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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怎样评论中国-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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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时，一个加拿大的中年女人、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弗里兰记下这句话，并把它写到她的大作《世纪大拍卖：俄罗斯转轨的内幕故事》中。
生铁一样的现实给了叶利钦一个冰凉的耳光，他在20世纪90年代的豪言壮语没有兑现。现在的俄罗斯，不但说不上“非常富裕”，甚至连“富裕”都是奢谈。至于*，似乎是有了，但被政治寡头和经济寡头垄断的*，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给专制制度下压抑已久的人们以真正意义上的*？弗里兰就此不断拷问，最后的结论是：“新”的制度还是“旧”的那一个。
阅读在这里停顿。我想起鲁迅先生用小说语言评述辛亥革命的一句话：带兵的还是先前的那个老把总。
看《世纪大拍卖》，我的思绪总是要被中国现实不停地打断。我们没有办法不思考邻居的不幸与我们的未来。尽管彼国发生的一切，并不能和中国的改革故事作简单的类比。先后就读于牛津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弗里兰是个一流的新闻人，总是知道不同读者的需求，她在中国版的序言中，果断地提醒我们“留意邻家的不幸”。她说，在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狂奔中，我们应该汲取俄罗斯的两个教训：与俄罗斯的市场改革派所坚持的信条正好相反，私有财产并不是构筑市场经济所需的全部要素；公民社会和法治秩序对于一个繁荣的市场经济的诞生和延续至关重要。
反顾中国过去几年走过的路，我们发现，在MBO和股份制改造中，一些人或许真的急切了一些。曾经，不少中国知识分子迷恋私有化，并热切地期待着一个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兴起。他们执著地相信，只要建立市场经济就好了，不管是什么样的市场经济，都能保证经济的昌盛和人民的幸福。现在，有“吴市场”雅称的吴敬琏等人意识到“市场经济也有好坏之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既可能出现弯路，也可能出现岔道。如果没有法治，我们一度热血沸腾的市场经济有可能会变得青面獠牙，瘸腿，或者像土匪一样凶狠。或源于此，吴敬琏和一些法学家走到一起，去市场经济异常繁荣的上海，搞了一个“法律和经济研究所”，以避免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滑落到俄罗斯的怪胎中。
担心中国“俄罗斯化”，并非是毫无来由的臆测。一年多以前，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中就看到过“左手倒右手，国有变私有”的案例。去年，我在浙江采访，一个20来岁就上过中央党校的政府官员，在下海出任红色经理的土地开发中，不但一夜暴富，还将一个业已告老还乡的副省长牵进秦城监狱。无数细节的迭加，反复涂抹出一个个“俄罗斯式中国”的蛛丝马迹，提醒我们小心地走向未来。
过去，我们信以为真地认为，市场化的改革，会为*的到来聚集不可阻挡的力量。事实确实如此。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我们看到一个个富翁在人民大会堂进进出出。媒体都在欢呼这一时代的进步。除了少数保守派人士还固执地相信他们是需要改造和消灭的对象外，已经没有人把他们视作洪水猛兽。认识到新兴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出现是一件好事，承认他们在生意做大后参与政治的合理性，并没有什么错。实际上，*政治的要义，就在于没有歧视地给予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阶层参与政治的机会。俄罗斯的转轨故事提醒我们，亿万富翁们是可以影响政治的，但他们不能够垄断影响政治的途径。他们当然也可以致富，但不可以在致富的道路上，土匪似地埋没穷人的土地、房屋和尊严。
