节假日。 1923年１月初，有次交谈时郑振铎感慨说：“我们替商务印书馆工作，一个月才拿百圆左右，可是出一本书，印书馆里就可以赚几十万圆，何苦来！还不如自己集资办一个书店！” 大家表示同意，又讨论了几次，决定每人每月从薪金里提出10银圆，储存银行生利；集资到一定数目时，便可自己出书。当时约集10个人，有郑振铎、叶圣陶、沈雁冰、周予同、王伯祥、胡愈之、顾颉刚、谢六逸、陈达夫、常燕生，由顾颉刚任会计。 周予同为此社起名为“朴社”，因为他听了钱玄同的课，非常欣赏清代的“朴学”。接着俞平伯、吴维清、潘家洵、郭绍虞、陈乃乾、朱自清、陈万里、耿济之、吴颂皋等入社。 顾颉刚１９２３年２月２０日在通信中说出了他们（以及中国新兴知识阶层）的“一不靠官，二不靠商，自食其力，自行其是”的理想：只希望著述上可以立足的人得终身于著述，不受资本家的压制、社会上的摧残。我们的生活，靠政府也靠不住、靠资本家也靠不住，非得自己打出一个可靠的境遇就终身没有乐趣了！这代表了当时中国知识阶层在“经济自立”问题上的觉醒。 １９２４年胡适和陈独秀决定跟商务印书馆合作出版《努力周刊》，由《新青年》同人高一涵任编者。当时在《晨报》上刊登了广告，准备办成系列性的刊物，还要出版《努力月刊》。但是这个广告没有兑现，读者来信询问其中的究竟。 《晨报副刊》１９２４年８月２８日发表了高一涵的答复说：《努力月刊》之所以胎死腹中，是因为跟商务印书馆老板有分歧，生意经没有谈妥：“叫我们出来为三圆钱五圆钱去替那些持商务印书馆股票的人挣红利，老实说心中总有一点痛！所以我……不得不暗地里抱着不合作主义了。” 此答复见报以后，胡适赶紧出面在《晨报副刊》９月２日澄清说：他当初和陈独秀决定让商务印书馆出版《努力》，一方面是商务经理们主动要求，另一方面是他们的条件比较合适。商务不仅给作者们支付稿酬，使得“穷作家”能有些补贴；商务还决定：杂志如有2000份以外的销量，编辑部有版税二成和广告二成的提成，从而帮助辛苦的编辑同人。最后胡适说：“以一个几百万资本的大公司，破例的经营这三个铜子的生意，是谋挣红利吗？” 每年年终的“花红” 除了月薪，商务印书馆职员每年还可分一些花红。不过，花红等级很多，差别很大。 20年代初，商务的一些股东们得到了如下的花红（据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第456页）： 姓名职务1921年1922年1923年1924年 鲍仲言总经理8000圆9000圆7000圆6750圆 高翰卿监理8000 8000 7000 5950 张元济监理8000 8000 7000 5950 李拔可经理6000 7000 7500 6370 王显华经理6000 7000 8500 7225 高梦旦所长6800 7000 6500 5525 王云五所长8000 4000 5000 4250 而一般职工所得“花红”大约为一个月的薪金（职员）或工资（工人）。这有时称为“每年的第十三个月的年终分红”。 商务印书馆的劳资纠纷 1920年5月出版的《新青年》7卷6号“劳动节纪念号”发表的廖维民《上海印刷工人的经济生活》一文中列举上海印刷业工资情况说——有月工与包工之分，月工是按每月所订定的工资发给，都在十五圆以下，包工是休息日和生意清淡时没有工资，他们的工资更少。 综合上海几十家（包括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工钱分三等：头目二十圆至五十圆；下手十圆至三十圆；学徒一圆至十圆。女工只有摺书、订书二种。摺书：洋装（即洋纸）摺一页的，每千页二十文；二页的每千页五十文；三页的每千页七十文；四页的每千页九十文。本装（即本国纸）每千页七文，也有每千页九文的。钉书：本装一本五文，洋装稍高。摺书最快的，每月可得十几圆的工钱，普通每月可得五六圆，初学者，每月只得二三圆。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提高了劳动者的觉悟。8月22日商务印书馆职工会发布了“总罢工宣言”，要求提高经济待遇，举行了第一次大罢工。罢工宣言指出：“馆中亦每年有所谓花红者，在几个当局，确实可以称为花红（例如经理月薪三百圆，而年得花红二三万圆）；在我们薪水小者，却也可叹（月薪十余圆者仅年得花红十余圆，甚有不足薪水一月者）。”
