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如风:元朝的另类历史-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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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丽的废墟：回望元朝（1）
当我们言及元朝，总是在眼前闪现出这样一个想头：那是个野蛮的、英雄的、摧毁的时代。其实，我们对元朝的这种印象多多少少是一种误解：成吉思汗的威名太过赫赫，蒙古西征的洪流太过汹涌，致使我们后人（包括东西方的许多学者）多把蒙古最初的扩张史看成了元帝国的全部精华所在。在中国大陆出版的所有关于元朝的历史作品中，无论是教授学者的“正史”，还是影视编剧、半吊子历史学家的“戏说”，五分之四甚至更多的篇幅，皆是描绘成吉思汗到忽必烈这一段时间的蒙元征服史。所有的职业和“业余”作者们如此不吝惜笔墨肆意描画征服者的历史，确实因为那些血与火的壮丽戏幕吸引住他们大多数人的目光。可悲的是，我们中国有些学者也被西方学者牵着鼻子走，认定元朝是一个“更大的世界性帝国”的附属部分。这种观点，忽略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元史，并非是蒙古史。元史，主体其实应该是从忽必烈开始到妥欢贴睦尔为结束的本土中国史。忆往昔，蒙古帝国的触角伸得太辽阔太辽阔，以至于后人总是乐于眺望本土以外几大汗国的金碧辉煌，并津津乐道那些奇异的异域故事。
　　元朝在中国，时间段大致有以下三种算法：如果从蒙古灭金统一北中国的1231年算起，那么到元顺帝惶惶然逃出大都为止的1368年，总共有134年历史；如果依据忽必烈在1271年改国号为“大元”标志着元朝的开始，那么就有97年；如果从1276年宋恭帝出降、元军攻占临安为新王朝的揭幕，元朝则只有92年的历史。无论怎样计算，可以基本圈定“蒙元在中国”这样的时期是一个世纪的时间。一个世纪，几代人，在五千年的中国历史长河中确实不算长。但这百年沧桑，对中国历史的日后走向所造成的巨大扭力，是以前任何一个朝代所不能比拟的！
　　元朝版图之广大，他们自己说了不算，有吹牛之嫌，但可以从明朝人的感叹中得到证明：“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汉梗于北狄，隋不能服东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元成宗时代，当漠北诸王承认他为天下共主之时，元朝的理论疆域，包括中国、伊利汗国、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以及高丽、东南亚、海外诸岛，等等。如此，三千万平方公里的大地，大元旗帜迎风猎猎飘扬，真正是“舆图之广，历古所无”。中原大地、江南水乡、天山南北、波斯、藏北高原、俄罗斯、钦察草原、乃至两河流域，大元的驿马，在金光大道上可以没有阻障地撒欢驰骋。
　　中国历史，正是凭借元朝这个伟大的必不可缺的辉煌过度时代，我们的版图才能禁受后世不肖的继承者们一次又一次“挥霍”。大元的融炉，把一个又一个曾经野蛮的民族，包括吐谷浑、党项、契丹、女真、沙陀、渤海，以及数不清的“西南夷”部落，统统融化掉，昔日显赫一时的民族皆成为了今天的“汉族”，虽然这并非出于统治者的初衷，但却极大促进了日后主体民族国家超强的稳定性和凝聚力。至于后世成为中华五大族群之一的“回族”，也是拜元朝所“赐”。正是元朝前所未有的超强吸附力，西藏高原、云南高原、蒙古高原，铸就了中国版图不可更改的政治地理防护墙。
