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覆策划-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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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出价最高者为竞买成交人。　　第七章　版权代理及中介服务　　第四十条　组委会根据授权组织交易活动，并在成交后向竞买方收取合理的中介服务费用（见附件七）。　　第四十一条　组委会受作者委托，以作者名义与竞买成交者签订的有关合同，由作者承担合同的权利义务。组委会代理权取得的依据是作者出具的授权委托书。　　第四十二条　竞买者竞价成交后均应与组委会签订合同，在付清使用费用后才能获得文稿及其使用权。　　第四十三条　所有竞买者均应以人民币结算竞价款额。成交价在5万元人民币以下的，竞买者应在竞价当日一次付清著作权使用费，同时获得文稿及其使用权。成交价在5万元（不含本数）人民币以上的，竞买者应在竞价当日交付成交价的30％作为定金，并在合同中载明分期支付余款的次数和期限。分期付款的最长期限从签订合同之日起不得超过90天。　　港、澳、台地区和海外竞买者（含在中国大陆注册的外商投资企业），如果只能以港币或美元结算和支付竞价款时，可以不受本条前款的限制，但结算时都必须一次付清著作权使用费，并以竞价当日深圳市外汇调剂中心的市场调剂中间价结算竞价款额。现金支付或银行转账，由组委会设立的财务部统一受理。　　（一）组委会人民币开户银行为：中国银行深圳分行红岭支行　　账号为：0128010021768　　港币开户行为：中国银行深圳分行红岭支行　　账号为：0128030006039　　（二）组委会地址：深圳市人民南路国际商业大厦东座广信酒店1602房。　　邮政编码：518016　　　　　　　　　　　　电话：2238945转1602　　传真：2255849　　第四十四条　对竞价成交作品，需要继续提供版权中介服务的，由组委会负责；对取得竞价资格但未竞价成交的作品，组委会负责继续提供版权交易服务。　　对未取得竞价资格，但经审读委员会审读认为仍有一定出版价值的作品（含已在中国大陆境内公开出版，作者本人要求出让海外版权的），在作者标明文稿的最低起价及授权范围的前提下，经组委会同意，可由组委会代理作者进行版权交易。　　经本次活动组委会的文稿审读委员会审读，认为不符合本章程要求的文稿，组委会负责向作者退还文稿。　　第四十五条　本章程由组委会负责解释。　　第四十六条　本章程以1993年9月1日公布的文本为准。　　“’93深圳（中国）首次优秀文稿公开竞价”活动组委会　　一九九三年九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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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披露文稿竞价四大策划内幕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它去吧——霍达《秦皇父子》成交的前前后后　　开价100万　　霍达何许人也？　　一天，在广信酒店组委会办公室，王星接到一个电话：　　“我是霍达！”是一个女性的声音。　　这个叫霍达的女性，在电话里告诉他，她有一部名叫《秦皇父子》的上下集电影剧本和一部题为《未穿的红嫁衣》的小说想参加文稿竞价。她说她是北京的作家。　　这样的电话每天从早到晚都是，甚至有些著名的作家一次次地打来，与组委会的人员私下商谈交易条件。　　王星并不了解霍达，但既然是北京的作家，组委会审读委员会副主任马也可能清楚一些。　　“霍达？”马也显然很了解这个人的背景，“全国政协委员，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的作者。”　　说到《穆斯林的葬礼》王星便知道了，对著名作家参加文稿竞价，他一无例外的欢迎，这与全国政协委员没多大关系。　　晚上，在晶都酒店，王星见到了霍达。　　霍达这次和她先生一齐来深圳，是与深圳三洲实业公司商谈电影合作事宜，在得知深圳正在准备举办优秀文稿竞价之后，也是随意打个电话给组委会，碰巧是王星接的，碰巧马也熟悉这个人。　　