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如风:元朝的另类历史-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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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哥这位吐蕃人翻脸不认人，上任后首先检核中书省账目，查出中书省“亏欠钞四千七百七十锭”，时任尚书省平章的麦术丁自认倒霉，只得“自伏”，心中暗悔日前荐引桑哥当“理财”大臣。于是，桑哥雷厉风行，在省部及各地大行“钩考”，当众命从人殴打汉族大臣，杀了不少与己议不和的人立威。
　　由于桑哥敛财有道，为元廷在半年多时间内增加了不少收入。汉人左丞叶李等人希旨，上奏忽必烈认为桑哥应该任“右丞相”。所以，同年十一月，元廷就诏任桑哥为“尚书右丞相兼总制院使，领功德使司事，进阶金紫光禄大夫”。桑哥乘机又擢升了好几个私人党羽。
　　纵观桑哥的“经济改革”措施，其实与阿合马如出一辙。其一，“以理算为事”，设征理司这样的新部门，对江淮、四川等六个行省财赋进行理算，“钩考”地方仓库，大肆搜刮，“毫分缕析，入仓库者，无不破产，及当更代，人皆弃家而避之”，天下骚然。其二，更定钞法，发行“至元宝钞”新钞。新钞折中统旧钞一贯文折五贯文。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增加课税，盐引由三十贯增为一锭，茶引由五贯增至十贯，商税方面更是大幅增收，江南地区增至由先前十五万锭至二十五万锭，内地由五万锭增至二十万锭。“世祖（忽必烈）皆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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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树“功德碑”的吐蕃人：桑哥（2）
其实，桑哥“改革”重要内容之一的“钞法”，原意是想“新者（至元钞）无冗，旧者（中统钞）无废。”但岁赐和饷军等事皆以中统钞为准。百官会议时，桑哥等人提出“至元钞二百贯赃满者死”。众人唯唯之时，新入朝的赵孟年轻气锐，高言道：“始造钞时，以银为本，虚实相权。今二十余年间，轻重相去至数十倍，故改中统（钞）为至元（钞）；又二十年后，至元钞必复如中统（钞）。使民计钞（以钞额数量）抵法，疑于太重。古者以米、绢民生所须，谓之二实，银、钱与二物相权（相比较），谓之二虚；四者为直（值），虽升降有实，终不大相远也。以绢计赃，最为适中。况钞乃宋时所创，施于边郡，金人袭而用之，皆出于不得已，乃欲以此（钞额）断人死命，似未可也。”这位宋朝王孙以刑名说事，实际上是他已经指出了桑哥“钞法”的虚弊。
　　大臣中有人为巴结桑哥，又欺赵孟是新入朝的“南人”，厉声指斥说：“现在朝廷推行至元钞，所以犯法者以此钞来计赃论罪，你这么一个黄口孺子，怎敢有异议，难道是想阻碍至元钞的颁行吗？”
　　赵孟气势仍盛，据理力争道：“法者，人命所系，议有重轻，则人不得其死。我此来乃奉诏参与议论，不敢不言其真。今中统钞虚，故改（为）至元钞，如谓至元钞终无虚时，岂有是理！您不与我相较财理，而空口陵蔑，可乎？”一席话，说得对方愧然而退。虽如此，蒙汉色目大臣皆知桑哥有忽必烈撑腰，基本没什么人出头对“新法”说不字。