商务印书馆和文化人（5）
编译所职员沈雁冰（当时为共产党支部书记）、郑振铎、丁晓先等12人担任工会谈判代表，馆方由张元济、王云五等6人参加谈判。中国学生联合会和上海学生联合会向商务印书馆提出：馆方如不接受职工会的合理条件，将号召全国学生停止使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科书以示抗议。8月27日开学在即，馆方接受职工会的条件，罢工胜利结束。 1925年8月，商务印书馆总务处公布了《加薪办法》，规定从本年10月1日起，增加总分支局同人薪工，标准如下：甲、薪工在10圆以内者加30％；乙、薪工过10圆至20圆者加20％；丙、薪工过20圆至30圆者加15％；丁、薪工过30圆至50圆者加10％；戌、学生满１年加１圆，满两年加两圆。（见《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455页，中华书局，1954年） 电子书 分享网站
20世纪上半叶的稿酬版税（1）
20世纪上半叶的稿酬版税——出版社和作者的利益分成清末民初以来，随着我国文化自由市场的形成，出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批自由职业者——专以写作（所谓“爬格子”）为谋生方式的作家。他们主要依靠稿费、版税和编辑费收入来保证生活。 据王云五《战时出版界的环境适应》一文所述“平时我国出版业百分之八十六在上海”。20世纪初叶到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如果说北京是全国高等教育事业的中心，那么上海则无愧是全国书刊出版事业的中心。上海是中国最大的近代工业城市和通商口岸，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出版事业的发源地。 1872年以后，上海申报馆垄断中国出版行业达四分之一世纪。商务印书馆于1897年、中华书局于1912年在上海创办。新中国成立前上海有321家出版社、200多种报刊，而北京只有三家出版社、24种报刊。五四运动时期影响最大的刊物如《新青年》、《少年中国》等，大多在上海出版。1902—1916年间，中国新创文学报刊57种，其中29种以“小说”命名的报刊中，上海占22种。商务印书馆1902—1920年间，出版图书3522种，其中文学类（以小说为主）846种，占四分之一。 举世闻名的上海文化街——四马路 19世纪后半叶、20世纪初，上海的商业中心棋盘街汇聚了多家很有影响的出版单位，成了出版业的中心。曹聚仁在《棋盘街上的沧桑》一文中写道：五十年前（清末民初），上海的商业中心在棋盘街。直到笔者来到上海（1922年）时，上海租界向西向东北延伸，南京路上的繁荣，已经代替了棋盘街。在我们记忆中，提到了棋盘街，就等于说是提到了全国出版业的中心。（也好似提起了望平街，即唤起了新闻事业中心的印象。）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这两家书业重镇，雄踞在福州路（四马路）、河南路的转角上；在从前，我们应该从“商务”、“中华”数起，往南再说到文明书局、群益书社、民智书局、扫叶山房、中华图书公司、神州国光社，作纵的伸展；后来呢，却沿着福州路作横的发展，从黎明书局算起，“开明”、“大东”、“北新”、“世界”、“科学”、“生活”，一直到福州路西头，还有那家大规模的中国文化服务社。其他小型书店，如“光明”、“现代”、上海杂志公司、“春明”，不下五六十家。这里说的便是上海图书出版业繁荣的状况。如此众多的出版社和报刊，必然有一支庞大的编辑记者队伍，这便形成了上海出版家群体。中国80％以上的书店集中在上海著名的四马路（即福州路）南北方向的两三个街区，长久以来一直被称为“文化街”。 在1932年“一·二八”日本空军突然轰炸上海前，这里有新旧书店300余家。