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黑暗中呻吟-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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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沦落风尘的女子多曾从事过服务行业工作，多多少少为陌生人服务的经历成为她们最早的职业经验。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曾作过关于风尘女子的专题采访。我发现，从事风尘职业的女子大多是服务行业的女工、进城打工一段时间姿色较好而收入菲薄的农村女子。她们因不满父母的工作或自己原有工作，而走进风尘。
　　妓女受到最大的盘剥往往来自于黑社会或老鸨，若是一些自由的“风尘”，她们的收入往往还是很可观的。一些女子之所以走进风尘，最大的诱惑是颇为丰厚的收益，妓女比一般女性工作者的收入高是人所共知的事实。研究者发现：卖淫的单位时间收入，比女性所能从事的任何工作都多。据说，在古希腊时代，吻一下一个名妓，收费五十个金币，过一夜收费二百个金币。而在中世纪的意大利，妓女卖淫一次的收入，等于高级女仆（当时收入最高的女人）十年的工资。即使在妓女大增的19世纪的欧洲，妓女卖淫一次也等于工厂的纺织女工干五年。除了直接的收入，风尘女子相对奢侈的生活，对不少底层女子也是一种诱惑。
　　1992年夏，我在广东惠州地区采访，在一个新兴的汽车小镇听说了一个来自四川的十八岁打工妹的故事。她原是流水线的一个装配工，后放弃车间而投身风尘，仅半年就赚了她十八年打工才能达到的收入总合。她很快洗去风尘，回老家自开工厂去了。据说，她在老家办厂一年后，曾经“风尘”的经历被人揭破，在新交男友和当地的地痞流氓里应外合下，被绑票勒索并最终落得家破人亡。
　　在对待风尘女子的姿态上，人性中诸多的善与恶展现得特别集中、全面和赤裸。即使她们早已远离了“风尘”，仍很难得到人们的理解和善待。在日本电影《望乡》中，从良回到故乡的阿崎婆仍受到乡亲乃至家人的歧视，又被迫有家难回地漂泊南洋。影片最后，年老的阿崎婆的凄苦悲鸣真是撕心裂肺。人们歧视甚至仇视妓女是一种很普遍的社会现象，道德家觉得她们是社会的渣滓和毒瘤，更多的人把她们视为不劳而获的寄生虫。不论是现实中还是电影里，经常会有一些变态的杀手以杀风尘女子为乐。她们得到再多的财富，也难逃“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命运。因此，妓女不仅是身体上的高危职业，也是生命安全上的高危职业。
　　“色即是空”、“钱财终归是过眼烟云”在风尘女子身上体现得特别鲜明，正像法国影片《妓女网》里的一个妓女的悲怆叫喊：“我拥有所有的男人，却没一个人爱我。我曾经很有钱，但最终一无所有！”
　　
拿刀还是拿别的
当时，从良妓女阿部定在吉田餐馆做女佣，因不堪女主人的挑剔指责，抄起菜刀要给老板娘点颜色看看。正剑拔弩张之际，风流倜傥的老板吉藏手执梅花进得门来，他一把抓住阿部定持刀的手，看着那张虽愤怒仍不失娇艳的脸，一语双关地说：“这么漂亮的手不能拿刀，而应拿别的东西……”
　　拿什么别的东西呢？看到后来自然明白。
　　这是大岛渚的著名影片《感官王国》，大岛渚不愧是大师级导演，他让男女主角初见时便说了这句颇富韵味的话，也为整部影片奠定了探索性爱与暴力的既平和又残酷的叙事格调。跟下来的故事，就越来越令人匪夷所思，吉藏和阿部定这对主仆男女几乎是没日没夜地寻欢作乐，正如吉藏在一次从厕所回来后所说：“我的家伙只有在小便时才能得到片刻的休息。”笑话归笑话，爱还是做的好，刚刚说完，两人又在走廊里颠鸾倒凤地干起来。就这样，这对性爱至上的人，变换各种花样尽享本能的男欢女爱。直到吉藏在疯狂的做爱中被阿部定用腰带勒死，沉迷在性中的阿部定即使死也不愿与心爱的宝贝分开，她用利刃割下吉藏的阳具，并蘸着血写下“阿部定和吉藏永远不分离”。
