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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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两间，还有抽水马桶和电话，月租金只有13圆。　　当时胡风夫妇日常生活开支大约每月７０圆，其中在内山书店购书十几圆。胡风常抽烟，抽那种１角钱两包的普通烟。　　鲁迅叫胡风为英文刊物《ＣＨＩＮＡ　ＴＯＤＡＹ》（今日中国）写篇文章介绍中国左翼文化，给了胡风２０美金稿酬，合国币８０圆（当时兑换率1美金＝4圆国币）。　　不久胡风夫妇生了孩子，又雇佣一个娘姨。要居住舒适些，就在福煦路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慈惠里找到一处大小两间厢房，有卫生间，上面还有小阁楼（供娘姨住）。为了付房租30圆，胡风每月要多写一万字（千字3圆）。实际上当时胡风每月稿酬１００—２００圆。居住条件比较好，曾请鲁迅全家来吃饭，也招待过其他作家朋友。　　由于经济压力比较大，胡风夫妇又换了房子。１９３５年底搬到威海卫路云兰坊一处二楼带亭子间的房子，月租２０圆。不久又搬到英租界孟德兰路（今江阴路）找到一处弄堂房子，有起居室、卧房，还有楼上亭子间，月租金２０多圆。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鲁迅去世后），生活书店出版《工作与学习丛刊》，每期编辑费８０圆，稿酬千字3圆。　　１９３６年底，冯雪峰看出胡风的经济有困难，就提出要胡风全家搬到他租的房子去住。那是法租界辣斐德路颖村的一栋三层楼房。胡风一家住三楼，周建人一家住二楼，冯雪峰的妻子何爱玉带两个孩子住楼下。冯雪峰（时任中共驻上海办事处副主任）不要周建人和胡风付房租，这是胡风受到党的照顾。　　周扬的经济生活　　周扬（１９０７—１９８９），原名周起应，生于湖南省益阳县。１９２２年周起应在长沙念中学时，与同乡官宦人家之女吴氏结婚，当时两人都只有１５岁。岳母姓周，扬州人士，富有积蓄。从此直到１９３５年，岳母一直在经济上资助周起应夫妇的生活，每年赠与爱女吴氏许多银圆珠宝。　　１９２８年周起应到上海进入大夏大学。一年多期间，周起应和亲戚周立波、表弟刘宜生以及两个同乡同学等都住在上海，他们的生活费用全靠吴氏供给，都是她用金首饰换来的钱。后来周扬曾经多次跟他的儿子周迈说过：吴氏“善良、无私、很少有的单纯。”（引自《周迈谈周扬》）　　１９２９年周起应由吴家资助到日本留学，旅费大约１００圆。住在东京小石川区林町的国师馆，是两层楼的留学生公寓。每月生活费至少５０圆。那时日本左翼运动蓬勃发展，普罗文学盛行。但是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反扑，镇压了左翼。周起应因参加左翼活动被捕，在小石川警察署被拘留一个月，交保释放。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抗战前夕上海的文化人（7）
