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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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侨民包括神父、牧师等全部关入集中营。　　据侯仁之《燕京大学被封前后的片断回忆》一文记载：教会学校中，纯粹由英美人主持校政的全部停办了，如燕京大学（美国人司徒雷登主持）；又如协和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美国人胡恒德主持）；以及崇德中学等这些跟美国有关联的学校，全部封门停办了。司徒雷登等人都送进了日军集中营。燕京大学封门之后，一时学生、教授、工作人员等无处可去。失学、失业，交通阻隔，又不能一下子全撤退到大后方；即使有能力南下，也不能一下子撤离，要秘密离开北平，辗转越过封锁线，还要有人带路，冒着生命危险。而且当时南下到后方去，或走河南、安徽，或走浙江西面，或走水路温州……都要找到关系才能走。　　后来燕京大学师生虽有一部分到了四川成都又办起“华西燕京大学”，但另一部分还留在北平市。一些学生分别进了其他院校，如辅仁（法国教会大学）或中国大学；教授中有些逃亡到了南方，有的到辅仁大学教书，政治系张东荪、新闻系刘豁轩等人到了中国大学；也有到伪北大任教的，如容庚。　　在这期间，好多教授还被日本侵略军逮捕关过监狱。1941年12月8日早晨，阴霾笼罩北平，日本侵略军从西苑兵营奔赴海淀，包围并占领燕京大学，对在校师生实行“甄别”，随后将大部分师生逐出校门。15名教职员及十余名学生先后遭到逮捕，被逮捕的教职员是：司徒雷登、陆志韦、张东荪、赵紫宸、蔡一谔、周学章、洪煨莲、邓之诚、陈其田、侯仁之、林嘉通、赵承信、萧正谊、刘豁轩等，他们被关押到北平炮局日本宪兵队监狱。　　被逐出校园的师生，有些陆续潜往内地，到四川成都进入华西燕京大学。

抗日战争期间的学校生活（11）
贫贱能否移，威武能否屈　　1942年以后最艰难的岁月中，用玉米茎、豆饼、花生皮、各种“仓底”等磨成的“混合面”，也就是从前喂牲口都不如的东西，配给供应，成为北平老百姓通常的食物。儿女多的一些人家，即以一等教授之尊，想每餐吃一碗素汤面或两三个芝麻酱烧饼，也都要煞费苦心，很难办到。　　冯承钧先生是国内外闻名的历史学家，瘫痪在病床上，形容憔悴。但为了生活，为了学术，也为了青年，还要支撑着上课。同学们就到他家中，围着病床听先生用微弱的声音讲授《西域史》，这正是吃混合面年代的事；其后不久，先生就去世了。　　《中原音韵》的作者、著名音韵学专家赵荫堂先生，穷得整个冬天只穿一件破羊皮袍子，破羊皮像面条一样从袖口落下来。上课时不好意思，一会儿塞进去，一会儿又落下来，哩哩啦啦，弄个不停。几支最次的卷烟，还要限制定量同夫人分着吸，而且常常为此争吵。　　甲骨、金石学专家容庚老先生，到学校去坐不起车，冬天顶着大北风，骑着破自行车，从宣武门外老墙根东莞会馆到沙滩上课。　　鲍文蔚先生在沙滩文学院做法文系主任，家搬到东板桥小胡同中，再也用不起厨子、女佣等，只好委屈鲍师母自己亲手做饭。先生也无钱坐车，只好天天“开步走”去上课了。　　只有周作人、钱稻荪等个别教授投靠伪政权当了奴才，过着奢侈的生活，成为可耻的汉奸。　　抗战后期水深火热　　日伪机关对一些职员每月配给半袋面粉，勉强维持活命。每月配给伪师范大学１２００袋面粉，但不给大米。所以师大伙食最好的就是馒头，早起不能吃稀饭，只能吃疙瘩汤。1100多名穷苦学生，加一些职员、工友，靠日本侵略者掠夺中国农民的粮食之后施舍的这一些残余过日子。混合面蒸出窝头是灰色的，吃到嘴里如嚼花生皮等物，难以下咽。　　1942年下半年起，日本侵略者扩大战场，物资缺乏，伪联银券开始猛烈贬值，物价大涨，粮食极为困难。