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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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体现在肉类食品方面：野战军每月15两（克），地方军每月12两（375克），后方机关每月9两（克），而中灶每月30两（克）。　　小灶伙食标准的菜金较中灶标准略高，但时有特殊（计划外）的供应。　　2。　被服标准（每年）　　野战军：单衣两套、棉衣1套、单帽棉帽各1顶、被子三年1床、鞋7双、袜子两双、毛巾两条（地方军的被服标准的一些项目略低于野战军，后方党政机关被服标准又略低于地方军的标准）。　　3。　妇女生育费　　妇女生育费按供给项目分为红糖、鸡、鸡蛋、麻纸、棉花、布等项，华北地区以包干形式发给小米共230斤（115公斤）。　　以上是华北地区的标准，其他各地区根据实际情况，在各个项目的供给数量上略有增减，但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供给制和工资制并存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中央根据当时的经济条件，对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实行的待遇政策是：　　（1）　解放区来的老干部实行供给制待遇；　　（2）　新参加工作的青年学生：　　A。　没有家庭负担的实行供给制待遇；　　B。　有家庭负担的实行工资制待遇；　　（3）　在国家机关中留用的旧政府职员：　　A。　在1949年9月底以前参加我政府机关工作的按其参加工作时的规定，实行供给制或实行工资待遇的，一般不再变动；　　B。　1949年10月1日以后参加工作的除自愿实行供给制待遇的以外，一律按国家制定的新参加工作人员工资标准实行工资制待遇。　　当时在国家机关中；实行供给制待遇的占80％以上，在事业单位中约占三分之一，主要是从解放区来的老干部和大部分新参加工作没有家庭负担的青年学生，还有极少数留在行政、司法等全部实行供给制待遇机关中工作的旧政府机关职员。　　从1949年到1952年2月基本上沿袭战争时期的供给制办法。主要特点是：供给标准较低，大体平均，略有差别。除保障工作人员的个人生活需要外，部分家属还享有一定的供给待遇。供给项目、供给标准以及享受灶别的条件，各部门大同小异。　　供给制和工资制的矛盾　　夏衍晚年在《懒寻旧梦录》中有一段回忆，讲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供给制和工资制双轨并存造成的矛盾，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书生从政，不习惯的事还是很多的。首先碰到的一个“制度”问题，可以举出几件很为难，也很有趣的事情……　　一件带有喜剧性，大概是六月中旬，华东局副秘书长吴仲超同志派一个人事干部来要我填表。我填了姓名、籍贯、性别、入党入伍时期之后，有一栏“级别”，我就填不下去了。因为我入党二十多年，从来就不知道自己的级别。那位人事干部感到很奇怪，要我再想一想，我只能说“的确不知道”。对方问：“那么你每月领几斤小米？”我说我从来不吃小米，也从来没有领过。他更惶惑了：“那么你的生活谁供给的？吃饭、住房子？……”我说我的生活靠稿费、版税，除了皖南事变后中央要我从桂林撤退到香港，组织上给我买了飞机票，以及1946年恩来同志要我去新加坡，组织上给了我一笔旅费之外，我一直是自力更生、卖文为业。这一下对方只能问，那么你到上海之前，在党内担任的是什么职务？这倒容易回答的，我在香港时是南方分局成员、香港工委书记。他满腹怀疑地拿着我的表格走了。后来潘汉年告诉我，说华东局、市委根据你的党龄，过去和现在的职务，评了“兵团级”，当然我还是不懂得兵团级是怎样一个职位。解放初期，干部待遇还是供给制，这是从解放区沿袭下来的，在那种特殊情况下，这也是别无他法可行的制度。　　