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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等强国-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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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权意识和海洋意识的确是中国文化传统中比较缺乏的元素，同时也是当代中国国民意识中亟待加强的一部分。但是简单地否定陆权观念和陆地文化或是将大陆、海洋截然分开的看法是有问题的。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三章 海陆权双重特征的“天命大国”（2）
中国历史上强烈的陆权思想和陆权思维是有其深刻历史成因的，它已经成为了我们文化中的一部分。按照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心脏地带的游牧民族和地处欧亚大陆东部边缘的华夏民族的生存空间争夺战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中轴线，双方争夺、入侵和反入侵的拉锯战争就是现代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最终形成了现代中国的“边缘—心脏”的特殊地缘身份。因此古代中国华夏民族的各个朝代面对来自北部、西北部方向的中亚、西伯利亚和蒙古高原这片心脏地带的游牧民族威胁的时候，必须将防御重点放在陆地上，中国千年历史的演绎都是在欧亚大陆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交接处的地方展开，而海上的威胁只是非常次要的一部分，除了明朝以来中国沿海面临的倭寇之乱。
当然近代西方工业化的急速成功让中国千年历史循环发生了转折，但这是我们的祖先在古代中国难以预料到的变局。在华夏民族和游牧民族进行中心—边缘拉锯战的同时沿着双方分界线留下来的巨大军事工程就是长城，同时东亚季风气候气流和大陆性高压气流在东亚大陆上空相遇或是错开容易形成雨水不均匀降落的现象，造成了中国易于旱涝的局面。当东亚季风吹拂带来的低气压降临东亚大陆上空的时候，与北方的高压形成交汇，雨水就会大量降落形成洪涝灾害，当东南季风的“气旋风”与蒙古高原来的高压旋风错开时，又易于形成长时间的干旱。梁惠王见孟子时讲了一句千古名言：“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反映了中国的气候困境。中国面临的气候和自然条件呼唤古代中国统一的政府和国家的诞生。为了防御游牧民族修建的巨大军事工程，以及为了防止洪涝灾害和南北降雨不均带来的危害而修建的水利工程和运河，构成了华夏民族生存和发展重要的基础。为了完成这样的巨大的目标，一种易于大规模社会组织和集体生产的政治组织和结构模式是必要和重要的，这就是*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我们在批判东方专制主义文化和历史传统时，不能简单地用今天的眼光去看待过去的一切，而是应该有历史感和文化感，应该懂得结合历史来分析我们本身的文化和祖先留给我们的遗产。
的确，陆地文化有相当多的负面元素，带有凝固、保守、专制主义、压迫自由和独立思考这些不利于现代化的教条形思维，但是简单地否定中国的陆地文化和黄土地文化传统也是不科学，不全面的。无论我们是否承认，今天我们每个中国人所接受的文化传承也带有陆地文化中的传统思想，即使是宣称自己完全西化的中国人也会无意识地受到这传统的影响。笔者看来，中国黄土地的陆地文化是我们文化的根源，是决定我们是中国人，而不是欧洲人、非洲人和美国人的基本文化因素。
无论如何，我们只有立足中国的陆地文化才能谈文化的更新和吸收，离开了陆地中国，就很难谈得上海洋中国。陆地中国是我们安身立命之所，是我们之所以成为中国人的文化根源，这也是在中国独特的地理、气候、历史环境和历史演变过程中产生的，这期间一些正面因素我们应该继续吸收到现代中国民族精神气质中去，以有利于现代化的进程，但是对于一些负面的因素比如专制主义、思想文化精神的压迫、保守主义、不思进取以及小农意识和封建文化意识等则是现代化路上的障碍，是我们必须要扬弃和进行国民精神文化改造的部分。
第三章 海陆权双重特征的“天命大国”（3）
