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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变华尔街-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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呛苋菀追⑾纸鹑诠淹酚胫醒胝涞�*关系。在英国，金融寡头与国家君主私相媾和；在美国，金融寡头大概就是与行政机构媾和。这样一来，政府将会变成贵族特权阶级的专属领地。杰弗逊一派反对君主专政制度，他们认为法国和英国庞大臃肿的行政机构就像破败的巨轮一样漂浮在国家公债的海洋上面。自然而然地，如果政府要发行债券，那么就需要有庞大的银行机构来购买这些公债，需要通过运行机制良好的金融市场来发行公债，还需要引入全新的投融资工具。如此一来，一个数量庞大的国家债券交易群体也就应运而生了。皇权与金权的阶级联盟使得国家政权赖以取得政治权威的独立选民的地位变得岌岌可危。杰弗逊认为，汉密尔顿为这个新兴国家设计的宏伟蓝图有一宗真正的原罪，就是“为当前共和制的政权蜕变为英国宪法中标榜的君主专政政权铺平了道路”。这或许是旧世界不可避免的宿命，但正是为了能让新世界避免这一宿命，美国人民才不惜一战，付出了流血牺牲的沉重代价。事已至此，华尔街自然就演变成了贵族政治与*政治之争的战斗前线。由于事关重大，杰弗逊一派利用政敌在性生活方面的不检点行为来攻击对方的政治手腕似乎也就没有什么不妥了。
贵族老爷（4）
杰弗逊的追随者们不知疲倦地为人民敲响长鸣的警钟。在整个18世纪90年代，政治评论家、政党喉舌以及政客们提醒人们要时刻保持警惕，银行家和投机商正在利用政府的国家信用牟取私利。虽然华盛顿总统本人最终还是赞成了汉密尔顿的战略规划，但是也开始忧心忡忡起来，他询问自己的财政部长：新的资本难道不会因为“一小撮儿*的证券交易商们”的阴谋而威胁到共和制政府的政治前途吗？对于这号人来说，汉密尔顿的金融计划大有油水，它是贵族统治与金钱统治之间的邪恶联盟。这些债券的原始持有人主要是贫困的退伍老兵、农民和其他平民百姓。投机商们可以从原始持有人那里以极其低廉的价格买空各州政府以及大陆会议发行的各种债券。按照汉密尔顿的计划，一旦事情发展到了这个地步，这些富裕的债券买主们就会重新审视这些曾经一文不值的债券，希望看到这些债券的面值完整无缺了。
路线斗争如火如荼地展开了。有人在教堂里向群众散发耸人听闻的传单，路线斗争也成了小说、诗歌以及报纸打油诗的创作素材，戏剧舞台上的幽默讽刺剧以及政治舞台上白热化的长篇血泪史中，这场斗争仍然在持续升温。《民族公报》（National Gazette）发表了一篇题为《事实的编年史》的政治讽刺文章，文章作者菲利普·弗瑞纽（Philip Freneau）断然宣称1791年是“投机商们取得统治权”的一年。他滑稽地模拟了一个创建美国贵族的计划。在这个计划中，贵族们小心翼翼地划分等级、细分地位，这种情况真实地反映了投机行为不断升级的情况，从等级较低的“吸血鬼阶级”，到中级的“强买强卖阶级”，直到至高无上的“临时债券食息阶级”。杰弗逊本人则猛烈抨击那些买空没有价值的“大陆币”（continentals）的人，因为他们使用了不诚实、不公正的骗子伎俩：“投机倒把分子把骗取持有人手里的大陆币当成了一个行当……陆地上使用的信使和驿马、海洋上航行迅速的领航小艇现在都被他们掌握在手里，整天满天飞”，在买空纸质的债券票据之后，“生活贫苦、消息闭塞的老百姓手里的钱就这样被他们骗了个精光”。麦迪逊也不无忧虑地说：“证券交易所的投机商即将变成政府里的行政长官，既是政府的工具又是政府的太上皇。