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黑暗中呻吟-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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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总想获得一种非此即彼的结论，面对复杂多变的某个领域的人群，比如风尘中的妓女，只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叹息摇头，仿佛不如此，不足以表达我们崇高的道德情操。殊不知，我们想当然的一些看法往往是幼稚和概念化的。任何涉及情感肉体杂糅的关系都不像我们想像的那么简单。
　　
风尘与清纯
几年前，有人在抨击散文家余秋雨时，曾说在妓女的小皮包里搜出的随身“工作”物件中，发现了《文化苦旅》，为此颇有不少拥余派大骂抨击者用心的险恶。其实，这是大可不必的愤怒，我在当年的采访中确实有此发现，不少风尘女子喜欢看《文化苦旅》，这只能说明余秋雨的散文具有极大的文化普遍性和共鸣性。“有井水处就有柳词”、“有华人处就有邓丽君的歌”，这“有处”当然包括那些无处不在的风尘女子，只要不对风尘女子心怀傲慢与偏见，无论如何这种现象都可看做“利好消息”，至少说明，那些风尘女子的文化品位是在逐步提高的。
　　古今中外，风尘女子多才女是极其稀松平常的事。人所共知的李师师、薛涛、柳如是、潘玉良、小凤仙等名妓都是名重一时的才女，甚至是烈女。1999年，我看了美国电影《危险的美人》（又译《红颜祸水》），再次感慨风尘女子和才女是如何混淆而难以辨别，或者说在很多情况下是无法清晰剥离的。《危险的美人》改编自玛格丽特·罗森塔尔的传记文学《维罗尼卡·弗朗克》，讲述的是16世纪威尼斯的一位传奇妓女的真实故事（故事背景正好与我国的《杜十娘》相同）。那时的意大利女性通常是作为丈夫的一笔财产而存在的，而只有妓女才可以接受教育。也就是说，一个女子要尊严就无法受到教育，而要受教育就要失去女性的贞洁，这实在是一个时代的悖论。事实上，在当时的威尼斯，妓女并不被认为是可耻的，高级的妓女往往有着非常高贵的身份，甚至作为举足轻重的外交家出现，当时就有“政妓”、“圣妓”之说。影片中的女主角维罗尼卡在母亲的教唆下，从羡慕、拒绝到成为一个遐迩闻名的高级妓女。她周旋在达官显贵之中，以出众的美貌和才华让无数要员倾倒。在大敌当前的危急关头，她“受命于危难之间”，毅然前往与变态的法国国王共赴巫山，从而赢得法国的军事支持，拯救了濒临战火毁灭的威尼斯。通晓诗文与时事的维罗尼卡在与那些趾高气扬的贵夫人们一起交谈时，不卑不亢地说：一个女人最大的价值就是“教育”。在这个有着良好教育的高级妓女面前，那些贵夫人反而自惭形秽，只能哑口无言。维罗尼卡最终以慷慨激昂的雄辩为自己解除了无端的牢狱之灾，她和自己的心上人漂流在海上，去寻找自己憧憬的伊甸园去了。
　　维罗尼卡是个风尘女子，她靠出卖色相谋生，其本质与我们靠出卖劳力和智力谋生没有什么根本差别。要说高低贵贱，很难有人将其划分得令人口服心服。在我看来，她们的出卖至少要比那些靠出卖人格、卖友求荣者来得真实和高尚。维罗尼卡通晓诗文，她心地纯净，见义勇为，身在浑浊的风尘却保持了难得的清纯，这让人不禁想到“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荷花。
　　风尘与清纯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界限，它们常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分彼此。
