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大佬-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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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伦敦支行债券的发行以及欧洲经济的改善，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一点点恢复活力。随着时间的流逝，它所欠的英格兰银行的债务也得以清偿。　　　

　　我们很难了解拉扎德投资银行纽约支行在拯救伦敦支行的行动中所发挥的作用。没有任何公开资料显示纽约支行的参与情况，仅有的线索只是英格兰银行的“秘密”会议记录，其中显示纽约支行将注资100万英镑。米歇尔·戴维－韦尔相信，弗兰克·阿尔兹切尔和纽约的合伙人们一定也应要求提供了相应的援助，但由于经济环境不佳，他们的援助相对而言就显得微不足道了。“纽约的合伙人肯定怒不可遏，”米歇尔这样解释道，“好不容易熬过了大萧条后，他们在没有得到任何解释的情况下就被要求向欧洲送钱，这肯定导致巴黎支行和纽约支行之间的气氛非常不友好。”阿尔兹切尔的许多信件都避免提及1931年和1932年间巴黎支行及伦敦支行所发生的事件。而且从1931年3月30日到1934年4月13日，阿尔兹切尔和远在巴黎、伦敦的合伙人之间确实没有任何通信联系。　　　

　　但是在1931年8月10日，纽约支行和伦敦支行向阿尔兹切尔发送了一封秘密电报，这封电报似乎与伦敦支行的危机有关。电报原文使用了密码，解密后的电文充满了一种绝望的情绪：“英格兰银行对伦敦支行施以援手后的几周，在日益恶化的事态面前，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只是应急的权宜之计，而不是出于维护银行声誉的考虑。我们现状堪忧，而且我们认为改变我们当前状况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此外，我们认为，如果巴黎支行能在刚开始情况比较乐观的时候向法国中央银行借款，然后将款项用于解救危难，那么巴黎支行的情况会大大改善。”　　　

　　当时，阿尔兹切尔似乎更关注1933年新颁布的银行法—《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对拉扎德投资银行所产生的影响。大萧条中的大量银行破产事件催生了新的银行法，该法将商业银行（吸收存款的业务）和投资银行（证券承销业务）严格分开，华尔街公司要在一年的期限内决定自己的业务种类。对于阿尔兹切尔和拉扎德而言，做出决定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拉扎德投资银行早已退出了商业银行业务。　　　

　　将业务集中于投资银行领域之后，拉扎德投资银行于1934年9月月末在拿骚街建立了拉扎德－弗瑞斯公司，该公司专营公司和市政债券的承销和分销。阿尔兹切尔被任命为新公司的主席，来自花旗银行的斯坦利·拉塞尔则担任新公司的总裁。“我们希望拉扎德－弗瑞斯能在同类业务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相应的作用。”拉塞尔在当时这样说道。新公司的初始资本为500万美元，《新闻周刊》对拉扎德投资银行的这一举动给予了盛赞：“尽管投资银行家们抱怨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对他们的业务是一种扼杀，而拉扎德投资银行却勇敢地创办了专门承销公司和市政债券的拉扎德－弗瑞斯公司。虽然拉扎德与J·P·摩根和库恩雷波公司相比规模小得多，但是它却足以与之争辉。拉扎德的巴黎和伦敦支行更是提升了它的声望。”　　　　　　　　　

