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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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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痹迹担叭耍�1936年初自动解散。 据胡风回忆，鲁迅每月捐助左联２０圆。1933年８月以后，胡风担任左联的执行委员、宣传部长，每个月定期到“公啡”咖啡店见到鲁迅，这２０圆就由胡风经手。1934年春胡风辞职，左联党的领导一度与鲁迅失去联系。1934年深秋（１０月下旬或１１月初）阳翰笙、周起应（周扬）、沈端先、田汉在内山书店向鲁迅汇报左联的工作，“临别的时候，鲁迅从口袋里拿出一张一百圆的支票，交给周扬。”（据夏衍《懒寻旧梦录》）这就是鲁迅为左联支付５个月的赞助费。有时，鲁迅还给予左联额外的资助，例如为援救艾芜出狱捐款５０圆，向特科党员吴奚如支援３０圆，等等。 除鲁迅定期捐助２０圆以外，茅盾每月捐助给左联１５圆。据《胡风回忆录》所载，这每月３５圆（折合现在1000多元）主要用作左联内部通讯的印刷费。 那么，一般左联作家的经济状况如何呢？ 据关露回忆：她在１９３２年春天加入左联，记得第一次开小组会的时候，党团书记丁玲同志出席。当时左联同志都很年轻，除开在复旦大学当教授的穆木天比较年长一些而外，大都只有２０岁左右到２６、 ２７岁。因此，绝大多数人没有成家，孤身住在一个小亭子间里，用一个煤油炉自己做饭，上老虎灶买开水。也有的到最便宜的小饭馆去买1圆钱６张的饭票（一顿客饭２角钱，买1圆钱可以优惠），或者吃１２个铜元（相当４分钱）一碗的阳春面（1分钱＝３个铜元）。经常由于交不出房租被房东驱逐，吃饭是简单便宜的伙食，有时还饿一顿饱一顿的。
抗战前夕上海的文化人（2）
当时一斤鸡蛋价值２角钱，也就是说２—３分钱就可以买一个鸡蛋。这样便宜的鸡蛋，左翼文学青年有时也吃不起。 １９３４年间，关露曾在上海欧亚航空公司当一个小职员。后来知道特务发现她是左联成员，要抓她，关露只好把这个月薪７５圆的职位辞了。 叶紫加入左联时，周扬派关露找他谈话。叶紫房里连一张书桌都没有。关露见他用铺板当桌子，坐在一张小板凳上写东西。他已结婚。当时正是夏天，好些人都吃西瓜，但叶紫的孩子在吃菜瓜（菜瓜比西瓜便宜）。 １９３５年，聂绀弩主编的《动向》期刊在文艺界打响，不仅自己有了固定的收入，还将叶紫拉到报馆当助手。叶紫得到月薪６０圆，从原来住的灶披间搬了出来，安心生活。（据梅志《胡风传》） 戴平万住在法大马路他的一个同乡开的纸店后楼。房里只能放下一张床，一张桌子，他就坐在床上写字。晴天的时候，他上街也穿套鞋，因为他没钱买皮鞋。 周扬有一阵住在北四川路，他经常到法租界来跑一趟；谈完工作以后，要坐车回家，就找关露借几毛钱做车钱。（据关露《我想起了左联》）周扬还经常找胡风借钱，有时动用鲁迅提供给左联的资助。 据艾芜回忆：１９３１年他乘坐轮船从厦门到了上海，“任何地方都有找不着职业的苦难，这是我深深知道的。我在厦门时曾写过一篇散文《香港之夜晚》，投到上海光华书局出的《读书月刊》，试一试拍下上海文艺界的门，看看能否容纳我这个曾在海外流浪归来的游子。到了上海……看到文章登出来了。可是，我写信（到光华书局）去要稿费，却得不到回音。我住在一家小旅馆内，住宿费和伙食，一个月九圆钱。”艾芜用了从缅甸华侨那里得来的生活费，维持了一段时间。不久通过熟人在江湾劳动大学附近的农民家里租了一间屋子，还带一间灶房，每月租金仅一圆。