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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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缘起（1）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这是广大读者很感兴趣却很少有人深入研究的一个题目。自从各报刊连续发表了我在这方面的一些文章以后，反响强烈，都认为这个课题具有重大价值。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人的意识。这样看来，不同时期、不同阶层的文化人的经济生活地位，是他们创造性精神生产赖以实现的必要社会条件，也是影响人物性格、历史命运的要素（当然不是惟一因素）。　　但很奇怪，现代中国文化史和传记文学的许多著作，却往往忽视了这个重要方面。　　19世纪末以来的中国文化人，或是出于清高“耻言钱”，或是出于隐私“讳言钱”，在日常经济生活上的记载很少见，能够找到的资料也很零碎，几乎没有人整理过。60—90年前的当事人大多去世，少数现存者也已年迈。所以要进行准确的调查、考证都有很大难度，但也显出这种探讨的紧迫性。　　我在本书中用了“文化人”这个概念，而不用“知识分子”的术语，这是经过考虑的。20世纪在我国，“知识分子”的概念被搅得稀里糊涂；兹不赘述。生活里常用的说法又往往是模糊混乱的，这在严格的学术研究中是不许可的，会带来许多弊端。本书所说的“文化人”是知识阶层的一部分，就是指在社会生活中从事文化工作的脑力劳动者。　　“文化人”概念的出现与界定　　“文化人”是一个现代概念。　　自古以来，我国封建宗法社会只有“文人”（或“文士”）的称呼。但在20世纪的中国，新生的“文化人”与旧式“文人”明显不同。人们要问：“文化人”这一概念从何而起？它跟过去的“文人”有什么本质的差别呢？“文化人”所指的特定群体，又是如何发展变化的呢？　　在我国的传统经典里面，“文人”这个词出现得很早——至少是在3000年前西周时代的《诗》和《尚书》之中，已经有了特指的用法。《诗·大雅·江汉》云：“告于文人”，按照学术界的研究认为，《大雅·江汉》为公元前9世纪周宣王时期的作品；据《诗经·毛传》的解释：“文人，文德之人也。”朱熹《诗集传·卷十八》说：“文人，先祖之有文德者，谓文王。”文德与武功相对，说的是礼仪仁义。此处“文人”特指周文王这个人；逐渐意义延伸。在这一历史早期，“文人”的最初形态乃是先王、君主，尚非平民。《尚书·文侯之命》云：“追孝于前文人”，《尚书·孔传·疏》解释道：“追行孝道于前世文德之人”。由此可知，大约3000年前，无论《诗经》或《尚书》里面提到的“文人”，专指“有文教功德之人”。而这里的“文教”，还是指比较原始的“礼乐教化”，跟“武力（暴力）征战”相对。特指礼仪道德方面即政治上“立功立德”的非暴力措施，也就是“文治”；而非专门著书立说、传播知识等以文字工作为主的文化职业。　　后来“文人”又指君王在文化方面的专职助手。那么，到什么历史时期，“文人”才成为“读书能文之士、擅长文章之人”的通称呢？我认为是在2000年前的汉代。也就是“文人”“文士”具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构成了一种社会阶层之后。王充《论衡·超奇》篇曰：“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曹丕《与吴质书》曰：“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又《典论·论文》曰：“文人相轻，自古而然。”　　古代“文人”作为“士大夫”的一个部分，与“武士”“武人”相对。“文人”也就是“文士”。《韩诗外传》曰：“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笔端，避武士之锋端，避辩士之舌端。”可见，文人的笔杆子，武人的刀把子（近代则进化为枪杆子），辩士的舆论巷议都是能令“君子”畏惧的厉害家伙。而这三者，历史上则都属于“士”阶层所掌握。　　“文人”这词条早已载入《辞海》和《辞源》之中。但是，查阅这两大部权威性的词典，都找不到“文化人”这一条目。可见近代“文化人”概念的具体来源（词源）尚待考证。　　许多先辈回忆，“文化人”这个称呼在20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就已出现，此后越来越通行。