另外，认为中国古代文化仅仅是受到陆地文化的影响也是不全面的，华夏先民在《山海经》中就显示出对海洋浓厚的兴趣。《尚书？禹贡》中就记载了中国九州的地理、地貌以及“百川归海”的现象。而中国历史文化的源头，第二个朝代商朝就产生于今天河南和山东一代，据考证，商代先民就已经具有一定的海洋意识和航海经验；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国——齐国是一个典型具有海洋气质的诸侯国，齐国的海盐贸易是当时诸侯国重要的专项贸易，管仲很早就发现了海洋经济有利的价值并加以阐述；大唐盛世的海上丝绸之路让中国人远洋航行到大食进行商贸，广州、福州和泉州很早就成为重要的海洋贸易港口，上述城市还成为了早期的“移民城市”，许多不同国籍的居民在那里居住；郑和下西洋的远航更是让中国的船队远及今天东非海岸的摩加迪沙。虽然之后中国历史历经曲折，但是海洋意识依然在专制主义的压迫和禁止中顽强地发展起来了，在清朝中后期，尽管有严格的海禁政策，在中国东南沿海一代，特别是在浙江、福建和广东省临海地区，海洋贸易和海外移民一直持续着，直到今天，海外５０００万的华人群体也见证着中国的许多海洋文化的精神和特质，具体表现为：竞争精神；开拓进取的精神；冒险的精神；自由开放的进取心态；对个人奋斗、个人实现和个体价值观念的追求；外向型的海派文化心理；对新事物的追求；对商业和财富积累的强烈愿望；对外部世界新思潮的强烈追求。
其实不仅仅是海外华人中浙江、福建和广东人群体具有以上文化特征，在今天的广州、香港、上海和许多沿海城市及地区都具有以上的文化特征，更进一步来说，改革开放后中国经历的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历史性巨变之中，经济形态的巨变推动着国民海洋意识的萌发、复苏和觉醒，不仅仅是上海、宁波、青岛和厦门经历着海洋意识的崛起，其实整个中国都在经历海洋意识的崛起。从计划经济的大锅饭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争，从闭关锁国到开放融合，从谨小慎微到开拓进取，从保守守旧到吐故纳新，从个性的抑止到个性的张扬，生活在任何地方的国人都会感觉到意识观念的巨变。这种思想观念的巨变不能描述为海洋文化替代陆地文化，或是“海洋中国和陆地中国的分野”，而是海洋文化和陆地文化的联结和融合，历史上的中华文化就是两种文化融合和结合的结晶，但是封建专制主义严格限制了海洋文化发展的契机，让中国文化失去了更新和创新的机能，让盛唐的海洋气息终究迷失在朱明王朝的专制主义*之下。
直至新中国建立之后，改革开放和巨龙复苏让海洋文化在中华大地上迎来了复兴，从此陆地文化是我们民族之根基，海洋文化是我们创新之道；陆地文化让我们有归属，海洋文化让我们融入世界；陆地文化让我们爱土爱乡，海洋文化让我们吸收普世文化观念。我们需要的绝不是这样的选项：中国应当成为蔚蓝色的中国，还是黄土地的中国。我们需要的是代表海洋的蓝色和代表陆地的黄色的综合与融合。在色谱里，蓝色和黄色调和就是绿色，也许这就是现代中国应该有的颜色，它代表了现代中国真正的内涵：立足本土，走向世界，强调保护环境，理性开发大自然。当海洋精神和陆地文化结合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个相较于西方民族更易与现代化精神相契合的东方民族，她的特质是：既立足本土文化，又宽容自信地吸纳外来文化；既爱乡爱土，又具有人类共同理想；既强调（经济和个体的）竞争，又注重（社会政治领域的）和谐；既强调个人价值实现，又重视社会集体利益和社会公约；既热爱自己的传统文化，实现国学复兴，又追求世界一切先进思潮和理念；既热爱传统，又开放进取；既追求物质进步，又强调节制欲望，实现现代化和自然之间的和谐；既内敛含蓄，不行霸道，又外向进取，用东方的理想实现王道。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三章 海陆权双重特征的“天命大国”（4）
由此可见蔚蓝色的大海并不排斥黄土地，只有当中国人立足于黄土地时，才能真正自信地面对蔚蓝色的大海。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不仅造就了中国独特的“边缘—心脏”的特殊身份，也必然造就了中国陆地海洋的联结文化，因此中国既不是单单的大陆文化，也不是单单的海洋文化，而是一种人类历史上全新的“陆洋文化”。从这个角度来把握中国的崛起，我们就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中国崛起和复兴不是中国单一的事件，而是世界性事件，一个不同于传统“陆地”强国和“海洋”强国的崛起必将为世界带来新的贡献，中国的“陆洋”综合文化必将以全新、和平的方式推动工业化以来的世界迈上新的台阶。
谋求海权大国，还是陆权大国？