１９３０年他回国到上海，参加左翼话剧活动。他拜访了田汉，由田汉介绍加入中国左翼戏剧联盟（剧联），后来转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从１９３０年一直到１９３５年，每年周起应与吴氏都要回湖南省益阳县老家去探亲，同时由岳母交给吴氏一些银圆和珠宝，估计价值为１０００圆左右。在上海一家的生活费每月至少８０圆。据周起应与吴氏所生长子周艾若（生于１９２７年）回忆说：“在长达七八年的时间里，外祖母无条件地支持父母，用很多经费支持着父亲的革命工作。那时，到我们家里来的有左联的不少人……”（引自《周艾若谈周扬》）　　据夏衍回忆说：“１９３０年他（指周扬）只有２２岁，很年轻的。那个时候，他很潇洒，很漂亮。穿着西服，特别讲究，欢喜跳舞。跟我们一起上咖啡店，看电影。……当时他的第一个夫人还和他在一起。她是从湖南来的，是益阳的。……他本人是搞话剧的，参加左联之前，最早是参加剧联的。他还演过戏。”　　据王作民回忆：１９３３—19３４年之间，周起应与左联宣传干事苏灵扬（杭州人，上海光华大学一年级学生）秘密同居，由此开始使用假名周子扬、周志扬、周扬。又据苏灵扬自述：“１９３４年秋我和周扬结婚后，为了保证他环境的安全，我的社会关系除王作民外一概断绝了，左联的活动再也没有独自出来参加过，直到１９３７年抗战开始。”（引自《一个不是作家的“左联”盟员的回忆》）　　１９３５年吴氏又怀孕，周起应送她回湖南益阳县老家生育第三个儿子（周迈），然后单独又匆匆赶回上海。因为这时周起应与苏灵扬早已在上海秘密同居，苏氏且已怀孕。周起应不好意思再用吴家的钱财，因此经济上遇到很大困难。苏灵扬回忆说：“周扬除工作外，相当一部分时间要用来去‘找钱’。我们‘借’过许多同志的钱，如章汉夫、夏衍、羊枣、谭林通、梅雨（即梅益）、林林等；向沙汀、周立波‘借’的更经常。”　　１９３６年元旦，苏灵扬临产，阵痛已经开始，但家里没有钱住医院。周扬出门跑了一个下午，晚上７点多才回来，总算从郑振铎那里借到２０圆钱，才解决了燃眉之急。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也曾赠与周扬５０圆。后来周扬翻译的《安娜·卡列尼娜》出版了，得到大约８００圆稿酬，他们的经济生活才好转些了。　　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周扬携苏灵扬及一岁的女儿，跟同周立波、艾思奇一行１２人从上海奔赴延安。　　沈从文的经济生活　　沈从文原名沈岳焕，１９０２年１２月生于湖南省凤凰县。１９２０年前后沈从文一家移居芷江县。他的母亲卖掉故乡的老屋，换得将近１０００块银圆存入钱庄，交给沈从文经管。因经营不善，沈从文离开芷江前往常德县，住客栈每月花费１０圆（每天食宿费３角６分），由大舅每月寄２０圆接济。当时他曾往桃源县找湘西武装部队的贺龙，贺答应给他每月９圆的差遣费，但未果。不久沈从文在保靖地方部队当司书，衣食以外有月津贴６圆。　　１９２３年，他支取２７圆路费，途中又借到１０圆，乘坐火车来到北京，到了前门车站，身上仅剩７圆６角。因为一时找不到职业，付不起学费进大学，所以在湖南同乡照顾下暂住学生公寓，勉强维持工读生活。这几年是他前半辈子生活最困苦的一段时期（虽然性质不同，但在艰难程度上可与后半辈子的“文革”十年浩劫时期相比）。　　１９２４年１１月，沈从文给郁达夫写信请求援助。当时在北京大学担任统计学讲师的郁达夫亲临学生公寓，邀沈从文在饭馆进餐，餐费１圆７角，郁达夫拿出５圆结帐，找回的３圆３角全给了沈从文。此事令沈感激涕零。　　１９２５年５月，沈从文在香山慈幼院图书馆担任办事员，月薪２０圆。这是他来北京两年半以后首次找到的职业。后来，他又担任《现代评论》的发行员。　　１９２５—１９２７年间，沈从文的文章陆续发表于《晨报·副刊》和《现代评论》；１９２６年，他的小说开始在《小说月报》上刊载。３年内，他先后发表各类作品１７０篇。这一时期，沈从文认识了《民众文艺》的编辑胡也频和他的女友丁玲。他们这些文学青年当时追求的初步目标是每月２０—３０圆的稿酬。　　１９２６年他的文集《鸭子》由北新书局出版；１９２７年他的小说集《蜜柑》由新月书店出版。