据我考证，最初正式公开使用“文化人”这一概念的，是在1936年9月上海轰动一时的《中国文化界为争取演剧自由宣言》。　　这个宣言用中、英、法、俄、日、世界语六种文字同时发出，有许多中外报刊登载或报道，当时成为震惊国际的重大新闻。签名者176人，包括田汉、欧阳予倩、洪深、阳翰笙、余上沅、阿英、袁牧之、蔡楚生、史东山、冼星海、任光、章乃器、沙千里、沈西苓、蔡若虹、赵丹、白杨、金山、章泯、陈白尘、郑君里、钱俊瑞、陈荒煤、于伶、钟敬之等。这176人都是以“文化人”的身份自居的。他们中间有作家、学者、诗人、音乐家、画家、记者、大学教授、教育家、话剧和电影的编剧、导演、演员等等。　　这是中国“文化人”第一次以群体阵容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团结一致要求自由艺术创作的权利。这个宣言，也就是中国文化人的精神独立的自白。　　此后，1936年11月上海《电影·戏剧》1卷2期刊登的署名韦彧（沈端先，即夏衍）的《鲁迅与电影》一文，以及郑振铎在1937年10月26日所写《失书记》一文等等，也较早地使用了“文化人”这个概念。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缘起（2）
［附记］我手边常用的《汉英词典》（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里面，却是同时收入“文人”和“文化人”这两个条目，然而英译文很不相同：“文人”的英译是Ｍan　of　letters（写文章的人），而“文化人”的英译是Cultural　worker（文化工作者）。我认为这两个不同的英译名是比较贴切的。　　“文化人”的褒贬和价值观　　“文化人”即“文化工作者”这一概念的出现，标志着我国20世纪30年代以来许多人文知识分子以“普通人”、“人民一分子”、“工作者”的身份，独立自主地走向社会实践，跟劳动群众相结合。从抗日战争前夕以来，许多年间，大量文章纷纷使用了“文化人”这一带有褒义的概念，表明它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同。直到今天，“文化人”一直是褒义词。　　与之相较，我国社会舆论自30年代以来，经常把“文人”作为贬义词来使用，跟“迂腐”、“懦弱”、“缺德”、“动摇”、“自私”、“寒酸”联系在一起。鲁迅晚年写的《文人无文》乃至《论“文人相轻”》一论、再论……竟然达七论之多！有关“文人”的成语几乎没有什么好话：“文人无行”、“文人相轻”、“御用文人”、“无耻文人”、“反动文人”、“一为文人便无足观”等等。　　所以许多人文知识分子耻于“文人”的徽号，而自称为“文化人”则好听得多了！从抗战时期以来，“文化人”成为社会上常用的话语。这个称呼显得亲切、大众化，在老百姓眼里，它不像“知识分子”那么清高甚至“脱离群众”。从抗战时期以来，“文化人”成为社会上常用的话语。许多前辈常以“文化人”为题著述、讲演，陶行知、邹韬奋都说过：“文化人依靠自己的劳动吃饭！”老舍宣告：“我是一个文化人、一个自食其力的文化工作者！”新凤霞大胆地公开向吴祖光求婚说：“我爱你是一个文化人”……　　老前辈们回忆，许多人曾以“文化人”为主题进行过讨论。盛家伦早在40年代就指出：文化人追求真善美，是通过学问的实践追求真、通过道德的实践追求善、通过艺术的实践追求美。真善美又是随时、随地、不断发展的。今天，“真”的现代基础是自由的科学研究；“善”的现代基础是自由的社会民主；“美”的现代基础是自由的个性创造。那么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同必须的基础又是什么呢？两个字：权和钱。通过社会民主、达到经济繁荣富足。……专制暴力和奸商交易是残害、毒杀文化的刽子手。文化人只有得到“权”和“钱”的保障，才能充分发展个性，自由地创造真善美。（引自《口述历史》，吴祖光先生的回忆谈话）　　“文化人”称呼的回溯与扩充　　虽然“文化人”这个称呼正式出现于1936年即抗日战争前夕，但一经出现，马上就得到全国文化界广泛的认同。并且新文化界把“文化人”这个概念作历史上的回溯，延伸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有文章谈起胡适之教授说：“他家那时在米粮库。（北京城区的）米粮库不失为一个文化人的区域。短短的一节胡同，一号住着陈垣、傅斯年，三号住着梁思成、林徽音，四号住着适之先生。”