　　这样癫狂的故事哪个国家都可能有，但把它拍成电影的却只有日本（而且，这个根据1936年发生的真实故事而改编的影片拍摄了不只一次，田中登曾在此前拍过《实录阿部定》）。表现这样的故事，不可避免地要有大量色情的场面，但《感官王国》绝对不是一部简单的色情片，它通过人物对色情的追求，表现了人在无边的性欲面前的沉湎与无奈。阿部定的无意“杀人”和吉藏的无意被杀，都像是有理想的人的一种奉献，凸现的是人内心深处的极端状态。所以，在日本，吉藏是被作为喜剧人物来看待的。导演深谙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因此，这部影片被称为是写在银幕上的性心理分析报告，而且报告得如此有声有色，如此耐人寻味。
　　顺便说一句，大岛渚是我最敬重的日本导演之一，他是刻画人的极端状态（疯狂与残暴）的高手，且表现得十分冷静（北野武式“暴力美学”承袭的就是大岛渚）。除了《感官王国》，我还喜欢他的《爱的亡灵》、《绞刑》、《御法度》等。
　　我不想更多地介绍《感官王国》和大岛渚，之所以说起《感官王国》，是因为有天晚上在深圳的一家夜总会里，我看到一个“老没正形”的登徒子肉麻地捧着一个坐台小姐的手在说：“这么漂亮的手会干什么？”他色迷迷地抚摩着那双“漂亮的手”，反复问着同一问题。那个靠出卖色相赚钱的小姐点着那登徒子的鼻子，开玩笑说：“拿刀杀您……”
　　这使我想起了吉藏那句意味深长的话：“这么漂亮的手不能拿刀，而应拿别的东西……”
　　当然，美人的纤纤玉手肯定是不应拿刀的，那么该拿什么“别的东西”？按照吉藏的意思自然是该拿男人的“那话儿”的，这就是情色法眼中的美人手中的该有之物，似乎也该是所有美人掌握自己命运归宿的法宝。事实上，古今多少美人就是在刀和“那话儿”中作非此即彼的选择的。
　　所有著名的风尘女子都是拿“那话儿”的，她们上演了无数“任人轻薄”最后“红颜薄命”的悲剧（好嫖的文人骚客喜欢吟诵她们的大情大义，而在生活里我们更多见到的是“婊子无情，戏子无意”），只有极少数的如李师师、小凤仙、赛金花、潘玉良之类的风尘女子通过拿“那话儿”进而拿住了英雄的心，从而根本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她们没有拿刀，却通过拿住男人，完成了用刀剑改变世界的结果。
　　我曾多次去绍兴，每每经过鉴湖女侠秋瑾的故居都有些疑惑，不知秋瑾为何放弃了女人的根本？她和同乡鲁迅差不多算邻居，却为什么几乎没有什么交往？按说，她也应算美人之列，却为何不满足于做个温良恭俭让的贤妻？似是而非的答案是：秋瑾见识过外面的广阔世界，便无心再囚禁在自己的闺院。她选择了拿刀，想在“秋风秋雨愁煞人”的黑暗中国杀出一片光明来。不知为何，每当想到秋瑾，我都禁不住想到与其完全不相干的一个美国美人—梦露。我非常喜欢梦露，她几乎什么都不选择，以自己无敌的性感，让无数的男人迷失。她的银幕形象环球风靡，由此，她成了全世界男人梦寐以求的性感偶像。遗憾的是，秋瑾和梦露，两种迥然不同的美人，其下场都很悲惨，都以被杀而告终（梦露之死虽另有说法，实际也是被杀），她们共同的悲剧原因是介入了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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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人最讨厌女人介入政治，认为政治的肮脏会让水做的女人成为非人。“漂亮的手”一旦沾了“这一口”就无法再洗得干净。对女人而言，政治和爱情的宝剑其实都是双刃的，它在刺伤别人的同时也必会刺伤自己。像阿部定一样手中只有男人的“那话儿”，“那话儿”也终成为双刃剑样的东西，它的危险与刀是等同的，它会使人变成感官的奴隶，为感官而疯狂。