从此他以著文的稿费和版税谋生，成为职业作家。１９２８年他来到上海，同时将母亲和妹妹接来同住。沈从文与胡也频、丁玲三人联手编辑《中央日报》副刊《红与黑》，每月编辑费有２００圆，各分得７０圆左右，另外还有稿酬。三人共同租赁上海市萨坡赛路（今淡水路）２０４号楼房，胡、丁玲及其母住二楼，沈从文及其母、妹住三楼，月租金２０圆，水电费１０圆，加上伙食、衣物，每月开支１００圆左右。除了办刊物外，他几乎将所有的时间用于写作。　　１９２９年１月，《红黑》与《人间》两个月刊的创刊号出版发行，维持了两年，以亏本而告终。也在１９２９年，中国公学校长胡适聘请沈从文担任一年级现代文学选修课讲师，月薪１００圆。他的学生张兆和后来成为他的夫人。从此以后，他的经济状况好转，每月有保证的收入共计达到２００圆以上。

抗战前夕上海的文化人（8）
１９３１年秋，沈从文到山东大学任教，月薪１００圆。　　１９３２年夏，他又到北平，和朱自清等人随同杨振声教授编写中小学教材和学生基本读物，月薪待考。１９３３年９月至１９３５年９月，沈从文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每周两期；１９３５年９月以后扩大为每周４期，由他与萧乾合编，每月编辑费１００圆。这些钱他多半用来接济文学青年。　　１９３７年７月抗日战争爆发，沈从文夫妇和两个幼儿（一个不满３岁，一个不满3个月）分两路离开北平南下。　　李金发的经济生活　　李金发，原名淑良，１９００年生于广东省梅县。父亲曾在毛里求斯岛当华工，积攒了一些财产归国，家道小康。有２０多间房屋，每年春秋两季有３００—４００大洋收入，同时在外放债约有３０００多圆。　　李金发６岁在家乡读蒙馆，每年学费３—５圆。１９１７年到香港去学英文，从汕头到香港的船票３圆５角。在香港住在一个木板房的客栈里，４人一间，每月食宿费１０圆。１９１９年从上海乘船到法国勤工俭学，准备３００圆置装费和旅费。乘坐英国货轮统舱，条件恶劣，每人收费１００圆。到法国后进入巴黎南部的枫丹白露市立中学攻读法文，每月学费１００法郎（合１０块银圆或国币），同学有林风眠等；后来在巴黎学习雕塑。一间简陋的房子月租１５０法郎（合１０圆国币）；一顿比较好的中餐５法郎（合国币５角钱）。１９２０年开始写诗，将《微雨》、《食客与凶年》寄回国内，但没有稿酬。　　１９２５年６月回国。原由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聘请他担任雕刻讲师，月薪１００圆，但因招不到学生而作罢。孙科邀请李金发担任孙中山陵墓图案评判顾问，车马费１００圆；继而又设计孙中山胸像，月津贴２００圆。当时寄宿在法租界吕班路（今重庆南路）白俄家里，每月房租伙食费共７５圆。１９２７年曾在武昌中山大学文学院任教授，月薪２００圆；兼武昌美术学校雕刻指导，车马费５０圆。　　１９２８年在南京担任大学院蔡元培院长秘书，月薪２５０圆。不久便辞职，在上海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开办雕刻公司，名叫“罗马工程处”，同时每周去杭州３天担任美专雕刻课程，月薪２００圆。他最大的收入还是制作铜像。为安徽军阀马某作铜像得２０００大洋，为上海名人李平书作铜像也收入２０００圆，又制作上海南京大戏院３５英尺浮雕，得数千圆。　　１９３２年到广州美术学校，月薪２００圆。制作武廷芳铜像得到定金两万圆，塑像完成后又得１００００圆。还制作了军阀邓铿铜像，得38000圆。李金发这时非常富有，迁居到广州东山区竹丝岗一座大公馆，月租金１２５圆。１９３４年全家到了南京，他担任孙中山铜像复选委员，月津贴７００圆。