中国具有独特的“边缘—心脏”地缘身份和“陆洋”文化的特征，这不是一种文化优越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的结论，而是深刻观察中国地理位置和民族文化心理特征后得出的结论。
沿着中国的国境线和海岸线进行观察，再将中国与世界主要大国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中国非常与众不同。中国具有漫长的陆上国境线，长约近２．２８万公里。陆上接界的国家竟然达到１４个之多，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是典型的陆权国家无疑。可是同时，中国还具有３．２万公里的漫长海岸线和３００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中国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海权国家。如果没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和海洋舰队，我们就无法保证中国领海的安全。中国的陆海权双重身份同按照麦金德和斯皮克曼地缘理论观察到的双重身份是一致的，中国是欧亚大陆世界岛上唯一同时明显具有陆权和海权双重身份的国家，这又与现代中国“陆洋文化”两种融合的特征相一致。
这样的特殊地理特征可能是“福兮，祸之所倚；祸兮，福之所伏”。首先中国在陆地上可能面临不同大国的威胁和挑战，古代中国必须长期面向北方、东北和西北进行战略防御，现代中国则面临过前苏联的军事威胁，也面临过西南边境某地区大国的威胁，也与西南边境某地区小国发生过军事冲突。同时中国可能面临海上海洋军事强国和强国联盟的威胁。１８４０年后满清政府就同时面临海上和北部陆地边境的吞并威胁，这一阶段中国可以说是经历了亡国灭种的严重危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先是面临海上和亚洲边缘半岛的威胁，接着又在陆上面临北方强苏的重大威胁，因此漫长的陆境线和海岸线都可能诱发竞争对手的多处进攻而使我们疲于应付。
不过，换一个角度来看，漫长的陆境线和海岸线也可能意味着无限的机会和利益，特别是可以带来无尽的地缘政治利益、经济贸易利益和能源利益。当前苏联解体，中俄实现历史性边界和解后，中俄边界就转化为经济利益边界和给双方带来“利好”的边界。而前苏联解体造成的中亚真空立即成为中国巨大的地缘政治之收获，不仅免除了西北边境的军事威胁，而且可以直接深入梦寐以求的亚欧大陆世界岛的心脏地带，当和平的贸易之门和中国的经济力量驶向心脏地带的中亚时，中国的国家利益就立即驶向了中亚。这样看来，市场经济和商品贸易将过去的地缘冲突转化成为中国利益之“得”。因此，从全球化和经济合作的角度来看中国的陆上地缘，今天看到的是中国巨大的机会和地缘政治及地缘经济有利的地位。同理，当中国和日本将相临的海岸线看成是机会和贸易的时候，中国东部的海岸线和日本西部的海岸线就成为和平的海上贸易线，如果双方发生冲突的话，那么海上贸易线就会转变成双方冲突的交界线。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三章 海陆权双重特征的“天命大国”（5）
总之，中国不仅是一个陆权国家，也是一个海权国家，因此应该用“海陆权”国家来把握中国国家战略发展方向。当然，一个国家的财力总是有限的，因此我们必须进行当下的优先性判断，中国有限的财力资源在当前的条件下究竟应该偏向陆权，还是海权？这个重要的战略问题取决于我们对当下和未来２０年中国周边环境的战略判断，中国未来可能受到的战略威胁究竟来自哪个方向？当前中国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进程要求我们在哪个方向进行重点防御？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的总体环境是什么样的情况？其主要特征是什么，其主要发展趋势是什么？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主要是以什么样的规则在运行，国际文明整体进步的程度是怎样的？中国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发展的战略方向取决于我们对多个复杂和综合因素的整体判断，然后才可能进行精确的战略定位，然后才能探讨该如何实现我们的战略。
二、大国需要天命
中国天生是大国