也即公认陈垣、傅斯年、梁思成、林徽音、胡适之这些五四时期的教授、学者都属于“文化人”之列。　　后来还有文章提到“文化人”韦君宜（生于1917年）时说道：“以她这一层次的文化人，不会不读到鲁迅早在30年代上海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会上讲的一席话。”　　但是这个历史上的回溯，不曾跨越到满清封建社会以前，而限于民国以来、五四以来。这就表明：从事新文化运动的“文化人”，根本不同于旧时代的“封建文人”。　　“文化人”这个称呼不仅有历史上的回溯延伸，而且有范围上的扩大。　　抗战第二年，沈从文在《一般或特殊》中写道：许多地方“文化人”忽然加多……另外给人一种意义是凡拿笔的通可称为“文化人”，社会进步、战争支持，全少不了他们。在目前，重庆或桂林、长沙或昆明，忽然有许多读书人都被称为或自称为“文化人”。……文化人一多，事情就热闹起来了。“文化人”是在目前唯一有多量时间使用文字的人。（原载1939年1月22日《今日评论》第1卷第4期）抗战中期，《解放日报》刊登田家英《沙漠化的愿望》一文说：“今天……不少必读的刊物，还出现了一大批新文化人的名字。”（原载《解放日报》1942年4月23日）　　白杨说：过去历史上所谓“文人”，民国以前必须熟读“四书五经”，通过科举考试，具备秀才、举人、进士、翰林等等资格，方能进入“士大夫”阶层。民国初期的“文人”，一般是指有学问有地位的人、文史专家学者、作家教员等等。当时“从艺”或“卖艺”是被人瞧不起的。在30年代许多投身于戏剧、电影的演员、导演、美工师、词曲作者们，自己觉得学问并不高，甚至大多没有大学文凭（学位），只是从事戏剧电影美工歌曲等文化工作。所以乐意自称为“文化人”也就是“文化工作者”，而不愿叫什么“文人”。她还说：五四以来的“文化人”普遍认为，自己是有独立人格的，是要求个性解放的。“文化人”不是主上所戏弄的“倡优”。所以，必须抓紧一切时间努力学习文化，不断提高文化修养，做一个合格的“文化人”。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缘起（3）
现代中国文化人的发展　　中国现代文化人，其源盖出自清末民初“文士”阶层，但必须脱胎换骨、面目一新。脱“官场、商场”功利之胎，换自由平等独立之骨，从而获得现代化的新面目，以文化创造与传播为自己的历史使命（而不是像封建时代士大夫那样清谈“以天下为任”的高调）。　　文化创造与传播的主要阵地有三：　　一为以现代出版社为中心的报纸、杂志、图书等，主角是作者、编者、译者等也就是“爬格子”的文化人，对象是广大读者；　　二为以现代校园为中心的课堂、讲座、研究会（院所）等，主角是教授、讲师、研究员、学者等也就是从事教学、科研的文化人，对象是青少年学生（知识青年）和同行们；　　三为以剧场、电影银幕（近来再加上电视屏幕）为中心的表演艺术场地，主角是编剧、导演、演员等文化人，也就是从事节目创作和演出的文化人，对象是广大观众。　　２０世纪上半叶，是我国现代教育事业、现代出版事业、现代表演事业逐步形成并获得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　　总的说来，从民国成立到抗战前夕，中国的高等学府主要集中在华北的京津地区（北大、清华、师大、燕京、北洋、南开等），其次在江南沪宁地区（震旦、复旦、圣约翰、光华等）；京津的文化人大多在学校任职，也有一部分从事戏剧活动。而出版机构的大本营主要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等），其次在北京；上海的文化人大多专职或兼职写作、翻译、办报、编剧甚至“下海”粉墨登场，所以写作、教研、演出这三大方面是互相交叉融汇的。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形成期。　　中华民国成立的最初十几年间，北京是全国政治和文化的中心。但是在1920年以来，南北分裂、政局动荡、战乱不已，文教部门薪俸积欠多年，北京的教授们“开始逃荒”（梁实秋语）；特别是1926年“三·一八”惨案之后，北洋军阀对于文化人的镇压加剧。奉军入关更走极端，取消北大，将北京九所高校合并为“京师大学堂”强迫读经，还凶残地屠杀了李大钊、邵飘萍等进步人士。北京陷入恐怖时期，学者、教授、记者、编导、演员等多离京南下，转到厦门、广州、武汉、上海、南京等城市。1928年国民党政权定都南京，将北京改称“北平”；进步文化重心向南部倾斜。