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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伪智慧的宿命:诸葛亮必败-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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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着股民们趋向理性，一些庄家却不甘心自己的失败，试图做最后的垂死挣扎，于是干脆抛弃了所有的题材和概念，利用巨额资金猛冲猛打，不断拉升股价，连续制造涨停板行情。人们把这一类型的庄家称之为“涨停板敢死队”。
在股市大盘绵绵阴跌的日子里，恐怕也只能有“涨停板敢死队”给投资者些许幻想了。在250多个交易日中因涨停上榜270余次的银河证券宁波解放南路营业部，被称为是“涨停板敢死队”的大本营，自2004年年初以来一直是人们所关注的对象。媒体总在不厌其烦地报道着“涨停板敢死队”所进攻的股票，咨询机构在执著地预测下一个有可能被“涨停板敢死队”相中的股票，被套牢的股民则在为“涨停板敢死队”摇旗呐喊，还有人在网上兜售“涨停板敢死队”的操作秘籍。
然而，当我们从理性的角度来分析“涨停板敢死队”时，就会得出一个结论：他们终归是要被消灭掉的。连诸葛亮那样聪明的投机者都难免失败，这些“涨停板敢死队”又怎能幸免于难？虽然他们也能把孟获这样无知的蛮汉股民玩弄于股掌之间，但如果遇到司马懿这样的长线投资者，他们便一定会走进穷途末路。根据本人的分析，“涨停板敢死队”的死法大概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死法：不断急攻急退，导致资金损耗殆尽
“涨停板敢死队”是典型的游资群落，根本没有长期投资的耐心。他们的炒作手法还是沿袭了最原始的搏傻式杀人游戏，即纯粹凭借资金实力拉高股价，然后突然抛给前来“抬轿子”的人。和那些勾结上市公司来操纵行情的庄家相比，“涨停板敢死队”的操作手法更加直接，更加干脆，他们实际上是把宝押在别人的愚蠢和失误上，就像诸葛亮把胜利押在司马懿的失算上一样。但在投资者日趋理性的今天，这样搏傻的结果往往是把自己弄傻。只要其他投资者能沉得住气，使出司马懿对付诸葛亮的坚壁清野之方法，坚决不碰“涨停板敢死队”所攻击的股票，那么这些敢死队员就会无功而返，而且不得不白白损失交易手续费。
第二种死法：被技术指标的“假象”毁灭
“涨停板敢死队”未必真的敢于“死亡”，因为他们的目的是赚钱而不是赔钱。在他们连续拉涨停的过程中，一旦接近上次的成交密集区，便会很快折返后撤。比如，双鹤药业在连续7个跌停板后又被连续上拉6个涨停板，第7个涨停板没能完成便又重回跌途。进攻者心里明白，上次的成交密集区就是套牢密集区，如果多走一步，便会为别人充当解放军而把自己套入其中。于是，他们选择的进攻目标往往是跌幅已经很深、即使拉几个涨停也还远离成交密集区的股票。如同诸葛亮伐魏不敢采用魏延的奇袭计划，因为整个大战略就已经很投机了，小的方面就不得不小心一些。
为了做到万无一失，据说“涨停板敢死队”购买了一套非常厉害的分析软件，用以设计技术陷阱以伏击散户。即便如此，对他们来说也充满了风险。在资金链普遍吃紧的时候，不计成本地抛售股票是很多老庄家的自救策略，假如“涨停板敢死队”碰上了这样的股票，十有###会遭到伏击而尸横遍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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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里的投机奇观：“涨停板敢死队”（2）
