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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不要应届毕业生-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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烫金鲜红的毕业证在我看来特别刺眼
报社招聘处，人头攒动，水泄不通，菜市场般喧闹。许多个骄傲的头颅在我面前高昂着，晃来晃去。我有些晕。耳听得旁边窃窃私语：“你是哪个学校的？”“四川大学的，你呢？”“武汉大学。”我看了看手里紧紧攥着的那张成人高校毕业证，脸竟有些发热，手心出汗了。那一刻，忽然想转身离开——个个都是名校的，我算个啥？——前所未有的自卑感差点将我击倒。
身子都已经背过去了，又转回来，心道：“你这懦夫！还没上阵就想当逃兵，还算个男子汉吗？回去，只能守一辈子变电站！”报名的长队缓慢向前移动，我挺直了腰杆，装作目中无人。
工作人员扫了一眼我的毕业证，嘴角颤出一丝略带惊异的微笑：“是成人文凭？……”
他并没有多说，只是下意识地看了看一大摞已收的登记表。我明白他的意思，满脸涨红，如芒刺在背；但还是埋着头接过他递给我的一份登记表，我体会到乞讨者的心情，虽然我并不真的这样认为。
我赶紧让开位置，找到一个角落，坐下来把表细细填好；再递给工作人员的时候，手里觉得沉甸甸的。短短几行字真的会成为我改变命运的开始？我有些犹疑，但仍是满怀期待。递过去的时候我依旧是埋着头，不敢抬眼。
出门的时候，一拨又一拨报名者蜂拥而至。他们手里拿着有烫金大字的毕业证，红如鲜血。这在我看来是特别刺眼的。
为了应付接下来的笔试，我买了一本《新闻基础知识》。细细研读之下，一下子来了兴趣。原来新闻制作如此充满魅力：写导语，做标题，排图片，一招一式，都有很深的讲究。两天内我是手不离书，恨不得每字每句都把它背下来。
笔试在报社的大会议厅举行，两百来人的座位排得满满当当的：每个人似乎都是一副志在必得的样子。这时候我的心态倒很平静，想一想：即使被淘汰也很正常，不值得伤心。毕竟竞争对手们都是科班出身，训练有素啊。
笔试内容并不十分复杂：消息改通讯，通讯改消息，外加几道问题。我结合刚从书上学到的新闻写作技巧，做得还挺顺利。
邻座一个戴眼镜的抓耳挠腮，弄出一些响动，让我不禁转过脸来瞧个究竟。看到他把钢笔帽咬在嘴里恨不得把墨水吞下去，我暗暗发笑。
大腿忽然被碰了一下，镜片后面眼珠子转来转去：“哥们儿，提出‘政治家办报’口号的是谁？毛，邓，还是江？”这是问答题中的一道。这道题我很有把握，我读过《梁启超传》，知道是梁启超办《时务报》时首先提出来的。
监考人在远处，“眼镜”目光中含着哀求。我动了恻隐之心，悄声把答案告诉了他，他点头致谢。
过一阵，眼镜又凑过来：“哥们儿，这通讯改消息，标题该怎么做呀？就用通讯的原标题，行不行？”
这可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我直接把自己做的标题告诉了他。“眼镜”有些激动，暗地里握了握我的手。
交了卷，我和“眼镜”一同走出考场。交谈中得知，他是××大学新闻系毕业的，毕业后联系了两家报社，最终都没有通过。
头一家栽在笔试上。本来是要像今天这样做题的，可巧在笔试开始前半小时发生了一场火灾，报社老总临时改变主意，让应聘者去火灾现场采访，然后写一篇新闻稿，以稿子的质量决定成绩。“眼镜”跑到现场一看，大火已被消防队员扑灭了，一片狼藉。看到一个人被随从前呼后拥，在现场指指点点——他猜是个官儿，心想官员的话可以增加稿子的分量，便不管三七二十一，壮着胆子走过去对他进行采访。不出他所料，还真是个副市长。副市长倒挺配合，大谈加强消防安全工作的重要性，足足讲了半个钟头。