又制作了几个蒋介石铜像，共得1000多圆。此时收入不如在广州作雕刻收入多。　　抗日战争爆发后，李金发辗转经香港到达重庆，在外交部供职。此后脱离文化创作。　　周巍峙的经济生活　　周巍峙，原名###骥，江苏东台人，1916年生。两次入私塾，8岁转入小学。父亲在上海曾为印刷工人，后投北伐军任文书。###骥10岁（小学5年级）时随父母到上海，生活穷困而辍学。###骥的二舅、上海《时报》记者戈公振接济他们一家。　　戈公振让###骥练习钢笔字抄写，介绍他到上海申报馆图书资料参考部当练习生，月薪10银圆；工作是做剪报及整理图书，收集各界名人资料。业余为小报撰稿，稿酬千字5角。　　1932年在邹韬奋的《生活日报》社筹备处当文书，时年16岁，月薪15圆；后为李公朴当秘书。此外为《劳动季报》整理报刊资料，每月5圆；又为陶行知抄写稿件，每月也领取5圆。###骥20岁前后打工收入每月30圆左右，以维持基本生活。他还经常花1角钱买门票逛“大世界”，养成对于戏曲、音乐的爱好。　　1937年“八·一三”战事后，###骥随从李公朴奔赴山西抗日前线。不久参加八路军。　　丰子恺出售漫画的“润例”　　1935年3月20日出版的《太白》半月刊上，登有《子恺漫画润例》。全文抄录如下：子恺漫画润例　　人间多可惊可喜可哂可悲之相。见而有感，辄写留印象。但记感兴，固不拘笔法之中西，设色之繁简，题材之雅俗也。嗜痂者频来索画，或装裱而悬之室中，或缩印而载之卷头。受属既多，知闻渐广，时接来函，惠询润例。今暂定数则，以副雅望：　　立幅（高约二尺，阔约一尺）银六圆　　横幅（长约二尺，阔约一尺）银六圆　　册页（长阔各约一尺）银三圆　　扇面银三圆　　△　复制者（如书报杂志插画等）另议。　　△　指定题材者另议。　　△　属画除扇面外不须寄纸。但来函说明属者姓名与住址，画件格式与款识。并请先惠润资。　　△　函洽者请用挂号信。收到信后一个月即将画件挂号寄奉。画洽者先给润资收据。一个月后凭收据向原接洽处领取画件。　　△　函洽处：杭州宝极观巷皇亲巷六号丰梦忍先生。　　△　面洽处：南京丹凤街一三四号陈子佛先生。　。　想看书来

抗战前夕上海的文化人（9）
上海梧州路开明书店华挺生先生。　　上海福州路开明书店陆仿游先生。　　上海河南路宁波路江南银行夏采文先生。　　杭州旧藩署树花中学郑棣先生。　　△　本润例限用于民国二十四（1935年）年内。以后如续应则号订。二十三年（1934年）岁暮丰子恺谨订从这篇润例看来，当时已盛名于画坛的丰子恺，是很希望有人来购买他的画的；设了那么多“面洽处”和“函洽处”，固然是为了方便购买者，也是为了招徕生意。购画者，富于传统雅意者多购国画，具有现代气息者多购油画、水彩画，挂之于客厅，悬之于书房，是有一番情意。而丰子恺所售者是画“人间相”的漫画，依栏伫立的思女，临街叫卖的贩子，都可以入画，或裱之为轴，或装之于框，自别有一番滋味。从这份润例，我们还可以对照看看今昔酬金、物价的涨落，也是很有意思的事。　　润例中说的“银六圆”，当时就是大洋六块。那时也用纸币，纸币和银圆是可以通兑的。（引自《倪墨炎书话》，该文认为30年代的一块银圆约值今人民币70—80元。本书作者反复计算的结论是：标准银圆1圆＝今人民币30—35元。）　　１９３０·小知识者的生活　　我像海底捞针一样，在泛黄发脆的历史档案和旧报刊里面，探寻有关中国知识阶层经济状况的第一手史料。终于从１９３０年２月２７日《大公报》里面找到《一页家庭帐》，介绍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知识者的日常开支清单。这是一个活生生的案例。　　他的月薪５０圆（银洋或国币），相当于一个中小学教师，或者普通记者、报刊编辑的收入；年龄不超过３０岁。　　