到年底，玉米面已涨到每斤1元5角，较“七七”事变前上涨20—30倍，较沦陷第三年1939年上涨11倍。　　乱世物价不停上涨。1943年春夏之交，农村青黄不接，粮食最紧张时，北京粮市官价：小米每石285元，玉米每石195元，高粱每石234元，黑豆每石183元。但均“有行无市，有市无货”。各粮店前柜放的都是空笸箩，按照限定的“官价”压根儿买不到。粮食都秘密藏起，通过熟人卖高价，囤积居奇的粮商都大发其财。　　1944年夏天，玉米面涨价到每斤5元，不久又涨价到5元8角，小米涨价到每斤6元，大米每斤22元，油每斤45元……其他物价，也同步飞涨。　　1942年到1945年北平知识阶层的经济生活状况，我们还可以从当时保留下来的一些书信中得到第一手历史资料。　　《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载有1942年5月15日傅增湘从北平给张元济的信中说：　　“弟私藏弘治本《宛陵集》，欲得番银（陈注：日本钱）千番，不过易米六、七石耳，兄能为我玉成之否？”每石米156斤，六七石米即1000斤米左右，说明当时每斤米价格为一元联银券。1943年3月信中说：“笔耕亦我辈本色，但倚以为生，亦未易言……惟物价大昂，字价亦应增加耳。”信中“大昂”二字，其猛涨可知矣。　　1944年1‘月信中说：“今年北方物价增至十倍，人人皆知穷困。家用从前月费六百金，今乃至五千余金。而一切日用皆刻苦万状。往往当食而叹……送舍妹全家回川，行七十日而抵渝。用至一万四五千金。了一心事，不然粮贵至此，亦养不活矣！”这是著名藏书园老人的经济情况，至于一般小职员等，则无不挣扎在饥饿线上。　　1944年至1945年，日伪经济趋进最后崩溃。联银券发行“孔子像”与“天坛图案”的500元大钞，民间流行顺口溜道：孔子逛天坛，五百当一元；千元一出现，小鬼就完蛋！1945年7月，玉米面每斤价1000至1400元。　　联银券千元面额大钞，印好尚未出笼，日本已投降了。日本投降，北平市民无限欢欣，但这欢欣也只是暂时的。过了没有多久，重庆接收大员陆续到了北平，老百姓手中的伪联银券要兑换成重庆政府的法币、关金券。1945年11月，中央银行公布伪联币按5∶1的比例折合法币，北平的物价随之应声上涨，人民的经济利益又遭到盘剥。中共根据地的供给制中共根据地的供给制　　从1927年秋，中国工农红军建立井冈山根据地开始，中共部队和机关就实行军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根据地的企业有的实行完全供给制，有的实行供给制—工资混合制。供给制下的人数，在土地革命时期有几十万人，抗日战争时期上百万人，解放战争时期扩展到几百万人。　　1931年11月，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瑞金召开了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简称“苏区”，乃是农民起义的地方割据政权，红军日益壮大。1932年中###委发布训令，统一规定红军部队伙食费每人每日大洋1角，或口粮1斤6两（旧秤1斤＝16两），菜金3分钱，相当于每月3银圆（约合今人民币90元）。出差人员伙食费每人每日大洋2角（约合今人民币6元）。

抗日战争期间的学校生活（12）
零用费数目，指挥员与战斗员同等，但不定期发放。什么时候发放呢？通常是在采用武装暴力打土豪以后，也就是采用农民起义传统的“水浒英雄”劫富济贫方式以后，基本上平均分配战利品。对于专业人员（医生、电报员、机修工等）每月津贴不超过大洋10银圆（约合今人民币30元）。中央和地方的干部待遇略低于部队。我们还可以注意到，这种分配的内容主要是解决填饱肚子的生存问题，而并不保证“穿衣、住房”的条件。基本概念是“民以食为天”。　　跟30年代的城市相比，这样的生活水准是较低的，但要是跟当地（特别是赤贫地区）一般饥民相比，这样的生活就可以满意了。　　在苏区供给制下生活的文化人有瞿秋白、冯雪峰等，以及后来跟鲁迅笔战的杨邨人等。。　最好的txt下载网