延安的文化人，有的跟随鲁艺到了东北解放区，有的跟随华北大学到了张家口等地，然后才进入北平、天津。延安的文艺干部，建国后大多成为文化界的领导人物，如周扬、丁玲、何其芳、刘白羽、郭小川等人。　　平津解放后，何其芳到了北平，在马列主义学院任教，后又担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等职。作为一个供给制干部，何其芳级别不低，吃小灶，生活待遇较高，但他的手头还是缺乏闲钱的。他1951年3月26日写给沙汀的信中说：“我在整风后写的小册子过几天就寄给你。因为现在身边邮寄的钱都没有了。我们仍是供给制，发了津贴仍常常很快就化光。不过住在城外，进城的时候非常少，身边经常没有钱也多少感到不方便。”

中共根据地的供给制（5）
可是，这就和接管政策中的原技术人员、文化人全部“包下来”对他们实行“保留工资”发生了矛盾。也就是说，“留用人员”拿的“保留工资”和党政干部的供给制之间，有了一个很大的差距。　　大学校长、教授、专家、工程师、名演员，一律拿“保留工资”，用国民党的金圆券折合老区人民币，再折合新人民币，他们的每月收入都在200—500元不等。而从解放区来的和地下党的党政军干部，在一段不短的时期还是供给制，后来改为工资制，也还是“低薪制”，货币收入（现金）要比老专家、名演员的低。夏衍在回忆录中分析道：这样，党政干部和业务（技术、学术等）人员之间，就有了各自的看法。举个例，有一次陈老总请刘伯承同志在他家里吃饭，潘汉年和我都在座，饭后闲谈，这两位大将军都在愁穷。陈毅同志孩子多，家累重，钱不够用；刘帅则说他想买一部开明书店出版的二十五史，一问价钱，就只能放弃了买的念头。陈毅同志风趣地对我说，老潘可以靠小董（董慧，她的父亲是香港巨富），你则有版税和稿费，你们都是老财，我们当兵的都是两袖清风。　　可是另一面，拿“保留工资”的却有另一种看法。他们说你们（党政干部）住公家的洋房，有汽车，有办公室，有不花钱的秘书，出差旅费可以报销。我们呢，搭一次电车，打一个电话，也得自己掏钱。　　在欢庆解放的热潮中，大家都自觉地服从政策，表面上平静无事，可是现在回想起来，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疙瘩，或者说是矛盾，我认为是和解放初期的这两种制度的并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引自夏衍：《懒寻旧梦录》第610—612页，三联书店1985年第1版。）抗战胜利后的经济形势抗战胜利后的经济形势1945年８月中旬日本宣布投降以后，国民政府从陪都重庆迁回南京，同时开始接收敌占区的巨额敌伪物资，掌握了许多黄金、外汇和资产，共达２３亿美元。　　这一年９月２４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公布了“伪中央储备银行钞票收换办法”，规定此前主要发行于上海和华东、华南沦陷区的伪中储券200元兑换法币1元；１１月２１日又公布了“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钞票收换办法”，规定此前主要发行于平津和华北沦陷区的伪联银券5元兑换法币1元。　　这都提高了法币的地位。　　美国又向国民党政府提供２０亿美金的援华物资，使得法币通货膨胀的缓和出现契机。但是，由于政府腐败无能，巨量的国家资产流失，被贪官污吏中饱私囊。在短期的表面稳定以后，法币的地位又迅速下降。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抗战胜利后的经济形势（1）