采访完副市长，“眼镜”挺得意，心想这下稿子是重量级的了。接着他在现场转了转，看了看损失情况，就马不停蹄赶回报社写稿。稿子洋洋洒洒写了一千多字，大部分是副市长讲话的内容，再加上一些现场所见，还取了一个唬人的标题：《副市长火线谈防火》。稿子交上去后，“眼镜”暗自兴奋，觉得十拿九稳了。可是左等右等都没有接到通知去面试的电话。他怀疑报社工作人员搞错了，就跑去询问，工作人员从一堆pass掉的稿子里找出了那篇稿子。
我问他为什么不多采访周围的群众、消防队员，让他们谈一谈起火原因、过程以及灭火场面呢？他说当时他满脑子想的都是一定要采访到领导，其他人采不采访倒无所谓。说是报纸、电视新闻的头条几乎天天都是领导的讲话和活动。
他这样说，我真是无言以对。
“眼镜”的第二次应聘笔试题目很简单，很容易就过了。面试的时候，他却出了个大洋相。那是报纸老总亲自面试。他让“眼镜”和他做一个模拟采访：把老总当作一个老农，采访一下夏收的情况。“眼镜”有些紧张，开口就是“先生”。老总微笑着摇了摇头，“眼镜”才意识到称呼不对，改口叫“老乡”。“眼镜”的第一个问题是：“老乡，今年夏收水稻的收成怎样？”老总一愣，说：“小伙子，水稻还在田里长着呢。”“眼镜”慌了，问那夏天收什么呀？老总又微笑了，说是小麦。
再就是老总问“眼镜”了：“去过农村吗？”
“眼镜”说：“去过，不多。”
老总又问：“你知道三农问题是哪三农吗？”
“眼镜”当时只说了一个“农民”就再也说不上来了。“眼镜”说当时窘得真恨不得有个地缝钻进去。
“眼镜”长叹了一口气：“哎，都怪自己平时不用功，知道的东西太少。”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忽然觉得“眼镜”有些可怜。“眼镜”问我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我说我没有什么学历，就混了个成人高校文凭。“眼镜”很是吃惊，他原以为我是什么名校毕业的呢。
在报社门口，我和“眼镜”握手告别，祝愿彼此都能顺利通过笔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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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三个月后被淘汰就直接去跳河
面试那一天，我没有看到“眼镜”。参加面试的有十来个人。我第一个得到去老总办公室的通知。
进门的时候，老总正在看我的应聘登记表。我坐定。老总上上下下打量我，半晌才说：“你没有上过正规大学？”我点点头。他审视似的盯着我，有一会儿才说了句：“你的笔试成绩最好。”说实话，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爽得不得了。因为实在有些出乎意料。我等待着接下来是不是如眼镜所说的模拟采访。并没有模拟采访。老总问了我很多问题，没有十个就有###个。就是问了问我为什么没参加高考，之前做什么工作。后来他问我为什么想到来应聘当记者？
其实我没有仔细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呢？热爱记者这个较为体面又有挑战性的行当？或者像余华似的，因为当了五年牙医，看烦了那些肿胀出血的牙龈而逃离？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只是一种本能似的选择，没有对选择作理性思考。我从来不是一个理性的人。萨特说过：“人生是各种选择的总和。”太对了。我想狗尾续貂：人生是各种神秘选择的总和。是的，选择是神秘的，无法解释，不可言说。我始终能感觉到身上那些神秘的东西左右着我的选择，推动着我的人生。
我胡诌个答案：“可能是想获得一种心灵的自由吧。”
老总听了，笑了笑，说在新闻方面我没有经过系统学习，怎么去胜任记者的工作。我就说：“在新闻理论知识方面我确实很欠缺，这我可以向报社的各位老师学习。不过我相信自己的实践能力。我喜欢写作，从小到大作文都很好，并且，我能吃苦。”