从大国崛起的历史趋势来看，从一开始的葡西双雄称霸，到荷兰的小国大运，再到英国、法国和德国等欧洲大国登场角逐，之后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雄，最终是苏联解体、美国独超，可以观察到一个明晰的发展趋势：由一开始的小国称霸世界，然后是欧洲大国争雄，最后是世界性的大国引导世界。如果对比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和今天的中国，我们会发现许多有趣的特征。
首先，美国和前苏联都是面积超级庞大、人口众多的国家，这不同于以前小国称霸世界的时代。美国面积是９４０万平方公里，前苏联是２２００万平方公里，美苏的人口都在２亿～３亿。对比美苏两个大国，我国的面积是９６０万平方公里，人口是１３亿多，从大国的潜质来看，中国具有世界级大国的基本素质。
其次，从地缘环境来看，美苏都具有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地缘身份，但是也都各有缺陷。前苏联几乎独占了欧亚大陆绝大部分的心脏地带，成为一个超级巨无霸般的欧亚帝国（Ｅｕｒａｓｉａ），垄断了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前苏联几乎集中了陆心地带最丰富的资源，具有垄断世界的潜力，前苏联及其后继者俄罗斯最大的缺陷在于：苏俄是个高纬度国家，国土大多在北纬４５度以北，因此苏俄缺乏优良的港口和不冻港，北边的北冰洋无法航行，西边仅能通过圣彼得堡和波罗的海的狭窄海域向外航行，东边仅有符拉迪沃斯托克是不冻港，因此苏俄虽然历经几百年扩张还是陆心国家，而不是海权国家。苏俄的海洋困境是典型的“高纬度”困境，是地缘注定的。
相对之下美国的地缘形势极为有利，是“两洋”之国，美国处在太平洋和大西洋之间，陆上接壤的国家很少，而且美国在北美洲大陆上占有绝对优势，陆地上不存在直接威胁，因此可以放手发展海权，因此美国是典型的海权国家。美国的地缘不足在于不直接处在欧亚大陆世界岛上，因此必须依靠超级大国的海权力量介入欧亚大陆，存在着未来被欧亚大陆排除的危险。但是现阶段，美国以远离欧亚大陆的“两洋”之国的身份全面介入欧亚大陆，占有一定的“中立”和“超然”身份的优势，因为美国跟欧亚大陆上的其他国家没有历史文化和宗教民族冲突的纠葛，其“第三方”裁判身份反倒很容易受到欧亚大陆国家的认可。 。。
第三章 海陆权双重特征的“天命大国”（6）
美苏两个世界超级大国都具有独特的地缘身份，一个是“两洋”之国，一个是“欧亚心脏地带大帝国”，而中国恰恰也具有世界独一无二的身份。中国是一个“边缘—心脏”大国，也是一个“陆洋”和“海陆权”国家，几乎是前苏联和美国地缘形势优势的结合，是世界上唯一综合了大陆和海洋双重身份的大国。从纬度而言，中美所处的纬度要优于苏俄，因此拥有较多优良的港口。中国地缘形式暗含的不足是，中国可能会面临海陆两个方向的威胁，因此必须平衡发展海权和陆权。
“北京共识”
美苏是世界两大意识形态的发源地，宗教文化上两国都具有“救世主义”、“普世主义”和美苏“例外主义”的特征，两国都具有浓厚的弥赛亚救世主思想和意识形态输出情结。
美国是清教徒为主的加尔文宗文化，崇尚“上帝预定论”，崇尚个人竞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是现代市场经济和*政治的代表性国家。美国人非常乐意在全球输出自己的制度、理念和生活方式，美国人根深蒂固地认为本民族是上帝拣选的民族，是独特的一群人，因此美国必将改变世界。而苏俄人信仰的是东正教文化，认为东西罗马帝国灭亡后莫斯科就是“第三罗马”，俄罗斯人掌握了最纯正的基督教教义，因此俄罗斯人担有救世济人的伟大责任。苏共成立后，东正教的救世教义就转化成为共产主义救世学说，其基本理念是一脉相承的，认为苏俄人是人类中独特的一群，担负有输出共产主义制度意识形态以解放全人类的任务，俄罗斯人必将为人类作出独特的贡献。
表3…１ 美国、前苏联和中国的比较
虽说意识形态的输出不可取，但是伟大的民族必定有伟大的理想。排除了激烈的意识形态之外，一个国家，特别是一个崛起中的大国，还是应该有理想和国家目标，去提升人类社会的文明境界和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大同。从这点来看，中华民族再次处于很有利的位置，中华民族也有很强的独特性，是人类社会中罕见的文明延续五千年没有发生完全断裂和毁灭的民族，民族的再生能力和复兴能力见证了中华民族的确是地球上一个非常独特的民族。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不乏改造世界的思想和天下大同的理想，中国崛起的历史进程必将引导中国文化复兴运动，并进一步整合成为具有普遍主义的新世界理想。近年随着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国际社会开始出现了对中国模式的探讨，比较出名的就是英国学者乔舒亚？库珀？拉莫（Ｊｏｓｈｕａ Ｃｏｏｐｅｒ）提出的“北京共识”的思想。当然，中国距离形成有吸引力的制度模式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这需要我们随着中国崛起的进程，进一步整理出关于中国经验和中国制度的范式。
