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政界往事系列:前清秘史(上部)-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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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洪承畴的悲喜剧，还没有达到高潮就进入尾声了。原因是，由于大清朝官方史学工作者和汉族士大夫结合后，生下了一个怪怪的史籍怪胎，令洪承畴到沈阳后的遭遇变得高度扑朔迷离，读起来颇有神龙见首不见尾之功效，让喜欢较真的读者，会时常一头雾水地怀疑古人或者怀疑自己的智商。于是，我们只能拼凑各种史籍上的记载，尽可能地去还原当时的情形。
　　据说，还在松山城中时，就曾经有人劝说洪承畴投降，被承畴坚决拒绝。叛徒献城而被俘后，清兵将他带到主帅面前，强迫他下跪，他轻蔑地说道：“我乃天朝大臣，岂能在小邦王子面前下跪！”在我国历史上，除非极特殊的情况，一般说来，战败者若敢于在胜利者面前说出这种轻蔑的话语，很少有人能保住自己的头颅。
　　到沈阳后，洪承畴被关押在三官庙里。他决心一死，每天披头散发，赤着脚，骂不绝口，并绝食，不进水米。皇太极和历史上那些禀赋极厚从而开创出大格局的如李世民、赵匡胤一样，器量、胸怀极大，一心想要收服洪承畴为自己所用。于是，把沈阳城中所有能动员的人包括那些洪承畴昔日的同事们全部动员起来，让这些大明朝过去的臣子们来现身说法。结果，无一例外地遭到洪承畴的冷落、轻蔑或痛骂，闹得臊眉耷眼好生无趣。
　　

松锦之战：洪承畴的悲喜剧（8）
范文程没有做过大明朝的官，自然就比那些挨骂的人们从容了许多。《清史稿》记载：“承畴方科跣谩骂，文程徐与语，泛及古今事。”（《清史稿》列传二十四，洪承畴。）洪承畴披头散发光着脚跳脚骂人时，范文程不理他，慢慢地谈古论今，两人居然聊起天来。在这个过程中，范文程注意到，房梁上的尘土落到洪承畴的身上，洪承畴将其轻轻拂去。回来后，范文程告诉皇太极：“承畴肯定不会死，这种时候，他连衣服尚且爱惜，何况生命呢。”
　　后来，发挥了重要作用、促使洪承畴投降的人，应该就是那位大名鼎鼎、在大清朝受到广泛尊敬与爱戴的庄妃——孝庄皇太后了。
　　洪承畴投降后，《清史稿》中记载了发生在皇太极与洪承畴之间的一次对话：
　　皇太极问洪承畴：“明朝前方将帅力战被俘或者力不能支投降后，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要被皇帝下令杀死，或者沦为奴隶，这是过去就有的制度，还是新立的规矩？”
　　到此时，洪承畴似乎仍然不愿意说出对崇祯皇帝不敬的话来，他回答说：“过去没有这种制度。近年来，朝臣们一再对皇帝讲，才这样做的。”
　　皇太极叹息道：“君昏臣奸，才会这么滥杀无辜。将士们力战被俘，应该拿出多多的财宝把他们赎回来才对呀，怎么反而要迁罪于他们的妻子儿女呢？残忍暴虐到了这个分儿上，也未免太过分了。”
　　洪承畴泪流满面，说：“皇上说的真是至仁之言。”
　　随后，皇太极命令设宴款待洪承畴，他自己回到了后宫，叫人带话给洪承畴：“我的妻子刚刚去世，不能参加欢迎你们的宴会，你们不要介意。”（《清史稿》列传二十四，洪承畴。）
　　揣度此时洪承畴的心境，他或许会想起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想起莫名其妙战死沙场的前任总督卢象升，想起自己的老同事孙传庭，想起不久前被崇祯皇帝下令杀死的三十多位高级文武官员。这些官员中，确有罪有应得者，而多数则是无辜的，甚至还有的人根本就有功无罪。仅仅因为皇帝和中央政府指挥调度失误，需要有人做替罪羔羊，也需要平息皇帝的愤怒，于是，他们和他们的妻子儿女便只能走上刑场。
