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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不要应届毕业生-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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诵挛诺闹柿俊�
章欣很虚心，自己也琢磨着，重写那篇稿子。二稿出来再看，虽仍有毛病，但总算有模有样了。后来的几次采访，我仍坚持让章欣写稿。她的稿子质量一点点提高着。大半个月后，我对章欣说：“小鸟翅膀硬了，出去单飞吧。”章欣知道这是为她好，虽有点怯，也同意了。她说，小鸟出去找不到食就回巢哟。我说，找不到食就别回来。
章欣“单飞”的第一天，很晚的时候才回来，闷闷不乐。我问她去哪儿了。她说，在外面转了一天，一个“点子”都找不到。我劝她别灰心，多开动脑筋，学会从一些看似平常的事情中发现不平常，新闻选题是“钻”出来的。第二天、第三天，章欣还是一无所获。她捶着膝盖说，跑政府部门，转商场，脚都走肿了，就是没有找到可以写的东西。新闻敏感这东西没法教，全靠自己体悟。我鼓励章欣要坚持。
章欣终于找到选题写了篇稿子。她乐颠颠地拿着自己第一篇独立完成的新闻作品来找我。我接过一看，标题是《农贸市场供应充足》，大意为记者在农贸市场看到农副产品种类繁多，货源充足，老百姓很满意。
我不忍心打击她太深，调侃了一下：“哎哟，狗咬人也成新闻了。”章欣的脸红了。我告诉她，如果所有的农贸市场都供应充足，只有一家市场出现短缺，奇货可居，这种现象就可挖掘，写成一篇市场新闻。章欣听了若有所悟。接下去的她又独立采访撰写几篇稿件，已经是大有起色了。
章欣回学校的时候，我去送她。我问她毕业后是否还想当记者，她说肯定会的，她觉得自己在这两个月中学到了很多：学了三年新闻，没想到一上场就现了原形。知道了自己的不足，不敢再拿自己当盘菜了。毕业找工作时，她会保持平常心，从头做起，努力做个像我一样棒的记者！
我知道自己并不棒。没有上大学，我不自卑，但毕竟是心中一个难以抹去的隐痛：知识不系统，专业训练不够。我只是尽心尽力去做事，努力活得真实。其实，那些刚刚跨出大学校门的天之骄子，他们有理由比我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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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后记：
大江的经历很值得思索。他最后所说正派学校毕业的大学毕业生有理由比他棒，这本身是个很好的逻辑推论，而现实很多时候并非如此。大江的表现就如同是眼镜、陈郁、章欣的镜子，从中可以发现自己的不足之处。也可以说他们的事例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和普遍性，对广大学生都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眼镜”求职过程中三次考试体现出的在校学习阶段惰性十足，学无所成，毫无收获；同时缺乏主见、求职目标模糊不清，对单位的选择、职业的适应性以及求职于该单位的目的、动机等问题茫然不晓，并不清楚自己为何选择该职业；很难引起用人单位的兴趣。
陈郁则表现为以自我为中心，恃才自负，孤芳自赏，听不进他人的意见，目中无人，惟我独尊。一旦进入职业领域，协调性弱，不善于与他人交流合作。有时不单单是人际关系极差，在工作中也必将缺乏必要的世俗热情，不能融于社会。这对于媒体行业是尤为致命的。技术层面上固然是一流，却是缺乏血肉的枯架子。他的高傲、自私、冷酷是他提升发展的一个巨大障碍。
章欣还没有正式步入职场，而她在实习过程中也暴露出相当多的问题。如在校期间单纯以取得高分为学习目的，忽视各种职业能力的培养和锻炼，不能适应用人单位对就职者基本能力和特殊能力的要求。在行为上体现为被动，只能从事别人安排已定的工作，没有创新精神和主动性，缺乏独立思考能力。当然她后来有所改观，对未来还是充满信心的。
