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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狗娘养的自白-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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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顾问圈子形成了强大的弥补作用。 我让奎因和麦克柯金戴尔彼此相左，很喜欢他们这样，并且从中受益，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人事务中，他们也很喜欢这样。他们两个人意见相左，这样可以刺激新思想的产生，对无论大小的各种事务都有更加详细的审视。 辩论的益处 哪怕对做出的决定已经相当确信，公开辩论还是有益于所有人的。 在奎因与麦克柯金戴尔之间的对抗中，和事佬赫塞尔顿总是会在两极尖锐对立出现之前适时介入。他的妥协干预总是正好与主席的意愿相吻合，因为他相当明白我的意思。或者我会提前告诉他我到底倾向于哪一方。 由于我为《今日美国》而寻找的是支持者，而不是警告或妥协，因此我总是先去找奎因，话总是说得直白明确。 他总是一激就上，全盘支持，“这是个好机会，必须要抓住，”他说。奎因很快明白这个重大的冒险活动一旦成功，从职业的角度上看会对加内特公司意味着什么。奎因从不担心利润的问题，他把这样的事情交给麦克柯金戴尔去操心。而道格一向的原则是只考虑利润，其他的先放到一边去。 奎因的职业本能是搅和：这意味着一个出口，或者是一个避难所。加内特公司的记者每年都有离开的，他们在我们设在契利柯特、钱柏斯伯格、雷诺或罗切斯特的实习基地得到培训，之后就想去大都会的报纸、杂志或网络。 这有助于我们吸引和留住来自各所高校的最好的天才记者，而且有助于使加内特公司从一个小型报业联盟一步发展为大型报业集团。 我和奎因开始筹划如何把这个计划的想法一点点灌输给其他人。我们还开始计划研究与开发方案，从而导致项目的最后启动。 我们谨小慎微，一步一步地向前迈进，在两年时间里，我指导着这个过程的进展，之后再请董事会做出“开始”决定。 1979年11月18日：我给首席执行官办公室的各位成员打电话，包括赫塞尔顿、麦克柯金戴尔、奎因，讨论“某些年终回顾和未来计划”问题。 那是罗切斯特一个寒冷和沉闷的早晨，在公司总部25楼董事室里，壁炉的柴火发出劈啪的响声，我们4个人谈起了行将结束的一年。我们一致认为，那又是不错的一年，的确也是如此。 那一年，我们以亿美元的低价收购了综合传讯公司，使我们得到7家电视台、在辛辛那提和奥克兰的几家大报，还有北美最大的户外广告公司，当时，该公司共有38000块广告牌。 “业务跟平常一样”，但给我们带来了亿美元的收入，那是我们的年收入第一次达到10亿美元以上，共有亿美元的利润，比头一年增加19％。 ＇返回目录＇
再创报纸：实现梦想（5）
麦克柯金戴尔很喜欢谈论数字，我把话题转开了。 “我们来谈谈来年和未来吧。”我说。我起立，站起身来，在壁炉前来回踱步。我经常会在开会的时候来回踱步，这么做的时候，麦克柯金戴尔总是会紧张起来，别的人也是一样。他们明白，这是一个信号，表示我要么感到无聊了，要么是在想什么事情，要么是准备突然之间向他们发问。 无论是哪一种会议，我很少一气坐到底的。我站着的时候思想更清晰，走路的时候也是一样，包括伸展腿脚的时候。活动身体不仅仅让我头脑清晰敏锐，而且还有助于我更好地观察一些人，更容易明白人们在讨论什么事情。 “我们的业务在发生变化，”我说，“我们不能总是这么无休止地收购别人留下的破烂货。如果我们希望保持在前沿位置，那就必须要更多地有所建设，要么是把我们已经拥有的东西建设好，要么平地再建高楼。” 麦克柯金戴尔跟平常一样总是明白我的意思，他发问：“您在想什么事情？” “不能肯定，”我答道，“但是，我们需要花些时间和精力进行研究。得想个办法控制卫星，让它帮助我们把已经拥有的东西或者能够制造的东西发送和销售出去。