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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历史-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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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用兵，以牵涉到50万人为常态。汉军通常分三路及五路展开，以搜索接近敌方，
并预先订好集结会师的时日与地点。他们通常在本军外围500英里的范围内活动。始
终不遇敌军的情况常有之，通俗情形是两军迎战，争斗惨烈。公元前99年的战役，
中国方面之死伤率达60％一70％，很少生还。公元前119年的战役，汉军虽获胜，但
是14万马匹出塞，不到3万南归。武帝长久的御宇期间，前后执行这样的战役8次。
除此之外他也出兵朝鲜，其平西南夷，已深入今日之越南，并且也在青海与藏人交
兵。
政府征发与农民生计
全部战费为数几何？司马迁略称内地输送64石的粮食只有1石运达前方的说法，
虽然不能在事实上认作确切无讹，但他这句话至少暴露后勤问题的艰巨。并且武帝
之战略在于巩固边防，当敌方威胁既除，便大规模移民实边，因之耗费更多。很多
筹款的办法因而产生，包括向商人抽资产税，抽舟车许可证税，以赎锾代刑罚，政
府专利于盐、酒及铁，又直接参与经商。这种种征发，以及战事本身都使中央集权
之趋势有进无退。以下尚待说明，皇帝亲自与闻军政，与汉朝宫廷之政治有极大的
关系。
汉武帝是否因他的军事行动而折断了帝国的脊椎骨？历史证据不容我作这样简
单的结论。即在匈奴战事最高潮之际，中国境内的繁荣并未受影响。此中矛盾也给
关心中国历史之人士一个机缘检讨一个具有恒久性的问题：从纪录着来，中国是世
界上唯一从公元前迄20世纪始终直接向各个农户抽税的国家。这税收的基础极为广
泛而又非常脆弱，为西方经验所无。其中情形以战国时代魏国之李悝所叙最为剀切。
及至班固在公元第一世纪作《汉书》时，犹觉得这故事中有关税收及财政一节在当
日仍息息相关。他所说李悝的计算，有如下述：
一个农夫，带家室共五口，治田一百亩。每亩出粟一石半。全年收获为一百五
十石。土地税十分之一，除去十五石，尚有一百三十五石。每口食粮每月一石半，
五口全年食用共消耗九十石。一百三十五石除去九十石，尚存四十五石。每石值钱
三十文，剩余四十五石共值一千三百五十文。除去地方举办祭祀等公益三百文，可
以作为家室用度的为一千零五十文。衣服每人应费三百文，五口共为一千五百文，
不足四百五十文。此外治病与丧葬之费不计，而因军事动员之额外赋税又不计。
李俚补救之策是由政府襄助出粜谷物。当粮食在市场剩余时由官方收购，不足
则官方抛售。在武帝时代此项政策由治粟都尉领大农（粮食部长兼代财政部长）桑
弘羊主持。桑从商人出身，在此时兼替公家牟利，以筹措一部分收入，补足军费。
这办法一经他起用，以后在很多的朝代里，还一再的被仿效。
上述李悝的计算成为中国专制时代的一般准则，与长城同样恒久不灭。其数目
字可以因时期而不同，但是这公式与原则即罄历史家记忆也莫不如此。在这种政策
下，农民总是被迫去开发生田，一到耕地经营成熟，总是用精密之工作去增加生产。
所以中国农民虽不受庄园管制，享有理想上之自由，每家农户也是自耕农身份，也
算得是一个小本的生意人。只是由于本地市场之窄狭，他们也经常受高利贷及各种
盘剥之苦。当政府收购或出卖粮食时，其业务非一班文学之士的官僚所能胜任，也
缺乏适当之法律足以保障程序之圆满。简而言之，政府经商涉及变动的数字，而农
业之管制方式，则视一切为定型。此中之缺乏协调，经常不断地在中国历史中产生
悲剧。当中得注意的是，以后有些朝代企图部分地使其财政商业化时，总遇到强烈
的反抗，没有一次能有长久及圆满的结果。以汉代来说，桑弘羊即死于非命，由此