　　如果暂时“忘却”蒙元东征西杀的残酷性、破坏力，那个时代所迸发出的勃勃不可抑止的创造力、扩张力、竞争力、进取力，确实太值得后人悠然神往。可惜的是，民族压迫这一致命的症结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元帝国的结局一定是个巨大的历史废墟。蒙古统治者没有抓住“汉化”的历史机遇，他们太多的精力，都浪费在消受和享乐以及防止如何被“同化”方面。草原虽然非常辽阔，却没有给“黄金家族”赋予优秀而又辽阔的政治视野的基因。不可否认的是，蒙古人在十三世纪晚期带来的血与火，从某种意义上也涤荡了汉民族的颓靡苟全与委曲求全。残酷有时促人警省，杀戮有时会让复仇的雄心苏醒。相比满清，蒙古统治者人群本质上仍存有草原蓝天下那种质朴的野蛮和不加掩饰的爽朗，他们来得急，去得快，输得起，放得下。所以，在历史的丛林中，骄傲的蒙古雄狮是那样阳刚，白山黑水中大辫子的群狼阴柔却更具破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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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丽的废墟：回望元朝（2）
有一种悲怆值得人们原谅：当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轰然达至巅峰之后，无论前瞻还是后顾，都将是往下而行。时光流逝百年，蒙古刀剑仍旧那样锋利无比，只不过它们的新主人的手再也握不住这些沉重的利器了。以暴易暴的魔咒，再一次把这样一个不可一世的帝国送进历史的黑洞之中。
　　自蒙古旗帜从大都消失之后，几百年过去，出于政治原因，出于民族偏见，出于这样那样的“理由”，对于元朝，除过激的、以偏概全的“讴歌”以外，无外乎就是更加矫枉过正地把它“一团漆黑”化。其实，百年之中大元所取得的成就，我们不能视而不见。
　　郭守敬的《授时历》，能够看成是元朝科技的里程碑和总代表。它首先使用“截元法”和当时的新科技，同时，为了测算准确，元朝人前所未有地在极北南海广阔地域间设置了27个天文观测站，无论是仪器还是计算法，都领先世界几百年；数学家李治提出“天元术”（立方程），朱世杰提出“四元术”（多元高次联立方程解法）；朱思本绘成《舆地图》，汪大渊有地理学专著《岛夷志略》；军事方面“成果”累累，积火药与弹道技术为一身的新型武器“火铳”定型于这个时期；农业科技相对得到发展，王桢的《农书》可谓是当时集大成者；棉纺技术得到普及，“黄道婆”就是那个时代这一行业鼎盛的“代名词”；交通系统尤为发达和先进，“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运河开凿、航海技术、制盐业、兵器业空前发展……可以想见，虽然号称“停滞”，但时代，一直在进步着。
　　文学艺术领域内，中国戏剧无论是创作质量还是思想内容，在元朝都臻至巅峰状态。而且，《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两部伟大的作品均创作于元末。底层人民喜闻乐见的“通俗文学”，火山爆发一样涌现在这个正统文化备受摧残的年代。即使是元人最不“擅长”的诗歌形式，百年之间，也出现了四千多位诗人，存诗十三万首有多。唐代流传至今的诗作有五万首，诗人二千二百家。宋朝有诗二十七万首，诗人九千多位。但是，唐宋均有三百年左右的历史，相较之下，元诗从质到量丝毫不见逊色，况且它还有与汉赋、唐诗、宋词比肩的“元曲”峙立于历史长河间。特别是萨都剌、贯云石、于阙、迺贤这样的“色目”诗人，风格奇特，卓尔不群，形成了中国诗歌史上让人刮目相看的“异类”。
