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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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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合作。抗日救亡斗争的发展成为汹涌澎湃的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
瓦窑堡会议
1935 年7 月25 日起，共产国际举行第七次代表大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在会上做报告，向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提出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问题。8 月1 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不久公开发表，通常被称为八一宣言。宣言提出，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八一宣言对中共中央策略的转变有着重大的作用，当时中央红军正在长征途中。八一宣言很快传到国内。1935 年10 月，党中央和一方面军胜利到达陕北，不久就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抗日救国宣言》，号召一切愿意抗日反蒋的政治派别、武装部队、社会团体联合起来，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以实现抗日救国。
八一宣言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在国民党统治区发生了巨大的影响，有利地鼓舞和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的制定
共产国际七大制定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而当时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为了传达国际七大的精神，恢复同中央的联系，决定派人回国。选谁呢？派回国的同志要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勇敢坚定，（要经过蒙古浩瀚的沙漠
与国民党统治区）同时又要有一定声望，为国内同志所熟悉和信任，（不能带任何证明）。最后选中了林育英。林是林彪的表兄。为完成任务，化名张浩。张在回国前花了半个月的时间，把七大的主要文件的精神和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的指示铭记在心。然后装扮成一个小商贩，取道蒙古回国，一路上，忍饥挨饿、风餐露宿，历尽艰辛，于1935 年11 月到达陕北，接着赶到瓦窑堡，向中央传达了国际七大代表大会精神。
为了实现在新的形势下政治策略的转变，1935 年12 月25 日，党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瓦窑堡会议是遵义会议后的一次重要会议，主要是解决政治路线问题。两天
后，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阐述了中共建立统一战线的有关问题，成为中共组织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
主要内容：
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重要性。
关于可能性：毛泽东在报告一开始就讲：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这种情况，就给中国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九一八事变以后，国内阶级关系发生变化，特别是在华北事变以后，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他指出：中国的工人和农民都是要求反抗的，小资产阶级也是要反抗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在今天的时局下有起变化的可能性。毛泽东着重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变化。毛在报告中仍然把蒋介石集团作为敌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没有包括蒋介石，我们的任务仍然是抗日
