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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超凡智慧揭秘-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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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例如哈恩和迈特纳等等。按照弗兰克的说法，当时他们那些青年人也知
道学物理没有什么出路，但是他们不能自持，非学物理不可，因此他们热爱
自己的本行，全力以赴地对待自己的学习和工作。有时教授早上走进实验室，
本来以为那里空无一人，但却发现青年人全在那里，原来他们在那里干了一
个通宵。
弗兰克后来回忆说，柏林的定期物理学讨论会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
象。每次开会大约有40 人参加，其中包括成名的教授和即将开始写博士论文
的研究生，而且也包括象物理化学家能斯特那样的名人。大家在会上不拘形
式，畅所欲言，特别是那种追求真理的诚恳态度感动了弗兰克。当时，普朗
克刚刚提出了他自己的量子概念，但是他却费尽心机要把自己的伟大发现“消
灭在摇篮里”，即企图回到经典的连续性概念中去，那种无私的、认真的作
风给青年人们作出了榜样。弗兰克回忆说，当讨论会上有人提出了什么新见
解时，他们那些青年人很快就觉得自己已经明白了，但是教授们却要问东问
西，非把每一个细节弄清楚不可。因此青年人觉得教授们有点头脑迟钝，但
是他们也知道，教授们有很慎重、很可靠的判断力。因此青年人们说，当你
去找导师谈一个问题时，起初你可能要费很多时间去说服他，但是他一旦点
了头，你就可以很有信心地去开展自己的工作了。
当时物理学中一个热门课题是低压气体的放电现象。人们企图通过这种
现象的研究来探明原子、分子内部的结构和运动。因此，刚开始时，瓦尔堡
指定给弗兰克的课题也是这方面的研究。但是弗兰克很快发现，气体放电过
程太复杂，不容易分析出真正基本的规律来。他认为应该在尽可能单纯的条
件下来探索粒子的运动。于是他改换了课题，开始研究起电的“迁移率”来。
他采用了卢瑟福的办法，即适当调节交变电压的强度和频率以观察电子恰恰
能够到达放电营正极时的情况。他用这种办法得到了一些新的规律，发现电
子和一些惰性气体原子之间只有很小的作用力。1906 年，弗兰克以他关于电
子迁移率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
1911 年，弗兰克获得了大学授课资格，后于1916 年被任命为柏林大学
讲师，于1918 年升为副教授。
从1911 年开始，弗兰克和刚获得博士学位的赫兹进行了合作，一起研究
了电子和原子的“弹性碰撞”。据说赫兹曾经说过，弗兰克既不仅仅是一个
实验物理学家，也不仅仅是个理论物理学家，因为他主要是从事的实验工作，
但是他有很清楚、很敏锐的理论头脑，实验中的许多新想法都是他提出来的。
从后来弗兰克和艾耳萨塞的那段交往，赫兹的这种评价应该说是很恰当的且
并无阿好之嫌。
当他们刚开始进行自己的实验研究时，人们对于各种原子的“电离电势”
还包有很不明确的看法。许多人认为，原子的电离电势和原子的种类无关，
一律是大约10 伏特。因此，弗兰克——赫兹实验的原始目的，其实是要比较
准确地测定之一电离电势的值，而且他们甚至把测得的4。9 伏特错误地理解
为原子的电离电势。现在许多教科书上关于这种实验的解释，是经过后来的
分析才确定下来的。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的许多科学工作都陷于停顿，弗兰克
也和许多别的青年人一样参了军。尽管他完全不是一个能够适应军队生活的
人，他还是上了前线，而且后来得到了“铁十字勋章”。据说当指挥一队士
兵操练时，他在喊了“立正”的口令以后，又客气地补充说：“请你们立正”。
这个故事充分反映了弗兰克的和善性格。不久以后，弗兰克就在俄国战线上
患了痢疾。他病得很重，甚至不能自己活动了。多亏一位好军医的特殊照顾，