　　“桑哥即专政，凡铨调内外官，皆由于己，而宣其敕，尚由中书。桑哥以为言，世祖（忽必烈）乃命自今宣敕并付尚书省。由是以刑爵为货而贩之，咸走其门，入贵价以买所欲。贵价入，则当刑者脱，求爵者得。纲纪大坏，人心骇愕。”所以，桑哥专政后，“组织部”归于“财物部”，又兼“国务院”功能，桑哥把朝廷当成了市场，官位当成了商品，卖官鬻爵，肆无忌惮。
　　当婊子不忘立牌坊。为相两年后，他差使手下谄谀小人上“万民书”，要求元廷为桑哥“立石颂德”。忽必烈得知此事，对这个能为他敛财的“大狼狗”很支持，吩咐说：“民欲立则立之，仍以告桑哥，使其喜也。”为此，翰林院蒙汉高手奋笔疾书，详列桑哥功德，在中书省府院前坚立一巨石，上题“王公辅政之碑”，规模还不小，“楼覆其上而丹雘之”。“丹雘”本是指赤石脂一类的鲜红涂料，在此名词动用，是讲元廷在“桑哥辅政碑”的大石头外面又盖了色彩鲜艳的宏丽阁子，雕镂精细，惟恐内外不知桑哥的“政绩”。
　　折腾了四年，桑哥弄得天下怨起，人不敢言。最后，还是赵孟对忽必烈的高级侍卫彻里（奉御官，“怯萨”的一种）讲：“皇上论贾似道误国，常责留梦炎等宋朝大臣不能挺身而出。现今，桑哥之罪，有甚于贾似道！我等不言，他日何以辞其责！然我乃疏远之臣，言必不听。侍臣中，惟君为皇上所亲信，读书知义理，慷慨有大节。倘若您能不畏天威之怒。为百姓除此凶残之贼，真仁者之事，公必勉之！”
　　有赵孟一番激励，趁忽必烈在柳林打猎心情好的机会，彻里纵言桑哥误国害民，“辞语激烈”。起初，忽必烈闻言即大怒，责斥彻里“诋毁大臣”，命令左右卫士猛搧彻里嘴巴，“血涌口鼻，委顿地上。”稍停，忽必烈又问彻里是否知罪，彻里“辩愈力”，朗声言道：“为臣我与桑哥无任何私怨，现不顾生死揭发他的罪状，实出于对国家的忠心。如果我害怕皇上震怒而不敢谏，奸臣何得而除，万民何得而息！”
　　闻此言，忽必烈沉吟。随同忽必烈外出的蒙古贵族也里审班、也先帖儿等人见状，也一同跪下，劾责桑哥专权黩货等罪。
　　忽必烈还是不大相信，急召出使在外的翰林学士承旨不忽木来问情实。不忽木在行宫营帐里见皇帝，痛心疾首地说：“桑哥壅蔽聪明，紊乱政事，有言者即诬以他罪杀之。今百姓失业，盗贼蜂起，召乱在旦夕。如不诛桑哥，恐此人将为陛下深忧！”在场的贺伯颜等人也力证桑哥奸邪，“久而言者益众。”见这么多蒙古贵族指斥桑哥，当然害怕危及元朝的统治，忽必烈就下决心把“财神爷”送入阎罗殿。于是，他下诏御史台及中书省辩论桑哥之罪，并命人毁弃“桑哥辅政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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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树“功德碑”的吐蕃人：桑哥（3）
怯萨，从职责看仅仅是皇帝身边的带刀侍卫，诸王贵族身边皆有“怯萨”。与历朝历代不同，元朝皇帝的“怯萨”源由蒙古旧制，其组成人员皆是蒙古或色目的高官贵族子弟以及各地地方长官子弟。这些人，皆是蒙古帝王最信任的贴心人，他们负责皇帝的日常起居和宫廷内事务，基本把太监该干的活计都干了，这也是有元一代没有太多宦官乱政现象的最主要原因。怯萨不仅仅是充当皇帝禁卫军那么简单，他们常常出任地方高级官员，或口含天宪巡视地方，因此元朝才有“怯萨入仕”这个名词。当然，“怯萨”到了元朝后期，滥竽充数者不计其数，只要花钱就能买这个“身份”。忽必烈时代，怯萨可说是除亲王、嫔妃外最接近皇帝的人员，所以赵孟才激身为怯萨的彻里前去说服忽必烈。如果换了汉人官员在忽必烈面前讲正当红的桑哥坏话，估计会立时被砍掉脑袋。
　　忽必烈不做靠山，桑哥肯定玩完。有司抄家，桑哥的家财竟然“半于大内”，皇帝首富，他第二。