国民党官僚腐败透顶　　抗战胜利并未使中国人民跳出苦海，众多官员假接收敌产之名，行贪赃枉法之实。这种“接收”实际上是趁火打劫，所以文化人讥讽为“劫收”。　　老百姓讽刺腐败官员“三羊开泰、五子登科”：所谓“三羊开泰”即捧西洋、爱东洋、要现洋，就是仰仗和投靠西洋美英力量，喜爱东洋日本的“敌产”，搜刮银圆美钞等现洋；所谓“五子登科”即“劫收”敌产的车子、房子、金子、料子和婊子，就是霸占汽车、洋房、金条、原料（衣料和建筑材料等），甚至“劫收”敌伪官僚原有的二奶、姨太太、妓女等，吃喝嫖赌，肆无忌惮。（陈注：另一种说法略有不同：“三羊开泰”为捧西洋、骂东洋、抢大洋，“五子登科”为贪污所接收敌产的金子、车子、女子、房子和票子。出处见于1946年１１月１９日重庆《大公报》徐盈文章注。）　　“光复区”人民怨声载道。平津一带流传民谣“盼中央，望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就是对国民党“劫收”的写照。《大公报》写道：“无数千万的人民都曾为胜利狂欢过，而今却如水益深，如火益热，大家不得聊生”。　　加之国共和谈破裂，国民党发动内战，军费猛增，印行大量新法币钞票，造成恶性通货膨胀。平津地区市场大动荡，物价扶摇直上：1946年1月，面粉125—130元（法币）一斤，5月每斤面粉涨到325元，12月达700元，到1947年7月已增至5100元，12月则涨到7000元。其他布匹、煤炭、食油、肉、蛋等生活消费品价格也同样飞涨。　　“底薪”和“实际薪津”　　我国40年代的非常时期，关于工薪阶层的收入状况，产生了两个反映时代特点的概念，即所谓“底薪”和“实际薪津（金）”，意思就是基本薪水加上物价津贴。　　实际薪津＝底薪×薪金加成倍数＋生活补助费基本数实际薪金的计算，是以法币的底薪为基数，根据物价上涨的指数（或生活费指数）定出薪金加成倍数，再加生活补助费基本数。薪金加成倍数和生活补助费，随着物价上涨每季度作一次调整，所以实际薪金也应该随之不断提高。　　如1946年12月，薪金加成倍数是1100倍，生活补助费基本数是17万元，所以底薪为法币600元的教授实领薪金（600元×1100＋170000元＝）83万元，可买23袋（每袋44斤，合1012斤）面粉，约合今人民币1600元。副教授月薪法币400元，实领薪金（400元×1100＋170000元＝）61万元，可买18袋（792斤）面粉，约合今人民币1200元。一个月薪法币100元的小职员，实领薪金（100元×1100＋170000元＝）28万元，可买8袋面粉。这样的生活水平总比抗战时期好些。　　但是好景不常。1947年5月上旬，物价陡涨。这时虽然又进行了调整，薪金加成倍数是1800倍，生活补助费基本数增加到34万，但是一个教授所领的薪金142万元，还不够买10袋（440斤）面粉。底薪150元的助教，实领的薪金61万元，不够买4袋（176斤）面粉。以后虽每隔一两月调整一次薪金，但与物价上涨速度相比，还是望尘莫及。　　###于1947年8月发给大学教师每人实物差额20万元，还不够买半袋面粉。1947年9月，又以12万元一袋的优惠价格，每人配售面粉两袋，但4个月以后即行取消。　　抗日胜利后北平的经济危机　　随着法币的恶性通货膨胀，北平的市场物价愈发不可收拾。人们重物轻币的情绪被再次刺激起来，囤积风进入千家万户，金、银、布匹的价格带头飞涨。　　1947年8月20日，北平《新民报》刊登每袋面粉（兵船牌）价格法币21万元；到1948年8月20日，每袋面粉已涨到法币3150万元，一年之间，粮价上涨149倍。同行之间的银钱往来，对小额钞票是成捆计数，没有多少人去详细查点。　　1948年8月19日中央银行发行了金圆券，规定以300万旧法币兑换金圆券1元，下令把民间所有金银外币兑为金圆券，然后又实行冻结生活指数，实行所谓“八一九限价”，即强制规定：物价不能超过8月19日的市价。这个不切实际的规定，实际上是一句糊弄老百姓的空话。不到两个月，物价更加急剧上涨，引起了全国狂涛一般的抢购风潮。　　北平的市面上出现了成群结队抢购商品的现象，市民“重货轻币”，一些小商贩已经彻底停业；有的还怀着一线希望，在门前贴出“修理内部，择吉开张”或“筹备复业”等告白；开门的一些商店也大多是店门半掩，有的用布帐勉强遮住空空的货架；由于时常停电，夜市也不得不关闭。不仅是小商店顶不住，就连“瑞蚨祥”这样实力雄厚的百年老店，也在1948年10月底以“修理门面”的名义停止了营业。当铺的损失最为惨重，全都“止当候赎”，以至于典当业全部消失。市场一片混乱。　　两个月后，1948年10月31日，国民党行政院又下令粮食依照市场价格自由购销；六大城市的配售粮食仍由政府输送；油、盐、糖、布等由中央主管部门统筹调节；民生日用品，则授权地方政府参酌情形核本定价等。　　