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东条英机送上绞刑架的中国人-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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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产生了恶劣影响，将对日本今后的政治走向、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都产生消极影响。
　　在历史问题上，日本右翼政要总是不时发表胡言乱语，不断伤害战争受害国人民的感情。这不能不让人产生一个疑问———日本能否在国际社会扮演一个负责任的角色？
　　按照国际公法的原则，凡是为二战中法西斯国家反人类罪行翻案的言行都是违法的。在德国，为希特勒政权辩护的言行是违宪的，会被判刑。但在日本，右翼为战犯翻案从东京审判后就从未停止过，现在就连日本政客也公然加入为战犯翻案的行列。其原因就在于美国对日政策的改变，使日本战前的部分军国主义战犯、军人和右翼官僚政客重新回到军界和政界，导致军国主义和右翼势力死灰复燃。这些人的军国主义思想和“皇国史观”根深蒂固，自然对他们在侵略中国等亚洲国家的战争中所犯的罪行拒不认账，埋下了今天日本为侵略历史翻案的祸根。
　　近年来，“皇国史观”甚嚣尘上，右翼势力公开颂扬裕仁天皇这位战争元凶的“圣德”，认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完全如天皇所言“实出于谋求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定故，至若排除他国主权、侵占领土之类，固非朕志”。1989年1月7日，裕仁天皇病逝，竹下登首相就曾表示：“天皇一直为世界的和平和国民的幸福而祈祷，不忍心看到国民在战争中的痛苦挣扎，做出了结束战争的英明决断……天皇的圣德将永远铭刻在国民心中。”令人吃惊的是，一些很有影响，过去比较客观地对待历史问题的学者和历史学家，也一反常态，通过撰写文章、发表演讲，为天皇颂德，为战争免责。同时，右翼团体及一些狂暴的皇道主义分子，用卑鄙的手段攻击和迫害那些批评天皇的人们，造成恐怖或流血事件。长崎市长本岛在市议会上认为，天皇早做结束战争决断，长崎可能不会遭受原子弹之害，因此天皇应负战争责任。结果在天皇去世之时，极右翼分子恫吓与攻击他，扬言要其辞职，否则对其人身及家族的安全不负责。对“皇国史观”，不但众多右翼分子深信不疑，而且一些政客与政府官员也同样信奉，甚至在公开场合大肆宣扬。2000年5月15日，森喜朗首相在日本神道政治联盟国会议员恳谈会上坦言：应当让国民理解，日本就是以天皇为中心的神的国家，神道政治联盟就是为此目的而活动了30年，接着又表示，将以政府的立场积极推行神道教的宗教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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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右翼”当权（4）
与西方基督教“罪感型文化”不同，日本神道教是一种“羞耻型文化”。前者认为，人类尽管有原罪，但是可通过悔罪使灵魂获救，悔罪行为值得称道。后者则将失败与公开认罪视为一种耻辱，主张拼死报复，保全面子。日本民族主义的内核中包含后一种文化心态。“皇国史观”认为既然天皇是神，日本是神国，天皇和国家从来都是正确的，那么按天皇的意愿所作所为就根本没有错误和悔罪可言，为遭受“不公正审判”的战犯翻案就是理所应当的了。
　　因此，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一结束，日本右翼势力就提出“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紧接着又叫嚷东京审判不公平，日日夜夜都在为处以绞刑的甲级战犯鸣冤叫屈，为他们收集遗骨，评功摆好，为其翻案，并为之树碑立传。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三座战犯碑的出现。