　　洪承畴的命运表明，当一个国家由于它的领导阶层失道失德失去理性而最终失去了人心的话，那么，哪怕是世界上最为严格的制度性约束和最为严酷的非制度性惩罚都将失去作用。届时，由于社会性的不公正，将导致人们不再认为祖国与荣誉是值得珍视的，人类情感中最接近动物性本能的恶劣求生之道——诸如明哲保身、好死不如赖活着、爹死娘嫁人各人顾各人等等，将成为人们最自然而然的选择，不论面临这种选择的人曾经拥有过多么高贵的地位。
　　在这个意义上，公正客观地说，兵力人数超过了皇太极的洪承畴，实在是败在了自己的国家而不是敌人手中。他的变节投降，甚至应该被看成是弃暗投明。
　　史书记载说，洪承畴投降后，皇太极极为喜悦，除赏赐了大量财物外，还下令“陈百戏”——大约就是举办盛大演出，以示庆贺。为此，贝勒、将军们很不高兴。因为不管怎么说，洪承畴也是他们的手下败将，如今，却比俘虏了他的人们还要风光，这是怎么闹的？
　　皇太极问他们：“咱们栉风沐雨、出生入死，所为何来？”
　　诸人曰：“想打进中原呀。”
　　皇太极说：“对啦。咱们就像行路的盲人，现在，我好不容易找来一个引路的，如何能不快乐！”史称：众人咸服。（昭梿《啸亭杂录》，卷八。）
　　两年后，清军大举入关。在平定中原、江南和西南地区的进程中，洪承畴发挥了极为巨大的作用，证明皇太极的心胸与眼光深邃远大，的确不同凡响。而洪承畴也为此受到了汉族知识分子长久的鄙视。至今，对于此人仍然人言言殊，无法盖棺论定。
　　这位大明帝国与大清帝国的两朝重臣，是一位饱读诗书、博览经史的渊博之士。由此推断，对此，他应该早就有了思想准备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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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极：在权力的祭坛上（1）
《清史稿》是这样评价皇太极的：“太宗允文允武，内修政事，外勤###，用兵如神，所向有功。虽大勋未集，而世祖即位朞年，中外即归于一统，盖帝之诒谋远矣。”《清史稿》作者认为皇太极的某些对外交往之道，甚至可以比美远古之圣贤。最后，作者用一句崇高的感叹结束了对皇太极的评价，曰：“呜呼，圣矣哉！”
　　翻检起来，在洋洋大观、整整四十八本的《清史稿》中，只有皇太极一个人得到了后代史家这个字眼的评价——圣。至于康熙皇帝被他的儿子加“圣祖”谥号，显然是不同的另外一回事儿。
　　在古人的观念中，极为崇高从而达于极致的睿智与道德方才可以称之为“圣”。这是一个仅次于“神”的字眼，不是可以随便使用的。
　　我们知道，《清史稿》是在辛亥革命以后修撰的。那时，大清朝已经土崩瓦解了十数年，中国人民正在军阀混战的黑暗里，苦苦寻找着生存图强的道路。当年不可一世的皇亲贵戚们则在钻头觅缝地忙于找到买家，好把祖宗留下的家财宝贝——从府邸物业、珍玩字画、翡翠扳指，到鼻烟壶、蛐蛐罐儿，卖上一个好价钱，以便苦度时光。八旗铁骑的雄风早就荡然无存，八旗子弟已经成为膏粱、纨绔、败家子的代名词。爱新觉罗这个曾经风光无限的黄金种姓，如今成了不祥的字眼，黄带子、红带子们纷纷改名换姓，用以逃避歧视、仇恨或者觊觎的目光。
　　斯时，《清史稿》的撰写者们，即便是遗老遗少，却也已经没有了太多现实的压力或者动力，去为一个死了将近三百年的先皇帝无原则地歌功颂德，以便为自己赚一个残渣余孽的恶名。由此大抵可以部分地知道，在晚明前清时代，皇太极的作为，可能是同时代的所有人物中，最为可圈可点的一位。