　　十三世纪，蒙古的铁蹄声中，整个世界都在颤抖，西方人更是恶毒地诅咒这股强大的熔岩流为“黄祸”。其实，从长远的历史来看，蒙古西征最有利于后来西欧诸国的崛起，因为正是蒙古人给予了当时的穆斯林以沉重打击，并让东罗马帝国藉此苟延残喘了两百多年。特别是他们在今天俄罗斯地区的统治所造的“后遗症”，更间接地帮了西欧国家率先进步的“大忙”。相较而言，北中国在蒙古崛起时受创最深，南中国由于忽必烈时代汉人儒士的劝告，受摧毁的程度和被屠杀的人都相对减低。许多学者疑惑不解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的北宋、南宋文明那样发达，为何都相继败于野蛮、落后的女真和蒙古？这个答案很简单，因为当时的汉文明，从政治学意义上观察，它是一种衰败的文明。原始蛮族没有任何心理和政治负担，他们会不顾一切地为了抢劫和破坏向这种“先进”而又衰弱的文明发动进攻。由于“先进”文明的统治内部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等的复杂性和联动性，其力量反而四趋分散和消解，文明最终成为“拖累”。而旷日持久的备战和战争使“文明”的成本呈几何级数放大，社会负担越来越沉重，最终被简单而又野蛮的力量消灭掉。可以想见，蒙古人乍起之时，如同那些攀越雪峰的勇敢者一样，他们尽其所能，使用全部的精力、气力和智力。所以，他们把每次进攻都当作是迈向万丈深渊前的一搏。面对这样的进攻者，又有哪个瞻前顾后、思虑多端的“文明者”能抵挡呢？
　　元朝的统治，是“戒备主义”和“实用主义”相结合的一种高难度艺术。但是，汉文明的“高级”，最终让蒙古上层贵族因为“技术”方面的无法企及和借鉴产生了“厌恶”，而这种“厌恶”又蜕化为愚昧的、盲目的、不知就里的“仇视”。他们既不能改造这种文明，又不能完全融入这种文明。阿诺德·汤因比说过：“境外蛮族的全部文化产品都有心灵分裂的创伤。”这种“创伤”，在汉文明这样一个高级而又成熟的文明面前，使得统治者既无力使本民族产生更成熟的“集体主义”意识，又没有发展出更积极的“个人主义”精神。浑浑噩噩之中，大地的主人选择了酒精和美色的自暴自弃。所以，元朝作为一个由多种因素粘合而成的硕大无朋的“统一体”，才会形成刹那间轰然迸裂的局面。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观察，对于北方大草原呼啸而来的蛮族来讲，经济方面最容易被吸收改造，政治居于其次，而一种内敛的、高级的文化最难以吸收。文化的解体，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精神方面的格格不入，其实是元帝国最终灭亡的根本原因。
　　

壮丽的废墟：回望元朝（3）
当然，凭心而论，这个巨人倒下的另外一个原因也不可忽视，就是它所处时代的“运气”太背——十四世纪前五十年，天灾不断，水旱蝗灾无年不兴，元顺帝时代更是河患滔滔，继之引发饥荒、瘟疫、死亡，而后当然是无休无止的暴乱。耐人寻味的是，气候的周期性影响，对中国历史曾经造成过数次剧变：四世纪的西晋、十二世纪的北宋、以及十七世纪的明朝，都曾经经历了气候地理学所造就的“黑色星期天”。这几个王朝，在灭亡的时候其内部远远没有达到它们必然灭亡的衰落状态。草原的沙漠化、干旱化和各种天灾把这些骑马的蛮族推向耕地，周期性的抢掠忽然变成了征服。无知、蛮力加上运气，马上民族会以连他们自己也惊愕的速度坐在中原帝王的宝座上。这一次，却是相反。