也许来一个超级电视，也许来一份星期天的报纸增刊，也许再办一家全国性的报纸。” “要多少钱？”道格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 “我只是在考虑，明年要花上百万美元做研究。”我很低调地回答。 道格连眼都不眨一下。他明白，花百万美元进行研究和开发，对于我们这种规模的公司来说是小菜一碟，哪怕大部分传媒公司根本不在这样的领域里这么做，或者根本不花钱。 但他想知道更多：“这笔钱怎么花？您将雇用什么人？您想探索什么问题？” “道格啊，我会想出办法来花这笔钱的。你来考虑预算吧。”我说。 散会的时候，我猜想，三位关键的助手一定在考虑下面这些五花八门的事情： * 奎因：纽哈斯的全国性报纸计划已经得到资助。火车轮子已经开始滚动了，可能很难停下来。 * 赫塞尔顿：只要不是一头扎进去，搞些认真的研究，看看有哪些新的机遇，那还是极有必要的。 * 麦克柯金戴尔：我不能够肯定他到底在想什么，但是，100万美元的确也算不得什么，如果他的脑子里又在思考什么疯狂的点子，那我们也有足够多的时间说服他放弃。 1979年12月18日：加内特公司董事会在华盛顿的希尔顿首都饭店召开。已经有了一个好年头，已经有了一次很成功的会议，人人都感觉不错。当董事会感觉不错的时候，任何一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都很容易把一些看似轻松的新点子或新项目灌输给各位成员，哪怕实际上这些点子比听上去的规模庞大得多。 搁置梦想 到会议快结束的时候，按照会议日程要讨论“其他事项”，我提出报告，说首席执行官办公室已经决定在明年进行一些研发工作。 “我们将建立一个特别工作组，由我们公司最聪明的几位年轻高级主管组成。他们将研究报业和电视业有什么新东西，尤其是研究一下，看看我们能否以更多方法给卫星披上马甲，好把更多的消息发送给更多的人。我们已经拨出约100万美元供研发项目使用。假如顺利，到年底之前，我们将拿出多种可能性方案供大家讨论。” 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决定。不需要投票，只是小小地喂了一口。在人们明白某些事情之前，重要的是先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他们，尤其是不要告诉公司的董事。 1980年3月5日：加内特公司的一份新闻稿给报业和公众喂了第一口。新闻稿的内容是：“今天，加内特公司宣布，已经建立一支特别的研发工作组，并任命两位新的总管，探索新的投资机会。” 这两项相当一般的任命使真正要做的事情显得不那么重要。新闻稿继续说：“研发工作组将探索整个传媒领域存在的任何投资机会，看看如何能够更好地服务于读者、广告商、评论人和听众。” 根本没有提到什么全国性的报纸。 这种烟幕是小口喂食活动中重要的一部分。我不希望公司董事或其他任何内部人士太快就提出很多问题，因为这样做有可能使公司内部的人产生意见对立。我当然也不希望竞争者知道我们在认真探索开创一份全国性报纸的意图。 当时，《纽约时报》已经在逐步但很小心地扩张其全国版了。我知道《华盛顿邮报》正在考虑和谈论搞一个全国版的事情（最后办成了一家有气无力的小型周刊）。鲁帕特·默多克当时有发行量极大的全国性周刊《星报》，他对全国和世界规模的冒险事业胃口极大。 因为我相当熟悉《华盛顿邮报》的那批蓝血贵族拥有者，因此知道办过《笨拙画报》的萨尔茨伯格或凯伊·格莱汉姆都不会有什么很大的冒险举动。但是，鲁帕特是一个性情古怪的人物。我可不想给他或其他任何一个有胆子的人赶紧着手起草他们自己的计划的理由。 新闻稿发出的头一个星期，我第一次与特别工作组开会。这个小组是在奎因和赫塞尔顿的帮助下组建起来的。我并没有征询麦克柯金戴尔的意见，因为我不想在项目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就有人站出来说没有钱办事，结果使计划流产。当然，我后来会把这些人召集起来，以便起草一个业务计划书。 ＇返回目录＇ 。。
再创报纸：实现梦想（6）