老总说文章写得好不一定就能写好新闻，新闻和文学是两码事。我就说：“但新闻和文章一样，也是用文字来表现的。写文章练就的文字基础可以派上用场。我相信新闻写多了，自然就熟能生巧。并且老一辈的新闻人如萧乾、魏巍等，本身也是出色的作家。新闻写得能让读者当文学作品读，那才是新闻的高境界。”
老总脸上始终挂着微笑，不点头，也不摇头。最后他说，“你可以走了。等候通知。”我站起身来，想凑上去和老总握手，可他已沉下头看其他人的登记表。
回家的路上，我回想着和老总的谈话。他有过赞许的表情吗？没有，一次都没有。相反，眼神中似乎还有一丝漫不经心。他对我是什么看法？会不会圈定我？我捉摸不透。心里空空荡荡，没有底。我等待着报社的通知。每过一天，我就不禁想着：完了，他们不要我了。
第五天，我接到了报社通知我上班的电话。
进入报社，我被安排在经济新闻部，身份是见习记者，见习期三个月。听人说，三个月里，不少人都因表现不好被扫地出门。我暗暗告诫自己：一定要努力，要争气。如果三个月后被淘汰，直接去跳河。
经济新闻部主任姓周，一见我，便兴奋地握紧了我的手，说：“欢迎加盟！你可是我费劲要过来的。”
周主任告诉我，作为报社编委，他参与了对笔试卷的打分。在他打分的所有卷子中，给我的分数最高，后来，他又向老总极力争取，把我要到他的部门。
周主任30多岁，一点没有架子，很有亲和力。他说自己出身农村，很小就懂得生活的艰难，又因为性子太直，看不惯官场的作风，就选择做个报人。听其他人说，周主任爱护部下像爱护兄弟一样，有时候甚至为了维护记者的利益拍老总桌子。这更加深了我对他的好感，暗自庆幸。
周主任把我介绍给部门内的其他记者。同事们一一和我握手。最后握到的那只手，懒洋洋的，几乎是碰一下就抽回去了。这人个头很高，冷冰冰地盯着我。我介绍了自己的名字。他说自己叫陈郁，说完，便走开。
同事们和我年龄相仿。我了解到，他们都是科班出身。其中毕业学校最好的便是陈郁，是复旦大学新闻系。说实话，刚听到这个消息时，我甚至有点激动：想不到能跟从中国最好的新闻系出来的人做同事，以后可以好好地请教了。我简直有些“三生有幸”的感觉。
我主动靠拢陈郁。去报社的第二天，我采访完自己的第一个新闻选题回来，坐在电脑前，有些诚惶诚恐地写稿子，生怕写砸了。写完后看了看，觉得还不算丢人。我把稿子存进一张软盘，带着软盘踱到了陈郁的办公桌前。陈郁也在写稿，他只略微抬了一下眼皮，问：“什么事？”
我说想请他帮我看看稿子。不知为什么，一开口我就觉得自己的声音有点软。他说了句“我现在没空”。我就这么被硬邦邦地顶了回来。
我想走开，又有些不甘心。我看到陈郁的茶杯里没水了，便拿走茶杯帮他去接水。当然，这种举动半实半虚，人嘛，都有虚伪的时候。如果不是希望他为我办点事，我是不会当他的服务生的。我把接满热水的茶杯放在陈郁的桌上，他才抬头正眼看我，说让我把软盘给他，他等会儿有空再看。没说一个谢字，而且口气十分生硬。虽然心里不大痛快，我还是把软盘放在了陈郁桌上。
我坐在自己桌前等。眼前陈郁的背影像一堵墙。等了足有一个钟头，我看到陈郁把软盘插进电脑的软驱。我走过去。陈郁并没有回头叫我。我站在陈郁旁边，他很快地看我的稿子，斜眼对我，说了句：“还没入门。”
我的脑袋微微震了一下。“还没入门”，这是“王牌军”对“杂牌军”首次参战表现的评价。我问他能不能具体指点一下？
“消息的倒金字塔体你知道吗？导语的写法你知道吗？标题怎么起你知道吗？”陈郁以一串连珠炮似的反问，着实让我有点蒙了。
我就说：“我承认自己很多地方都不懂，正因为如此，才来请教你。请你说得详细点好吗？”
谁知道陈郁一点没客气，说：“新闻这门学问大得很，不是随便什么人就能吃下这碗饭的。建议你还是去大学里当当旁听生，感受感受吧。”
我的自尊心被伤了，默不作声地从电脑里取出软盘，走回自己的座位。坐下之后，有一种踏实的感觉。这位子是我自己努力争取来的，没有人白给，也决不会轻易交出去。我要以行动回击看不起我的人。我一字未改把软盘直接交给编辑。
第二天，在报社的评稿栏上，我的新闻处女作被老总评为好稿。周主任看到我，竖起了大拇指：“好好干，有前途。我看中的人差不了。”