一方面，投机商慷慨解囊贿赂政府吃下这根胡萝卜；另一方面，他们还会上蹿下跳，运用声势凌厉的组合拳来慑服政府就范。”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美国第一任副总统、第二任总统。——译者注），平时是汉密尔顿的盟友，和这位财政部长同样有一个保守的信条，即社会的阶级区别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时就连亚当斯也意识到“在这个国家里，纸上财富变成了贵族统治重要的力量源泉，而且也是地主阶级重要的财富源泉，这场财富狂潮真是来势凶猛”。
当杜尔的债券投机泡沫最终破裂的时候，社会大众强烈的憎恶之情是一望即知的。投机商们被人们戏称为“汉密尔顿的突击队”以及“有价证券的小猎犬”。在各地小报上“临时债券狂热症”（scriptomania）、“临时债券面值症”（scripponomy）和“临时债券恐惧症”（scriptophobia）这样的词语满天飞。一位费城居民写信给当地的报纸，抱怨自己在党派路线斗争的战场上虽然想走中间路线，可是却根本走不通。尽管他不愿意加入本地的杰弗逊*协会，但是他也希望街坊们相信自己绝对“不是托利党人，也不是英国特务，更不是投机商”。麦迪逊对于这场在道德上令民众厌恶、在政治上违背民意的现象做了如下总结：“这个社会体系一定是出了某种差错，这种差错是严重的，它既是道德方面的错误也是政治方面的错误。这个社会体系居然把回报与奖赏从那些付出了最高昂代价的人手里转让到了那些根本没有为此付出任何代价的人手里。”
贵族老爷（5）
在这场政治演出舞台的中央矗立着一个巨大的反讽，这个反讽将向他们的美国后代灌输他们对于华尔街的态度。在这场你死我活的对抗中，双方都有正当的理由，不过双方追捕的却都是同样虚无的幽灵。汉密尔顿幻想着开明绅士们的投资活动完全是为了公共利益而无私奉献。杰弗逊看到的则是赌场上的“骗子”和“无赖”。双方的见解都是正确的。威廉·杜尔的悲惨经历就是一个例证，他就是一个文明社会里的恶棍。但是，两位开国元勋同时也都犯了错误，因为他们预言敌对双方最终的冲突将难以避免，但实际上这些敌人只是自己心目中的假想敌而并非真正的敌人。
汉密尔顿绝对算不上一个真正的封建贵族。他也不曾当真以为贵族们在新世界能够成功复辟一种官本位的贵族统治。可是，他确实感觉到“群氓统治”（mobocracy）是令人忧虑的，并且害怕“雅各宾派”旨在削平一切的平均主义的*制度本性。在他看来，这种绝对平均主义容易使民众彻底拒绝合理的社会契约所规定的公民义务。但是，城乡各地值得尊敬的世袭地主们几乎不可能成为革命的平均主义者。美国也没有什么残忍嗜血的无裤党（sansculottes）准备竖起绞架，尽管农民阶级也曾经因为政府的苛捐杂税以及其他政策而揭竿而起，但是他们也不会赞成极端的平均主义。举例来说，谢伊斯起义（Shays‘s Rebellion）就很能说明问题，起义者只是想把封建地主的庄园付之一炬，这完全是法国扎克雷（Jacquerie）农民起义在美国的翻版。另外，尽管汉密尔顿的这种担忧有些杞人忧天，但是他已经逐渐形成了一种“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错觉。他认为像杜尔这种人（即使并不是说杜尔本人）是能够为社会做出一些无私奉献的，这让人们联想到开明贵族的理想版本。他们为购买国债提供的大量资金，可以帮助供养一个统治政权，一个由“智者、富者与善者”组成的政权。他相信，“一般来说，那些最愿意借钱给国家的人往往都是开明的人”。他用下面的话评价那些贵族出身的豪富巨贾：“与那些贫苦百姓相比，这些人的邪恶倒有可能有利于国家的繁荣富强，而且带有的道德堕落行为也相对要少一些。”但是，形势发展却让汉密尔顿非常懊恼，因为他自己曾经当着美国人民热捧的那种现代商业社会竟然播下龙种却生出了跳蚤，这种商业社会养育出的生意人往往把自己承诺的社会责任当做放在汽车后座上的陪衬，追逐最大的获利机会才是他们的头等大事。汉密尔顿就陷入了这种两难的窘境，威廉·杜尔正是造成这种困境的一个例子。