他才请准了假，被送回家中养病。在养病期间，他初步接触了玻尔的理论，
但是起初他还没有想通，以致直到1916 年他还认为自己的实验“否定了”玻
尔的理论。
事实上，早在1915 年8 月间，玻尔就撰写了《论辐射的量子论和原子的
结构》一文，文中按照他自己的理论观念来正确地诠释了弗兰克——赫兹实
验。玻尔指出，测得的419 电子伏，不是原子的“电离电势”而是相邻定态
之间的能量差，而在实验中观察到的电离现象也并不是电子撞击的直接后果
而是一种次级效应。后来这舌一结论也得到了独立的实验证实。
玻尔的再诠释是十分自然的，毫无牵强附会之处。这种再诠释进一步显
示了玻尔理论的力量。同时，也只有经过这样的再诠释，弗兰克——赫兹实
验的真实意义才得到充分的显示，而这种实验也立即成了光谱学以外关于定
态的存在的唯一的、最直接的实验证明。因此，在他的诺贝尔受奖演说中，
弗兰克曾经提到“我们在一个领域中经历的错误道路和曲折，而那个领域中
的康庄大道是由玻尔理论所开辟的”。
1920 年4 月，玻尔应普朗克的邀请访问了柏林，第一次会晤了普朗克、
爱因斯坦和弗兰克等人。当时玻尔已经成了物理学界的名人，他在柏林给人
们留下了十分良好的印象。在此期间，有些年轻人要求和玻尔单独座谈，不
许任何“老板”参加。这就是著名的“无巨头座谈会”，或许也可以叫做“小
字辈座谈会”吧？开会以前，哈伯尔探问能不能参加，弗兰克说不行，因为
他是正教授。哈伯尔又说，那么开完了会我请你们吃饭总可以吧？弗兰克说
可以，于是他们就“扰”了哈伯尔顿。
弗兰克在柏林呆了十九年（1902—1921 年）。这一时期不但是弗兰克在
学术上取得重大成就的一个时期，而且也是他在生活上很值得纪念的一个时
期。1911 年，他和一位瑞典钢琴家结了婚，他们在柏林生了两个女儿。当时
他们的生活是丰富的、快乐的，他们有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积极忘我
工作。有时有点空闲，他们也有一些交际和娱乐，可以参加普朗克家中的聚
会，欣赏爱因斯坦的小提琴，并听迈特纳演奏勃拉姆斯的乐曲。
三、繁茂的“哥廷根花园”
哥廷根大学有很久远、光荣的数学传统和物理学传统。该市的一个街角，
号称全世界数学科学的“原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物理学中心逐
渐从柏林移到了哥廷根。特别是在量子力学的创立和发展方面，哥廷根的人
们确实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和玻恩及弗兰克的来到哥
廷根有很大关系。
20 年代初，哥廷根有几个教授职位出缺，需要找人接替。首先请去的是
弗兰克在柏林的大学同学泡耳。他被请到那里当实验物理学教授。按照当时
德国的惯例，“物理学研究所”的所长教授必须负责讲授“物理学大课”，
这相当于我国的普通物理学课程，听课的有各个自然科学专业的学生。因为
教学任务很重，教授的待遇也相应地很高。泡耳的大课安排得空前精彩，讲
课深入浅出，并辅以精心设计的演示实验。
除此以外，哥廷根还有一个“第二物理学研究所”，也需要一位教授。
当时人们特别属意的就是玻恩。但是玻恩对管理实验室没有信心和兴趣，他
在教育部的公文中找到了一个漏洞，提出哥廷根还应该有一位教授，他要求
聘请弗兰克和他一起去。人们对他的“狡辩”哈哈大笑，但是后来还是同意
了他的要求。
当时弗兰克也很乐于去哥廷根。他不愿意讲“大课”而更喜欢在实验室
里和人们讨论。这一点不成问题，因为“大课”已有泡耳负责。他希望两个
女儿能在小城市而不是柏林那样的大都市中长大，这一点哥廷根也很合适。
当然，最重要的是能和玻恩在一起，那正是他梦寐以求的事。
在哥廷根，逐渐聚集了许多很有天赋的年青人。他们分别从师于三位教
授，成为所谓“泡尔的人”、玻恩的人”和“弗兰克的人”。其中“玻恩的
人”当然是一些学理论的学生，他们耽于思索，举动不俗，形成所谓“玻恩
幼儿园”。相传有位教授看到一个“玻恩幼儿园”的“孩子”躺在地上，以
为他摔伤了，就走上去帮助他，那人却说：“别打扰我，我正在考虑问题。”
当时的研究生，在申请博士学位以前不必通过任何考试，学生的选取全
由教授决定。想成为“弗兰克的人”并不容易，要经过很强烈的竞争。特别
说来，弗兰克要求自己的学生具备较好的化学基础，实验技能更不待言。但