　　第一座是1960年出现的兴亚观音“殉国七士墓”。1948年12月23日，在东京巢鸭监狱刑场，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武藤章、广田弘毅、坂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等七名甲级战犯被处以绞刑。次日拂晓，驻日美军用汽车将七名战犯的尸体运往横滨市久保山火葬场火化。获得这一消息的日本律师三文字正平、兴禅寺住持市川伊雄、军人火葬场场长飞田美善等，趁美军疏忽的机会，把七名战犯的骨灰偷出来，分别装在七个小坛子里，偷偷跑到火葬场一角烧香祀奉，没想到被美军发现，骨灰坛被收回，放在火葬场后院的“供养塚”中。三文字正平等并不死心，又乘圣诞节前夕美军戒备松弛之机，悄悄潜入火葬场，从“供养塚”中偷出骨灰坛，然后设法运到东京以南约50英里的热海伊豆山兴亚观音里，那里也是甲级战犯松井石根的故乡。1958年，在爱知县前县议员三浦公山和该县幡豆町町长牧野健吉等支持下，于幡豆町三根山选定了建碑地址；次年９月，清漱一郎、三文字正平、菅原裕、林逸郎等联名发出修碑倡议；1960年7月17日，在兴亚观音塑像背后的矮树丛中建起一座高４米的墓碑，碑上刻有“殉国七士墓”五个大字，墓志由甲级战犯、前陆相荒木贞夫书写。印发的小册子《殉国七士奉赞会》说，这块纪念碑是在日本自卫队和当地人士协助下修建的。
　　第二座碑立于1980年。日本政府不顾国际舆论和国内和平主义者的强烈反对，在巢鸭监狱行刑处立了一块纪念碑，其正面碑文为“祈求永久和平”，背面的文字是“市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东条英机……行刑于此”，“故此地为历史遗迹”。其实，早在1951年，前陆军少将福岛久作、津田耕重等人就制订了保存刑场“史迹”的计划，要求把刑场遗址从监狱里划分出来，作为让“国民自由参拜”的“圣地”，并请一流的设计师和技术人员修建石碑。该计划经巢鸭监狱负责人川上悍同意后，很快修起了五座坟墓，并从1955年4月开始接受参拜。1959年2月至1979年10月，以贺屋兴宣为会长的“日本遗族会”、“刑场遗址保存会”反复向日本政府提出修墓建碑的要求。1979年10月16日，东京丰岛区议会建设委员会根据日本内阁会议的批示，公布了官方决定，最终在1980年6月17日，在刑场遗址建起高2米的石碑。
　　第三座是1982年５月30日在九州出现的“大东亚战争阵亡者之碑”。它建在福冈中央区，高米、重130吨，耗资6600万日元，碑上刻着全面肯定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碑文：“1945年8月15日，遵为万世谋太平之诏书，吞饮万斛泪水迎终战。尔后，孜孜不倦三十六载、致力于祖国之再建，今已成为世界大国。此次大战乃一场为自存自立不顾日本国之存亡，为解放受虐待之民众、谋救万邦共荣之圣战。虽沉沦于败战悲境，然亚洲民众相继赢得独立与自由之荣光，此乃世界史上未曾有之庄严历史事实。……我们要把对英灵的崇高精神与伟大业绩抱有的无限敬慕和感谢之情，永远传祭下去。……”这是一座要为侵略战争彻底翻案的罪证，也是一座要亚洲人提高警惕的石碑。
　　与此同时，日本右翼分子为日本战犯翻案的主张也层出不穷、花样翻新，其中日本前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的主张在日本右翼界很有代表性。他因公开否定日本侵略战争的性质，于1988年5月被免职。他不但不知悔过，而且活动更猖狂，并在同年7月的《文艺春秋》上发表了题为《关于“侵略问题的发言”有什么不好》的文章。
　　奥野写道：“我多年来一直主张，我们要从被歪曲的东京审判史的观念中挣脱出来。”因为“今天的国际法学界一般认为东京审判是违法的。联合国在东京审判之后，以对和平犯下罪行为理由进行裁决，判定日本是侵略国家，并将几个人送上了绞架。东京审判是胜者对败者的惩罚。在1952年旧金山和约生效之前，可以说一直处于战争状态。所以，我认为在战争时期的法庭上被处以绞刑的人，从国际法来说，应该看作是相当于战死。”“说起来，追究甲级战犯的‘责任’，并没有明确是追究战败的责任，还是追究开战的责任。如果说是战败的责任，那是全体国民的责任，如果说是开战责任，那应该是当时煽动得最厉害的是宣传工具。”“作过东条英机辩护人的清濑一郎（后来当过众议院议长）写道：‘东京法庭所说的有一半是谎话，但我们没有任何办法与之对抗。谎话不仅扩及日本全国，而且扩散到全世界。审判虽然结束了，但是不消除这种误解就不能够消除我的责任。’”“错误百出的东京审判，规定了战后的价值观和战前的历史观，我们必须尽早从这种状态中摆脱出来。”在文章里，奥野诚亮完全不谈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的性质，反而颠倒是非，把给中国和亚洲国家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侵略战争鼓吹得天花乱坠，竟说：“大东亚战争对建立亚洲人的亚洲做出了贡献。”
　　

6．“右翼”当权（5）
1998年5月间，日本还正式上映一部名为《自尊———命运的瞬间》的影片，更把二战中日本头号甲级战犯东条英机塑造成“自尊自爱”的英雄，是战后远东国际法庭的受害者。
　　然而，百般粉饰抹不掉鲜血写成的历史，任凭日本右翼势力如何辩解都无法改变一个事实：战犯永远是战犯。