同样地，杰弗逊*制度派也对他们想象中的那个贵族统治制度进行攻击。但是，历史事实表明，这个“贵族阶级”确实只是一些初出茅庐的财阀巨商，他们是用资本主义思想武装起来、却没有任何行政职务的社会精英。他们之所以每每急欲表现出那种世袭贵族的傲慢派头，只是为了增强他们自以为是的统治地位，提振自己的社会自信心。在纽约，汉密尔顿的联邦制拥护者们创立了“匕首骑士派”（Knights of the Dagger）来打击*与共和派人士，驱散他们的公开*，打压他们中间的“自由支柱派”（Liberty Poles）。威廉·杜尔的儿子就是这样一位骑士。他们浑身上下全是贵族的穿着打扮，家里的马匹和马车上都装饰着贵族传统纹章的羽冠，他们学着英国上流社会的腔调说话，还举办光鲜夺目的舞会和宴会，沐猴而冠地盲目模仿欧洲上流社会的风俗习惯。在汉密尔顿时代，这些活动在联邦制度拥护者中间非常时髦，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镀金时代，这一倾向又开始风行。约翰·品塔德（John Pintard）是杜尔的同案犯之一，但由于及时逃离纽约而躲过一劫，后来也没有锒铛入狱。品塔德是一个高雅的文化精英，他是纽约历史学会的发起人之一，发表过医学与拓扑学方面的著作，同时还是印第安文化研究方面的专家。后来他又回到纽约，继续在华尔街赚钱。无疑，有许多联邦主义者公开推崇英国宪法，尤其是英国宪法关于社会等级的划分办法。联邦主义者毫不掩饰自己的希望，他们也期待着美国有一个上下有别、等差分明的政治秩序，而他们自己将成为执牛耳者。国务卿约翰·杰伊（John Jay）是汉密尔顿的好友和政治盟友，他坦率地断言：“那些拥有国家财富的人们理应成为这个国家的治理者。”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贵族老爷（6）
可是，由于威廉·杜尔贪得无厌的投机行径，他们的目标最终被暴露无遗。杜尔和他的马仔们把这个新生的国家当做了他们追求幸福生活的天堂。对于他们以及大多数国民来说，追求幸福生活其实就是追求金钱财富。但是，贵族与平民百姓拥有共同的致富欲望，这使得平民百姓与贵族在追逐钱财方面没有什么两样，这种情况就形成了杰弗逊这一阵营的两难困境。相对来说，包括农民、工匠和小店主在内，那些生活相对贫困的普通民众是拥护杰弗逊反抗贵族统治政体的生力军。尽管他们追求财富的野心要比金融大亨们的野心小很多，但是他们自身也同样渴望能够获得经济意义上的独立。在后来的岁月里，艰苦创业的农民、反对垄断的中小商人、寻求启动资金的中小企业家、铁路工人、煤矿工人、手工匠人以及普通劳工，由于饱受实业大亨们的欺凌，频频把华尔街视为自己的主要敌人。然而，下面的情况也同样是普遍存在的，即他们都把那些贪婪的金融家描述成反面人物。在他们看来，金融家与其说是资本主义的财阀巨商，不如说是世袭的封建贵族、外国来的流氓杂种，这些人的品行与美国人的内在品质格格不入、势不两立。