是，一旦得到接受，那个人就和弗兰克成了一家人。当时一般的德国教授都
很有架子，对待青年人的态度往往很拘泥和生硬。弗兰克则不然，他和学生
们相处得很亲密，不但关心学生们的学业，而且关心他们的生活。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梅耶夫人上过“玻恩幼儿园”。她回忆说，有一
天她走进一个房间，发现三位教授都在：泡耳教授只对他点了点头，玻恩教
授说了声“你好”，而弗兰克教授则和他握了手。这个故事说明了弗兰克的
和善性格。
按照当时的“编制”，弗兰克和玻恩属于同一个“第二物理学研究所”，
而且他们又是老朋友，从而他们相处的十分亲密。他们不但共同管理、领导
了研究所，而且共同主持了“物理学讨论班”。在讨论会上，大学高年级的
学生和已经开始作论文的研究生们将讨论各种物理学问题，特别是微观物理
学方面的问题。
当年有幸参加过哥廷根集体的人们，全都记得弗兰克和玻恩之间的密切
合作、亲密友谊和无拘无束的意见交流。据玻恩自己说，在哥廷根的十几年
间，他和弗兰克的每一篇著作都经过两个人的详细讨论，尽管他们联名发表
的论文只有两篇。
在哥廷根的12 年中，弗兰克完成了大量的工作。他除了发表许多论文以
外，还在他的学生们的博士论文中凝聚了自己的许多心血和创见。他不是那
种思想狭窄的单纯实验家，而是在和同行讨论问题时常常提出一些触及物理
本质的看法。他和艾耳萨塞的来往是一个脍炙人口的好例子。有一天艾耳萨
塞去见弗兰克，表示想作一些实验研究，因为他读了一篇文章，涉及了物质
的“波动性”，因此他认为如果能够作些实验来验证电子的波动性，那将是
很有兴趣的。但是弗兰克却说，那大概不必要了，因为美国人戴维孙和昆斯
曼已经作了这种实验，只不过他们自己还没有意识到实验结果的真实意义而
已。这就十分突出地显示了弗兰克在见解上远远超过戴维孙之处。
弗兰克的实验室是硕果累累的。他在晚年曾总结说，他一生最关心的是
微观领域碰撞过程中的能量转化规律、分子的形成和离解、荧光现象以及化
学过程等问题。如果他们工作能够继续下去，那对微观物理学以及其他科学
分支的发展将会大有好处。然而，不幸的是，1933 年初，希特勒攫取了德国
政权，很快地建立了他们那一套反动残暴的统治。德国的犹太人面临了种族
绝灭的严重威胁，正直的知识分子受到了迫害，德国的文化、艺术和科学的
优良传统受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和摧残。众所周知，当时的大批犹太学者受到
了解聘，驱逐和逮捕。按照当时的“法令”，弗兰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上
过前线，从而暂时还不在清除之列，而且不是“犹太人”的海森伯也曾劝他
和玻恩不必离开。但是弗兰克认为局势不可容忍。他先是通过自己的国际声
望替他的青年合作者们在国外找到了工作，然后就不顾许多好心朋友的劝
阻，公开发表了辞职和抗议的严正声明。这种作法，在当时是极其危险的。
幸亏那时纳粹还刚刚上台，他们的反动疯狂性还没有发挥到极度。结果弗兰
克幸免于更大的迫害，于1933 年的下半年携带全家离开了德国。那年5 月，
玻恩和他的家庭也已经离开了德国；于是，在不到一年的短短时间之内，哥
廷根的繁茂昌盛的学术花园，很快地变成了一片荒芜的沙漠。
四、流亡美国
1935 年，弗兰克携家去了美国，在霍普金斯大学当了教授。
1938 年，弗兰克到芝加哥大学当了物理化学教授。那里有一个专门研究
光合作用的实验室，弗兰克当了那个室的主任。在他干1949 年退休以后，实
验室主任由他的同事和朋友迦夫朗继任，但是弗兰克仍然积极参加了实验室
的工作。
作为一位正直的犹太科学家，弗兰克对法西斯势力的反动性是有深切体
会的。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为了挫败法西斯党徒统治全世界
的妄想，性情温和的弗兰克也不惜中止了自己的学术研究而参加了研制原子
弹的计划。他在芝加哥的“冶金实验室”中领导了化学部的工作。在德国投
降以后，他也像许多别的科学家一样密切关注了原子弹的使用将引起的后
果。当时冶金实验室的主任组织了一个委员会来考虑原子弹的“社会政治后
