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如风:元朝的另类历史-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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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汉卿像老关确实是艺术大家，创作力惊人，比莎士比亚和巴尔扎克都不遑多让。他一生写出六十三本杂剧（比莎士比亚多出近一倍），可惜的是，后世留存的关汉卿剧本仅有十八本，除三本是误归入他名下的，其实只有十五本。所以，在这一点上，英国的莎士比亚比“东方莎士比亚”要幸运好多，人家的东西基本都保存下来，还有手稿呢。此外，莎士比亚生活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即使是写戏的“戏子”，也有吃有喝风光无限。反观我们的关汉卿，正处于中国知识分子最黑暗的年代，仕进不得，又位列“臭老九”，故而他们只能向市井瓦栏的“劳动人民”投靠，写些剧本或传奇赖以糊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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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上的“孙志刚”：关汉卿（2）
蒙古灭金时，曾因耶律楚材建议一度恢复过科举，但很快就因蒙古人、色目人的反对而罢止。这一停就停了八十年，元仁宗延祐元年才“恢复”科举。所以，亡金亡宋的汉族士大夫们，或沦为刀笔吏当“公务员”，或卖身入蒙古、色目大户人家作账房先生，实在混不上一口饭的就只能一手提灰一手拎竹枝在闹市中画字行乞（不像“文革”时期，老九们还能进“牛棚”啥的，他们累得臭死之余总算有口续命饽饽）。
　　与上述几种“士人”相比，关汉卿们其实混得还算不错，称得上是汉族士人群中的“天王巨星”。如此心气，才能写出这样放荡不羁的“自诉状”：
　　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恁子弟每谁教你钻入他锄不断、斫不下、解不开、顿不脱、慢腾腾千层锦套头。
　　我玩的是梁园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我也会围棋、会蹴鞠、会打围、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会咽作、会吟诗、会双陆。
　　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
　　则除是阎王亲自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魂丧冥幽。天哪，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
　　（【南吕·一枝花·不伏老】）