　　几个月后，元廷有诏斩这个吐蕃人于闹市。金山银山，地狱里也享受不到分毫。恼怒之下，忽必烈又派彻里到江南行省，把桑哥的妻党要束木以及忻都、王巨济等党羽押还大都，审问之后，均送闹市开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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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沙漠到大海：元朝的越海攻击（1）
忽必烈继位后，于1274年、1281年两次东征日本，1282年进攻占城，1292年又出兵爪哇，同时，元军又试图征服流求（台湾）。所以，海上扩张，是忽必烈中后期的一个中心任务。这些进攻基本上都以失败告终。
　　二次征倭台风败事
　　讲起元朝对日本的二次海上远征，不得不先叙述一下高丽。因为，两次征倭，都以高丽为重要的海军基地，合浦（今朝鲜釜山以西的马山浦）港口，成为蒙古海军杀向日本的出发点。所以，开讲海上征倭，首先要交待清楚元朝与高丽的关系。
　　《元史》中的《高丽传》，大多是因袭前史：
　　高丽本箕子所封之地，又扶余别种尝居之。其地东至新罗，南至百济，皆跨大海，西北度辽水接营州，而靺鞨在其北。其国都曰平壤城，即汉（朝）乐浪郡。水有出靺鞨之白山者，号鸭渌江，而平壤在其东南，因恃以为险。后辟地益广，并古新罗、百济、高句丽三国而为一。其主姓高氏，自初立国至唐乾封初而国亡。垂拱以来，子孙复封其地，后稍能自立。至五代时，代主其国迁都松岳者，姓王氏，名建。
　　而且，应该交待的是，这个王建，虽以“高丽”为国名，其实他的血统应该是岛上土著“三韩”种，与昔日的高句丽王国皇族血脉根本不搭边，扯虎皮做大旗而已。不过，这老王家“高丽王”传承时间不短，自王建到王焘，二十七代，“历四百余年未始易姓”。蒙古人最早与高丽人接触，是“太祖十三年”，即公元1218年，蒙古元帅哈只吉追击逃入高丽江东城的造反契丹人。高丽人正愁打不过占了自己地方的契丹人，见有人来“帮忙”，乐得屁颠屁颠的，送粮送物助攻，很快就帮蒙军消灭了契丹人。眼见蒙古兵如狼似虎，高丽国王忙对蒙古使臣“迎拜设宴”，孙子一样装得十分恭敬。蒙古贵族恃势，不断派人催促高丽王“遣使入贡”。后来，见蒙古人索要的东西越来越多，高丽人思忖反正蒙古兵距离远，就派人把蒙古使臣杀死在半道，借口为盗所杀，连续七年断绝了与蒙古的关系。窝阔台继位后，1231年（元太宗三年）秋，派元帅撒礼塔出征高丽以报复杀使之仇，在高丽境内横冲直撞，杀人无算。加上有高丽人洪福源充当向导，蒙军如入无人之境。胆破之余，高丽王王皞忙求和，派其弟王侹为人质向蒙古称臣。蒙古军见好就收，临走在高丽地盘设七十二“达鲁花赤”监守，把高丽当成自己的地盘来管辖。转年，高丽上层见蒙军主力撤走，心生反复，竟然把蒙军留置的七十二个“达鲁花赤”蒙古大爷全部弄死，然后王室大搬家，窜逃至海岛避祸。撒礼塔不是吃素的，轻车熟路，率虎狼蒙军又至。不过，这位元帅此次来高丽运气不好，在外仁城下被流矢射死，蒙古不得不退军，高丽人终于敢喘出一口长气。
　　两年多以后，已经端掉金国的蒙军终于腾出手，蒙将源唐古率大军与洪福源一起杀向高丽。打了近五年时间，高丽人自知不是对手，高丽王王皞只能上表乞降，并送宗室到和林当质子，成为蒙古藩属。蒙古人把高丽当成仓库，缺什么就张口伸手来要，稍有迟缓就派兵来攻，“自（元）定宗二年至（元）宪宗八年，凡四命将征之，凡拔其城十有四”，杀人掠物，把高丽当成射猎场，每每满载而归。被逼无奈，王皞在蒙哥汗在位的末年只得交出自己亲儿子王倎入蒙古为人质，乖乖当孙子。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后，正好赶上高丽王王皞病死，便立在蒙军中充当质子的王倎为高丽国王，派兵护送这个傀儡归国，所颁制文，口气傲横：