果”，成员包括三个物理学家、三个化学家和一个生物学家，由弗兰克任主
席。1945 年6 月11 日，在新墨西哥原子弹试验的6 天以前，他们把一份报
告提交给了陆军部长，这就是所胃的《弗兰克报告》。他们在报告中指出，
美国政府如果轻率地使用原子弹，就将失去全世界人民的同情，从而应该把
原子弹的使用看成重大的政治决策而不是军事决策。他们指出了核军备竞赛
的危险性，并反对把这种空前可怕的毁灭性武器直接应用于人类，而是建议
首先在一个无人居住的地区显示力量，以威慑敌方。不论人们是否同意这些
观点，这一活动本身总是体现了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感，而《弗兰克报告》也
成了世界和平运动的重要文献之一。大战以后，弗兰克没有担任任何政府顾
问之类的职务，但是科学家们还是经常和他联系并征求他关于科学家社会责
任的意见。
大战以后，弗兰克又回到了光合作用的研究。而且这一课题成了他一生
最后几十年中最主要的兴趣。
弗兰克一生诚朴坦直，以平等态度待人，从不摆架子，也不矫揉造作，
从而深受同辈和晚辈的尊重和爱戴，人们不仅乐于向他请教学术问题，而且
在生活和工作上遇到困难时也经常去寻求他的劝告和帮助。他离开了德国十
几年，经历了不平凡的变乱。因此，他在战后第一次返回德国时心理上是很
有负担的。他不知道德国人会怎样看待他。结果却是，不但他的老朋友们对
他很亲热，而且更多的人们也热烈欢迎了他，在那以后，他又不止一次地访
问了德国。
弗兰克一生获得了许多荣誉。除了获得过诺贝尔物理学奖和美国的伦福
德奖章以外，他还于1951 年获得了德国物理学会的普朗克奖章，于1953 年
和玻恩等人一起成为哥廷根的荣誉公民，海德堡大学和德国一些别的大学都
授予了他荣誉博士学位，他是世界上许多著名学术团体的成员，并于1964
年4 月成为英国伦敦皇家学会的外籍会员。
（金瑞）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两次改变了世界的伟人尼尔斯·玻尔
在寥若辰星的历史巨人中，尼尔斯·玻尔是其中极为璨灿的明星。尽管
他没有爱因斯坦那样声名显赫，但真正懂得物理学的人都深知：他完全可以
和爱因斯坦并驾齐驱。原子时代的到来，在很大程度上就有赖于他的科学研
究，以及他所发挥的影响。从对于同时代和整个世界的生活发挥指导作用这
一点说，很少有人能同他相提并论。
他的影响之大已远远超出了他所从事研究的物理学领域。在把人们引入
神秘的微观领域，科学地揭开世界本来面目的道路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向
何处发展的进程中，以及战后如何利用原子能的问题上，他两次改变了世界
的进程，这大慨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就是靠了这些，当代一批最强有力的人物和最卓越的科学家都信赖他，
听命于他。他是卢瑟福的学生与合作者，爱因斯坦毕生不可缺少的备受尊敬
的挑战人；他是丘吉尔的对立面；他是许多卓越科学家如：海森堡、泡利、
狄拉克、奥本海默等人的良师益友，也是全世界所有物理学家的领袖，智囊
和朋友。
一、“我们家里不用自然力”
丹麦人在形容聪明而善良的人家时，用一句古老的俗语：“有天花板那
么高。”玻尔家族总是得到旁人的这种评阶。尼尔斯·玻尔是第三位玻尔教
授。他使这个姓氏得到了新的声望，然而，他门这个家族早就有“天花板那
么高”了。
玻尔的父亲是哥本哈根大学的生理学教授，玻尔的母亲是一位犹太血统
的银行家兼金融家、哥本哈根商业银行的创办人的女儿。1885 年10 月7 日
玻尔就诞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他是三个孩子当中的一个，排行第二。弟弟
海拉德天资很高，后来成了有名的数学家。就是在这个充满幸福的家庭里玻
尔受到了父母良好的教育和影响成长起来的。
还是在孩子们很小的时候，他父亲就非常注意培养他们独立思考和动手
的能力。他经常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鼓励孩子们作出解答；遇到需要动手
解决的问题，也要求孩子们自己去做。
同时，老玻尔教授同丹麦最著名的科学家、哲学家、文学家的交往也给