　　北宋以来，中国的都市发展迅速，手工业和各种行会组织雨后春笋般兴起。蒙古人的铁蹄虽蹂躏中原、江南数十年，但横跨欧亚的大元帝国的建立，使得海上、陆路交通四通八达，辐射南北东西，城市发展逐渐恢复了元气。大都、苏州、杭州等地商业繁华，人头涌动，昔日已经风行一时的瓦肆勾栏中的说唱、杂技、戏剧，在元朝这样一个畸型时期忽然更加发达。同时，随着南宋王朝的覆灭，大批蒙古、色目、汉人等“北人”随着军队蜂拥到中国南方，或行戍，或做官，或经商，战尘落定，这些人也需要适合自己口味的娱乐。于他们而言，北曲歌吟为主并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杂剧，最符合他们的欣赏需要。由此，供需关系形成，本来应该“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士人们因科举停罢，只能走“形而下”道路，为了谋生糊口，他们“屈尊俯就”地与昔日的“俳优”之流合作，写话本，弄杂剧，甚至自编自导自演，又是“梨园领袖”，又是“杂剧班头”，总算在社会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如此以来，南方的知识分子逐渐知道了整天吟诗作赋会饿死，也开始模仿北方作家的杂剧等体裁进行“创作”，诸如杭州沈和甫，因戏本写得好，名气渐大，被人称诩为“蛮子汉卿”，即“南方关汉卿”。
　　在这种社会氛围中，昔日吟风弄月的士大夫在串场走穴中不仅挣得了活命饭，物质生活越过越滋润，放下身架后，他们又能在戏曲中抒发胸中块垒，自然日渐投入，并把剧场和书会逐渐发展成行会组织。元代的汉族大官赵孟很熟悉关汉卿等人的“动作”，他认为：
　　良家子弟所扮杂剧，谓之“行家生活”；娼优所扮者，谓之“戾家把戏”。良人贵其耻，故扮者寡，今少矣，反以娼优扮者谓之“行家”，失之远也。或问其何故哉？则应之曰：杂剧出于鸿儒硕士、骚人墨客所作，皆良人也。若非我辈所作，娼优岂能扮乎？推其本而明其理，故以为“戾家”也。故关汉卿以为：“非是他当行本事，我家生活；他不过为奴隶之役，供笑殷勤，以奉我辈耳。子弟所扮，是我一家风月”虽复戏言，甚近于理。
　　由此，也可见出老关等人对士人辈作者的拔高。当然，与供调笑的“戏子”们相比，关汉卿等人的艺术修养自然与他们判若云泥。
　　关汉卿的杂剧流传至今的有以下十五种：《元曲选》中有八本，包括《望江亭中秋切脍旦》、《感天动地窦娥冤》、《杜蕊娘智赏金线池》、《包待制智斩鲁斋郎》、《包待制三勘蝴蝶梦》、《赵盼儿风月救风尘》、《钱大尹智宠谢天香》、《温太真玉镜台》；《孤本元明杂剧》中有两本，《山神庙裴度还带》以及《邓夫人苦痛哭存孝》；《古今杂剧》中有四本，《关张双赴西蜀梦》、《闺怨侍人拜月亭》、《关大王单刀会》、《诈妮子调风月》；《元人杂剧全集》中有一本，即《钱大尹智勘绯衣梦》。可以这样讲，在中国古代戏曲创作方面，关汉卿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即使是戏曲巅峰的明清时代，也没有哪个戏剧家的成就能与之比肩。
　　

文学史上的“孙志刚”：关汉卿（3）
关汉卿的杂剧，大致可分为三类：
　　第一，为讨好市民阶级，自然是以男女风情为主要内容，代表作有《诈妮子》、《拜月亭》、《救风尘》等；第二，历史故事“新编”剧，如《单刀会》、《哭存孝》、《西蜀梦》等；第三，“现实主义”作品，《窦娥冤》、《望江亭》、《救风尘》等。由于杂剧是以“唱功”来加以表现，因此对剧作家的文学修养要求甚高，好在关汉卿这类才人皆是文章圣手，诗词大家，平日里“兴观群怨”玩得炉火纯青，自然是以诗入戏，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糅合，道白方面又从市民口语加以精心提炼，生动活泼，意味隽永，难怪让人留连忘返。
　　关汉卿青壮年时代，除写出一些市民“喜闻乐见”的剧本外，多着墨于历史人物剧，其中最典型的当属《西蜀梦》和《单刀会》。
　　《西蜀梦》是讲关羽、张飞被害后的鬼魂复仇故事，两个幽魂共去迢迢蜀地见大哥刘备，共同商议复仇大计，要“杀得那东吴（孙权）家死尸骸堰住江心水，下溜头淋流热血汁”，高呼着“杵尖上排定四颗（仇人）头，腔子内血向成都市里流”，整出戏里的对白和唱辞，激愤幽沉，杀气重重，戾暴之语随处可见。这些，皆是那个残酷时代的烙印。