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第一次大迁移。　　1937年７月抗战爆发，国共合作抗击日本侵略者。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杭州、武汉等城市相继沦陷，华北、华东等文化中心的学校、报刊社、出版社、研究所、剧团、制片厂，纷纷转入华西，主要是西南大后方的重庆、成都、昆明、桂林、贵州等地；也有一部分（西北联合大学）转入陕西、兰州等地。这加强了现代文化向西部的开发，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第二次大迁移。　　八年抗战期间，以西南联大（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办）、中大、复旦、浙大等为代表的教育学术界，和以歌咏、话剧等演出活动为代表的文学艺术界等等，带动了中国文化人走向新的发展道路。而蒋介石###导致的腐化堕落和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迫使文化人丢弃了对于国民党政权的幻想。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掀起的争民主、争自由，要求通过政治协商建立联合政府的群众运动里，中国现代文化人成为表达人民意愿、反对独裁暴行的强大社会力量，虽然人数少，但是能量大，影响深远，举世瞩目。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普及和成熟期。　　文化人经济状况的重大意义　　自由独立的经济生活构成了自由思想与独立人格之坚强后盾和实际保障。于是，文化人方能成为启蒙运动中传播和创新现代化知识的社会中坚。　　我注意到，在五四运动以前，中国第一个把文化人看作劳动者——脑力劳动者——的自由民主先驱，第一个高呼包括文化人在内的“劳工神圣”的精神领袖，是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１９１８年１１月１６日，他在北京各界在天安门举行的“庆祝协约国胜利大会”上的演说词就是《劳工神圣》——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呵！……凡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所以农是种植的工，商是转运的工，学校职员、著述家、发明家，是教育的工，我们都是劳工。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据《北京大学日刊》第２６０号，１９１８年１１月２７日出版）蔡元培倡导的“北大精神”从环境气候方面说来是实行宽容和学术民主，提倡言论###结社信仰自由；从个性人格方面说来是独立思考和自行其是，追求科学真理。而文化人的经济后盾、生活保障，主要来自三大方面：　　（一）　教研收入，包括讲课、学术研究和在学校任职的薪金；　　（二）　写作收入，包括版税、著译稿酬和编辑费；　　（三）　演出收入，包括编剧费、导演费、表演费等。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中间，李大钊是第一个关注社会生活状况和经济权（生存权）的学者。1919年12月他在《新生活》杂志发表《物质和精神》一文指出——物质上不受牵制，精神上才能独立。教育家为社会传播光明的种子，当然要有相当的物质，维持他们的生存。不然，饥寒所驱，必至于改业或兼业他务。久而久之，将丧失独立的人格。笔者认为，所谓“革命”并不仅限于“权力与财产的再分配”，而应强调思想的解放、经济的自主、社会的平等自由。只有努力超越“权本位”的羁绊和“钱本位”的腐蚀，只有争得经济自主权，才能积极有效地实现文化的复兴，并在这奋斗过程中，实现“人本位”的真价值，逐步成长为真正自由的文化人。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缘起（4）
２０世纪是全世界经济生产飞跃发展、物质财富空前丰富的时代，同时精神文明的文化市场愈来愈扩展壮大，文化人已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坚强的生力军；另一方面，在２０世纪四大思潮：民主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纳粹法西斯主义、自由主义的消长存亡过程中，文化人愈来愈成为举足轻重的要素。　　从这两方面看来，对于中国现代文化人状况的研讨，必然是当务之急的课题。　　本书作为研讨中国现代文化人经济生活状况的第一部专著，尝试走出一条没有人走过的路子。一得之见，权当引玉之砖。敬请斧正，尚祈来者。　　陈明远　　1999年11月　　于北京丝竹园　txt小说上传分享