年幼的玻尔很早就有大量接触丹麦——实际上也是整个欧洲最优秀的科学与
哲学思想的机会。当父亲与朋友们交谈时，尼尔斯总是安静地坐在那里，心
里充满了崇敬，把他们的话象空气那样吸进去。这些谈论成了他自己的观点，
也成了他毕生遵循的科学方法。
7 岁的时候，玻尔进入了小学。他的各科成绩都很好，在班里总是第一。
只是作文例外。按照学校的要求，一篇文章总是要先有一段引子，最后还要
专门有个结尾。这一点也不合年少的玻尔的口味。他的思想方法是，直接了
当地提出科学性见解。所以，他对作文课总是怀有抵触情绪。有一次，教师
叫他写一篇题为《自然力在家庭中的应用》的文章，这个题对这位未来的科
学家来说，份量未免太重了。他在文中做了这样反抗式的结尾：“我们家里
不用自然力”。
在同学的眼里，玻尔是个杰出的人物。他从不硬啃书本，并不去争第一，
但又总是毫不费力地执全班之牛耳。
当玻尔升到高年级，开始学习数学和物理时，他的显著才能就是人人有
目共睹了。在19 世纪、20 世纪之交的年代里，高年级的物理课讲授十分简
单。而尼尔斯所学的东西则早已超出了课本的范围。没有多久，他就对教科
书中陈旧、错误的内容，根据自己从杂志里读来的物理学加以圈注了。一个
同班同学问，如果在考试中涉及不对的内容，那该怎么办？玻尔诧异地回答：
“当然告诉他们什么是对的呀！”
1903 年，尼尔斯进入了哥本哈根大学。入校之初，他被深奥的哲学问题
所深深的吸引。他选修了哲学史和逻辑学两门课。特别是父亲的好友于夫丁
的课，使玻尔佩服得五体投地。于夫丁引导学生们回顾了16—18 世纪的主要
哲学派别，然而，他并不打算劝说学生们信奉其中的任何一种。他所强调的
只是问题的提出，而非解答。他是这样解释的：“解释是死的，问题却是活
的，否则，哲学就不会有生命力。”
玻尔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的哲学著作。他曾为荷兰近代伟大哲学家斯
宾诺莎的心物平行论所吸引，更为实证主义大师穆勒的《一个丹麦学生的故
事》心灵激荡。还是这本小册子，促使玻尔去探讨认识的辩证过程，以及所
有知识的“伟大的内部联系”。
为了探讨哲学问题，尼尔斯和海德拉参加了一个以讨论哲学和科学为内
容的小组。这个不超过12 个人的小组每月数次聚集于咖啡馆，在那里，只要
面前放上一杯咖啡或一杯啤酒，他们的谈话就能持续到第二天早晨。在激烈
的争论中，常常出现玻尔和海德拉对恃的局面。这兄弟俩的思路好象是并行
的，他们不断改变自己和对方的表述，尽管激烈，却又以事实和道理维护自
己的观点。但他们从不固执己见。随着讨论的深入，观点也变得愈来愈精辟。
1905 年，丹麦科学文学院重奖征求有关液体表面张力的论文。尼尔斯自
信地加入了这场竞争。在大量的参赛论文中，只有两篇被选中，其中就有玻
尔的一篇。21 岁的玻尔，以惊人的勇气和卓越的才能，对当代最有名的物理
学家之一的泡利的基本理论作出了发展，他得出了出人意料的结论。即在确
定表面张力时，还有附加因素应该考虑进去。没有人能预见到和想象出，有
关水的表面张力的知识，竟在35 年后为研究原子结构提供了线索，而且丕有
助于发展原子弹和核能。玻尔几乎没有留下悬而未决的细节，他所涉及的每
一点，都在后来曲折而无法预料的科学发展中再现了。因此，荣获了丹麦科
学院颁发的金质奖章。随后，这篇论文在英国伦敦皇家学会《哲学学报》—
—英国最著名的科学杂志上发表。
1907 年，玻尔取得了学士学位。
以后，玻尔深入研究了汤姆逊的著作，阅读了洛伦兹与德鲁德的文章，
经过分析，他选择了金属的各种物理生质为研究题目，在电子理论的指导下
研究金属的电导率，热导率，磁电现象和热电现象作为自己的硕士论文。他
认为：金属的电子理论大有可为，他决定继续把它作为自己博士论文的研究
内容，论文完成后，答辩于1911 年初举行。当地的一家报纸这样报道了这次
答辩会：
“。。26 岁的科学巨匠尼尔斯·玻尔只用了一个半小时，就以博士身份
离开了大学。时间之短是破天荒的。。玻尔所写的东西，所提出的问题都是
太新颖，太不寻常了，以致没有人能够对他提出问题。”
二、站在巨人的肩上
1911 年秋，玻尔来到了剑桥。剑桥——科学知识的中心，达尔文、牛顿、
汤姆逊的剑桥！现在，他也来到了剑桥！他的脑子里闪现出斯宾塞的诗句：
剑桥，我的母亲！在她那顶冠冕上，缀有多少睿智，多少冥思。。”。