有些东西是边做边学，有些东西则是要事先预备好。要善于学习，哪些是用得上的应该早有个概念。这是个心态问题，大学生在抱怨企业抱怨社会之前还是得先审视一下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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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都是从幼稚过来的
你问我为什么点头又摇头？哈哈，还记得咱们中学上课时偷读《西游记》的事吧？《西游记》里有个小妖，禀报魔王时先是“嘻嘻嘻”笑三声，后来又“呜呜呜”哭三声。小妖向魔王解释：我笑的是，唐僧来到了咱们的地面，吃他一块肉可以长生不老——可您老先别急着高兴，恐怕唐僧肉吃不得，因为他有一个名叫孙悟空的徒弟本事十分了得；有他保护唐僧，您老人家恐怕对唐僧难以下嘴——我的点头与摇头，就好比这又哭又笑。
你策划采访的这个话题，肯定是属于报忧不报喜的。大学生求职就业好比是魔王一心想吃唐僧肉。可有孙大圣护着唐僧呢，你想对那块肉下嘴又有多少把握？关于现在的应届毕业生，有多少人为此发愁啊？
首先是家长发愁：成天公布经济增长率多少多少，我女儿又是双学位又是英语八级，为什么就是找不到一个称心的工作呢？大学领导、老师也发愁：我们也想尽了一切办法往社会上推荐我们的学生，可怎么就没多少买账的……相比之下，大学生、研究生们本人的愁，反而不像真的愁，有点像“怀才不遇”式的怨。网上那篇《多收了三五斗》挺有名，写得挺有意思。但这文章有一个情绪值得推敲：好像如今的大学生不走运只能怨社会形势过于急峻，缺乏必要的自省。
是到了大学生们反省自我的时候了。但我觉得问题的关键不在这儿——我刚才听了你的那些录音，我认为你做的这个工作很重要：让那些用人单位的当事人谈一谈，说一说，泄泄火；让某些自我感觉太好的大学生研究生们看一看镜像里的自己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但我觉得别过火，别说来说去都是大学生眼高手低不够脚踏实地。这一类“正确的废话”说多了，谁都会烦。
美国作家菲绥杰拉德的一句话说得好：“当你批评别人的时候请务必记住一点，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具备你那样的好条件。”任何人都是从幼稚过来的，拿人家的幼稚说事，不是“正确的废话”又是什么呢？
你采访到的那个X总，现在伶牙俐齿地批评大学生浮躁，就好像他从来没浮躁过似的。我跟他认识多少年了，我还不知道他？刚一到单位他显得挺懂事，领导讲话他掏出个小本记，开会时老员工下面说点悄悄话他对别人怒目而视。领导对他挺满意，在一次会上说：“你们这些老员工要起好模范带头作用啊——连有些新同志都看不惯你们的作为了！”
可接着他几件事不顺：竞选部门主任没成，追同单位的一个漂亮女孩未遂，再加上其他方面受了一些挫折，马上走了另一极端——变得比老员工还吊儿郎当。结果可想而知，终于在那个单位混不下去了，下了海。你说他开始的表现和后来的放纵相对比算不算浮躁？我看是浮躁到了极点！
吃了亏，学了些乖觉，然后走上正轨，卧薪尝胆，一步步青云直上，当了副总——转脸就忘了自己当初的劣迹。我不是说他不该批评新员工浮躁，我只是想提醒一下：当我们批评那些属于青春共性的毛病时，别忘了菲绥杰拉德的那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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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堵墙已经变了颜色
我听了一下你采访的那些案例，我挺担心：如果你照着这个路子采访下去，那么你将发表的东西不是一个剖析当代大学生问题，而是对时下青年人人生观的批判。
你做这样一个采访目的是什么？如果你是想写一个用人单位和人才之间矛盾磨合的劝世性作品，那每个时代都会有相似的材料。你应该还记得别林斯基的“这一个”命题吧？你要采访的是“这一个”，“这一个”在目前而言，到底是指什么？“这一个”是近七八年来，再说长一点，应该上溯到90年代初，包括上世纪末到新世纪之初中国大学生走向社会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问题。怎么去看这个问题？老话很实用：要从本质上找原因。