　　作为国际法的一个分支，战争法体现了人类文明的一种成果，已经得到国际社会认可。日本右翼政客为侵略战争罪行开脱的言行恰恰是忽略了这种国际公约的规范。其言论反映出日本一些右翼分子丝毫没有犯罪感，没有人类道义感，没有历史责任感。日本政要的谬论，其言可诛，其心可怖。日本右翼政客对战争法的刻意曲解和对国际法的肆意践踏是在反复试探中国和其他亚洲二战受害国的承受底线。它实际上是有预谋地、逐渐地寻求对现有的国际法体系和准则的一种突破。世人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日本右翼势力的膨胀，无论是对日本国内还是对东亚地区，都是一个不祥预兆。日本戳痛的是历史的神经，破坏的则可能是东亚的和平与安全。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时殷弘教授说，美国对日本的做法，虽然到目前为止尚无公开反应，但可以预料，一旦日本右翼势力搅乱东亚合作前景，美国不会坐视不管。一是因为这与美国在东亚利益密切相关，二是日本如果搅局过度，谁也不敢保证日本会不会习惯性地以国内法对抗国际法，以至有一天去挑战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利益。
　　◆　改史———日政府为右翼篡改历史的教科书开放绿灯
　　日本文部科学省2005年4月5日下午公布了日本8家出版社出版的历史、公民等教科书的审定结果。由右翼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扶桑出版社出版的严重歪曲历史的教科书竟然被文部科学省认定合格。
　　这本新历史教科书与2001年通过的教科书相比，否认和美化侵略战争的提法更加露骨。该教科书污蔑说，中国人“由于受到通过暴力实现革命的苏联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出现了过激的特点，抵制日货、袭击日本人的排日运动活跃”。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三省的原因是由于“中国排日运动激烈”。由于“共产党潜入国民党内部，大肆推进将日本引入战争的破坏和挑衅活动”，因此中日战争是“由共产党挑唆引起的”。卢沟桥事件是由于“中国一侧对日持续射击，进入战争状态”。1937年8月在上海也是“两名日本士兵被射杀，以此为契机，日中间的冲突全面扩大”，“发展为以后八年的日中战争”。似乎日本在战争发展的整个过程中都是被动和被迫的，战争的责任完全在中国。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有3　500多万人伤亡，其中南京大屠杀死难人数就达30多万。对此该教科书却只字未提，反而说“没有一个国家在战争中没有任何杀害和虐待非武装人员的事情，日本也不例外”。而且竭力否认南京大屠杀，在注释中写道：“在后来的东京审判中，认定这是日军杀害多数中国民众的‘南京事件’，关于这一事件的实际情况在资料上也出现了疑点，有各种各样的见解，现在仍在争论。”它甚至还妄言台湾地区一直“在中国统治之外”，中国从没有对台湾地区行使过主权。
　　此书一出立即遭到中国和韩国等国际舆论的强烈反对。然而，就是这样一本任意歪曲历史、遭到国内外舆论强烈反对的教科书，却冠冕堂皇地被日本东京都教育委员会定为东京都台东区首所初高中连读的公立中学白鸥高中附属初中的历史教科书。
　　东京都教育委员会是东京都的政府部门，教委成员从社会各界选定，由东京都知事提名经议会通过。出席记者招待会的团体代表说，谁都知道现任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的右翼色彩，他选用的教育委员的政治倾向可想而知。据揭露，为了支持采用扶桑出版社的教科书，政府要员和自民党议员河村文部科学大臣、自民党干事长安倍亲自出席为其打气。安倍公然声称“从军慰安妇不是历史事实，上次审定教科书时左的势力对‘新编历史教科书之会’进行压制，剥夺了言论自由”。被石原任命为公务员的横山洋吉却以教育长的身份出席这次###。在石原慎太郎的授意下，东京都教委对白鸥高中施加影响，并派遣右翼人士担当学校的顾问，东京都教委通过右翼教科书也就不足为奇了。
　　日本历史教科书成为国际问题其实远不是最近的事情。从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开始，日本政府就想通过审定制度把侵略战争的史实和“侵略”字眼从教科书中删掉。在1982年的审定中，对于在殖民统治、侵略战争、南京大屠杀中犯下的罪行欲推卸责任。对此，韩国和中国提出了强烈的抗议。日本的近现代史与中国、韩国的近现代史有密切的联系，日本如何记述过去的历史，对于中国与韩国来说是重要的问题。因此，从那以后，日本政府在审定标准中追加了新的原则，即“在记述与近邻亚洲各国的近现代历史有关的问题时，需要从国际理解与国际协调的角度考虑”。
　　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历史教科书的叙述再次向着删除或缩小日本对朝鲜的殖民地统治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责任等方向发展，这是出现上述扶桑社教科书那样的歪曲历史的教科书的前因。