然而国民经济的全面崩溃，已经不是一纸空文所能挽回的。　　北平市民生活极端困难，就连吃饭都成问题。作为一个初级消费水平的城市，粮食始终占据北平商品销售额最大比重。1947年以后北平的粮食成为投机倒把的主要物资。1948年，北平的人口超过200万，年需粮食约十亿斤。到1949年解放前夕，全市经营粮食的商户共有1313家，居各行业户数的首位。经营大米白面的称作“米面庄”，经营五谷杂粮的称为“陆陈行”，代理买卖的叫做“粮栈”。在天桥、广安门、西直门三处各有一个粮食行业交易市场。奸商与贪官勾结，哄抬物价，在“钱”与“权”双重压迫下，老百姓苦不堪言。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抗战胜利后的经济形势（2）
1946—1948年北平粮价狂涨　　这是国民党###即将崩溃的时期，就物价而言，则是举世罕见的狂涨时期。　　北平市顺义县保存着1946年7月—1948年10月农贸集市的粮食价格记录。单位为：每小斗（15市斤）法币元。民国三十五年（1946）：　　7月18日玉米1200元。7月22日白玉米1900元。　　8月4日黄玉米2000元。8月20日小米3700元。　　8月22日白玉米2300元。8月28日白玉米2450元。　　9月19日小米4000元。　　10月4日黄玉米3200元，白玉米2800元。　　12月11日大米11000元。　　民国三十六年（1947）：　　1月9日大米12000元。1月27日大米2万元上下；玉米3000元上下。　　3月28日大米21900元，白玉米4100元。　　6月28日黄白玉米—万元，小米万元。　　7月10日小米万元。8月23日白玉米—3万元。　　10月4日小米万元，玉米3万元上下。　　12月13日黄玉米万元，白玉米万元，小米11万元。　　民国三十七年（1948）：　　2月5日玉米万元。2月15日黄玉米12万元，白玉米11万元，小米17万元。　　4月3日玉米21万元。4月26日白玉米28万元，黄玉米30万元。　　5月12日白玉米45万元，黄玉米48万元。5月22日白玉米52万元，黄玉米58—59万元。　　7月16日小米315万元。7月24日黄玉米300万元，白玉米300万元，小米440万元。　　8月8日玉米325万元。8月10日玉米万元。　　8月12日玉米350万元，小米620万元。　　10月8日玉米1200万元，红薯3万元一斤。　　（引自《北京档案史料》1986年第3期）其间，玉米价格上涨了整整一万倍。　　1946—1949年四川物价水平　　不仅在平津地区、沪宁杭地区，从原来大后方的四川重庆“大事记”，也可见这一时期的奇特现象：民国35年（1946）：　　1月7日布匹遭沪货冲涨，各大帮纷纷囤进，故价浮升，阴丹本日自11万升至万，天伦阴丹自万升至11万。　　4月5日渝物价波动，其中土产品、粮食更形紧俏。公共汽车票已由150元升至250元，报费增加100％，印刷费增加170％。　　4月20日重庆粮价继续上涨，上熟米每担涨至万元，美钞1元涨至法币2000元。　　5月20日政局沉闷，投机商多做新打算，重庆市场花纱随金价上扬。20支双鸡（牌）由158万元涨至170万元。　　7月5日松贝由405万元升至460万大关，大黄上升万元。　　12月3日重庆市物价继续上涨，百货因电价、交通费涨价，衬衫、毛巾、丝袜上涨3000至5000元。　　民国36年（1947）：　　1月8日重庆市物价连日上涨，粮价波动最大，昨日上等河熟米每石万元，比前天上涨3000元。　　2月10日在通货不断发行、金钞猛涨的刺激下，外帮及居间商大量纳货，造成棉纱空前大波动，价格猛涨百万左右，市场情况异常混乱。　　5月5日成都米价连日上涨，本日发生抢米风潮，若干米店被抢。　　6月10日6月上旬重庆市趸售国货价格总指数为万倍，上海为万倍。　　7月22日成都零售物价总指数自民国二十六年至三十七年6月底，10年间计高涨万倍。　　10月23日重庆市物价自5月起至10月10日止，五金上涨425％，木材上涨468％，燃料上涨343％，衣着上涨280％等等。　　