中共根据地的供给制（1）
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的供给制　　1937年9月，中华苏维埃政府西北办事处财政部制定的“各级政府工作人员供给制标准”为：分区、县、乡各级干部，一律每人每月生活费3圆9角，计粮食2圆、菜金9角、津贴1圆。1938年8月，陕甘宁特区财政厅规定调整津贴标准，分为五等，从“分区专员”以下分别为：4圆、2圆5角、2圆、1圆5角、1圆。　　1939年1月，八路军参谋部规定各机关部队的供给制标准为——　　粮食标准分两种：每人每日1斤半（合750克），1斤4两（合625克）；　　菜金标准，按人员类别分四种：每人每日4分、5分、7分、1角；　　夜间工作的报务员等，每人每月发给夜餐费1元5角；　　生活津贴分四等：　　（1）　最高一级，主席、参谋长、政委、局长等，每月5元；　　（2）　处主任、科长、团营级干部等，每月4元；　　（3）　股长、科员、译报员、秘书、连级干部等，每月3元；　　（4）　文书、管理员、教员、排级干部等，每月2元；　　（5）　最低一级，勤杂人员、战士等，每月1元。　　按照日用品的购买力，当时（抗战头两年）法币1元约合今日人民币15—20元。但1939年以后全国各地物价飞涨，货币迅速贬值，供给制的标准则改为以实物计算。　　在游击区，由于抗日游击队的流动性很大，缺乏比较固定的经费来源，因此，没有也不可能有比较固定的供给标准。　　1940—1941年是抗战最艰苦的两年，也是边区部队、机关工作人员物质生活上最艰苦的两年。在日本帝国主义“扫荡”、国民党封锁及自然灾害的侵袭下，抗日根据地的财政遭到了极大的困难。　　毛泽东在1942年写的《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文中，回顾当时的困难情况时说，我们曾经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但是，我英勇的解放区全体军民，并没有被困难吓倒。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正确方针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一方面领导人民发展农业生产和其他生产事业，一方面组织机关、学校、部队尽可能地实行“生产自救”。在陕甘宁边区，生产范围以农业、蔬菜、畜牧为主，也经营一些工业、商业和交通运输业。　　自陕甘宁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后，其他各根据地凡有条件的，都程度不同地开展了生产自救运动，渡过了1940—1942年的严重困难时期，适当解决了机关、部队的生活需要，基本保证了部队指战员和机关工作人员的生活，减轻了人民负担。　　陕甘宁边区政府于1943年1月间，还规定了如下的自给标准：　　机关自给方面：（1）九个月以上的蔬菜；（2）每人每月肉2斤，调料6元；（3）每人每年过年过节肉2斤；（4）每人熟毛斤，单鞋１双，衬衣１件，肥皂两条；（5）每人每年文化娱乐费50元，修理补充费120元；（6）照顾小厨房待遇的病号所需的开支，个人自给方面：毛巾两条，牙刷两把，精盐4两（125克），单鞋１双，袜子2双，用公家发的熟毛打成毛衣１件，毛袜１双。　　