　　金朝末年以来，“数千里间，人民杀戮几尽，其存以户口计，千百不一余……（幸免人民）多转徙南北，寒饥路隅，甚至髠钳黥灼于臧获之间者皆是也”，蒙古人在战争中所犯的残暴罪行，令人发指，不可胜数。屠戮成风之下，人民百不遗一，致使“遗民心胆破，讳说战争初。”至于中国北方的昔日大儒世家，更是沦落到后世子弟成为文盲“犬与猪”的悲惨境地。擅画梅花的元代大画家王冕有《冀州道中》一诗，真实表现了他路上所遇一个世代书香家庭而子孙已经目不识丁的状况：
　　我行冀州路，默想古帝都。水土或匪昔，禹贡书亦殊。
　　城郭类村坞，雨雪苦载涂。丛薄聚冻禽，狐狸啸枯株。
　　寒云着我巾，寒风裂我襦。盱衡一吐气，冻凌满髭须。
　　程程望烟火，道傍少人居。小米无得买，浊醪无得酤。
　　土房桑树根，仿佛似酒垆。徘徊问野老，可否借我厨？
　　野老欣笑迎，近前挽我裾。热水温我手，火炕暖我躯。
　　丁宁勿洗面，洗面破皮肤。我知老意仁，缓缓驱仆夫。
　　窃问老何族？云是奕世儒。自从大朝来，所习亮匪初。
　　民人籍征戍，悉为弓矢徒。纵有好儿孙，无异犬与猪。
　　至今成老翁，不识一字书。典故无所考，礼义何所拘？
　　论及祖父时，痛入骨髓余。我闻忽太息，执手空踌蹰。
　　踌蹰向苍天，何时可能苏？饮泣不忍言，拂袖西南隅。
　　由此可见，金宋的汉族遗民悲伤沉郁之下，内心之中仍然抑制不住勃勃复仇的怒火。一切的一切，只能以戏剧形式得以渲泄。报仇雪恨与至死不屈，皆被关汉卿移植于剧中主人公身上，浓墨重彩地塑造他心中百折不挠的大英雄。
　　除《西蜀梦》以外，关汉卿最成功的历史剧本还有《单刀会》。亡国亡天下之余，汉族士庶苦闷的心中，只能把精神寄托于昔日的英雄豪杰身上，以他们的刚烈勇猛投射心中映像。阶级仇，民族恨，平素口中道不得，只能借戏中人物一展雄豪。因此，关老爷单刀赴会，在关汉卿笔下千锤百炼，终于成为脍炙人口的不朽传说。不管敌营“千丈虎狼穴”，只要凭关羽“大丈夫心烈”，无视“大江东去浪千叠”，好男儿只“引着数十人驾着这小舟一叶”，手持单刀，长髯飘洒，潇洒无畏地直赴“鸿门宴”。至今，笔者仍然记得高中时代背诵《单刀会》中关老爷那一段悲沉慷慨的豪迈唱词：
　　水涌山叠，年少周郎何处也？不觉的灰飞烟灭，可怜黄盖转伤嗟。破曹的樯橹一时绝，鏖兵的江水油然热，好教我情惨切！这也不是江水，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驻马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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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死了
公元1294年，春正月，二十二日。
　　再过很多年，假如，假如爱因斯坦“相对论”能从理论付诸实践，那时的人们乘“时光穿梭船”进行“历史漫游”，我想他们肯定在“回视”元朝时，会把飞船的时间设置在1294年春天的那一刻。设定地点：元朝上都。彼时，“历史游客”们躺在飞船舒适的按摩椅上，透过超广角大屏幕，可以观看神奇影像摄录机拍下的历史镜头：
　　紫檀殿内，香烟燎烧，三名金紫贵臣跪于病榻之前，分别是平章政事不忽木、御史大夫月鲁那颜，以及太傅伯颜。而躺在床上的，是个三百多斤的巨胖男人，他身前股后被厚实的锦被毛毡拥裹，很像一个巨大汉堡包夹着的一颗硕粗无比的香肠。
　　“历史游客”们见此情景，可能会笑出声来。但是，在场的三个重臣以及宫内角落屏息侍跪的太监、宫女们却愁容满面，彼时彼地，老胖皇帝那渐行渐远的微弱呼吸，几乎使在场所有人喘不过气来。