　　那么，漂亮的手不拿刀该拿什么呢？这个问题像哈姆雷特的“活着还是死去”一样难以回答。
　　我以为，她们什么都不应该拿。女人是感性的，她手中拿的不应是具体的刀或者“那话儿”，而应是一种看不见的温柔，如果说是刀的话，就是温柔一刀。即使是风尘女子，只要掌握了这温柔之刀，还有什么“别的东西”是她们不能战胜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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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蔑与尊重
中国的风月场中有句俗话，叫做“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不如偷不着”，讲的是在性的刺激中的一种心理状态。三种情境里，落脚点是最后，讲述的实际是一种审美规律，就是最大的诱惑是见到而得不到。妻妾和私下心想的都有了，独独没有提到嫖，可见嫖是一种肆无忌惮的纵情，没有顾虑又唾手可得，便不在“审美”的范畴。其实，不管是在现实生活里还是在假想中，男人生命里是有着三种女人的：妻子、情人和一夜风流的风尘女子。
　　张爱玲在《红玫瑰与白玫瑰》里塑造了一个患得患失的振保：“振保的生命里有两个女人，他说一个是他的白玫瑰，一个是他的红玫瑰。一个是圣洁的妻，一个是热烈的情妇—普通人向来是这样把节烈两个字分开来讲的。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因了张爱玲的奇思妙想，也因了后来香港导演关锦鹏的电影演绎，“红玫瑰与白玫瑰”已成了经典的“对影成三人”的象征。其实，振保的生命里不仅是有两个女人，甚至他的第一次女人的经历都既不是“红玫瑰”也不是“白玫瑰”，而是巴黎的一个妓女。但他没有把那风尘女子放在自己的生命里，那是他临时解决饥渴的快餐。张爱玲深谙男人心理，她通过振保对不同类型女人的心态，表现了人性的简单和复杂。振保曾经拥有过巴黎的妓女、玫瑰、娇蕊、烟鹂等各种姿色的女人，他常情不自禁地犯错误，也常常情不自禁地“改过自新，又变了个好人”。和妓女比起来，“红玫瑰”与“白玫瑰”都是劳神又劳心，因此，当他厌倦了乏味的婚姻，就重新转向了那些街头的风尘女子，当然，风尘女子从不在他心中占有位置。关于女子的贵贱，振保心中有着明确的分野：正经女人（“红玫瑰”与“白玫瑰”）与不正经女人（妓女）是要区分对待的，不可以和正经女人恣意寻欢，却可以和不正经女人忘我纵情。人都顾着一份所谓的尊严，而那尊严只是做给正经女人看的。
　　风尘女子（妓女）因为和太多的男人有过肉体交合，似乎就失去了起码的人格，哪怕是嫖客也极为蔑视她们，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是她们的宿命，放之四海而皆准。不少电影表现了她们试图从一而终最后不能的悲惨命运。比如费里尼的《卡比莉亚之夜》，一个心地单纯、充满憧憬的年轻妓女努力想进入单纯的生活，但最后竟差点被那负心的嫖客推下悬崖，她只能在孤苦和凄惶中遁入无边的黑夜。