反蒋，但毛的报告中也说到大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也不是铁板一块。不同的派别有不同的后台，在斗争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英美派是有可能遵照其主子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致明争的。“这是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间的一点特别有趣的争斗，一个不大不小的缺口，一种又痒又痛的矛盾，但是，这点争斗，这个缺口，这种矛盾，对于革命的人民都是有用的。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
这样，他就预见到中国买办地主阶级营垒也可能发生分化。
为什么是重要呢？毛泽东指出：反革命的力量暂时大于革命的力量，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反革命势力，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成功的，必须准备花费长久的时间，不是少少一点力量可以成功的，必须聚集雄厚的力量。因此，要把敌人营垒中被裹胁的人们，过去是敌人而今日可能作友军的人们，从敌人营垒中和敌人战线上拉过来，不这样，就是在实际上帮助了敌人，使革命停滞、孤立、缩小、降落，甚至走向失败的道路。批评了左倾关门主义。毛指出：关门主义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左倾错误就在于，不承认日本侵略引起了阶级关系的变化，不承认与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革命的力量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要笔直又笔直，圣经上载了才是对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全部永世反革命了，对于富农，是一步也退让不得，对于黄色工会，只有同它拼命，如果同蔡廷锴握手的话，那必须在握手的瞬间骂他一句反革命，哪有猫儿不吃油，哪有军阀不是反革命？知识分子只有三天的革命性，招收他们是危险的。毛还指出：关门主义不承认反革命力量大于革命力量，没有必要组织统一战线。关门主义“为
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彩。毛的结论是：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
关于领导权问题：毛特别指出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的教训，缺乏革命中心力量招致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如果党和红军不能成为统一战线的台柱子，革命就会失败。只要共产党和红军本身是存在的，发展的，那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然是会存在的，发展的，这就是共产党和红军在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
2、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
瓦窑堡会议是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的伟大转折时期中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它表明，党已经克服了长征前一段时期内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指导思想，不失时机地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
动权。它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总结革命中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已经成熟起来，能够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进行工作。
瓦窑堡会议结束后，为扩大抗日武装和根据地，准备东出同日本直接作战，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的名义，在毛泽东彭德怀的率领下，从陕北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发起东征战役。同时，采取切实措施，进一步加强统一战线的工作，尽可能地向国民党上层领导人和军队将领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毛泽东、周恩来向国民党上层领导人和军队将领发出大量信件。这个工作在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第十七路军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替蒋介石背黑锅，有苦说不出来。蒋介石在全国人民的声讨下，把张当替罪羊。他对张说，我们两人共乘一舟，但目前风浪太大，两人同乘，必有覆舟之险，应当下去一人。张只能替蒋受过，下野出洋，当然失意之情，难以言喻。张回国后，1934—1935 年，受蒋之命，率东北军进攻红军，在这条绝路上，他越走就越走不通，越走就越痛苦。剿共三个月，损兵三个师，两名师长阵亡，7 名团长或死或被俘。这是东北军几十年历史上所没有的。正如张后来在自述中说：可怕的失败，深创我心。对东北军的惨败，蒋介石不但毫无关切之心，而且乘机取消了被歼部队的番号，减发其军饷，甚至张为阵亡者所请之10 万恤金，也被驳拒。以致张悲愤感叹，我的名望以降到不值10万元钱。1935 年11 月，国民党五全大会，张大受奚落，与当年蒋对他盛大恭迎相比，真是天壤之别，这对张是莫大的刺激。