　　苍鹰，终于消融于蓝天之中。忽必烈，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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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顺利的继位：元成宗之立（1）
忽必烈死时，其太子真金九年前已经病死。依理，皇位应由真金的儿子来坐。真金有三子，分别是甘麻剌、答剌麻八剌以及铁穆耳。可以先排除一个答剌麻八剌，这个人在圣元二十九年已经病死。当然，蒙古人喜幼子，忽必烈嫡子中最幼者那木罕本来很有机会，但这个王子倒霉，先前他拥兵北去与北边诸宗王打仗时，被手下人捆起当成俘虏礼物“卖了”，地位自然陡落。真金太子死后，他的“进取心”又太盛，引起父皇猜忌，自然完全丧失了做皇储的机会。
　　元世祖后（察必）像由此，真金太子的长子甘麻剌作为嫡长孙，自然是皇位最佳的继承人——这种观点只是汉儒的观点。甘麻剌与铁穆耳皆由真金太子妃伯蓝也怯赤（又名阔阔真）所生，自小由忽必烈皇后察必抚养长大，封晋王，长期在漠北任方面主帅。忽必烈在真金太子死后，并没有特意立“皇太孙”，可他专门为甘麻剌专立设置“内史府”，似乎是倾向把这位孙子当接班人来培养。但是，真金太子妃阔阔真对长子并没多少感情，她更喜欢幼子铁穆耳。铁穆耳文才武略都不错，曾统军平灭北部诸王乞丹的叛乱。忽必烈死前一年，他“受皇太子宝，抚军于北边”。史书上这种记载，非常可疑。忽必烈生前并没有刻意讲明要立哪个孙子为帝，总体上讲更可能倾向于嫡长孙甘麻剌。所以，他似乎不大可能把“皇太子宝”这样有象征性的印玺交给铁穆耳。
　　元朝皇位继承如此周折，确实与蒙古人立储制度的不完善有关。蒙古“黄金家族”个个如龙似虎，每位大汗（皇帝）死，即使真有遗旨，也不完全以之为凭，还往往要经过“忽里勒台”这种奴隶制“民主”过程才能生效。由于缺乏“制度”，皇族以及关键大臣在新君推立的过程中就尤显重要。此外，忽必烈正后南必的态度，也很关键。忽必烈原来的皇后察必死后，又以南必为皇后。特别是老皇帝晚年，南必颇预政事。但这个女人似乎政治手腕并不高明，人也不是多么有心计，整本《元史》中，她的传记只有短短五十九个字：
　　南必皇后，弘吉剌氏，纳陈孙仙童之女也。至元二十年，纳为皇后，继守正宫。时世祖春秋高，颇预政，相臣常不得见帝，辄因后奏事焉。有子一人，名铁蔑赤。
　　忽必烈病危时，只有不忽木、伯颜与月鲁那颜三个人侍疾，这样一来，南必在老皇帝死后摄政的可能性就降低到零，因为她无法捏造忽必烈的临终遗旨。丞相完泽也对自己无法受顾命很不高兴，他曾对伯颜和月鲁那颜报怨：“我年纪职位均在不忽木之上，国家面临如此大事而不得预闻，真让人郁闷！”伯颜一句话把完泽噎回去：“假如丞相您识虑与不忽木相当，又何至于把我辈劳累成这个样子！”完泽向“准太后”阔阔真告状，这位姑奶奶大怒，召三人前来质问，因为她本人同婆婆南必一样，心里根本不清楚不知道要死的老公公立自己哪个儿子当皇帝。御史大夫月鲁那颜理直气壮：“臣受顾命，太后但观臣等为之。臣若误国，即日伏诛。宗社大事，非宫中所当预知也。”话说得有理有据，阔阔真“然其言，遂定大策”。这一大策，当然就是立铁穆耳为帝。为此，不忽木、伯颜、月鲁那颜实际上与阔阔真不谋而合。丞相完泽虽因不受顾命而气恼，但他本人是真金太子的老部下，只要真金的儿子为帝，无论立哪个，他肯定百分百支持。所以，立储之事，完全是几个大臣和准太后阔阔真导演，“太皇太后”南必反倒没什么事儿了。
