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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东条英机送上绞刑架的中国人-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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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肥原的辩护律师又提出了许多证人和证据，法庭在你来我往的辩论中接近尾声。人们希望土肥原能自己站出来为自己辩护，倪征燠更希望他在为自己辩护的时候抓住他的马脚。
但是，土肥原贤二自从在东京审判开始时当庭说了两个字“无罪”之后，就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也不为自己作任何陈述。依照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英美法的诉讼规则，被告有权力保持沉默，法庭不能强迫被告发言。
这一招果然老辣高明，充分显示了土肥原贤二的心计和他多年从事间谍活动的过人之处。他不为自己辩护，检察方面就没有理由在法庭上对他直接盘问，也就没有机会提出具有针对性的证据并进行反驳。
土肥原贤二的这种做法让中国检察方面始料不及，但又无可奈何。他们为了对付狡猾的土肥原贤二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搜集了一大批证据，几乎是成竹在胸，只等着在法庭上向土肥原贤二发起强大的攻势，但土肥原贤二的沉默使他们无计可施。
◆ 舌战第二回合
1947年9月的东京，秋高气爽，但中国检察成员却无心去感受秋意，他们必须集中精力，因为下一个将要面对的是扬言要和中国检察方面大战三百回合的日本陆军上将坂垣征四郎。他不仅是日本挑起“九一八事变”的元凶，而且还扶植了伪“满洲国”和汪伪政权，策划了内蒙独立和华北自治。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起诉书指控坂垣征四郎犯有破坏和平罪，参加制定并执行对中国的分裂阴谋和侵略战争。公诉人季南检察长还对坂垣征四郎出任日军驻朝鲜司令官后，强征、拐骗大批朝鲜妇女送往日军所在的各战场及占领地充当“慰安妇”的罪行进行了指控。
7．智斗（2）
为坂垣征四郎出庭辩护的律师和证人多达15人。他们准备了大量的材料，企图为坂垣开脱罪责。坂垣征四郎自己也做好了充分准备，打算亲自出马，为自己辩护，可谓来势汹汹。
坂垣征四郎的个人辩护从1947年10月6日开始。倪征燠出场，反驳坂垣的第一个证人岛本。岛本是1931年9月18日晚在柳条沟附近驻扎的日军一个联队的联队长。
岛本说：“我当天晚上参加一个朋友的宴会，酒喝多了，没有回去。后来，等我酒醒了回到驻地，我才接到有关柳条沟爆炸事件的报告。”岛本这样说，意思是他们的部队不可能有什么阴谋，大家都很放松。所以一定是中国人干的，侵华日军是被迫还击。
倪征燠立刻打断他的话说：“庭长，各位法官，证人岛本既然声称自己当晚喝醉了，那么，一个糊涂的酒鬼能证明什么？又怎能出庭作证人呢？”
几句话把岛本问傻了。就这样，岛本被中国检察官出其不意地轰下法庭。
接着，坂垣任陆军大臣时的陆军副部长山胁上场作证。山胁在为坂垣作证时说了不少颂扬坂垣的好话。
倪征燠当即反问道：“你身为次官，所办之事想必都是坂垣认可的了？”山胁说：“是。”
倪证燠问：“那么1939年2月，你以次官名义签发的《限制自中国返回日本军人言论》的命令，也是按照坂垣的意旨承办的吧？”山胁回答：“是。”
倪征燠当即指出：“这个文件中列举了回国日军对亲友谈话的内容。如‘作战军队，经侦查后，无一不犯杀人、强盗或强奸罪，强奸后，或者给予金钱遣去，或者杀之灭口’，‘有时候将中国战俘排列成行，然后用机枪扫射之，以测验军火之效力’等等，都反映了日军在侵华战争中所犯罪行的实况。日本陆军深怕这些谈话在群众中广泛传播，暴露其罪恶，才下达了《限制自中国返回日本军人言论》的命令。这种举动本身，正说明了坂垣征四郎所犯罪行是确凿无疑的。”
这一驳斥，使山胁的作证不仅没能为坂垣开脱罪责，反而为法庭提供了相当有力的反证。
◆ 舌战最精彩的一天
1947年10月9日，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极其精彩的一天。按照程序，坂垣征四郎自己提出了长达４８页的书面证词。他主要想说明“满洲国”是根据“民意”成立的；七七事变后，他担任陆军大臣时，始终主张从中国撤军言和。