也可揣想，其规划无成功的希望。
中央集权的程度既已如是，中国之官僚对于佃农之出现不得不重视。政府的实
力，以其能否向大批小自耕农征取粮食及人力为准则。大凡地主一出现总有威胁这
税收基层之趋势。以上述例子看来，小自耕农亦无力再供应一个地主。只是中国的
作法通常忽视这全般情势，仍受中央集权的影响。他们倡导小自耕农而不满于地主，
已半将他们自己管制的方便，混杂在人道的立场内。固然，只有均平主义而无经理
上之纵深，在经济思想上不能算是圆满周到。可是另一方面，既有全部集中筹谋之
必要（如对付匈奴来犯），我们也不能指斥全部措施为“错误”。可以断言的则是，
税收与土地占有有密切的关系，二者也需要与中枢行政配合。如是之牵扯构成中国
宏观历史中之一大固定特色。
武帝期间之征发，民不堪命是对以上情形而言，这已由司马迁和班固提及。汉
代尚赋予省级（郡）官僚相当的权力，他们可以选用手下的官僚，但是下端亲民之
官，则始终缺乏封建体制里领主与封域的密切关系。它的税收为土地上之收获的1／
15（不及7％），人头税为每个成人每年120钱。再有兵役，可以令每个及龄壮丁赴
前方征戍3日，或付代役金300钱。对汉代国富而言，此税率不能算是极苛，但是征
收时系全面的课予全民，不管农户是否仅有田5亩。到了农村，税则全部有条理的执
行。武帝期间已有人指责，实付税数超过法定“数倍”。此中有一蹊跷，例如公元
前108年皇帝巡视各地时，很多郡守因筹备供应不及而被责，两个郡守甚至自杀谢罪。
可见得在后勤方面讲，上级已用最大的压力加予下级，不仅到头仍有不如意之处，
而且理想与事实之间差距极大。
武帝去世后他的积极筹边政策已被放弃。所幸不久之后匈奴也不能维持他们的
团结。中国方面于公元前72年再遣发远征军及于草原地带。到了公元前55年，匈奴
分裂为五部自相征伐。南匈奴随后降汉，接受了中国的名号，使汉廷再将边防的卫
戍减少。
外戚专权
可是在这些军事行动中已产生了一个皇帝外戚得权的成例。刘彻是一个意志坚
强的人，他也深恐自己的权力落入他人之手。在他的私生活里，他不能忘情于女色，
因此而发生不少周折。在军事行动中他对自己所宠信的将领赏赐过厚，而对其他人
则处分过厉。总之，在征匈奴诸役的过程中他集结了庞大的权力，既不能使之制度
化，也不便让人代理。李广为能将，得人心，汉军及匈奴对他有同样的敬畏，可是
始终不得封赏。 在最后一次征战之中，他被逼迂回，终在行军时失道。大将军卫青，
是皇后卫子夫之异母弟，扬言要报告皇帝听候御前处分，李广羞愤之余，引刀自裁。
但另一面，卫青的三个儿子尚在孩提之中，巳因父亲的军功封侯。另外一个将军霍
去病是皇后的外甥，也始终受皇帝恩宠。各方传闻前线将土饥不得食，霍去病行军
之厨车南归时犹有剩余之珍品，皇帝也置之不问。只因霍去病英年早逝，不及封上
大将军名号。后来此名号落在他异母弟霍光头上，而霍光终生未帅兵出塞，可是却
成为朝政纠纷的中心。
武帝既殁，霍光为摄政，辅助一个八岁的小皇帝，如此13年，这髻龄的皇帝也
未有子网而先殁。霍光与皇后商议之后迎立一位皇子为帝，才27天，他认为这皇嗣
不符合他理想的尺度，废之而更在武帝的另一个后裔。他才18岁，旁人指出他和霍
光乘坐同车之时表现着极度不安的形色。
可是霍光也并没有成就无人敢与之争的权威。公元前80年他执行了一次整肃，
反对他的一派多人被处死，包括前述执行武帝财政的桑弘羊。现存的史料根据当日
朝廷纪录写成，内中指出这些人意在谋反，企图罢废皇帝，而另立其他一位皇子。
可见他们与霍光之冲突，可以追溯到很多小心眼的争执和家室间的纠纷上去。
但是霍光的行政措施，在当时儒家思想的熏陶之下，可谓深得人心。他在执政
期间对武帝好大喜功的边防政策有了明显的收敛。在他主持国务的20年间，赋税已
经豁免和降低，和匈奴的淡判也在开始。公元前8l年朝廷主持了一伙有关盐铁专利
政策的公开辩论。之后政府放弃了酤酿的专利。
皇权的性质
综合说来，汉武帝刘彻和霍光不可能一眼看穿他们自己在历史上的作为的真意。
即使千百年后，想要全部洞悉，仍至为不易。在讨论他们的行为与个性之余，很少