　　“天命”如此，草原的“主人”们势必要退回草原。在大溃逃的过程中，经历了最初的惘惑和不知所措之后，草原祖先们的记忆积淀和生存本能似乎又有部分重新回到这些马背民族的头脑中。宽广的大漠和无边的草原唤醒了他们沉睡的悟性，似乎在蜿蜒行进中和零散而又有秩序的游逛中使草原民族能变得更加警省和团结。所以，不幸中的万幸，这个民族未在改朝换代中灭绝，他们以退为进，走回“长生天”的保护圈，耐心等待着下一个轮回。
　　往事如风。赫赫元帝国，既不是流星，也不是昙花，更不是遗憾。可叹的是，只要是言及大元，人们总是联想那地跨三大洲的庞然巨物，追思它短暂、辉煌而又近乎“理论性”版图的骄傲，却忽略了一千多万平方公里范围内本土中国区域内百年间曾经发生过那样多的故事，有过那样令人目眩神迷的血肉人生：
　　不可一世的元世祖在西南热带丛林和日本海遭受前所未有的挫折；八思巴大和尚对帝国政治影响之深达到宗教和文字的深度；五百个美女的“主人”阿合马敛财招恨最终尸体喂狗；赵孟与谢枋得这两个宋朝遗臣截然相反的人生选择；甘充蒙古鹰犬的中国北方汉人在夹缝中艰难生存的隐情；元成宗“天下共主”的瞬间荣光与“八百媳妇”丛林中遭受的羞辱；元武宗、元仁宗兄弟之间北族模式的帝位传授弊病留遗后世；“南坡之变”中元英宗这一年轻帝王汉化改革未成而导致身死臣亡的悲剧；色目诗人萨都剌的“时代诗史”所展现的崭新诗风和震撼；权臣燕贴木儿、伯颜、脱脱、哈麻生前的不可一世和死后的凄凉寂寞；元顺帝对“大喜乐”房中术的迷狂和高丽母子对帝位的觊觎；元朝北方军阀们在关内只争“闲气”而你死我活的无意义内耗；辉煌大都城在明军潮水攻势下无可奈何的崩溃；以及，新旧帝国破坏性的更迭中，那些文学史上失踪的诗人背影……
　　惊回首，环宇罡风一百年。元帝国虽然变成了巨大的废墟，但后来者能够更容易地在硝烟散后继承巨大的版图、辽阔的疆域、多变的统治术等等珍贵的政治遗产。在那个看似野蛮的时代里，火药、印刷术、造纸术、指南针还有其他富含革命性的文明之花，以前所未有的迅疾速度向西方扩散开去。
　　在人们对庞然帝国轰然坍塌后的陌生世界瞠目结舌之际，东西方文明和历史的新时代，已经悄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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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的征战历程（1）
“我太祖圣武皇帝，握乾符而起朔土，以神武而膺帝图，四振天声，大恢土宇，舆图之久，历古所无。”
　　铁木真（成吉思汗）像上述“豪言壮语”，是元世祖忽必烈《建国号诏》中的一段，经汉儒文笔铺陈，意绪淋漓，气势恢宏。不似元朝之前或之后的王朝，他们的开国君主所颁布的“建国诏”虽然都号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基本都是以中原为中心，囿于亚洲东部一隅。赫赫元朝，最盛时“领土”面积达三千万平方公里之巨，其势力范围东抵太平洋西岸以及朝鲜半岛，西至多瑙河河畔，南至印度洋，北达北冰洋涵括今天的几乎整个俄罗斯，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帝国。“黄金家族”的王子们，统治着大大小小无数的王国，“长生天”的福祉，瞬间使蒙古民族达至了他们荣耀的巅峰。