2004年5月12日，“涨停板敢死队”将桂东电力拉至涨停板，当天解放南营业部买卖金额达到万元；5月13日该股在冲击涨停板元时，被巨量抛单打到元，5月14日，“涨停板敢死队”仓皇出逃，导致桂东电力跌停收市。
第三种死法：因违规而被处罚，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无论是战争，还是投资交易，都有一定的游戏规则。谁违背了这个规则，谁就会遭到惩罚。
诸葛亮违背了信用承诺，结果引来东吴的加倍报复，蜀军就此元气大伤。“涨停板敢死队”也违背了投资交易的游戏规则，所以也必败无疑。
根据我国1999年7月1日实施的《证券法》第七十一条规定：禁止任何人“通过单独或者合谋，集中资金优势、持股优势或者利用信息优势联合或者连续买卖，操纵证券交易价格”。
我国《刑法》第182条之规定，“操纵证券交易价格，获取不正当收益或者转嫁风险，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而涨停板敢死队具有明显的股票操纵特征，已经违反了《证券法》和《刑法》的有关规定。
职业经理人的投机冒险
不只是普通的股民有着严重的投机情结，很多职业经理人也被投机心理所左右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中航油集团新加坡公司总裁陈久霖便是这样的人物。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中航油新加坡公司在取得中国航油集团公司授权后，自2003年开始做油品套期保值业务。在此期间，陈久霖擅自扩大业务范围，从事石油衍生品期权交易。搞金融的人都知道，期权交易是一种以小博大的杠杆交易行为，其风险是现货交易的几十倍。陈久霖和日本三井银行、法国兴业银行、英国巴克莱银行、新加坡发展银行、新加坡麦戈利银行等在期货交易场外，签订了合同。陈久霖买了“看跌”期权，赌注每桶38美元。没想到国际油价一路攀升，陈久霖很快便被严重套牢。
做过期货的人都知道，没有谁能在这个市场上永远赚钱，而被套牢则是家常便饭的事情。只不过如果你能及时斩仓，则能够最大程度地降低交易风险。显然陈久霖并不具备忍痛割肉的勇气，他总是幻想行情能向着对他有利的方向发展，所以每每在平仓的一瞬间又改变了自己的计划，转而追加新的保证金进去。然而，市场行情是无情的，它往往会站在幻想者的对立面。油价继续飙升，使陈久霖的损失不断放大。每桶油价每上涨1美元，陈久霖就要向银行支付5000万美元的保证金，导致新加坡公司现金流量枯竭。在不断加重的亏损面前，陈久霖几乎已经失去了理智。至到公司的保证金全部赔进去的时候，他才想到要向集团汇报。
当集团公司得知这一噩耗的时候，局面已经很难控制了。陈久霖的希望是，集团公司能够继续帮助新加坡公司追加保证金，但集团还有哪个领导敢冒这个风险？所以他们没有“救陈久霖一把”，而是忍痛下令全部斩仓出场了。这次由陈久霖造成的损失高达亿美元。事后陈久霖很委屈地说：如果再给我5000万美元，我就能挽回损失。陈久霖之所以说这样的话，是因为就在他斩仓不久，国际油价就大幅回落了。
实际上，陈久霖的那个“如果”是根本不成立的。油价之所以会回落，其主要原因是国际投机基金借陈久霖斩仓之机而获利了结。那么，假如陈久霖重新追加5000万美元的保证金，是否就能挽回损失呢？当然不是。因为陈久霖进行的市场外交易，他早已被国际炒家给盯上了。中航油的钱再多，也多不过这些国际炒家。你陈久霖追加5000万保证金，人家国际炒家就可能再追加5亿美元的保证金。总之，不把你打爆仓，对手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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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发展救不了投机事业