这几个人都有在加内特公司工作过的背景： * 汤姆·克雷，当时30岁。是个极聪明和有进取心的报人，跟他的兄弟约翰一样。约翰现在是加内特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在新闻调查研究方面是有业绩的。 * 拉里·萨克特，当时30岁。是位技术和卫星方面的专家，是我从《国际论坛报》那边挖过来的。 * 弗兰克·维加，当时31岁。是一位口气强硬的发行斗士。我尤其喜欢他，是因为他总是不加犹豫就敢顶嘴。 这个三人小组的平均年龄为30岁。我要确保这些年轻的幻想家能够把眼光盯住未来。 为了看管住这几个人，使他们合力行事，我派了一名特别工作组的协调人，是文斯·斯贝萨诺，当时52岁，是《今日》报在佛罗里达的出版人。他是我久经考验的朋友和同事。如果我告诉他喜欢火车朝哪个方向开，他会一直把住大方向。 我决定把工作小组的总部设在佛罗里达可可阿海滩一处远离人群的别墅里，离我设在南瓜中心的隐避处北边大街只有约5个街区远。 由于这事实上就是一个小型的智囊团，因此我不想工作组的成员受到太多打搅。在大约6个月的时间里，我希望他们撇开“NN计划”之外别的什么事情都不去考虑。 我对这支特别小组和首席执行官办公室的成员说，把这个计划命名为“NN计划”，是因为NN两个字母代表“National Newspaper（全国性报纸） ”。而别人会以为那两个字母只是代表“New Newspaper（新报纸） ”，我们当然应该鼓励别人产生那样的错觉。 纽哈斯的胡扯 很快就有话传到我这里来，加内特公司外面一些爱说笑打趣的人把“NN计划”说成是“Neuharth's Nonsense（纽哈斯的胡扯）”。 我闻讯大笑。我们准备干的事情，竞争对手越是小看越是好。 1980年2月29日，由5个成员组成的“NN计划”组在南瓜中心召开了第一次会议。 我已经跟他们每个人单独谈到，我们的目标是要为加内特公司找到一个办法，看如何能够成功地启动一份全国性的报纸。 在第一次集体会议上，我发表了一通鼓励性的演说，然后详细说明了这个工作组的使命： “14年前，我们成功地启动了《今日》，今天，我们离启动那份报纸的地方只有几英里远。美国将人类送上太空，送上月球又返回的发射台离我们也只有几英里远。 “现在，我希望能够放开眼光，看看我们能够做点什么别人没有尝试过的、惊天动地的大事，启动一份面对普通读者的、真正属于全国性规模的报纸。 “如果我们动手干，而且成功了，那我们就会创造历史。如果我们尝试，然后又失败了，我们仍然会创造历史。哪怕我们最后决定不这么干，那我们还是会因为进行了这样的探索而得到相当大的乐趣。” 我简要地阐述了必须要详细了解和回答的4大关键问题，其中的问题各适合四位未来派当中每一位的专长： * 我们能否设计一种全国性的报纸，使其能够抓住全国足够数量的读者，以确保这样的一份全国性报纸有创办的价值？有多少读者可以抓住？ * 我们是否有力量编辑和印刷这样一份全国性报纸？ * 我们能否在全国范围内发行和销售它？ * 我们可否得到必要的广告客户支持？ 虽然在给工作组下达任务时我用的是“是否”这样的字眼，但是，关键还是在“如何”上面。他们听懂了我的意思。 汤姆·克雷后来说：“虽然艾尔要我们研究这件事情能否干，但他提问时的用词却如此明显地表示，他期望答案是‘可以’。” 维加后来回忆说：“那实际上是一次启发智慧的会议。艾尔不停地用‘天才’和‘神童’等的字眼形容我们。整个会议期间，我都感到热血沸腾。听起来就好像我们是位使徒，准备在自己的业务范围内创造一个新时代。” “NN计划”已经摆好姿势，随时准备再造报业了。 有话直说：梦想是发明之母。 ＇返回目录＇ 。 想看书来
套住算计者的马头（1）
人们有些害怕艾尔。他的能力和思想倾向，有时候甚至是他的意愿会给人这么一个印象，好像他会用火烧你的屁股，或者对你给予巨大打击，让你在公司里再也不被人注意。 ──吉米·托马斯 加内特公司财务主管 善于算计的人，捂住钱袋子的人，无论你怎么称呼吧，他们都是一类的人。他们可能在一家鞋厂工作，也有可能在一家报业公司工作。对他们来说，这样的差别并不重要。 他们都是极聪明的家伙，受过很好的教育，本意也是好的，他们办公室的墙上都挂着MBA学位证书。 他们所有人都明白如何数钱。他们当中一些人知道如何管理钱。极少数人还知道如何挣钱。但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愿意拿钱去冒险。 