倪征燠于是大战坂垣征四郎，作为中国痛恨的坂垣征四郎受到了倪征燠严厉的盘问。面对盘问和反驳，坂垣征四郎则摆出一副不服输的样子，当讯问进行中问到让他难堪的问题时，他就会生硬地顶撞：“不知道！”
对于“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坂垣征四郎完全否定了检察官所说的关东军蓄谋发动的主张，一口咬定像关东军宣布的那样，是由中国军队进攻引发的偶然事件。
倪征燠根据他们找到的日本外务省秘密档案中的御前会议文件、内阁会议文件、日本关东军与陆军省的往来密电、关东军的动员令等重要材料，一连盘问、反驳了坂垣征四郎整整三天。面对大量铁一般的事实，坂垣无话可说。他想像不到中国的检察官为了完成对他的审讯，做了多么细致的工作。
对于坂垣征四郎说他主张撤退在华日军一事，倪征燠穷追不舍：“日军侵占广州、汉口，是不是在他任陆军大臣以后？这是从中国撤军还是进军？”
坂垣想了半天，想不出更好的理由，只好点头说：“是进军。”但此时的倪征燠并没有忘记另外那个被告，土肥原贤二。
倪征燠后来回忆说：“土肥原贤二不出来为自己辩护，对我来说这一直是个遗憾。按照英美法律，被告可以不出来，当然我也不想放弃我的质问。土肥原贤二和坂垣征四郎两人搭档搞侵华、网罗汉奸这样的事情，我们把它突出来，这样土肥原贤二虽然不说话，但是在质问坂垣征四郎的时候，我就可以把土肥原贤二的名字带出来。”
果然，倪征燠在最后总结陈词中，为了让法庭注意力不至于因为土肥原贤二不上证人席而受到忽略，发起了新一轮攻击。
倪征燠盘问坂垣征四郎：“你任陆军大臣的时候，在中国拉拢吴佩孚、唐绍仪时合作的土肥原贤二，是不是就是当年充当沈阳市市长、扶植溥仪称帝、勾结关东军、阴谋华北自治、煽动内蒙独立、到处唆使汉奸成立伪政权和维持会的那个人？是不是就是坐在被告席右面的那个土肥原贤二？”
坂垣征四郎不得不点头说：“是。”
倪征燠后来回忆说，在那次审判中，当他对坂垣征四郎作了一连串气势如虹的反驳指控时，他当时觉得背后有亿万中国同胞的支持，他几乎要流下眼泪，全场寂静无声。
由倪征燠担纲的反诘盘问整整持续了10天。在这10天里，倪征燠作为中国检察官对土肥原贤二和坂垣征四郎发起了一轮又一轮激烈的攻击，日本在中国的大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和侵华急先锋坂垣征四郎是绝对不能从中国人手中漏过去的。
这是中国检察官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最具锋芒的时刻。倪征燠高超的智慧、流畅的表达、沉稳的气度和娴熟出色的辩论技巧以及对英美法系精深的理解，征服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所有的人。直到很久以后，倪征燠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的神勇表现还常常作为法庭控辩场面的经典，被人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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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智斗（3）
倪征燠和中国检察官不辱使命，在法庭的激烈交锋中打赢了对土肥原贤二和坂垣征四郎这一仗。日本战犯和他们的律师精心组织的辩护防线被彻底摧毁了。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最终在对土肥原贤二的判决书中，判定他在满洲对华侵略战争的策划与发动、阴谋炮制建立伪“满洲国”有罪；判定他在中国其他地区实行的政治谋略、武力威胁、扩大事态进展上有罪；在对苏联以及1941年至1945年实施侵略亚洲各国的战争中有罪。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对坂垣征四郎的判决书中，判定他在参与中国满洲事变、建立伪“满洲国”傀儡的阴谋中负有主要责任；对建立内蒙古与华北傀儡政权负有主要责任；对扩大在中国的进攻范围负有很大责任。
8．惨 剧（1）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进行中，最沉重、最震撼人们心灵的一幕发生在对“南京大屠杀”审理的时刻。人们需要弄明白：在中国南京被攻陷前后究竟都发生了什么？那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究竟发生过没有？为什么在南京大屠杀发生后日本当局要极力掩盖事实真相？他们害怕什么？
◆ 日军暴行骇人听闻