人曾想及的则是，中国的皇位乃是世间无从合理维持的一种制度。皇帝非神，而兼
二者之性格。他不合理而又非全不合理，也是脚踏两条船。他不能如儒家之采取人
本主义，也不能加法实之全部铁面无私，而又要兼顾两家之长。即在专制时代的初
期，皇帝已任用13万个官僚去治理6000万的人民，他所能凭借的手段极少，而他解
决问题的方法，一面须通过无数的矛盾与暖昧，一面又要有威权和气魄。
一个带有同情心的读者可以领悟到天子之责为“天子”，乃是不意之间被命运
派去处理一个局面。如果我们借彼观此，可以想见密西西比河会更换河道而趋向弗
罗里达入海；一次旱灾、蝗灾会使爱荷华及堪萨斯全部颗粒无收；而北方与加拿大
为邻的国界大部为沙漠，当中只有很少的几个绿洲。汉朝的皇帝以天下第一的农夫
自居，不时发出通告，表示对人民生计的关怀。我们无从指斥其余部为矫揉造作。
因为他们向小自耕农抽税而倚之生存，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只是从一种比喻看来，
他们所设计的制度和行政的方式，也还是倒金字塔式，上重下轻。越去权威愈远，
与原来没想之间的差误愈多，所以权力务必凝聚在上。有时理想中的至美至善和实
际情形的差异可以大得惊人。
西安朝廷中。半宗教性的安排增强了皇帝的地位。他是人世间最后的威权，他
的仲裁带着神权的判断力量。在这种作风下，制造了一种权力政治的传统，视一切
技术问题为道德中的是非。即在今日，此种习惯仍在不少事例中出现。要是站在上
端的人物不能摆脱人的弱点时，当朝中换班或政策改变之际，各项阴谋与诡汁可能
泛滥到无可收拾，及于宦廷内外。
霍光于公元前68年在平静的情况下去世。但是两年后的一次政变使他的妻儿及
多数的亲眷丧生。但一连串事件仍方兴未艾，外戚仍在宫廷之内的政治内幕里扮演
重要的角色。大将军仅为朝中名号，已不参与边境之征讨。传统上这一职位总是为
皇帝的姻兄或舅父把持，实际上居其职者总是一个政客，而不复为高级将领。总之
他倚此名位声势使朝臣失色，并且威震不离宫闱之间的人主。这传统上之成例一经
树立，以后只有继续展开，终至王莽篡位。
王莽的改革
王莽是中国历史中最离奇的角色之一。他一方面被指斥为翼位者、伪君子和操
纵言论的好手，可是另一面也被恭维为理想主义者，甚至是一个带革命性的人物。
环境上显示他可能有些性格接近上述评断，可是没有一个简单的称号足以将他一生
行止归纳无余。好在我们以长时间、远视界的立场研究历史，用不着将他详尽的传
记搬出。
王莽是汉朝皇太后的侄子，他也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另一个皇帝，因而又成了皇
后的父亲。他自己于公元前一年为摄政之前，她的三个叔父和一个从兄已相继以大
司马、大将军的名号辅政达28年。当时汉代宫廷陈腐无生气，如果王莽能在此时振
衰去弊，他的功业可能使历史家刮目相看。只是他夸大不实，因此他以华美的言辞
所作的各种公告更带着盲人瞎马的成分，他的矫揉造作也更不可宽恕。
他所对付的问题不难阐释：汉朝以庞大的农村经济为基础，因为这样的结构，
朝廷也只能以公众的精神作为施政方针。只是这时候汉朝的存在已两百年，宫殿和
外戚因恩泽封侯者谓之“内廷”，和其他百官公卿之“外廷”对立。后者一般由资
历晋升，多数成员对儒家仁民爱物的观念颇为重视。也在这同一时期之内，一般农
村内的人力与田地，向来构成向帝国当兵纳税之基础者，有逐渐落入私人手中的趋
势，时人称之为“兼并”。这现象一出现，日后这些资源即逃出政府的掌握。这一
问题也与2000年的帝制政府结下不解缘。
由于土地税系从每一亩之田地抽纳，人头税也以每个人为单位，照理他的易主
（包括为奴隶的贩买）不应当影响到税收的多寡。可是这种情形却出现于古代的农
村之中，税收的底册不可能随时修正反映到实际的情况，即同时的罗马帝国也有类
似的情形。不管当初的底册是用何种精密的方法调查而得，以后各地都只存在一种
硬性的定额。中国以户口为单位，每每因人口迁移、财产易主而造成税收短绌。地