　　铁木真成为“成吉思汗”后，攻西夏、伐金国的同时，于1219年夏天亲自统领了蒙古人的“第一次西征”，兵分四路，第一路由大汗自己与幼子拖雷率领，直捣花剌子模中心城市不花剌和麻撒儿干；第二路由长子术赤带领，突往毡的和洋吉干；第三路由二儿子察合台和三子窝阔台统掌，围攻讹营剌；第四路由大将阿剌黑带军，直扑忽毡别克纳忒。蒙古军一路势如破竹，杀人无数，各个击破，终于灭亡了花剌子模，使得其国王最后像耗子一样卑微地死于里海中一个孤岛上。三年多时间，花剌子模王国几乎所有境土（包括今天的乌兹别克、塔吉克、阿富汗、土库曼、巴基斯坦、以及伊朗、伊拉克、印度等部分地区），皆飘扬着成吉思汗的旗帜。1222年，成吉思汗自己率军东归，他的两名得力战将哲别和速不台率三万多兵士，继续往西北方向杀进，一路打败诸族部队，翻过高加索山脉，直扑俄罗斯大地。先前各怀鬼胎的基辅大公、莫斯科大公等人慌忙以“血比水浓”为号召，组成八万多人的“联军”，试图阻拦这支从天而至的风暴“黄”流。其结果，蒙军以少胜多，窝阔台像凭借他们灵活机动的“曼古歹”战术和独有的大型混合弓，杀得八万“联军”人仰马翻，“三王七十侯”，一日之内皆被斩掉脑袋，悬挂于蒙古士兵的马鞍之上成为“战利品”。杀戮抢劫之后，这支蒙军沿里海北岸返程，踏上归乡的征程。此次西征后的“分肥”结果，促成了日后蒙古“四大汗国”的诞生：成吉思汗自己统治如今的伊朗、阿富汗大部分地区；其长子术赤获得原花剌子模中心地区，即今天的乌孜别克中西部，由此奠基了日后的钦察汗国（金帐汗国）；二儿子察合台占据有今日的伊犁周围地区，即日后的察合台汗国；三儿子窝阔台得到了塔儿巴哈台（新疆塔城）周围地区，即日后的窝阔台汗国。
　　窝阔台继位大汗后，在加紧灭亡金朝的同时，继续向波斯一带发动进攻，并在1236年发动了蒙古第二次西征，准备踏平伏尔加河以西地区任何反抗势力。拔都率领的蒙古士兵嗷嗷狂叫着，在漫天的鲜血中，莫斯科、基辅、匈牙利、奥地利等地的“大公”们的家族又遭受了一次“血劫”。幸亏醇酒美人要了窝阔台大汗的性命，蒙古大军才结束了这次耀武扬威的第二次西征。
　　蒙古人两次西征的影响力极为深远。暂时不讲日后以中原地区为主要统治区的元帝国，仅仅金帐汗国就存在了约近三百年，蒙哥汗的弟弟旭烈兀建立的伊儿汗国在波斯统治了一个多世纪，察合台汗国也延续了近两个世纪的时间。
　　蒙古汗位，自铁木真于宋理宗宝庆三年（公元1227年）八月暴死于六盘山后，暂时由其第四子拖雷“监国”（代理大汗）。铁木真共六个儿子，分别是长子术赤（早死），二子察合台，三子窝阔台，四子拖雷，五子兀鲁赤，六子阔列坚。拖了两年，窝阔台才继承蒙古汗位。窝阔台得立，主要归功于大臣耶律楚材，正是他力劝“监国”拖雷“以（铁木真）遗诏召诸王毕至”，在和林奉窝阔台为大汗。“时庶事草创，礼仪简率，（耶律）楚材始定册立仪，俾皇族诸王尊长皆就班列以拜”。窝阔台在位十二年，1241年因饮酒过度而死，庙号“太宗”。
　　

忽必烈的征战历程（2）
窝阔台死前，本想立自己四儿子曲出的儿子失烈门为汗，但窝阔台的老婆乃马真不听耶律楚材劝谏，不遵遗诏，自己临朝称制。为此，被削去实权的耶律楚材没过几年就“以忧卒”。乃马真皇后称制掌权，宠信佞臣奥都剌合蛮，“专政用事，权倾中外”，老娘们儿竟然把盖有玉玺的空白制诏一大堆交予这个能敛财的床上相好，内容任他填，一时之间朝政大坏。
　　1246年秋，在蒙古诸王推拥下，乃马真皇后（又号“六皇后”）不得不把自己与窝阔台所生的长子贵由立为大汗，但实际的朝权仍把持在乃马真氏之手。贵由才立一年多即病死（庙号定宗）。以后的三年，“议所立未决”，蒙古汗位竟然一直是空置，“其行事之详，简策失书，无从考也。”蒙古内部肯定是上下违悖，一片大乱。
　　贵由的皇后斡兀立海迷失怀抱窝阔台第四子曲出的儿子失列门临朝听政，由于厌倦了“太后临朝”，“诸王、大臣多不服”。1251年，在大将兀良合台与宗室木哥等人的推立下，蒙古王公把拖雷的儿子蒙哥拥为大汗，并追封先前死去的拖雷为帝（庙号睿宗）。蒙哥汗很有魄力，他一方面培植自己势力，以其弟忽必烈总治漠南事宜，一方面诛杀不服诸王，连定宗皇后和失烈门之母也加以“厌禳”之罪赐死，清除后患。率军猛攻南宋四川的蒙古大汗，正是这位“刚明雄毅”的蒙哥汗（庙号宪宗）。