如果我们把资本主义与封建贵族这两种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相提并论，大家就能够清楚地看到华尔街在一百多年前的典型形象。一方面，它反映了起始于美国革命时代的一个政治文化传统谱系。另一方面，这也是一种典型美国特色的逃避主义：它避免大张旗鼓地攻击资本主义制度，因为许多人实际上都有这样一个梦想，即有朝一日他们能够真正实现一种*资本主义制度；与此同时，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社会贫富分化与残酷的剥削制度引起了他们极大的愤怒。通过杜尔引发的社会恐慌，以及汉密尔顿的联邦制度拥护派与杰弗逊的*与共和派之间恶语相向这两件事，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明确的历史信号，即民众在内心深处对于初具规模的商业文明仍然抱着一种爱恨交织的复杂情绪。华尔街似乎成为这种爱恨交织情绪的缩影。华尔街是不是君主专制制度的皮条客？还是说，它是一个繁荣富强的共和国的孵化器？它到底是反革命分子盘踞的老巢，还是社会革命进步的现代化发动机？
此外，美国的金融贵族与工业新贵正在逐渐形成一个阶级，他们肆意炫耀贵族派头，而且他们的傲慢到了目空一切的程度。这种情形煽动并且助长了美国民众爱恨交织的情绪。在美国的工业革命即镀金时代如日中天的年代，达官显贵与财阀金主合而为一的形象给华尔街镶上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民众对于反革命复辟的忧虑笼罩着美国的政治舞台，这种担忧一直持续了一百多年。这种情况或许会让今天的人们感觉惊讶。今天，我们习惯于认为美国的历史是一个*程度不断深化的过程。*权利率先在白人男性阶层得到普及，然后才逐渐惠及黑人、妇女、少数族裔，以及其他原本没有*权利可言的人们。但是，由于亿万美国人民已经经历了美国工业革命翻天覆地式的经济变革与社会动荡的洗礼，他们已经隐隐约约地预料到，一个即将出现的强权的专政政治似乎正在颠覆*政府的一切制度，并且即将控制*政府的所有机构。没有一个人会怀疑这个强权政治同盟军的总司令部就设在华尔街。毕竟，19世纪末以来，华尔街侵入了所有的经济命脉，只有铁路公司和新兴的工业公司及华尔街最高限额的信用融资贷款才能为美国农民提供就业机会。 。。
贵族老爷（7）
在整个19世纪的总统选举中，由于这个国家悬而未决的命运，使得两次总统竞选激发了民众最为高涨的政治热情，产生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危机感。第一次是1860年的总统选举，最后以林肯竞选获胜而告终。第二次是1896年的总统竞选，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和威廉·H·麦金莱（William H。 McKinley）形成了势不两立、旗鼓相当的阵势。当时布赖恩这位“普拉特河的雄辩小伙”令人记忆深刻地宣誓说，他和*党绝不允许人类被钉在“黄金本位的十字架”上，所以他要提倡自由铸造银币。华尔街不禁打了个寒战。每个贫穷无助的农民和负债累累的小商小贩都本能地知道布赖恩说的是什么人和什么事。20多年以来，华尔街“赢得”了所有那些渴望通过债务减免而得到经济救赎的人们的敌意。普通民众的主要诉求是美国货币政策必须与金本位脱钩，他们建议通过引入白银本位或者发行纸币来制造货币膨胀。主流的商业利益群体，尤其是纽约的大银行表示坚决抵制。他们警告说这种大逆不道的行为将会直接导致经济瘫痪。到了1896年总统竞选时，美国经济已经连续三年处于低迷状态，衰退狂潮的泛滥程度超过人们的想象，政治生活的温度也超过了沸点。