　　帕特里斯·勒孔特，是我十分关注的法国导演（他的《理发师的情人》、《圣皮埃尔的寡妇》和《火车上的男人》都是我喜爱的电影）。他在影片《浮色年华》（Rue　des　Plaisirs）中沉静地表达了对风尘女子尊严的呵护。影片通过几个在夜晚的街头等待接客的妓女之口来讲述故事，塑造了一个热爱妓女的独特人物—小路易。小路易是一个妓女的私生子，从小在妓院里长大，他以自己的温柔之心关爱着所有的妓女，他成了妓女们的专业美容师和保护者。在众多女人中，他最深爱的是一个叫马丽安的妓女。这种爱不是肉体的情色之爱，或不只是情色，而是接近于亲情之爱，像父女、兄妹之爱。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伤痛，他矢志不渝，直到马丽安找到了自己热恋的情人并被情人的敌手杀害，小路易始终忠贞地陪伴在她的身边。影片中表现少年的小路易成长为一个壮汉的转折颇为简洁出彩：少年的小路易正为一个妓女梳头，有人喊他，他转头去看墙上的穿衣镜，镜子里有个成年的男人也正朝他张望，那个张望的男人就是长大后的小路易。
　　我以为，《浮色年华》的名字颇具禅意，小路易对妓女们的爱已经博大到精深的地步，在这“浮色年华”的背后，是男人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女人群落一往情深的爱，这种深爱也获得了众妓女们同样的回应。影片最后，几个街头妓女你一言我一语地讲完了小路易的故事，那崇敬与柔情就像宫女们在谈论皇帝。夜已深了，仍然没有客人来，她们转身结伴朝回家的路走去，落寞的身影消失在幽深的夜色里。
　　尊重妓女，其实也是尊重人类文明的一些基本规则。在影片《未被饶恕》的结尾，老牛仔伊斯特伍德骑马挎枪走过黑暗的小镇，他对着空旷的雨夜威胁说：如果再有人不尊重妓女，他会回来照旧杀无赦。伊斯特伍德的宣言里，闪烁着人人平等的光辉。当我写这些文字时，报纸报道了获得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奈保尔的一番惊世之言，奈保尔坦承，由于忙于工作，他无暇去追求更体面的情妇，他只有常常在妓女的怀中寻求慰藉。他说：“我无法去追求其他的女人，因为这耗费时间。如果你想引诱一个女人，如果你的婚姻在各方面都不如意，你就无法决定这样去追求，这需要很多天，很多星期的时间，这等于是放弃事业。”他说他最要感谢的是妓女，“因为在我最孤寂和需要的时候，她们给了我最无私的安慰”。
　　我赞赏奈保尔的真率，但他对待妓女仍只局限在肉体满足的简单行为中，也只是身交，而未至心交的境界。事实上，我更佩服的是那些最终与曾经的妓女白头偕老的人，比如蔡锷将军、潘玉良的丈夫等等，我想，他们才真正是超越了世俗，“脱离了低级趣味”。
　　
自愿与被迫（1）
基斯洛夫斯基在他的“三色”之《蓝》中，出现了几句关于妓女职业的对话，女主角朱丽叶问她的邻居—一位从不穿内裤的年轻妓女，为何要操皮肉生涯，那妓女简洁而由衷地回答：“我喜欢。”
　　19世纪的不少小说中，写到妓女之所以操皮肉生涯多将矛头指向社会的不公、贫富悬殊，或者因被轻薄男子始乱终弃而报复某个男人或者所有男人。比如，托尔斯泰在长篇小说《复活》里，将女主角沦落成妓女的直接诱因归结为遭受了贵族男子的强奸，认为是上流社会的无耻男人强奸或诱奸底层的女性才迫使她们去卖淫。后来，有学者发现这也是有失偏颇的成见，有不少妓女的从业起因是为了建立实用的社会关系，比如从下层阶级爬入上流社会等等。再后来，有学者进一步认为，无论动机如何，妓女大多是自愿从事的，而且往往把其当做一个比一般职业要轻松的职业。据德国人爱德华·博克斯编著的《欧洲风化史》中说，1920年调查欧洲的入狱的妓女，发现其中42％的人坚持说，当妓女完全是自己主动自愿的选择。
　　就像有千奇百怪的爱情一样，妓女的生活起因也是千奇百怪的，被迫只是其中的渊源之一。老辈人为了一种道德需求，更愿意相信那些妓女是水深火热的生活所迫。陈果的《榴莲飘飘》和《香港有个好莱坞》都是当代妓女题材的上乘之作。在陈果的影像里，不管是明是暗，那些风尘女子虽有弱势群体的无奈成分，但更多的是把这种行当视为一种简洁省力的生财之道。陈果的成功并不艰深，他只是实事求是地表现了这一群体的生存状态。