他们保守，过分严格，都是些狗娘养的。标准很窄，他们的眼光从来都不会越出下个季度收益报表之外。《今日美国》的创办过程显露出加内特公司里面最大的一些算计者，尽管他们在自己的业内都是最能干的人。 在1980年的大部分时间内，“NN计划”工作组努力思考着如何启动一份全国性报纸，我的大部分时间则用在如何牢牢地控制住那些算计者，不让他们企图使该计划流产的意图得逞。 随时可用，但永不能居于顶层 对于任何一项业务操作来说，聪明的财务人员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首席执行官让那些算计者制定公司政策，或者形成长期决定，那就是要让公司保持现状，最后慢慢死亡。 财务部门的专家必须随时可用，但永远也不能居于顶层。 他们大部分人都认为，一路省钱也可以发达起来。除非首席执行官使他们的努力扭转方向，否则，他们极有可能把大部分时间花在管理小钱上，无论是在干几百万的事情还是几十亿的事情。 我总是努力把这一点说得很明白，算计者是服务部门，而非警察部门。但是，他们总是听不进这样的话。 加内特公司的顶层算计者是道格·麦克柯金戴尔，他是业内最好的专家。他还是最没有气度的思想者。首席执行官没有事情让他忙碌的时候，他就在小钱的事情上挑刺找碴儿。 这样的例子不计其数，现列举两个： 1980年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全国和世界各地到处飞。在飞机上，我经常听说一些人有可能把报纸卖掉，还遇到一些国内或者国外的业务主管人，或者是一些政府高官。为了营造上等印象，我决定为飞行部门的工作人员订购制服。 麦克柯金戴尔阻止购买，并给我送来了这样一份备忘录： “飞行部门的制服……每人每套1450美元……极大的一笔开销。我想思考出更好的办法来浪费公司的钱，但目前还没有想出来。” 当时，我们公司的年收入已经达到10亿美元。 我给了这样一个答复作为反击：“我不同意！这笔钱算不了什么。这些衣服最终会使我们的飞行作业看起来是一流的。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小小的一笔开支可以大大增强公司的形象。不能光从财务上去衡量此事，这是相当重要的，你得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还是订购了制服。 算计者眼光短浅，当他们变成照看小钱的囚徒时，往往都不能自我约束，成为第二天性。他们想要管的钱数额越来越小。 我有一个习惯，加内特公司开会的时候，要为所有董事及其妻子订购特别的礼物。这些礼物一般来说不是很贵，但是，总体来说适合我们开会的地域特点。 1989年2月，我最后一次召集例外董事会议，大家到了维京群岛，加内特公司在维京群岛上拥有一份《每日新闻报》。我为17位董事、他们的妻子和特别来宾订购了25副保时捷太阳镜，每副102美元，好让他们欣赏圣托马斯的阳光。 会议结束以后，麦克柯金戴尔去检查还剩余多少副眼镜，结果发现还有两套没有下落。他派特别助理到董事会递交一份备忘录，要求把所有收到太阳镜的人员名单记下来。 结果发现，他很关心的那两副没有下落的眼镜送给了维京群岛《每日新闻报》的出版人及其妻子，因为他们两位是我们在维京群岛上的主人。 一家30亿美元公司的首席财务官亲自过问两副太阳镜的事情！ 吉斯通式警察明白自己的形象 我的结论是，大部分财务官员喜欢扮演吉斯通式警察的角色，其中一个理由是，他们把自己的很大一部分时间用于欺瞒、谋划别人，有时候还用花言巧语欺骗别人，无论这些人是政府官员、银行家还是经纪人，因此他们认为别人也是这么做的。结果，他们把很大一部分精力用来寻找证据，说明别人也跟自己一样狡猾。 多年以来，我的很多高级同仁都对道格和他的一班人马的那一套古怪做法很是不满，因此催促我将他赶走。我没有这么做，主要原因如下： * 他是拔尖的交易分析人士和财务管理人，假如首席执行官能够对他进行合适的指导的话。 * 我利用他拘泥于小钱的方法向员工们明确指出，公司政策要有创意，要靠一路销售达到繁荣，而不是保守吝啬，不是靠省钱发达。 * 在一家大型公司里，不同的声音导致对话，而对话会导致良好的决策，假如首席执行官足够聪明，也有胆子做出正确的决策的话。 ＇返回目录＇