　　皇太极生于公元1592年即大明万历二十年十月二十五日，出生地在努尔哈赤起兵后的第一个根据地费阿拉，治下在今天的辽宁省新宾县永陵乡附近。在努尔哈赤的十六个儿子中，皇太极排行第八。
　　关于皇太极名字的由来，至今还是一桩疑案。努尔哈赤家族中，许多人的名字与飞禽走兽有关，表明其生存状态必定与游牧渔猎的生产、生活条件密切相关。然而，专家们无法说清皇太极这个名字在女真语中的确切含义。于是，人们便不由分说地愿意相信，这是一个大福大贵的名字。汉族人、女真人、蒙古人之间相互影响极深。据说，蒙古语中的台吉，是汉语中太师的意思。蒙古人称呼皇帝的继承人为黄台吉，就是汉语皇太子的译音。我们知道，满语是借助蒙文而造出的。于是，皇太子——黄台吉——皇太极三者之间便建立起了某种神秘的联系。尽管学术界不同意这种说法，大清朝官方史书也予以否认，但是，既然学术界解决不了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学术界之外的人们也就只好将此看成是天意了。譬如，《清史稿》谈到这个话题时的表述就是，等到皇太极继位，人们“咸以为有天意焉”。（《清史稿》本纪二，太宗本纪一。）
　　史籍中，对皇太极的母亲评价很高。比如《清史稿》中，认为这位叶赫部落的孟古格格“庄敬聪慧”，温婉和顺，听到顺耳的好话，她不沾沾自喜，面对忤逆或诽谤，仍然能够和颜悦色而不改常态。她不好逢迎谄媚之言，也不接近奸佞之辈，“耳无妄听，口无妄言”，从来不干涉外界事务，只是一心一意地侍奉自己的丈夫。这样一位母亲，想必对童年时期的皇太极影响不小。
　　嫁给努尔哈赤时，孟古格格只有十四岁，努尔哈赤则为三十岁。那一年，是努尔哈赤起兵的第五年。当时，努尔哈赤可能已经有了至少五位妻子。他们是在结婚四年后，生下的皇太极。十一年后，孟古格格重病去世。努尔哈赤表现出了少见的悲恸。他痛哭不止，下令四个奴婢殉葬，不饮酒、不吃荤达一个月之久，并将灵柩停放了三年方才下葬。当时，努尔哈赤与叶赫部落的关系十分紧张，重病中的孟古希望最后见自己的母亲一面，被她的哥哥、叶赫部落酋长拒绝。为此，愤怒中的努尔哈赤，曾经不顾实力相差悬殊，在妻子去世后不久，便率兵攻打叶赫。这一年，皇太极不满十二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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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极：在权力的祭坛上（2）
史书记载说，努尔哈赤对皇太极“爱如心肝”。（《满文老档》，太祖卷三。）除了孟古格格的原因之外，可能和皇太极的聪慧有很大关系。据说，皇太极三、四岁时就很懂事，接触过的事情，“一听不忘，一见即识”。到他七岁时，努尔哈赤便“委以家政，不烦指示，即能赞理”（《清太宗实录》卷一）。就是说，这是一个七岁的小大人，不用劳烦大人指点，他就可以帮着把家里的事情打理好。
　　皇太极出生那一年，正值大明朝抗倭援朝战争爆发。七年后，这场战争结束。不久，朝廷又将李成梁派来第二次镇守辽东，时间又是七年。这十几年，正是努尔哈赤扩张实力的关键时期。有记载说，当时，皇太极年长的兄长如褚英、代善等，跟着努尔哈赤常年在外征战。努尔哈赤便将全部家政，交给了年仅十余岁的皇太极。