　　在上世纪90年代末的一次采访中，曾有位“风尘女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在一次卖淫时，与三个嫖客群宿被抓。令我吃惊的是，这个刚刚高中毕业的女孩模样非常清纯，在与她交谈中，她还让我看她写的诗歌。那诗并不成熟，但很清丽，有些席慕蓉的味道。当我说到席慕蓉，她特别兴奋，她说那是她最喜欢的诗人，并声情并茂地为我背诵了好几首席慕蓉的诗。
　　席慕蓉的诗一向给我以优美清纯的印象，那个小小的“风尘女子”的背诵，让我蓦然思忖席慕蓉诗歌中风尘与清纯的成分差异。我吃惊地发现，我熟悉的几乎所有席慕蓉的诗歌，都是清纯外表下满贮着风尘的味道。过去我以为它们对我最大的感染是其中的清丽与纯真，现在，我似乎悟到，那其实是浓得化不开的风尘。比如，她的名作《一棵开花的树》：
　　如何让你遇见我/在我最美丽的时刻/为这/我已在佛前/求了五百年/求他让我们结一段尘缘//佛于是把我化作一棵树/长在你必经的路旁/阳光下慎重地开满了花/朵朵都是我前世的盼望//当你走近/请你细听/那颤抖的叶是我等待的热情/而当你终于无视地走过/在你身后落了一地的/朋友啊/那不是花瓣/是我凋零的心
　　这首诗完全可以理解成，一个风尘女子在曾经沧海后对未成姻缘的一种缅怀，是一种美丽的后话。还有她颇具代表意义的《酒的解释》中的《佳酿》篇：
　　要多少次春日的雨/多少次/旷野的风/多少/空芜的期盼与/等待/才能/幻化而出我今夜在灯下的面容//如果你欢喜/请饮我/一如月色吮饮着潮汐/我原是为你而准备的佳酿/请把我饮尽吧/我是那一杯/波涛微微起伏的海洋/……请/请把我饮尽吧/我是你想要拥有的一切真实/想要寻求的/一切幻象//我是/你心中/从来没有停息过的那份渴望
　　她在《新醅》篇中则写道：“……我也没有什么好怨恨的/这世间多的是/被弃置的命运/被弃置的心//在酿造的过程里/其实/没有什么是我自己可以把握的/包括温度与湿度/包括幸福”。
　　从席慕蓉的诗中我再次混淆了风尘与清纯的界限，也许二者原本就可以是高度融合与协调的，其中的差别谁会分得清？
　　F03　轻盈的气息
　　a还是在青涩的少年时代，从《诗经》里读到：“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当时懵里懵懂，连字也认不全，诗里讲的什么更是一头雾水。但对“窈窕淑女”四个字却特别青睐，即使读不出音，也能体会到其中的好，光字形似乎都能感到一个婀娜美女的曼妙姿态。长大后，反复揣摩，仍觉得是个绝妙好词，不仅音节动听，一个女子的美貌与贤德，只四个字就概括其中了，真正是言简意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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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盈的气息（1）
a还是在青涩的少年时代，从《诗经》里读到：“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当时懵里懵懂，连字也认不全，诗里讲的什么更是一头雾水。但对“窈窕淑女”四个字却特别青睐，即使读不出音，也能体会到其中的好，光字形似乎都能感到一个婀娜美女的曼妙姿态。长大后，反复揣摩，仍觉得是个绝妙好词，不仅音节动听，一个女子的美貌与贤德，只四个字就概括其中了，真正是言简意赅。那么，什么样的女子才能算作“窈窕淑女”呢？我想，这是个千人千样、各有侧重、永远无法有统一答案的问题。