坚持媒体不应当被国家垄断的弗里兰，面对俄罗斯被私人拥有的大众媒体，并没有欢欣鼓舞，因为她看到的不是一个公正、开放和独立的舆论环境。多数寡头创办的报纸，清一色是投资者的商业和政治利益的露骨的喉舌。即便是小心翼翼不把报纸变成自己的傀儡的古辛斯基，也时常要求报纸不要批评某些政治家或者商人，理由是，他们正在与这些人谈生意。
尽管投资媒体并影响媒体的事在中国还没有发生，但是在对比俄罗斯和中国改革的过程中，我们仍然喜欢那句出自《世纪大拍卖》译者的话：只要换一个名字，这里说的正是阁下的事情。这就是我们关注《世纪大拍卖》的理由。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强调邻居的不幸，不代表我们认为中国一定会变成俄罗斯式的中国。我们厌恶转轨中所有事与愿违的故事，并不表明我们要回到过去的状态。对于正在过“大关”的中国改革，我们要做的，不是后退，而是用法治的力量，约束改革的方向，不要拐错了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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窖藏白银的心理阴影
“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早在2004年春天，就作为佐证中国法治进步的例证，白纸黑字写进了中国的宪法修正案。欢歌的“诗作”墨迹未干，2005年年初的《瞭望东方周刊》，便幽默地爆出“浙江富豪窖藏白银数十万两”的新闻。坦率地说，我对这则新闻中的事实是将信将疑的，但我相信它可能符合新闻的“本质真实”。以我有限的接触和观察，中国绝少有私营企业主真正地相信他们的私有财产是“神圣”的，哪怕宪法明确地告诉他们“不可侵犯”。
报道评论这则新闻的媒体，甚少从产权申说，而是将中心思想延伸为“私营企业主的心理压力”。我猜想，这大概是不愿老调重弹的新闻界意图追求新意。我心中，构筑“中心思想”的关键词，是私有财产，是产权。富豪们为什么要低调？他们的心理压力为什么那么大？我以为，产权在部分有产者的内心还是一片模糊的阴影。
2004年春天，发轫于江苏常州的“铁本案”，让一个辛苦打拼的私营企业主，转瞬间一贫如洗，还迎来一场牢狱之灾。依理说，中央政府铁腕推动宏观调控，依法行政，本无多少法律或者政策上的处置不当。可浙江的私营企业主阶层中，却有人感到不安。以至中国的领导人不得不亲身南下，劝慰浙江的富豪们放心。据一位出席座谈会的浙江商界人士说，领导人一再告诉与他同为富豪的人们，中央政府没有打压私营企业主的意思，宏观调控也不是针对私有财产下的药。一个不可证伪的流言说，领导人离开杭州的那天晚上，很多浙江的私营企业主说，他们“终于睡了一个安稳觉”。
我们注意到，领导人南下劝慰富豪的时候，距离人大代表将“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写进宪法不到半年的时日，然而，“铁本”一个个案就动摇了他们对于一部宪法的信心。事实上，他们对“根本*”并没有给予根本上的信心。很多时候，他们相信的是政治，而不是法律。
今天，人们喜欢将1989年前后捐赠资产给公家的私营企业主，说成精神高尚的人、不愿意一人致富的人。不是我恶意揣度人，他们真正的动机，可能担心“政策一变，私产变公产”，与其被动地重蹈历史上割资本家尾巴的覆辙，还不如主动地赢得一个有利的空间。
15年过去了，中国共产党向私营企业主阶层敞开了怀抱，“劳动价值论”不再成为*主义者评价有产者的唯一理论基础。宪法也在千呼万唤中赋予私有财产崇高的法律地位。一时间，知识分子们开始额手称庆。只有谨慎的有产者担心这一切会不会仅仅是一个难得的“小阳春”。
所以，2004年夏天，当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胡德平提出私营企业要追逐“利益最佳化”而非“最大化”时，敏感的私营企业主们便对“青岛会议”遐想联翩，怀疑政策风向标会否变动。为什么东南沿海一带的富翁们不少人拥有国外的绿卡？原由之一，也是害怕私有财产有朝一日不能姓“私”。
2004年，中国的私营企业主确实有些提心吊胆。无论是*引发的产权改革方向的大讨论，还是大型企业不准MBO、中小企业要规范的国家命令，在部分胆小的有产者心中多少有些草木皆兵的感觉。