　　从史书记载上看，那是一个不小的摊子。当时，努尔哈赤全家住在费阿拉城的内城里，用木栅栏圈成了一个圆形的大院，有一到四间不等的瓦房、草房十余座，共三十余间，其中住着努尔哈赤众多的妻妾、儿女和卫兵、仆役、文书等工作人员以及教育子女的教书先生。此外，城外有众多的庄田，城内有大量的财产（申忠一《建州纪程图记校注》）。公元1603年（大明万历三十一年），皇太极的母亲去世了。同年，努尔哈赤将他的王城由费阿拉迁到十余华里外的赫图阿拉，他们的家业更大了。不过，据说，皇太极仍然将一切打理得井井有条，而且很对努尔哈赤的心思。这样的锻炼与经历，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应是十分重要的。
　　当时的一位观察家记录道，努尔哈赤的建州女真酷爱射猎。每当大规模围猎时，人们带上炒面，用水调和后充饥，风餐露宿，不以为苦；马匹也很能耐饥劳，只吃很少的水草便可以昼夜驰骋；女子奔腾驰猎不亚于男人，十来岁的孩子也能够弓矢驰逐，争强斗狠（李民寏《建州闻见录》）。多年以后，皇太极曾经回忆说：“小时候，听说要出去打猎，个个欢腾雀跃，事先就调鹰蹴球，如不让去，哭着向太祖请求批准。”（《满文老档》，太宗卷二十三。）这种情形，可能是皇太极成年后武功超群的部分原因。不止一种史书记载道：远征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时，途中缺粮，皇太极与全军将士一起射猎为生。他一个人一次便猎杀黄羊五十八只，其中，竟有不少一箭贯穿两只黄羊者，可见其武功神力。（王先谦《东华录》，天聪六年五月。）据说，沈阳实胜寺里收藏着皇太极当年使用的弓箭，矢长四尺多，寻常的强壮汉子根本就拉不开那张弓。（阮葵生《茶余客话》，卷一，“清帝甲弓”。）
　　皇太极的身材比父亲努尔哈赤魁梧，中年以后发胖得厉害，体重大约在二百五十斤左右。加上很重的盔甲，致使一般的战马很难负担这庞大的重量。他有两匹心爱的战马，名字分别叫大白和小白。皇太极死后，他的陵墓前面有两匹石雕的骏马，据说就是按照大白和小白的形象雕制的。皇帝心爱的战马，应该是最为神骏的了。可是，这两匹马，其中一匹，皇太极一天只能骑乘五十里，另一匹，一天也只能驮着他走一百里而已。
　　皇太极可能属于那种热性的纯阳体质。天聪四年，时值十一月，正是东北冻裂石头的时节，皇太极带领满、蒙、汉官兵举行大规模围猎。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寒风中瑟缩，唯独皇太极，只戴一顶小窄帽，手不入袖，像根本不知道寒冷一样纵马驰骋，致使周围的人们惊异兼钦佩莫名（《清太宗实录》卷七）。《清史稿》太宗本纪开篇就描述说：皇太极“颜如渥丹，严寒不栗”，就是说，他不畏严寒，脸色就像涂了红颜色一样赤红而有光泽。从现代医学的角度观察，这种体征可不是好现象。身材高大肥胖，再加上脸色赤红，根本就是多血症加上高血压的体征。事实上，晚年的皇太极鼻衄严重，时常大量流鼻血、晕眩，并在伏案工作中猝然死去，可能就是高血压导致的颅内出血和脑溢血。
　　

皇太极：在权力的祭坛上（3）
各种史籍中，对于皇太极的军事活动记载得很多。他开始领兵打仗大约是在二十岁左右。公元1612年，是为大明万历四十年，努尔哈赤征讨海西四部中的乌拉部落，皇太极是领兵大将之一。他的早期军事生涯中，最为突出的表现，应该算是智取抚顺关一役。
　　抚顺关是建州女真通往大明帝国辽东腹心地区的重要关口，也是辽东商品集散地之一。公元1618年，即大明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天命三年，在庆祝努尔哈赤六十大寿的生日宴会上，努尔哈赤正式表达了向大明开战的决心。席间，大小贝勒们一边向努尔哈赤献酒祝寿，一边议论从何处下手。众说纷纭，似有不得其门而入之感。皇太极认为，抚顺关乃建州出入之门户，必须先将此地拿下。他建议，趁春季大开马市之际，派部队乔装成马商，入城贸易，然后自己率五千兵马夜行至城下，里应外合，可一举而下。这是后金与大明为敌的第一战，其意义不言而喻。努尔哈赤采纳了皇太极的方案。结果，后来所有的发展几乎都和皇太极预想的一样。