王星简单向她介绍了文稿竞价目前的准备情况和进程，并欢迎她参加这个活动。希望她把作品送来，由审读委员会审读之后，决定交易与否。　　霍达表示，《秦皇父子》不在身边，在北京，待她回北京后，即以最快的速度寄来，她同时透露，自己在《秦皇父子》这部电影剧本上耗时近二十载，它也是自己跟随著名史学家马非百教授研究秦史多年的结晶，她很珍爱这部剧本，她透露，不久前，已有美国好莱坞方面的人士与她洽谈购买《秦皇父子》版权的信息。　　对组委会来说，这无疑不是个坏消息，出自著名作家之手，又有新闻由头，他们嘱她尽快回京，阅读并填写相应的文本，等作品经审读后与她联系。　　不日，霍达将《秦皇父子》的梗概以急件寄来，同时为这部上下集的电影剧本定了自标价100万元。　　接到霍达的急件和有关资料以后，由王星亲自执笔写了一则新闻稿，这则新闻稿除了对作者本人略加介绍之外，还同时向新闻界透露作者自标价100万元和好莱坞制片商属意这个剧本的信息。　　设在广信酒店1602室的组委会办公室，自5月25日之后，便成了中国最繁忙、最热闹的新闻发布中心之一，办公室主任伍德亚忙于应付海内外拥来的新闻记者和采访电话，有些记者则包下广信酒店的房间，近水楼台，一有文稿竞价的新闻，便以百米竞赛的速度发出，所以，霍达的《秦皇父子》以自标价100万参加竞价的消息，一日之内便天下尽知。　　霍达无疑是一个重要作家，组委会隆重推出这则新闻的目的，除向市场告知本次文稿竞价的作品体裁多样，并具一定的影响之外，还欲藉此向全国更多的作家发出一个消息，对自己和自己的作品怀有信心，把精品拿来参加这次活动。　　原定9月8日举行的竞价活动，由于来稿量太大，审读工作量过大等因素一推再推至10月28日举行。其间，王星在各地穿梭，做些公关活动。　　不久，从负责审读工作的雷达、历剑等几个北京来的同事中，王星得知了北京一些作家对霍达给《秦皇父子》标价100万元的消息的不客气的反应。　　起初，对这则消息，王星并没在意，他并不认为北京一些作家的不满会对活动构成多么大的利空影响。　　然而，相继而来的消息好像并不让人乐观，似乎，如果组委会让霍达的《秦皇父子》参加交易和竞价，这些作家将会有某种反对性的行动，压力是无形的，却又是实实在在的，组委会必须有所警觉，并对此作出反应。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下部（2）
由于组委会副主任李骏与北京作家有着密切的联系，王星决定让他辛苦一回，去趟北京，当一次说客，尽量化解一下北京作家的不满情绪，并对霍达参加活动的过程作一个真实客观的说明。　　王星相信李骏的个人人格与能力，说实在话，即便到了这个时候，王星依然希望能够化解文人之间的对立情绪，尤其北京的这些著名作家，王星与他们的见面及晤谈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他还给他们说过，这次活动就是要造就几个文化人中的百万富翁，让爬格子的文人在苦海中见到光明与希望，为文人造个海，并不是让文人下海游个浑身湿漉漉地再爬出来，而是发挥出实实在在的效益。当时，这批作家无不赞同和欣喜。一次在北京，王星邀请他们在王府井五星级的皇冠假日酒店聚谈，并说明来回的的士费由王星付，一个作家在告别之后又跑了回来，他忘了拿的士费了，他恭恭敬敬地把的士票递给王星；这个作家正是这群反对者中的一个。当时，他们的谈话轻松幽默。王星不认为他们的对立情绪会对整个活动构成威胁。　　之后王星去了香港，筹划和参加文稿竞价活动海外总代理、香港《明报》企业有限公司在香港怡东酒店举行的香港新闻界招待会。　　应对危机，“以正视听”　　王星用心良苦　　9月7日，香港新闻界招待会结束后，王星并没有即刻返回深圳，他想多留几天，尽力把香港及台湾的市场发动起来，配合这次活动。　　但他与深圳的联系始终不间断。他要知道最新的信息，并及时作出应变反应和处理。　　这期间，李骏已经自北京返回。他带来的信息简单明了。一、文化界重量级人物认为活动方向要调整，要强调文化内涵，真正推出一些高质量、高格调的作品；二、北京的作家态度也非常明了，制止《秦皇父子》参加交易，才可以避免一场危机。　　另外，来自组委会内部的消息，李骏因为不同意顾城的长篇小说《英儿》参加公开竞价，与伍德亚、历剑产生分歧和冲突。　　第二个消息似乎只作技术上的调整便可化解。而第一个信息则引起王星的高度重视。