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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等强国-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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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要有一个“战略帮手”
对于日本这个独特的邻居，这个独特的岛国，我们应该加深了解和研究，积极和对方交往。在对日本的交往和竞争中，一些人的心态往往不够成熟，暴露出一些固有的弱点，比如说前面讲的自大和自卑情结的混合，很难做到以一种正常的心态（既不夸大也不缩小）去看待和对待日本，有时过于急躁，有过于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而忽略了对日关系对于整个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性。对日关系中（无论是媒体还是普通公众）还存在不少盲点。
第一，媒体对日本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暴行报道很多，对战后日本的变化和发展报道得较少。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一个民族苦难的集体回忆，是永远不应该被磨灭的，我们永远不该忘记中华民族这段悲壮的历史。但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经济现代化，政治*化，建立了现代法制国家，还建立了现代的社会福利制度。笔者在德国生活期间常常能听到德国人对日本的赞扬，甚至在社会学的课堂上学到社会保障、健康保险和平均寿命一课时，看到国别比较的统计图表中日本甚至在很多领域大大超过了最先进的西方国家时，我也非常吃惊日本民族的上进、赶超的精神。我们除了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日军暴行的报道外，也应该与时俱进，加强对现代日本的报道，对日本是如何成功实现现代化多加报道，对日本在哪些方面做得比我们好多加报道。一个全面、综合、客观的日本观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透彻地了解日本。 。 想看书来
第二章 独特的日本考验中国的崛起（7）
第二，我们对日本的文化、历史和宗教的了解远远不如日本人对中国的了解。因为日本古代学习中国，直到今天日本依然热衷于研究中国的一切，包括文化、历史、哲学、宗教和现代中国。日本人充分发挥了细致、缜密的特点，对中国的经史典籍的研究之深超出我们的想象，日本人甚至能将三国故事和孙子兵法运用到现代的企业管理中去。日本人研究中国历史的某些方面在国际历史学界曾一度超越中国本身，这真是令人震惊。而由于日本的文化深受中国文化的熏陶，我们中国人往往不想或是不屑于去了解日本文化。
其实日本文化在结合和消化了中国文化的许多因素后也发展出了自身的许多特点。日本的神道教更是大大地不同于中国的宗教文化，对于现代日本人的生活、思想和行为模式有非常大的影响。我们对日本文化了解得少，就不利于我们同日本人的交往和竞争，就像相互比赛竞争的两个人或两支队伍一样，只有摸清对方的状况，才有可能战胜对手。日本对中国的了解对比中国对日本的了解是完全不对称的，这也是日本人在商业谈判和贸易争端中常常能抓住中方弱点的原因，因为他们太了解中国人，而且会投入大量时间去研究中国谈判对手的优点和弱点。我们迫切需要全面地去了解和研究日本民族的文化、历史、神道宗教、性格特点、心理特征，这一点非常重要。
第三，有时候一些人民族主义情绪过强，反而会让我们很难正确认识到中日关系的复杂性。因为，那些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妨碍客观、冷静和理性地去认识日本民族，也妨碍了制定理性的策略来谋取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比如说２００４年发生在一些地方的反日*，我身在德国，亲眼目睹了西方媒体对*由一开始保持一定的同情态度，对日本否定历史颇有微词，而后一步步转化为对此的负面报道。可见，少数人的极端行为和出格行为会让一场大多数人都很理性、温和的*蒙受形象的损失；更为可惜的是，通过理性、和平和文明的示威运动，我们原本可以把正当的诉求和日本右翼篡改历史的恶劣行为通过现代传媒迅速传往全球各地，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和对日本修改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警惕，让中国形象加分，让日本的国际形象蒙受灰尘，可就是因为这少部分激烈的民族主义者的行为让各国感到不安，加深了西方世界*的印象，反而转移了大家对事件起因本身的关注，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