新的一年开始了，中国私营企业主的担心也没有了，但这并不表明，他们在未来就不会再度害怕被公产。“掘地藏银”的黑色幽默提醒我们，对私有财产的保护，需要的不仅仅是法律上的确认。对法律的尊重是一种精神，任何政策都不能轻易将之撼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英国商业银行并没有取消作为叛军将领的华盛顿的股东资格，他的私有财产也没有被冻结或者剥夺，直到战争结束，他还在享受银行的“红利”。试想，如果私有财产在我们国家拥有这样的地位，私营企业主还会因为政策而担心吗？掘地藏银的故事还会牵动我们的视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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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明星们的爸爸妈妈
“伟大的商业精神”的源头在哪里？被狗仔队式的追问逼得无处可逃的中国财富明星们，正在喋喋不休地重复着韦尔奇们的陈词滥调。我经常怀疑，他们之所以言必称欧美，是因为媒体习惯于“言必称希腊”的话语方式。我不否认，闪现在西方商业领袖身上的西方商业精神，已打动了中国财富明星们的心灵。然而，我总觉得，在中国，商业精神的源头，很大程度上在于从未断裂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于像刘凤兰、柳谷书、徐传化等，你可能听说也可能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名字。
刘凤兰，是*的母亲的名字，过去的一年，她的儿子在一场牢狱之灾后成为2003年中国最有特点的财富明星。她的丈夫孙凯为维持生计迄今仍在捡垃圾，和他那个佝偻成90度弓一样的背，和儿子的官司一起，一夜间为天下人所知晓。虽然85岁的她不像丈夫那样声名远播，但见过*一家后，我相信大字不识一个的刘凤兰，才是将*推为商业明星的精神源头。她严爱相加的育儿之法，和今日*展现出的商业法则，有着逻辑上的因果关系。当三个儿子被警方带走，她平静而坚毅地告诉自己的儿媳妇们，一个都不许哭。她说，小子们又没有做坏事，哭什么？哭坏了身子，让小子们回来哭我们呀？
看到刘凤兰，我想起了“点子大王”何阳的母亲，一个有着清廷皇族血统的高级知识分子。儿子身陷囹圄的2001年，年逾古稀的老太太多次跟我叹息，儿子学化学出身，不能深悟传统文化之道，有小聪明无大智慧。儿子越发春风得意的日子里，她常常非常地紧张，提醒儿子，做事不能背离中国的文化传统，否则收获的可能只有遗憾。
杨门女将，是刘凤兰较为喜欢的河北梆子戏中的一出。听刘凤兰说梆子戏，我想到操着一把胡琴的徐传化，2003年度晋升为“政坛新贵”的浙江政协副主席徐冠巨的爸爸。低调、诚恳、勤勉、与人为善、知恩图报，徐冠巨表现出的品格特征，都能从他的爸爸妈妈身上找到清晰的印记。
徐冠巨的爸爸徐传化，本名徐传花，一个女人的名字，直到中国的政治经济情势稳定，才还了自己的男儿名。将企业的薪火之棒交给徐冠巨后，就去经营自己的企业艺术团，以戏曲的方式，传经布道。这一点，颇似2003年执掌“天下第一村”的吴协恩的爸爸吴仁宝。他们都在退休后，当起了自己企业或者村庄的艺术团团长，唱的是地方戏，弘扬的是忠孝仁义。他们主张节俭，自己都住在简易的房屋里。徐冠巨的妈妈，我2003年见她的时候还领着亲戚们养猪养鸡。
财富明星们没有什么教育背景的爸爸妈妈，在对子女商业精神的影响上，有时候跟教育背景良好的知识分子父母，没有什么两样。即便是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柳谷书也概莫能外。
2003年谢世的柳谷书，柳传志的爸爸，曾对着央视摄像机的镜头，回忆他在多年前柳传志遭遇高考挫折时的话：“我只要求你做一个正直的公民。不论你将来是贫或富，也不论你将来职位高低，只要你是一个正直的人，你就是我的好儿子。”
柳谷书是中国律师证编号第二号的律师，当年的美国律师、今天的驻中国大使雷德是他的好朋友。他有良好的西学背景，骨子里流的却是四书五经的血。他很节俭。60多岁去香港创业，为省下6毛钱电车费，下雨天也会徒步一小时上班。儿子说他极重信誉，像不迟到这件事情，一家人就是他做得最好。
无锡是2002年福布斯财富榜上的内地首富荣智健的家乡，当地和荣家有往来的商人说，荣智健的爸爸荣毅仁，荣毅仁的爸爸荣德生，三代人的商业行为中，传承的是延续百余年的苏南商业精神。