北京的几个作家显然已对文化界领导层施加了影响，李骏带来的消息绝不是空穴来风。组委会已经聘请了他们作活动的监事，他们的意见要慎重考虑。此时一个想法突然产生，促使交易提前进行，必须先成交一些带有方向性的作品，既为本次活动定下一个基调，亦可平复和消解北京几位作家的对立情绪。这很重要，这是个“以正视听”的举动。　　思考成熟之后，王星立即拨通了深圳的电话，他找到了历剑。　　“审读过的作品中，有没有一部学术性的著作和一部篇幅不大的纯文学作品？”　　“怎么会没有？”历剑说，“我现在就念给你听，王东华的《新大学人》，社会学著作，主要以当代大学生群体为研究对象，大约40万字，作者自标价千字80元。史铁生的短篇小说《别人》，1万多字，史铁生是文坛上声誉不错的作家，擅写知青题材，现居北京，腿有残疾……”历剑对审读过的作品如数家珍。　　《新大学人》与《别人》正符合“以正视听”的标准，有一定的文学性，作者本人与文坛也绝少芥蒂，王星估计首先交易会带来好的影响，他又征求了李骏、马也等的意见，大家认为，首次成交这两个作品最合适。　　王星想起了李远钦。首次成交要严密策划，不可沿街叫卖，以防交易不成，正中要看热闹之徒的下怀。　　深圳机场候机楼公司在香港设有办事处，李总曾给了王星办事处的电话，他打了过去，办事处的人说，李总此时恰在香港，这让王星颇感意外。　　他马上便见到了李远钦。他给李远钦坦陈了眼下活动遇到的阻力，并希望他能完成首部作品的成交，相关的成交仪式、新闻配合由组委会策划组织。　　李总无任何非议，然后，谈到了价格，价格是个敏感的问题，也是引起北京作家对立情绪的导火线。如果霍达给自己的作品标价不是100万元，而是1万元，估计北京的作家不会产生那样大的反弹。王星不是文学圈子里的人，无法搞清楚文人之间有什么恩怨，这个文坛的水太深，所以首次交易须定下一个不温不火的价格，既让作者高兴地接受，亦能使关注文稿竞价活动的人们认识到，文稿竞价活动的冲击力，又能让北京的几位作家了解组委会的苦心，使其看到文稿竞价是正常而理性的。  

下部（3）
经过反复磋商，最后确定《新大学人》作为学术专著，字数较多，交易价可定为8万，远远超出作者自标价；《别人》作为一个短篇小说，交易价定为8千元，两个作品的总成交价为8万8千，也有一个好的口彩。　　框架确定之后，他们便回了深圳，与组委会人士交流，大家一致赞同，仿佛看到了危机已消隐。王星又向杨广慧部长汇报了此事。杨部长很激动，他原以为，文稿竞价只有卖方市场，能卖掉一部即算成功，而现在，竞价尚未开始，前期交易即有成交，而且买方不是人们普遍预测的出版机构，而是企业家，这让他感到意外。　　9月10号，首次成交的前一天，组委会在《深圳特区报》大楼五楼会议室召开了一个新闻吹风会。会上，杨部长郑重地宣布：　　“同志们，明天，文稿竞价首次交易将举行成交仪式，我想提请各位注意的是，首次交易的买方不是出版机构，而是我们深圳的企业。”　　由于在买方市场的发动上，一直是王星在潜心组织，杨广慧，包括李骏对买方的问题都一直心里没底，所以，在文稿竞价活动面临危机的时刻，王星迅速作出反应，以合适的价格、在特定的时间首先成交了二部严肃作品，这对一直坚定支持文稿竞价的杨广慧部长来说无疑是个极大的鼓舞。　　次日，《新大学人》和《别人》的成交如期举行，李远钦在成交仪式上讲了话，国内外传媒迅速地报道了这一消息。　　在见诸报端的文字里，有这么一句很重要的话：“冰心老人得知首次交易成功的消息后，当晚即托人向史铁生表示祝贺。”　　其实这也是王星精心安排的：他让李骏在确定成交之后打电话把这个消息告诉总顾问冰心老人和史铁生，并烦请冰心总顾问委托他人向史铁生表示祝贺。老人欣然同意，她对史铁生及其作品向有好感。之后，在拟定好的新闻稿结尾加上这一细节。这真是苦心孤诣，王星无非要告诉世人，文稿竞价活动是健康的、公开的、开心的，文坛老人的态度正可视为对组委会工作的一种肯定。　　这次首次成交具有方向性和标志性意义。它也是王星等人平衡文坛上文人之间复杂关系和说不清道不白的对立情绪的一种努力。　　事实上，首次成交以后，给组委会施加压力的作家就有的电话打到组委会办公室主任伍德亚处，对企业家参与竞买表示有信心，并希望自己的作品卖个好价钱，让伍德亚帮忙从中撮合。　　这个首次成交，可谓用心良苦，目的要试图告知人们，严肃的学术著作和纯文学作品仍然拥有自己的市场。　　同时也要告诉持文化产品无价论观点的人，在一个商业社会里，文学作品的价值也是可以量化的。