　　对妓女生活的好奇甚至渴望尝试，是不少电影喜欢表现的主题。最典型也是影响最大的要属西班牙大导演布努埃尔执导的《白昼美人》（Belle　de　Jour）了。这部由法国老牌美女凯瑟琳·德诺芙主演的影片我心仪已久。早在没看影片前，就见过我国不少报刊的评论，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对资产阶级腐朽和病态的生活方式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待到看了影片，深为那些大而无当的评论失笑。
　　从一般的中国伦理道德的角度去看《白昼美人》，实在有些匪夷所思：漂亮的女主角新婚不久，丈夫是个事业有成的医生，夫妇彼此深爱，相敬如宾。但女主角竟像个梦游者一样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推动着，迷恋上了地下妓院。在潜藏心底的熊熊欲火燃烧下，她挣脱了道德和理智的桎梏，穿梭于地下妓院，沉湎在情欲的挥霍满足中，成为一个出卖肉体的妓女，一个巴黎下午风景中神秘的“白昼美人”。
　　我一直相信，就像男人多有英雄情结以及嫖妓的潜意识一样，女人的骨子里也多少都有着类似妓女的某种渴望被占有的情结。《白昼美人》是对此认识的一种影像证明。作为贵妇的女主角并不缺少温馨，更不缺钱花，之所以沦为秘密的卖淫妇，是对“他人”之“性”的好奇，渴望体验以达到特别的满足。这个秘密的行当让女主角眼界大开，有机会接触了有着各种怪癖、变态的嫖客，甚至还见识了在床上也要推销商品的健硕的日本商人。这些南来北往的各色人等悉数成为她满足自我畸情的工具。从某种角度上说，那些嫖客成了为她服务还要给她钱的“鸭”（男妓）。
　　老谋深算的布努艾尔当然不想停留在简单的“欲”的满足上，于是，他玩起了其最擅长的“弗洛伊德”式的“梦的解析”。影片的开头和结尾都以梦境的展开对女主角的心灵进行探幽：长长的林阴道上，马车疾驶而来，车上是女主角和她的丈夫。先是丈夫对妻子示爱，但随后把妻子绑在林子里鞭打，接着又无情地把妻子遗弃，送给了车夫。通过女主角的梦境，将她被压抑的欲望，冲破羁绊的渴求以及骚动不安的心理曲折地予以揭示。将一种潜意识的持久压抑可能造成的畸形怪诞心理，作了极为可信的铺垫。
　　这由梦境开始的苦旅，实际是一个缺乏内心关怀的贵妇人在情欲中反抗挣扎的真实写照。凯瑟琳·德诺芙的“白昼美人”让我们见识了巴黎“这一个”风尘女子的复杂风景。
　　在法国，自由是写在国旗上的。
　　丹尼尔·杜瓦尔执导的影片《再见了，巴黎的夜》（La　Derobade），表现的是同样在巴黎的苍穹下，妓女是如何寻求“自由”而不能的。在这部1978年拍摄的影片里，也有一个逼真而精彩的畸恋故事。
　　杰拉鲁是个颇具魅力的吃软饭的男人，当他第一次见到正在与别人热恋的玛丽时，很快就把她抢了过来。征服了这个少女之后，杰拉鲁就让玛丽离开了她工作的鞋店，要她在酒吧和妓院里卖淫接客。玛丽一边接受着陌生嫖客，一边与杰拉鲁热恋，两人计划着攒够钱开商店。但习惯了职业性的做爱，玛丽变得很机械，这个白净而颇为骨感的瘦美人几乎总是很冷淡，只偶尔会有些职业的微笑，杰拉鲁为此又很不满足。玛丽说自己“跟谁都没有激情了”，结果遭到杰拉鲁的一顿痛打。在与杰拉鲁的几次离合中，玛丽一直都想离开职业妓院而做一个自由的“流莺”，她拉上妹妹一起搞了个“工作室”，却屡被黑社会的烂仔迫害。期间玛丽曾对一个温柔的大男孩（嫖客）动了真情，但在他家里过夜时，那男孩突然穿上女人的衣服走出来，把玛丽吓得落荒而逃。她对自己的轻易动情悔恨交加，在妓院内不断用头撞门，直到玻璃破碎扎破了头住进了医院。在见识了各种嫖客后，玛丽厌倦了这皮肉生涯，她拒绝了杰拉鲁的疯狂追求，去职业介绍所找工作。
　　
自愿与被迫（2）