从以上的角度来分析，从中国的幅员、人口、独一无二的地缘身份、文明再生能力和本民族对世界目标的追求来看，中国同美苏一样，的确是“天命大国”。当中国拥有美苏这样的力量的时候，一定会承担起世界大国的基本责任，去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和人类历史的创新。
三、海权是中国的命根子
中国的海洋战略
根据中国经济外向性和开放性的特点，根据中国经济重心的地理分布，根据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对海外销售市场、海外贸易、国际资本和原材料能源等高度依赖的特点，我们必须看到，中国已经牢牢成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中国既是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同时外部世界也是中国经济的最大动力源头。
第三章 海陆权双重特征的“天命大国”（7）
当今，中国内需市场还没有完全被调动起来，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中国经济和美国经济将长期保持高度关联的态势。即使未来中国内需大市场完全开发出来，中国经济也已经是义无反顾地走进世界。中国经济的开放性和外部经济相关联的特性已经使得中国的商业利益全球化，中国的经济边界已经到达世界各个角落，因此针对中国经济全球化的特点，我们急需建立强大的海洋力量，必须拥有正当的海洋权力，来捍卫我国的商业船只、贸易船队、产品进出口和能源输入，一支强大海军对中国的现代化大业甚至对中国崛起的整体成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需要指明的是，中国应当建立的不是全球争霸式的海权，我们没有这样的实力，也没有这样的国力，同时全球的海权极有可能让中国在军事力量建设上过度投入，实为不可取。中国需要的是一支适度的、防御性的，但是能够保证中国经济安全、商业贸易和能源运输的海上力量，尤其需要集海陆空权为一体的大型的海上作战平台，以保证中国经济命脉不至于被人掐断，以维护中国巨大的海外商业利益。
根据现在国际社会丛林规则、大国均势规则依然在发挥作用的情况，中国国家经济安全的根本保障主要还是依靠中国的军事实力，如果我们简单地依赖国际法和联合国的话，就可能在真正冲突来临之际面临孤立无援的困境。同时，我们发展中国的海军力量，也必须将中国的海洋战略意图清晰化，作好与国际社会的沟通，特别是作好与美国和东盟的沟通，并且认真研究国际海洋法的相关国际条文和公约，培养出相当一批精通海洋国际法的专家。
面对人类文明逐渐演进的后现代化规则和普世文明规则，中国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发展海军力量的同时，应该注意提升中国的软实力、文化吸引力和道德感召力，并将其作为重要的国际沟通手段，努力营造与世界接轨的中国新形象，努力展示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和世界经济安全的一支重要力量，而绝不是西太平洋的一个新兴霸权。
如何在发展海洋军事力量的同时，不引起中国与美国的冲突，不引起中国同西方世界主导的国际体系发生较大的摩擦，如何向国际社会有效地传达中国发展正当的、自卫的海洋权力的合理性，并综合运用中国文化软实力和道德感召力来赢得世界公众和世界舆论的理解，如何在扩军的同时能够并行不悖地考虑到现代国际法的文明规则和后现代规则，对中国而言，都是全新的课题。因此中国海权和海军的发展是一个多学科、多领域交叉结合的综合议题，需要军事理论专家、海洋地理学家、海洋经济学家、国际政治学专家、国际公关策略专家、人文社会科学家通力合作，这将是事关中华国运的重大课题，必将是未来一代、两代人要完成的重要历史任务。
海权即商权
关于中国海权论，还存在着一些常见的认识误区，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点：
（１）有一种看法认为海军是一个花费甚巨的军种，因此国家有限的财政资源不应该过度向海军倾斜。