◇欢◇迎访◇问◇。◇　　

第18节：1　大　佬（18）　　　　　　　　　

　　当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正面临灾难性事件的冲击时，纽约支行则忙于应对《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而巴黎的安德鲁·梅耶则经历着从货币交易员到备受尊崇的投资银行家的角色转变，他将向政府和公司客户提供各种建议和指导。安德鲁第一次展示自己在投资银行方面的才能是在与法国制造商雪铁龙的合作业务上。由于安德鲁·雪铁龙是皮埃尔·戴维－韦尔的姐姐安托瓦内特的岳父，拉扎德投资银行在前期就已经购买了雪铁龙很大部分的股份。（在戴维·戴维－韦尔位于巴黎市郊富人区（纽利）的家里，他与安德鲁·雪铁龙第一次见面。戴维首先将自己的艺术收藏品炫耀了一通，然后告诉安德鲁·雪铁龙他想重组雪铁龙的公司，这样就可以提高公司的赚钱能力。）安德鲁·梅耶也是雪铁龙的朋友，他劝说雪铁龙将雪铁龙金融子公司SOVAC出售给拉扎德，安德鲁·梅耶的目的是将SOVAC变成一家广义的金融公司。在J·P·摩根和商业投资信托公司（CIT）的帮助下，拉扎德购买了SOVAC，将它改造成一家金融巨头后，又以高价卖给了通用电气的金融财务子公司—通用电气资本公司。安德鲁·梅耶的下一个令人震惊的举动是：将雪铁龙从大萧条的破产危机中拯救了出来。一开始，安德鲁·雪铁龙请求皮埃尔·戴维－韦尔帮助他，但是情况非常不妙，因此皮埃尔转而求助于安德鲁·安德鲁。梅耶通过公司董事会与雪铁龙最大的债权人—轮胎制造商米其林公司达成了协议，根据协议，米其林同意将所持的债权转为雪铁龙的股权。由于这样的交易在当时是闻所未闻的，所以安德鲁·梅耶在法国一夜成名，成为企业总裁们追捧的对象。　　　

　　尽管安德鲁的名望在迅速上升，但一种不安的氛围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笼罩着拉扎德投资银行的三家支行。伦敦支行和巴黎支行仍在为债务的支付而苦苦挣扎，纽约支行在大萧条中也疲于应付。虽然纽约支行开拓了承销业务，但剧烈的竞争导致业务利润下降。银行的大部分利润都来自阿尔兹切尔心仪的项目—对全美投资者综合基金的投资。1936年7月，皮埃尔·戴维－韦尔给阿尔兹切尔寄了一封信，其中充分反映了皮埃尔对纽约支行财务状况的担忧，尤其是纽约支行几年来一直延付投资资本4％的利息（米歇尔在多年后还会在布鲁斯·瓦瑟斯坦那里遇到同样的问题）。“您应该还记得，1935年纽约支行没有支付任何利息，而且从1931年开始纽约支行就没有全额支付过利息了。”皮埃尔在信中写道，“既然纽约支行已经挣到了钱，那么就没有理由再延付利息。可能您会负责地调查这个问题，然后告诉我们您的看法。我们已经注意到，‘合伙人撤资’项下的数额在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大幅增长，我认为您对此应该提供财务解释。鉴于针对外国人的新税法条例，我认为拉扎德投资银行纽约支行的整体财务问题值得我们认真考虑。”9天后，阿尔兹切尔做了回复，他在回信中告诉皮埃尔，他正在寻找问题的答案，但是他不愿意将这些答案写在信纸上，因为“有些问题的性质特殊，最好不要通过信件简单地加以解决”。　　　

　　阿尔兹切尔让合伙人阿尔伯特·福施研究皮埃尔信中所提出来的问题。福施的回答是，4％的资本年度利息支付已被分成2。5％和1。5％两部分。“之所以分成两部分是出于财务原因，而且利息源自先期赚得的利润。”他在信中写道。然后他还进一步阐释了他对协议的理解—2。5％的那一部分利息“在合同到期前可以不支付，公司获得的利润中要保留足够的数额，以备支付这部分延期支付的2。5％的利息”。　　　

　　拉扎德投资银行纽约支行不会即时偿付利息的行为让戴维·戴维－韦尔很不满意，这也恶化了该家族本已相当窘迫的财务状况。戴维在1898年娶了伦敦银行世家财产的继承人佛洛拉·拉斐尔为妻，夫妇俩定居在纽利。在那里，他们建了一幢巨大的别墅，戴维还在此继续自己十来岁时培养起来的对艺术的热爱和追求。戴维的孙子米歇尔曾说过，除了战争年代，戴维在生命中的每一天都会为自己或某个博物馆买入或卖出一件艺术品。他每天的第一件事，就是到艺术走廊去散布，或者安排在办公室里会见某个艺术品商人，直到这个商人离开之后他才会开始一天的工作。拥有巨额财富以及高度的艺术敏感的戴维在1923年成为了巴黎卢浮宫的主要赞助人，当时他5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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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节：1　大　佬（19）　　　　　　　　　