启蒙的起点：清末洋务学堂（1）
文化人的历史使命就是启蒙。这是我国文化人不同于封建文人的基本特点之一。　　启蒙（enlightenment）是开创于西方的资产阶级思想解放和社会改革运动。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一文中说：“启蒙就是使人们脱离幼稚状态。”　　我国启蒙的真正起点是清末的洋务运动，开始引进西方文化和现代技术。　　19世纪60年代以后，清朝晚期少数新派人士办洋务、兴“西学”。将近40年间的所谓西学包含两方面，即为政治外交服务的“西文”，和为富国强兵服务的“西艺”。　　从同治元年（1862年）起，洋务派先后设立20多所“西学”学堂。根据我收集的历史档案资料考证，可归纳为两类：第一类是主要传授“西文”的方言学堂，也即外国语院校（把西方语言称作“方言”，还是以“天朝”中央帝国自居）。第二类是主要传授“西艺”的实业学堂，也即技术院校，包括水陆师和武备学堂，也即军事技术和军工院校。后来也有一些新式学堂兼顾“西文”和“西艺”，但总有所侧重。　　设立“洋务学堂”同文馆等，是中国近代新式教育的发端。京师同文馆总教习、美国人丁韪良说：“有希望革新这古老的帝国的是新教育，新教育的肇端是同文馆。”同文馆是新教育潮流的“最初的源泉”。（参见丁韪良《同文馆记》上篇，写于1907年6月19日，载《教育杂志》第27卷第4号。）　　这些“西文学堂”和“西艺学堂”规模都不大，生员通常仅有百名左右。例如——京师同文馆最初的英文馆学生只有10名；后来增添法文馆和俄文馆，各馆也只有10名学生，共30名；到光绪十三年（1887年）学生共120名。上海广方言馆初办时，额定学生40名，以后陆续增加，最多时每届80名。1896年，湖北自强学堂开设英文、法文、俄文、德文四门，每门30名，学生共120名。北洋水师学堂分为三班，学生最多时为120名。江南水师学堂驾驶科和管轮科各60名，共计120名学生。　　洋务学堂所有的学生，每月都能得到“膏火银”的优待。所谓“膏火”是书院时代的名称，意为灯油费，就是每月发给几两银子，作为奖学津贴，以此鼓励“西学”。　　“西文学堂”即外国语院校性质的方言学堂　　西文学堂以传授外国语和西方文化常识为主，主要培养外交翻译人员。计有：1862年创办的京师同文馆（1866年后转为综合性学院）；1863年创办的上海广方言馆；1864年创办的广州同文馆；1893年创办的湖北自强学堂等。西文学堂是我国20世纪文理学院和现代语言文化专科教育的先驱。　　京师同文馆规定：洋人总教习领取高额俸银，每月1000两；汉教习每月仅给薪水银12两，合每年144银两。学生里面有七品官衔的，按照旧例每年给俸银45两，八品官衔的40两，九品官衔的32两5钱。并根据学生成绩的不同，每月酌给膏火银3两至15两不等。（参见《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37）清末（1872年）一两白银的购买力，约合今人民币140元左右。　　上海广方言馆，入学保送与考试相结合，开始年龄限为14岁以下，后来改为15岁以上、20岁以下。学制起初为3年，一开始学生均为免费住馆就读，并由馆方发给伙食费每日一钱（约合今人民币14元），即每月3两。广州同文馆学制3年，待遇跟上海广方言馆类似，诸生每日享受生活费银一钱，也就是每月白银3两，合今人民币420元。　　湖北自强学堂在起初几年里，除免费供应学生饮食、书籍、纸笔外，还发给学生每人每月膏火银5圆（1银圆为0．72两银子，当时购买力约合今人民币100元）。1897年后，张之洞仿效西方，实行按考试成绩给予鼓励的办法。虽不像西方高校那样要收取学费，但停止了膏火供应，规定“按月比较华洋文字进境分数，分别甲乙，给予奖励，以资鼓励”（引自《自强学堂不给膏火示》，见《张文襄公全集·公牍》卷28）。一方面节约财政开支，另一方面也杜绝了专图膏火的不学无术之辈，从而选拔一批有志于“西学”的后起之秀来学堂受教。这一新规定，可说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奖学金制度”的发端。　　