九一八后，东北军背井离乡，流亡关内，深感家乡沦落的痛苦，奉命进攻红军又屡遭重创，他们对打内战十分厌倦和不满，他们大声疾呼：与其同共产党打仗，还不如和日寇拼命。军心的动摇，对张的推动极大。事变前，张的秘书苗剑秋劝张，说：我觉得陕北共党不过是癣疥之疾，日本军阀对我们的侵略却是百年大患呢。（与蒋介石说的恰恰相反）副司令应该建议蒋先生放下枪杆，同陕北合作对外。张听了说，我的职务是剿匪副司令，你要我去和匪合作，这种想法太混蛋了。苗说：“你才是混蛋呢。放着国难家仇不报，一天到晚的替人家作走狗打内战，你凭什么资格骂我混蛋？”张是有度量的人，他说，你说的对，我们两个都是混蛋。所以西安事变的原因，简单的说，就是张和东北军不愿中国人打中国人，中国人应该打日本人。
中共在瓦窑堡会议之后，就更加抓紧了对东北军的争取工作。1936 年1 月25 日，毛、周等发表《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重申中共的抗日主张，表示愿意同东北军首先联合抗日，并欢迎一切愿意抗日的人们到陕甘根据地来，协商共同抗日的具体办法。红军还特别注意作东
北军俘虏的工作，工作取得了成效。东北军一个被俘团长高福源，像许多其他东北军一样，深受家乡沦陷之苦，强烈要求抗日，被俘后，感受到红军对他的宽大待遇和亲切的照顾，思想发生剧烈的变化。一天，他对红军领导人说，他愿意说服张。高被红军派了回来。而这时张也正通过各种途径与红军联系。高见到张后，说，现在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日，诚心诚意地要帮助我们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我们没有理由拒绝人家的好意，我们东北军再继续打内战就快要被消灭光了。说到这里情不自禁地大哭起来。张对高说，休息一两天，就赶回
去，请红军方面派一位正式代表来正式商谈。中共中央先派李克农，而后按张的要求派周恩来与张谈判。4 月9 日，张驾着飞机到延安，（这时延安还在东北军的管辖之下），在一所教堂里，张与周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见。周全面地深刻地阐述了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精辟地分析了国内外的形势，令人信服地回答了张提出的各种问题。但也张有一些问题，对中共有启发。关于联蒋抗日的问题。张提出了他的看法和主张。他说根据这两年同蒋的接触和多方面的观察，认为蒋还是有抗日的可能的，蒋的错处在于必须先消灭共产党然后抗日，因此，张认为目前最主要的问题，在于设法把蒋这个错误政策扭转过来，真正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说，他总觉得抗日不应该反蒋，反蒋就使抗日增加了困难。周对张提出了的联蒋抗日的主张表示同意，但因为事关重大，愿意将这个意见带回去，提请党中央郑重考虑之后，再作最后的决定。双方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取得一致，而且在各个具体问题上也十分顺利地达成协议。中共与张达成联合抗
日的协议。这次会议对于张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起了重要的作用，张对周佩服的五体投地。这次会议对中央政策的转变也有影响。中央讨论时，认为，连张这样在抗日的道路上迈出巨大一步的人，都不同意反蒋，那国民党的其他人就更难同意了。又抗日又反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很难形成。同时，也注意到蒋对日本态度的变化。1935 年11 月，国民党五次代表大会，蒋说：和平未到完全绝望的时候，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的关头，亦不轻言牺牲。国民党内的主张抗日的人问：什么时候是最后牺牲的时刻？蒋介石在五届二中全会上作了回答：决不签订承认满洲国的协定，假如有人强迫签订，就是最后牺牲的时候。这样，在东征回师的电文里，中共放弃了反蒋抗日的口号。通电指出：国难当前，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
杨虎城领导的十七路军，是支具有革命传统的队伍。他们在孙中山领导下，先后参加了辛亥革命、讨袁战争、护法战争和北伐战争，在民主革命中具有光荣的历史。杨虎城本人与共产党也有着亲密的关系。后来蒋介石叛变革命，他不得不参与一些剿共战争，但一贯对中共抱