自己做饭吃，每月５—６圆就够了。这样很省钱。每天他到劳动大学农学院阅览室看报纸，然后坐下来写文章投稿，但经常拿不到稿费。１９３２年春，艾芜由沙汀介绍参加左联。他就是这样开始了文学生涯。（引自《三十年代的一幅剪影》） 据齐速回忆：１９３３年，他只有１９岁。当时在虹口区唐山路一个弄堂小学教书，薪金非常低，每月仅有１０圆。另外靠三哥、四哥给些钱，住在亭子间。一日三餐是这样的：早饭一碗豆浆，一个饭团（包油条加白糖），每人几个铜元（合３分钱）；中午在小饭馆内，米饭、黄豆豆腐、猪肝菠菜汤约２２枚铜元（合７分钱）；晚饭喝粥加碟小菜约十来个铜元（合四五分钱）。总之每人每天不到２角钱，一个月伙食费５—６圆就够了。 据吴奚如回忆：１９３５年一个从事地下工作的“琴妹”在织袜厂当女工，每月工资２０圆；小学教师和小职员、店员每月工资大约４０—８０圆。左联和“社联”一般青年成员属于这样的城市贫民，其中包括新中国成立后担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钱俊瑞、刘芝明、陈克寒等同志，以及后来党的理论权威胡乔木、艾思奇等。 左联成员的经济状况之二 1。 胡也频 胡也频是左联五烈士之一。关于他的生平，有不同说法。 他原名胡崇轩，幼名胡培基。１９０３年５月４日生于福州市城边街。７岁时，祖父送他到私塾读书；祖父在戏班唱戏，次年就去世了。父亲在戏院里打杂（一说当经理）。后来，胡也频到教会学校崇德小学念书，１４岁转入福州乌山师范学校。１９２０年他离开福州去天津大沽海军学校。 据胡也频的侄儿胡少璋说：“１９１８年，也频被送到一家祥慎金铺里当学徒。金铺的掌柜是他的舅父，但两家关系很坏。１９２０年春，也频拿了铺子里的一副二两多重的金镯到上海去。”（陈注：黄金1两可换100多银圆。） 但是据胡也频的朋友马宁说：“我对这件事有另一种看法。谁都知道，做学徒一般都是三年才出师，而且一般是没有工资的。也频的父亲廷玉先生说过：祖父死后，他（指胡廷玉）经营了一家戏院，以包戏为生，生活还过得去。假如送也频去做学徒，为人打水送茶、倒夜壶等事，不是生活迫不得已，一般人家的子弟是不肯去干的。况且也频那时已经十五岁，肚子里也已有些墨水，怎么不在父亲经营的戏院里当个差使呢？……假如也频真去当学徒，最多也只是极短的时间。” 胡少璋说：“１９２８年底，也频回到福州与父亲商量，卖了祖父留下来的最后一座房子，得款一千块银圆（又说是一千二百圆），留下二百块作搬家等费用。回到上海后，于１９２９年１月筹办红黑出版社。” 最初与胡也频一起编《红黑》月刊的沈从文回忆说：“我记不起也频有回福建去筹款的事；我还听说，是丁玲的妈妈给的钱。” 马宁分析：“少璋是１９２８年以后出生，这胡也频回家卖去祖宅的事怕是以讹传讹。要是也频有一千圆来创办红黑出版社，不至于几个月以后他就被迫去济南（山东省立高中）教书的吧？《红黑》月刊是１９２９年７月１０日出版了第７期以后停刊的，胡也频当是秋季离开上海的……” 2。 冯毅之 。。
抗战前夕上海的文化人（3）
冯毅之１９０８年生于山东省益都县（今属青州市）山区农村。１３岁入青州高等小学，２０岁在第十中学（初中部）毕业，考入济南市的山东省立高级中学，爱好文艺、写作。在老师胡也频、楚图南影响下，鼓动###宣传革命，被通缉。１９３０年夏天（陈注：据丁玲回忆是５月）随同胡也频丁玲夫妇经青岛乘船逃亡上海，参加左联。在法租界进入左联举办的“暑期补习学校”两个月；１０月份加入中共。［陈注：据冯雪峰回忆，“１９３０年７月和８月，左联和社联在文委领导下共同办了暑期补习班；王学文代表社联、我代表左联，学员主要是从杭州、济南及其他城市动员来的左倾学生，共有六十人左右，地址在法租界环龙路（今南昌路）……从学员中发展了一些党员团员。