套住算计者的马头（2）
在对待《今日美国》的项目上，因为道格明确表示自己的算计者心态，并且催促自己的下属也这么干，所以，他和手下的那一班人在其他部门的一些人眼里看起来是一些坏家伙，因为别的部门都希望让《今日美国》有一试真假的公平机会。 在算计者反对的很多项目上，鼓励别的一些部门的人是相当容易的事情，尤其是新闻部门的那些人。这一点在《今日美国》走入困境的时候尤其重要。 一种“他们”针对“我们”的态度形成了。“我们”是指新闻、广告、发行、制作、宣传和人事部门的那些人，而“他们”则是指负责财务的那一小批人。 毫无疑问，《今日美国》的很多员工都比在别的可能情形下有了更好的表现，甚至比他们自己知道的更好，因为他们都急于证明，那些抠门的算计者是错的。 在《今日美国》的最初研究活动中，我没有让管财务的人参加。从1980年3月直到10月，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涉及此事。当我们进展到需要进行详细的业务计划时，我才会让他们参与。需要玩弄数字的时候，那些算计者是必不可少的。 但是，当我们还在概念阶段，当我们还在衡量关于产品、制作、宣传和销售方面的前景时，我却不想让管小钱的人围在旁边指手画脚，评头论足，因为他们极有可能不明白自己在说什么。 一个新思想，尤其是要拿钱去冒险的新概念，是财务人员最不想看到的东西。 财务类型的人都是一些讲求秩序的分析师。他们不喜欢任何程度的冒险。这就使得他们不可能衡量真正的风险回报比。他们只会衡量数字，而不会衡量思想。 每一家公司都有自己的算计者问题，问题的严重程度取决于首席执行官。首席执行官的职责是让财务人员保持在自己的本职岗位上，是要利用他们的长处，避开其短处。 有话直说：算计者要随时可用，但永远不能居于顶层。 ＇返回目录＇
笼络董事会成员（1）
我很欣赏纽哈斯的这一点：虽然他在推动这项事业，却还是会提醒董事会成员，说“我们不知道到底能否成功，但万一失败，我们也有补救办法”。你很少遇到一个把底线也指出来的兜售者。 ──托马斯·雷诺尔茨 加内特公司董事会成员及芝加哥律师 向董事会成员兜售《今日美国》的关键，就在于把他们的期望值调整好。 我确保要他们明白，《今日美国》是需要时间，需要花钱的。要花很长时间，要花很多钱。我还搭好了安全舱口，保证《今日美国》万一弄得肚皮朝天了，加内特公司仍然能够从中打捞出一些值钱的东西。 算计者对这个项目充满敌意，而董事会却帮助极大。加内特公司的董事会成员是由彼此差别很大的不同男女构成，他们当时是，或者以前曾是一些商业或政府运作项目的负责人，所有人都有过顶级运作经验和专业知识。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与董事会和算计者打交道最有趣的事情是，两者对《今日美国》的了解都是一模一样的，但各自的反应却完全不同。 * 算计者们希望阻止我，让我不要去弄《今日美国》，但他们又做不到。 * 董事会成员可以阻止我的行动，但他们却又不想阻止我。 我在过去两年里一点一点地灌输《今日美国》的意图给董事会成员，直到最后才让他们做出决定，结果，他们都成为我坚定的支持者。 很多首席执行官没有能够实现自己的个人目标和职业上的目标，就是因为他们忽略了与董事会成员之间的人际关系的重要性。 我是1973年成为首席执行官的，从那以后，我花很大一部分时间改善和提升与董事会之间的伙伴关系。每一位董事都是经过我亲自挑选的，目的是要尽可能实现思想上、地理方位上、专业技术和经验、种族及性别上的多样性。 * 我保留了原来的12名男性白人董事，其中大部分是东部人士，而且还是我的前任保尔·米勒的高尔夫球友。16年之后，当我从董事局主席位置上退休的时候，董事会已经有了4名女士、3位少数民族人士，而且可以代表从纽约到夏威夷的全国各地人士。 * 我确保董事会成员都明白自己的角色：总体的监督和政策制定，但不是具体的管理。不在公司里面活动的董事们真正必须全身心投入的惟一一件事情，也许就是首席执行官的雇用或开除以及与之相关的报酬福利等事项。他们不可能，也不应该自以为能够跟首席执行官一样有资格进行管理活动，或者做出运营决定。 * 我想办法讨好各位董事，让他们对我产生好感。他们与加内特公司之间的人际关系必须是和谐的，有刺激性而且是有益的。每次董事会开会，我都会做出精心的详细安排，包括午餐或者晚餐的菜单、葡萄酒的选择、轿车的派遣、宾馆的安排，还有飞机接送等事宜。像会议坐次安排和出席社交活动时的一些安排我也亲自过问。 * 我从来都不让董事会措手不及。我也许会让他们了解太多详情，不能出席会议的时候，我每月都会安排寄送大量的邮件，如果有会议，我会尽量谈到有意思的一些事情。 但是，信息与行动之间存在很大差别，有明显的一条界线。有很多很多次，我会提出一些话题，然后说：“下面的议题只是信息披露型的，或者是征询意见用的。”这样一来，他们会觉得自己参与了公司事务，但不会感觉在时机不成熟或者考虑欠周全的时候被迫做出决定。 总体上说，在启动《今日美国》项目时，这个办法使董事会成员成为我的坚强盟友。 在《今日美国》项目上，有4个重要的日子是我必须要与董事会把关系解决好的： * 1979年12月18日，我把投资100万美元进行研发活动的消息告诉了董事会，但并没有采取投票方式。 * 1980年10月28日，NN项目的报告提交出来，我在会上对董事们说，必须追加350万美元预算，便于在1981年做出计划和纸型，也没有投票。 * 1981年8月25日，市场调查研究报告完成了，纸样也经过彻底讨论，也没有投票。 * 1981年12月15日，董事会得到请求，必须为是否启动《今日美国》项目进行投票。 要明白什么时候数选票 如果在头3次会议的任何一次进行投票，董事会也许通过我的提议，但热情不会很高，也不会有适当的理解，更有可能会对那个项目的某些细节予以不成熟的关注。之后，当两三年后项目遇到困难时，他们极有可能拔出塞子，不再支持了。 如果1981年12月，也就是离《今日美国》正式启动之前差不多一年的时候没有进行投票，那么，他们也许会感到自己没有参与公司决策，因此就会发牢骚。与之相反的是，那时他们都参与了投票，很激动，也很热情，感觉自己参与了公司的重要决策，感觉到自己身处其中。 这样一来，不管项目开始的头几年亏损有多么大，也无论批评有多么激烈，他们还都站在“自己的”项目一边，直到它最后成功。 从用汤匙喂食到稳定地给予信息与参与，这两者之间的转换发生在1980年10月28日在雷诺召开的一次例行会议上。 NN项目特别工作者的成员经过6个月的研究后，已经准备写出初步报告了。在会议开始之前，我让每位董事签署了一份不泄露机密的协议。 ＇返回目录＇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笼络董事会成员（2）
但是，我对会议内容的重要性进行低调处理，指出所有的调查结果还都只是初步的，而且是内部进行的，以后还必须有相当详细的研究和计划。 NN项目组的4名天才小子拿出来的报告很完整，有幻灯，有卫星草图板，有人口统计学数据，有可能设立的印刷场所的地图，有全国及跨国公司广告客户的支出，还有全国杂志及电视节目的阅读群及收视群的数字。 但是，我告诉那几个小伙子，不要把那些数字转换成《今日美国》潜在的发行量或者广告量，也不要转换成年收入。 对于拿到董事会上所有的宣传材料，我都要亲自指导和审定。等我弄好这一切的时候，让材料面对董事已经不成问题了。 会议之前我对他们说：“只谈概念，不要进行讨论，也不要就细节进行辩论。” * 萨克特是技术方面的怪才，他报告说，卫星技术方面的现状是，我们可以把任何数量的报纸版面从一个地方同时传送到其他任何印刷场所。而且还可以用高质量的彩色印刷，这是《华尔街时报》和《纽约时报》全国版目前都做不到的事情。 * 维加是发行方面的街头斗士，他展示了几张地图，显示出加内特公司在至少40个相当大规模的报纸市场上的印刷场所，而印刷场所之间仅有2小时的车程。还可以在其他一些大规模市场上通过潜在的合同形式完成印刷。他指出了50个州里面的万个可能的销售网点。 * 汤姆·克雷是读者研究专家，他特别指出了加内特公司的各种报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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