翦伯赞老先生有一篇散文一开始就写：“我从来没有见过长城，长城已经变了颜色。”而我已经好久没有再迈进大学校门，眼见得那些在我面前亮相的莘莘学子们已经“变了颜色”。2003年秋天我去过北京的应届毕业研究生与用人单位见面会的招聘现场，我的感觉……可以说是用“触目惊心”来形容！你猜我当时联想到了什么吗？我联想到的是小时候我喝的酱油汤——很奇怪的联想是不是？
小时候用酱油膏泡汤喝，加点紫菜葱花，舍不得就这么快喝完，不断注水，那片紫菜还浮在酱油汤面上——汤水含在我的嘴里，紫菜印在我的心里。不管怎么说，那片紫菜叶的存在，让我有一种“这是一碗紫菜汤”的虚幻感。但实际上，紫菜汤的性质却在一点一点稀释、消失……
在招聘会场上看着那些烫金的、盖着鲜红大印的学历证书和文凭。我真的感觉到：那些标志着学阶、资质的证书就像当年的紫菜叶，底下的内容日渐淡薄，但那虚幻的象征还在那里。打这么一个比方：现在有一股修葺古建筑之风，红墙碧瓦，泱泱古风——可人们心里都明白那堵红墙是怎么回事。我虽不知道现在的院校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我知道“那堵墙”已经变了颜色。没有可比性的话我不说了，就文科学生的素质而言，我觉得现在成堆的硕士，可能还包括个别博士，都不如当年十几二十年前的本科生。
新来的年轻人，多多少少都有点《一地鸡毛》里的小林刚到新单位的德性，一代代都是这么过来的。新来乍到，目中无人，穿着休闲衫上班，不知道打开水抹桌子，不知道尊重老同志……你我都经历过这个放浪形骸的阶段，这就是所谓青春的错。
俄罗斯的一句谚语“驼子进了棺材背自然直”实在有理。就拿我来说吧，先考上清华，再读硕士，然后到武汉的一所大学教书，在学校里跟领导关系处不好，这才毅然下海谋生。如果说你把“毕业生之困境”移到前十几年去写，去采访一下我单位的系主任和总支书记，问一问那个姓冒的是个什么东西；估计他们声声控诉的，比你这些个采访录音中表现得更鲜活，会更具有“典型性”。
我从学校出来，一半是碍于面子，另一半是想通过别的途径来证明自己。我跟几个跟我差不多的朋友搞了一个广告公司，没有什么资金，就把女朋友积攒下来准备结婚的钱都投进去做“开发”了。还好，狗屎运当头，挡都挡不住，很快有了“第一桶金”。我们几个人也算是早期合理避税的理论家兼实践者，我们搞的是广告公司，注册的却是“研究所”。研究所有个好处，可以避税。半年间，就壮大起来了。再加上脱离了体制，在没有什么依赖心理，一两年内也算实现了一点原始积累。
当时公司形成了一定规模，也需要更多的人手。当时像我这种不在体制之内的企业，要从容挖人是比较困难的。那阵大学生赴深圳、海南，形成了一股“下海”“淘金”热；但是，用人体制并没有因此而有根本的动摇。许多大学生从原单位出来另找工作，还是留了一手，搞什么“停薪留职”——说到底还是底气不足。不知道有多少人白白地缴送了许多“管理费”，差不多占收入的1/3以上吧，到最后还得下决心辞职——这说明对个人来说，脱离体制的抉择是艰难的。但是，就是在那种环境下，我也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定下了公司用人原则的“约法三章”：
一、优先招普通高等院校的本科、专科生，当然研究生更欢迎。鼓励他们砸碎“铁饭碗”。有胆量辞职者发放一笔5000～10000元的安家费。
二、对于在原单位保留关系的大学和大专生，其所谓“管理费”由公司全额或部分代缴；如果他们在公司工作一段时间后，有愿意自行“引刀一快”同原单位了断的，公司可以按月应缴管理费数额乘以18个月工期一次性发放给这部分职工，基本上不低于给直接辞职来公司上班的人员安家费标准。
三、有更好的发展前途者，公司绝不强留，绝不刁难；摆酒相送，友谊长存。
现在的大学生看到这些优惠条件肯定会长叹一声——俱往矣，那真是“人才”的美好年代呀！
我的这个“约法三章”，也是参照了其他的一些勃勃兴起的新企业、新公司的用人优惠政策来制定的——听上去是不是气象开阔，大有汉高、魏武招贤纳才的气度？对“约法三章”的第一款我得特别拎出来说一说。第一款的实质，说白了，就是只要全日制普通高校的学生，有我的感情色彩在里面：我就要正牌大学生，就是冲着他们正规的教育背景、冲着他们均衡的学养、冲着他们的学生味十足！上班穿穿拖鞋、听听崔健的歌，不懂人情世故，落拓不羁，这些都没关系！我相信他们是一座活力十足的金矿，身上蕴含着无限的成长性……