我相信，我所说的不是特例。卸掉财富明星们的西式妆扮，你会发现，他们的爸爸妈妈，非独培育了他们在当下还不确显的商业精神，还将在缔结未来中国商业精神的途路上，显现其源头的力量，这就是“六经”的力量，虽然看不见，但无处不在。或许，同仁堂的堂训会被人们忘记，可“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之类的训诫，依旧会水一般流淌在中国财富明星们的商业行为中。西方的商业技术不可能在短期内将之替代，因为它是“精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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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纷争中的“政治牌”是一张臭牌
惯打“政治牌”的*再能算计，也不可能预料到，他会成为中国自行车协会（以下简称“中自协”）炮打倪捷的一张“政治牌”。2006年央视年度经济人物评选的帷幕甫一撩开，中自协就拉着浙江电动车制造商倪捷出场了。我们看到的一份以中自协名义起草的“紧急报告”，对央视说，“电动车维权事件”中声名远播的倪捷，“不宜做年度经济人物”。理由之一是，500余日前，倪捷赴台北出席了一个由*亲自剪彩的自行车展览，“造成了恶劣的政治影响”。
我们认为，中自协的“紧急报告”，有将商业纠纷变成政治陷害的嫌疑。中自协呈送给央视的“紧急报告”，是由副部级的中国轻工业协会辗转送达的。“紧急报告”中陈述的一条条理由，是一张张反对倪捷参选年度经济人物的“牌”。近年来，倪捷为电动车标准之争，与中自协交恶已久。中自协站在社会公共利益的立场上，从他们对倪捷的认知出发，凭他们对央视年度经济人物评选条件中的“责任”的理解，给央视呈送“紧急报告”原本无可厚非。但是，以*的名义，借敏感的台海问题，打“政治牌”，陷人以不义，就不对了。倪捷说，他在那次民间*中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商人，他只是在100米之外远远地看了*一眼，他相信*一定没有认真瞥过他一眼。他指责中自协打出这张牌用意险恶。倪捷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熟悉中国政经情势的人们都能掂量出“政治牌”的分量。中自协作为一个在民政部门登记在册的合法组织，有对倪捷进行监督的权利，有向新闻媒体检举年度经济人物候选人的权利，但他们没有在商业纠纷中搞政治诬陷的权利。
中自协的行为令我们倍感遗憾。我们始终难以相信，中自协会在一个告别“阶级斗争”思维的国家，在宪法增添“国家尊重和保障*”的今天，打出这么一张“臭牌”。我们的记者联系中自协，试图确认路人侧目的“政治牌”是否真的出自他们之手。可是，他们没有回音。如果中自协真的写出了这样的“紧急报告”，我们的失望是难以言表的。国家为什么要将国家轻工业管理局变成轻工业联合会，为什么不在发改委设一个自行车管理局，为什么要将有“二政府”性质的行业协会努力推向民间？目的就是要创造一个国家和社会相分离的环境，一个有利于政治稳定经济腾飞社会和谐的土壤，中自协的“政治牌”是与这样的制度设计和制度目标背道而驰的。这张“政治牌”表明，在市民社会初具雏形的当下，旧的不健康的政治思维，还像一根没有剪除的脐带，缠绕在市场经济的藤蔓上。
倪捷应该感到幸运，我们应该为中国的进步感到高兴。*这张“政治牌”，在一个奥运会即将举办的国家，杀伤力已大不如从前。尽管盖有副部级公章的“紧急报告”，真的如倪捷所说，让最初出现于浙江卫视的他的影像，在央视播放时全部剪除，但他毕竟没有失去自由，为他办理赴台手续的地方政协、地方台湾事务办公室，也没有与他划清界线，而是积极地为他证明，证明所谓的“造成恶劣的政治影响”完全是子虚乌有。我们的高兴能持续多久，我们能高兴到什么程度，接下来就要看央视的了。我们采访央视有关人士的努力没有奏效，但我们愿意耐心等待，等着看国家电视台在一张莫须有的“政治牌”面前的表情，我们想知道，他们会不会真的仅仅因为一张“政治牌”，就将一个商业明星，从2006年度经济人物的评选中悄悄剔除。作为国家电视台的央视不是一家唯利是图的商业电视台，它在倪捷遭遇“政治牌”这一事件中的态度，值得我们关注。它就像一把尺子，可以清晰地丈量出我们与“*思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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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记者，不是商人，也不是政治家