　　但是拉扎德投资银行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所经历的危机以及纽约支行发放红利的长期不足，最终导致戴维·戴维－韦尔开始在财务上吃紧。到了1937年2月，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戴维做出了一项骇人听闻的举动，他宣布将大部分著名的油画、素描画及雕塑等收藏品以500万美元的价格出售给维尔邓斯登。这个数目在当时称得上是艺术界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相当于现在的7　000万美元。不过这些藏品确实物有所值，因为这些都是世界顶级的18世纪艺术品。这次卖掉的藏品包括了60幅油画、150幅素描、50件雕塑以及几幅蜡笔画，被称做是“私人持有的法国最重要的18世纪艺术藏品”。当时《纽约时报》登载了一篇关于宣布藏品卖出的文章，但是文章对戴维的这一举动没有给出任何解释。丹尼尔·维尔邓斯登在家族回忆录中给出了这样的说法—戴维·戴维－韦尔之所以出售这些藏品，完全是因为他家里面放不下这么多的艺术品，而且他希望能收集更多现代作品。“他在墙壁上腾出位置来了，”　维尔邓斯登这样写道，“然后他又开始了收集。”　　　

　　而米歇尔·戴维－韦尔道出的真相则没那么浪漫了。1937年，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的财务状况变得非常糟糕，戴维－韦尔家族失去了伦敦支行的股份，那20％的股份转由培生集团持有。再次买入20％股份的价格约合500万美元—即戴维－韦尔从维尔邓斯登那里得到的金额。尽管戴维·戴维－韦尔在当时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但是他对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高达500万美元的投资在日后发挥了关键作用，正是因为这一举措，米歇尔才能在1984年通过交易控制拉扎德投资银行的三家支行，并于2000年将其合并为如今的全球性金融机构。而且，再次购入的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的股票本身也相当有价值。　　　

　　截至1938年1月1日，拉扎德投资银行纽约支行宣布合并旗下刚成立三年的证券承销公司，成立一家新型合伙公司，新公司仍叫拉扎德－弗瑞斯公司。后人称这次合并是“一次合乎逻辑的发展，能更好地满足证券业务所需的各项条件”。拉扎德－弗瑞斯公司的办公室集中在百老汇120号公正大楼的第二层，而且公司在芝加哥、波士顿和费城共有三家分支机构。公司有7位合伙人，其中阿尔兹切尔是领导者，但是皮埃尔·戴维－韦尔对阿尔兹切尔领导下的纽约支行的业绩一直持怀疑态度。1938年6月，皮埃尔乘船来到纽约，在那里他与阿尔兹切尔讨论了公司的业绩问题。“我们都认为合伙人太多，我们必须减少合伙人的数量。此外，你、我还有斯坦利·拉塞尔都觉得应该巩固团队的实力。经过深入的思考，我们越发坚信这些措施对建立成功的新企业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同年11月10日的信中，皮埃尔告诉阿尔兹切尔，他将在11月26日乘坐皇后玛丽号再次来纽约。“我这次旅程的目的是当面分析我们在这些问题上的看法，然后做出相应的决定。”皮埃尔在信中写道，“我认为，你、我还有斯坦利的看法是一致的，考虑到从我6月离开时起情况一直没有发生变化，因此暂缓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处理是明智的做法。”　　　