方政府解决这问题的捷径，乃将应收数额转嫁在其他户口头上让他们补足原数。可
是如此一来只会引起人户逃亡，亏额更大，坏影响之所及也成螺旋式增大。原来税
率轻，处理不得法，可能令纳税人民不堪命。税重，甚至可以逼迫良民为盗匪。除
此之外只有减除税额，只是这办法也会在官僚机构之中造成士气的降低。
我们无从确定王莽接手以前的情形，只是他曾说及见税什伍，亦即所抽税已及
于生产品之—半。虽说不无夸大之辞，也可见得局势之严重。
但是不论他的动机如何，王莽提出改革时未曾作任何细密的准备。他尽信中国
古典，真以为金字塔可以倒砌。他满以为自己在西安执行天子之职权，其圣旨即可
以在边区远处全部奉行。等到事与愿违，他又慌忙的全面退却。这个篡位的改革者
夜以继日地工作，他的经济政策牵涉到耕地和奴婢的使用，二者都归国有，不得私
相买卖。他的金融政策将布匹龟壳全当作货币通行，与金银与铜元保持一种复杂的
兑换率。在他主持之下政府专利之物品增加，政府经商的范围也相次扩大，还包括
银行业务。当环境要求他在名目和实质上都以天子自居的时候，他也不再矫饰，于
公元9年即皇帝位。官僚组织的上层经过他成批的更换，可是基层组织除名号外，大
致如故。有时候他整个变更政府机构的名目，而自以为已作实质上之改革，并依赖
特务政治强制执行他的政策。
王莽的故事触动了西方作家的好奇心。他们以为中国在这样洪荒之古代，竟有
如此“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不免叹为奇迹。倾慕之余，他们也和王莽自己一样，
忽略了当中一个重要的历史环节：近代西方可以用数目字管理，中国传统的官僚组
织不能用数目字管理。
用不着多说，王莽的改革陷于失败。当他的经济政策毫无成果时，农民开始反
叛。后来武装部队逐渐崇秦汉代创始者刘邦的九世孙刘秀。王莽于公元23年被杀，
两年之后刘秀称帝，至此汉代“中兴”。当时西安仍在农民军手中，刘秀以洛阳为
国都，他的旗帜全用红色，以与“前汉”之黄色有别。是以，前汉为西汉，后汉为
东汉。
第六章 名士成为军阀
前言
经过王莽篡位的短暂混乱，东汉光武帝刘秀在农民作乱与地方军阀割据的局面
下中兴了汉帝国。为了调和各方的利害冲突，使彼此都能和谐并存，他极力鼓吹天
人合一自然和谐等观念，使东汉弥漫着一股维持现状的政治哲学，然而豪强兼并的
事实终究不是意识型态所能消弭的。终于，在党锢之祸后，冲突的各方将汉帝国推
向败亡的命运。
写宏观历史，有一点不妙的地方，则是作者总是经常与战争结不解缘。如果笔
下的题材是近千年欧洲，则作者只好在哈斯了（Hastings）战役之后，立即接下来
讲十字军东征，随后又有百年战争、蔷薇花战争，而且宗教战争之后还未松气，又
有现代民族战争的登场。大概人类天性如是，历史上重要的转圜之点，总是避免不
了武装冲突，于是史家也别无选择余地。中国的历史自不能例外，可是这当中也有
不同之处。有如中国变乱时人民被茶毒的程度深，可是四海升平之日也比其他各处
来得长久。例如汉朝之前汉及后汉，各为时约200年，几乎与美国全部历史等量齐观。
因之我们大可以在提到流血争斗之后，环顾其他的各方面。
社会繁荣教育普及
在这一段偃武修文时代里，文化上和物质生活的进步极为可观。首先可以提及
的是教育日趋普遍。中国以国家为主提倡教育，始自汉朝。所谓大学，实为国立大
学，为武帝所创立。迄至基督出生的年间业已有学生3000人。当王莽为摄政时，据
说所建的太学有宿舍万间，足以容纳同数的学生，这一数字或许有些夸大。后汉创
业之主光武帝刘秀和他的智囊邓禹都是当时太学生。他们另一位同学张充早逝，皇
帝访问不遇，即聘他的孙子张浦为太子教师。而且刘秀帐下高级将领有六七人在当
时都具有学术的名望，可见得教育的普及。公元59年，后汉第二位君主明帝刘庄在
洛阳的明堂讲解《尚书》，据说“万人空巷”，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听众。公元2世纪
内，太学已拥有240栋建筑物，内有房舍1850间。而到这个世纪中期，大学生总数共