事后日本国内的反应非常令人回味，日本也发生了极右翼势力威胁中国领馆的事件，也发生过一起反中国的*，但人数很少，只有２００多人，成不了大气候。纵观整个日本社会的反应，应该说日本社会表现出一种现代化社会的成熟，绝大多数被采访的人都表现出低调、冷静，谈话也不是那么激动，没有表现出受激后的强烈情绪。因此，如何有效地将我国正义的立场传达到国际社会，如何赢得国际社会普遍的同情和支持，对于我们来说都非常重要。
正如我在国外接触到的日本学生和在各旅游区见到的日本游客一样，日本人文明礼貌，素质非常高，日本人在国外开的商店、旅店和餐厅一般都非常干净卫生、整洁有序，他们普遍懂得西方的社交习惯和文明礼仪。这是一个可敬的民族，其可敬之处在于他们高度地与国际社会接轨，自身也达到高度的文明程度，却又同时把东方团队集体的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
第二章 独特的日本考验中国的崛起（8）
文明，有时候也是一种力量，一种巨大的令人生畏的力量。当今世界的竞争已经脱离了丛林时代的单纯比较力气、争强斗狠，甚至已经不是１００年前那种单纯靠军事斗争、斗得你死我活的时代了。军事实力固然重要，战争也还会发生，但当今世界总的来说已经进入文明竞争的时代了，未来中国和日本之间发生全面大战和核战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双方竞争的将是ＧＤＰ、人均ＧＤＰ、科学技术水平、人均寿命、社会分配的平均程度、人均所得、国家的整体综合国力以及国民整体的文明程度。新一代的中国人，生活在中国上升和崛起的时代，应当更加能树立这样的民族精神，我们要跟日本进行文明竞争，要将竞争重点从简单激烈地表达民族情绪转向综合国力和文明程度的竞争中去，我们也要培养冷静理智的爱国主义，而不是极端的民族主义，懂得一切从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去解决问题。
第四，不要讳谈学习日本。在当前的民意环境中，谈学习日本或许要冒一定风险的，甚至会遭到误解。正是因为这样，才反映了我们认识日本上的又一大误区。日本民族是全世界最擅长学习的民族之一，日本在古代学习中国，在现代学习西方，一旦开始学习，日本人总是全身心投入，去掌握对方先进文化的精髓和要义，甚至掌握对方的弱点。日本学习我们那么多东西，并反过来要超越和战胜我们，我们为什么要讳谈学习日本？日本好的东西我们当然要学习，不仅要学习，还应该全面地去了解、研究，在国家财政状况允许下，我们应当多加投入，培养全面的知日派和日本研究专家，建立专门的日本研究机构，全面收集日本的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和民意调查数据，并建立数据库进行全面的日本研究分析，充分做到认识日本、了解日本、研究透日本，才有可能谈得上在与日本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假如“东亚双雄”联手
综观中日两国历史，在１９世纪中国急剧衰落之前，中国多年间是东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主导性大国，日本跟中国相比不是同等量级的对手。１９世纪中后期中国、日本同时被西方列强用炮舰打开国门，几乎也在同一时期双方都进行改良革新（日本的明治维新，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不同的是，日本通过成功的革新迅速加入列强的行列，而中国则江河日下，甚至于１８９４年被日本击败。以此为标志，东亚数千年来以中华为核心的朝贡体系被打破。而我国则开始进入更加多灾多难的历史阶段，不仅受到西方列强的欺凌，还受到近邻日本的欺辱，日本侵华的残酷程度远超过其他任何西方列强，为我们民族留下了苦难深重的集体记忆。以１８９５年《马关条约》的签订为标志，东亚历史进入了日强中弱、日升中衰的局面，东亚以中国为中心的平衡局面被正式打破，整个亚洲都笼罩在日本军国主义的阴影之下，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迅速从废墟中崛起，从一个被击败的军事帝国转而成功地跃升为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强国。１９５２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还仅占英国和法国的１／ ３，１０年后的１９６２年其ＧＤＰ就超过了法国，１９６７年和１９６８年则先后超过了英国和德国，从此长期稳坐资本主义第二号经济强权的宝座。 。。
