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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等强国-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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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建立社会中间层和公民社会，以协助工人阶层、农民和非正式就业人员建立有组织的、独立的、社会法人团体形式的组织如工会、农会、矿工协会、福利协会等来有效地捍卫自己的利益。这样的社会中间层起了一个减压阀的作用，不仅为国家卸掉了大量的社会负担和社会矛盾，有效地降低了社会冲突的危害性和毁灭性，让社会各种不同利益和冲突以文明的谈判、调解和斡旋的方式得到解决，还能让社会各个群体心情舒畅，没有被制度性压制和剥夺的感觉，没有被歧视和压迫的感觉。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形成一种“四赢”局面：
（１）工人、农民和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通过集体谈判的方式得到维护，社会冲突的压力依然存在，但是被大大降低，不再会发生社会*和革命，因为社会群体有了通畅的利益表达机制和利益沟通渠道后就不再需要制度外的激进运动方式了。
（２）国家也是重要的赢家。许多企业发生的*和骚乱一旦扩散开来就可能酿成全国性的*和革命，社会*具有很强的“传染扩散”能力，所以这必将威胁到国家整体稳定。而社会中间层的建立大大舒缓了一个国家中央政府的压力，让国家不必再“事必躬亲”，管那么多自己不该管、也管不了的事，同时大大降低了一个国家发生大规模*的可能性。
（３）企业家和社会精英阶层也是获利者。通过文明的集体谈判的方式大大降低了企业内部工人持续进行高强度工潮的可能性，也大大降低了暴力攻击企业领导、厂房和机器设备的可能性，这样资方可以安心集中精力于企业效率的提高、市场的开拓和产品的更新换代和产业升级，而工人工资和福利的保障也有利于工人生产热情的提高并带动企业生产率的提高。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七章 中国崛起的战略机遇（13）
（４）国家、企业主和社会群体共赢的情况，有利于整个国家塑造出一种文明、祥和、理性的气氛，一种不使用暴力、用文明方式协商解决社会争端的公民精神，而这种公民精神正是一个国家发展*制度最需要的一种精神。公民精神的塑造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有利于国家发展的理性、平和、渐进，有利于社会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将最终使每个社会群体大大受益。一个国家能否发展出更健康、更理性、更高层次的*，其关键在于和平理性的公民精神的培育，而这一切都是从建立社会中间层、建立良好的维权和利益博弈机制开始的。当工人阶级的代表穿上西装、打上领带，走进集体谈判的大厅与资方代表进行谈判，而国家政府作为中立的一方来为双方斡旋、调节和协助双方谈判时，三方（国家、劳、资）也许会同时发现，要建立一个更好的、非暴力的文明社会原来是可能的，而且是不难的，只要这样的协商机制得到确立，社会就会逐步脱离蒙昧和暴力向文明社会、向世界头等强国演进。
“橄榄腰”越粗越好
１９９０年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给人们留下了惨痛的教训和深刻的记忆，如何能从这样的历史巨变中总结出历史教训对于中国未来的改革之路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前文已经谈到苏联解体和俄罗斯改革的教训与当时过于激进的改革、盲目信任西方而忽视了本身国情的复杂性有重要联系。当然，前苏联极权主义的党政合一式的全能主义统治方式也是前苏联在激进改革中轰然解体的重要原因。前面已经谈到达伦多夫的观点，他认为*国家比极权主义国家更容易解决内部的矛盾和社会冲突，从而使得*国家基本上摆脱了革命和大规模*的危险（请对比图11…12和图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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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3：前苏联式的极权主义模式是导致国家解体的重要原因