新闻是我们这个国家众多“天花板”效应中的一个。它像一把尺子，可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反复丈量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个国家。曾经，新闻是站在云端和我们说话的，现在，它还没有完全走进人间，可是，在某些时候，它们已经和我们靠得很近了。关于它的是是非非，我通过若干个案例，发表了一通“流言蜚语”，但愿我们能够从中感受到我们这个世界的脉动。
我们是记者。我们以采掘新闻为天职。我们传播新闻，让住在小村庄小市镇里的平民像国王一样，享受知道的权利。我们的前辈，用马匹，用驿站，用邮差，用电报电话；我们用传真机，用可视电话，用手机，用“伊妹儿”。采集传播新闻的手段始终在变，不变的是我们作为记者的职责：自由而负责任地传递新闻，让公开、充足、未受污染的信息，驱散密室的阴霾，填平不对称的信息鸿沟，福佑公众。尽管真相永远在他处，我们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
我们是记者，不是商人，我们的老板可以和客户讨价还价，我们会因为所在媒体的广告的上涨下跌，而拥有完全不同的福利，但这不是我们贱卖自己的理由。足够的酬劳，完备的合同，的确是我们走向职业化的前提，可收入不是我们出卖公众知情权的借口。我们不是被人用枪逼进报社电视台广播电台的，我们可以选择做银行家，我们也可以选择福利薪酬更优厚的媒体公司，我们不是终身受雇于哪一家媒体的“包打听”。
我们不是神话中的人，撒谎一次不会成为撒谎者，受贿一次亦不会成为“文丐”，但选择以记者为职业，就得听命于我们与无数受众从未签署过的契约。公众才是新闻的购买者，尽可能客观、公正、翔实地向公众报告新闻，是我们作为一个生产者的义务，如果我们把新闻当作商品的话。买家转瞬即逝的兴趣，注定会使易碎的新闻产品了无踪迹，但我们不能因之而轻慢它在那一天的意义，无论它们多么琐屑细微，都是我们记录的那个日子的永远记忆。
我们不是商人，但我们不排斥我们所效力的媒体，向商人兜售版面和时段，与其他媒体竞争。我们参与竞争，鼓励我们所在的媒体战胜对手，是因为我们相信自由竞争的媒体市场，才能消弭平衡公共舆论的威胁，更为接近事实真相，更能实现公共利益，也能予我们更为方便的福利。
我们是记者，不是政治家。像政治家宣示的一样，我们信奉自由、*、法治这些人类迄今发现的最好的价值观。和百年中国新闻史上那些灿烂流芳的名字一样，我们视宪政中华为基本理念，认为宪政是最好的政治安排。但我们的职业是记者，不是政治家。我们是新闻的记录者，不是新闻的制造者。作为一个公民，我们争取自由、*、法治、*、宪政的路径，是记者的职业手段，而非政治活动。我们有自己的政治主张，但我们不能利用记者的权力，将我们自以为是的主张，粗鲁地硬塞给读者观众和听众。蛊惑，煽动，打倒，改良，是政治家的事情，我们仅仅负责报道。当然，任何一个记者，都难以做出没有倾向的报道，我们所要争取的，是竭尽所能地限制我们参与政治的冲动，而不是放任。
我们是记者，我们是为公众守夜的“狗”，我们的使命是发现问题。理论上说，政治家也背负同样的职责。但西方政治的经验告诉我们，政治家作为“家”的才华，有时候在于制造话题。备受关注的话题是我们靠近公众的武器，但我们的话题首先应该是真实世界的真问题。记者的职业定位，决定发现问题比制造话题更重要。转轨时期的中国，有向上的痛，也有向下的痛。如何理解“痛”的性质，用什么样的良方去医治“痛”，是政治家的事。我们的职责在于发现痛处，而不是哗众取宠，用伪问题骗取公众的眼球。
政治家看重意识形态，我们也是。就我们的现实而言，规范比意识形态更急迫。新闻学是一门学科，新闻业是一个行业，记者是一个职业，有学科就有学术规范，有行业就有行业标准，有职业就有职业技术。为什么要在报道中写上“据悉”？如何在报道中把握公众人物和普通人名誉权的分寸？怎样看待反倾销中的民族主义和贸易规则？可用“等等”无限罗列的技术问题，是否真的已被我们掌握？
看看我们过去的报道吧，想想我们有没有因为畏惧而巴结富人，因为怜悯而偏向穷人？有没有用意识形态的偏见，替代新闻业的技术准则？我们再也不能一遇地方官员和私营企业主的争执，就先验地假定政府在打压私营企业。不能一见大火矿难，就确定*的主题，再让事实迁就于观点。过去，我们失望于前辈同行“社会主义好资本主义糟”的新闻价值判断，现在，我们要小心自己落入“市场经济好计划经济糟”的窠臼。