说到这里，回到你采访那个的正题上来。你那些采访案例里谈的大学生不知道给前辈拎开水，不知道尊重领导，站没站相，坐没坐相，玩心重，自视过高，出言不逊，不遵从考勤制度等等——我也一直同他们的这些恶习作斗争，但老实讲这是一种愉快的斗争，我采取一种简单粗暴的方法来“治”他们的毛病。
张三你不是总爱迟到吗？那我就给你来个乘数累积法：第一次迟到扣月薪1/30，第二次1/15，第三次1/8，第四次1/4，第五次1/2……扣到第三次他就感到痛了；温水煮青蛙，煮到你痛为止。要是一个月连续6次迟到，我也不累积了，这个月你算白干，我也不至于刻薄到连你下个月工资都扣光的程度。你骂我“军阀”也好，你怪我“管卡压”也罢，你表示后悔认错也行；我既然扣了，绝不发还。你认为剩下二十几天这样纯粹白干也没劲了，那你可以辞职换一个公司……这一招，真把好些个爱迟到的给治好了，也有没治好走了的。
对那种坐没坐相、站没站相的，我先是警告：这是办公室，不是你家——把你的脚从桌子上放下来！要是这小子恶习不改，下回再被我瞅见，我会二话不说，把他拎到门口扔出去……我绝不婆婆妈妈地搞什么思想教育，因为该受的教育你都受过了，我何必多废话！
我告诫过员工，同样的错误不能犯第二次，第二次别怪我不客气。我之所以要把这种管理称之为“快乐的斗争”，因为我觉得我是跟一帮可造之才——其中不乏怪才、歪才——在较量。我能够理解他们身上同秩序对抗的天然性，甚至打心眼里喜欢这一切；但我不允许他们做得过分。
我的干涉更像是禅师的“棒喝”；不过这种貌似“率性而为”的“棒喝”式管理，必须有一个大前提：就是被管理对象应该是有慧根的一群。被管理的各色人等，虽然缺点无数，也难免叫人头疼；但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在我印象里都是能够独当一面的，是能够跟我在一个平台上对话的。
我知道你要让我“打住”，我说得有点离题？不，不，我一点也没有离题。我说这些的目的，就是希望你们在采访这个话题时，少用点“纪律涣散”“不服从管理”之类的材料，拿“缺乏团队精神”来说事。这种说法，客气点说是流于技术层面了；再说得不太恭敬一点，对于某些大学生而言，这种批评等于是抬举了他们。
涣散狂狷和落拓不羁，某种程度上是才干和才华的伴生物。过多地指责当今某些大学生的涣散、“缺乏团队精神”，免不了被一个错误的假定误导——就是“你有才干，但你恃才傲物，这是行不通的”。这个逻辑有很大的问题：不是说今天的大学生缺少才干，也不是说他们没有资格恃才傲物；现实情况是如今的大学生不会比以前的大学生在管理上带来更多的麻烦——甚至我可以这么说，他们普遍比我们那几届大学生规矩——但是他们很多人显现不出令我惊喜的东西。
我认为这才是问题的所在。
斯文扫地与酱油汤
现在许多单位公开告示“不要应届毕业生”，为什么斯文扫地到如此地步？还是从2003年那次研究生与用人单位见面展会说起吧，说一说“酱油汤”在我心目中被冲淡的感觉（笑）。
你也知道，我除了打理在广东的这家咨询公司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工作，就是给××杂志写专栏。对这个专栏的写作我是非常上心的，不是看收入……对对对，你了解我，你说得对，我这人有使命感……
我还有一个原则，就是答应了别人的事，就一定要把它做好。我能够前去那个招聘现场，是因为这家杂志在现场有一个很大的展位。正好我受杂志社之托，要完成一个关于中国大学冷门专业与热门专业的分析与点评的采写任务；再就是有一个夹带的私活——就是给自己的咨询公司物色一两个人才。
来到现场招聘会第一个感受是：壮观！北方民间有句俗语说“食多吓跑了鸟”，说出了人骨子里的贱性。招聘到后来，我发现自己慢慢变得倨傲起来——我的倨傲并不是因为应聘者的态度过分谦恭，而是我在短短的时间内经历了一个从充满敬意到怅然若失的转变。
看着那黑压压的人群，我想起柏辽兹《华沙的幸存者》里的一句唱词：“我一定是长久地丧失了记忆……”天哪！这么多的硕士博士是从哪里冒出来的？虽然我对大学扩招早有耳闻，但在亲眼目睹扩招以后出现的壮观景象后，我的第一个冲动是：想赶快收摊走人。
短短一小时内，展位上已经堆积了上千份学子们投递的简历。北京院校研究生投递的自荐书最多，再往北有黑龙江的、辽宁的，往南有上海的、长沙的、广州的，全部是我上学那会儿听其名号便肃然起敬的院校。我觉得原本三天的招聘会，一个小时足矣。