　　在美国经典音乐片《窈窕淑女》（My　Fair　Lady）中，颐指气使的语言学家希金斯教授最看重的竟是一个女子的发音。他对奥黛丽·赫本所扮演的卖花女的口音极尽蔑视和讽刺挖苦，甚至偏激地说：“发出如此难听可怕声音的女人没有权利待在任何地方—也没有生存的权利。”“她应该为她发出的每一个音节而受到谴责。也许她该被拖出去绞死，因为她如此冷血地谋杀了英语。”　在希金斯眼里，语音的纯正是窈窕淑女的起码要素。当然，希金斯最终通过冷酷的教学，把卖花女伊莉莎训练成消失了贫贱印记的窈窕淑女，就像雕塑家会爱上自己的作品一样，以单身为荣的希金斯最后不可救药地爱上了从前的卖花女。粗俗的卖花女摇身一变成了被人错以为是风华绝代的匈牙利公主，此中的差距根本不是仅靠语音所能达到的。要知道，那卖花女的形象可是清纯甜美的奥黛丽·赫本所扮演，那是既有仙女般的“窈窕”，又有雅典娜一样的“淑”啊！
　　我一直觉得，“窈窕淑女”的“窈窕”—美貌和“淑”—贤德，似乎仍无法涵盖能“引我们飞升”的完美女子的形象，还应该有一种更微妙的、可以意会却难以言说的东西。
　　那是什么呢？
　　蒲宁在他的小说《轻盈的气息》中，借女主人公（一个处在躁动不安的青春期的女中学生）之口，列举过“窈窕淑女”的诸多特征。女主人公名叫奥莉娅·麦谢尔斯卡娅，她对女友的叙述是从父亲的书里看来的，她语无伦次地说：“……我无法统统记下来，反正这几条是少不了的：要有像沸腾的焦油一般的黑眼珠，—真的，的确是这么写的：像沸腾的焦油！—要有像夜一般乌黑的睫毛，要有泛出柔和的红晕的面颊，要有苗条的身材，要有比一般人长的手指，—你懂吗，要比一般人长！—要有一双纤小的脚，要有丰满适度的胸脯，要有圆得恰到好处的小腿肚，要有颜色跟贝壳一样的膝盖，要有一对削肩膀……”这些毫无轻重的罗列其实都是铺垫，都是可以看见的摸着的，她要说的，确切地说是蒲宁在最后最想要说的，是种无形的存在，就是：窈窕淑女必须“要有轻盈的气息！”
　　原以为唯美而近于病态的蒲宁会淋漓尽致地描绘一番所谓“轻盈的气息”，不料，他却只让女主角自己在叙述的最后说：“我恰恰有这样的气息，你听，我是怎么呼吸的—对吗？是这样的吗？”然后，草草议论两句便告结束。
　　大约在1979年，我在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中看到过对《轻盈的气息》的激赏文字，但因为找不到译文，直到二十年后才终于得见它的真面目。老实说，如同一厢情愿的痴情汉见到了想像中的心上人，难免会有淡淡的失望之情。
　　当我拿到这篇小说时，迫不及待地就是想看看蒲宁是如何叙述女性特有的“轻盈的气息”的。出我意料的是，关于“轻盈的气息”的主题内容通篇几乎没有一点具体的描绘和阐述。
　　作品情节很简单。奥莉娅·麦谢尔斯卡娅是女子中学的一个青春逼人的美丽中学生，七月的一天，一个名叫马柳京的五十六岁的哥萨克军官（奥莉娅·麦谢尔斯卡娅父亲的朋友和邻人）诱惑了她。不久，她陪马柳京去新切布尔斯克，到火车站后，她说她根本不爱他，并让他看了她谈到马柳京的日记。马柳京看罢，掏出手枪，就在站台上把奥莉娅·麦谢尔斯卡娅枪杀了。
　　这篇小说译成中文仅五千余字，但故事写得却跌宕起伏，有现实、回忆、插叙（日记）以及抒情议论。对女主角的描述多是侧写，并设计了女子中学的校长—马柳京的妹妹贯穿故事始终。
　　关于“轻盈的气息”的主题，作品只在倒数第二段通过女主角与女友的对话才点到，加上作者最后的议论不过几十字而已，那议论虽然简约，但可看做点睛之笔：“如今这轻盈的气息重又在世界上，在白云朵朵的天空中，在料峭的春风中飘荡着。”
　　《轻盈的气息》写于1916年，是年蒲宁四十六岁。据说，他自己将其视为平生的得意之作，直到晚年仍念念不忘。《轻盈的气息》发表四年后，他逃往法国，从此再也没有回到祖国俄罗斯。