我们是记者，不是商人，也不是政治家。请返回我们的原点，遵守记者必须遵循的原则，视客观公正为我们头顶的灿烂星辰，以免像少数政治家那样，陷入意识形态的泥沼，像少数商人那样，被利润所吞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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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的“阴谋论”
我最初知道邓玉娇案，源自一个新媒体从业者的MSN签名。第一天，他的签名是“邓玉娇不要怕”，第二天，他的签名是“让没有人性的理性见鬼去吧”。
我去百度上一搜索，大致懂得他的两个签名是怎么来的：
中部省份，一个经济不算发达的县域，一个谈不上富裕却沾染上*恶疾的小镇，一个有正经生意也有不正经生意的欢场中，一个民女不堪两个酒后寻欢的乡镇干部的欺辱，举刀刺死了一个比副镇长官衔还小的干部。
就是这么一个普通的刑事案件，将新媒体和司法机关双双卷入“阴谋论”的漩涡。以网友为主角的新媒体，不满案发后的官方说辞，揣测这其中有阴谋，怀疑司法*的阴魂，包庇官人，冤枉民女。个别法律界人士，依照司法理性的逻辑，反对新媒体中的“阴谋论”，认为司法部门举止妥当，并无不公。个别司法机关的朋友，甚至怀疑新媒体当中有阴谋，猜测少数网意操盘手利用所谓的民意，干涉司法机关依法办案。
从一个法律人的角度看，迄今，也就是2009年6月8日，根据所看过的新闻报道和网络资讯，我尚未发现司法部门搞司法*的证据。一一翻捡新媒体上网友怀疑司法部门袒护官人的理由，我认为没有一条能够证明他们的“阴谋论”。
理由之一：警方对事实的描述闪烁不定，前后不一。我认为，侦查过程中，警方在不同时间做出不同的措辞，并不能证明他们在搞*。就经验而言，在一个中部省份的县级公安机关，措辞的不严谨、不清晰，并不奇怪。或许所有的司法*案件都有这样的情形，但出现这样的情形，并不表明司法就一定存在*。
理由之二：警方对民意的回应，不合网友的意。比如，警方强调“自首是否成立，应经诉讼程序由人民法院审理后依法作出认定”，部分网友就不能答应。事实上，警方的这一说法是合理的，谨慎的，适当的，网友们不答应，是因为彼此之间的专业信息不对称。
理由之三：警方对案件的处理，不合网友的意。起初，警方是以涉嫌故意杀人立案的，部分网友认为是故意伤害，或者是正当防卫，因而怀疑警方搞*。其实，警方立案的罪名与法院最后宣判的罪名，是可以不同的，实践中普遍存在，不足为奇，与*并非一一对应关系。检方目前是以故意伤害罪起诉的，这或许可以说明当初公安机关立案的罪名不妥当，但并不能说明之前就有*。
理由之四：官方对新闻采访讳莫如深。依据我们过去的印象，每遇坏事，比如矿难什么的，地方政府对新闻记者总是百般阻挠，企图掩盖真相。这一回，新闻记者，包括新媒体中的网友们，在当地的采访和援助再一次遭遇阻挠。对此，我同样想说，或许所有的司法*案件都有官方阻挠信息公开的情况，但是，反过来，我们并不能证明凡是官方妨碍信息公开的案件中，就必定存在司法*。
此外，我对司法*的经验认识，也使得我无法相信司法部门有恶意构陷邓玉娇的主观故意。官官相护固然是一个逾越千年未曾杜绝的*现象，但是，在人命关天这样的刑事案件中，司法机关的理性，还没有堕落到袒护一个乡政府的小小公务员的地步。截至当下，新媒体上尚无资讯证明，涉案小公务员有着引致司法*的权力财富背景，我很难相信，司法机关会为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公务员，去陷害一个民女，出卖司法公正。
尽管我不认同网友在新媒体上发出的“阴谋论”，但我并不排斥他们的怀疑行为，因为怀疑是他们的权利，公民对司法的舆论监督就是通过莫须有的怀疑，逐步实现的。
站在司法机关的立场上，我们可能会对“阴谋论”感到不舒服，但我们不应该感到委屈，更不该剥夺网友秉持“阴谋论”的权利。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网友都要像法律从业人员那样去判断是非，去理性思维。我们不能设定一个门槛，说，只有经过法律专业训练，你才拥有舆论监督的资格。也不能说，你可以舆论监督，但你必须持有证据，否则，你就是“阴谋论”。
在我看来，所谓的“阴谋论”，其实是新媒体和司法之间的关系趋于紧张的表现，缓和这种关系的努力，不是设置舆论监督的门槛，不是强硬地要求他们遵循“未决案件一律不得报道”之类的老规矩。
当然，我并不是说新媒体在侦查、检察、诉讼的刑事司法过程中，完全不受约束。而是强调，除了保密、个人隐私等合法性要素之外，不能有其他限制妨碍舆论监督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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