　　我太祖皇帝肇开大业，圣圣相承，代有鸿勋，芟夷群雄，奄有四海，未尝专嗜杀也。凡属国列侯，分茅锡土，传祚子孙者，不啻万里，孰非向之勍敌哉。观乎此，则祖宗之法不待言而章章矣。今也，普天之下未臣服者，惟尔国与宋（南宋）耳。宋所恃者长江，而长江失险；所藉者川、广，而川、广不支。边戍自彻其籓篱，大军已驻乎心腹，鼎鱼幕燕，亡在旦夕。尔初世子奉币纳款，束身归朝，含哀请命，良可矜悯，故遣归国，完复旧疆，安尔田畴，保尔室家，弘好生之大德，捐宿构之细故也……世子其趣装命驾，归国知政，解仇释憾，布德施恩。缅惟疮痍之民，正在抚绥之日，出彼沧溟，宅于平壤。卖刀剑而买牛犊，舍干戈而操耒耜，凡可援济，毋惮勤劳。苟富庶之有征，冀礼义之可复，亟正疆界，以定民心，我师不得逾限矣。大号一出，朕不食言。复有敢踵乱犯上者，非干尔主，乃乱我典刑，国有常宪，人得诛之。於戏！世子其王矣，往钦哉，恭承丕训，永为东藩，以扬我休命。
　　

从沙漠到大海：元朝的越海攻击（2）
王倎在蒙古呆过，深知蒙军的实力和杀人不眨眼的残暴，他当“国王”后，对蒙古心服口服，遣使入贡不说，又遣其世子王愖入朝贡奉，自己改名王禃，顺便通报忽必烈。九年后，高丽内乱，大臣林衍废王禃拥立其弟王涡为王。忽必烈大怒，立派大军入高丽，拥王禃复位。感激之余，王禃谨修贡献，恨不得把自己卖了也送往大汗处。他派儿子王愖等充当人质之余，又乞求忽必烈“赐婚”。见王禃如此恭顺，忽必烈大喜，于1274年把皇女忽都鲁揭里迷失下嫁给高丽王世子王愖。这位公主命好，刚出嫁，老公公王禃就病死，老公王愖回国继位，她本人一下子公主变成了王后。通过裙带，低三下四的高丽小国王终于成了大元皇帝的乘龙快婿，从此之后，他才敢在与元朝官员见面时“分庭抗礼”。在王愖之前，元朝使臣，甚至是“达鲁花赤”，见高丽王时都是坐上首。以后，高丽王知道当“女婿”的好处，王璋、王焘等国王都娶元朝宗室公主为妻，以此来维持他们在朝鲜半岛的统治。
　　所以，1274年元朝第一次远征日本，正是高丽与元朝关系“蜜月”期前夕，“忽必烈遣木速塔八、撒本合持诏使高丽签军五千六百人助征日本。”
　　早在忽必烈即圣元三年（公元1266年），他就派出国信使，持国书往日本“喻旨”。那当然，大汗并非想真的招远怀柔与小国“共荣”，只是想把日本当成另一个像高丽那样的“仓库”。
　　由于孤悬海外，蒙古人对倭国不甚了解，又有高丽人说那里遍地金宝，很让忽必烈起垂涎之意，所以，国书辞意，看似帝王堂皇，实蕴威胁恐吓：
　　大蒙古国皇帝奉书日本国王：朕惟自古小国之君，境土相接，尚务讲信修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区夏，遐方异域，畏威怀德者，不可悉数。朕即位之初，以高丽无辜之民久瘁锋镝，即令罢兵还其疆场，反其旄倪。高丽君臣感戴来朝，义虽君臣而欢若父子。计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丽，朕之东藩也。日本密迩高丽，开国以来，亦时通中国，至于朕躬，而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国知之未审，故特遣使持书，布告朕心，冀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且圣人以四海为家，不相通好，岂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
　　特别是“以至用兵”四个字，剑拔弩张的恐吓，全然露于纸上。