９月间，现代学艺讲习所由社联和左联合办，由洪深出面向公共租界工部局注册，只两个月即被查封了。地址是在公共租界威海卫路（今威海路）”。］ 查《鲁迅日记》载，１９３０年８月６日去“暑期讲习班”讲课一次；又９月１３日记载“借学校六十”，指借钱给现代学艺讲习所。 ２２岁的冯毅之在上海住了不到半年（一说四个月，恐不确），因为无从谋生，又独自乘日本轮船神灵丸号（四等舱）回到山东老家，写了《海上之行》投稿未见刊用。不久受聘为高小国文教师，但因宣传革命而被劝退，发给半个月工资（估计有十圆）。次日即往北平，立志做职业革命家，与潘训等筹办“左联北平分盟”，任三人领导小组的“组织委员”。他暂时寄居学生公寓，在各大学推行读书会，如北大的“曙光会”、师大的“今日会”等。 冯毅之回忆说：“我参加革命后，感到最可怕的并不是被捕、坐牢、受刑，而是贫困没办法生活。因为那时候，中国共产党没有掌握政权，没财政收入，革命工作者不但没有工资，连最低生活费也没有，完全靠自己谋生。我在北平半年多，身上的钱化光了，不但没有亲朋好友可借，连能管饭的同志也找不到。（１９３１年夏天）我只好回到山东益都县我的家乡，正遇上我的好朋友刘某到益都县东关高等小学任校长。我去当了国文教员，月薪二十圆，高兴得不得了。” １９３２年益都暴动失败，为避难，秋天他又离家去北平。父亲向亲友借下20圆钱，除了路费，已所剩无几。他找到了党的组织关系。为解决生计，他租了个洋车（黄包车）做车夫。冯毅之后来回忆说：“拉车的生活使得我了解到，车夫的思想感情和爱好，不但与富有的资产阶级不同，与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也不同。他们没有奢望、没有幻想、只求温饱。他们对于豪华的游乐场、影院戏院是不敢想的。喜爱的是有五花八门杂艺的天桥和街头巷尾的小饭摊。到天桥去化不了几个钱就可以看到云里飞的滑稽表演，大金牙的洋片和粗俗逗趣的相声，以及杂耍、武术、高跷等各种各样使人心情舒畅精神愉快的民间艺术节目。街头巷尾的饭摊价钱便宜，小米粥玉米窝窝十分香甜。有时买卖好，多挣了几个钱，买上二两酒、一毛钱的猪头肉，喝上两盅，再吃顿白面馒头，那就是最美好的生活了。我爱好文学，曾写了《洋车夫日记》，一直保存到抗日战争时期（后来在战斗中全丢失了）。”（冯毅之现为山东省第二干休所离休干部，１９９９年出版《风雨沧桑一百年》文集。） 3。 王尧山 １９２６年，１６岁的王尧山（生于１９１０年７月１０日）从江苏省溧阳县到上海学生意（当学徒），每月发１块银圆。后来，他在浦东电气公司谋得一份工作，每月收入20多圆。１９３１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左联一般青年成员大多是这样的城市贫民。 王尧山在六十多年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入党后，大部分工资交了党费。”（《新民晚报》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８日第２３版） 关于党费问题，值得研讨、考证。据老党员杨纤如同志说：“平常连缴党费都感到困难，象工人，每月缴三五个铜板，略表组织观点而已，再多就会影响吃饭。学生稍好一些，也不过每月缴一两只银角的党费。只有成名的左翼作家和有社会职业的同志，才能缴出为数较大的党费。有的作家往往把一篇文章的稿费全部拿出来缴党费，甚至有人把一本书的大部分稿费缴了党费。”