第二章 独特的日本考验中国的崛起（9）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日本经济咄咄逼人地在全世界发起攻势，“日本天下第一”、“亿万国民皆为中产阶级”、“日本经济殖民美国”的口号喊得满天响，西方媒体也惊呼“日本人来了！”关于日本崛起、日本强大和日本威胁甚至是日本经济征服世界的报道不绝于西方媒体，日本人的信心也空前地爆棚。
同一时期，中国结束了百年内乱，建立了人民共和国，中国人的凝聚力大大加强，拧成了一股绳，中国既不依赖前苏联，也不依赖美国，独立自主地成为世界政治中的一极。但由于计划经济的严重僵化失灵，中国的闭关锁国，再加上“*”将中国带入了十年浩劫，中国虽然成为令世界尊重的一支独立自主的重要政治力量，但在经济和科技水平上和日本的距离被大大地拉开了。在这一历史时期，东亚出现了一个独特的历史现象，那就是日本崛起为经济、科技强权，中国在有限的国力下也成为世界政治中仅次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第三极。
直至１９７９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国门，采取了改革开放的国策，揭开了中国和平崛起的序幕。而之后不久的１９９０年，日本的经济扩张达到顶峰，经济快速增长背后隐藏的许多泡沫被一一戳破，经济结构性危机全面爆发，日本人的信心大大受挫，悲观失望的情绪在日本蔓延。而中国在确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宏观经济取得了长时间的高速发展，产生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进入２０００年以后，中国热在全世界发烧，可以说是热浪滚滚，中国的和平崛起成为世界经济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我身在德国，长期接触德文媒体和英文媒体，也长期在夜校教授业余中文课，以亲眼所读和所见见证了中国的崛起是如何一年一年越来越引起西方世界瞩目，中国热是如何在西方社会扩展开来的。
特别是近几年来，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大大增加，中国的崛起和中国经济的世界性意义已成为西方媒体的重要中心话题之一，相对而言日本在西方媒体中被报道的数量远远不及中国。中日两国的位置在西方人的心目中发生了巧妙的互换，中国仿佛就是２０年前的日本，只是中国是以１３亿人口在崛起，其历史意义将远远超过日本崛起。
当然日本的衰落只是相对的，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依然庞大，科技依然高度发达，是毫无疑问的世界经济强国。长期的经济不振导致日本人自信心下降，也导致了右翼势力有所抬头，民族主义思想在回升，日本越来越想谋求与自己经济和科技实力相匹配的政治和军事大国地位，而相应的，中国正在通过经济爆发性的增长来谋取世界经济和科技大国地位。东亚进入了千古未有的新变局，既非中强日弱，也非中弱日强，而是双雄并立。中国和日本同处东亚，却同时具备成为世界新兴超级大国的潜力，这种基本局面在未来１５～２０年内难以被撼动。
三、时间在中国这边
日本人不是铁板一块
我们在分析中日关系时，一定要注意不要把日本整体化，当成铁板一块。按照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大家尼科拉斯？卢曼的观点，现代社会和现代化国家是高度复杂、高度分化和高度异质的社会。由于社会分工日益细密，社会分化成各个不同的系统，相对应的，社会也分化成思想不同、利益相异，个体化和多元化的社会利益集团、理论集团和政治集团。因而不存在完全统一化、同质化的日本人，而存在着不同的日本利益、社会、论述和政治团体。对于日本全面而又分类的了解有助于我们把握日本的主要政治和意识形态思潮，从而有助于我们大致勾画出东亚将来发展的趋势。 。。
第二章 独特的日本考验中国的崛起（10）