民国37年（1948）：　　1月15日重庆市因外部资金回流，银根由13元的高档降至9元，却像一阵急风，马上刮起了涨潮，棉纱由亿一跃而为亿，布匹各色皆乱涨10余万元，纸、香油皆急起直追。　　6月4日成都米价新双市石已经突破1400万元，人心不安。　　6月17日重庆米价傍晚若干店铺高至850万元以上，更有高价1200万元，市民感受无比威胁，发生抢米风潮，被抢米厂、米店达70余家，失米7000余石。　　7月8日重庆煤价本月1日起由每吨310万元增至890万元，3日起增至1270万元，5日起又增至1630万元，市民深感焦虑。　　7月10日重庆花纱布又掀起涨风，棉纱市价今晨以6．5亿元开盘后，节节上升，连破7亿、8亿两关，到午盘升至亿。　　7月11日成都报业印刷工资谈判未协，本日各报均被迫停刊。　　8月4日重庆趸售物价指数7月份为万倍。　　8月8日重庆自来水价，每担由4万元调为18万元，加上力资，平均每担为20万元。　　11月9日飞机轮船票价均相继调整，照原价增加200％，财政改革已面临失败边缘。　　民国38年（1949）：　　1月9日宜宾中原纸厂、乐山嘉乐纸厂因物价高涨，停止生产，职工失业。　　3月2日金圆券不断贬值，500和1000元大钞大量出笼，各军政机关又将所领到的经费（金圆券）投入市场抢购金银、镍币、布匹、纸烟等货物，物价猛涨。按1948年8月币改前为基础，3月份生活费指数为3500倍，公教人员待遇只及105倍，高中教师月收入只等于1．6块银圆。

抗战胜利后的经济形势（3）
夹江造纸业有槽户500余家，近因物价上涨，被迫歇业，工人生活陷于绝境。各地煤铁业亦因此倒闭停工。　　4月1日因政府大量发行5000元和1万元票面额的金圆券，并发行5万及10万元的定额本票，物价疯狂上涨。　　4月7日成都物价一日之间上涨1．5倍。　　5月14日渝国立院校教师说，订不起报，买不起书，吃不起饭。　　（引自1946—1949年，四川、重庆物价大事记）　　法币的崩溃　　1937年抗日战争前夕，法币发行总额还不过14亿余元，在八年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利用法币不断扩大发行量来垄断全国经济，搜刮人民财富，兼以国土大幅度沦陷，税收骤减，一切军政费开支，惟依赖发行钞票。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夕，法币的发行额已达到5569亿元，为抗战初期的360倍。1946年７月，国共和谈破裂，全面内战爆发。国民党军费开支浩大，政府财政实际收入只占预算的15％，于是猛增法币的发行量，以期平衡财政赤字。　　黄金和外汇迅速消耗和外流。由于法币已经根本不能保值，所以在1947年2月，出现了抢购黄金美钞的风潮。到1947年4月，在短短的半年多时间里，法币发行额又陡增至16万亿元。　　1946年9月外汇牌价：1美金＝3000元法币；半年后即1947年2月牌价：1美金＝1万元法币；再过3个月即1947年5月4日牌价：1美金＝3万元法币。　　根据《大众晚报》1947年7月30日的资料，在不同的年代100元法币能够买到：　　1937年两头大牛，1938年一头大牛一头小牛，1939年一头大牛，1940年一头小牛，1941年一头猪，1942年一条火腿，1943年一只母鸡，1944年半只母鸡，1945年一条鱼，1946年一个蛋，1947年一只煤球或三分之一根油条，1948年４粒大米。　　（引自《当代中国的职工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险》第9—10页，及《通货膨胀简论》，参看《中国物价史》第４３２页。）　　随着打内战庞大军费开支造成的财政困境，随着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1947年底，物价上涨速度为法币通货膨胀速度的倍，1948年8月增大到10倍。　　法币在市面上的流通量，从1945年8月的5000多亿元，猛升到1947年11月的34万亿元，再猛升到1948年6月的250万亿元；在接下来的一个半月里，更猛增到604万亿元，为抗战前的47万倍。