　　说起这位阔阔真，她所以能成为真金太子妃，还有一出类似传奇戏曲的故事。忽必烈壮年时代外出打猎，途中口渴，发现路旁有一个蒙古包，便与从人下马，进去讨马奶酒喝。帐房内，只有一妙曼女子在整理驼茸。见忽必烈等人入帐，这姑娘不慌不忙，不卑不亢，表示说：“我家有马奶酒，但我父母兄弟却不在家，我一女子不能擅自把东西给你们。”忽必烈听此说深觉有理，转身欲去。姑娘又道：“我一人在家，你们自来自去，好像不太妥当，不如稍等一会儿，我父母就回来。”果然，话音甫落，姑娘父母回家，看见贵人到来，马上端上马奶酒招待忽必烈一行人。豪饮狂吃一顿，一行人离开。忽必烈在马上叹道：“如果能娶这样的女子为媳妇，该多好呀！”日后，太子真金到了结婚年龄，不少贵臣荐女，忽必烈皆摇头不允。一位老臣当日与忽必烈打猎，知道皇上意中所属，私下一番“调查”后，上报说那姑娘仍未嫁人。“世祖（忽必烈）大喜，纳为太子妃。”这位姑娘，正是阔阔真。入宫后，阔阔真深得忽必烈夫妇欢心，孝顺尽心，连察必皇后上厕所用的大便纸，阔阔真都会事先每张以面揉搓，“令柔软以进”，小事积成山，老皇帝夫妇不停称道她是“贤德媳妇”。相比之下，南朝皇帝萧衍与李后主亲自削制厕筹及以面揉便纸，他俩的“孝敬”对象是寺庙的大和尚们，难免显得“形而下”了。此外，真金太子病重时，忽必烈来太子宫探视，见床上有用金丝密织的卧褥床具。忽必烈恼怒，斥责太子说：“我一直以为你本性俭素，怎能用这种奢侈之物！”真金太子重病加惶恐，一时不能辩白。阔阔真忙跪下，大包大揽：“平时太子从不敢用如此贵重之物。现在他病重，怕湿气侵体，才用上这种东西。”为使公公消气，阔阔真命宫人立即撤换掉那床大金褥子。凡此种种，皆说明“这个女人不寻常”。
　　

并不顺利的继位：元成宗之立（2）
忽必烈崩逝消息发布后，蒙古诸王皆集上都，就等着开大会确立新皇帝人选了。万事俱备，“宣传”方面还有一点不到位：没有传国玉玺。于是，阔阔真又导演关键一幕：她指派御史中丞崔彧献玉玺。据崔彧自己讲，这块玉玺得自“太师国王”木华黎的一个曾孙世德的老婆处。拿到玉玺后，崔彧自己还假装不识字，遍示群臣，大伙传看，汉臣们立刻大叫：“受命于天，既寿永合，这是传国玉玺啊！”于是，崔彧立刻上交阔阔真。阔阔真又当着众大臣们的面，亲自授与铁穆耳，以示天意人望所归。史书记载中虚透这样一种消息：木华黎的曾孙之一世德是个放荡公子，死时家徒四壁，其妻卖家里东西时，正好把这块宝玺卖给了崔彧。世上哪有如此巧事，思忖一下，凡是稍有点智商的人都会想到，这不过是崔御史在阔阔真指挥下与世德老婆演的一出双簧：崔彧得官，世德老婆得钱，铁穆耳得帝位，皆大欢喜。
　　铁穆耳高兴了，他大哥甘麻剌甘心吗？对此，《元史》中记载矛盾：玉昔帖木儿传中，记载甘麻剌听从玉昔帖木儿劝告，表示说自己愿意对弟弟“北面事之”；但是，伯颜传中，却讲“诸王有违言，伯颜握剑立殿陛，陈祖宗宝训，宣扬顾命，述所以立皇太子（铁穆耳）意，辞色俱厉”，可见“诸王”中最敢最有资格表示异议的，肯定是甘麻剌莫属。上有母后，下有重臣，弟弟已经坐在宝座上，甘麻剌也只改叫“干瞪眼”了。那位手握宝剑吓唬诸王的伯颜不是别人，正是忽必烈时代灭宋的主帅伯颜。
　　此外，据《多桑蒙古史》记载，诸王大会时，阔阔真见大儿子甘麻剌与小儿子铁穆耳争位，就当即表示：“先可汗（忽必烈）遗命，后人能熟知成吉思汗遗训者，即以大位与之。你二人可各言所知，然后由与会诸王定夺。”铁穆耳善词令，“历数其曾祖遗训，语言详晰。”甘麻剌是个结巴，自然在这种“大专辩论会”上露拙，于是与会诸王一致推戴铁穆耳为帝。这种说法，虽有“参考”价值，但可信性不高，因为阔阔真并未摄政过，她不可能在诸王大会上当“主持”。如果主持，也应该由忽必烈正后南必牵头。
　　“（元）成宗承天下混壹之后，垂拱而治，可谓善于守成者矣。”从史臣的评价看，元成宗铁穆耳，确是一个无大过失又无大功德的守成之主。他统治期间，最大的“坏事”是对“八百媳妇”用兵，最大的“好事”是因海都死亡而导致北部诸王的乱平。二者相抵，功过相当。
　　

“八百媳妇”：南方又一个陷阱（1）
元成宗坐稳帝位后，几年无大事。大德四年底（公元1301年），身在云南的行省左丞刘深好利生事，上奏道：“世祖以神武混壹海内，功盖万世。皇帝继位以来，未有武功以彰显神武天资，西南夷有八百媳妇国未奉大元正朔，请允许为臣我为陛下征之。”