　　宋朝钓鱼城守将王坚力战，蒙军久攻不下。急火攻心，蒙哥汗亲自骑马督战，一块炮石从城头上发下，把这位身穿黄金甲的大汗送上西天。由此，也消除了蒙古人第三次大规模西征的可能性，使得他们向西扩张的狂热终于收敛。虽然那一块棱角锋利的石块使得南宋又延长了二十年的国祚，也把蒙古汗位的继承者忽必烈的目光完全引向广袤的汉人大地。幸或不幸，天道冥冥。
　　忽必烈回蒙地后，打败了亲弟弟阿里不哥与侄子昔里吉（蒙哥汗第四子），完全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后来，他又相继击败辽东的乃颜（成吉思汗幼子帖木格的玄孙）以及窝阔台的孙子海都（海都至成宗铁穆耳时代，才最终被平灭），在表面上基本维持了自己对蒙古各部的至尊地位。
　　1271年，在汉臣的鼓励下，忽必烈把蒙古国号改为“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相较前朝，秦汉“但从初起之地（而）名”，隋唐“仅即所封之爵邑（而）名”，“大元”这个国号确实大气磅礴，以北魏孝文帝改皇族拓拔氏为“元”氏又要高出一个层次。
　　“大元”军也够厉害，元朝汉将张弘范在1279年终于把宋军聚歼，逼得陆秀夫背着小皇帝赵昺跳海，南宋灭亡。
　　特别要指出的是，端掉金国和南宋的元将是汉人，军队也以汉人为主。成吉思汗攻灭诸国最盛时，手下蒙古军队也只有十来万。蒙古人西征东讨，冲杀奋战的多是被征服各族的“雇佣兵”。忽必烈获取汗位后，手下真正的蒙古族兵将也只有六七万人，其数十万大军，大部分以汉军为主。可以想见，蒙古人在成吉思汗归西时，整个民族的总人数不过一百万，兵士的数量仅仅占总人口十分之一左右。就靠这十来万人，蒙古铁骑横行天下，称霸欧亚，建立起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庞大帝国，不得不让后人拍案称奇。
　　

经济危机下的煌煌帝国（1）
——敛财三贼臣：阿合马、卢世荣、桑哥
　　泰极否来。南宋政权终得消灭，但支撑大元帝国骇人军事行动的财源日渐枯竭。在年近古稀的肥胖帝王忽必烈眼中，谁能为帝国搜刮更多的金钱，谁就是真正的“忠臣”。
　　1279年，元朝大军把南宋送进坟墓的同时，它自身千疮百孔的财政问题，也更显突出。
　　忽必烈像忽必烈当王子时代及治国早期，对儒生比较亲近。1242年，汉族和尚海云禅师携弟子刘秉忠至漠北。忽必烈召见二人，问：“佛法中，有安天下之法否？”海云禅师回答：“宜于天下大贤硕儒中，求问古今治乱兴亡之事。”忽必烈很高兴，遂留刘秉忠于身边为参谋。刘秉忠虽释门中人，却通《易经》、儒术、天文，至于地理、律历等等，无一不精。这样的人才，深为忽必烈所喜。同年，汉族儒士赵璧、王鹗等纷纷加入忽必烈幕府，为他宣讲《孝经》、《书经》等经书。特别是王鹗，乃被蒙古所灭金朝的末代状元，饱学硕儒，道德文章，皆有所观。青壮年时代的忽必烈很用功，常听王鹗授业至夜深，感慨说：“我虽未能即行汝言，安知异日不能行之耶！”可见，拳拳向儒之心，是忽必烈当时真实状态。1252年，从前仕金的汉族士大夫张德辉、元好问二人觐进忽必烈，奉请他为“儒教大宗师”，作为“黄金家族”的重要成员，忽必烈“悦而受之”。这一举动有两种意义：其一，蒙古贵族首次显现出对儒家思想的真诚向往；其二，儒士文人渴求蒙古贵族的政治保护。而后，姚枢、窦默、许衡等汉人儒士也入忽必烈藩邸，成为这位蒙古王爷手下得力的参谋顾问班子。1260年，忽必烈称帝于开平，汉族谋士，特别是刘秉忠，出力尤多。无论是典章、制度、开国国号、都城兴建、官制章服、朝仪礼制，均肇自这位亦儒亦释亦道的汉族文士。当然，开国之时在“庶务”方面出力最多的，还有日后因亲家李璮造反被处死的汉人儒士王文统，“凡民间差发、宣课盐铁等事，一委（王）文统裁处。”可见，无论是“上层建筑”还是“经济基础”，大元朝廷的儒家印记相当明显。