这时甚至出现了500万元票面的大钞。由此物价暴涨，达到抗战初期的493倍。在上海，1948年6月吃一块大饼要3万元，甚至乞丐也不愿收千元以下的法币。　　当时的物价，据有人日记，1948年金圆券发行前夕的8月13日，在上海理发一次为240万元，购茶叶一斤约80万元，买毛巾袋一件，120万元。　　1947—１９48年，黄金、美钞、物价轮番狂涨，法币不可避免最后崩溃。　　按法币计算的最低生活费　　1946年　　1946年２月２０日，国民党控制的报纸《前线日报》发表了一篇报道，根据社会调查的结果，认为当时上海等城市一个五口之家最低生活费为法币156000元（购买力大约合抗战前法币５０元，今人民币１５００元）。　　当时计算出这个最低生活费的根据是：每月一个五口之家，需要消耗大米１石２斗价２万元，煤球４担２万元，柴一担3000元，油１０市斤5000元，蔬菜和副食品每天１５００元、每月45000元，车力（交通费）每月33000元，房租、医疗费等3万元，共计法币156000元。　　1946年初，法币100元约合今日人民币１元。　　此后通货膨胀加剧，法币继续贬值。　　1946年夏季大米涨到每石４．２７万元（法币），合每市斤２６７元；黄豆每市斤200多元，豆油每市斤800多元，菜油每市斤700元；猪肉每市斤1300元，白糖每市斤1100元，酱油每市斤３６２元，食盐每市斤１６０元；豆腐（每４块）７１元；白酒每市斤800元，黄酒每市斤400多元；士林布匹每市尺1100元，龙头细布每市尺700多元。上海等城市一个五口之家最低生活费约为法币30万元。　　1946年夏季，法币200元约合今日人民币１元。　　法币不断贬值，在金融市场上已经丧失信誉，大笔交易通常采用“黄白绿”即金条、银洋、美钞（黄的是金，白的是银，绿色的是美元）。一根金条为十两，一两黄金相当于大约100银圆，一块银圆的购买力大约合今人民币30元。　　也就是说，一根金条的价值大约合今人民币３万元。　　1947年　　1947年夏季大米涨价到每石３６．９万元（法币），合每市斤2300元；黄豆也是每市斤2300元，豆油每市斤9000多元，菜油每市斤8000元；猪肉每市斤9500元，白糖每市斤6300元，酱油每市斤2800元，食盐每市斤1300元；豆腐（每4块）6000元；白酒每市斤7900元，黄酒每市斤4000元；士林布每尺9900元，龙头细布每尺6600元，都飞涨到前一年夏季的９—１０倍。上海等城市一个五口之家最低生活费约为法币270—300万元。　　1947年夏季，法币1800—2000元的购买力，约合今人民币1元。　　1948年　　物价继续大幅度飞涨。1948上半年大米售价平均每石1445万元（法币），合每市斤９万元；黄豆每市斤９万元，豆油每市斤４４万元，菜油每市斤３６万元；猪肉每市斤３５万元，白糖每市斤２３万元，酱油每市斤１３万元，食盐每市斤７万元；豆腐（每4块）３万元；白酒每市斤２５万元，黄酒每市斤１３万元；士林布匹每尺１８．５万元，龙头细布每尺２８万元。

抗战胜利后的经济形势（4）
由此可见，1948年１—８月之间，法币又大为贬值，５—６万元才合今人民币1元。　　国民政府的财政陷入绝境　　1948年1月，国民政府公布公教人员待遇调整办法，按照三个月调整一次的“生活指数”发薪，如1948年1—3月份的生活指数达115000倍，薪金最高的教授实领薪金1000万余元，只够买五袋（220斤）面粉。从4月起，虽然月月“调整”生活指数，实际收入还是直线下降。　　特别在1948年1月后，政府取消公教人员配售面粉办法，同时滥发十万元票额的大钞票，人民生活更陷于绝境。1948年4月，低级职工的薪金在100—380万元之间，而照当时物价，一天买两斤玉米面（每斤23000元），一月就得138万元。即使这些微薄薪金，还不能保证按时发给而经常拖欠。工友们在此极度贫困和饥寒交迫的窘境中，联合声明：“现在百物飞腾米珠薪桂之际，每月所入甚微，无法维持生活，况家有老少数口难得一饱。又值严冬季节，身上无衣，腹内无食，勤务甚虞……”迫切要求提高待遇。　。　想看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