其中最大的两家是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它们的办公大楼在福州路和河南路交叉路口并峙一地，互相构成了激烈竞争，酷似南京路上的先施和永安两家百货公司。 它们附近有很多书店，有些书店因为跟新文学期刊或作家有关而声名远扬：比如“群艺”率先印行了陈独秀编的《新青年》；北新书店是鲁迅作品的出版社；胡适的著作大多是亚东图书馆出版的；《新月》由新月书店印行；开明书店以编青年读者之教科书而著称；生活书店因了邹韬奋主编的进步刊物《生活》而得名；现代书店则是施蛰存的《现代杂志》和叶灵凤的《现代小说》的后台；精美的《良友》画报属于良友图书公司；迷人的《金屋月刊》属于金屋书屋。这还没有计入那些数量惊人的画报、妇女杂志和电影杂志。光一家上海书店就在30年代中期号称印行了约20份杂志，而且出版速度是每天一种。 福州路周围这一地带还有一些老字号的传统文具店、饭馆、茶室、饭店和妓院，往南一直伸抵老城厢，这里是鸳蝴派文人和报人的“生活世界”，像包天笑、陈蝶衣、狄楚青和周瘦鹃这些人就常在书店茶室和妓院消磨闲暇。 总之，四马路是20世纪20—40年代新派作家最常涉足的地方，它的声誉经久不衰。 诗人徐迟在《江南小镇》一书中，激动地回忆1930年代，他从北平的燕京大学南下上海时，作为一个写作新手，由挚友施蛰存带领着到四马路逛书店的情景：先去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它有自己的外文图书馆），然后一路浏览许多大大小小的书店，接着去喝下午茶。这几乎也是很多作家的日常行踪。在中文书店里，他们不仅能找到他们的作家朋友新近出版的作品和译作，还能看到书店自己最近发行的期刊。在外文书店，他们可以买到外文书，还能以“货到付款”的方式预订。此外，在一些旧书店和书摊可以轻易地找到西文旧书——主要是小说，其中不少是外国游客在航海时的读物，轮船到上海他们登陆后就贱卖掉了。 清朝末年初订的稿酬标准 1897年，商务印书馆成立的同时，梁启超等在上海创办“大同译书局”，梁启超拟订的《叙例》中说：“海内名宿，有自译自著自辑之书，愿托本局代印者，皆可承印，或以金钱奉酬、或印成后以书奉酬，皆可随时商订。”（载《饮冰室文集》之二）这是支付稿酬的声明，但没有公布具体的标准，而只是说：酬劳可以随时商订，或者给金钱，或者赠送印成的书籍若干册作为（抵当）稿酬。也就是说，当时大家的“稿酬、版税”概念并不怎么明确，因为尚未形成规范的文化市场。靠售书赚钱的“书商”是早已有之，然而靠卖稿吃饭的“自由撰稿人”还在孕育或襁褓之中呢。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20世纪上半叶的稿酬版税（2）
目前我查阅到的中国最早有关版税的史料，是1901年上海《同文沪报》规定的“提每部售价二成相酬”，也就是版税20％；最早有关字数稿酬的史料是梁启超所记：他主持的《新民丛报》和《新小说》（皆为1902年创刊）等刊物“大约评述及批评两门，可额定为每千字三圆。论著门或可略增（斟酌其文之价值），多者至四圆而止，普通者亦三圆为率。记载门则二圆内外，此其大较也”（引自《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87页）。 按照我的研究结果，20世纪初一块银圆的购买力大致相当于今人民币70元。1902年创刊的《新民丛报》和《新小说》规定的稿酬标准可分三个档次，为千字2圆（合今人民币140元）到4圆（合今人民币280元）；通常为千字3圆（合今人民币210元）。 周作人回忆：1907年周氏兄弟翻译《红星佚史》得到稿酬２００圆，１０万字，“平常西文的译稿只能得到两块钱一千字”（见《周作人回忆录》第196页）。 《大清著作权律》、《著作权法》及《著作权施行细则》 中国第一部保护著作人利益的著作权（版权）法，是宣统三年（１９１０年）清政府颁布的《大清著作权律》，离世界第一部版权法《安妮女王法令》正好200年。它共有５章５５条。但是颁布后不久清朝政权就退出历史舞台，这个《著作权律》并没有真正施行。到了民国四年（１９１５年）北洋政府颁布了《著作权法》，１９２８年南京国民政府又颁布《著作权施行细则》，著作人的权益始受到法律保障。 