　　好事多磨，坏事也多磨。大海波涛，元使一行竟渡了几次也没到达日本本岛。忽必烈又命高丽国王派人转送，“不得其要领而归”。元使又往，在对马岛为倭人所拒，只得捆上两个当地人当“生口”回来禀命。最后，还是由于懂日本话的通事曹介升等人引路，元使赵良弼一行才得达日本。当时的镰仓幕府根本不知道蒙古人是什么物种，无知者无畏，连见也不见，把赵良弼一行晾在太宰府。
　　见日本方面无回音，忽必烈大怒，于至元十一年夏下令凤州经略使忻都、高丽军民总管洪茶丘二人为帅，在高丽造战船九百艘，载士卒一万五千，从合浦港出发向对马岛展开进攻。至于这次攻日本的“战绩”，《元史》的《日本传》中很含糊，只有这么几句：“冬十月，入其国，败之。而官军（蒙军）不整，又矢尽，惟虏掠四境而归。”其实，这次攻击首战顺利，对马岛的倭军被全歼。蒙军在肥前遭到顽强抵抗，但一当摆出火炮轰击，手持大刀身穿大肥免裆裤的倭兵倭将登时就傻眼了——在此之前倭国从来就不知道世上还有火炮这种东西。日本这个国家挺有意思，总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良好实验场。七百多年后，美国的两颗原子弹又让日本人开了眼。不知日后它是否还会有这样被“试验”的好机会。
　　蒙军在博多湾登陆后，连日奋战，上下皆感疲累。特别令蒙古兵将失望的是，日本这疙瘩根本不是传说中的“遍地黄金”。如此贫瘠海岛，腥风劣土，且日本人长像也不咋地，獐头鼠目，个头比蒙古人还矮。如此，元军贪欲一失，战斗力和求胜心立时下降。高丽将领劝忻都一鼓作气直杀太宰府，忻都不同意，下令全体士兵离岸上船，见好就收，准备班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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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沙漠到大海：元朝的越海攻击（3）
不料，台风忽然在夜间来袭博多湾。睡梦之间，四分之三的蒙军与被击碎的船体一起，连绝望都来不及，就刹那间沉入漆黑的日本水下地狱。
　　消息传至幕府，忧惧不能进食的北条时宗喜出望外，连连叩头感谢上苍，嘴里不停地念叨：“神风！神风！”此役，日本称之为“文永之役”。南宋遗民闻知此讯，很是“幸灾乐祸”，作诗道：“涉险应难得命还，倭中风土索蛮顽。纵饶航海数百万，不直龙王一怒间！”（《元贼谋取日本》，郑思肖）
　　忽必烈有些郁闷，由于当时正处于进攻南宋的关键时刻，忽必烈腾不出手来再派大军进攻日本。而且，忻都在报告中掩饰败绩，吹擂元军把日本军打得落花流水，天气不好暂时撤军，已经大大地宣示了“国威”。
　　此后，高丽不敢“惦记”日本，日本反过来不断到高丽半岛沿岸骚扰。至元十二年，忽必烈又遣礼部侍郎杜世忠等人为使，再去日本宣慰。忽必烈原本以为上次元军的进攻已经使日本像高丽那样吓得腿软，国使一到会马上送表称臣。不料，元使一行千辛万苦到达日本后，将军北条时宗愣了，他不是吓愣了，而是糊涂愣了：蒙古人上次被“神风”送进海底都喂了王八，现在怎么还敢派人来！估计刚刚喝过几瓶清酒，北条一挥手，下令把这一群神色傲狠的元使皆押出去砍了。
　　消息传出，征东元帅忻都、洪茶丘二人立刻上表，“请自率兵往讨”。当时是至元十七年三月，元朝刚刚灭掉南宋，需要处理的事情千丝万缕，“廷议姑少缓之”。两个月后，忽必烈召见南宋降将范文虎，议征日本。
　　至元十八年正月，忽必烈设“日本行省”，以蒙古人阿剌罕为日本行省右丞相，以范文虎为右丞，并下令军在高丽的忻都、洪茶丘二人，共出兵十余万进讨日本。