　　

6．“右翼”当权（6）
众所周知，从日本战败迄今为止的半个多世纪中，确有一批正直的日本人，在“一亿国民总忏悔”的口号下发自内心地对过去的侵略战争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在他们的努力下，1993年首相细川护熙坦率承认日本的侵略事实。1995年8月15日，首相村山富市发表对日本侵略和殖民统治表示反省的讲话，表示“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亚洲各国人民造成了极大的损害与痛苦”，而且通过亚洲女性基金会，向150多名原亚洲国家“慰安妇”道歉，并支付了日本国民的赔偿金。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近年来，反对“自虐史观”的右翼势力逐渐占据上风，日本右翼国会议员联盟提出修改现行教科书，删除南京大屠杀与随军慰安妇的内容。日本政府反对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关于慰安妇问题的调查报告，并拒绝以国家立场向慰安妇谢罪与赔偿。由于政府官员的怂恿与推波助澜，早在1996年12月，冈山县就有30多个民间团体联合提出删除历史教科书有关南京大屠杀与随军慰安妇内容的陈情书，以后熊本、鹿儿岛、福井县民间组织也纷纷提出类似陈情书。在这股上下一气、共同否定侵略历史的逆流中，一小撮右翼学者著书立说，将右翼分子的反动行为系统化与理论化，其呼风唤雨的恶劣表现也令人不齿。
　　右翼势力力图通过捏造历史，培养战前那样的准备战争的人员，而日本政府对此居然大放绿灯，这给了右翼分子极大的鼓舞。因而，目前日本除了“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进行歪曲历史活动的组织也越来越多，相继出现了日本会议、思考日本前途与历史教育青年议员之会、教科书改善联络会议等右翼组织。不仅处于权力中枢的政治家对它们提供政治支持，像三菱、鹿岛、住友等几十家大企业和财团法人也为其提供资金支持。他们互相勾结，不断向地方议会、教育委员会施加压力，正在形成一个能够渗透到全国的网络，其动向值得警惕。
　　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右翼人士不断发出否认过去侵略战争历史的言论，人们或许早已熟悉了他们的前赴后继。过去，任何高官意图修改历史的右翼观点，都会引起舆论大哗，或引咎辞职或被解职。不断地“自我牺牲”之后，情势终于起了变化，现在日本右翼的观点可以被公开、热烈地讨论，而且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容忍，至少发表类似言论的高官已不再革职了。
　　对日本右翼的这种做法，任何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都要保持足够警惕。只有正视历史，以史为鉴，才能做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才能使人类社会悲剧不再重演。
　　◆　领土之争———日本与邻国外交呈现咄咄逼人之势
　　二战失败，日本被迫接受民主改革，放弃传统天皇制，承认大和民族应与世界其他民族平等相待。但是，日本随着经济起飞，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之后，社会中成为政治大国与军事大国的呼声逐步高涨，民族主义情绪开始抬头，右翼势力也推波助澜，并欲将其引向褊狭的民族主义歧途。由于战后长期的错误教育引导，日本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的保守主义倾向是非常明显的。据《读卖新闻》1982年的舆论调查显示，将侵华战争看作侵略战争者不到1/10。中小学生们看了《山丹之塔》、《听，冤魂的呼声》等反战影片后，不但不从反战角度来欣赏，反而情不自禁地发誓说：“此仇必报！”“下次一定要打一场胜利的战争！”以致使仗义执言的家永三郎、本多胜一等进步人士不仅受到右翼势力的威胁和政府的冷遇，而且还要忍受来自周围群众“卖国贼”一类的讽刺和谩骂。
　　时时涌动的褊狭民族主义情绪、难以泯灭的军国主义野心，是日本右翼势力的“真情流露”。