事实上，在国外，比如美国，一切文化产品的价值都可以量化的，书籍有畅销书排行榜，唱片有龙虎榜、电影有票房统计，这正是国际惯例。作家本人偏爱自己的作品，很正常，就像孩子总是自己的好一样；但你的作品没有读者，恐怕这作品的价值也无从体现。另外，这是一个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日新月异的时代，谁要真的以为自己的作品在15、20年之前名噪一时、万众争读，到今天也应该是声名依然、掌声依旧、读者依然疯狂地念着他（她），那便真的错了。另外，王星的努力也要告诉那些指责参与活动的作家乱开价、乱炒作的人们，这个活动是理性而成熟的，作为文稿的买方也是成熟的、理性的。　　与此同时，王星还相应地抑制了前一时期新闻传媒炒作的势头，尽量避免刺激他人，所以，有关霍达和《秦皇父子》的消息，组委会便不再扩大，之后组委会基本没有做《秦皇父子》这部作品的市场努力，事实上，是没来得及做，便被有关的“利空”传闻镇住了。　　六作家大义凛然，激流勇退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它去吧　　首笔文稿成交之后，新闻传媒多在报道这笔拉开文稿竞价序幕的交易，霍达的效应一度被淡化，王星也在间接地探听北京方面的反应，情况似乎正朝着温和的方向发展，北京的作家对首次成交明显地表示认可，所有的人都为双方获得了新的默契而庆幸。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下部（4）
然而，正当王星以为麻烦已被初步摆平的时刻，一篇《文稿竞价，十月开槌》的文章又撕开了这好不容易争取到的宁静。　　这篇刊登在1993年9月12日《中国青年报》头版头条的稿子，仍在开头提到霍达和她的100万。这篇文稿的作者是中国青年报驻深圳记者站站长的李桂茹。　　刚刚被平息了情绪的北京作家们一看，这还了得，怎么又提霍达了（注意：这篇稿子的副标题是“报价一百万元，首笔提前成交”）？　　9月30日，上海《文学报》刊登了一则题为《漫天要价，轻率“叫卖”，引起文坛内外不满，深圳文稿拍卖起风波》，李国文、张洁、丛维熙等六位作家声明，不任“监事”的报道。六作家指的是李国文、张洁、从维熙、叶楠、刘心武、梁晓声，所谓亲笔签署的声明全文如下：　　“最近几家报纸连续发表了一条消息，研读再三，不免心生惊惧。我们都是一些无用之人，不是不想学习，而是生也早，学也迟地错过了时间，在如此繁杂的文稿竞价活动中深感困惑、力不从心，难负组委会交付我们的重任，因此我们郑重声明，自今日起，我们不再担任九三深圳（中国）首次优秀文稿公开竞价组委会任命的监事之职。此致。”　　有报道说这则声明是9月18日发出的，但直到10月1日，王星及组委会亦未接到他们的书面声明，但关于这则声明的报道已在全国各级报刊转载。　　该做的，王星都做了，公开的、私下的工作都做了，天要下雨，吾其奈何！　　组委会经过研究后就此事作出如下反应：　　1。对李国文、张洁、从维熙等六位作家在文稿竞价活动初期曾给予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　　2。六位作家当初担任“监事”一职出于自愿，如今退出也是他们的权利，组委会不加任何干涉。　　3。虽然这六位作家不再担任监事工作，但组委会决定仍将文稿竞价活动的简报寄给他们，以使他们了解活动的进度情况。　　之后，一篇以《深圳文稿拍卖风波内情》的文章披露了六作家退出活动的理由，今天，重读他们的理由，依然让人觉得不可理解。作为当事人，王星对六作家的一些言论和退出原因自有自己的一些判断，相信读者看了以下的言论，也会对事情的脉络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刘心武说：“我一开始支持这次活动，是因为活动的本身，是一次大胆的尝试，是对现行稿酬制的一次冲击，但随着时间的推进，出现了许多法律问题，这次文稿竞价的提法现在看来并不明确，它不是每天营业的文稿公司，怎么可以在开槌之前有文稿交易？”　　刘心武显然对活动的合法性提出怀疑。不能说刘心武不懂法。但是，文稿竞价活动是经工商机构批准的，经营范围是“文稿交易”，经营时间：自1993年6月1日至1993年12月31日，在一个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文稿竞价活动都可以按规定进行，为什么不可以在开槌前有交易？