　　铁穆耳（元成宗）像虽然御史中丞董士选等人认为刘深出兵是“以有用之民而取无用之地”，可丞相完泽支持这一建议，元成宗本也想“开边”弄出件大功青史留名，因而“用兵意甚坚”，谁劝也没有用。于是，大德五年正月，元廷发钞近十万锭，作为军费支持用兵。
　　这“八百媳妇”国，位于今天的泰国清迈与缅甸掸邦一带地区，其土王有妻八百多，各统一寨，所以号称“八百媳妇”。听上去挺美的，八百个妃子比元帝还多，实际上是深山老林蛮荒之地上小土皇上的自娱自乐，想必那些“媳妇”们个个手脚粗大，绝非貌美如花。
　　刘深率大兵自云南出发，“取道顺元，远冒烟瘴，未战，士卒死者已十七八。”顺元即今天的贵州贵阳，元军数万，连“八百媳妇”黑牙都没见着一个，已经因疾疫和行军危路摔死等原因死掉百分之七八十。同时，刘深又驱民夫负粮食辎重辗转于西南热带丛林，“死者亦数十万人”，一时间中外骚然。不仅如此，刘深又威令水西（今黔西）土司之妻蛇节出马三千、银三千助军。蛇节惜钱，就与云南当地另外一个土司宋隆济联手，起兵反抗元朝。
　　这几拔土蛮联合一起后，熟门熟路，攻克元军据点杨黄寨，接着猛攻贵州，杀掉了元朝贵州知州，并把刘深所率元军包围于深山穷谷之间。幸亏元朝的宗王阔阔相救，刘深才没有被土人杀掉喂蚂蚁。
　　大乱之前，元军在大德四年征缅甸的远征军回军途中，被金齿部（今镇西）土著遮杀，战死数千人。“金齿地连八百媳妇（国），诸蛮相效，不输税赋，贼杀官吏”，西南一片动荡。
　　志大才疏的刘深率数千残兵往后撤退，被宋隆济所率的土蛮军一路邀击，毒箭陷井一起上，“（元军）士卒伤殆尽。”消息传至大都，南台御史中丞陈天祥上书，痛陈对“八百媳妇”的用兵之失：
　　八百媳妇（国）乃荒裔小夷，取之不足以为利，不取不足以为害。而刘深欺上罔下，率兵伐之，经过八番，纵横自恣，中途变生，所在皆叛。既不能制乱，反为乱众所制，食尽计穷，仓皇退去，丧师十###，弃地千余里。朝廷再发四省之兵，使刘二巴图总督以图收复，湖南、湖北大发运粮丁夫，众至二十余万。正当农时，驱此愁苦之人，往回数千里中，何事不有！比闻从征败卒言，西南诸夷皆重山复岭，陡涧深林，其窄隘处仅容一人一骑，上如登高，下如入井，贼若乘险邀击，我军虽众，亦难施为。或诸蛮远遁，阻隘以老我师，进不得前，旁无所掠，将不战自困矣！且自征伐倭国、占城、交、缅诸夷以来，近三十年，未尝有尺土一民之益，计其所费，可胜言哉！去岁西征，及今此举，何以异之！请早正深罪，乃下明诏诏谕，彼必自相归顺，不须远劳王师，与小丑（指西南夷土著）争一旦之胜负也。为今之计，宜驻兵近境，多市军粮，内安外固，渐次服之，此王者之师，万全之利也。苟谓业已如此，欲罢不能，亦当详审成败，算定而行。彼诸蛮皆乌合之众，必无久能同心捍我之理。但急之则相救，缓之则相疑，以计使之互相仇怨，待彼有可乘之隙，我有可动之时，徐命诸军数道俱进，服从者怀之以仁，抗敌者威之以武，恩威兼济，功乃易成。若复舍恩任威，深蹈覆辙，恐他日之患，有甚于今日者也。
　　书上，元廷不报。虽如此，元成宗深恨刘深无能败军，下旨罢免刘深等人官职，收缴符印。同时，派出能将刘国杰率军征讨宋隆济和蛇节等人。刘国杰百战良将，在先战失利的情况下，诱敌深入，大败土蛮军，蛇节被迫投降。元军恨这位女蛮酋首先生乱，立即剐杀。宋隆济本来逃免，不久却被他侄子诱执献与元军，也被凌迟。至此，“西南夷”们总算消停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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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百媳妇”：南方又一个陷阱（2）
元朝损兵折将加上民夫数十万条性命，也没干掉几个“媳妇”，得不偿失。悔怒之下，元成宗下诏杀掉带头生事的刘深。