　　到1938年，欧洲笼罩在了德国军事侵略的阴云中。1938年3月13日，希特勒宣布大合并，即德国与奥地利合并。在11月9日的“水晶之夜”，德国和奥地利有200多所犹太教堂被纵火烧毁，这些国家针对犹太人发动了第一次有组织的大规模迫害。犹太人的商店和企业都被洗劫一空。91名犹太人被杀害，还有3万名被送去了达蒙和布痕瓦尔德的集中营。希特勒和纳粹分子正开展狂热的除犹运动，他们的最初目标是清除德国5万左右的波兰裔犹太人。当时德国人将波兰裔犹太人圈集起来，然后将这些人运到波德边境附近的珀森。波兰也不愿收留这些犹太人，因此很多人都死于饥饿和严寒。　　　

　　到1938年圣诞节前后，欧洲的局势越来越紧张，战争似乎已经无法避免。戴维·戴维－韦尔和安德鲁·梅耶乘机重订了拉扎德投资银行纽约支行的《合伙协议》。安德鲁在拉扎德的合伙人身份确立了，因此他们家族在拉扎德投资银行的所有权份额也必须重新调整。根据米歇尔的说法，所有权变动的表面原因在于为了避免德国人控制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事实确实如此—并据以控制纽约支行（德国人没有采取这样的行动），因此有必要从法律上将巴黎运行和纽约支行分开。但其实修改协议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创建专权管理结构—如《合伙协议》4。1章所述—这样可赋予一个人在拉扎德投资银行绝对的权力，他可以单方面聘用或解雇合伙人和其他雇员，也可以单方面设定年度薪酬。与其他大部分行业一样，设定员工的薪酬以及决定员工是否可以保留职位是投资银行界最高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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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节：1　大　佬（20）　　　　　　　　　

　　这份1938年12月31日的《合伙协议》成为了拉扎德的罗塞塔石碑①，而“第4。1章定义的合伙人”则成为拉扎德的独裁君主。从1939开始，安德鲁·梅耶不仅创造了拉扎德“第4。1章定义的合伙人”这样的概念，而且还成为了这样的合伙人。“他希望得到纽约支行的绝对权力。”米歇尔这样评价才华横溢、善变难缠的安德鲁·梅耶。　　　

　　尽管《合伙协议》的改写对远在纽约的弗兰克·阿尔兹切尔并不是什么好事，但是他尽量忽略了其中的影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艰难的日子里，阿尔兹切尔无私地为安德鲁和皮埃尔·戴维－韦尔及其家人提供帮助，但换来的却是他们的恩将仇报。新的《合伙协议》表明，安德鲁和阿尔兹切尔之间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矛盾。　　　

　　“我想你应该意识到了你今天早上在电话里讲话的语气相当不友善。”阿尔兹切尔在1939年8月给安德鲁的信件中这样写道。他们两人刚通话讨论了安德鲁涉足门德尔松银行破产事件的问题。门德尔松银行是一家声誉较佳的小型投资银行，它的总部在柏林。弗里兹·曼赫墨博士是安德鲁·梅耶的朋友，也是当时首屈一指的金融家和艺术品收藏家，他管理着门德尔松银行阿姆斯特丹分行。曼赫墨是一名反纳粹的犹太人，出于政治原因逃离了德国的斯图加特，到阿姆斯特丹重建了门德尔松银行。1939年6月1日，他在巴黎城外的城堡里娶了简·平托·赖斯。　　　

　　在婚礼当天，重达250磅的曼赫墨心脏病发作。8周之后，他于8月9日再次心脏病发作。当发现自己的银行资不抵债后，他绝望地病死在了自己的城堡里（有人怀疑他是开枪自杀身亡）。最后真想大白，弗里兹·曼赫墨为了购买弗米尔、伦勃朗和弗拉戈纳尔等人的珍贵作品，向自己的银行高额借贷。当他死后，这些贷款无法偿还，因此门德尔松银行就破产了。　　　