“与其说他吝啬，还不如说他俭朴。吝啬也罢，俭朴也罢，总之他不肯滥用一分钱。虽然，在生活程度这样高的上海，真是不得不如此呢。”　　去年新春他刚结婚，租用了新房，有了自己的小家。正月元旦，他备了一本新帐簿，并且立了一张每月开销预算表：　　房租１０圆（２０％）　　伙食费１１圆（２２％）　　其中：米面３圆（６％）　　菜金７圆（１４％）　　火油１圆（２％）　　衣服５圆（１０％）　　车费３圆（６％）　　杂项１０圆（２０％）　　其中：日用品４圆（８％）　　交际应酬５圆（１０％）　　娱乐１圆（２％）　　储蓄８圆（１６％）　　备用特别费３圆（６％）　　合计５０圆（１００％）　　他立好了这张预算表以后，自己看看，非常得意。他想每月至少储蓄８块钱，如果没有什么特别开支，就可以有１１块钱积存起来；一年１３２块钱，放在银行里又可以生利。他觉得经济前途很光明。　　房租１０块钱，住了石库门楼房的一层，有电灯、自来水，这不算贵。若是在繁华地段的房租要高出一两倍呐。虽然离开上班的地方远，每月要花３块钱车费，平均每天１角，乘坐两次公共汽车或电车，还是划得来的。　　每月伙食费１１圆，合每人５圆５角。３块钱粮食，大米每斤６—７分钱，共计买４４—５０斤米，先生吃饭多些，夫人胃口小点儿。７块钱菜金，每天合２角３分，还不到７０个铜元（当时上海市场上银圆是主币，铜元是辅币；每块银圆兑换200—300个铜元）。当时一两个铜元可以换一只鸡蛋。荤菜：猪肉、牛肉或者鸡肉每斤大约２角多钱，豆油每斤２角钱，白糖每斤９分钱，食盐每斤６分钱，青菜萝卜之类每斤２—３分钱，等等。　　燃料１块钱可以买１５斤火油（煤油），每斤７分钱；烧饭煮茶都用它，合每天消耗半斤。　　衣服每年６０圆是不能省的，鞋袜帽子都在内。夫妇每人总得置办两三套普通服装罢，每套１０圆以上，一双皮鞋至少也要５圆。　　杂费也是不能省的：肥皂每块５分钱；寄信邮资本市３分、外埠４分；理发每次２角；娱乐费每月至少要１圆，随便看一场电影（当时又叫影戏）每张入场券２角或３角，每个月两人总要看两场，否则人生太枯燥了。上海滩的交际应酬费最难以捉摸。　　参照：1933年上海工人生活状况　　到１９３３年，上海工人的月工资略微有所提高，通常为１６。７圆到３３。３圆，一般约为２０圆。普通的工人家庭（双职工）年收入平均达到４００圆以上，比前几年有所增加。在抗日战争以前的十年内，大致上名义工资年增长率为３。１％，扣除物价上涨率２。２％，实际收入每年增加０。９％，市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这种趋势到抗日战争期间由于战时经济政策和恶性通货膨胀的影响而大为下降）。　　至于专业熟练工（占工人总数的１５％左右）、邮电职工、印刷业技工、小学教师、医护人员等，家庭年收入可达６００圆以上（月收入５０圆以上），达到小康水平。生活消费明显增加，相当部分用于子女的教育费、服装费、娱乐费，以及居住比较好一点的住房。　　中级职员和（大专毕业的）工程师、中学教员、医生、记者、专业作家、律师、一般演员等（通常称为自由职业者）家庭境况比较好些，四—五口之家月收入一二百圆以上者，可以住两三间房子，月租金２０—３０圆，伙食费４０—６０圆。常常雇佣一个女佣操持家务，女佣的开支除了供给一日三餐（约合６—８圆）、安排住宿以外，另给月工资４—５圆；每年需多花费１２０—１５０圆。这样的家庭逐步进入“中间阶层”，成为社会中坚。　txt小说上传分享

抗战前夕上海的文化人（10）