同事们都客气地祝贺我，只有陈郁没有任何表示。从这以后，我和他说话很少。对他，我保持了应有的礼貌。而他始终是一副拒人千里的面孔。在工作上，陈郁的表现还算不错，至少是中规中矩。我留意了他写的稿子，不能说不好，但也很难让人情不自禁地说好。新闻要素一个都不少，叙述清楚，没有语病，也有一定深度，但总让人觉得差点什么。
陈郁以学院派自居，时不时在同事面前搬出一套新闻理论。我知道在他眼里我不过是野路子，登不得大雅之堂。甚至那些学其他专业的同事，他都有些看不上眼。
我想抓起墙角的锄头砸向他的脑袋
报社与一家企业合作搞了一个爱心助学的活动，资助考上大学却交不起学费的贫困生。经济新闻部的记者倾巢出动，深入城市的各个角落，去贫困生家庭采访。
在一条僻静的小巷子里，我找到了贫困生小李家。两间破旧的平房，最值钱的家当是一台黑白电视机。小李和他的父母毕恭毕敬地接待我。故事并不特别，千千万万类似故事中的一个：夫妻双双下岗，做点小生意度日。小李考上了重点大学，第一年需交各种费用一万元。夫妻俩拿出仅有的2000元积蓄，又各处求告借得3000元，而余下的5000元无论如何也想不出办法了。开学日期临近。一家人心急如焚。说着说着，小李的父亲，一条七尺汉子，眼角滚出了豆大的泪珠。一旁的小李，瘦瘦弱弱，眼神十分无助。
我心里一阵难受。如果小李无法跨进大学校门，也许会像当年的我一样，缩在一个卑微的角落，小草般默默无闻地生长——而这小草本应成为大树。
采访将完的时候，小李母亲从厨房里端出一碗热气腾腾的荷包蛋，塞到我的手里。我怎忍心吃？再三推辞，都被三双手同时挡住。三双眼睛看得我的脸滚烫。我埋下头默默地吃，热气迷住了我的眼。出门时，三人坚持要送我。我掏出两百元，放在小李手掌里。小李和他父母都有点不好意思，却也收下了，再三道谢。他们把我送出巷子，一直送到大街上。
我走出很远，回头看到他们还站在那里，像三座雕像，眼泪一下子涌上来。也就是这一刻，我第一次真正意识到了自己的记者角色。我想，我要对得起这一家三口纯朴、信任的目光，我要做个好记者。我熬了一个通宵，就小李的遭遇写成一篇长稿。刊发后，小李被列入爱心助学活动的资助名单，顺利进入大学校门。一家三口来到报社，紧紧抱住了我。
同事们从一个个贫困生家庭采访归来，聚在一起交流采访心得，纷纷感叹底层民众生活之艰难。陈郁却在一旁发起牢骚，说什么他去采访的那一家穷是穷，却也太抠了；说他要是写篇稿子就能帮助那家人解决几千元的学费问题，一个劲埋怨那家人连他去采访的来回打车费都不给他报销。
同事们听他这么说都不说话了。陈郁还越说越来劲，说是依他看，任何社会都有贫富差距，穷人家的孩子读不起书再正常不过，大学少了他们也没什么大不了。
一个词迅速窜入我的脑海：“激情”。是的，陈郁的稿子里面缺少的正是激情。对一个新闻人来说，没有激情，无异于一个匠人。激情取决于一个人是否用心在生活。生活本身是门大学问，它的内核从书本上是学不到的。
我工作很努力，玩命似地找选题、采访、写稿。我还时不时虚心向老记者请教，学习获奖新闻作品。很快我成了报社里突出的记者，开始参与一些重头报道任务。我站稳了脚跟。一次经过周主任办公室门口，无意中听到周主任对人感慨道：“江风是个人才啊，虽然没上过大学，却比有些大学毕业生强多了。”我心里一热。
三个月见习期满的那一天，老总叫我去了他们办公室。老总亲自为我沏茶，让我有点受宠若惊。和三个月前相比，老总的脸明朗了许多，说：“江风啊，表现不错。你刚来时我还有些怀疑你的能力，怕你没有经过大学里的系统训练胜任不了工作。现在看来，是我多虑了。”
离城几百公里的一处地方发生了大面积滑坡，损失惨重。部门迅速策划了一套报道方案。因为是重大选题，单兵作战力量太薄弱，部门安排我和陈郁一起去执行这个任务。我和陈郁都有些不太乐意，害怕单独相处时的尴尬。但军令如山倒，只得接受。去往事发地的汽车上，我和陈郁几乎没说话。我费尽心思找了两个话题，但话不投机半句多。没辙，只好各缄其口。滑坡发生在一座又陡又高的山上。我们到达山脚下时，天已黑尽。就近找了家小旅馆，吃完饭，早早睡了：一是劳乏，二是免得无话可说太难受。