不管专家学者们对扩招有多少这样那样的鞭辟入里的论证，不管这种分析论证曾经怎样让我感佩称是，让我感受到学术的新颖和变通；当我真正去面对去感受这一切的时候，我回想起半年前我跟江西一位姓徐的老板的争论。那位老板把扩招形容为“技校生水平拔高为大学生水平”，我认为老板的结论草莽得近乎于野蛮。扩招何罪之有？野无遗贤，大方向总是正确的嘛。
老徐当时给我讲的个案，虽能说明问题，但不足以否定我的信念。当时他在酒桌上跟我一再抱怨他聘用的一位硕士生怎样怎样不行，说是那家伙差点把他给害死！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老徐有一门技术，想跟广东这边一个老板合作，这边提出要一个《可行性报告》。老徐自己很忙，也想把这份报告做得好些，就找了某大学管理系的一个朋友帮忙，这位朋友带了名硕士生。商量之后，写《可行性报告》的具体工作就由这名硕士生来完成；条件是正式谈判时，老徐要带上这名硕士生——因为马上毕业了，硕士生想多一些实际经验。老徐本人也乐意，事情一旦谈成，还真需要人作为自己的代表到企业任职。
老徐不久就有些失望：这位硕士生写出的《可行性报告》第一稿连格式都不对。老徐耐着性子叫他到网上或是图书馆去找一找写作模板，再把他交代的几个要点套进格式就行了。这硕士生照交代的重做了一份，老徐动身前匆匆看了一眼，大致那些内容都在，心想差不多，也叫上了那位硕士生同去。
可等到了飞机上，老徐趁空再次拿出报告细看看检查有什么不妥时，惊愕地发现在产品销售一栏里居然还有“由国家统购统销”的字眼。把老徐气得差点没从飞机上掉下来。老徐责问那硕士生是怎么回事？一到白云机场，他就叫那位硕士生打道回府了。事后，老徐的朋友、就是那硕士生的导师还给他解释，说写《可行性报告》是MBA干的，那位硕士生侧重管理理论研究。要不是顾及到朋友的面子，老徐还真想问他本人会不会写《可行性报告》或《商业计划书》什么的。
老徐感慨说，“怎么现在的学生、老师就这样水平？”
想想老徐的话也有他的立场。联想到我们这一辈人刚参加工作时，经常遭受到类似的讥评，什么“大学生连个总结都写不好”、什么“名牌大学出来的，居然连‘三反五反’都不知道”，当年我就觉得这类指责有点苛求。那天听老徐这么说，我本能地想辩护几句，跟他讲了一番“领导要给员工明确的方向感”之类的道理，可我越这么解释，老徐头摇得更厉害，反问：“不是说现在的人都在看《把信送给加西亚》吗？我还要怎么给他方向感？莫非让我当他保姆不成？”老徐用讽刺的口气谈到“大学真是越来越大”，说：“明明只是一个读大专的料，把他硬拔成本科、硕士；明明只有技校学生的水平，把他硬拔成大学生，能行吗？”
我当时觉得他的逻辑过于粗暴，打击一大片。特别是我联想到上个世纪80年代高考的门槛之高，许多省份还实行“预考”制度，预考不过关的人连高考资格都没有。想想当年的残酷，想想今天的宽松，居然还有人说出这种开历史倒车的话。然而，这次招聘让我感到郁闷的几个细节，让我不禁对老徐的牢骚有些认同。
斯文扫地，这就是我在招聘过程中最突出的感受。
这家杂志招聘文化版编辑，按规定要进行笔试。笔试中“知识基础”一栏有一道题是：“请你列举出《万历十五年》中至少三个人物的名字。”有两个应聘者——是北京某著名大学历史系的学生的答案为空白。按杂志社的规定，这类应聘者连面试的资格都没有——他们有一个听上去又简单又粗暴的规定：专升本的不要；北京、天津籍的不要；自考的不要；××大学的不要——说是这个大学在京找工作的毕业生多如牛毛，多得令人生疑……总之是一些充满“歧视性”的规定。杂志社笔试有一个硬性规定：知识基础和编审题达不到60分的，不予面试。编辑部负责招聘的老董告诉我：依照以往招聘的经验，凡是知识基础和编审做得差的应聘者，千万不能试用，让他们当编辑肯定要出事。
我就听过一次杂志社总编在工作会上的讲话，他说现在的大学生越来越不像读书人，缺乏基本的阅读热情。不读书不看报只上网的人能当好编辑吗？杂志社订了这么多报纸刊物，油墨清香地拿进来，再油墨清香地拿出去，没有人有兴趣去翻一翻，这么下去怎么行？让编辑部主管一定要敲打好那些年轻编辑——特别是新编辑！想凭着一点儿机灵劲儿就干好编辑记者？想什么呢？
总编发火是有原因的：一个××大学新闻专业毕业的女孩子，模样看上去老成持重，平时表现得虚心好问。大家对她印象都不错，所以破例让她临时顶夜班编辑，看看清样。在一篇有关台湾局势的评论稿子上，这女孩子在“连战”、“宋楚瑜”名字下打了重重的红色问号，批注“建议在有关人名下面加上注释”；又在“个中三昧谁能解”旁火气十足地重重批注“这种拗口的句子以后不要再出现”……