　　在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上早已出名的日本政客石原慎太郎，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曾经抛出“新亚洲攘夷论”，主张在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由日本肩负领导东亚各国、建立亚洲经济圈的历史责任，“为了休戚与共的东亚，即使引起激烈竞争，日本也应站在前列，奋起阻止美国把亚洲各国变成它金融战略的殖民地。而且我坚信，这对于保护日本自己是不可缺少的，而且比其他任何办法都更加行之有效”。他竭力鼓动亚洲发生危机国家对美国的仇恨，以摆脱与美国的经济联系，由日本取而代之。表面上是为亚洲受害国申冤，实际上是为日本在亚洲经济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准备条件。石原一类右翼分子的思想本质，是利用日本民族主义情绪来牺牲别国的领土主权和经济利益，以换取日本更大的国家利益。极右翼分子石原慎太郎的“新亚洲攘夷论”与日本昔日发动侵略亚洲战争时抛出的“大东亚共荣论”有惊人相似之处。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少数日本右翼分子利用日本国民的心理变化，企图冲开缺口，把民族情绪和青年一代引上歧途。
　　在右翼势力的鼓动下，日本加快了向政治大国迈进的步伐。由于中美关系、台海局势、朝核问题的起伏多变，日本政府过高地估计了本国在地区战略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对周边国家采取了居高临下、强硬对抗的态度。近期，日本外交更是大张旗鼓、四面出击，与多个邻国在不同的问题上发生摩擦。这些摩擦主要表现在：首先，在台海问题、钓鱼岛争端以及东海划界问题上，日本的姿态越发蛮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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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右翼”当权（7）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固有领土。
　　钓鱼岛又称钓鱼岛列岛，位于中国东海大陆架的东端。中国福建和台湾的渔民，自古以来一直在这里从事捕鱼采药等生产活动。这里还是中国东海的一个鱼类丰富的渔场，周围一带海底还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因岛上无淡水，向来无人居住。
　　从经济方面讲，钓鱼岛附近海域，专家估计石油的蕴藏量可达1　000亿桶。这么丰富的石油资源，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有着多么重要的战略意义。早在60年代，联合国亚洲远东委员会提出的调查报告断定，钓鱼岛可能成为第二个中东。
　　为此，中国政府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都一再重申，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日本每一次染指钓鱼岛，都激起中国人的极大愤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与日本政府严正交涉。1992年，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领海法，写明钓鱼岛是中国领土。
　　2005年2月9日（农历大年初一），正当中国人沉浸在欢度佳节的喜悦气氛中时，日本官房长官细田博之宣布，钓鱼岛（日方称尖阁诸岛）上“日本政治团体所建的灯塔，由于其所有者放弃所有权，已经成为国有财产，即日起由海上保安厅保守和管理”。在细田博之宣布接管灯塔的消息后几个小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泉就在北京对中外记者强调，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日本采取的任何单方面行动都是非法和无效的。紧接着，外交部亚洲司官员又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指出日方此举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严重挑衅和侵犯，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不能接受。
　　此外，台湾本是中国不可分割的固有领土，中国的统一大业不容任何外国势力干涉。但日本以美日军事同盟为依托，近年来明显加紧干预台海问题。1996年4月美日安保体制共同宣言发表；1999年4月27日和5月24日日本国会众参两院又批准针对朝鲜与中国的“周边事态法案”，为日本用军事手段干预中国统一与亚洲事务做了准备。2005年2月19日，日美外长和防长“2＋2会谈”（美日两国外交和国防部门的首长共同参加的“日美安全保障协议委员会会议”）发表的《联合声明》，竟把“台湾问题”作为共同关心事项。其干预台湾问题的手法开始由以往的“模糊化”转向“清晰化”。至此，日本终于一改过去对中国的“慎重”　姿态。