根据日本主流群体对待中国的态度，大致可以把主要的日本政治和政党团体分为：（1）知华派，如前日本外相田中真纪子，前日本首相村山富士等；（2）中立派和国家实用主义派，主张同美国和中国等距交往，不偏向特定一方，目前的日本*党基本持这一立场，如小泽一郎；（3）主张日本成为世界独立的一极，从以前的脱亚入欧到现在的脱欧返亚，与中国建立正常的、略亲近于美国的互动关系，这种观点常见于一些日本的战略研究者；（4）主张对中国强硬、不屈服于中国，但依然要与中国保持一定良好经济贸易关系的日本中间偏右翼势力，麻生太郎大致可划入这一类别；（5）极端右翼势力，主张不惜与中国一战，主张完全颠覆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观和东京大审判的狂妄的民族主义势力，这批人往往既反中也反美，急切地想从美国手中夺回国权，赶走东京湾和冲绳群岛的美军，迅速武装日本为核武器大国，其代表人物有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
以上五个类别的人，除了第四、五个类别以外，我们都应当积极交往，积极促进日本友华和知华势力的成长，更要与大量日本的民间团体和经济贸易团体建立友好互动的关系，对第四个类别的我们则要加以区别，保持适度交往，也要以经济和外交手段为杠杆，对其中的顽固分子施加压力。下面着重谈谈第五个类别。
第五个类别的极端右翼分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日本属于边缘团体，只占有很少的一部分。但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期以来，特别是小泉上台以来，由于各种各样国内国外的因素譬如经济长期衰退、战后第三代日本青年要求国家独立自主的思潮等，也由于日本的某些右翼媒体集中报道中国的反日活动和反日*，导致右翼势力的抬头，亲中势力却大幅度下降。石原慎太郎当选为东京都知事（市长）就是日本右翼势力上升的标志。虽然，我们在当前的状况下不能夸张地认为右翼势力已经占据主流（一般认为极右翼势力在日本低于总人口的１０％），但是我们不能低估这批极端势力的危险性。
日本军国主义曾经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两次中断和干扰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第一次是从１９世纪６０～９０年代中国通过洋务运动准备迈向现代化的门槛时，日本迫切需要通过挑衅的战争来打断中国的尝试。日本的军事冒险取得了成功，中国丢失了土地，赔尽了国库里的白银（两万万两），洋务运动被活生生地扼杀。另一次是１９２７～１９３７年这段时期，当时的国民政府用了１０年时间，让中国的民族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在长江中下游一带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尽管期间日军多次制造事变干扰，但是中国的民族工商业还是顽强地发展起来了。
日本陆军部的阴谋家显然按捺不住，深恐中国发展起来重新强盛，于是尽一切机会挑衅中国，并最终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中国这两次的悲惨经历不仅是国民生命、财产和经济实力的空前损失，更是中国强国之路上的大逆转，今天我们回忆起这两段历史，仍是无穷的痛苦和遗恨。日本当时的战略判断是：中国是弱国，却是大国，中国可以一败再败，但是一旦中国有时间得以喘息和发展，日本征服亚洲大陆的野心就会前功尽弃。因为，日本虽是强国，却是小国，只要战略上输一次，就可能全部输掉，因而日本要把中国的现代化、工业化尽可能地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
第二章 独特的日本考验中国的崛起（11）
今天的日本右翼虽然改头换面，但其基本模式、基本思维方式未变。他们明确认识到，中国虽然历经许多弯路和磨难，但只要真正一踏上现代化道路，脚踏实地地发展起来，其搞乱中国的野心就会永远宣告破产。１９７９年中国正是踏上了这么一条道路，这一年，堪称是中国历史的伟大转折点，中国和平崛起元年。经过２０多年持之以恒、韬光养晦、专注地发展，中国的综合国力得到极大提高，中国经济和中国民众的动力和内在能量被彻底地调动了起来，中国经济以自己运行的规律势不可挡地在发展，可以这么说，中国历史摆脱了百年来的晦气，中国好运的时代来临了。
而正是中国这样迅猛的发展让日本的极右翼势力坐卧不安，寝食难宁，中国在短时间里夺去了日本在国际上的光环和在全球各地的经济影响力，这一点更是让日本右翼嫉妒。日本极右翼势力毫不掩饰地在国内讨论应当如何阻挠中国迅速、全方位地崛起，他们当然清楚全面军事侵略中国在今天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了，但其阴险的盘算尤其值得今天我们中国的政治家、战略家和普通爱国民众的高度重视。