同情态度。因此，当红军达到陕北后，派人向他转达联合抗日的主张时，他便痛快地同意了。杨与红军的合作关系那时已经确立，随后，中共与张也建立了统战关系，在联共抗日的一致目标下，张杨之间也达成谅解，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于是，从1936 年下半年起，西北这三方面密切合作的局面就逐渐形成，时称“三位一体”。
山西统战工作也取得巨大的成绩。这时，在阎锡山看来，降日、迎蒋都不是好办法，抗日、拒蒋又没有力量。因此，不得不寻找临时的同盟者，他主动向薄一波（前不久逝世，最后一位七届中央委员）等人发出邀请，帮助他组织民众抵抗日本。他自己说：同共产党搞统一战线，这中间有风险，但是不跟共产党合作，又有什么办法呢？我是用共产党的办法削弱共产党。
1936 年10 月，共产党员薄一波等五人（后陆续增加到16 人），受中共中央北方局派遣，以个人身份接受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的邀请，到太原协助阎从事抗战准备。不久薄与阎进行了一次正式会谈。薄提出：第一，宣传抗日主张不应受到限制，对抗日救国有利的事，我们都做，不利的事，坚决不做。第二，我以前是共产党员，（阎不知道薄出狱是中共中央的指示）不做反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事。第三， 在用人方面给予方便，对于我们用的人，要保证安全。阎一一同意。会谈结束时，阎在自己的手心上写了个人字，给其部下看，意思是称赞薄是个人才。后来，其部下对阎说，不该答应薄提出的那些条件，但阎不以为然，说，你们这些人就是不懂事，人家就是要把话说在明处，明枪好躲，暗箭难防，这怕什么？就是要用这样的人。
会后，确定薄担任牺牲救国同盟会（区别于共产党的抗日救国）的常务秘书，主持牺盟会工作。薄首先对牺盟会总部的领导机构进行了调整与改组，名义上会长为阎，但总会的常委中，除了一人外，都是共产党员或山西左派青年。牺盟会便实际上发展成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以后势力越来越大。
在新疆，中共与盛世才也建立了统战关系。
这样，在西安事变之前，中共与陕西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山西的阎锡山、新疆的盛世才都建立了统战关系。从局部统一战线到全国的统一战线。
国共合作的酝酿
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对抗日的态度，华北事变后也在发生变化。蒋介石对日本一再退让，是建筑在依靠外交途径来解决中日问题的幻想上的。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打破了这种幻想。华北事变的发生，超出了南京政府所能容忍的限度，直接威胁到它的生存，于是，南京政府不得不开始考虑调整它的对日政策。
1936 年1 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宣布包括实行中、日、满经济合作，即承认满洲国等条件在内的广田三原则，这是蒋介石难以接受的。他后来写到：当时的情势是很明白的，我们拒绝他的原则，就是战争；我们接受他的要求，就是灭亡。在日本帝国主义者毫无止境的侵略欲望面前，可供蒋介石选择的余地越来越窄了。在这种情况下，南京政府在1935 年底开始试探，要求苏联的援助，并设法打通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蒋介石后来做了这样的解释：中日战争既已无法避免，国民政府乃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也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
1935 年10 月，蒋介石对苏联驻华大使暗示，希望中苏订立军事协定。12 月，蒋介石同苏联大使谈话时又说，如果苏联政府能够促进达到国共团结，我感到高兴。1936 年1 月，蒋又说，他准备同意中共合法，条件是红军不能存在。希望苏联政府说服红军承认中国实际存在的政府。苏联大使回复苏联政府的意见，国共和解是中国内政，第三者无法介入。红军长征到了陕北，对蒋介石的威胁小多了，蒋于是派驻苏大使邓文仪找王明，（共产国际）王明认为，国共两党的中央都在国内，和谈最好在国内进行。中共代表团与邓文仪接触后，决定派代表团成员潘汉年回国，促成国共直接谈判，潘回国前，与邓见面，商量潘回国后与国民党中央的联系的办法。蒋介石一面在国外进行，同时也在国内寻找与中共联系的线索，宋子文指派曾养甫出面活动。后来，国民党领导人在宋庆龄的帮助下，找到以牧师身份活动的共产党员董健吾。宋庆龄邀董到她的寓所，当面交给董一封信，要他送到陕北，面交毛、周。行前，宋还交董一张委任状，由财政部长孔祥熙签发，西北经济专员，以保证旅途安全。1936 年1 月，董到达西安，由于冰天雪地，无法进入苏区，于是董找张学良要求协助，张很惊讶，去电南京核查此事。（张得知国民党中央都在与中共联系，胆子也大了，你们能暗中与共产党联系，我就不能联系吗？）几天后，张派飞机送董到肤施（延安）。然后在东北军的护送下到瓦窑堡。