　　与此同时，围绕海上油气田开采，中日在东海划界问题上的争议也日趋激化。日本主张以两国海岸基线的中间线来确定专属经济区界线，即所谓的“中间线”。但这种主张没有依据，中方从未承认过，也不可能承认。
　　近年来，针对中国在日本自己提出的“中间线”中国一侧开采油气田的活动，日本政府以本国资源可能被中方抽走为由，要求中方停止开采并提供有关数据。其无理要求理所当然地被中方拒绝。2005年7月14日，日本经济产业大臣###正式宣布，批准帝国石油公司在东海“中间线”以东的中日争议海域试开采石油天然气。试开采的油气田面积约为400平方公里。据悉，日本经济产业省4月就启动了审批民间企业试开采东海油气田的手续。当时日政府就称会接受申请，改变数十年因为怕激怒中国而不愿开放试开采的态度。对此，中国政府迅速做出回应。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崔天凯2005年7月15日紧急约见日本驻华使馆公使渥美千寻，提出强烈抗议，并称如日方试图将自己单方面的主张作为既成事实强加于中方，中方坚决反对，也绝不会接受。同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也向日本外务省提出了严正交涉。由于日本的一系列错误做法，中日关系降到了自1972年两国恢复邦交以来的最低点。
　　其次，在挑衅中国的同时，日本与其他邻国的关系也急剧恶化。在对韩关系上，日本也加强了与韩国争夺独岛（日本称竹岛）的攻势。韩日间围绕独岛所有权问题的纠纷由来已久。据记载，早在1693年韩日两国就该岛的归属问题曾举行过谈判。韩国人称该岛是朝鲜人金自周于1483年首先发现的。当时被命名为三峰岛，是流放罪犯和人们躲税的地方；日本则认为该岛历史上就属于日方，1616年由日本人大谷川宜首次发现，过去叫松岛，后来改为竹岛。1905年，日本占领朝鲜半岛后，即宣称对独岛拥有主权，并把其划入岛根县辖区。
　　二战中日本战败，独岛曾暂时移交驻韩美军管辖。目前韩国实际控制着该岛，并在岛上修建了灯塔和简易码头。2005年3月16日，日本岛根县议会表决通过了“竹岛日”的条例提案，正式把2月22日定为“竹岛日”。这一天正好是100年前日本强行将独岛纳入自己领土的日子。日本驻韩国大使高野纪元也公开说，“竹岛明明白白是日本领土”。加上日本文部科学省审定、于４月上旬出版的新历史教科书继续否认对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罪行，激起了韩国人民的强烈抗议。对大部分韩国人而言，这是“对韩国第二次侵略”。因此，民众的情绪像火山爆发一般激烈，韩国民众在日本驻韩大使馆门前抗议示威，断指、自焚、焚旗、跳河，呼吁抵制日货、要求断交，主张以牙还牙。
　　此前一直保持克制态度的韩国总统卢武铉也“忍无可忍、奋笔疾书”了。他在2005年3月23日发表《关于韩日关系告全国国民书》，强调韩国政府绝不坐视日本将侵略历史合法化，韩国将在外交上采取果断措施，同时也将提醒韩国人做好精神准备。这一行动可能导致两国经济、社会以及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倒退，但无论有多大困难都不再退缩。卢武铉的“超强硬发言”，被韩国传媒解释成是“对日外交宣战”。３月４日，韩国政府宣布无限期推迟外长访日，并加强了对独（竹）岛的警备，允许国民登上独（竹）岛———针锋相对地给日本以反击。韩国统一部长官郑东泳，３月２２日指出，日本要想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就必须得到邻国的信任。因为日本是否是真正谋求和平的国家使人疑虑，日本首先应回过头来看看自己。韩国已决定展开外交活动，阻止日本进入联合国安理会担任常任理事国。由于日本扶桑社出版的历史教科书把钓鱼岛、竹（独）岛都纳入日本国土，国际舆论认为：教科书令日本远离亚洲各国，对中日、韩日关系产生了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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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右翼”当权（8）
在对俄问题上，俄罗斯政府本来于２００４年表示，准备在１９５６年俄日宣言的基础上，归还齿舞、色丹二岛给日本，然后签署俄日和约。但小泉首相到日俄有争议的北方四岛视察，故意向俄示威。２００５年３月１１日，日本国会两院又通过决议，提出签署俄日和约的条件。不仅要求俄罗斯一揽子归还北方四岛，而且对其他北方领土也提出主权要求，使得俄总统普京和外长拉夫罗夫已无限期推迟本应于２００５年春季进行的访日之旅。
　　本来日本政府和许多日本人想要让自己摆脱“经济上的巨人、政治上的侏儒”的局面，成为一个“正常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