达3万人．不过史籍没有说明这些学生是否全部在学，或者当中有些可能只领有如此
的头衔。同时私人讲学的风气也很盛。有名望的学者普遍有学生500人；其中最著名
的甚至有学生3000人。
学生人数的规模或可做为天下太平的一项指标。据说纸张在公元105年已经出现，
可是其后很长一段时间，经典仍以丝绸抄写，其用费必多。而如此众多的读书人，
他们游学的旅费和生活费也必赖财富集中才能支持。西历的公元前后，西安已是个
拥有25万居民的大城市，洛阳居其次，也有近20万人。
诚然令人感到遗憾，当日这些大都会的雄伟建筑，至今已荡然无存。中国缺乏
像雅典的帕特农神殿或罗马的竞技场足以在观光客面前炫耀。也没有哥特式的教堂
或中世纪欧洲的同业公会建筑。中国古代的建筑多是木造的，早经焚毁。所幸最近
考古的发现可以提供当日大都市宏伟设计的梗概。例如西安城墙上之城门，每个有
3个涵洞平行排列。车轮之痕迹证明每个涵洞宽足以容4辆马车同时通行。一所举行
仪典之礼堂的基础，显示着当时的建筑师并不特别强调高度，却在平面的尺度上用
功夫，以对称与均衡来达到设计之雍容。其注重几何图案上的调和，可见得他们之
崇信自然法规，基本上和英国索尔兹伯里（Salis－bury）平原上大石群（Stonehe
nge）之观念相同，而在其他方面则显示文明的程度已大大超前。中国方面的建筑，
经常以不同的房舍成为一个集团，中有阶梯，而以一个圆沟环绕着。
从画像砖看汉代社会
汉代的青铜器、漆器和留下的泥土模型已可补成文史之不足，刻下研究汉代的
学者更因坟墓内浮雕之出土而大开眼界。这些砖石上之雕刻原为供死者欣赏之用，
它们埋在葬穴，面对棺椁。令人惊讶的是，画像内容缺乏有如天使、救主和赎罪等
宗教性题材。而是以历史事迹、奇异的传说、传奇人物或日常生活作题材。当中日
常生活一项对我们最有价值，它提供了最确切可靠的汉代社会史资料，使我们对汉
代的社会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由画像砖上可以看到，当时高层人士穿着长袖的袍服，普遍穿戴头巾。无论举
行宴会、演奏乐器，或是作案上游戏和讲解经史，都是席地而坐。来往时通常用一
种双座马车。渔猎仍为高级人士消遣的场合，剧院不曾出现，可是以歌舞取乐却又
所在多有，富裕之家以杂耍者和魔术家相娱。有些当日之演出在今日仍令人感到兴
味盎然。
一般常人工作时则穿着类似睡衣的宽松褐杉和犊鼻裤（短裤），偶尔还加一件
及膝之短袍。一般以小家庭（户）为最基本的经济组织，但是种田时需要邻里的合
作。主要的农作物为米麦及稷黍。妇女以蚕桑为常业。尽管东汉时政府已取销盐铁
专卖制度，盐铁生产仍为汉代公营事业之大宗。商业活动主要是由独立家户经营的
零售业，与20世纪内地之情形相同。浮雕上没有提及的，则是贫穷的迹象仍极普遍。
汉代君主不时发出诏令，提到水旱灾荒。穷困之家不免将家人出卖为奴。多数奴隶
只在家中操持家事，所以对国家经济无特殊贡献。现代学者一般认为汉代奴隶不及
全人口1％。
通西域与中西文化交流
随着汉帝国的军事行动，中国文化渡过鸭绿江而入韩国，最南则入于越南之东
京湾。可是在中国本部之沿海，却仍有化外之地。200年前日本九州发现一颗金印，
证明汉朝曾认当地酋领为附庸。类似的金印引用同样的设计和同样的篆文已有不少
在中国本部出土。约50年前，在韩国的一座坟墓中有一件漆器出土，上面有两个艺
术家的签名，并注有年份，相当于公元4年。而外蒙古国都乌兰巴托也有这两位工匠
署名的漆器出土，所署年份相当于公元前2年。
到了后汉，匈奴已不足为中国严重之威胁。事实上，中国在公元73年和89年两
次的征伐，据说已凌加压力于游牧民族头上，使他们一波接一波的向西迁徙。有些
历史家以为日后欧洲历史中提及之Huns，即可能与匈奴有关。对后汉财政发生剧烈
影响的乃是长期与羌人（藏民族）作战。只是羌民族无统一的指挥系统，他们入侵
的程度不深，所以不像对匈奴战事般引人注意。同时汉军对羌人出击的范围亦较小。
中国向西北域外之扩充，由受汉符节的大冒险家展开。公元前139年，时属西汉，