在经历了多次北伐失败后，诸葛亮终于意识到了攻打曹魏的难度，为了稳扎稳打，诸葛亮在第六次北伐时采用了分兵屯田的策略，打算久驻而战。看起来这是一种消除投机的稳妥战略，但这依然挽救不了诸葛亮失败的命运。因为他已经踏上了投机的不归路，局部的弥补措施对于消除投机风险是无济于事的。
很多人读《三国演义》时，曾为诸葛亮扼腕叹息：如果诸葛亮能多活几年，他的分兵屯田之策一定解决将士的粮草问题，因此也就一定能够最终打败司马懿。然而，这又是一个天真而幼稚的想法。试想一下，远道攻伐，士兵已经相当疲惫了，再命令他们在敌人的眼皮下屯田种粮，他们能种得好吗？再说，蜀军本来就人少将寡，动用所有兵力都无法攻克曹魏，更别说分兵屯田之后能有什么战斗力了。所以，这种一心二用的战略注定也是要失败的。实际上，当诸葛亮发现这一所谓的稳妥方式其实并不稳妥的时候，他便万念俱灰了。这也便是他病死五丈原的直接原因之一。
曾经是中国股市一面旗帜的新疆德隆公司，也如诸葛亮一样，试图以投资弥补投机风险。德隆以炒股起家，很快成为股市里的庄家，后来搞了一些产业投资，如收购了一些上市公司，希望以此来化解其因操纵股市行情而带来的投机性风险。
不过由于德隆在产业经营方面并不专业，其收购的上市公司大都业绩平平，丝毫不能冲淡整个德隆集团的危机。于是，德隆不得不继续在股市投机上加码，其入主重组的德恒证券公司违规操作，以3％…23％左右固定收益率的承诺开展资产管理业务，进行疯狂的高额融资，非法吸收资金亿元，这些钱主要用来维护德隆手中股票的价格。
有人说，德隆系股票和其他庄股不太一样，因为德隆是做产业的。然而，德隆做产业并不专业。德隆在骨子里还是投机炒股票的。介入产业投资掩盖了德隆的投机行为，却不能化解德隆的投机风险。所以，后来德隆还是失败了，而且几乎是全军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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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战群儒”的逻辑推理（1）
中国人历来对雄辩者抱有好感，总认为雄辩者必然拥有着出众的智慧。然而当我们将目光瞄向历史纵深处时，就能发现，雄辩者往往在把人们引向伪智慧的误区。
“舌战群儒”原本就是一出伪造的故事。根据真实的历史记载，诸葛亮赴江东主要是为了面见孙权（所以他没有必要去“舌战群儒”）。虽说诸葛亮曾在孙权面前使用激将法，但最终促使孙权下决心抗曹的关键人物并不是诸葛亮，而是江东大将周瑜。至于“舌战群儒”，史书中并无记载，估计是出自于民间说书艺人们的艺术加工。这种艺术加工的故事，读起来似乎很让人过瘾。但仔细推敲之后，就会发现其中有很多的漏洞。只不过，几百年以来，人们习惯于沉浸在阅读“舌战群儒”的快感中，却把事情的逻辑关系忘却了。
如果读者喜欢推敲逻辑关系，那么就不会相信“舌战群儒”这样的故事，而且也应该把“舌战群儒”当成一个反面教材来对待。
第一项推敲：“舌战群儒”有没有必要？
诸葛亮赴江东，其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说服孙权。但是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却花费了很多时间去“舌战群儒”，简直是在舍本取末。如果说，孙权打算根据孔明与江东谋士们的辩论结果来进行军事决策，那么“舌战群儒”就有着非同小可的意义。而事实上，孙权只是想单独听取诸葛亮的意见。由此看来，“舌战群儒”的确是多此一举的行为了。