玻尔希望能在物理学家汤姆逊的指导下在卡文迪许实验室继续从事电子
理论的研究。但事情并没有象他想象的那样顺利。汤姆逊，此时只有55 岁，
但已在世界最著名的物理实验室——卡迪文许实验室里当了27 年的主任
了。这位处于科学颠峰的伟人很热情地接待了他，但对这位初出茅庐的年轻
人所提出的问题并没有多大兴趣，对他花费很多心血写成的论文也很久未予
处理。他所作出的其他努力，都同样徒劳无益。但玻尔并没有垂头丧气，他
坚持自己的见解，一旦认准它是正确的，就百折不挠。后来，经过自己奋发
努力地钻研，终于使电子理论研究取得了新的成就。
在剑桥工作了不久，玻尔幸会了卢瑟福。并且迅速决定：他应该和这位
能以正确无误的能力深入科学真理核心的光辉人物一道工作。并且很快得到
了卢瑟福的同意。
玻尔来到了曼彻斯特，进入了卢瑟福的实验室，开始了他的新的工作。
工作进展很顺利，他锲而不舍，才能超众，很受卢瑟福的赞赏。两人在交往
中建立了亲密无间的关系，开创了科学史上原子理论的新时代。在卢瑟福的
支持和帮助下，他从1912 年起致力于原子理论的研究，在卢瑟福提出的原子
行星模型的基础上，当年就取得了重要成果，推导出一个新论点：同位素。
当时，卢瑟福以原子理论的权威自居，不但对他的新论点没有认识，反而劝
说他不要冒险。面对劝告，玻尔没有止步。他夜以继日地工作，大胆地在前
人还没认识的科学领域里探索。他有选择地研究了大量材料，并结合自己研
究的成果，对新论点给予精确的推论和阐述，很快，同位素论点被实践所证
实，卢瑟福也为此高兴地连连点头。玻尔还对原子和一切由原子组成的物质
的稳定性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小心翼翼地用了假设性语句，象这样的带根
本性的概念，还很少有人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以如此谦恭的方法提出来。
玻尔只在曼彻斯特呆了4 个月，在这一次短短的期间内，他归纳出了即
将导致一场物理学革命的观念。
1913 年，玻尔的原子研究又取得了重大成果，他引入一种与经典电动力
学不同的物理量，这就是普朗克恒量，或一般所说的基本作用量子。这个作
用量子在原子结构中的引入，达到了一个决定性的阶段，并对整个理论在新
的基础上进行了改造，就是修改人们所定的规则，当玻尔修改了规则后，结
果是理论和实验很好地吻合在一起了。尽管玻尔的原子不合许多旧教育培养
出来的物理学家的脾胃，但是他们不能置之不理，因为它和事实相符。接着，
他发表了阐明原子结构的著名论文，被人们尊称为“玻尔理论。”后来，他
又提出了“对应原理”和“并协原理”，对现代物理学特别是量子论和量子
力学的建立，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14 年的春天，玻尔只有29 岁，但是全丹麦的人都知道他的量子原子
理论深深地影响了物理学，玻尔自己也知道这一点，他的学识非常渊博。
同年5 月，玻尔接到卢瑟福的来信，信中说：“。。达尔文的讲师任期
已满，现正在以200 英镑的待遇征求一名继任者。。。”就这样，玻尔又一
次来到了曼彻斯特实验室，而卢瑟福也找到了有独立创见的年轻人。在曼彻
斯特，他们合作的很好，发表了许多具有创建性的文章，建立了永久的深厚
的友谊。如果说，每个人都按照另外一个人的样子形成自己的一生，毫无疑
问，玻尔也是自觉不自觉地模仿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卢瑟福。
1916 年，响应祖国的召唤，玻尔回到了哥本哈根大学，并被授予以新设
置的理论物理学教授的头衔。在朋友们的积极协助下，哥本哈根大学建立了
理论物理研究所，他在此继续向科学高峰进军。
三、Prize≠Price
玻尔应普朗克的邀请，去柏林物理学会作了有关光谱理论的讲演。当玻
尔来到柏林物理大厦时，普朗克和爱因斯坦前来迎接他。普朗克在外表上完
全是一付德国教授派头，而爱因斯坦早已出了名的蓬乱的头发仍然是乱蓬蓬
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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