图11…13展示了前苏联式的极权主义统治模式：其实是极权主义国家自己为自己塑造了千千万万的对手，本来社会的大量矛盾在一个现代*国家中可以通过社会中间层和社会自治的方式来疏通和调节，从而让社会自己去解决自己的问题，让社会自己去运行、调节和更新，国家当然可以协助社会基层建立自治机构，并为社会团体之间的谈判作调解和斡旋，总的来说，国家的立场是比较超脱、超然和中立的，其扮演的主要是管理、规划和调控社会的角色。
但是极权主义模式注定了苏共要大包大揽，要想控制社会所有领域，不允许社会有任何独立自治声音的存在，不允许有任何民间独立的利益谈判和调解机制，不允许有任何独立的工会、农会和民间自治团体，从而使得本来可以由社会自我调节机制自行解决的大量社会争端和社会冲突被国家强行压制，这样每个社会群体和个人在遇到矛盾和冲突时都得不到制度化解决的渠道，从而长期积累起越来越多的对苏共和苏联国家的整体不满。这种被强行压制的社会冲突和社会矛盾就像激烈的地壳运动一样，在地下以可怕的能量聚积着、运行着，平时很难看出蛛丝马迹，可是一到社会危机点燃的时候，整个能量就在一夜间彻底爆发，多少年积累的社会冲突和社会能量在短时间内让大家都失去了理性，工人、农民、职员、学生甚至是公务员本身都把自身的不满和生活中遭受的不公平待遇统统指向苏共和前苏联中央政府。。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七章 中国崛起的战略机遇（14）
其实在很多情况下，苏共和前苏联中央政府一定会觉得不解和冤枉：“为什么老百姓把矛头全指向我们？”的确，那么多社会群体的矛盾和冲突中，绝大多数可能跟国家没有一点点关系，关键是这样的制度阻塞了言路，阻塞了利益表达，也阻塞了理性利益机制的博弈，从而让社会痛失了解决大量社会冲突的能力，也让前苏联式的共产主义失去了自我制度更新的机会，最后让大家在社会政治危机中把不满统统撒在国家的头上，从而导致了国家在短期内失去了基本的道义上的合法性而发生可怕的崩溃局面。
社会中间层的缺失让人民在遇到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时第一反应总是“要去莫斯科，找党中央反映问题”。这让苏共中央政府压力无比沉重，最终不堪重负而被压垮。而在西方*国家，这种情况基本不会出现。事情总是这样的，当人们没有正常的利益和意见表达渠道时，最后只有被迫采取体制外的激烈手段，就好像大江大河的激流一味地去堵它，而不是采取办法去疏通和引导它，最终的结果一定是山洪暴发。
如今，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了一个关键性阶段，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改革让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在短短3０多年内得到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也较改革开放前取得了飞跃性的提升。市场经济的巨大力量让社会利益日益多元化。如果说实行改革开放、打开中国国门，并最终确定中国市场经济道路象征着中国前途和命运两大转折点的话，今天中国又历史性地走到了十字路口。中国的头等强国之梦、和平崛起和民族复兴之路需要今天的中国人做出历史性抉择，中国前进路上的问题和难题正考验着我们现代中国人的智慧。市场经济改革大方向的选择让中国向现代化的方向迈进了至关重要的一大步，但是市场经济本身的问题和复杂的利益机制的博弈需要我们相应地改革管理体制以适应市场经济给中国社会带来的空前变革。