海军的确是一个高度专业化、科技含量很高的军种。但是根据海军花费昂贵就认为国家不必向海军倾斜的观点是错误的。倪乐雄教授在《海权与中国发展》一文中非常精彩地批驳了这种看法，他认为这种看法是非常危险的，满清王朝正是在海军投入上挪用海军军费７５０万两，并且在其他奢侈工程上浪费白银１０００万两，而对海军军费则是极尽敷衍塞责之能事，最后在甲午中日海战战败后中国连本带息共赔款６亿两白银，还不包括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带来的百年国耻，以及中国由于中日战争的失败带来的清政府的合法性全部丧失和国家之后陷入的毁灭性内乱。一战之败，对中国国运走向的影响不可谓不大。
第三章 海陆权双重特征的“天命大国”（8）
经历了近现代百年历史经验教训的中国人应该完全明白这个道理，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把我们自己的国防实力建设强大了，我们才真正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我们今天依然要警醒，要有极强的危机感，中国海军不强大，中国海权一天没有确立起来，我们一天就难以安心，我们就会忧心忡忡。因此，我们依然要疾呼：人民共和国要常备不懈呀！
（２）有观点认为，中国发展海军和海权会走前苏联的全球扩张的老路，会导向中美全球海域争霸，从而将中国的经济拖垮。
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海权的发展的确是和经济体制紧密相连的。前苏联发展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其经济的低效性和资源的无效配置很难衔接得上海洋业的发展，而且前苏联本身就是亚欧大陆心脏地带的国家，国家纬度偏高，发展海权非常困难。一种落后和无效资源配置的高度中央计划的体制和现代工商业所促进的海洋经济和海权是完全格格不入的，前苏联的经济能力和海军野心完全不对称是其被拖垮的重要原因。
同样，中国历史上海权的昙花一现——郑和下西洋也不是偶然的，建立在封建自然经济和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经济体制是无法推动持续发展的航海业的，因此永乐大帝断绝海运既是眼光狭隘的问题，也是经济体制与海运完全不相符合所造成的。中国今天的经济体制是现代市场经济和商品贸易经济，持续增长的海外贸易量和商品经济容量是促进中国海权不断发展的源源不断的财力，同时海权又是保卫和促进商业利益的重要手段，因此中国的经济体制和海权是正相关的关系。另外，中国追求的是防御本国的经济运输链条和能源运输链条的海洋防卫权，并不着眼于与美国全球争霸，因此不存在中国经济被拖垮的问题。相反，外向型的经济体，一旦贸易运输线路和能源进口线路被封锁，才是最大的威胁，反而可能导致本国经济被拖垮。
（３）有人提出这样的观点，认为战后的日本和德国并不具有全球范围内的海权，事实上德日选择了一条将本国海运安全托付给美国的做法。因此这样的观点认为，选择一条将自身海外贸易安全托付给超级大国的做法，可以免去军事上的过度投入，也可以避免和超级大国的恶性对抗，同时依附超级大国的军事力量一样可以成为成功的世界经济强国。德日的经验值得中国借鉴。
这是一种非常糊涂的看法。德日将海运安全交给美国，而且国内没有核力量，皆是因为德日两国是二战的战败国。双方在军事上已经被剥夺了完整的发展权利，日本还被剥夺了完整的国权。尽管德国的防务现在已被纳入整个欧洲的防务体系，但是欧盟在防务上依然没有取得完整独立的地位，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欧盟依然是隶属于美国的军事力量，而美国依然是领导，承担欧洲各国海运的安全。德日的地位因为在海洋力量上对美国存在依附关系，因此美国人对全球局势的理解是美国保护了德日的全球安全。美国一旦在战争中和反恐冲突中陷入财政困境，自然就会到德日两个大“银行”里去取钱，而德日则只能乖乖地将大量的“保护费”送到美国手中，一边是收得有理，一边是交得情愿。
日本在安全上完全依赖美国的恶果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美日冲突中充分体现了出来：一个没有完整国权和独立防务的国家，一个将自己海运安全和经济命脉完全交在别人手中的国家，无论经济科技如何发达，在对手的逼迫下，一签广场协议实现日元升值，二签巴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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