江东大将黄盖规劝诸葛亮：“愚闻多言获利，不如默而无言。何不将金石之论为我主言之，乃与众人辩论也？”可见黄盖已经看出“舌战群儒”只是徒费口舌而已。黄盖还斥责张昭等人：“孔明乃当世奇才，君等以唇舌相难，非敬客之礼也。曹操大军临境，不思退敌之策，乃徒斗口耶！”。这句话何尝又不是说给诸葛亮听得呢？言下之意便是：既然你孔明是当世奇才，就不要在这里斗嘴了，赶快为我家主人出谋划策吧。
第二项推敲：“舌战群儒”有没有成效？
既然“舌战群儒”不会影响到孙权的决策，那么诸葛亮为什么还会去浪费唾沫呢？《三国演义》认为，“舌战群儒”是张昭等江东谋士所挑起的争端，而诸葛亮的回应主要是为了灭掉这些谋士们的威风。《三国演义》曾描述道：孔明自思张昭乃孙权手下第一个谋士，若不先难倒他，如何说得孙权。也就是说，孔明把难倒对手当作了说服孙权的必经之路。这样的想法自然是非常幼稚的。试想一下：在关系到国家前途命运的讨论会上，岂能把相互为难当成是辩论的目的？
按照《三国演义》的安排，诸葛亮的“舌战群儒”大获全胜，江东谋士们一个个哑口无言且灰头土脸。在我看来，“舌战群儒”是一场未分胜负的辩论。江东谋士们仅仅是一时“语塞”而已，他们并没有心悦诚服。所以这场辩论并不意味着孔明的胜利。
假如诸葛亮通过“舌战群儒”让江东谋士们在孙权面前彻底失语了，那么“舌战群儒”就卓有成效。而事实上，一时“语塞”的江东谋士们并没有在孙权面前失语，而是继续阻挠孙刘联盟，并且搞得孙权举棋不定。若不是孙权的母亲吴国太提醒请出周瑜来，孙权的决策是无法出台的。
第三项推敲：“舌战群儒”有没有负面作用？
“舌战群儒”并不是一个有理有节的辩论，倒像是一场不断升级的骂战，发展到后来，便变成了夹带着人生攻击的唇枪舌剑。这样的“舌战群儒”岂能不伤了和气？
在诸葛亮与江东谋士的争辩中，对方的表现始终是温文尔雅，而诸葛亮则是尖酸刻薄，咄咄逼人。
江东第一谋士张昭虽然暗讽诸葛亮，但他还是很客气的用“愚直之言，幸勿见怪！”的言辞。而诸葛亮的还击则言辞激烈：“盖国家大计，社稷安危，是有主谋。非比夸辩之徒，虚誉欺人；坐议立谈，无人可及；临机应变，百无一能。诚为天下笑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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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战群儒”的逻辑推理（2）
诸葛亮让江东谋士“语塞”的方法主要是：贬低对方，抬高自己，甚至摆出蔑视对方的姿态来，以达到羞辱对方的目的。比如他骂虞翻：“今江东兵精粮足，且有长江之险，犹欲使其主屈膝降贼，不顾天下耻笑。由此论之，刘豫州真不惧操贼者矣！”他挖苦步骘：“畏强凌弱，惧刀避箭。”他骂薛综：“薛敬文安得出此无父无君之言乎！人生天地间，以忠孝为立身之本。公既为汉臣，则见有不臣之人，当誓共戮之，臣之道也。今曹操祖宗叨食汉禄，不思报效，反怀篡逆之心，天下之所共愤；公乃以天数归之，真无父无君之人也！不足与语！请勿复言！”骂陆绩：“公轩之见，不足与高士共语！”骂严酸：“寻章摘句，世之腐儒也，何能兴邦立事？”骂程德枢：“小人之儒，惟务雕虫，专工翰墨，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
从整个“舌战群儒”的过程看，诸葛亮的犀利与江东谋士们的温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对方的提问虽暗含讥讽，但基本还算礼貌；而诸葛亮的回答却不留情面，几乎像是在骂街了。还好当时孙权并不在现场，否则他也未必能容忍诸葛亮的猖狂。
第四项推敲：口才背后的能力较量
诸葛亮自以为在“舌战群儒”中大获全胜，并对东吴谋士们不屑一顾。那么，东吴的这些谋士果真如诸葛亮所说的那样无用吗？自然不是。别看这些温文尔雅的谋士没有在辩论中驳倒诸葛亮，他们却在后来的孙刘斗争中给诸葛亮出尽了难题，而且纷纷表现出了并不亚于诸葛亮的才干。