毛泽东1943年11月在《组织起来》一文中说：边区的军队，今年凡有地的，做到每个战士平均种地十八亩，吃的菜、肉、油，穿的棉衣、毛衣、鞋袜，住的窑洞、房屋，开会的大小礼堂，日用的桌椅板凳，纸张笔墨，烧的柴火、木炭、石炭，差不多一切都可以自己造，自己办。我们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达到了丰衣足食的目的。（引自《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32页）　　奔赴延安的文化人　　抗战开始后，延安是流浪各地的左翼文化人向往的地方。林斤澜写道：“萧军到达延安，一度离开，后来又返回延安。”据徐懋庸回忆：“1938年3月下旬，我和萧军、何思敬等文化人刚到延安，丁玲带领战地服务团（包括塞克、聂绀弩等）也从山西回来；一天晚上，毛泽东、张闻天、张国焘、康生等举行宴会，欢迎我们这几个新来延安的文化人。……”　　丁玲1940年所写的《入伍》一文记载：“前方战士对一般文化人（和没有固定工作、来参观的文人）俗呼为新闻记”，就是“战地新闻记者”的简称。1940年以后一直在《新华日报》担任记者的李普回忆：当时抗日民主根据地通常称呼他们这些有一定水平的记者们为“文化人”。（引自李普：《用第三人称的自述》）　　1941年以后，更多的左翼文化人如艾青夫妇、欧阳山夫妇、罗烽夫妇等，从重庆等国统区转移到了延安。丁玲回忆1942年春在延安时，贺龙将军来到“文抗”（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的窑洞里看望丁玲、艾青、白朗、罗烽等，贺龙表达了“对文化人、对文工团员的关心、爱护。”（引自《元帅呵，我想念您》一文）当时的延安，正高扬鲁迅的旗帜，毛泽东亲自发起创立“鲁迅艺术学院”，以后又成立了“鲁迅研究会”等等，这就更鼓励了这些热血青年、左翼文化人。　　供给制乃为“战时共产主义”的生命线。　　延安时期的中###员都是“职业革命家”，就是以革命为职业（工作）、靠革命吃饭的干部。文化人和知识青年奔赴延安以后吃了革命的小米饭，就成为革命队伍的一员，从此参加了革命也就是参加了工作，被纳入一个“单位”里接受组织领导、思想改造。后来几十年间，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干部们填写履历表时，非常重要的一个栏目乃是“何时何地参加革命”或“何时何地参加工作”的资历，这是评定该干部的“供给制”待遇的一个首要因素。“单位”制度源于对革命队伍的特殊管理体制，其中经济生活的管理采用供给制。在革命队伍里，“组织”专指党的组织，而“单位”就是以党组织为核心的层层机构、具体部门。全体公职人员都在组织安排下的某个单位之中。党、军、政的机关和群众团体、公营企事业，都是革命队伍一元化组织的不同职能部分。革命队伍中的成员一律实行供给制，其范围扩展到衣、食、住、行、学，生、老、病、死、伤、残等各方面，依照个人职务和资历，定出不同等级（大灶、中灶、小灶）的供给标准。供给制确定了个人的经济生活状况，不仅物质生活、还有政治待遇都依赖于“公家”的分配，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其经济基础就是供给制。饭碗是组织给的，一切依靠组织；离开组织不仅没有饭吃，还可能沦为反党分子。供给制保证了铁的纪律。　。。

中共根据地的供给制（2）