（引自《新文学史料》１９８０年第一期９０页） 那时，王尧山公开的职业在浦东，而党的秘密工作基本上是在浦西，据他说，他常常是在浦西干到很晚；由于这样来回很费时间，他就在浦西租了一间房。他对记者回忆说：“当时因为大部分钱要交党费，租房间就挑最便宜的亭子间和阁楼。也因为形势非常险恶，住的地方常常要换。只要联系的人中有一个被捕了，就必须马上换地方。” ３０年代在上海市浦西租用亭子间房费大约10圆，每月个人生活费也需要10圆左右。 王尧山２５岁左右曾经担任左联中###团成员、组织部长。［陈注：据冯雪峰回忆说，“１９３４年１９３５年间，左联的人事变动，我完全不清楚。在我脑中留下的一点印象是：好象胡风在这两年中做过左联的宣传部长，路丁（王尧山）做过组织部长。］他的住址在今江宁路新闸路之间，一个大弄堂里的三层阁楼上。据他说：“１９３６年３月鲁迅就在这个小阁楼上与当时上海地下党负责人会面，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此说待考。。 最好的txt下载网
抗战前夕上海的文化人（4）
１９３６年４月下旬，冯雪峰由张闻天、周恩来派遣从延安秘密抵达上海，先会见了鲁迅，后与王尧山接上关系。这年１０月，中共驻上海办事处成立，主任潘汉年、副主任冯雪峰。１９３６年底，组织了中共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任命王尧山为书记，沙文汉和林枫为委员。（王尧山现为离休老干部，上海市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 田汉的经济生活 田汉（１８９８—１９６８），原名田寿昌，生于湖南省长沙县花果园一个农家，幼年丧父，家境贫寒。１９１２年考入长沙师范学校，免收学费；校长徐特立用自己的薪金替他买蚊帐，并且给他一个“购书折子”让他买书。 １９１６年田汉从长沙师范学校毕业。正好三舅父易梅园被任命为湖南留日学生经理员，他带着田汉东渡日本进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当时留学生公费每月３６银圆，后来增加到４０多银圆。１９１９年暑假田汉回老家，携表妹易漱瑜同赴东京留学，一年后结婚。１９２０年１２月易梅园先生在长沙被军阀杀害，此后田汉夫妇断了外援，只能靠自己奋斗。 １９２２年９月，田汉留学日本６年后，夫妇从日本回到上海。田汉的第一个职业是在中华书局担任编辑，月薪１００银圆；同时给书局职员上日语课程，业余写作、翻译，每月收入大约２００多银圆。在哈同路（今铜仁路）民（慈）厚北里４０９号楼房安家，月租金约３０银圆。他从长沙把母亲、岳母、弟弟、小姨等接来同住。田汉的家还成为许多文学青年的茶室、饭铺、招待所，成为２０—３０年代艺术家的摇篮。有这样的特殊情况，每月开支２００银圆以上，经常入不敷出，差额依靠田汉的稿费、版税补足。 １９２４年初，田汉和易漱瑜自费创办《南国半月刊》，这是中国戏剧史上长达８年的“南国艺术运动”的开端。１９２５年又办《南国特刊》。１９２６年４月成立“南国电影剧社”，以不到３００银圆的资金，自编自导影片《到民间去》，终因经费不足而失败。 １９２７年秋，田汉被聘为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科主任（戏剧科主任为欧阳予倩，美术科主任为徐悲鸿）。共招收学生４００多名，每人学费及伙食费20银圆，共得8000多银圆。原有负责人贪污公款被驱逐，学生们选举田汉为校长。学校房租等费用每月４００多银圆，拖欠了三个月。