　　曼赫墨死后一周，阿尔兹切尔希望能弄清楚安德鲁·梅耶个人在这位德国银行家的财务危机中涉入的程度。“我很不喜欢听到报纸或别的什么人说你还持有高达100万美元的无抵押贷款。此外，我始终不清楚你的抵押贷款是250万美元，还是250万法国法郎，抑或是荷兰盾；我也不清楚门德尔松是否还欠你其他债务。”他在信中写道，“你很明确地告诉我，无论贷款数额多大，这也是你自己的问题。因此，这不是我的问题，我只不过是作为一个处在和你同样位置上的伙伴，对此表示兴趣而已。同时，我再次强烈抗议你今天上午在电话里说话的语气。”我们无法得知这样的不愉快持续了多久，不过安德鲁确实帮阿尔兹切尔联系上了曼赫墨地产的托管人，然后询问那幢法国城堡的价格，当时阿尔兹切尔正考虑要买下它。“我在想，这幢别墅是不是可以用优惠价购得？”阿尔兹切尔在信中这样询问安德鲁，“如果能够，那么我将考虑购买这幢房子，因为我相信法国的好日子在不久将到来，如果能在离巴黎如此近的位置拥有这么个小地方，这将令人非常愉快。”　　　

　　1939年9月1日，德国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入侵了波兰。两天后，英法共同对德宣战。这些恶性事件不可避免地殃及池鱼—拉扎德投资银行在不久后再次面临生死考验。1939年9月13日，戴维·戴维－韦尔向阿尔兹切尔发送了一封感谢信，对他在“战争前夕发送”的“友好电报”表示感谢。戴维在信中说，自己的儿子皮埃尔在战争一开始就被征兵入伍，皮埃尔离开巴黎已经有“较长的一段时间”，但是“还未进入危险区域”；另一个儿子吉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得了法军颁发的十字勋章，现在正等候部队的“动员令”，而两个女婿则已经被调遣。戴维还谈到了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的人员情况，员工已经“大为减少”，但　“幸运的是，安德鲁还在，不过他的工作非常艰巨，正是在这样的艰难时期我才意识到岁月不饶人的问题，在年龄的限制下，我已经无法再为公司贡献更多的力量了”。　　　

　　戴维的话深深打动了阿尔兹切尔。　　　　　　　　　

◇BOOK。◇欢◇迎访◇问◇　　

第21节：1　大　佬（21）　　　　　　　　　

　　因此，在我自己已经无能为力的时候，我请求年轻人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在此世界浩劫面前，我视你们为本行的领导力量。你们的父辈向你们灌输了银行的高贵传统，你们也能忠诚地遵循父辈的教导。我坚信，你们将尽你们所能，让拉扎德这个名字在纽约、巴黎和伦敦保持赫赫声名。因此，当战争结束，我们的三家银行将继续发挥强大的金融媒介作用，将再次在世界舞台上确立无与伦比的地位。在当前环境下，我最大的欣慰就是，只要有此必要，我还可以继续依靠你们的忠诚合作。　　　

　　12天后，戴维·戴维－韦尔再次给阿尔兹切尔写了一封信，这封措辞稍显含混的信或多或少带着点神秘的色彩。“作为9月13日信件的补充……我想告诉你，我们大家全都在指望着你，我个人希望你能全面关注本行在美国的利益。如果你愿意这样做，请你密切关注周围发生的所有有关事件，然后根据你的判断或视情况需要做出相应调整，采取相应步骤。”然后，他还在附笔中写道：“安德鲁向您表达他诚挚的祝福。”两天后，阿尔兹切尔直接给安德鲁写了一封信，要求他回信说清楚“所有共同关心的问题”，因为“你无法想象我们感觉多么疏远和孤立，我们完全不了解你的想法”。信的结尾写道：“我们有许多问题需要面谈，因此我强烈希望你能派莫瑟或其他值得信任的人前往纽约。”　　　