　　每一个作家都有可以代表自己创作主旋律的作品，纵览蒲宁的创作，《轻盈的气息》虽然短小，但却可以将其视为其创作的主旋律。作品中所表现出的感伤、情爱、暴死几乎贯穿了蒲宁创作的各个阶段。他认为，世上最庸俗的事莫过于由爱情发展到婚姻家庭所导致的爱情的消亡。为了避免美丽爱情被世俗所吞噬，他就把他笔下众多的痴男怨女们推向死亡。在他三十三年流亡生涯中，这个“完全脱离自己人民和祖国的不幸的家伙”（高尔基语）更是走火入魔，死亡和爱情成了他绝大部分小说的主题，以至很多作品中的人物都以暴死或自杀为结局，成了一种单调的模式。美籍俄裔作家纳博科夫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蒲宁“被易逝的韶光、衰老和死亡缠住了”。
　　
轻盈的气息（2）
蒲宁的偏颇、单薄和局限性是非常明显的。然而，1933年，瑞典文学院以“他严谨的艺术才能使俄罗斯古典传统在散文中得到继承”为由，将该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他，使他成为在列夫·托尔斯泰、高尔基等公认的文学大师纷纷落选后第一个获得此项奖金的俄罗斯文学家。
　　我无意对诺贝尔文学奖说三道四，只是对《轻盈的气息》及其所表现的爱情与死亡主题的巨大影响而感到匪夷所思。
　　话说得似乎太远了。我想猜测的是，蒲宁心中窈窕淑女的重要条件—轻盈的气息，究竟是怎样的。
　　几年前，我第一次从银幕上见到丽芙·泰勒，那是她主演的电影处女作《偷香》。她扮演一个谜一般美丽的十九岁少女。她从纽约来到意大利乡间，寻找她的初吻和生身父亲。她几乎是一路睡着来到意大利，那梦乡中的呼吸如此轻盈，姿态纯真而脱俗。丽芙·泰勒当时也是十九岁，也是曾不知生父是谁，她与角色中的人物如出一辙。影片最后，她在橄榄树下与热恋的男孩拥吻在一起，她的百合花一样的嘴唇呼吸得有些急促，青春的胸脯微微起伏着，我想到了那个久违的词句—“轻盈的气息”。后来，我还看到很多她的照片，无论淡妆还是浓抹，都透着近乎原始的纯真气息，轻盈而迷茫。
　　巴乌斯托夫斯基在《伊凡·蒲宁》一文中，详细地叙述了他第一次读到《轻盈的气息》时的深深的激动：“我的整个身心由于悲伤，由于爱而颤抖着……我为之悲伤的、我爱上的是个美好的姑娘，就是那个在这儿火车站上被枪杀的中学女生奥莉娅·麦谢尔斯卡娅”，“我不知道这篇作品能不能用小说来称呼它。它不是小说，而是启迪，是充满了怕和爱的生活本身，是作家悲哀的、平静的沉思，是为少女的美写的墓志铭”。
　　我注意到“怕和爱的生活本身”的字样，蒲宁所没有具体描绘出的“轻盈的气息”是“少女的美”，那么“轻盈的气息”仅仅局限于青春期中的少女吗？所谓窈窕淑女，当然应指所有美貌而贤淑的女子。
　　奥黛丽·赫本在几十年的电影生涯中扮演过多种女性形象，始终未改其清纯的本质。和她一样，丽芙·泰勒的银幕形象也尚未脱离其清纯甜美。我曾看过她主演的《叶甫根尼·奥涅金》，她扮演的达吉亚娜没有一点热辣，而是充满了执著的纯情及令人怜悯的感伤和无辜。我想，“轻盈的气息”正轻盈地弥漫在她们的身上。
　　还是《金蔷薇》，在第二卷中的《塞瓦斯托波尔旅馆》里再次提到了《轻盈的气息》：“……人的求生的奔波和焦虑毒化了夜晚。啊，如果能返回到童年时代安宁的梦境中，相信人生的理智那有多好。而所以会相信，那是因为受了儿童吐出的温暖和轻微的气息的迷惑。而且不仅是儿童的气息，还有女性的气息。蒲宁在他那篇令人叹服的悲哀的短篇小说《轻盈的气息》中列举了女性美的许多确切的特征，其中之一便是美妙的轻盈的气息。”接着，巴乌斯托夫斯基写了他走到正熟睡的女儿的身边，非常小心地将手靠近她半启的嘴唇，“我手掌上感觉到了微弱的温暖的气息，这沉睡着的人的生命的气息，这馨香的温暖，有一种生命本质所特有的魅力，是生命平静而又壮丽的一种表现。”他还具体地写了那气息的味道：“波涛奔腾不息地冲击着海岸，一浪接一浪地带来了充满臭氧和帚石南气味的空气。在我的记忆中，这两种令人清新的气味总是联袂而来的。”