为了解决学校的经费问题，田汉组织了“鱼龙会”，开创了“小剧场”运动。门票每张1银圆，总共收入１２５０银圆，维持了学校。接着，在上海艺术大学的基础上，田汉又自办“南国艺术学院”，组织５０名学生到杭州旅行公演５天，开拓了杭州的话剧运动，并补充了经费。 １９２８年《中央日报》聘请田汉担任副刊《摩登》主编，每月编辑费300银圆，这成为南国艺术学院办学资金的主要来源。后因《摩登》发表了揭露蒋介石宋美龄政治婚姻内幕的讽刺小说，田汉即被解职，南国艺术学院断了财源，被迫停办。接着两年内，田汉组织“南国社”先后几次在上海、杭州、南京、广州、无锡等地公演，推进了革命戏剧运动。公演的门票为6角—1银圆，经常爆满，以此收入作为南国社的经费。同时出版《南国月刊》。无论办刊物、办剧团、办学校，田汉都坚持了在野的民间性质：不依靠官（政府），也不依靠商（财阀），从而保持了独立精神。 从１９３１年起，田汉以“陈瑜”为化名创作了《母性之光》、《三个摩登女性》等四部电影剧本；１９３３年７月田汉和阳翰笙担任艺华影业公司总顾问，月薪２００银圆左右；又拍摄了《民族生存》、《肉搏》、《烈焰》等三部影片，写作了几百首歌词，其中有许多成为著名的电影插曲。 １９３５年春田汉被捕入狱，夏天在南京由徐悲鸿、宗白华等保释出狱。此后一年多，田汉又在《新民报》发表剧本、评论、诗歌、散文４０万字，共得稿酬１２００银圆，以维持生活。 他不甘寂寞，在阳翰笙等协助下，发起成立“中国舞台协会”，组织了几轮大规模公演。为筹集1000银圆演剧经费，田汉曾向徐悲鸿借款600银圆。前两轮公演亏本，国民党###表示愿意提供赞助，被田汉谢绝。他表示：“舞台上亏了本，自己从舞台上赚回来。”并将某官吏以个人名义赠送的300银圆全部送回。第三轮公演《复活》大受欢迎，连演１２场，场场客满，果然有了赢余。 １９３６年田汉在南京主持话剧《复活》公演，当时报刊上介绍如下——售票的迅速与经济方面的收入，也是开记录的。《复活》第一次演三天，共十二场。大概一圆的对号票，在临时是不能买得的。六角和三角的门票，开幕前早经客满。许多人冒着雨来，又懊丧着回去。有些人还要求买票立看。前后十二场情形都相同。支出是四千一百圆，收入是五千八百圆，计得一千七百圆。虽说有这么多赢余，然而还是穷，穷得帐目到如今都不能结算。这就是说，当时话剧演出的门票，通常分为大洋1圆（合今人民币30元）、6角（合今人民币18元）、3角（合今人民币9元）三个档次。每场售票约500圆（合今人民币15000元），座位大约1000个。《复活》公演１２场，赢余大洋1700圆（合今人民币51000元）。［陈注：关于１９３６年《复活》在南京公演的盛况，有人写为“田汉在四十年代报刊上”（见李辉著《田汉——狂飙中落叶翻飞》第３页），这是错误的。４０年代发生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法币贬值上百、上千倍。且４０年代抗战期间南京早已沦陷。］ 。 想看书来
抗战前夕上海的文化人（5）
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爆发，田汉和阳翰笙离开南京。1938年抗战政府的军委第三厅在武汉成立，郭沫若任厅长，田汉任戏剧处处长，月薪法币300元。 田汉的收入究竟有多少，他自己从来不曾提起，也不屑计算。夏衍回忆说：“不管他写书、演戏、办杂志、搞剧团，甚至于请客吃饭，在他心目中从来不考虑到钱的问题。有了钱，比如一本书出版了，拿到一点版税，就大伙儿用；用完了，没钱了，就大家掏腰包，买大饼油条过日子。有人说他们是法国的波希米亚式的文化人，有人说他们是原始共产主义者。”