大多数都市日报都公开支持麦金莱，纽约的报纸编辑约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却为反对党的竞选行动大开方便之门。在选举日的前一个月，他把自己的《纽约世界》（New York World）的星期日副刊转让给了佐治亚州性情火暴的民粹主义州长汤姆·沃森（Tom Watson）。沃森是人民党（People’s Party）的副总统候选人。当时沃森刚刚结束了他的华尔街之行，他在一篇题为《华尔街阴谋颠覆美国》的文章中就把华尔街串在了烤肉架上，华尔街变成了反革命贵族的孵化器。在文章旁边的一幅卡通漫画上，一条巨蛇从其栖身的证券交易所伸出头来，缠住了生意人、农民和工人。在沃森眼里，“在美国政治的词汇中再也没有比‘华尔街’一词更应该受到人们彻底唾弃的了”，华尔街是造成经济衰退、十室九空、土地撂荒的策源地。它是阴谋家们的隐身之所，这些人轮流控制着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Grover Cleveland）（美国第22、24任总统。——译者注）和他的内阁。事实上，“自从我们的共和国建立以来，从来没有任何一位总统像他那样无能且无聊地成为了华尔街手里的一个工具。”华尔街把*的大手伸向了立法、司法、舆论甚至选票箱，“这就是华尔街：我们在这里看到了这个共和国的真正统治者。他们是国王……政府则趴在烂泥地上，任由华尔街把铁鞋掌踩到自己的脖子上。”沃森根本不是暴力革命的倡导者，他把剩余的希望寄托在选票箱上。他也不像许多美国上层社会成员那样害怕“穷棒棒们要闹革命了”，他担心的是“这场革命将从华尔街开始”。如果这场革命取得成功，那么，华尔街就将粉碎1776年的精神和成就，给杰弗逊警告金权贵族必将崛起的预言画上一个悲剧性的句号。
沃森的义愤也是亿万群众可以感同身受的激烈情绪。华尔街不光明目张胆地篡夺政治权力，这种挑衅社会的行为也在给上述情势火上浇油。马克·吐温和查尔斯·达德利·华纳（Charles Dudley Warner）在畅销小说《镀金时代》（The Gilded Age）中给美国的“镀金时代”施了涂油礼，他们欢谑地讽刺了这个时代在经济方面唯利是图的狂热以及在政治方面的空洞浮夸。还有许多社会观察家们看到我们称之为“富人与名人”的粗俗、虚荣以及对于社会责任异常冷漠的态度。这些人属于美国上层社会，其中许多人是刚刚才从社会底层爬上来的，他们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突然之间就变成了社会名流。他们上演了一出伟大的“名利场”，争相炫耀自己手中的巨大财富。同时代的一位观察家有点夸张地说道：“所有美国人全都开进了这片田野……百老汇大街上车水马龙。出售时尚女帽的商贩、制作女装的裁缝、出售珠宝的商人都赚了个盆满钵满。第五大道有美轮美奂的周日庆典，中央公园是奇异的、华丽的、奇妙的！前所未有的奢侈晚宴，殷勤备至的招待会，绚丽时尚的舞林大会……（名利场）不再是一个梦想。”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贵族老爷（8）
所有这些骄奢淫逸都有可能点燃普通民众的厌恶之情。《哈珀氏新月刊》（Harper’s New Monthly）严厉批判了贵族们在代尔莫尼克餐馆（Delmonico’s）或者在杜丽庄园（La Maison Dorée）享用饕餮大餐的行径，贵族的一顿饭就可以满足一名战士及其家属一年的生活所需。如果说即使在内战期间人们也要尽量满足最贪婪的食欲，那么，和平时代的突然到来将解除一切限制。奢侈浪费的炫富风气达到了近乎荒唐的地步。汉密尔顿·费雪（Hamilton Fish，曾任美国国务卿）的夫人为朋友们的宠物狗举办了一次盛大的宴会，这些“狗客人们”都得到了钻石项链作为派对的小礼品，在餐桌旁边还有一只猴子独享一个嘉宾席位。金融家伦纳德·杰罗姆（Leonard Jerome）在麦迪逊大道上修建了一个豪华宫殿，里面的剧院可以容纳600名观众，连庄园里面的牛棚马厩都铺上了地毯，装备了黑胡桃木的面板。“闪亮时代”已经到来了，其幻色炫彩的华丽演出由罗斯柴尔德（Rothschild）银行的代理人奥古斯特·贝尔蒙（August Belmont）及其在华尔街的亲信们担当主角。