20世纪初，我国稿酬制度已经形成并且跟国际接轨。稿酬有三种基本形式：（1）稿费，又称为“润笔之资”、“润笔费”；（2）版税，又称为“提成费”、“版费”；（3）买断版权，又称为“作价购稿”。 我国版税的具体规定，开始于１９０１年３月东亚益智译书局在上海《同文沪报》上刊登广告，提出“译出之书……当酌送润笔之资或提每部售价二成相酬”。这“售价二成”意思就是版税２０％；而更早一些，上海《申报》馆在１８７８年３月刊登“搜书”启事，提出“以书申酬”和“出价购稿”，也就是买断版权的办法。 还是举鲁迅和柔石的例子来说明： １９２８年１０月，鲁迅介绍柔石的长篇小说《旧时代之死》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合同约定版税２０％，当月２５日柔石致兄长信中说：“福现已将文章三本，交周先生（鲁迅）转给书局，如福愿意，可即卖得八百圆之数目。惟周先生及诸朋友，多劝我不要卖了版权，云以抽版税为上算。彼辈云，吾们文人生活，永无发财之希望。抽版税，运命好，前途可得平安过活，否则一旦没人要你教书，你就只好挨饿了。抽版税是如此的：就是书局卖了你的一百圆的书，分给你二十圆（陈注：当时上海各出版社所订的版税通常为１５％—２０％）。如福之三本书，实价共二圆，假如每年每种能卖出二千本，则福每年可得八百圆，这岂非比一时得到八百圆要好？因此，福近来很想将此三部书来抽版税，以为永久之计了。” 鲁迅的出版合同通常约定抽版税２０％，他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回忆说：“明日书店要出一种期刊，请柔石去做编辑，他答应了；书店还想印我的译著，托他来问版税的办法，我便将我和北新书局所订的合同，抄了一份交给他，他向衣袋里一塞，匆匆的走了。其时是一九三一年一月十六日的夜间，而不料这一去，竟就是我和他相见的末一回的，竟就是我的永诀。第二天，他就在一个会场上被捕了，衣袋里还藏着我那印书的合同……” 民国初年的稿酬和版税幅度 民国以后，一般报刊和出版社支付的稿酬标准略有降低—— 中华书局创办《中华小说界》月刊，1913年6月21日在《申报》刊登广告：“征集小说，备刊行小说界，编译均可。”公布的稿酬标准分为四个档次：甲、千字5圆，乙、千字2圆5角，丙、千字1圆5角，丁、千字1圆。长篇以8万字为限，短篇至少4000字。1914年1月该刊创刊发行。 1915年９月《青年杂志》创刊，由陈独秀主编，一年后改名为《新青年》。编辑费为每期200圆。稿酬标准：“或撰或译，每千字二圆至伍圆。”但是一度又成为同人期刊，取消了稿酬，只付编辑费。 在书籍的稿酬方面，商务印书馆有着比较灵活的规定，其标准视著者的知名度、学识水平、书稿质量和发行量等各方面情况而定。如前文所述之例。 张元济日记1918年2月2日载：“胡适之寄来《东方》投稿一篇，约不及万字，前寄行严信，允千字六圆。此连空行在内。”胡适刚来北京大学任教不到一年，已是著名文化人，故有如此高的稿酬。而梁启超在《东方杂志》发表的文章，稿酬竟达千字20圆。 这一时期，上海出版界已是人才济济，精英荟萃。 20世纪20年代上海市新闻出版界的薪金标准 关于上海新闻出版界经济收入的状况，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1912—1927年》第六章《报界之现状·第八节·用人》一文中记述如下：总理为一馆之领袖，故宜知编辑、营业、印刷三方面之真相，尤贵在知人善任，以全力尽忠于其职务。其月薪约在三百圆左右。
20世纪上半叶的稿酬版税（3）
总编辑亦称主笔，为编辑部之领袖……总编辑常兼司社论，其月薪约在一百五十圆至三百圆之间。 次于总编辑，为编辑长，亦可称理事编辑……其月薪在一百五十圆左右。 在编辑长之下者，有要闻编辑，取舍关于全国或国际间之新闻。有地方新闻编辑，取舍关于一省一县或一地方之新闻编辑，其月薪均在八十圆左右； 有特派员，如上海报馆必有专员驻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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