（引自夏衍《悼念田汉同志》）阳翰笙回忆说：“田汉精通日文，每天只要花上三分之一的时间来翻译，就可以从中华书局获得优厚的稿费，生活得好一些；可是宁愿身上一文不名，跟大家一起睡地铺，吃大锅饭，把全部时间和精力贡献给进步戏剧运动。”（引自阳翰笙《田汉同志所走过的道路》）郑亦秋回忆说：“每天他都是东奔西跑，搞联络、组织演出、排戏、写诗、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虽然那时他很有名气，写写文章就能得到许多稿酬，如果细心也可以积攒下不少钱来。可是，他天生的仗义疏财，口袋里经常是空空的。一旦他有了钱，不是倾囊帮助他人，就是交给演剧队充实大家的伙食。有时，为了给大家开伙食吃饭他甚至去典当。”（引自郑亦秋《我的良师益友》） 夏衍的经济生活 夏衍原名沈端先（端轩），1900年10月生于浙江杭州。１９１４年他１４岁，到染坊店当学徒；期满以后，每个月可以有2银圆的工资。１９１６年他进了中学，伙食费、书籍费、学杂费一共不到5圆。不久转入浙江公立甲种工业学校（５年制），１９２０年毕业，由学校保送到日本报考官费留学。先发预备费２００银圆（当时汇率中国1银圆＝１。２日圆），到日本的交通费轮船三等舱、火车三等座，一共只要几十圆。 ２０年代初，留日学生每月官费６０银圆，折合７５日圆左右。日本的生活费用，在东京的小饭馆里，一碗汤面５钱（合中国４分银圆），一份牛肉盖浇饭１０钱（合中国8分银圆），所以中国留日学生的生活比较宽余，每月除了衣食住行以外，还可以买些书籍、日用品等等。中国公派留日学生每三年发一次旅游费，大约８０—１００银圆。１９２０年前后，日本出版界“圆本”流行，这是一种文史哲丛书，每月出版一本，每本定价1日圆。当时沈端先每月节省1日圆订购了一整套世界戏剧名著。 夏衍从东京学成归国后，１９２８—１９３４年在上海的公开职业是日文翻译者，主要依靠译书为生，译文稿费每千字２圆。他每天一清早起来就译书，坚持翻译2000字，每月译稿费１２０圆，相当于今人民币４000元左右。这是一笔可观的固定收入。 １９２９—１９３０年间上海艺术剧社创立，第一次募捐经费大约２００多圆，其中陶晶孙捐款４０圆；沈端先翻译了一部日本小说，由潘汉年经手去换了２０圆稿费；郑伯奇、潘汉年各自捐款２０—３０圆，其他人也捐献了一些。１９２９年冬，上海艺术剧社排完了戏，到施高塔路（今山阴路）口的“白宫”小饭馆去吃饭，一客“两毛小洋”即“双毫”的银角子，仅合大洋1角7分。（陈注：6个“双毫”才合1银圆“大洋”。详见本书附录。） １９３２年淞沪战役结束之后，夏衍从唐山路搬家到法租界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普益里，弄堂房子二层楼一开间半，他回忆说：“顶费不算贵，二百五十圆”（全年租金，约合今人民币8000元）。 １９３２年夏，上海明星影片公司由洪深介绍，聘请郑伯奇（化名席耐芳）、钱杏邨（化名张凤梧）、沈端先（笔名黄子布）担任编剧顾问，每月每人致车马费５０圆；不久，艺华影片公司编剧委员会田汉、阳翰笙又聘请夏衍和周扬等担任艺华的编剧顾问，每月车马费30圆。加上每天译书的稿费，每年出书有上百圆法币的版税，编写电影剧本还另有酬劳，这样，夏衍每月至少收入２００圆，合今人民币７000元以上。 １９３７年８月２４日《救亡日报》发刊，由国共两党各出资5000圆作为开办经费。１９３７年１２月中，夏衍结算了100多圆的版税。在公共汽车上被扒手偷走60圆（当时大米7圆一担160斤），这可不是小数。 总之，夏衍自己认为他在左联作家里面算是比较宽裕的。 阳翰笙的经济生活 阳翰笙原名欧阳本义，字继修。