且说孙权打算与刘备断交，但又念及自己的妹妹已经嫁给刘备。东吴第一谋士张昭为孙权出一主意：派心腹将领带五百人潜入荆州，下一封秘书给郡主（孙权的妹妹），只说国太病危，欲见亲生女儿，郡主必然会星夜赶回东吴，那时动兵便没有什么障碍了。
张昭此计后来果然得逞，孙权之妹回到东吴，孙权从此便更加坚定了报复刘备的决心。
就在刘备进军蜀中，拓展自己地盘的时候，孙权开始计划夺回荆州了。张昭建议先不要妄动，他出一计策：修书一封给刘彰，就说刘备要取西川，好让刘彰心疑而攻刘备；另外修书一封给张鲁，让他进兵荆州。待到刘备首位不能救应时，孙权再去给刘备致命一击。
虽然张鲁并未如张昭之预料去攻荆州，但刘彰却真与刘备结怨了。不仅如此，刘彰手下大将还设下埋伏，将刘备的军师庞统射死在落凤坡。刘备不得不调荆州兵前去援助。诸葛亮、张飞、赵云等大队人马都离开荆州去支援刘备。只留下一个关羽防守荆州，给东吴留下了可乘之机。
再来看看那个被诸葛亮讥讽为“畏强凌弱，惧刀避箭”的步骘，此人曾为孙权策划一个方案，更是对刘备、诸葛亮造成沉重打击。当时曹操打算联合孙权共同攻打荆州。而步骘则建议孙权“要求曹操命令驻扎在樊城的曹仁先起兵取荆州，关羽必然会分荆州之兵去攻打樊城。关羽一动，我们便可派出一员大将，暗取关羽后方，一具拿下荆州。”
比起步骘来，诸葛亮的目光则短浅的多。他给刘备出的主意是：命令关羽主动出击，攻取樊城，使敌人闻风丧胆，其联盟自然便会瓦解。
诸葛亮的主意早在步骘的算计之中，而诸葛亮试图以攻打樊城瓦解敌人联盟的计划却落空了。后来，关羽在攻打樊城的时候，被樊城守军和曹操派来的援军击溃，而荆州也被孙权手下大将吕蒙偷袭得手。最终导致关羽败走麦城，死在东吴手中。
至于那个被诸葛亮大骂“欲使其主屈膝降贼，不顾天下耻笑”的虞翻，在后来同样也有出彩的表现。他成功说服了被关羽派驻在公安的大将傅志仁投降东吴，傅志仁又介绍南郡大将糜芳也前来献城投降。这样便彻底断了关羽的后路，使得关羽无一点立足之地，不得不陷入落荒流窜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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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舌之功的超级梦想：骂死王朗
《三国演义》中曾有一段关于诸葛亮“骂死王朗”的描写。大体意思是，蜀魏两军对垒，魏军师王朗上前劝降诸葛亮，却被诸葛亮骂了个狗血喷头，气急之下，掉下马来，吐血身亡。原文如下：
孔明在车上大笑曰：“吾以为汉朝大老元臣，必有高论，岂期出此鄙言！吾有一言，诸军静听：昔日桓、灵之世，汉统凌替，宦官酿祸；国乱岁凶，四方扰攘。黄巾之后，董卓、郭汜等接踵而起，迁劫汉帝，残暴生灵。因庙堂之上，朽木为官；殿陛之间，禽兽食禄。狼心狗行之辈，滚滚当朝；奴颜婢膝之徒，纷纷秉政。以致社稷丘墟，苍生涂炭。吾素知汝所行：世居东海之滨，初举孝廉入仕，理合匡君辅国，安汉兴刘，何期反助逆贼，同谋篡位！罪恶深重，天地不容，天下之人，愿食汝肉。今幸天意不绝炎汉，昭烈皇帝继统西川。吾今奉嗣君之旨，兴师讨贼。汝既为谄谀之臣，只可潜身缩首，苟图衣食，安敢在行伍之前，妄称天数耶？皓首匹夫！苍髯老贼！汝即日将归于九泉之下，何面目见二十四帝乎？老贼速退！可教反臣与吾共决胜负。”王朗听罢，气满胸膛，大叫一声，撞死于马下。后人有诗赞孔明曰：兵马出西秦，雄才敌万人。轻摇三寸舌，骂死老奸臣。
孔明以扇指曹真曰：“吾不逼汝，汝可整顿军马，来日决战。”言讫回车。于是两军皆退。