几天后，董回到西安，仍住张处。张虽然不知复信的内容，但不难窥测其中的奥妙。张设宴款待董，并主动问，有什么困难，他一定尽朋友之道。董看确实是真心实意，对张说，有几个朋友，不见容于当局，出走在外，他们有几个子弟流落在上海，想送他们到欧洲，但缺乏盘缠。张说，完全可以，但只能在上海取款。董说，那不成问题。后来，张差人送来一张10 万法郎的巨额支票。董后来就用这笔钱，将毛泽东的孩子送往莫斯科。张没有过问送的是什么人，当然不会知道捐款泽及毛泽东，毛泽东也不知道是慈善的牧师遇到了慷慨的张将军，他的儿子才摆脱困境。
董把这个密件带回南京。国共两党两党高层之间中断8 年多的联系接通了。为表示诚意，5 月初，原已渡过黄河开进山西的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全部回师河西，并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协定》，公开放弃反蒋口号，呼吁停战议和，一致抗日。8 月25 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痛切申述，当前全国全民族的绝大危险是国民党所实行的错误政策召来的，这种错误政策必须彻底改变，信中郑重向国民党表示：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如像1925 至27 年第一次中国大革命时两党结成反对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一样，因为这是今日救亡图存的唯一的正确道路。只有国共的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总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图存。9 月1日，中共中央在内部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明确指出：在日帝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之下蒋军全部或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我们正在通知他们，共产党中央准备立刻派代表出去，或接受国民党和蒋介石的代表到苏区来，以便进行谈判。
国共两党的高层接触，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外出谈判，也开始在酝酿和商议中。
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这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阶级关系变化的实际状况而作出的一个重大政策变动。
西安事变
但事情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蒋介石的本心还是要反共。他所说的中共问题的解决，其实是要共产党向国民党投诚，接受改改编，特别是必须解除武装，才能以政治方法来解决。这自然是办不到的，因此，他仍然企图用武力来解决。
蒋介石把中共的联蒋抗日政策误认为由于处境困难，急于同国民党妥协，他企图抓住时机消灭红军。蒋曾在1936 年10 月对冯玉祥直言，他最担心的是共产党手中的军队。他说和共产党妥协包括3 点：1、人的问题，这好解决，以前大家一桌子吃饭，一屋子开会，现在变成
对打的冤家……有不得不打的原因，现在如妥协成功，仍在一起，对外并无不可。2、党的问题，这好办，3、军队问题，这最不容易解决。所以他采取政治解决军事解决双管齐下的办法，先解决红军。他一面邀周恩来去广州会谈，一面调集军队围剿红军，给红军以打击，然后在谈判桌上讲条件，妄图招降红军。当然，这样谈，国共是谈不拢的。
1936 年秋，蒋介石解决了陈济棠、李宗仁要求抗日反蒋的两广事件以后，腾出手来，又调集重兵，准备对陕北根据地进行新的会剿。国内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也使蒋介石坐立不安。这年11 月22 日深夜，国民党政府在上海逮捕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袖，随后移解苏州关押，成为轰动一时的七君子之狱。
12 月初，蒋介石率领国民党一批大员、将领亲自坐镇西安，布置剿共军事。他对张杨等人的苦谏丝毫不睬，反而威胁他们：要么上剿共第一线，要么两军调出西北。张讲的声泪俱下，最后蒋介石把桌子一拍，厉声说：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张杨面临着这样的选择：一种是违心剿共，这是张杨所不能接受的；要么听从调动，那么三位一体就会瓦解，联合抗日的夙愿势必毁于一旦，更重要的是，即使调走，也丝毫不能缓解自相残杀的内战局面。在这种形势下，张杨两将军以民族大义为重，置个人毁誉和集团的安危于脑后，（张对杨说，把个人与他的一摊子全丢了，值得）采取了他们无可选择的选择，1936 年12 月12 日，毅然发动西安事变，实行兵谏，并通电全国。周恩来在1946 年纪念双十二十周年的大会的讲话中说，西安事变是蒋介石自己逼出来的。西安事变使南京极大振动。在如何对待事变的问题上，南京政府当权势力中出现了讨伐派与
主和派两个派别。讨伐派以何应钦为首，主和派以孔祥熙、宋美龄、宋子文为首。讨伐派一度占上风。
宋美龄虽然不是国府委员，又非国民党中委，但她利用其最高首脑夫人身份上下奔走，四处活动。13 日，宋一到南京就找何，指责讨伐西安是考虑不周，要讨伐也应在蒋介石安全出险之后，为此二人展开了激烈的争吵。