１９０２年１１月７日（清光绪二十八年壬寅十月初八日）生于四川省高县。１９２８年做中共地下工作时化名为“华汉”，１９３３年开始用笔名阳翰笙。 １９２３年春，２１岁的欧阳本义决定到北京上大学，得到父母的支持，卖掉家里积存５年的生丝（一年的可卖30圆大洋）和其他财物，又得到亲友的资助，凑足２５０圆作为川资和学费，９月抵达北京。 １９２４年夏天到上海，插班进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名改为欧阳继修。后到广州黄埔军校，并投入北伐战争。１９２７年参加“八一”起义。 １９２８年在上海由郭沫若建议、周恩来批准参加创造社的地下党领导工作。以后陆续发表文论与小说，主要以稿酬为生。这一时期的稿费收入估计为每月１００—２００圆。 。。
抗战前夕上海的文化人（6）
１９２８年以华汉为笔名发表短篇小说４篇、中篇小说一篇、文章８篇；１９２９年发表小说６篇；１９３０年发表小说７篇；等等。１９３０年出版长篇小说《地泉》，１９３１年出版中篇小说《大学生日记》，１９３２年出版中篇小说《义勇军》，稿酬可观。 １９３３年９月跟田汉一起加入艺华电影公司，主持编剧委员会。薪金待考。阳翰笙曾特约黄子布（夏衍）、周起应等人担任艺华的编剧顾问，每月各致车马费３０圆。所以，阳翰笙的月薪估计为１００—２００圆。他编写了电影剧本《铁板红泪录》、《中国海的怒潮》、《赛金花》、《生之哀歌》、《逃亡》等。这一时期收入颇丰，每月共约２００圆以上。 １９３５年２月１９日阳翰笙被捕，１０月由柳亚子、蔡元培等营救保释出狱。随即开始用笔名为南京的民营报纸《新民报》写杂文、剧评等。１２月１日受《新民报》约请协助该报副刊《新园地》的编审工作，每周去报社两次，酬金每月６０圆。此后一年多内，在《新园地》发表文稿一百多篇，以稿酬和编辑费（每月共１００—２００圆）作为生活来源。 胡风的经济生活 胡风原名张光莹（光人），１９０２年１１月生于湖北蕲春县。１９２７年张光人担任江西省党务学校编辑员，月薪６０圆。这是在他的工薪收入中，目前可以确切查证的第一个数据。 １９３１年张光人在日本庆应大学留学，获得了半额公费（庚款补助金）每月４５日圆。 １９３２年张光人回国后到上海，被选为左联的宣传部长。这时他在中山文化教育馆担任了《时事类编》的日文翻译员，不用上班，薪金比全日工作者少一半，月薪１００圆。他住进法租界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一处西式公寓房，有一张床、一张沙发、一个书桌和一个五斗柜，房租每月20圆。早餐包给房主每月５圆，午餐在中山文化教育馆搭伙，每月10圆。为过冬做了一件深灰色毛哔叽的驼绒长袍，花了１０圆；这件长袍他穿了四年直到抗战爆发离开上海。 １９３４年新年他与梅志同居，住进巨籁达路（今巨鹿路）采寿里，房租每月１３圆。布置新房花费了50圆。家具有一床、一方桌、四把圆凳、一个书架。张光人的新家也成了左联领导经常开会的地方。有一天他们夫妇刚起床，周扬就来敲门，焦急地说：“家里没有菜钱了，借个三五圆吧！你手上没有，就用鲁迅的补助款也行嘛。”周扬经常来借钱，很少归还。 夏天他们搬家到金神父路大兴坊，月租金１４圆。后来又迁居到巨泼来斯路（今安福路）合大里二楼，前后两间，还有抽水马桶和电话，月租金只有13圆。 当时胡风夫妇日常生活开支大约每月７０圆，其中在内山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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