具体说来，日本极端的右翼分子常见的讨论有：（1）通过支持“*”、“*”来干扰中国，让中国周边麻烦不断，牵制中国和平发展建设；（2）不断在钓鱼岛和东海油气田挑起小规模冲突，分散中国经济建设的精力；（3）全面拉拢美国来共同对付中国；（4）通过一些极端行动（如登钓鱼岛）和极端言辞（如故意散布辱华言论）刺激中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进而通过中国民众的强烈反应如反日言论和反日*等等来影响日本的民意，争取以此扩大选票和议席，扩张右翼政治势力和版图，从中获取最大的政治利益；（5）不惜在东海和钓鱼岛掀起一场局部的小规模战争，争取说服美国参战，通过美日联合军事攻击挫伤中国上升的、蓬勃的士气和信心。以上种种手段可以综合运用，其险恶用心在于第三次打断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驯服日本需要实力
尽管日本的右翼势力很顽强，但今天的日本已不是２０世纪初的日本，民众的判断力、社会的多元化和*制度的制约让极端的行为很难得到多数民众的支持，中日经济上的一体化和整合更是让双方互相依赖。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有自己的国家利益，日本是美国的棋子，美国可不是日本的棋子，主人是不那么好被糊弄的。美国虽然也想围堵中国，但那仅仅限于战略上的围堵和限制，是一种软围堵。美商在中国也具有重大的商业利益，中美在朝鲜、伊朗、苏丹等问题上的合作也对全球和平至关重要，美国绝不会为了日本右翼愚蠢的意识形态献上美国大兵的性命和中国进行热战。
但是这并不表明我们无须提防日本右翼势力的蠢动，因为这批人往往是狂热分子，具有精神癫狂的极端特性，有时为了目的会不惜一切手段，他们想要扰乱和打断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愿望比美国右翼还要强烈和迫切得多。日本民族的传统宗教是他们最大的精神力量的来源，他们根据神道教认为日本民族是天造大神直接创造的民族，因而优越于其他民族，特别是优越于其他亚洲民族。他们未必能制造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事变，但一定会掀起干扰性的争端和波澜。 。。
第二章 独特的日本考验中国的崛起（12）
对此，中国当前总体的战略应当是：力争排除一切干扰，抓紧一切有利时机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当前中国总体的发展形势相当有利，是１８４０年以来最好的时期，中国的崛起正在改变亚洲和整个世界的战略格局。当前中国的大局是求一个“稳”字，不仅是国内政局之稳定，更是国际周边环境的稳定，只要再稳定发展１５～２０年，我们就能向世界经济强国稳步迈进，使综合国力得到大大提升。
而与此同时，日本右翼针对中国则一心求一个“乱”字，搞乱中国周边环境，搞乱中国政局，乘机浑水摸鱼，其一切手段都始终不离其让中国前进的道路发生逆转，打断中国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的进程的险恶目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要有高度的大局观和战略观，不求马上进行一城一池的争夺决战，不要对日本右翼的每一个小动作都睚眦必报。什么能让日本右翼势力痛苦、彻底绝望？不是斗嘴的言辞，不是冲动的民族主义，而是理智、冷静、坚韧、刚毅，一步一步地向中国崛起的最高目标迈进。如果中国走到了那一步，逐步在综合国力上超过日本，反而会赢得包括日本右翼势力在内的日本民众的尊敬和佩服。日本民族是一个相信实力、臣服实力，而较少笃信道德的民族。
美国打趴了日本，日本就崇敬美国，日本从不敢在珍珠港这段历史上翻案，却时时刻刻想对侵略亚洲各国的历史翻案，归根结底是实力使然。要让别人服气，必须靠我们的实力和坚持不懈的努力。
设想中国的综合国力超过日本、接近美国之时，也就是日本右翼势力烟消云散之刻，那时候的亚洲反而更能取得和平，亚洲就有可能像欧洲联盟那样迈向一个新型的亚洲联盟；中国和日本也有可能实现历史性民族大和解，中国和日本未来的关系将类似德国和奥地利、美国和加拿大的关系。一个更加强大的中国反而让中日易于和谐相处，反而能保证亚洲诸国共同的和平发展。
日本著名的经济学家和趋势专家大前研一在他的系列预测中国的丛书里如《中国，出租中》、《力用中国》和《竞争中国》中一再预见到：日本超过中国是个历史的异态，随着中国史无前例的庞大的工业化的基本完成，东亚的历史自然而然地要回到历史的常态——即中强日弱的局面，日本要做好准备，成为八分之一国家（即其国民生产总值５０年后只有中国的１／ ８）。这句话虽然有些夸张，但基本反映未来的大趋势。