１９３０年上海市产业工人数为２６３000人。周围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产业工人数：无锡市为７万人，苏州市为６万人，宜兴市为１２６000人，武进市（常州）为１６000人，南通市为１３000人，镇江市为９000人，南京市为１８000人，杭州市为１６000人，芜湖市为１５000人……，共计约６４万人。总之，３０年代以上海市为中心，在长江三角洲地带已经形成了一个新兴的现代工业区，为当时东方最大的一个经济、文化中心打下了牢固的基础。这一地区的现代中间阶层和产业工人的兴起，为当时新文化提供了革命动力和新鲜的血液。　　１９２９—１９３４年，上海市社会局对于上海工人阶级的生活程度进行了持续５年的跟踪定点调查。考虑到区域、行业、年龄、人口、收入、消费、文化程度、兴趣爱好等项目，随机抽样３０５户工人家庭，共１４０１人，平均每户４。６２人，其中就业人口２。０６人；通常是一对３０岁左右的工人夫妻加上一大一小两个孩子，平均“等成年人口”为３。３人。逐日将他们的生活费记账，坚持数年，加以整理，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这３０５户工人的行业分布为：纺织业６０。３％，搬运业（以及行贩）１１。６％，机器及建筑业９。５％，饮食业７。８％，化学工业６。４％，其他水电业、印刷业４。４％，基本体现了上海各行业的比例。　　居住区域比例为：沪东２１％，沪西４２。３％，沪南１８％，沪北５。９％，浦东１２。８％，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根据１９３４年出版的《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上海市政府社会局编辑）所列出的数据，可以看到１９３３年一个典型工人家庭的生活水平（不妨与上述１９２８年的统计资料作一比较）：　　1933年上海市一个典型的工人四口之家（合３。３个等成年人）每年生活费４５４。３８圆，合每月３７。８７圆；也就是说，每个等成年人每月最低生活费为１１圆５角。基本生活费用分为五大类：日常食物５３。２％，房租８。３％，衣着７。５％，燃料６。４％，杂项２４。６％。这五大类，成为几十年来统计生活费用的基本项目。　　1。　食物　　家庭伙食费用每户年均２４１。５４圆，占总支出的５３。２％，也即每个成年人每天最低食物费用为２角钱。其中主食为：大米和面粉１２９圆；早点（大饼、油条、糍饭糕、包子、馒头等）３１。４圆，每个成年人每天最低早餐费为３分钱。蔬菜、豆类４２。３圆。肉鱼禽蛋３９。９圆，其中鲜猪肉每户年均消费为４１斤，水产鱼类年均５５斤。调味品（油盐酱醋、白糖、料酒等）为２５。４圆。其他为５。３圆，例如水果、花生、瓜子、红枣、桂圆等。　　１９３３—19３４年间上海市零售物价为：一号籼米每斤４。８—５。６分，鲜猪肉每斤２角８分—３角１分，活鸡每斤３角２分—３角９分，鸡蛋每斤１角７分—２角，豆油每斤１角２分—１角７分，猪油每斤２角７分—３角，食盐每斤８分—１角，白糖每斤１角８分—２角１分，等等。一个馒头（２两）价一分钱，上海人爱吃的大饼油条也是一分钱。　　2。　住房　　房租费用每户年均３７。８５圆，占总支出的８。３％。在这３０５户工人家庭中，住楼房者６０％，平房３４％，草棚６％；每户平均１。６５间，平均每间两个人（或一大一小）。也就是说，每个房间都有一两张床铺，够拥挤的。铺设木地板的占６２。３％，一般是在楼房上；而平房多无木地板，水泥地占１３。４％，砖土地占２４。３％。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家没有专用厨房（灶披间），而在过道甚至天井（露天）里烧煤球炉子做饭、烹调。　　3。　穿着　　衣服鞋帽费用每户年均３４圆，占总支出的７。