1946年9月，为了弄清“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真相，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专门设立了一个独立的单元进行法庭调查。
美国检察官萨顿首先主持讯问。他在开场词中说：“南京，在一场违反国际法和全部战争法的军事侵略中沦陷了，被洗劫、炸毁和烧光了。”
中国检察官向哲浚向法庭提供了包括中国和美国人在内的13人宣誓证词。
第一个在法庭作证的，是当时在南京大学医院工作的美籍医生罗勃特·威尔逊。威尔逊医生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医术高超，心地善良。在许多中外同事逃离南京避难的时候，他留了下来。
他目击了日本人在南京的血腥屠杀。从12月13日开始，在六七个星期里，日本军队一直在屠杀中国人。就在他的医院里，不断有被日本兵刺伤、砍伤、烧伤和强奸或者死里逃生的人被送来，这个拥有180张床位的医院始终爆满。
紧接着，3个在“南京大屠杀”中死里逃生的中国证人出现在法庭上。他们是南京居民尚德义、伍长德和陈福宝。
难民尚德义，在1937年12月16日，和哥哥尚德仁、堂兄尚德全一起被日军抓获，在下关与其他1 000人被机关枪扫射，死里逃生。
商人伍长德作证，他1937年12月15日被侵华日军从南京难民区抓走，在日军大屠杀的血腥日子里，被日军押送到汉中门。当时有两千多人，大多是精壮男子，被分批带到城外，用4挺重机枪扫射。他在枪响之前倒地，但接着又被日军刺刀乱捅、煤油焚烧，伍长德疼得滚入护城河，侥幸逃脱。伍长德的证词，使在场的人听了毛骨悚然。
而难民陈福宝被抓后，日本兵让他和别的难民摔跤取乐，输了的就被刺刀捅死。
这些惊心动魄的供词，给所有在场的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尚德义、伍长德和陈福宝真实确凿的血泪控诉，也引起了法官们的极度重视和高度评价。
曾经到南京等地实地调查的美军上校托马斯·莫罗检察官向法庭提供了8件证据确凿的宣誓证词，其中包括一份十分珍贵的影像资料。在法庭上，这段影像资料被检察方面作为物证当庭放映。
这是一部16毫米老式电影摄影机拍摄下来的历史胶片，也是迄今为止幸存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珍贵影像资料，画面记录的是日军进入南京的情景。拍摄这些画面的人，是美国牧师约翰·马基。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约翰·马基目睹了侵华日军烧杀淫掠的血腥场面，他冒着生命危险用摄影机拍摄了长达105分钟的真实史料。
1938年5月16日的美国《生活》杂志率先刊登了约翰·马基由电影胶片冲制的南京大屠杀照片，令世界为之震惊。
1946年10月，约翰·马基牧师出现在东京法庭的证人席上。
检察官：“1937年12月到1938年2月你在南京吗？”
约翰·马基：“是的。”
检察官：“日军1937年12月13日占领南京之后，证人看到日军是怎样对待中国老百姓的？”
约翰·马基轻轻地耸了一下肩道：“他们用各种各样的途径进行屠杀，刚开始是由个别日本士兵进行的，但很快就出现了大规模的屠杀，有数百人是被刺刀捅死的。有个妇女诉说，日本士兵将她的丈夫捆缚后，就在她的眼前被扔到水池里淹死了，而她什么也做不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人死去……”
约翰·马基神父的作证和他所出示的影片资料让法庭上的所有人目瞪口呆、惊愕不已。东京的日方记者在他们的报道中一连用了“惨惨惨”三个字形容说：“那一刻，令人战栗不已。”
此外，还有一个特别的作证文件，就是纳粹德国驻南京大使馆发给德国外交部的一封秘密电报。这封电报是德国投降后，盟军搜查其外交部机密档案库时发现的。梅汝璈回忆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所有法官都非常重视这份电报，并给了它很高的评价，因为它是来自法西斯阵营内部的，比盟国提供的材料更有说服力。
电报在概括地描述了日军在南京杀人如麻以及强奸、放火、抢劫的普遍情况后，说了这样的结语：“犯罪的不是这个日本人，或者那个日本人，而是整个的日本皇军。它是一副正在开动的野兽机器。”
这种屠杀在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后，昼夜不停地持续了六个星期之久。中国法官梅汝璈在以后的回忆录中提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由于时间仓促，忽略了在南京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体屠杀。那次大屠杀发生在日本军队攻占南京后的第5天，即1937年12月18日。