武帝刘彻派张骞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虽说这目的并没有充分达到，但中国
与中亚各印欧语系的国家开始有了接触。后汉则有班超，他是历史家班固之弟。公
元73年和公元102年，班超领着少数的随从去西域。其人数最多时亦不过约1000名志
愿人员。班超之秘诀，在于以中国之威望作本钱。大概与中土贸易利润优渥，使不
毛地带里的绿洲国家心向往之。班超以他高明的外交手腕，借近国之兵征服远国，
如是一波冲一浪，将大汉声威推抵里海。有时他纠集的兵力达25000人，有次竟号称
7万，全由葱岭以西的国家组成。从长期的历史上看来，班超在文化上和商业上的贡
献，超过他在政治上的成就。他所拓展的疆土无法永远把持，可是通商的驼马队一
经组织，它们的足迹长期在历史上留驻。由于大陆商队贸易之活跃，包括果蔬和乐
器（如“胡瓜”、“胡琴”）等域外文明源源由西域传入，丰富了中国的文化内涵。
从以上所述看来，自后流传于华夏之帝国几千百年的基本要素，在公元2世纪便
已存在。同时帝国国力之所及，也已尽量的向边荒远处发展。既然如此，为什么此
后又有这么多的变迁，牵涉到周期性的盛衰起伏？从宏观的角度看来，这问题不难
解答。中国自汉以来累积的财富，一旦达到某种程度，便无法阻止，也不能在制度
上予以集中巩固。这绝不是可以及早发觉并加以补救的问题。只因今日我们站在历
史的后端，有了另外的1800年，包括西方的经验，才能对汉朝的覆亡，提出较为合
适的解释。
后汉创业之主刘秀符合时下所谓“士绅阶级”之称谓。他虽出于帝裔，只因年
代长久，他的家庭已和皇室疏远。他的先祖也自王侯而郡守都尉，传到他的父亲已
不过县令。刘秀年轻时以长于农业上之经营著称。他曾代他的叔父和地方官交涉，
以索还佃家所欠田租；他也曾在青黄不接时贩卖谷米。有了这样的背景，又加上他
起事僚属的身份，后汉的朝廷曾被称为豪族集团组成的政府。这固然是事实，但我
们却不能以今日的眼光凭空武断的说他们一意维护士绅阶级之利益。当时并无这样
的法制，足以支持这类的政策，也缺乏意识形态的主张，可以鼓舞执事的官僚，参
与这样的一种运动。将私人财产权彻底明确的划出，并且给予法制上的支持，乃是
现代西方所独创。
刘秀鼓吹天人合一观念
想对中国初期专制时代有更确切的了解，我们务必对后汉作更精细的观察。
虽说两百年的思想史无法在一篇文章里概括说明，但我们可以说“自然宗教’
（natural religion）在汉代思想史里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尤其是以后汉，更为明
显。它的核心观念是天人合一、阴阳之交替既及于人事，也见于自然现象。由于自
然现象与人事变化都是根据相同的内在律动，所以两者是同一的。既然是天人合一，
那么宗教与政治间便不再是对立，而神圣与世俗间也不再有所区别。照这样的逻辑
推衍，则生与死便不再有明显界线。所谓长生不过继续着现世界之经验而无其痛苦，
那么以浮雕来愉悦死者也已恰到好处，而用不着赎身超度的那一套了。天人合一的
观念，也使建筑师设计时尽心竭力的构成理想上的完美，美观务必包括一个整体的
轮廓。
从《后汉书》里我们可以知道，冬至是一年中白昼最短而黑夜最长的一天，自
此以后即阴气渐消而阳气渐长。因此，每逢这一天，汉代的官僚，包括中央政府及
地方官，便都按时换着红色袍服，所有的乐器也在那天经过一番调整。又将水与炭
的重量量出来，以验证季节对物重变化之影响。日晷仪上的影长，也在当日量出。
只是我们无从确定如此这般的活动，仅在表彰阴阳交替之际，其影响及于各种事物，
或是因为实践的参与可以促成其阴去而阳来。在当时人的眼光里，可能认为因参与
而有推进之功效。
在汉代，尤其是后汉的国家祭典中包含以上种种复杂的成分，可见他们认为朝
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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