延安“鲁艺”的经济生活　　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起初名为鲁迅艺术学院，通称鲁艺）创建于1938年4月，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结束，共存在八年。　　1938年，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聘冼星海来任教。冼星海夫妇到延安后，受到“敬若上宾”的待遇，住进延安最好的西北旅舍。遭到敌机轰炸之后，他就搬到鲁艺去了。　　冼星海在鲁艺担任音乐课程，分配到两孔比较好的窑洞居住。从前他以为窑洞又脏又局促，可能就像城市贫民的地窖。但实际并不尽然，跟上海石库门楼房的亭子间相比，窑洞里空气充足，光线也够，不同的只是天花板（应说“天花土”）是穹形的。后来他更体验到窑洞里面冬暖夏凉的好处。冼星海夫妇开始也吃小米饭了，“这饭不好吃，看来金黄可爱，可是吃起来没有味道，粗糙还杂着壳，我吃一碗就吃不下去了，以后吃了很久才吃惯。各方面的生活我也跟他们一样，我开始学过简单的生活。”　　冼星海回忆，他在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的日常生活是这样：“一早起床，除了每天三顿饭和晚饭后二小时左右的自由活动，其余都是工作和学习。他们似乎很忙，各人的事好像总做不完，我住在窑洞里，同事、同学常常来看我，我也到他们的窑洞里去。他们窑里布置简单，一张桌子，一铺床，几本或几十本书和纸张笔墨之类，墙上挂些木刻或从报章上剪下来的图片，此外就没有什么了。大家穿着棉军装，留了发却不梳不理。”（见冼星海：《到了新天地》，原载1940年延安《中国青年》2卷8期）生活既安定下来，他就开始写《黄河大合唱》等作品。　　冼星海的学生陆友回忆说：“1938年秋，冼星海到延安鲁艺任教。正逢鲁艺第二期音乐系学员将结业，他热情地向同学们作了数次音乐讲座，深受同学们欢迎。第三期音乐系开学之初，我被留校工作，因与先生相识，系领导及党支部要我对先生多加照顾。他与夫人钱韵玲住在西坡面东的两孔窑洞，我常去问候。他对当时延安艰苦的生活是适应的。每当谈起生活，他总是说：‘可以了，要革命就不能怕苦嘛！’有时还风趣地说：‘我的待遇比你们高多了。’这是指当时供给制时他每月可领到五元津贴作零花钱；而我们学员和一般工作人员每月是一元二角。有时先生还端出一小锅红烧肉说：尝尝吧，这是韵玲给我烧的营养品。”（见陆友：《充满乐感的人——忆冼星海同志》，参看《延安鲁艺回忆录》，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　　从上海来的周扬，起初担任鲁艺文学系主任，后又当了鲁艺副院长。何其芳、沙汀、舒群、严文井、周立波都在鲁艺文学系任教，后来，舒群、何其芳都当过文学系主任，张庚是戏剧系主任，吕骥是音乐系主任。　　李焕之在《向往与追求》一文中回忆了他于1938年8月4日初进鲁艺时的情况：　　“窑洞，多么别致的集体宿舍，班长把我安排在靠窗的第一个床位上。我没有被子，只有一条线毯，那还是离开香港时朋友张廖之送我的，它陪伴了我北上的旅程。好在八月的气候还很热，但夜里就有点凉了。我把一块黄斜纹布当床单，把书和衣服当枕头。吃过午饭，天气好极了，明亮而炎热的太阳晒满了窑洞门前的空地。同学们都纷纷上炕睡午觉，我在南方生活惯了，没有睡午觉的习惯，于是抱着普劳特的《和声学》坐到窑洞前有阴凉的地方，准备开始新的学习生活。但是，赤日炎炎正好眠，看来在北方生活，不午睡是不行的。”　　杜粹远在《忆鲁艺》一文中写道：“我1938年9月2日由陕北公学考入鲁艺二期音乐系。对于我这个到革命圣地延安不久的幼稚的中学生，一切都新鲜。我们的生活很简朴，每人一块小木板可以做桌子，又可以当凳子。上大课或开全院大会，我们就坐在小木板上听课，有时还拿着砖头垫高坐，或干脆坐在地上，全神贯注地听课。吃饭就用茶缸；在会餐时，洗脸盆还是用来盛肉菜的大餐具。每月一块多钱的津贴费，买些日用品。有时大家凑钱到各机关合作社的饭馆去会餐解馋。我们的生活无忧无虑，而且走到哪里都可以听到我们欢乐的歌声。早晨上操，我们练习爬山，谁先登上山头，就为下边的同志加油。