另外，“竞价过程”是法律顾问团与保险公司合作制订的，它的依据是国家法律，如果真的违法了，自有执法机构依法追究。　　作家梁晓声说：“炒地皮经常会炒出天文数字，没料到文稿竞价也会有天文数字，我感到不能理解，也觉得可笑，文稿竞价的初衷是把最好的作品推向社会，而不是标明哪一部作品等同于多少钱。”　　第一，梁晓声感到可笑的是，文稿竞价会炒到比地皮还高的地步，文稿怎么会比地皮值钱？第二，把好作品推向社会怎么能以钱来衡量？一个简单的道理，作家与画家一样，都是在创造精神产品，画家的画可以明码标价，公开拍卖，作家的作品为什么就不可以标榜值多少钱呢？本次活动就是要给文人一个惊喜，使优秀作品的价值得到回归，而这种回归是以量化的数字来衡量的。　　作家从维熙说：“社会给了文人一次超越自我的机会，也吁请全社会对作家们的精神劳动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尊重。可如此高价‘叫卖’的轻率之举，损害了作家的社会形象。我不禁要问：‘文人还会被尊敬么’？”  　。　想看书来

下部（5）
据一般规律而言，受人尊敬的作家一般都是高价作家，无论是严肃作家，通俗作品作家。好的东西会有好的价钱，这是连儿童都懂的道理。　　作家张洁说：“叶楠也认为：‘叫卖’，不适应中国国情，有失作家的身份。”　　这二位作家的观点比较温和，但很含糊，究竟什么样的叫卖方式适应中国国情？作家的身份又是什么样的？是否和普通人不同？当中国的不少贵族作家享受着国家的俸禄、坐在宽敞的居室里抒情或回忆文坛琐事的时候，中国，依然有不少下层劳动人民饥一顿，饱一顿，在为生计劳碌，这才是中国国情。另外一点，霍达本人只不过为自己的作品标了个100万，她并没有大声“叫卖”，就算她大声叫卖了，估计其声音也不会超过80分贝。相信没人会因为她标了100万，而认为她掉价了，没身份了。　　另外，六作家声明中所言的“研读再三，不免心生惊惧”，惊惧什么呢？惊什么？惧什么？霍达、包括任何人都有为自己作品标价的权力，如果因此而惊惧，只能说明自己的心理太脆弱。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它去吧。　　这边厢，六作家“激流勇退”，颇有大义凛然、一身正气之状，引得文坛内外热闹非凡，那边厢，霍达亦无所畏惧，针锋相对。她说：“文稿竞价本身就是自身价值的标榜，别人退出是别人的事，与我无关。”　　六作家中途退出毕竟是王星和组委会不愿意看到的事，然而，如果真的为了某种理由要求退出，这是无法强求的，王星在冷静地考虑如何尽可能地消解由于六作家退出而引起的负面效应。　　正在这时，组委会接到霍达打来的电话，她称不日将来深圳，参加《秦皇父子》的成交仪式。霍达的来电，自然出乎王星的意料。　　有人卖，有人买，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中止或制止它的成交才是不正常的。　　经过了解，王星知道，《秦皇父子》的买主是深圳市三洲实业公司，这是一家房地产公司，但公司老总唐大进一直热心于文化投资，他曾投拍过电影《南拳王》和《红尘》，《红尘》的编剧也是霍达。唐与霍达的合作不是第一次了。不过《红尘》合作的方式不是买下版权，而是以协议分成的方式合作，即以视影片的票房价值决定双方利益分配的大小。而这次购买《秦皇父子》是购买版权。唐大进介入文化则是以投资的角度介入的，是一种规范的商业行为。　　《秦皇父子》的创作过程长达十几年，于70年代完成第一稿，剧本名为《公子扶苏》，曾先后发表于《花城—电视电影增刊》及《中外电影》上，当时即已引起电影界的强烈反响。由于该剧拍摄需要大投资、大制作，所以，作者在达不到制作标准的前提下，宁可不拍，所以也一直未出让版权。客观地说，在这次参加文稿竞价的作品中，《秦皇父子》具有显而易见的分量。　　就在霍达电话告知她即日来深圳成交的消息不久，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也接到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是国家统战部一位领导打的，他问厉书记：“深圳文稿竞价活动免征个人调节税、所得税一事是否属实？”　　厉书记说：“这事详细的情况我不是太清楚，有什么问题吗？”　　这位领导说：“是这样的，全国政协委员、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霍达同志的作品《秦皇父子》几天后将在深圳成交，我们不愿意看到成交之后因为税的问题出什么差池；如果真的减免税，我们将正式转告给霍达同志。”　　其实，免征作家个人收入调节税、所得税已通过新闻媒介和文稿竞价相关的文本表述得清清楚楚了，这个电话的意图，是在向深圳表明，霍达的作品不存在可不可以成交的问题了。　　厉有为书记随即便打电话给税务局邵明钧局长，问有没有免税这回事。　　“有啊，是我亲自批的。”邵局长答复说。　　厉书记便吩咐杨广慧部长过问此事。　　组委会随即便得到了这一消息。  