“西艺学堂”即技术和军工性质的实业学堂　　西艺学堂的主要目的，是培养使用和维修西洋机械、船舶、火器的人员，其中包括军事技术院校性质的水陆师和武备学堂等。主要有：1865年创办于上海的江南制造局附设机械学堂，1866年创办于福州的船政学堂，1881年创办于天津的北洋水师学堂，1890年创办于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1895年创办于武汉的湖北武备学堂等。西艺学堂是我国20世纪工程学院和实业技术专科教育的先驱。　　福建船政学堂除了食宿免费外，学生每人每月可得白银4两（约合今人民币560元），以便赡养家属。学制5年。入学时需由各学生的父兄及本人具结担保。学习期间不得请长假或转学。每三月考试一次，由教员分别等第。获一等者赏洋银10圆（约合今人民币1000元），二等者无赏无罚，三等者记过一次。两次连考三等者给以警告，三次连考三等者，则勒令退学。反之，如三次连考一等者，则除照章奖励外，还另加赏衣料以示鼓舞。福建船政学堂培养了一位杰出人才——严复。

启蒙的起点：清末洋务学堂（2）
北洋水师学堂完全公费，不仅全免食宿费用，每个季度发给制服，还每月发给赡银4两（约合今人民币560元），“俾一经入选，八口有资，贫寒之家，咸知感奋”（据张焘《津门杂记》中卷）。也就是说，当时每月赡银4两可供一个大家庭——老少八口之家的基本生活费，由此招募优秀人才入学。这些学生就成为大清水师（海军）的后备队。　　江南水师学堂的驾驶科和管轮科各招60人，以20人为一班，四个月的试习后，再根据英语程序分为三班。列入第一班的，除食宿外每月每人发给赡银4两，第二班发3两，第三班发2两。在堂试习未满四月的，只免食宿费，不给赡银。（20世纪初物价略涨，一两白银的购买力约合今人民币100元，1块银圆约合今70元。）　　洋务学堂并不景气　　科举制度的千年传统“学而优则仕”，凡有财力可供读书的人家，无不盼望子弟由科举中试做官，由童生到秀才到举人到进士，才叫做“正途”。而洋务学堂则被认为是“旁门左道”，受到耻笑和非议。再有，从达官贵裔到士农工商，一般出于对西学的隔膜无知，对西方的怀疑、忌讳和仇视，普遍不愿“师事夷人”。如鲁迅《阿Q正传》所描写的，念洋文读洋书者被称为“假洋鬼子”，甚至遭人辱骂。这种鄙视西学的风气，全国皆然。李鸿章曾就北洋水师学堂招生的困难感叹道：今入学堂者等于术艺（陈注：不是正经读书而是技艺），即一二拔出，亦不过兵官右职，不得比于正途。……中国士大夫由来囿于积习，清门旧族，目矜地望，未必肯以子弟充当学生。（引自张侠等《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第603页。）洋务学堂的开办章程中也表示担心：“初次挑选，恐读书世家子弟尚多观望迟疑不肯应试者。”因此，便以优厚待遇来招揽学生，不仅全免食宿费，还给以赡养家庭的“赡银”资助。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初定“月给赡银一两”，购买力相当于今人民币140元，这在城乡百姓贫民的心目中，可不是一笔小数目。洋务学堂的“招生章程”四处张贴、散发，还刊登在《申报》、《万国公报》等报刊上，以广招徕；主办者并亲赴上海去挑选学生。即使如此，仍是投考者寥寥，且素质不佳，以致原定招收的60名尚不能满额。不得不在第二年再度公告招生，以增加赡银到“月给四两”（合今人民币640元）来吸引考生。这四两银子的购买力，相当于当时一个“八口之家”每月的最低生活费。李鸿章署名发出的招生告示中称：兹距开馆一年有奇，学生造诣，渐有端倪，惟额数未满，投考者或资质平庸，或年纪过大，终少出色之材。细揣情由，似由赡银少薄，未足招徕。今本大臣将该堂原定章程，学生“月给赡银一两”改为“月给四两”，俾一经入选，八口有资，庶寒峻之家咸知感奋。……学生若果卓有成就，本大臣定当从优奏奖，破格录用。（引自张焘《津门杂记》卷中，《水师学堂》第67页。）上海《申报》曾于1883年3月16日《津门近信》栏刊登关于北洋水师学堂的一则消息，内云：“兹悉水师学堂原定章程似嫌太密，刻已通融办理，但使年岁合例，能作一‘起讲’者即便收录，试学三月再定去留。水师、管轮各堂均收有六十人矣。”然而，依靠“增加赡银”的物质刺激招徕的学生，大多是下层贫苦子弟，其中为谋衣食而来者不少，素质较差，以致有人讽刺洋务学堂是“济贫之院”。李鸿章也承认，北洋水师学堂创办之始：“其时北方风气未开，学生入堂之初，非惟于西语、西学咸所未闻，即中国文字亦仅粗通。”（引自马建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