谁生病，厨房就做病号饭，做碗面条，煮个荷包蛋。彼此之间像兄弟姐妹一样，我们就是生活在这样的革命大家庭中。”　　1939年初，党中央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鲁艺全校教职员工上山开荒。身体不好的同志留下干轻活……后来，劳动生产的门类扩大了，就不让女同志做重体力，组织女同志织毛衣、纺线，最快的一天可织一条毛裤，纺四两一等线。　　延安平地少，蔬菜种的不多，做不到一天一人一斤菜，就采野菜补充。　　延安的冬季是很冷的，白天学习室里有盆炭火倒还可以；但由于一天只发一斤多木炭，晚上必须熄火，一到夜里，盆、罐的水都结成冰块。我们虽然睡的是炕，但不能烧火，凉炕越睡越冷，所以一入冬就必须打草垫子才行。大家在附近山坡上打草，忙了半天，割回很少的蒿草。蒿草不如茅草暖和，很多同学拿了刀和绳子去，看到了好大一片茅草地，草又高又密，……每个炕上铺一层厚厚软软的草，晚上大家睡了一个香甜的觉。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中共根据地的供给制（3）
1940年深秋，学校组织人员上山烧炭，延安冬天取暖主要靠木炭，需要抽身强力壮的男同学去完成这个任务。上山烧木炭很艰苦，要在山上居住，饮食、交通都很不方便，再加上缺少结实耐磨的衣服和鞋，有的连袜子都没有（引自丁炬《对徐徐同志的回忆与思念》一文）。　　解放战争时期（1945—１９48）的供给制　　接近抗战胜利时，各根据地都拟订了比较完善的供给制度，规定：　　（1）　衣着方面，供给单、棉、衬衣和鞋袜，以至毛衣、大衣；　　（2）　伙食方面，供给粮、菜、油、盐、肉、炭。这就基本上达到了“温、饱”的生存保障。　　（3）　日常生活用品方面，供给牙刷、精盐、肥皂、草帽，学习用的笔、墨、纸张、书报。　　（4）　病号除免费治疗或入休养所外，还发给营养补助。年老体弱的发给保健费。　　女同志生育，除发给生育费外，还提高其伙食标准。对于女干部所生婴儿则发给衣被所需的布及棉花，还规定发给奶费；需要请人照顾的，发给保姆费或免费住托儿所、幼儿园；幼儿达到入学年龄，可以免费入学，生活费用全由公家负责。革命军人及工作人员的家属，凡在解放区内居住而又不能生产自给的，当地负责组织群众代耕；随同干部同居的，则帮助安排适当的工作或组织生产，生活困难时，给予适当的补助。　　在供给标准上，也因工作上和实际生活上的需要，由没有差别而逐渐有所差别，如一些负责同志吃中、小灶伙食，电台人员发夜餐费，对老弱妇孺伤病员的伙食、津贴从优，发给技术人员较高的津贴等。　　晋绥边区的供给标准　　1944年9月19日晋绥边区行政公署颁发的供给标准为：　　（1）　口粮（每人每天）：军队系统小米1斤8两（750克）；政、民系统的干部小米1斤6两（克）；交通员、战士等小米1斤8两。　　（2）　伙食（菜金，每人每月）：大灶肉2斤，油15两（克），盐1斤，菜45斤，炭45斤（烧木炭者加倍）；小灶肉4斤，油1斤8两，盐2斤，菜45斤，炭75斤（烧木炭者加倍）。　　（3）　政、民系统津贴（每人每月）：行署正副主任小米3斗（每斗26斤，共39公斤），临时参政会正副议长、驻会委员、行政委员小米2斗。专署专员、行署处长及其以下工作人员发本币，专员、行署处长津贴25元，县长、专署行署科长等20元，区长、县政府科长等15元，战士、班长等5元。　　（4）　妇女卫生费：女干部生育时，除统筹部分发给标准布1匹、棉花2斤外，由各所在机关自给鸡3只、红糖斤（750克）、鸡蛋60个、麻纸300张（双生子除布、棉花外，其余加倍发给），并在产前一个月、产后一个月，享有小灶标准待遇。　　