　　我恍然发现，几乎是在不经意中，多情善感的巴乌斯托夫斯基将儿童和女性的气息奇妙地相提并论，这正契合了我对奥黛丽·赫本和丽芙·泰勒的感受。我以为，也恰恰道出了蒲宁没能道出的“轻盈的气息”的本质，也是窈窕淑女之为窈窕淑女的神韵。在这里，儿童和少女的共同之处是代表着需要呵护的弱小、纯洁、美好、善良与对幸福的憧憬，它是身体与精神一同散发出的，令人净化、崇高、迷醉的气息，是灵与肉、触觉与感觉的融合，它们源于纯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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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众多的仪式中活着，生老病死莫不如此。初始时，未经任何协商，我们就懵懂着来到人间，此后的满月、百天、生日，以至换牙、出水痘、上学、初潮、遗精、成人礼、工作、婚嫁、哺育莫不如此，然后，为长者送终，再然后，轮回，直到别人为自己送终。生命的每一次转折都要经历痛与快的新奇难堪的仪式。
　　仪式主宰着生活，甚至吞没了我们生存的本来意义。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个问题，一个进退维谷的仪式问题。有一次，在深圳，舞蹈家杨丽萍谈到她的《云南印象》，她说对很多专业舞蹈演员来说，舞蹈只是工作，而对她和她的那些来自山乡的白族舞者来说，舞蹈是他们生活的一种仪式。她审慎地选择字眼，用了“仪式”这个词语，这个用词令我对她刮目相看。成名后的杨丽萍被收编进国家的专业歌舞团，但她不参加团里的任何形体训练。认为那些训练是为芭蕾舞所设，根本不适合她。我想，这其中的所谓适合与不适合只是仪式的相抵触。
　　不同的宗教供奉着不同的上帝，那膜拜的仪式自然会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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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别生命的最隆重的仪式就是刑场。我想，那些最后时刻仍在高呼革命口号的人，是在借助这最后的仪式表白自己政治姿态的上进，也是在为其痛苦中的亲人和同志留下些许的慰安，让他们在仪式之外知道自己就是死也是无畏无惧，忠贞不二。
　　阿Q在临终仪式上的愿望很渺小，他只想把圆圈画得更圆些，认为人生总免不了要画画圆圈。当然这个文盲“革命家”最终也未能如意，但他画圈的样子却穿越时空，成为一个民族的经典场景。今天的很多官员要比阿Q更达观和审时度势，或者说更幸运，他们在各种批文上画圈，根本不想关于圆或不圆的问题。他们潇洒而随意，简洁到连自己的姓氏也懒得再写一下，只是在下级的恭请字眼里，照自己姓氏符号上甩一个随意的圈，再往飞出的一条线尾写两个数字，表示其画圈的日期。这个圈和清朝皇帝的阅示符号是一致的，没有表情，大多也不表示姿态，只晓谕他人自己的目光曾在此掠过。他们很清楚，这是表明经过和知晓的一种无关痛痒的仪式。
　　
表演
本来，很多仪式最早是中国的发明，但发扬光大却是在东洋。日本是目前最讲究仪式的国家，很多寻常的生活方式都让他们发展成某种极其讲究的仪式。比如世界闻名的茶道、花道等等，他们的相扑、武士道，以及待人接物的一切几乎都充满了表演性，一招一式都蕴涵着仪式的规范。