在这个重要议题上，德国社会学家达伦多夫的社会冲突理论对于今天的中国社会具有深刻的意义。前面提到，一个良好的社会并不是一个没有冲突的社会，一个良好的社会应是一个拥有健全体制来疏通、调解和解决冲突的社会。其实，冲突存在于任何社会，冲突本身并不可怕，怕就怕对社会冲突视而不见或是干脆不承认有社会冲突，对冲突采取非理性的压制办法解决。市场经济本身能带来巨大的社会进步，但也会带来大量不同的社会利益和社会冲突，资本和劳工权力的不平等容易导致劳工权利被损害和侵犯，而行政权力介入市场与资本相互形成共生体更容易带来权贵精英资本主义，普通民众的权利得不到任何保障，从社会经济高速的发展中无法获得起码的福利增加，这样下去，各个社会阶层对现存制度越来越不满，越来越怀疑，最终导致大家对市场经济模式失去根本信任。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大量教训已经启示了我们，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模式会带来大量的社会不平等和社会危机，最终导致整个资本主义制度陷入空前的动荡。前面提到，西方国家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通过建立社会福利国家来缩小收入的不平等和促进大众福利；通过建立社会中间层，即公民社会的自治来缩小精英阶层和普通平民（比如劳资双方）的权力差异从而保障老百姓的民权；通过言论自由和媒体开放来监督有产者是否会用自己的权力和资本来做出危害社会整体利益的行为（比如污染环境和侵犯消费者利益）；通过独立的司法作为社会正义的最后底线来防止普通民众权利被侵犯并为市场竞争确定公平的游戏规则。这就是当前西方社会相对稳定、没有爆发剧烈冲突和危机的秘密。为什么西方一些国家能够较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让其避开大规模*和革命的灾难性后果，其根源在于建立了解决社会冲突所需要的疏通机制、社会沟通机制和社会利益表达机制，这样的机制可以用一个公式表示出来：市场经济＋福利国家＋公民社会＋言论自由＋司法独立＝较为健全的社会体制。只有社会冲突的疏通机制和社会利益表达渠道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制度才是好的市场经济，也才称得上健全的社会体制。
第七章 中国崛起的战略机遇（15）
许多西方观察家和研究中国的学者常常拿出中国社会群体性事件不断大幅度增加的数据来证明中国社会面临着失序的危险，其实这是一种错误解读。一个开放的社会，一个采取市场经济制度的社会，必然是社会利益增加和多元的社会，必定会有大量的社会冲突。我生活的德国每天都有*和*事件，每天都有劳资谈判和调解，几个电视台下午放的节目都是打官司的节目，千奇百怪的社会冲突直接呈现在电视屏幕上。我想，生活在美国大城市的中国留学生可以目睹更多的社会冲突，美国更是被称为“律师社会”，社会冲突的绝对数量一定是惊人的，但是今天谁都不会因为美国、德国和法国存在无数的利益分化和社会冲突而断言这些国家会走向崩溃，反而是平时一团和气、强调消灭了社会矛盾的前苏联崩溃解体了。这些事实都验证了达伦多夫的正确预见：现代社会就是利益分化、利益多样化、社会团体五彩纷呈的社会，只有顺应时代潮流建立了社会中间层和社会意见表达机制的社会，才能形成一个能够自我调控、自我更新的社会。中国社会利益越来越多元化、社会冲突不断增加是中国社会走向开放和*的标志，因为只有极权主义社会才会宣告消灭了所有社会冲突，因此我们应该担心的不是冲突数量的增加，因为这是必然的，我们要思考的是中国在迈向市场经济改革的进程中有没有建立起疏通社会冲突的渠道和解决社会矛盾的管道。
中国当前建立社会中间层——公民社会的自治符合笔者一再强调的中国政治改革渐进、温和、理性和实用主义的原则。建立社会中间层有五大好处：一是不影响中国宏观的政治稳定，而在微观上为国家解决了大量国家无力、也不易解决的社会问题，促进了社会的自我新陈代谢。二是通过利益表达机制和沟通渠道保护了普通民众和弱势群体的利益，防止了权力和资本对普通老百姓权益的任意侵害，界定了权力的界限，防止了权力的滥用，可以大大促进社会稳定。三是塑造了理性文明的公民精神，通过不同利益群体的理性协商、文明沟通和多方谈判化解冲突、暴力和仇恨，有助于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四是通过大量的社会调解和谈判机制进行*训练和*锻炼，让民众在实践中学习*，并认识到*是自身利益诉求的合法表达，*更是理性妥协、相互包容、相互尊重。五是健康良好的社会体制、安定祥和的社会环境将有利于为中国的企业家创造更高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利于中国产品创造更核心的竞争力，当然也有助于中国产品更多地进入国际市场。