新四军的供给标准　　1945年1月，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司令部规定的供给标准，例举主要项目如下——　　口粮（每人每天）　　机关人员白米1斤8两（750克）；部队人员白米1斤10两（克）；机炮部队、军工厂人员、教导队、海防队白米1斤12两（875克）。　　伙食费（口粮在外）　　菜金：兵团每人每天蔬菜2斤，油5钱（克），盐5钱，柴斤，烧茶、洗澡、洗脚、洗衣服用柴1斤，也就是每人每月食油、食盐各15两（克）不到1斤（旧秤1斤＝16两），折价开支。　　肉金：主力兵团每人每月肉1斤，按市价实报实销。并规定每月1日、16日集体购食，非特殊情形者不得发现钱。地方兵团主力每人每月肉12两（375克），区常备队以下斤。　　津贴费　　普通津贴：主力兵团每人每月按20斤米定价发给，地方兵团主力按10斤、区常备队以下按6斤发给，并规定每月25日发（每斤米约合今人民币元）。　　肥皂：４至９月每月一块，其他各月每月半块。此外，妇女每月草纸50张。　　干部保健：排以上干部实行普通保健，每人每月供给的数目为：排级，猪油斤；连、营级，猪油1斤，猪肉1斤；团级，猪油1斤，猪肉2斤，鸡蛋30只；师级，猪油1斤，猪肉4斤，鸡蛋90只。　　以上猪油、猪肉、鸡蛋按定价折钱，与津贴费同时发给。　　服装　　根据经济条件、物质来源和部队必需之实际情形发给。原则上每人每年发制服两套，衬衣两件，棉制服1套，棉背心1件，被毯二年1床，饭包袋1只，弹袋1条，米袋1条，雨伞1把，饭碗1只，布鞋6双，袜子4双，毛巾4条，每班哨兵大衣一件，每个干部大衣一件，其他装具按实际情形补充之。鞋子：侦察员、便衣通讯员、特务长每年12双，武装通讯员每年8双。　　供给标准的上下浮动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某些地区和部队的供给标准有所提高。如有的地区在原有的大灶、小灶外，增加了中灶待遇，规定县级地方干部和部队的分区级政委等享受。中灶的供给标准，油、肉较大灶多一些，细粮比重也多一些。　　1946年6月，国民党政权发动全面内战。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战场深入到国民党统治区，人力、物力的消耗大为增加。各解放区都适当降低了供给标准，以节省开支。如晋绥边区在“节衣缩食，照顾前方，照顾战士，照顾群众”的原则下，取消了中、小灶待遇，在一段时间内取消了干部服装的供给，停发后方党、政、军干部的被服和日用品，取消一般的保健费，各类人员的伙食标准也有所降低。山东地区规定，除主食外，取消一切粮食开支；主食定量也有所降低，服装有所减少。菜金，主力部队由公家供给，地方部队供给一半，地方机关全部自给。同时，还降低了灶别标准，原来吃小灶的改吃中灶，吃中灶的改吃大灶。办公费、特别费等由各单位自己解决。

中共根据地的供给制（4）
此后，随着革命战争的胜利，经济情况好转，供给标准又逐步有所提高。　　全国统一的供给标准　　1948年12月，中央军委后勤部在综合各解放区供给标准的基础上，制定并颁发了全国统一的供给标准。以华北地区几项主要供给标准为例：　　1。　伙食标准（每人日标准）　　野战军：菜金——菜1斤（公斤），油5钱（克），盐5钱（克），肉5钱（克）；粮食——小米28两（875克）。　　地方军：菜金——菜1斤，油4钱（克），盐5钱，肉4钱；粮食——小米26两（8克）。　　后方机关：菜金——菜1斤，油3钱（克），盐5钱，肉3钱；粮食——小米斤即24两（750克）。　　中灶伙食标准：菜金——菜1斤，油5钱，盐5钱，肉2两（克）；粮食——小米26两。　　中灶的优惠主要体现在肉类食品方面：野战军每月15两（克），地方军每月12两（375克），后方机关每月9两（克），而中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