　　十年前，我第一次看到黑泽明的影片《罗生门》，觉得其中最迷人的地方即是结构的独特。该片真正实现了形式与内容的有机结合，不仅形式为内容服务，而且是双方互相服务，难分彼此。一个故事的三种角度叙述，传神地揭示了生活的不确定性，以对性与暴力的分解，表达了对人性存在和表层真理的质疑和思考。那时，我津津乐道于片中的哲学深度，沉醉于对那些经典的林中光影层次变幻的象征分析。十年后，因为遭遇了备受褒贬的中国电影《英雄》，我怀着对大师的强烈好奇，重新看了《罗生门》。重看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想比较一下1950年拍摄的这部黑白老片究竟在哪些方面影响了五十多年后张艺谋的电影制作。隔着十年的光阴，我发现，《罗生门》是对人生仪式的祭奠，所有的争斗与争论都不过是求证一种仪式的完成。而仪式之外的那些鲜活人物不过是仪式的祭品，他们的喜怒哀乐其实并不重要。黑泽明想表达的并不是人在陈述事实时的天然曲解，而是人在某种情境下如何被仪式左右和变形。很多观众不能忍受其叙述的缓慢，是因为那些遥远的仪式对现代观众的压迫，犹如颈椎病患者，某些增生的骨质压迫了神经，导致胳膊或其他部位变得疼痛和麻痹。
　　《英雄》对《罗生门》的因袭没有人们渲染的那么大。张艺谋其实是极其坦诚的，他在借助《英雄》向黑泽明大师致敬，而致敬的方式就是将黑泽明所没能营造到位的形式渲染得更加突出、更加美轮美奂。张艺谋和黑泽明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黑泽明是在怀疑，怀疑呈现在眼前的一切事实；而张艺谋是在肯定（三段叙事始终都是指向一种事实），肯定一种不出刀的刺客，肯定在历史的特定时候，放弃和妥协也是某种崇高的英雄行为。无数的艺术实践证明，那些怀疑者永远要比肯定者高明，也能赢得经久不衰的称羡。重看《罗生门》，我似乎理解了张艺谋执迷于形式的苦衷。
　　《罗生门》的思想核心就是以形式化的叙述在颠覆和诘问生活背后的虚妄。无论是樵夫的一路所见，还是密林中强盗的强奸和杀人，与其说是在对怀疑论的阐发和对人性存在的深入思考，不如说是带有强烈表演色彩的仪式。古代的背景，日本古典戏剧的表演程式，以及现代视听蒙太奇的巧妙运用，都渗透着铺天盖地的仪式之美。三船敏郎饰演的盗贼多襄丸当着武士雅弘的面强奸了他的美貌妻子真砂，整个过程具有强烈的戏剧表演性。若从行为心理学的角度出发，不妨看做露淫与窥淫的双重抵达。那时的电影还没有今天的过度暴露，影片通过阳光下的强盗和强奸者——多襄丸脊背上晶莹的汗珠，以及受害人真砂从逃跑反抗到情不自禁的浑身发软顺从，将暴力施受双方的交媾彰显为被迫与接受的仪式。如果说小津安二郎诠释的是温良恭俭让的家庭规范，黑泽明则是在构建性与暴力的生命图腾。一温一火的两个大师，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日本“花道”与“剑道”的最具仪式化的两种民族性格。
　　在表现生活仪式的导演中，大岛渚是黑泽明的优秀继承者。他在影片《白昼的恶魔》和《感官王国》中都将性和暴力侵犯渲染成具有强烈表演倾向的仪式。1971年，迷恋仪式的大岛渚真的拍摄了一部名叫《仪式》的影片。几年前我曾看过，但看了不到一半就放下了，待到写这篇文字时，我将《仪式》的影碟翻出来，想把它重新看完。
　　影片讲述的是地方名门樱田家从1946年日本战败到影片拍成的1971年为止，长达二十五年的家族编年史。主人公满洲男是家族长孙，父亲战败自杀，母亲的护士出身一直不被家族接受。战前和战时都是政府高官的祖父一臣是家族统治者，叔父辉道是一臣的私生子，此外还有若干各色人等都住在这个大家族里。在这个未被战败击垮的贵族大家庭里，有着复杂的人际和政治关系。家族中左右派互相排挤、敲诈，但又由于血缘关系相互依赖、共存共亡。大岛渚试图通过对樱田家族兴衰的描绘，勾勒出日本战后历史社会的众生像。