下部（6）
天要下雨，随他去；娘要嫁人，本无妨。　　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如果《秦皇父子》届时实现以100万元成交，无疑将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件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10月15日上午，文稿竞价组委会在市委宣传部五楼会议室召开了会议，这个会议是由总监督杨广慧部长建议召开的。　　在这次会议上，组委会副主任李骏和总策划兼秘书长王星汇报了前期工作的情况：卖方方面，经审读委员会审读筛选，在正式公布的30部候选作品中，买方市场已初步落实了十多部，并有3家正式报名办理了竞买手续。　　首席法律顾问傅志伟汇报了修订作者授权委托书和律师见证书的情况，以确保本次活动在法律的行为上的规范，杜绝后患。　　会议通过了从30部候选竞价作品中挑选出的20部文稿列为10月28日公开竞价的作品，作品目录即日送到###集团付印。另有作家出版社和十月出版社有五部文稿欲参与竞价，由李骏负责在三日内办好一切合乎活动章程的手续，包括授权委托书和文稿的审读，并于23日前印出内容简介。　　鉴于不久前的六作家退出监事的行为，杨广慧部长强调，离响槌之日越近，工作越要严谨，防止漏洞，并指令市政府外宣处副处长、组委会副主任李小甘要直接参与组委会的具体工作，负责组委会与市政府的联系、沟通。　　中午12点半，《秦皇父子》的成交仪式在国贸大厦42楼深圳物业集团会议室举行。　　霍达偕先生一齐来到成交现场，买方代表、深圳市三洲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叶德华出席了签字仪式。　　由于六作家事件，王星担心杨广慧部长不会来出席这个成交仪式。可是，就在王星火急火燎赶往成交现场的时候，他腰上的BB机响了，一看，是杨部长在呼他。　　王星说自己要立即赶赴成交现场。　　杨部长说：“我也要赶过来，安排在哪里？”　　听到杨部长要来参加成交仪式，王星煞是激动：　　“国贸42楼，当年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讲话的地方！”　　他大声地对杨部长说。　　乱云飞渡仍从容　　六作家加速了《秦皇父子》的成交　　王星之所以对杨广慧部长参加《秦皇父子》的成交仪式感到激动，是因为他代表的不是个人；他是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长，也是李灏同志亲自“钦定”的本次活动的总监督，他的参加代表着深圳市委的态度。　　成交仪式上的霍达，冷峻中有一丝倨傲，全然没有一部剧本卖了100万之后的激动与喜悦；你可以认为她是矜持，也可以认为她在故作镇静。　　成交仪式理性得近乎刻板，大家全然没有意识到，眼前正在进行的一件事，将载入中国文化产业化进程的史册，它完全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霍达在成交仪式上讲了话。她说：　　“文稿的标价，是作家以自己的劳动成果在市场经济中获得合理报酬的一种形式。此次文稿竞价活动是一次面向海内外的版权交易活动，因此，我们有必要把海外的稿酬标准作为参照。按国际惯例，电影剧本的稿酬一般是影片投资额的5％～8％。像《秦皇父子》这样规模的大型历史剧，预计拍摄投资将在4000万以上，其5％到8％是多少？这是很容易计算的。所以，《秦皇父子》作为一部上下集的电影剧本，标价100万是一个适度的、切实可行的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