然而，单凭财富本身还不足以支撑不知满足的权利欲望。马不吃夜草不肥，美国的新贵们都把华尔街当做了自己的聚宝盆。财富弥补了他们在家族血统、社会出身、文化美誉方面的空白。这些贵族假惺惺地隐身于像要塞城堡一样的都市庄园和乡间别墅里，这些庄园和别墅清一色是欧洲大陆最时兴的装潢风格（男主人流行英国装潢风格，女主人则钟爱法国风格）。他们出行时乘坐装饰豪华的马车，马车由纯种马拉着，车身上雕刻着仿造的贵族盾形徽章，身穿制服的仆人服侍他们上下马车。他们带着猎犬打猎，聚会的化装舞会上张灯结彩，装点着散发异国情调的兰花，派对上的小礼品上面镶嵌着闪闪发光的钻石，吃的大餐则是夜莺舌头以及各种山珍海味。美国的社会精英营造了一个精美绝伦、极尽故意之能事的封建王朝的幻想世界。这个国家的上层阶级模仿着亨利八世、路易十四和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法国艳后）的排场，举办盛大的化装舞会；他们也在制作着自己的贵族家谱：他们把自己的女儿们远嫁（尾随她们的新闻记者称她们是“美元公主”）给欧洲那些家境破落、*放浪却拥有贵族头衔的人。他们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把贵族城堡从法国乡下搬到了第五大道。他们从五六个文明古国疯狂购买历史悠久的高档艺术品，乱七八糟地堆放在通风良好的厅堂里、摆在大大小小的客厅里，这种做法让人们感觉非常滑稽。当然，这种舞台效果表达了他们自身一览无余的社会危机感以及文化上的不安全感，他们急切地希望自己在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大潮中攀登悬崖时能找到一个小小的立足点。但是，这个上流社会的化装舞会是令人焦虑不安而且难以忍受的。
自从汉密尔顿时代以来，华尔街与贵族政体的*性质就发生了根本转变。在这种炫耀贵族徽章以及门槛极高的专属俱乐部的豪华装潢下面，某种不可隐匿的冒牌货色开始浮出水面，让这些财富新贵成了人们一再挖苦讽刺的对象。一名艺术家给“万里挑一的社会名流”所做的素描是一幅滑稽可笑的形象：一个纽约头面人物昂首阔步、撅嘴挺胸，头上还戴着一顶宽大的礼帽。毕竟，美国民众与生俱来就有一种权利，即他们不仅有权怀疑贵族的虚伪，而且还可以把贵族的假面具撕成碎片。这种出人头地的社会精英不仅享有老牌贵族那样的社会特权，可以像老牌贵族那样傲慢无礼，而且还带有金融投机商以及蛮横无理的投机客的全新特征，这些特征都无一例外地与华尔街有着紧密的联系。在一个社会改革家眼里，华尔街变成了“宫殿之街”。人们一次次地把华尔街贵族称为“冒牌贵族”，他们把这些暴发户比作用回收的废旧羊毛重新织成的廉价布料，这个阶级的良好信誉将永远受到人们的监视。甚至像威廉·福勒（William Fowler）这样一个华尔街的内部人物，他自己对此也感觉到非常惊讶。他在撰文给华尔街的一位典型老住户揭丑抹黑的时候曾经说过：他身穿精致的紫色亚麻服装，嘴里狼吞虎咽地吃着山珍海味，喝着“滑铁卢战役时代酿造的葡萄酒”，玻璃酒杯尽显波希米亚风格的奢华，这些傀儡“什么也不用生产……既不扶犁耕田，也不抡锤打铁，更用不着来来回回地用飞梭织布”。
贵族老爷（9）
像杜尔和伦斯勒（Rennselaers）这样的家族要比范德比尔特家族和古尔德家族那种冒牌贵族更值得人们信任，但是这些家族的经济实力却比较弱小。当时，华尔街仍然踏着这些绅士俱乐部的鼓点前进，小心谨慎地买卖为数极少的政府债券以及无风险瑕疵的安全证券。他们对于周围经济环境产生的影响是有限的，更谈不上决定作用。有些在华尔街工作的人们或许并没有中世纪贵族的家族血统，但是他们也接受过古典文化教育，他们在经营自家的不动产的同时也会偶尔涉足金融业务。他们生来就能够担当社会领袖的角色，当时的政治文化氛围是，大多数人仍然要按照旧俗向“生来高贵的人”行礼表示敬意。