　　冷兵器时代，在像建州女真这样崛起的渔猎部族国家里，若没有出类拔萃的军事建树，要想出人头地，成为领袖群伦的人物，其可能性微乎其微。在诸多史籍中，我们可以读到不少皇太极“料敌制胜，用兵如神”的记载，应该说，此种评价不算过分的溢美之词。事实上，不仅仅伐谋伐智，皇太极伐勇伐力，相当勇猛地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也颇为引人注目。以至于后来努尔哈赤担心他在战阵中发生意外，阻止他到战场上去冲杀。而皇太极本人也很快成为努尔哈赤最为倚重的将领之一。
　　沈阳攻防战号称辽东开战以来的“第一血战”，双方搏杀得异常惨烈。激战中，明军的大炮因发射频次太高，导致炮管过热，以至于装药即喷，无法发射。后金军也是死伤惨重，“却而复前，如是者三”——再三再四地溃退后，又冲上来。最后，在浑河边上，一员后金军将领面对众寡悬殊的明军不敢再战，向后溃逃。皇太极立即率骑兵迎头冲击，结果，竟然将兵力占有绝对优势的明军冲垮。史书中不止一次谈到，皇太极曾数次在战场形势危急的关键时刻，不顾死活地率队投入战场，从而扭转了战局。
　　在宁锦保卫战中，面对袁崇焕凭坚城、用大炮一策，皇太极一筹莫展，指挥了一次极为窝囊的战役，遭遇了不小的尴尬。除此之外，在三十多年的戎马生涯中，我们在历史记载里几乎找不到皇太极其他军事上的失误或者失败。
　　从各种史料、实录中，我们会注意到一个醒目的现象，皇太极讲起话来特别平实。用今天的语言描述，就是他比较注重摆事实讲道理，绝少粉饰浮夸、装腔作势。一个特别刺眼的对比是，这种东西在同时期大明朝的官方文件中几乎比比皆是。在明清之间的最后一次大决战——松锦会战中，洪承畴统帅十三万大军，稳健持重，前线清军连连败绩，情势危殆。鉴于明军兵势浩大，皇太极麾下的高级将领们一再劝他缓行。皇太极笑着说：“我只担心他们听说我来了会潜师逃遁。他们要是不跑，我将破之如摧枯拉朽。”（《清史稿》本纪三，太宗本纪二。）这话听上去让人很不舒服，怎么看都颇有点自吹自擂的嫌疑。偏偏后来发生的事实，证明了皇太极没有吹牛皮。
　　在同时代的诸般人物中，说皇太极的军事才华远在其他人之上，应该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当时，有两位朝鲜观察家，一位认为代善只是“寻常一庸夫耳”（《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一百六十九）；另一位则认为皇太极“勇力绝伦”（李民寏《建州闻见录》），他们的观察不会是没有道理的。
　　在铁与血的搏杀中，一次次战胜对手，是古今中外英雄们建功立业的途径，为此，他们时常会在民众中形成巨大的威望。这是人类的悲剧，却也是人类的现实。因此，将皇太极受众人推举继承了后金汗位，理解为是这种英雄业绩的逻辑后果，似乎不会比在这个问题上的那些“阴谋说”之类更远离事实。诚如鲁迅先生所言：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先生的这番话，若用在皇太极身上，似乎颇为恰当。仔细翻检史料，我们几乎找不到任何稍微坚强一点的证据，足以证明皇太极是通过阴谋手段拿下的汗位。就是在辛亥革命前后，排满、仇满情绪空前高涨，也鲜见此种臆测。这多少令人感觉到了些许欣慰。想想看，今天的史家，大多倾向于同意这样一个看法，多尔衮之所以能够进据中原，并建立了大清帝国的稳固统治，是因为皇太极在十七年执政生涯中打下了根基。即本章开篇引用的《清史稿》所言：“盖帝之诒谋远矣。”如果皇太极仅凭借阴狠狡诈，便创下偌大一份功业，岂不令人眼前一片漆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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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极：在权力的祭坛上（4）