其实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中间层——公民社会的建立早就取得了很大成就，比如一些非政府组织特别是环境保护组织、社会救助组织和慈善事业组织纷纷建立，已经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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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国际政治中的话语强权和话语魔方（1）
一、西方说了算
只有强者才有话语权
法国著名的后现代主义社会学家米歇尔？福柯的一个重要贡献是，通过研究社会边缘群体如精神病人、疯癫、犯人和越轨失范者来解释知识权力对社会的塑造以及对社会语意和语境的支配。语意，简而言之就是语言的含义和意义；语境，则是指语言的社会环境。在社会学家的眼中，语意和语境绝非仅仅是语言学上的问题，人与人之间的话语也绝非仅仅是相互间进行语言沟通那么简单。从社会研究的角度来看，谁决定了社会的主流话题，谁制造了社会上引人注目的题目，谁主导着社会话题的探讨进而引领着社会潮流和时代潮流，谁设定了话题后能够参与对话语的选择、分割、截取、筛选和引导，谁能够主宰话语讨论的时间顺序和话语长度、精度和进度，往往是我们称之为社会政治精英的特定群体，他们通常是知识和权力的精英结盟。
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福柯却更加深刻地指出：“知识就是权力。”现代社会中对社会边缘群体如疯癫、失范者、犯人的定义权掌握在现代社会的知识精英手中，他们是由医学专家、心理学专家、精神病学专家、病理学专家、犯罪学专家等组成。他们通过现代科学的研究手段和集体协作可以定义出某些群体是否属于社会失范的群体，进而获得了巨大的、由知识而来的社会支配权力。例如当一群专家决定了某个犯罪人士是否精神上存在疾病障碍的时候，就能决定这个人的命运（被监禁或是被释放）。而福柯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许多知识和科学手段对社会失范群体的划分充满着知识权力带来的任意和专断。在法院关于抚养权的争执中，当某个专家集团裁定某人对父母精神上存在癔病倾向而无法尽到为人父母的基本职责的时候，那么法庭判决的标准极有可能依据的是这个专家集团集体诊断的结果，而这对父母即使具有足够的能力和爱心抚养自己的子女，也极有可能失去抚养权。
在许多现代社会个案中，专家和知识精英集团所具有的权力实质是一种统摄权力和彻底的支配权力，比如病人和医生是一种绝对的不平等的关系，因为双方的知识结构和技术含量在“病理治疗”这个特定的议题上是完全不对等的，因此医生可以诱使病人进行一场也许本来并不需要的昂贵治疗，而病人却很难抗拒知识权威的意见。
福柯比较极端地认为，现代社会是一种知识和话语权全面控制的社会，与过去的前现代社会相比较而言，残酷的、刑罚式的、肉体折磨式的、非人道的控制方式在现代社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表面上“文明化”、“人道”的、但却是更彻底全面地规训和控制的社会。知识和权力通过社会组织和机构的运作组合，实现了远远超过前现代化时期对人们的心灵支配；知识和权力实现了对社会群体的客体化和量化，并通过科学手段和研究手段实现了对全社会的科学化和标准化的过程。每个人的生活和生涯规划都受到现代社会机制的规划，我们上学、工作、退休，我们进入某个机构，我们的资料成为不同管理机构数据库中的符号，关于我们的数据资料也可以成为不同专家研究的对象。我们成为知识力量、组织力量规训和引导的对象，在前现代化社会中人们也许还敢于反抗残暴的君权统治，而现代化社会通过一种全新的、精致的、细密的以及无所不在的社会控制机制使我们成为顺从者和服从者，而反抗者则被定义为社会越轨和社会失范现象，为大众和普遍舆论所不能接受。
第十章 国际政治中的话语强权和话语魔方（2）
福柯在论及现代社会的权力控制机制时谈到：“总之，用一种秘密的把自己的对象客体化的权力取代那种表现在权力行使者的显赫之中的权力；形成一套关于这些个人的知识体系，而不是调动展示君权的炫耀符号”，现代社会放弃了君权任意的刑罚和惨无人道的处罚方式，却用新的符号——“知识和科学技术”——实现了对人类的另类控制。因此，福柯在揭示现代社会的秘密的时候，发现了知识背后的权力关系和一个群体对另外一个群体的支配关系，他写到：“但纪律的实施方式，它所调动的机制，一群人受到另一群人的不可逆的支配，永远属于一方的‘过剩’权力，在共同的规章面前不同的‘合作者’的不平等地位。”