　　其实，元朝对云南、贵州等地区一直倾力经营。至元十三年，即1276年，元朝就在云南行省设置大理、金齿等诸处宣慰司，特别是日后还开辟了从中庆（昆明）到车里（景洪）的驿道，目的在于加强西双版纳地区的统治。忽必烈时代，元朝在西南所使用的“土司”制度饶有成效，招降了不少当地土著，并允许世袭。土司职务也很齐全，设有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招讨使等职位，当然，元廷一般都会派“达鲁花赤”数员到任，监督这些土司向中央政府朝贡和交赋。刘深多事，兴军惹祸，死人耗物，很让元朝受了一把伤。观前顾后，远远不如用“加官晋爵”给大印的手段效益高。
　　南方虽败，北方却传来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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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都之死：西北诸王的最后“归顺”（1）
早在忽必烈与其弟阿里不哥争位时，窝阔台大汗的孙子海都（窝阔台第五子合失之子）就站在阿里不哥一边与忽必烈叫板。1266年，阿里不哥战败后被忽必烈毒死，海都领兵还归于其位于叶密立河流域的封地，并广结术赤诸后王，于1268年与忽必烈再次开战。所以，忽必烈在灭南宋过程中数次以天热为名要伯颜等人驻兵，实际上最大的忧虑恰恰是害怕海都的大举入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忽必烈难洗失败之耻罢征日本，也是因为他心腹之患海都在北方觊觎帝国边境所致。
　　当然，忽必烈很会耍手腕。为了分化海都等西北诸王，他册封八剌为察合台汗国的大汗，想让这两位“邻居”火拼。果然，这两个蒙古王爷大打出手，开始海都遭伏大败，但他又联合术赤诸后王共击八剌，八剌反败。不得已之下，双方谁也吃不掉谁，八剌与海都又结盟为“安答”（兄弟）。这样一来，实际上察合台汗国归于海都控制下。八剌死后，察合台的一个孙子捏古伯继位为汗，他虽为海都授立，但心中不服海都这位“大叔”，忽然进攻海都。海都沙场老帅，起兵相迎，杀掉捏古伯，立八剌之子笃哇为察合台汗国的大汗。日后，双方联合术赤诸后王，时时侵扰大元朝的北方边境，使得老皇帝忽必烈七十九岁高龄还要御驾亲征，一直不让大元消停。
　　海都等人不仅不让忽必烈消停，这些人自己也不消停。1297年，钦察王子土土哈病死，其子床兀儿好战，率军与海都和笃哇等人打个不停，但最终被海都等人击败。乘胜凭势，笃哇又侵元境，生俘了忽必烈女婿阔里古思，不久又杀掉了这位帝婿。
　　元成宗继位不久，听闻此事，又急又气，直嚷嚷要“御驾亲征”，其母后阔阔真劝他，认为海都等人距大都遥远，亲征要花一两年时间，其间恐内地生乱。克制半天，元成宗才打消亲征的念头。
　　否极泰来，元成宗正郁闷间，先前一直与忽必烈为敌的诸王药不忽儿等三个王爷率万余人投附大元朝，并自告奋勇要带兵去打笃哇和海都。元成宗大喜，忙派人送物，让这几个人为自己打头阵。这几人昔日与笃哇等人是同盟军，不仅熟悉地形，又深知对方行军布阵的规律，一出手就把笃哇打得大败，并生擒了他妹夫。
　　海都闻讯大怒，大集诸王，包括察合台大汗笃哇在内共四十个蒙古王爷，提兵数十万杀向大元边境。海都此行，他自己是自找倒霉，反而成就了元成宗的侄子海山（元成宗早死的二哥答剌麻八剌之子）。海山大侄子年纪虽轻，临危不乱，督五部元军予以海都联军迎头痛击，在1301年秋天于哈拉和林与塔米尔等地大败敌军。海都不敌，败走时身受重伤，笃哇也膝部中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