中国和日本相比最大的优势是：时间在中国一边。今天的中国正如梁启超所期待的那样，是青春的中国，朝气勃发，其旺盛的活力，其大国气度，世人瞩目。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成为与美国比肩的头等强国必将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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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海陆权双重特征的“天命大国”（1）
一、陆权VS海权
一方水土，造就中国性格
基于中国在欧亚大陆地缘政治上的双重特征，即是具有“边缘—中心”身份的特殊欧亚大国。“世界岛”中心地带的中国西北边疆地区已经深入亚欧世界岛的心脏地带，中国经济的兴起以及与中亚五国贸易旺盛的发展让这片古代丝绸之路焕发了全球化时代的新生机，中亚合作组织使得中国得以深刻介入欧亚世界岛的心脏地带，这是在１９９１年前苏联解体后另外一个重要的地缘政治变化。中国西部边疆的特征让中国具有心脏地带的中心身份，中国强大的经济力量使得中国有能力吸纳心脏地带的资源，陆心地带中国有利的地位和发展态势为中国崛起奠定了西部的能源保障。
中国沿江沿海则是中国人口、经济、工业和现代科技密集的地区，庞大的人口资源，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使得世界岛东部边缘地区成为中国崛起枢纽地区，改革开放的国策使得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和世界工厂，长江犹如蓄势待发的弓箭射入大海，这把改革之弓已经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中国经济已经深深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和国际经济分工之中，无论如何，中国经济已与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纵观当今世界各国的地缘局势和地理位置，中国这样“边缘—中心”身份特征的国家是独一无二的，如果欧洲联盟能够整合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的话，也将具有“边缘—中心”身份，但这只是将来时，而不是现在时。而中国历史文化的传承留给我们的地缘遗产则是现在时。如何运用好祖先留给我们的遗产，事关未来中国的大局。
现在国内关于中国究竟应该成为海权大国，还是应当继续延续陆权大国传统的热烈讨论，说明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和国民的思维理论水平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事实上，不应该将陆权文化和海权文化截然分离开来。一般认为陆权与海权是与文化、思想和政治制度联系起来的，陆权代表的往往就是安土重迁，安于现状，固守本土，以家族为中心，与此相适应的是自然经济和小农经济，与陆权思维相联系的政治制度则是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这样的专制政体代表的是僵化、凝固和政治压制。
而海权则被赋予了更多的积极含义和现代元素，海权思想代表的是自由、冒险、勇于探索、勇于创新，与海洋思维相适应的是海外贸易和商品经济，蓝色的海洋带来的是自由竞争和开拓进取，与海权思维相适应的政治体制则是现代的*政体和法治国家。一般中国国内的陆权和海权的讨论中，凡是提倡海权的观点都易于从文化上批评中国千年封闭凝固的陆地思维，认为海权的自由思想是当代中国最缺乏的意识观念。而美国著名的地缘政治学者Ｓａｕｌ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Ｃｏｈｅｎ在其《世界系统中的地缘政治》里敏锐地观察到了中国具有“大陆”性格和“海洋”性格，在他看来，海洋特性和大陆特性是截然对立的精神元素和制度元素，中国未来取决于这两种不同文化的相互较量，甚至中国不同的区域和省份都面临“海洋中国”和“大陆中国”这样的身份对立，这样的问题处理不好，会成为中国内部冲突的潜在危险。
海权意识和海洋意识的确是中国文化传统中比较缺乏的元素，同时也是当代中国国民意识中亟待加强的一部分。但是简单地否定陆权观念和陆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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