影片结尾意味深长，玛丽去职业介绍所应聘，负责官员拿出她的案底，要她在“今后我再也不卖淫了”的字据后签名，玛丽顺从地照办。临出门时，那官员突然问她：“有多少条绳子绑住了你？”玛丽回头轻描淡写地回答说：“从来就没有绳子来绑。”影片在玛丽的回答中定格结束，揭示了她的“自愿而为”。正如所有的人都会在生活中做很多自己不情愿的事情，玛丽有时也不是很情愿，但这个特殊职业中的“自由女人”始终没有“违背意愿”地被迫与人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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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与想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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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本文的大标题特别用了“风尘女子”，而避免用刺目的“妓女”，除了对“风尘”二字意象的特别兴趣，还有一点顾忌是很现实的：直到今天，卖淫和妓女仍是我们社会中最敏感和忌讳的字眼。陈凯歌在《和你在一起》中，设置了陈红所扮演的一个人物，其身份极其暧昧，既像二奶又像三陪女郎，实际是个都市的高级妓女。就像皇帝的名讳，羞羞答答不能直接说，于是就有了电影宣传材料上“夜间工作者”的令人啼笑皆非的称谓。辞典里迫不得已说到妓女，也要刻意标明是指“旧社会”被剥削阶级残酷压迫的一群。其特点是每人都有“一本血泪账”，是被逼迫的牺牲品。不想沉沦的，即使卖身也不卖心，一旦有了足够的钱就一定要赎了自己从了良。“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故事成了反抗压迫、追求纯真爱情的千古绝唱，何等的刚烈和凛然。
　　我们当然赞颂那些“出淤泥而不染”的贞烈妓女，虽然她们已不可能贞烈。
　　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社会群体，把妓女只看做被侮辱被压迫的一群，显然失之于简单和偏颇，而且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判断。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消灭了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之后，卖淫现象才会彻底根除。如果不触动社会生产方式和整个制度，仅靠立法与行政手段来禁娼，反而会掩盖性产业的本质，为资本主义社会粉饰太平。同时，马克思向来反对歧视和迫害妓女，认为她们是无产者的一部分。无产阶级解放自己的斗争，也包括解放这些阶级姐妹。这一理论成为后来新中国在初期禁娼运动中的指导原则，并在实践中获得相当了不起的成就。
　　“风尘女子”是个内涵丰富的组合，妓女是这个组合的突出代表，其中的每个人都有着属于自己的复杂人生。从某种角度说，因了职业的特点，她们比我们更洞察人情世事，也就更具丰富性。正视这个群体是还她们本来的形象，也让我们有个接近真实的客观认识。在1990年和1999年间，我曾在上海和海南做过几次关于卖淫女问题的采访和报道。虽然采访的只是一些地下的老鸨以及流落街头的“神女”（有些跟阮玲玉扮演的神女极其相似），其中呈现的丰富性仍令我吃惊。我发现，尽管有不少人说是因找不到工作而迫不得已，也有些人撒谎说是父母得了绝症，自己要尽孝心才从事这“屈辱的行当”，但大多数人其实原来都有自己的职业，因种种原因放弃后才选择了相对自由和收入高的“神女”职业。
　　2002年夏天，我从美国几家最有影响力的报纸推出的畅销书排行榜中，发现了一本名为《妓院》的书高居榜上。这本畅销书不是虚构的文学作品，而是一本调查报告，记录的是一位女医生到内华达州合法妓院体验生活的亲身经历。因为作者眼中的妓院与很多人想像的不同，更极大地激发了读者的好奇心。从这本书的介绍中，我发现，不论中外，人们真实接触到的妓女与想像中的是有着很大差异的。