第二天早上，我们往山上望去，不由胆战心惊。滑坡从山顶处开始，那里有一条几百米长的大裂缝。山体变了形，漫山遍野都是从高处滑下来的泥层和乱石。田地看不到了，树木看不到了，有几处房舍露出屋顶，一条被泥石流掩没的死猪的尾巴耷拉在外面。在滑坡带的周围，零零星星地散布着一些农舍。离山顶那条大裂缝很近的地方，孤零零立着两户人家，像是惊涛骇浪中的两条小船。
我指着高处对陈郁建议去山顶找那两户人家采访，因为那两户人家就在滑坡的起点处，对事发时的情况了解得最清楚。陈郁看到盘山公路都被泥石流埋住了，觉得不好上去，不如在山脚下采访一些群众。我一再强调山顶上的人家我们绝不能放过，他们是感受最深、最有说服力的目击者。如果不采访他们，我们这个报道就差了很多东西，也算是失职。
见我语气坚决，陈郁没再吭声。我们默默地望着山顶好一会儿，根本看不到明显的路径。陈郁赌气说要去我一个人去他是不会去。我自己沿着滑坡边的梯田田埂往上爬。走了一阵，我听见身后有很重的脚步声，回头一看是陈郁跟来了。
越往上越难走，田埂没有了，只有乱石和杂草，很陡。我在前面手脚并用地探路。陈郁在后面10来米远的地方气喘吁吁，一会儿问：“还有多远呀？”一会儿骂：“狗日的鬼地方！”
忽听得扑通一声——陈郁攀住一块石头往上爬时，手一滑，摔了个狗啃泥。我赶紧倒回去，把手伸到他面前。陈郁看了我一眼，抓住我的手……就这样继续前进，一路无话。
当我们出现在那两户人家面前时，把他们吓了一跳，仿佛我们是外星人似的。得知了我们的来意，他们热情地迎我们进屋。
一位50多岁的老农一边帮着掸去我们衣服上的泥土一边说：“我平生第一次看到记者，想不到还是在家门口看到的。稀奇，稀奇。”两户人家的十来个人都围拢了。主妇们拿来热毛巾让我们擦脸。在大家眼中，两个城里人能在这种情况下爬到山顶，简直是奇迹。
我没有猜错，关于滑坡前前后后的情况，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介绍得很详细。在一些细节的描述上，他们甚至显示了民间文学家的天赋。用新闻的行话来说，我们得到了“猛料”。
据他们说，政府部门的人来看过，让他们赶快搬出这里去投亲靠友，因为谁也说不准是否还会有新的滑坡。我问他们既然如此为何不搬？他们说，能搬到哪里去？亲戚远的远，穷的穷，拖家带口的不现实。再说，搬走了，地里的庄稼怎么办？再说离开老屋也很舍不得啊。
他们的老屋还是土墙，家徒四壁。陈郁插话了：“有什么舍不得的？土墙房子，哪儿都能建。”
那位老农拍了拍墙，说：“小伙子，这可不是一般的泥巴啊。我们的上辈都在里面。”老农说完，一屋子的人都善意地笑了。我们辞别众乡亲，开始下山。
在半山腰的树林我们又遇到一处农舍，同样的土墙老瓦。我决定去看一下。一家人正围坐一起吃午饭。见我们进屋，所有人，包括白发苍苍的老人都站了起来。一家五口：两位老人、夫妇俩和儿子。听说我们是记者来采访滑坡，主人一边惊讶，一边招呼我们入席吃饭。推辞不下，我们被拉到饭桌旁坐下。
桌上的一只大土碗，碗内是农家自制的豆花，孤零零地居于桌子中央。周围是几只盛着米饭的土碗。豆花是白的，米饭是白的。主妇从厨房又端出两碗豆花，放在我们面前，很不好意思地说：“乡下人家，莫嫌弃。”
我端起碗，把脸凑下去——豆花很香。
我听到异口同声地催促：“怎么不吃？吃呀！”
原来陈郁一直没有动筷。我看到陈郁慢腾腾地从口袋里掏出一袋纸巾，抽出一张，在筷子上来回地擦，擦了很久，擦得我想抓起墙角的锄头砸向他的脑袋。
我感到悲哀。那一家人都埋着头吃饭。时间像是死过去一般。陈郁扒拉着豆花，一点一点往嘴里送。我把碗里的汤喝得一干二净。陈郁剩下了大半碗。主妇像客人般拘谨。
采访将完的时候，主人说：“天灾免不了。粮食够吃，不生病，就谢天谢地了。”
走出这户人家，到山脚下进行采访，再到踏上归途，我没有主动和陈郁说一句话。
回到报社，我和陈郁面临一个写稿分工的问题。按照常规，这种两人一同采访的稿子，由两人各写一半，分工合作。我不想和陈郁分着写。说实话，有点“道不同，不相与谋”的意思。我对他说，不如一人写一篇，写完后都交上去，上面愿意用哪篇就用哪篇。陈郁同意了。