　　对于巴黎支行的合伙人和其他相关人士而言，战争的爆发是最值得关注的问题。水晶之夜事件已经充分证明了希特勒将犹太人驱逐出欧洲的决心。拉扎德投资银行是犹太人创办的欧洲知名银行，戴维－韦尔和安德鲁·梅耶也是欧洲首屈一指的犹太银行家。在德国入侵波兰后不久，法国的犹太人开始考虑是否要出逃。在这场纳粹发动的战争面前，在大西洋两岸的生存成了拉扎德投资银行合伙人的唯一要务—对于拉扎德投资银行和合伙人而言均是如此。在德国入侵法国的三天后，阿尔兹切尔向戴维·戴维－韦尔写信表达了对皮埃尔人身安全的担心。“我很难向您表达我们对最近几天发生的事情的难过之情，不过我希望您能继续告诉我皮埃尔的人身安全情况。”他在信中写道，“我们时刻牵挂着你们。”在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后，安德鲁·梅耶将妻子伊莎贝拉和两个孩子菲利浦和弗朗辛送去了法国西部城市波尔多，而他自己则留在了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不过他很清楚自己将不得不离开巴黎，然后同家人一起逃离法国。“梅耶对自己的处境不存在任何幻想。”卡里·赖克这样写道，“他在一家著名的犹太银行工作，而且还是一位显赫的犹太银行家。”安德鲁·梅耶曾经公开帮助德国的犹太人逃离德国，此外还资助过暗杀希特勒的计划。　　　

　　到1940年5月的最后一周，安德鲁认为离开巴黎的时候到了。他锁好了自己的公寓，然后雇车去了波尔多。几天后他与家人会合，然后一起去了西班牙边境。在离开波尔多时，安德鲁弄到了当时极其昂贵而且很难到手的西班牙出入境签证，因此，当其他法国难民们在边境上排着长长的队伍时—这个场景安德鲁的儿子菲利浦一直清晰地印在脑海中—安德鲁·梅耶一家人则轻松地穿过人群进入了西班牙。他们坐火车去了什塔德，在几天后又动身去了相对安全的里斯本（葡萄牙）。在那里，他们开始了一项艰难的任务—获得进入美国的签证。　　　

　　到1940年6月底，也就是巴黎沦陷后不到一周的时候，德法双方签订了停火协议，拉扎德投资银行将在法国的业务从巴黎迁到了里昂。应安德鲁·梅耶的请求，阿尔兹切尔在1940年6月27日给安德鲁的信件中，夹带了一封律师委托的授权书以及来自“美国国务卿哈里廷”（这可能代指当时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或赫尔的助手）的函件的复印件，这封函件专门说明了安德鲁·梅耶的签证申请问题：“安德鲁·梅耶是拉扎德投资银行的重要成员，该公司现在迫切需要他来美国。请对此事尽快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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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节：1　大　佬（22）　　　　　　　　　

　　7月2日，阿尔兹切尔再次给安德鲁·梅耶写信。“您和贝拉还有孩子们能安全地离开法国，这让我非常高兴。我迫不及待地向您们来纽约表示热烈欢迎。今天上午我收到了您发来的信件。”他在信中告诉安德鲁，他正想办法让安德鲁全家坐飞机到纽约，如果这个计划行不通，那么就换乘美国出口货轮。在结尾处，他还写道，戴维·戴维－韦尔“如果只字不提皮埃尔就会非常可怕”。7月月末，安德鲁和家人乘坐美国泛美航空的水上飞机直接从里斯本飞抵纽约—这次从硝烟弥漫的欧洲到自由国度的逃生旅程显得相对平稳。迄今为止还有人对安德鲁如此容易地安全脱险持忌恨态度。“我在巴黎碰到过安德鲁的一些亲戚，他们到现在还愤愤不平，说永远也不会原谅安德鲁抛下他们不管。安德鲁一家人能通过西班牙，而其他人却没有这么走运。”费利克斯·罗哈廷这样说道。　　　

　　与费利克斯一样，戴维和家人就没有安德鲁一家那么幸运。当德国人开始在1939年横扫欧洲，而且显得来势汹汹、无法抵挡的时候，戴维吩咐仆人米尼特将自己的艺术藏品打包收集起来。米尼特细心地为这些艺术品列好清单，然后再装入木箱—共装了130个箱子，每个都用“DW”做了标记—这些箱子和卢浮宫的大量藏品一起都被运到了桑切斯一座城堡里，其他22个装满了地毯、稀有的日本画以及一些油画的箱子则被送往法国北部的另一个城堡加以保存；而他收藏的柯罗、雷诺阿和哥雅的画作则被寄往美国，其余的家具、雕塑以及一些油画则留在他在纽利的家里。　　　