　　《妓院》的作者阿历克萨·艾伯特是美国西雅图市一家儿童医院的女医生。她在大学时亲眼目睹了许多美国妇女遭受不平等对待的事，逐渐成为一名女权主义者。一个偶然的机会，她看到一篇介绍内华达州妓院“野马牧场”的文章（内华达州是美国惟一使妓院合法化的州，“野马牧场”是全州二十五家妓院中生意最红火的一家。据悉，该院每年要接待大约三十五万名嫖客），遂引发了她对妓女生活的多种疑问和极大好奇。
　　艾伯特的调查自然也受到了不少阻挠，但她还是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有几次，她还被允许观看妓女们与嫖客如何进行肉体交易。在几年时间里她曾多次深入“野马牧场”，在妓院待的时间超过了七个月。后来，她将自己这段宝贵经历写成了调查报告《妓院》。她的出奇制胜之处，是把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其实也是很多人认识的盲点的真实情况反映了出来。
　　艾伯特在书中描写的许多细节，是一般人想像不到的。比如，她披露了这样的细节，在妓女当中，竟有一位六十三岁的老妪。这么老的妓女也有人会看上吗？艾伯特自然表达了她的疑惑，妓院老板表示，正如什么样的妓女都有一样，什么样的嫖客都有。有些男人有奇怪的癖好，专嫖老妓女便是其中之一。艾伯特发现，无论是妓女之间，还是妓女与固定嫖客之间，都存在一种常人无法理解的友谊。有一些所谓的嫖客到妓院里来并不与妓女发生身体接触，他们只是让她们陪着像情人一样聊天。也就是说，到妓院里去的男人并不全是为了发泄性欲。她在书中写到：“其实，妓院与医院之间也并不存在多大差异，只不过妓院出卖的是性，而医院出卖的则是药品。‘野马牧场’的妓女经常被人们误认为是美容师或是商场里专卖化妆品的售货员，这足以说明她们从外表看起来与一般良家妇女根本没什么两样。这也是现代妓院与以前的妓院不一样的地方。”
　　《妓院》初稿完成之后，艾伯特再次来到“野马牧场”，此时，她对妓院的看法已经与几年前大不一样。她说：“当年我来这里时，还是一名为女权奋斗的学生，认为卖淫就是色情活动，对于妇女来说是一种奇耻大辱，严重危害着女性的身心健康。但经过数年的调查，我终于明白内华达州为何会让妓院合法。妓院里的妓女竟然可以让卖淫这种行为发生得非常安全，嫖客们既不必担心会传染上什么病，也不必担心会发生什么暴力。既然没有能力消灭嫖妓，如果让这种行为在地下泛滥，让相关的疾病泛滥，倒不如加强对妓女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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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与想像（2）
据说，“野马牧场”由于后来经常出现嫖客敲诈勒索的事情，被迫于1999年关闭。但到目前为止，内华达州仍是全美国惟一将卖淫合法化的州。尽管公众反对的呼声很高，仍有至少二十五家妓院照开不误。
　　讲述这本美国的畅销书，我并不是想说明妓院的合理性，而是提醒自己，真实永远比想像更重要，对任何一个阶层都不能以模式化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的任何一群人都有着极大的丰富性，何况是与各色人等最“贴近”的风尘女子。
　　我们总想获得一种非此即彼的结论，面对复杂多变的某个领域的人群，比如风尘中的妓女，只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叹息摇头，仿佛不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