　　为了使得以儒治国的政治方针得到贯彻和延续，忽必烈在培养接班人方面也下了很大功夫。七八岁开始，忽必烈的独生子真金即接受儒学教育。十岁时，汉族大儒王恂又被忽必烈派去教授真金的学业。王恂不仅向真金灌输儒家传统经书，也向他宣讲“善恶得失”和亡辽亡金的历史教训等“深切世用”的“案例”。少年时代所受的教育，是人生最重要的教育，这养成了日后皇太子真金纯粹的儒家理念，使他成为大元朝廷“儒臣”派的当然代表。忽必烈出于切实考虑，对于蒙古贵族后裔的儒家教育也狠抓不放松。1265年，蒙古贵族安童（木华黎四世孙）得任中书右丞相，忽必烈便派大儒许衡为安童之师，由此，安童日后也成为“儒臣”派的中坚分子。所以说，大元朝廷中的儒臣派，不仅仅是亡辽亡金亡宋的汉族知识分子，还包括真金这样的“储君”以及安童等蒙古勋贵。
　　忽必烈对儒臣特别是汉人臣士的信任危机，随着1262年山东李璮之乱的爆发而点燃。与李璮有姻亲关系的王文统被杀后，不少儒臣也受到牵连。惊惶之下，汉人将领史天泽也被迫交出兵权。由此，忽必烈心中对汉人、儒士的不信任感日益加剧。同时，由于灭宋战争以及对付西北蒙古宗室王爷的挑衅，忽必烈的银库日益枯竭。打仗要花钱，平乱要花钱，拉拢蒙古贵族血亲所支出的大笔赏赐也要花钱，因此，“财臣”日渐任用，阿合马等色目人因能够为忽必烈敛财，日渐得到宠遇，这些人也成为忽必烈平衡朝臣活动权力的有力砝码。特别是随着南宋的灭亡，大元已无任何真正有力的敌对势力，儒士不再具有昔日的重要性，黄金白银，成为忽必烈最大的心头渴恋。所以，阿合马、卢世荣、桑哥三个敛财高手，陆续成为忽必烈的宠臣，为害二十余年，搜刮财赋，横征暴敛，搞得天下骚然。
　　

经济危机下的煌煌帝国（2）
其实，忽必烈本人，早期十分憎恶贪焚暴敛之徒，并因反对其兄皇“宪宗”蒙哥汗手下左丞相阿兰答儿的“钩考钱谷”而引祸上身。
　　自成吉思汗起，蒙古王公对中原汉地没有什么远大的政治远见，只知抢掠烧杀。窝阔台汗上台后，幸亏有耶律楚材上谏以收取赋税方法代替杀掠和抢夺，中原汉地人民才有幸稍得休息。1239年开始，回回巨商奥都拉合蛮买断了中原汉地的课税权，实际上破坏了耶律楚材那种较为温和的搜刮方式。而后，花剌子模大商人牙剌瓦赤和奥都拉合蛮轮流上场，主管中原财赋及庶务，对当地人民进行敲骨吸髓式的剥削。贵由汗死后，蒙古内部乱成一团，贵族阶层更是混水摸鱼，你捞一笔我抢一笔，对中原汉地征求财货不绝。蒙古王公对汉族士大夫不信任也不熟悉，他们只喜欢大笔大笔奉上珍稀宝物的色目商人们，依靠他们充当“经纪人”，任凭这些人到中原搜刮，只要商人能向他们交上“份儿钱”，别的一概不管。蒙哥汗继位后，在中原汉地大肆推行“包银”制度，向中原汉人按户收取“人头费”包银。在官府催逼下，汉族人民畏于杀戮，只得向色目商人借高利贷“斡脱钱”。这种利滚利的高利贷真正宰人，一锭银子，十年内可向上滚积成一千零二十四锭。家破人亡仍旧交还不起银子，大量汉人只能选择逃亡一路，田亩荒废，良家失散，四处流离。幸亏忽必烈是蒙哥汗的亲弟，他在汉人儒士建议下，得到关中、河南等中原汉地作为封地，开府求治，使广大地区得以有效治理。1254年，忽必烈又在桓州以东、滦水以北的龙冈兴建开平新城，雄心勃勃地准备放手经营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