　　对于蒙古人来讲，杀使臣是最不可饶恕的。花剌子模杀蒙古使臣，最终付出了国亡君死以及近千万的人命为代价。倘若元军二次征倭成功，估计“大和”民族现在只是一个历史名词。此外，忽必烈大举攻日的另一个原因，还在于“处理”那些刚刚投降的南宋“新附军”。近十来万人的士卒军将，杀起来不仅名声不好听，也很费事。所以，让这些人充当“主力”，在攻日本时消耗他们，可谓一举两得。可见，忽必烈这个蒙古帝君，还是一个阴险巨奸。
　　元军第二次海上征倭，规模比第一次大很多。除忻都、洪茶丘及高丽主将金方庆率领的左路军三万人外，还有由范文虎统率的江南军七万多人为右路军。他们由庆元（今浙江宁波）出发，有战船近四千艘，渡海远航，浩浩荡荡杀向日本。依据原先的约定，两路军应在阴历七月于壹岐岛合师，然后合军并力进攻日本。
　　蒙古将忻都贪功，自忖轻舟熟路，首先从合浦起航，拥千艘战舰打下壹岐岛。然后，他也不等江南军的到来，径自扑向博多湾。但是，元军忽然发现日本人早已在沿海滩头砌筑了层层石坝，战舰根本靠不了岸。无奈，元军只得强攻志贺岛，得手后却无任何便宜可占。由于补给困难，疫病流行，忻都只得又撤回壹岐岛，与范文虎的右路军会师，伺机再战。
　　范文虎方面，元军的“总司令”阿剌罕病死，军中无主。好大喜功的范文虎自专军政，不待新任“总司令”阿塔海到来，发号施令，过足了“一把手”的瘾。这位老范，乃南宋大奸臣贾似道的女婿，是个人品超差的“百败将军”，忽必烈选他当“副总司令”，其实是最大的一步臭棋。诸将陛辞时，忽必烈也有所表示：“有一事朕忧之，恐卿辈不和耳。范文虎，新降者也，汝等必轻之。”
　　所以，战争真正开始后，由于无所统领，诸将确实心怀鬼胎。范文虎草包自不必说，高丽将金方庆与老上司洪茶丘也形同水火，忻都本人也是贪功冒进之辈，没有一个能主持大局。双方合军后，进屯五龙山（今日本佐贺县西北伊万湾）。如果当时元军立刻进攻九州的太宰府，估计日本现在就是中国的日本省或海东省或东瀛省了。正是由于诸将意见不一，大家都表示“研究研究”再说，加上江南军远航疲惫，确实也要休整一下。
　　

从沙漠到大海：元朝的越海攻击（4）
日本人方面，也是听天由命，一大堆矬子天天跪在地上叩头祈祷上天。
　　八、九月间本来就是刮飓风的季节，虽然有将领提醒范文虎、忻都等人，二人根本不听。当时，海上“见山影浮波，疑暗礁在海口，会青髯见于水上，海水作琉璜气”，飓风的征兆已经非常明显。为“保险”起见，他们还下令诸将把海船结扎在一起。这种联船法，对付一般的海风还尚可，遇到飓风，就等于是为自己做好了“连锅端”的物质准备。对于台风、飓风的心理准备欠缺，范文虎方面，这个草包还可原谅；但忻都上次吃过一次大亏，估计这蒙古人脑满肠肥喝酒太多，没长什么脑子，竟然也好了伤疤忘了痛。
　　于是，一夜飓风来袭，元军大小船只倾覆殆尽，特别是高丽人所造的海舟，大都是“豆腐渣”工程，拼木时为了省工采用“鱼鳞式”结构，大浪拍击即碎。范文虎江南军的战船质量不错，可惜多是平底河船，遭遇如此大风，也十损###。“军士嚎呼溺死海中如麻”，范文虎等人也落水，被手下救起。
　　捡得一命后，元军诸将想到的只有两个字：逃命！“（范）文虎等诸将各自择坚好船只乘之，弃士卒十余万于山下。”也就是说，元军虽被淹死万人，其实由于水营靠岸，剩下的人还不少。如果以破釜沉舟之心背水一战，结果还真不一定。
　　诸大将虽然逃跑，元军士卒多有战心，推一名“张百户”为主帅，“号之曰张总管，听其约束”。由于人多食乏，元军体力消耗很快。大家于是伐木造船，准备乘这种“临时”船逃回。
　　风息之后，日本人来了精神，特别是“神风”再临，小矬子们觉得天神青睐，挥着大刀嗷嗷冲杀过来。元军体弱力疲，大部分战死，最终剩下两万多人，皆为倭人所俘。