事实上，这里已经涉及到了皇太极的为人品格和政治品格问题。
　　女真人的渔猎习俗，涉及到了关乎生存的根本经济利益，因此，有着十分严格的禁忌。这种禁忌类似军纪或法律，简单、严厉而有效率。许多书籍都谈到，女真人射猎时，很像行军打仗，众人推举出的箭主——牛录额真——具有绝对权威，甚至可以处死违犯了行猎纪律的部族成员。在他们的行猎纪律中，包括必须听从牛录额真指挥，不许乱说乱动，不准擅自离开指定的位置，不准断围，不准践踏庄田，不准砍伐山林，不准把别人射杀的猎物占为己有，不准把自己射杀的野兽故意让给别人等等。
　　违犯了这些纪律的人，可能要付出严重的代价，远不仅仅是名誉扫地而已。这种习俗显然十分有助于培养一个人的纪律观念、忠于职守、合作精神和忠诚老实的品质。由此稍微展开一下联想就可以发现，这里，培养出来的根本就是一个优秀的战士。两百年以后，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从此，西风日盛。有报道说，当西方人准备前往大清国做生意时，曾经到过那里的前辈们会忠告他们：到了中国之后，最好和满族人来往。因为，比较起来，他们更诚实守信。
　　公元1639年，即大明崇祯十二年、大清崇德四年八月，已经进入晚年，来日无多的皇太极很感慨地和臣子们回忆往事：“从小跟随太祖出猎，我从来没有把别人猎获的野兽占为己有，军中获胜后的战利品，我也从来没有私自留下过一件什么东西中饱私囊。因为我存心正直，所以才能获得上天的眷顾。”（《清太宗实录》卷四十八）
　　假如在十数年漫长岁月里，皇太极处心积虑干下了那些谋兄弑母、夺弟权位的事情，如今又说出这样一番话来的话，他就是古往今来排名第一的大坏蛋；那些十年前推举他走上后金汗位、十年后又拥戴他坐上大清帝位、两百多年后再用“圣矣哉”来赞叹他的人们，就是一群地地道道的白痴。
　　常识告诉我们，这可能不是事实。
　　《清史稿》在介绍皇太极的爱好时写到，皇太极“性耽典籍，谘览弗倦”。就是说，此人在频繁的征战厮杀之余，很是喜欢读书，经常沉溺于古今典籍之中，孜孜不倦地探讨和阅读。从实录记载中可以看到，皇太极经常以古论今，可以准确引用我国古代典籍中记载的事例。譬如，他很喜欢用古代名将爱兵如子的故事教育那些贝勒们，对于战国时期那位为士兵吮疮的将军、对于汉代那位于艰难困苦之中不肯独享美酒，将之倒进河里与士兵共享的大将军的故事，皇太极似乎特别津津乐道。（《清太宗实录》卷八；《满文老档》，太宗卷二十三。）
　　在关于皇太极的历史记载中，提到他学习历史、谈论历史的地方可能有近百处。从中可以看出，他对我国历史涉猎的范围极其广泛，从远古的唐尧、虞舜，到唐、宋、元、明都广泛阅读，且每每有精彩中肯的见解，这在我国历史上的所有帝王中亦属少见。在三百多年前，他就曾经很中肯地指出，汉文史书，有太多的粉饰之词，这些浮夸实在没有什么益处（《清太宗实录》卷二十三）。这种情形，或许可以部分地说明，皇太极为什么会被后代史家赞叹为“圣矣哉”了。
　　做了汗王后，有一次，他信步走进文馆，看到一个官员正在伏案工作，便问他在做什么。那位官员回答，正在整理汗王的实录。皇太极马上说：“这是史官的工作，我不适宜观看。”随即按规定退了出去（《清太宗实录》卷八）。
　　在当时，汉文汉语对于皇太极来说，是一门真正的外语和异质文化，而翻译事业又远不及今日发达。这也就难怪后代史家会认为，皇太极是一位“聪睿绝伦”的人。（《清史稿》本纪二，太宗本纪一。）