　　我发现看电影与烹调一样，最难收拾的是夹生，没有一鼓作气地接受，再重新衔接总有些潜意识的排斥。曾经半途而废的东西，最终也许还会半途而废。这样一部人物众多、关系复杂又冗长的影片，离我实在是太远。几次拿起重看，但总是难以控制地走神，最后，我只是跳跃着浏览了个大概。最终，我也不知道，影片为何叫做《仪式》，而我观看这部电影的过程也差不多只是个象征性的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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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1）
在自杀方面的词语中，中国人最常见的是悬梁、投河、蹈海、跳崖之类，这些方式最突出的特点是简捷。对于一个死心已决的人来说，让其苟延残喘地活着是在延长其心灵和肉体的磨难。人之将死，最忌或最怕的是拖泥带水、藕断丝连。欲死还生、欲活无望，最是难堪事。
　　所谓了断，就是快速果断地斩掉那些烦恼的关系，自杀之人最后的尊严欲求，就是干净彻底地结束。
　　一般说来，干净彻底了结的最佳结果是私密的个人性和利落、少痛苦。
　　与最佳了结方式相抵触的是日本的切腹，即用一柄短剑剖开腹腔，将自己的内脏割断，从而达到自杀的目的。切腹的人往往要采取规范的仪式，这就使当事者很难死得痛快。据说，这种自我裁决一般需要五六个小时才能断气，而如果没有高级剑客的协助，有些拙劣的切腹甚至要长达七十多个小时。在求死中竟要忍受持续几天肉体的极度痛苦，想想都让人不寒而栗。小时候，看日本的战争电影，其中最觉触目惊心的镜头是不少切腹自杀的场面。
　　应该说，切腹是日本生命和文化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有很多仪式和讲究。对于这一独特自杀方式最具特色的电影演绎是日本老一代电影大师小林正树。他在《切腹》一片中以极其平静从容甚至惟美的叙述描绘了两代没落武士切腹自杀的过程。
　　这部充满仪式和形式感的武士道经典电影，曾获得过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审团大奖，在日本《电影旬报》“二十世纪百部最佳日本电影”评选中排名第十三位，名气和成就都高过黑泽明的《用心棒》和《穿心剑》。
　　因为不少中国观众还比较陌生，我想用多一些介绍的文字。
　　影片的故事背景是德川幕府的第三代，因为国泰民安，曾经叱咤一时的武士阶级都变成了失业的浪人，他们中的有些人常跑到诸侯家，希望借其玄关前的空地切腹自杀。据说，如此风气始于一个传闻：一名武士忍受不了窘迫的生活，走投无路之际来到京中的大臣家，要求借他们的豪宅举行切腹，以体面地死去。大臣为其气节所感动，遂将其收为家臣。其他穷困潦倒的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也纷纷效法，被访的人家多半给钱了事，久而久之借地切腹竟成了勒索钱财的手段。影片就是在此背景下讲述两名浪人前赴后继的切腹。一个名叫津云半四郎的老浪人来到大臣井伊家，声称自己系前福岛正则之家臣，失势之后流落京都，现穷途末路，不忍偷生，愿借贵宝地切腹。接待他的井伊家老遂向他讲述了不久前一个名叫千千岩求女的年轻浪人前来要求切腹的遭遇。影片以对话展开故事，两条线穿插叙述，随着情节的步步深入，观众慢慢明白两个浪人原是岳父与女婿的关系。前一个自杀浪人千千岩求女，是在妻子和孩子都重病而无钱治疗的急迫困境下选择了此冒险之举，后来的岳父津云半四郎是获悉女婿最终是被逼迫切腹后为复仇而来。我在2004年看了这部四十年前（1964年）拍摄的黑白电影，看后最大的惊讶是，此前人们一直认为张艺谋的《英雄》是学习了黑泽明《罗生门》的叙述方式，殊不知《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