那天夜里，日军把被围困在幕府山的男女老幼总共57 400人全部驱赶到南京下关的草鞋峡，用机枪进行密集扫射杀死。事后，为了掩盖罪行，日军把汽油浇到尸骨上点燃，焚尸灭迹。
梅汝璈愤慨地指出：“‘南京大屠杀’无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日军暴行中最突出的一桩，它的残酷程度在整个二战法西斯暴行中或许仅次于纳粹德军在奥斯威辛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但是奥斯威辛的大屠杀和南京的大屠杀在性质上和方法上都是不尽相同的。奥斯威辛的屠杀是根据纳粹的种族仇视政策和希特勒政府的直接命令有计划、有系统的屠杀，并且屠杀是用一种方法（毒气）进行的；而南京大屠杀则系在长官的放任纵容下由其士兵不分青红皂白、随心所欲地胡干乱干的。其次，奥斯威辛那个遗臭万年的‘杀人工厂’，是把所有的屠杀对象分批地送入毒气室用烈性毒气在几分或几秒钟内杀死的；而南京大屠杀则除了集体屠杀之外，大都是由日军个别地或成群地随时实行的，在屠杀之前大都先加以侮辱、虐待、抢劫、殴打、玩弄或奸淫。德军的屠杀大都是单纯的屠杀；而日军的屠杀则是同强奸、抢劫、放火及其他暴行互相结合的，其屠杀的方法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的，狂虐残暴的程度是世界历史上所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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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惨 剧（2）
法庭审理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整整20天，是整个东京审判过程中最沉重的时刻。除了那些日本战犯，法庭内外的人们简直无法理解，为什么日本军队会像野兽一样发疯？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自20世纪以来，日本军队在侵略中国的每场重大战役中几乎总是胜利者，所以日本军人养成了骄横暴戾的脾气。但上海的“淞沪战役”和南京保卫战却让日军吃了大亏。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让日本军队感到吃惊又吃力，他们被迫不断修改作战计划，加大作战力量的投入，同时更是承受了伤亡惨重的代价，这在很大程度上重创了素来张狂蛮横的日本官兵。
1937年12月7日，松井石根召集参战军官制定《攻克南京作战纲要》。松井石根亲自向所属各作战部队下达了这样的命令：“发扬日本武威，慑服中国。”
攻陷南京前的这道命令；就是鼓励和纵容他的部下变成失去人性的野兽。
法庭调查揭露出的血腥罪行让日本国民深感震惊。由于日本政府与军部实施了极其严格的消息封锁和保密措施，因而日本国民怎么也想不到，在他们心目中一向军纪严明、士气高涨的“大日本皇军”竟会是一群屠夫、强盗！
◆ 百般抵赖也难逃血债
随着法庭调查的逐步深入，越来越多的犯罪事实浮上法庭。梅汝璈在他撰写的回忆录中，特别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在法庭上作证的约翰·马基牧师说，有一天夜里，一个日本兵竟光顾他的住宅达三次之多，目的是想强奸匿避在他家中的小女学生，其次便是想盗窃一点财物。每次都是在他高声地嚷斥中鼠窜而逃，但是每次都要偷点值钱的东西走。为了满足其贪财欲望，最后一次，这位老牧师索性故意让他扒去衣服口袋里仅有的60元钱。在得到了这份意外之财以后，这个日本兵便怀着满意和感激的心情，一溜烟似的从后门逃走了。
由此可见，号称纪律严明，天下无敌的“大日本皇军”，非但杀人、放火、奸淫、抢劫，无所不为，而且竟堕落到做小偷、扒手的地步！法庭在审讯南京大屠杀事件的过程中，空气一直是严肃、沉重的，惟有老牧师的这个故事让法官同仁和旁听席中的大量群众（每庭旁听的日本人都在1 000人以上）都不禁失笑，而被告席上的那些大战犯们，特别是松井石根表情极为难堪，窘态毕露。
1947年9月10日，远东军事法庭对松井石根的审理进入辩护阶段。干瘦矮小的松井石根站在了审判席上。
在法庭对松井石根的审讯中，他的辩护律师组织了一系列反证证人，试图为他所犯下的罪行进行开脱，试图证明被告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好人”。