因为心灵受到震撼，我提起笔就停不下来，直写到七八千字才罢休。陈郁的稿子写了三千来字。两篇稿子一同交上去。我的稿子被采用了。稿子刊发出来之后，引起了很大反响，一些读者通过报社给灾区捐了款。
陈郁主动找到了我，这是破天荒第一遭。我以为他要发泄不满。没想到他跟我说开始有点服我了。说是以前他确实有些看不起我，觉得我没上过大学，和他不在一个层次。现在看起来，我是个例外。
我说：“你错了，还有很多没上过大学的人，比我能干。人与人是否处于同一层次，除了教育背景之外，还有很多考量因素，比如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和适应能力。”
此后，我和他的关系不再像以前那么僵了，但也只停留在一般同事交情上。说不上有什么成见，也许不过是成长经历不一样罢了——我们是不同类型的人。
第一次听到有人喊我“老师”
夏天，报社来了几个实习生，给我分配了一个让我带。乖乖巧巧的一个女孩子，叫章欣。她站在我面前，一声清脆的“老师”，喊得我傻愣愣的。第一次听到有人喊我“老师”，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在报社呆了两年，一直是我叫别人“老师”。
章欣在一所大学新闻系读大三，利用暑假的两个月时间来报社体验一下实战的感觉。我告诉她当记者很苦。她说她就是专门来吃苦的。她就是喜欢记者这个挑战性强的行业，自由得很，也有成就感。我就告诉她当记者没什么大的诀窍，关键就是多跑，多想，多写。
第二天出去采访时，我带上了章欣。她又是紧张，又是兴奋。我让她镇定些，采访时多听我说。她忙不迭地点头。
没想到，第一次带章欣采访就砸了锅。刚开始她还比较安静，专注地听着我和采访对象的对话，在采访本上作着记录。后来，也许是紧张劲过去了，她活跃起来，急于表现，抢在我前面连连向对方提问，有时甚至不够礼貌地打断对方的话。而她提的那些问题呢，实在是不够地道，简单、有点小儿科，令那位采访对象直皱眉。我几次想重新夺回交谈的主动权，向她递眼色也没效果。
采访基本算是失败的。一些该问的要点没问到，鸡毛蒜皮的细枝末节倒有不少。到后来，采访对象也失了耐心，推说有事下了逐客令。
看我脸色有点坏，章欣明白自己的表现不够好，大气不敢出。我的气也就消了，告诉她采访要掌握技巧，刚开始别太心急，要学会倾听。章欣一声不吭地听着，满脸委屈。
没想到接下来几次带她出去采访，她又走了另一个极端：一句话不说，像个木偶似的坐在那儿，连笑都不会了。每次我都当着采访对象的面给她留机会：“章欣，你有什么要问的吗？”她总是摇头摆手，让人哭笑不得。
一次采访回来，我对她说：“章欣，你跟我跑好几次了。今天的采访内容我看你也做了记录，稿子就由你捉刀吧。”
我想看看她的写稿能力。这下章欣倒来了兴趣，爽快地答应了，并让我承诺不准笑她。
稿子很快写成了。我拿过来一看，忍不住大笑。她写的根本不是新闻稿，就像学生作文一样记流水账，还闹了笑话，写的是：“……该公司的CEO王先生接受了我们的采访。王先生给记者沏了茶之后，大谈公司的发展目标：明年实现上市……”我想采访中她是用耳朵听了，却根本没往心里去。
实际上，我们去采访的那家公司是个只有十来人的小公司；王先生不过是经理，与CEO差之千里；所谓的上市也是牛头不对马嘴，因为人家说的是明年让公司的新产品上市。
这样的稿子，想不笑都不行。章欣一把从我手里夺回稿子，要哭的样子。我意识到自己有些伤她的自尊，赶紧道了歉。当了人家的老师，不好好教一教，也太说不过去了。我把自己写稿的经验毫无保留地说给章欣。我告诉她：经济新闻其实是最难写的一种新闻，除了要掌握一定的写作技巧之外，敏锐感觉、深入观察、独立思考都是其中的要素。在很大程度上，记者的知识素养、视角和思辨决定了新闻的质量。
章欣很虚心，自己也琢磨着，重写那篇稿子。二稿出来再看，虽仍有毛病，但总算有模有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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