读者阅读这一段时，一定会觉得非常过瘾，并对诸葛亮的口才惊叹不已。然而，所谓“骂死王朗”实则又是一个伪造的故事。据《三国志》记载，王朗是汉献帝、曹操、曹丕、曹睿时代的四朝重臣。他的向上劝谏往往以体恤民意、减轻赋税、严明法度为主。王朗著《易》、《春秋》、《孝经》、《周官》传、奏议论记，都传于后世。可以说是个清正廉洁、才华横溢的好官。只不过到了《三国演义》里，王朗成为陪衬诸葛亮的牺牲品。
关于王朗之死，《三国志》只是用“太和二年薨，谥曰成侯”来描述。根本没有什么“诸葛亮骂死王朗”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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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雄辩走向歧途
诸葛亮在“舌战群儒”，拼尽全力要压倒对方，却忘却了孙刘的合作大计。似乎辩论不是为了得到真理，而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水平。后来，这种为辨而辨的劣根性被我们全盘继承了。
魏晋玄学一派，便是为辨而辨。很多文人出于恐惧不得不向司马氏低头，但又不愿为其卖命，便整天谈些与时政无关的哲学理论，相与论评批驳，借以显示自己学识高深。在洛阳内外，这种玄学坐谈渐渐被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所接受，于是便逐渐成风，一发而不可收拾。到东晋时期，玄学之风蔓延到王公世族。他们不学无术，但也要付拥风雅，甚至相互之间出现了胡说八道的现象。由于整个国家管理层陷入了虚妄的“雄辩”风中，严重影响了政治、经济、军事的发展，导致内乱频起，外祸不断，最终发展为“五胡乱华”的格局。
诸葛亮这个雄辩者，为了达到辩倒对方的目的，不惜采用了人生攻击的方式。这种辩风在文革时期被造反派们演绎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动辄上纲上线的批判和捕风捉影的谩骂交织在一起，使无数“牛鬼蛇神”时时刻刻都胆战心惊。
中国人的辩论，要么是因为政治的压力而不敢出声，要么就是缺乏理性的慷慨陈词和急红了眼相互攻击。仿佛声音不提高八度，就表达不出真理似的。
台湾著名学者李敖，因其渊博的学识和特立独行的举动而受无数华人拥戴。但李敖之成名却是借助了骂人。也许李敖可算是一个专职的骂将，用他的话说，他几乎把台湾所有的人都骂过来了。尽管他的评判言论不乏真知灼见，但却充斥也很多粗话、脏话。有时直接就骂对方“王八蛋”。当然骂得多了，自己的错误也就出来了，比如李敖说鲁迅白话文写得不好。他拿出鲁迅的《战士和苍蝇》一文，指出鲁迅“苍蝇营营叫”是不对的，为什么不用“嗡嗡叫”呢？而另一位批评家方舟子马上就指出，“营营”二字早在《诗经》中就已出现，李敖批评鲁迅，说明李敖自己欠缺起码的国学功底。
近些年李敖逐渐被媒体所利用，不断在公众面前曝光。虽然其雄辩依旧咄咄逼人，但其思想的深度已经大不如以前了，甚至还让人们感到了几分娱乐的味道。
国内也有不少的愤青试图向李敖学习，然而只是学会了其骂人的气势，却全无李敖对学问的孜孜追求。通过互联网，我们经常可看到很多愤世嫉俗的言论，但却很少有能言之成理的文章。拿论坛上的反日帖子来说，只是一味地发泄，粗话、脏话满天飞，却很少思考中华民族该怎样超过日本。总之，真正能为整个民族做理性思考的人太少了。
后辈人的“舌战狮城”（1）
诸葛亮“舌战群儒”、“骂死王朗”均是虚构、伪造的故事。但后代人却在这种回味“伪历史”的过程中找到了快感。中国人不仅羡慕诸葛亮的“三寸不烂之舌”，也在模仿着诸葛亮的狡辩之功。“亚洲大专辩论会”（后改名“国际大专辩论会”）便是其中典型一例。
亚洲大专辩论会虽冠有“亚洲”之名，但并没有日本、韩国这样的东亚强国参加，它实际上主要以华语为参赛语言，所以参加队伍便局限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拉西亚等地区。也就是说，参赛的选手基本都是华人，是诸葛亮的后代，身上留有非常活跃的“舌战群儒”的细胞。