　　于是，这大群元军俘虏被押至八角岛依次甄别，凡是蒙古人、高丽人、北方汉人，皆就地杀头，只留下几千新附军，倭人认为这些江南人是“唐人”，“不杀而奴之”，充当奴隶使用。
　　范文虎、忻都等人将残军回合浦，上报忽必烈说途中遇风，数将不听节制，暂时回军，隐瞒大败的实情。
　　不久，被倭人俘为奴隶的江南汉人于阊逃回国内，尽报实情，忽必烈这才得知，他的征日十万大军被范文虎等人皆弃于波涛狂浪之间，“得还者三人耳”，这三个人还在“青史”中留下姓名：于阊、莫青、吴万五。
　　此役，日本人称之为“弘安之役”。
　　忽必烈吃了如此一个大哑巴亏，很想三征日本。但不久元军发动对占城和安南的战争，内部儒臣派、财臣派内斗激烈，出现了阿合马被杀事件，使得元世祖暂时不得不放弃重新组织大规模的攻倭战争。至元二十年后忽必烈数兴征倭之意，皆半途而废。这种尴尬结局，正应了范文虎等人启航前翰林学士王磐的一番谏言：“日本小夷，海道险远。胜之不武，不胜则损国威。”
　　奇怪的是，范文虎事后并未受严惩，罢职而已。至元二十年，忽必烈还让他“立功自赎”，在扬州整治军械操练人马。
　　日本方面，举国若狂。“神风”两次救了日本，倭人们的脑袋瓜里再次使“神国”的理念悲壮地扎下根，觉得他们的蕞尔小岛是“天照大神”最眷顾的“神土”。这种盲目的“理念”，让他们的头脑一烧再烧，直烧到丰臣秀吉时代敢于主动出击明朝的藩属朝鲜。二战最后关头，日本人把他们最后的自杀性攻击飞机也命名为“神风”，透露出绝望中残存的希望。
　　宋遗民郑思肖听到元军败讯，仍旧大喜，作《元鞑攻日本败北歌》，此诗的前序简明扼要，除数字有出入外，简捷明了地勾勒了元朝二次征倭的史实：
　　“元贼闻其富庶，怒倭主不来臣，竭此土民力，办舟舰往攻焉，欲空其国所有而归。辛巳（至元十八年）六月半，元贼由四明下海，大船七千只，至七月半，抵倭口白骨山，筑土城驻兵对垒。晦日，大风雨作，雹大如拳，船为大浪掀播沉坏，鞑军半没于海，船仅回四百余只。二十万人在白骨山上，无船渡归，为倭人尽剿。山上素无人居，唯多巨蛇，相传唐东征军士咸陨命于此山，故曰白骨山，又曰枯髅山。”
　　

从沙漠到大海：元朝的越海攻击（5）
此诗开头，即讲明倭国乃远方九夷之一，又相隔大海，不易攻取：“东方九夷倭一尔，海水截界自飞宇。”在描述倭国道远国瘠之后，诗人笔锋一转，指斥犬羊（元朝统治者）欲心过炽，徒取污辱与失败：
　　“厥今犬羊贪犹炽，瞠目东望心如虎。驱兵驾海气吞空，势力虽强天弗与。鬼吹黑潮播海翻，雹大如拳密如雨。七千巨舰百万兵，老龙怒取归水府。犬羊发怒与天敌，又谋竭力必于取。已刳江南民髓干，又行并户抽厂语。凶焰烧眼口竟哑，志士闷闷病如蛊。”
　　占城爪哇铩羽而归
　　占城，中国古书中又称日南、林邑、占婆，位于今天的越南中部。隋炀帝时，曾派大将刘方大败林邑国的大象军团，攻入林邑国都，吓得林邑国王梵志逃入海中。隋兵凯旋，缴获林邑国王家庙内纯金铸制的金人十八座，振旅而还。林邑国王待隋兵回撤后，忙上表称臣。唐、宋以来，林邑王对中原王朝很恭敬，贡献不断，每年都向中原帝王孝敬沉香、象牙、玳瑁、檀香、胡椒等土产方物。北宋时期，高产的占城稻种也传入内地，使得宋朝的粮食增产不少。
　　元朝灭南宋后，占城国王忙不迭上表称臣，贡献金宝，忽必烈遂设占城行省，并封其国王为占城郡王，授以虎符。占城王年老，其子补的（这名字真怪）专权，竟敢在中途扣留元朝派往暹国和马八儿国的国使船只。忽必烈大怒，于至元十七年底（1280年）派唆都率兵从广州出发，乘船进攻占城。相持日久，元军数次谕降，占城皆不听，并回信表示“刻期请战”。至元二十年（1283）年正月间，元军大举进攻占城，击败占城象军，杀掉数千占城兵将。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