在知识权力的不平等结构中，体现的是群体间的支配关系，是话语权的体现，而这种话语权可能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关系，一方处于知识权力“盈余”的支配地位，而另外一方却可能处于知识权力“亏损”的被支配地位。福柯总结道：“（科学知识结构）使每一个人都变成一个‘个案’。作为一个个案，个体既成为知识的客体，又成为控制的客体。而且，二者在权力——知识关系中当然是联系在一起的……一整套知识、技术和‘科学’话语已经形成，并且与惩罚权力的实践纠缠在一起。”
话语权背后的权力结构的强者对弱者形成的控制关系是现代社会的一大特征：强者具有话语权，他们决定话语的内容，决定讨论题目的优先顺序和探讨内容，决定社会话语的语境，其实体现的是知识精英对社会的支配关系，反映的是社会背后深刻的权力结构。
从福柯关于后现代主义的深刻思考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对社会认识具有重要指导作用的地方，而不是学习其偏激之处，更不能因此而走向偏激。认识到社会话语权背后的权力结构和权力支配关系并不是要求我们去颠覆现代社会的秩序和科学知识技术体系，如果这样，就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了。现代社会的发展当然离不开科学知识系统的运作，当然离不开知识专家集团的科学研究和规划，颠覆知识精英的“大众泛*”显然是不可取的。但是作为知识界人士，作为科学工作者，也应当时时牢记福柯“知识就是权力”和“知识就是支配关系”的深刻告诫，因而能够提醒自身在话语权背后可能对弱者的侵犯和权力支配，更当警惕知识结合权力和金钱产生的“知识统御主义”和“知识霸权”的现象。作为科学工作者，除了恪尽职守以外，更应当做到不脱离社会大众，不脱离社会的检验和监督，时时慎防自身成为话语权的垄断者，或者成为权力和资本的代言人，丧失科学本身的独立性。
２００３年ＳＡＲＳ疾病在一些亚洲国家流行，许多国家出现了ＳＡＲＳ病例，代表世界卫生和疾病防御权威的世界卫生组织根据各国的发病状况决定对哪些国家实行旅行禁令。被列上禁令名单的国家很可能在短时间内被世界隔离，成为世界孤岛地区，尤其是新加坡和越南在出现了少量的ＳＡＲＳ病例后，立即被世卫组织列入了旅行禁令的黑名单。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内部市场供需的调节足以抵消短期内外部禁令带来的负面效应，但是对于深深整合到世界市场、高度依赖外部贸易和国际金融的小国新加坡来说，短期被外部世界“圈禁”的格局却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十章 国际政治中的话语强权和话语魔方（3）
事后的一些讨论显示当时对新加坡的预警的确是被夸大了，而对一些流行于北美的新型流行疾病世卫组织却没有发出任何警告和禁令。由此引发的讨论是，作为国际卫生和疾病防御的最高权威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在此领域具有绝对的话语权，世卫组织的研究成果和国际旅行警告可能对一个国家带来灾难性的影响，也可能因为疏忽导致疾病的扩散。对确实存在的、可以根据科学研究进行量化的风险，世卫组织当然具有重大责任，但其内部运行机制究竟是怎样，一些事关小国命运的旅行禁令是如何发出来的，其内部的科学研究机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科学标准和客观标准，有没有国际权力的不平等导致世界卫生组织中的话语权不平等的现象（比如可以想见，同样强度的高危流行病发生在缅甸和发生在美国可能产生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这里不打算深入讨论有关疾病和卫生的问题，而是试图通过这个例子启发我们去考虑，不平等的话语权在世界范围内是如何生成的，在不同题目和话语背后隐藏着的是什么样的不平等的世界权力和支配关系，和平崛起的中国面对复杂的话语权困境时该如何应对，探讨这些议题，对于中国和平崛起的大业将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话语权即霸权