松井石根的辩护律师伊藤清和马特斯不仅睁着眼睛说瞎话，而且还抛出了《对检察官季南之意见书》，强词夺理说：“季南检察官所云对俘虏、一般人、妇女施以有组织且残忍之屠杀奸淫等，则纯系诬蔑……”
中国检察官向哲浚愤怒至极，他当庭展示了一叠资料，其中有《曼彻斯特威报》驻华记者田勃烈当时的报道，以及南京外国侨民在日记中对当时日军暴行的大量记述等。向哲浚说：“在中国军队停止了一切抵抗，南京市完全由被告松井石根指挥下的军队控制后，日军的暴行和犯罪，却一直无人控制地延续了40多天。”
接着，美国检察官莫罗出庭讯问，他指控以松井石根为首的日军使中国南京居民深陷极大的痛苦和暴力之中，妇女遭到野兽般的奸淫，一群群日军暴徒用枪弹、刺刀不停地制造举世罕见的死亡和恐怖。
忽然，松井石根的辩护律师打断了莫罗的指控，并要求把结论性的言词从庭审笔录中删去。季南起身大声驳斥：“这个事件就是被称之为现代战争史上独一无二、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为什么要删去！”
终于，松井石根再也坐不住了，他开始亲自为自己辩护。
他恬不知耻地辩解说：“我始终坚信，日中之间的斗争是亚洲大家庭中兄弟间的争吵，这同哥哥经过长期忍耐赶走不听话的弟弟没有什么两样。”“至于南京有过大屠杀，我是在日本投降后才第一次听到。此时对此负有责任的人不是已去世就是在关押中，而且有关文件也在一次火灾中烧掉了。”
松井石根的话音刚落，他的美国辩护律师布鲁克斯立即接上话茬：“法庭需要的是证据。可是十分遗憾，竟死无对证了！”
莫罗质问松井石根道：“你作为进攻南京的最高指挥官，怎么能说后来才听说发生这种‘过失’呢？”
松井说：“攻打南京时，我正在距该城140公里的苏州卧床养病，并不知道他们违抗我的命令，竟干出这般暴行来。12月17日到达南京后，我从宪兵司令部那里第一次听到这种意外事件，我立刻下达了命令，敦促各部队调查此事件并严惩肇事者，因此，把全部罪责都加在日本军官头上是不公正的。”
日军成立“宪兵队”，是因为在当时南京国际安全区工作的西方人士将自己看到的日军暴行写成“备忘录”，通过外交途径向日军当局每天提出两次抗议的结果。
检察官问松井：“看到过这些备忘录吗？”
松井答道：“看到过。”
检察官问：“采取了什么行动？”
8．惨 剧（3）
松井说：“我出过一张整饬军纪的布告，贴在寺庙门口。”
检察官再问：“你认为在浩大的南京城内，到处杀人如麻，每天成千上万的中国男女被屠杀、被强奸，你这样的一张布告会有什么效力吗？”松井石根无言以对。过了一会儿，他说：“我还派了宪兵维持秩序。”
检察官追问道：“有多少名宪兵？”
松井答：“记不太清了，大约几十名吧。”
检察官讯问：“你认为在好几万日军到处疯狂杀人、放火、强奸、抢劫的情况下，这么少的宪兵能起到制止作用吗？”
松井想了半天，低声说：“我想，能够。”
于是，法庭传讯证人。证人根据他所目睹的事实，证明当时南京全城总共有日本宪兵17名，而就是这17名宪兵，非但不制止日军的任何暴行，而且他们自己也加入了暴行的行列。
卫勃审判长又传讯了侵华日军的南京警备总司令中岛今朝吾。中岛今朝吾原是日军第16师团长，这次未被作为甲级战犯起诉，他作证说：“松井大将曾命令第16师团，对中国军民进行残酷的扫射……到15日深夜，光是下关码头一地就杀死中国军民两万多。此外13师团的山田支队，更以补给困难为由，把两万多中国军民俘虏通通枪杀。”
接着，原在南京国际安全区工作的史波尔出庭作证：南京沦陷后，日军潮水般地涌进南京城内，杀人、纵火、强奸！第二天，他和国际委员会主席雷勃及秘书史密斯，曾专程到日军司令部，请求他们阻止这种行为，但并没有得到响应。于是他们将这种种暴行做成备忘录，通过外交途径每天向日军当局提出两次抗议。然而日军当局不予理睬，任其部下肆虐如故。
但布鲁克斯律师仍坚持说：“认定被告松井石根为最高直接责任者的证据仍然不足。”向哲浚早就料到这点，他从卷宗里取出了《攻克南京城纲要》原件，当庭展示道：“这份资料是1937年12月10日，被告松井石根在进攻南京前夕给谷寿夫、牛岛、中岛和末松四个师团长下达的命令，上面有他的亲笔签名。他在《攻克南京城纲要》这一作战命令中声称：‘南京是中国的首都，占领南京是一个国际上的事件，所以必须作周详的研究，以便发扬日本的威武，而使中国畏服！’请特别注意‘畏服’的含意。”
在如山的证据和证人面前，松井石根无言以对。
1948年11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宣告松井石根率领日本军队在南京犯下滔天罪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对战犯松井石根所犯的罪行做了如下认定：
松井石根是日本陆军的高级军官，他在陆军中具有丰富的经验，理应知道在中国南京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是知道这类暴行的。他既有义务、也有权力控制自己的军队和保护南京的不幸市民。由于玩忽职守，他必须对南京大屠杀承担责任。