1986年，内地大学生首赴亚洲大专辩论会（1993后为国际大专辩论会），代表内地的北京大学队获得金牌。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决赛录像创收视新纪录。从此之后大陆掀起了波澜壮阔的“辩论热”。复旦大学1993年狮城夺冠，《12演播室》把复旦队教练、队员请到演播室制作节目，把选手更详尽地介绍给观众。各大报纸纷纷报道赛事情况，刊登决赛辩词。参赛队员回国后应各方之邀参加了不少相关活动，使他们感到仿佛进入了“世乒赛夺冠后大家都打乒乓球”的氛围中，一时间选手们成了人们心目中耀眼的明星。而内地各种辩论赛也开始火爆起来，电视节目、报纸杂志也纷纷引入辩论形式。大学生、中学生们个个摇唇鼓腮，颇有一副诸葛亮“舌战群儒”的架势。
在首都师范大学队仅获亚军的1997年，大专辩论会的电视收视率跌入低谷，但参赛选手王慰卿依然感受到大学生对大专辩论赛的热情，“我一辈子都没收到过那么多信，而且大学里学生宿舍配电视的特别少，很多学生是抱着收音机听完的辩论赛。所以年轻人，尤其是大学生对这种形式还是很关心的。”
当我们回过头来冷静分析大专辩论赛时就会发现，大多数辩论活动根本不能带来智慧的启迪，相反倒容易使我们落入伪智慧的圈套。
在复旦大学校庆网上，刊登着一篇校党委书记秦绍德纪念该校学生“舌战狮城”的文章，文中满怀激情地歌颂了复旦学生获得大专辩论会冠军的历史，但笔者却从中看出了讽刺的意味，我以为这篇文章恰恰是国人贪恋“口舌之辩”的最好证明。试看该篇全文摘要：
“狮城舌战”何以在学校历史的长河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过了十年，我们逐渐明白到，那次辩论赛集中了全校的力量，全校的智慧，使得复旦的能量在一刹那集中在一个点上迸放出来，造成了令社会炫目的光芒。更重要的是，辩论赛充分体现了复旦的精神和品格。
首先是永争第一的精神。复旦历来有追求卓越的传统。要做就做最好的，是许多复旦人的信条。1993年的那场辩论赛在复旦其实已不是第一次。早在1988年的首届亚洲华语大专辩论赛上，复旦就已经代表内地高校捧冠而回。可是第二届另一个兄弟院校未能卫冕。于是，亚洲华语大专辩论赛改为国际华语大专辩论会时，国家教委电令复旦组队参加，要求捧杯回来。复旦人有一种“天降大任于斯人”的感觉，上下同心，坚信一定能凯旋而归。党委立即调兵遣将，让学识渊博的俞吾金教授任领队教练，停教一学期，全职投入。曾任第一届辩论赛领队、头脑敏捷的王沪宁教授自告奋勇任顾问。又抽调时任副教务长，有丰富思想工作和组织经验的张霭珠教授任整个工作的负责人，人事处长张一华任联络员。精干的班子一组成，机器就运转起来了。为了学校的荣誉，广大学生们倾注了极大的热情，遴选队员的一场场辩论会成了动员会，全校热气腾腾。令人感动的是许多潜心教学、科研的教授们也放下教案、书稿，纷纷前来参与辩论会的评判工作和辩论队的讲课。正因为有许许多多师生的全身心投入，才会有高质量的赛前准备，再次夺冠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赛后，当有人了解到我们曾请过五十位教授给队员们讲授天文地理、科学人文、国际国内各类课程时，不禁咋舌：你们复旦这么认真！是的，复旦人是完美的理想主义者。一旦认准了做一件事的价值意义，就会用十二分的智慧和想象去构架，用百倍的努力去实现。
后辈人的“舌战狮城”（2）
其次是团结牺牲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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