对国际社会中的各种现象进行观察，我们会发现国际社会中运行着许多不同的机制，比如直观的国家利益机制和强权机制，比如现代文明的理念机制，还有一些超越民族国家领域的后现代机制，然而让人感到不安的是，国际社会中流行的现代文明的理念机制，尤其是西方世界对现代人类文明普遍的贡献比如*、*、竞争选举、宗教自由、文化保护等，这些逐渐在全世界扩散的理念，不仅没有随着人类文明的进程成为纯粹的世界文明机制，成为真正地对“普世*”诚实无伪的真正关注，形成对世界各国*化进程合理的、符合客观实际的、符合各国社会发展具体动态的真实比较，反而是在文明理念的背后深深隐藏着对话语权的掌握，而话语权背后体现的正是强者对弱者的权力支配关系，是*裸的强者逻辑，是一种更加精密的、细致的、巧妙的，而又是全面的控制关系。
应该说殖*义统治结束后的３０多年，表面上的殖*义和种族主义消失了，今天，无论是在西方世界还是非西方世界，任何对殖*义和种族主义的赞扬和怀旧都会受到一致的谴责和批评。正如福柯描述的现代社会一样，现代世界和现代国际政治中直观残暴的统治关系（比如殖*义、种族主义）、对别国民众生命和人道尊严的任意践踏（比如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和大屠杀）的确是大幅度减少了，即使是一场侵略战争也出现了战争直观上“慈化”的趋势，因为任何一场大规模的军事屠杀都会在全球化的世界引起强烈的后果以及对于施暴者国际道义形象的严重损毁，因此与人类任何历史时期相比，现代世界的确“文明”了许多，在权力的支配者与被支配者之间那种直接的军事暴力、种族暴力的确有所降低，甚至一个强国的领导人以种族主义的口气辱骂其他弱小的国家都可能引起轩然大波，事后一定是口无遮拦者表示口误和歉意，因此直观上，世界社会的确出现了“人类共同文明”的特征。但如果仅仅据此便认为森林中的猛兽已经经过了文明的洗礼，言辞中文明有加，不再施加暴力，因此得出肉食主义时代已经过去了，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素食主义的时代的结论，那就是大错特错了。
第十章 国际政治中的话语强权和话语魔方（4）
事实上，今天国际权力的支配结构不仅没有平等化，更没有实现真正的文明化，反而是权力的支配关系更加隐蔽，更加稳固，因而也更加具有支配力和压迫性。在新型的国际话语权的语境中，*、*、自由、市场开放、贸易自由、宗教自由等逐渐构成了一种强者对弱者更精巧和骇人的支配关系，一种更加深刻的控制和统御，一种深入到灵魂的话语霸权，一种能够调动西方民意结构仇视某个国家的语意武器，一种能够瞬间圈禁和封锁某个民族国家的道义证据，一种无往而不胜的道德制高点。注意，在殖*义和种族隔离的残暴统治中，即使殖民者自己的内心也在拷问自己的道德良知，进行殖*义统治国家内部的公民也在掀起公民的道德运动来抗议这种残忍和非人道的统治，因为他们深知自己的国家是站在人类道义的对立面，而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更是延绵不绝，因为野蛮的压迫和暴力永远无法征服一个民族的心灵。
但是，在当代西方文明主义的话语霸权的背景下，“*”和“*”的语意可以持续地把别国降低在道德的至低点，普通的西方公众可以面对一个所谓大规模侵犯*和践踏*的国家树立起强烈的敌意和道德优越感，而受到持续批判和谴责的国家和人民可能也会降低自己的民族自尊和民族自信，从而使得“*”、“*”等规范性口号成为西方凝聚自身、树立西方普遍的文明优越感和道德优越感的简单实用的控制性符号。通过这样的“文明化”的控制性符号来实现强势的西方世界对非西方世界的权力支配，不仅大大降低成本（相比较于过去暴力式的殖*义统治），也降低了反抗的成本（当人们铺天盖地指责一国侵犯*的时候，被指责国家和人民由于其弱势地位和道德至低点的地位根本无法进行有效抗辩），也树立了优越的道德制高点形象（西方世界是关心世界各国*和*的），同时实现了巨大的权力支配关系（通过迫使他国进行符合西方愿望的改革使其彻底被纳入西方利益的体系）。
于是我们在现代世界中看到的大量的反常的话语支配权就产生了，美国对伊拉克的军事进攻被描述成为“解除大规模的杀伤武器”，而在一切证据都显示论据错误的时候，则被描述成为“为了世界和平而铲除了*者”；对一个主权国家进行轰炸被描述成为“对恐怖分子的精确攻击”，而当炸弹戕害普通平民的生命的时候，却可以解释为“精确攻击所产生的误差”；对缅甸实施制裁的论据是“缅甸军事当局是*政府”，而某些西方国家与沙特君主制政府产生密切联系却是因为要“促进大中东的*计划”；中国与津巴布韦的贸易被指责成“中国支持*政权”，而法国支持西非*的军人政府则是“自由贸易”；非洲国家保护自己脆弱的国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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