　　这样的文武全才，如果不是绝无仅有的话，在当时的贝勒老爷里也至少不是特别多见。这种情形，可能使皇太极自我感觉良好，从而有些傲慢而不讨人喜欢。或者也可能是因为喜欢读书的缘故，使他显得阳春白雪，曲高和寡。特别是与阿敏、莽古尔泰、阿济格这些粗野的武夫站在一起时，想必会有鹤立鸡群之感。
　　

皇太极：在权力的祭坛上（5）
有一次，努尔哈赤说了很长一段话，训诫皇太极：你是贤人，就应该什么事情都做得恰如其分，宽以待人，让兄弟们生出敬爱之心。但你却独善其身，放纵诸兄弟任意行事，这是很不对的。你想当汗王吗？你退朝时先送送你的哥哥，那么你哥哥们的子弟必定会回报你，送你到家。现在，你不送哥哥，而你哥哥的孩子送你，你都默然接受。这样行事，是贤明的表现吗？为此，已经引起你弟兄德格类、济尔哈朗、侄子岳托等人的不满，说你做得过分。这虽然是谗言，但也不能说你贤明。努尔哈赤很动感情地说：“你是我的嫡妻所生，我很喜爱你。可你不能为此就自以为了不起。你这样想，是何等愚昧无知呵。”史书记载说，动情处，努尔哈赤老泪纵横。（《满文老档》，太祖卷五十四。）
　　这件事情看起来并不大，其中透露出的大量信息却颇耐人寻味。
　　此事发生在公元1623年，也就是大明天启三年、后金天命八年六月。三年后，努尔哈赤就死了，皇太极被众人推举继位。推举者中，偏偏是岳托兄弟表现最力。从史书记载中判断，济尔哈朗、岳托、萨哈廉文武双全，能征善战，属于最受皇太极信任的高级将领一类，在未来的岁月中曾经屡屡被委以重任。不知是皇太极改正了自己过分的举止，还是他们本来就心有灵犀、同气相求。
　　皇太极继承汗位之前，情形大体如此。他做了汗王后，情况变得异常复杂，特别是在皇太极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四大贝勒的关系上。
　　按照八大贝勒共理国政的制度，皇太极登上汗位之后，与其他和硕贝勒之间并没有君臣之别，在理论上讲，他们的身份是平起平坐、平等共处的，在举行朝会、各种###和重大典礼时，四大贝勒并肩而坐，共同接受大家的叩拜。在元旦大典时，皇太极还要率领众兄弟子侄们向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人行拜贺大礼。有证据显示，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在这种制度原则下，大体上维持了一种均衡的态势。随着形势的发展，皇太极威权日重，最后，平衡终于被打破。
　　链条首先是在二贝勒阿敏身上被打断的。事情发生在皇太极继位为汗王后的第四个年头。
　　阿敏是皇太极的堂哥。努尔哈赤将弟弟舒尔哈齐杀死后，让阿敏继承了父亲舒尔哈齐留下的大部分遗产。因此，阿敏死心塌地地追随努尔哈赤东征西讨，所立战功颇多，一直是努尔哈赤最重要的战将之一。大约属于那种凶猛、不怕死，很能打仗，却也十分粗野横暴一流人物。在推举皇太极为汗的问题上，他表现得很痛快。谁知，皇太极刚刚继位不久，这位阿敏就要求皇太极同意他“出居外藩”，就是打算自己自成一国的意思。皇太极断然拒绝。由此，皇太极对阿敏心生不满。（王先谦《东华录》，崇德四年八月。）
　　皇太极第一次率军袭扰北京时，可能有在反方向上打通山海关进军之路的意图，因此，攻克永平、滦州、迁安、遵化四城之后，便命留守沈阳的阿敏率兵前去驻防。当时，皇太极安置了这些城市归降的官民，并严厉约束诸王贝勒，不许对这些人加以侵害，以便在关内汉族地区扩大政治影响，违者将要从严治罪。
　　不料，阿敏根本不以为意。他一到永平，就对部下说：“既然已经拿下城池了，为什么不屠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