值夜班的副总见到这篇被改得满天花的稿子，一开始脑门一凛：怎么？！都快发稿了，还有那么多问题？再仔细一看标注的那些话，那感觉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说，整个就是“我晕”，那女孩子早已下班回家了。
这副总亲自“救火”，连忙张罗着把那篇改坏的稿子又给改回来。第二天，副总把那女孩叫到办公室一阵猛训，问她：“你不知道的人名，就能断定读者也不知道？你为什么不把布什、布莱尔也加上注释？你又凭什么断定‘个中三昧’是酸文假醋？”
那女孩不服气，说 “我们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副总一句话把她顶了回去：“这不是角度问题！这有个客观标准的！”女孩又说：“这可能怪我过于谨慎了，其实这些人名我都知道……”副总当时就拍了桌子：“你还在找托辞？什么‘过于谨慎’？就是你的知识准备不足！你可以不做事，但是请你不要帮倒忙！”
“帮倒忙”一说出口，女孩子大概觉得副总侮辱了她，哭着跑了……这事被捅到社务会上，所有的人面面相觑，半晌总编才说了一句：可怕！
还有一个从空军地勤退役的前中校，据说曾发表了数百篇新闻通讯，后在某著名大学新闻系读研，也到社里应聘。这位仁兄面试时是一问三不知，连“挑战者号”和“哥伦比亚号”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空军人士不知航天飞机，晕），只是口口声声说“我这人只知埋头写，那些事……平时没怎么关注”当时一名主编没和他客气：“不对吧？你说只知道笔耕，你的试卷上连目前中央领导集体何许人也都答不上来，难道你不觉得新闻专业的在读研究生不了解这些是不可原谅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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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病了，天知否
在和新闻出版界的几位同行说起这些事，他们说什么也不相信，断定我们碰到的这些人拿的肯定是假文凭！我们自然清楚那并不是假文凭。要不是我亲自参加批阅那批学生的应聘考卷，我也不会相信这就是我面对的现实：
中文系学生不知米兰·昆德拉和加西亚·马尔克斯何许人也；外语系学生把I exist while I’m thinking翻译成“我思考，同时我存在”；历史系学生对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懵然不知……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我还找过那位北大历史系学生问了问究竟，想听一听理由。我希望他说出对这一类知识填空题的批评性意见，哪怕是能从他嘴里听到这样的话：“你们知道一个黄仁宇，不错；你们的读书趣味很有意思。可你们知道我的优势在哪吗？我的优势是……”或者是：“惭愧，《万历十五年》我没读过；可是我能告诉你万历年间大约有哪些人物很出名，有张居正、戚继光、李贽等，我只是不愿意蒙……”
那是个清瘦的戴深度眼镜的男孩子，转动着眼睛，边说边搔着后脑勺：“我知道我考得不好——按理说题也并不难，可能……可能是我准备得不太充分吧？”
我倒抽了一口冷气：“难道你认为这一类题还要需要专门准备复习吗？”
可能他也意识到自己的说辞有些不妥，又说：“其实……有好些填空内容，平时也听说过了的……可不知怎么回事，笔试的时候就记不得了……”
我问他：“你们同学也没有议论？老师也没说过？《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从来没听说过吗？”
男孩眼睛避开了我的目光，很坦诚地说：“学业忙，不大看课外书……”
我点点头表示理解：“但你们总能根据学到的知识回答出万历年间有哪些著名人物吧？既然你知道这套题不是偏题、怪题，你大概不会不知道出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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