在美国内战之后的工业化和金融革命的过程中，那个贵族世界大都蒸发殆尽了。华尔街变成了疯狂投机的地带，投机偏执狂们时而得意时而恐慌，惊心动魄的赚钱与赔钱场面让作为观众的亿万群众痴迷不已。大多数投机客都把华尔街当做自己的根据地，由此驱动着美国的经济革命。像科尼利亚斯·范德比尔特、丹尼尔·德鲁、吉姆·菲斯克、拉塞尔·赛奇（Russell Sage）和杰伊·古尔德这样的人，都是一夜暴富的百万富翁，他们没有足够合法的理由为自己要求社会特权或者政治特权。这种情况和他们那些拥护联邦制度的前辈们有所不同。即便他们企图谋求特权，即便有时也确实争取过这种特权，不过他们的努力往往都以失败告终，美国人民早就抛弃了早期对他们在政治方面百依百顺的习惯。事实上，随着19世纪末社会贫富分化以及收入分配的鸿沟日益扩大，平民百姓的*情绪反而变得更加强烈了。至少在表面上，美国的政治生活是非常反对精英主义的，政治生活受到城市里的政治机器和专业政客们的操纵，他们必须把满足选民对于平均主义的本能需要当做第一政治要务。但是，华尔街这个新兴经济霸主的绝对威力要比旧的联邦主义乡绅的虚虚实实的影响力强大得多。华尔街经营着（有时也有经营失败或者蓄意剥削客户的情况）全国的铁路网络，铁路是美国最为重要的工业，也是美国基础设施的战略心脏。不仅如此，华尔街还是台发动机，这台发动机调整了产业结构，提供了产业资本和组织创新，催生了公开上市交易的现代股份制公司，进而造就了现代经济体系。美国钢铁公司、通用电气公司、国际收割机公司（International Harvester）只是其中几家大名鼎鼎的公司，它们都是由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创办或者控股的公司。美国最大的基础建设即横跨大陆的铁路网络和巨大的粮食产量都离不开华尔街，规模庞大的钢铁工业、石油工业和原材料工业同样也离不开华尔街，美国在电力及化学工业中的先进技术都得益于华尔街的金融支持而取得了质的飞跃。一切重大的资金交易都在华尔街进行交割，最精明的政策建议也是在华尔街获得的，成本会计的最新理念也是在华尔街制定与完善的。在华尔街，纽约的投资银行家和证券经纪人把美国经济必需的实实在在的现金变成了纸面票据，这种虚拟经济的流动性募集了史无前例的庞大资本，进一步扩大了整个美国经济的规模、效益与实力。
在纽约大银行的精英圈子里，摩根财团（House of Morgan）是首屈一指的，其他还包括库恩·洛布（Kuhn Loeb）、哈里曼兄弟（Harriman Brothers）、狄龙·理德（Dillon Read）、布朗兄弟（Brown Brothers）、贝尔蒙与罗斯柴尔德控股集团（Belmont…Rothschild）。这些大型银行本身就与其他金融机构（保险公司、信托投资、商业银行）联网经营。因此，美国大部分的流动资金都要听它们的号令行事。对于日益依赖规模效益以及高新技术的现代工业生产企业来说，能否顺利地从华尔街这个宝库里获得资金是关系到企业生死存亡的大事。华尔街变成了新兴经济的守护神。在很大程度上，华尔街决定了经济兴衰成败的内容、方式和地点，决定了一个区域的繁荣与萧条乃至一项新技术的生死存亡。当然，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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