日本侵略者制造南京大屠杀的罪行终于大白于天下。
◆ 历史不能忘记
梅汝璈在他的回忆录中对“南京大屠杀”的判决做了详细的叙述：
远东国际法庭的判决书最终认定：“1937年12月13日早晨，当日军进入南京市内时，完全没有遭遇到抵抗。”“日本兵完全像一群被放纵的野蛮人似的来污辱这个城市。”“南京市像被捕获的饵食似的落到了日本人的手中；该市不像是被有组织的战斗部队所占领的；战胜的日军捕捉他们的饵食，犯下了不胜计数的暴行。”“日军单独地或三两成群地在全市游荡，任意杀人、强奸、抢劫和放火，当时任何纪律也没有。许多日军喝得酩酊大醉，在街上漫步，对一点也未开罪他们的中国男女和小孩毫无理由地不分青红皂白地予以屠杀，终致大街小巷都遍地躺着被杀害者的尸体。”“中国人像兔子似的被猎取着，只要哪个人一动就被枪杀。”“由于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在日方占领南京的最初两三天的工夫，至少有12 000名非战斗员的中国男女和儿童被杀害了。”“在日军占领的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２０万以上。”
法庭的语言是慎重的，估计是保守的。但是，考虑到日军灭迹伎俩的狡黠和多样化，法庭在判决书中还是郑重声明：“这个数字还没有将被日军所烧毁了的尸体，以及投入到长江或以其他方法处死的人们计算在内。”
以上这些认定都是法庭根据确凿可靠的证言而写入判决书的。然而，仅仅从以上几句话里已经可以看出日军是怎样地穷凶极恶、无法无天，以及数十万呻吟于敌人铁蹄下的南京无辜同胞其命运是何等地黑暗悲惨！判决书上的这寥寥数语不啻是一幅活生生的“人间地狱写真图”。
据2003年中国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公布的调查统计数字显示：在南京，遭到日军屠杀的中国军民总人数是30多万人。
就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进行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对日军在南京犯下的暴行也同时进行了审判。1947年4月26日，松井石根的部下，最先攻入南京制造屠杀惨案的第6师团指挥官谷寿夫在南京被执行枪决。
在1937年的日本《东京日日新闻》上曾刊登过一张照片，这是在日军攻入南京不久拍的。刊登这张照片是为了赞颂他们所谓的大日本皇军攻城掠地的武士道精神。照片上的两个日本军官向井敏明、野田毅持刀而立，威风凛凛。他们刚刚进行了一场比赛，比赛的项目是杀人，看谁砍的中国人头颅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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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惨 剧（4）
1948年1月28日，中国军事法庭对向井敏明、野田毅进行审判后判处他们死刑并在南京执行枪决。
但是对南京大屠杀事件负最高的直接责任者还是松井石根，他是当时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又是攻占南京的最高统帅。只要他不故意纵容部下，南京大屠杀事件便不可能发生，即使发生，其规模亦会小得很，时间亦会短得很。因此，正如远东国际法庭所认定的，松井石根应该是南京大屠杀案的主犯和祸首。
对这样一个灭绝人性、不负责任的敌酋，远东国际法庭判处其绞刑是完全符合正义要求的举动。
其实，对于南京大屠杀，日本天皇、日本内阁、日本大本营都负有严重的责任。因为，假使不是他们有意地默许和放任的话，该事件早就被制止了，也不会持续这么久。从根本上讲，假使不是他们发动侵略战争的话，这类的大屠杀或任何战争暴行都不可能发生。因此，法庭认定：侵略是人类最大的罪行，是一切战争罪行的总和与根源。
每个中国人都不能因时间的流逝而忘却这桩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浩劫。相反地，中国的子孙后代都应该牢牢地记住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并从中吸取血与泪的教训。
9．大 戏（1）
在远东国际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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