５％，这３４圆“仅仅够上层社会买一双高级牛皮鞋”。　　工人家庭多半是选购廉价的棉布，由主妇自己做衣服，或者买来衣料请普通的裁缝制作。中等身材的成年人做一套单衣服装（长上衣长裤子）加一双布鞋，共用布２丈左右；一件女衫５尺布，一件男上衣８尺布；因此购买布匹的费用将近２０圆。１９３３—19３４年上海市零售价格，细布每尺９分—１角钱，棉花每斤４角５分—５角钱，线呢绒每尺１角４分—１角６分钱。所以，做一件单衣只要１—２块钱，做一套服装大约５—６块钱就可以了。　　4。　燃料　　燃料费用每户年均２９圆，占总支出的６。４％，主要用来烹饪和照明。烧煤炉的燃料以劈柴、煤球为主，烧煤油炉和点煤油灯则全用煤油。上海市零售价格煤油每斤１角1分，煤球粉每担（百斤）１角５分。只有九分之一的家庭有电灯。　　5。　杂项　　其他嗜好、教育、文化费用每户年均１１２圆，占总支出的２４。６％，其中茶叶烟酒费用为２０圆。香烟（普通的金鼠牌）每盒５分钱，每条４角８分钱；普通茶叶每斤３角３分钱。　　教育程度：在３０５家的户主（平均年龄３４岁）里面，上过小学的有１００人，占３３％；受过初中教育的２０人，占７％，其他４０％的人所受教育不满一年。３０５户的工人子女中，仅有一个人是大学生，每年学费８０圆。

抗战前夕上海的文化人（11）
订阅报纸的家庭仅有１６户，占５％；绝大多数家庭保持敬神祭祀的传统习惯，每年花费４圆（锡箔费每户２圆）。从农村带来的迷信、愚昧等陋习尚有相当大的市场。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鲁迅生活的经济背景（1）
独立人格往往需要独立的经济关系为后盾，“四大自由”必须以社会经济选择的自由提供保障。“海阔凭鱼跃”和“笼中鸟有翅难展”都可作此解。虽则经济的富裕有时伴以精神的贫乏，然而思想自主权和表达权必须有基本的生活条件支撑。　　早在１９２３年鲁迅就公然宣称：钱是要紧的。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或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凡承认饭需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发议论。……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所卖掉。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在经济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么？也还是傀儡。无非被人所牵的事可以减少……鲁迅又指出：“正如涸辙之鲋急谋升斗之水一样，就要争取这较为切近的经济权……无需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北京第一版，１６１—１６４页。）　　鲁迅这段话已经说过了七十多年，鲁迅研究早已是首屈一指的显学和官学，然而，关于“鲁迅和要紧的钱”，关于鲁迅本人为经济权所作的“韧性的战斗”，关于鲁迅经济生活背景的考据和分析，长久以来却被专家们所忽略或回避。　　本文试图在这方面有一点突破。本文所用的方法，主要是实证的方法而非纯思辨的方法。重在揭露事实真相，耻作无稽空谈。　　以简约、明确著称的《鲁迅日记》中，贯彻始终的主要部分是他的“经济权”明细账。鲁迅本人对于金钱的关心程度，远远大于几代鲁迅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