　　在巴黎保卫战爆发前夕，戴维·戴维－韦尔首先去了法国阿尔卑斯山区，在那里他为自己和家人拿到了去瑞士的签证。但是他决定不去瑞士，而是尽量想办法通过葡萄牙去美国。6月19日夜晚，他使用护照和法国维希政府发放的签证离开法国前往西班牙，之后他又去了葡萄牙。7月9日，德国人将戴维的家洗劫一空，剩下的那些珍贵的艺术品和古董都被抢走了。德国军队还决定用戴维的大宅子作为他们在当地的指挥中心。　　　

　　皮埃尔通知自己的父亲戴维·戴维－韦尔，在停战协议签订后法国出现了一片“自由区域”，因此戴维在7月17日回到了法国。当时皮埃尔39岁，他曾是一名法国军官，当时已经退役并开始担心拉扎德的前景。一周后，法国维希政府颁布了一条法令，宣布所有在5月10和6月30日期间—战争一触即发之时—逃离法国的法国人都将被剥夺法国国籍。米歇尔美化了祖父戴维的葡萄牙之行。“我们整个家族都是非常爱国、非常忠诚的。”他曾经这样说，“我的祖父是一位行将就木的老人，他回来的时候这样说，‘我老了，我希望能死在祖国的土地上。’”　　　

　　与此同时，纳粹分子纷纷涌向那座珍藏了戴维大部分艺术藏品的桑切斯城堡，他们有关于这些艺术品收藏地点的准确信息。“当你控制了这个国家后，”艺术品交易商盖伊·维尔邓斯登这样解释道，“那么人们显然会来向你告密，而且一些人会急于挣钱，他们随时都准备背叛。”1941年4月11日，ERR（Einsatzstab　Reichsleiter　Rosenberg，希特勒的艺术品查抄组织）开始盗取戴维的艺术藏品。　　　

　　8月14日，戴维·戴维－韦尔待在维希西南约30英里的小城查特尔–盖扬的瑟摩尔旅馆，当时所有的巴黎银行都被指定搬往维希。戴维到维希城去看望皮埃尔夫妇，然后在当天还与另一位拉扎德合伙人见了面。在与皮埃尔会合后，戴维忙里偷闲地给阿尔兹切尔写了一封信，就阿尔兹切尔等纽约合伙人对安德鲁前往纽约的担忧加以安抚，因为安德鲁在实际上拥有公司绝对的控制权，他的到来将意味着阿尔兹切尔大权旁落。戴维尽量缓和阿尔兹切尔的心情，让他不要那么悲观地认为安德鲁会很快代替他在纽约支行的位置。关于自己的维希之行，戴维的描述带了点神秘的色彩，但是字里行间又透露出不祥之兆。　　　

　　不幸的是，我没有时间详细询问他你所担心的那些问题，但是我很高兴能借此机会向你表述我的看法，说明你还有我与公司之间的关系，这对公司的未来至关重要。我认为，无论我们，抑或我们的父辈，在过去为公司做了多大的贡献，我们在精神和物质上也受了公司的恩惠，在公司绝佳的声誉和名望下，我们才有今天个人的名望和财富。我相信在这些问题上你与我的观点一致，我也相信你将尽你所能继续发展纽约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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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节：1　大　佬（23）　　　　　　　　　

　　9月8日，戴维·戴维－韦尔在听法语广播时得知自己失去了法国公民身份，他的全部财产都要被充公。到了1940年10月月底，维希政府公布了23位被剥夺公民身份的著名人士的姓名，安德鲁·梅耶的老朋友、维希政府的新外交部长保罗·博杜安在上面签了字。安德鲁·梅耶和戴维·戴维－韦尔赫然名列被剥夺公民权的名单中—这是一种极其痛苦的公开羞辱。虽然戴维在战后重新获得了公民身份，但他在听到这条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