何：为了维护国民政府的威信，应该立即进行讨伐并轰炸。
宋：万一把委员长炸死，中央政府由谁来领导？
何：这是中央常委的集体决定，国家存亡重于个人生命。
宋：委员长的安全与国家存亡有不可分离的联系，国难深重的今天，没有委员长就没有统一的政府，除委员长外，哪个可以领导全国？
何对宋的责问十分恼火，脱口而出：妇道人家就知道救丈夫，国家的事不许你管。
宋也大叫：你这样做，太辜负蒋先生了。
宋看吵也吵不出个结果，来了个釜底抽薪，找蒋介石的嫡系将领，叫他们不要动武。戴笠每天用电台与胡宗南联系，要胡按兵不动。戴说：救委员长要救活的，用兵则有死无生，谁也不能胡干。
这样蒋的嫡系按兵不动，何干瞪眼没办法。因此，西安事变期间，中央军与张的部队只打了一仗，此后无战事。
在各大国对西安事变的看法中，苏联的态度最令人惊讶，一方面苏联呼吁和平解决，另一方面又对事变作出歪曲的报道。事变一爆发，苏联政府采取的第一个姿态就是驻华代办发表正式声明，称苏联与张无任何联系，与中共更无联络，对中共行动苏联概不负责。紧接着，13日，《真理报》、《消息报》发布消息，无中生有地说兵谏是张与汪精卫合作发动的，是以抗日运动从事投机，甚至说张是受日本煽动，利用反日口号来反对南京政府，抨击八项主张是烟幕，其目的乃是阻止中国的统一，破坏日益高涨的人民抗日运动。
实际上，苏联共产党与政府对西安事变的真相是十分清楚的，中共中央在事变发生的那天中午就向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书记处做了报告。苏联的态度对西安事变事态的发展带来了不利的因素，给亲日派壮了胆，并直接影响了国内各实力派的态度，尤其是盛世才的出尔反尔的变化，苏联的态度起了决定的影响。
张学良并不了解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他原以为兵谏和联共的策略会取得苏联的支持，现在不仅得不到支持反而受到诬蔑，因而深受刺激。在塔斯社广播了《真理报》、《消息报》的报道后，张拿着新闻记录稿下楼，在楼梯正遇到宋黎（共产党员），面对宋张自言自语说，
我救了共产党，你们就这样对待我！一次张非常激动地问刘鼎，为什么苏联认为事变是日本人挑动的。苏联的错误态度，是张后来独自决定悄悄陪同蒋介石回南京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西安事变爆发，由于电讯的封锁，消息的闭塞，使事变的许多真相，以致包括张杨的八项主张在内，也未能为外界周知。因而各界的反响莫衷一是，而无论是各地地方实力派、还是知名人士、学者，还是千百万工农大众，虽然他们对扣留蒋介石这一作法本身的认识不同甚至
完全对立，但其绝大多数坚决反对讨伐和内战的基本立场则是一致的，这深刻反映着中华民族在这一历史关头的根本利益所在。不容置疑，国内外这种强烈舆论的呼声，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和平解决
事变爆发当天，驻东北军的中共联络员刘鼎就向中央报告。中央所在地一派欢腾，有的情不自禁地唱起歌，跳起舞，高呼口号，在广场召开庆祝大会。有的同志提出公审蒋介石，杀掉蒋介石，打出潼关去。
是的，十年来，蒋介石坚持反共内战，卖国残民，双手沾满了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的鲜血，红军战士与根据地人民恨之入骨，因此，人们必欲杀蒋，讨还血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理智很快占了上风。经过深入的反复的讨论，制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中央认为：坚决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和西安之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用一切方法联合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反对亲日派，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立场；对张杨给予同情和积极的实际的援助，使之彻底实现抗日主张。根据这一方针，党中央应张杨的邀请派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组成中共代表团，骑马赶到延安机场，然后乘张派来的飞机飞往西安。到达西安是12 月17 日。在军事上，红军主力进驻东北军收缩后空出来了的防区，准备迎击亲日派的进攻，就在17日那天，红军控制了延安。同时，致电南京、西安，提出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办法。不过这时，和平解决的方针是确定了，但对蒋的处理却还有个变化的过程。这时在给南京的电文里，提出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的要求。
周恩来的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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