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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东条英机送上绞刑架的中国人-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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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略者终究要受到正义的审判，神圣的法袍就是最好的见证。组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庭的11位法官一律统一着装，为区别起见，每件法袍都缀有英文书写的标签。在梅汝璈穿过的法袍的领口内侧就缀着书有“Judge Mei”（梅法官）的标签。
东京审判，是人类历史上一次规模最大的国际审判活动。梅汝璈和来自其他国家的同行一道，尽心工作，出色完成了这一注定被写入史册的光荣审判任务。在历时两年半的漫长过程中，梅汝璈始终身着这件法袍，代表中国人民和千百万死难同胞，不卑不亢、据理力争，维护了国家和民族的尊严。
开庭前，为抗议庭长不按受降顺序安排坐次，硬坚持美英居中的做法，梅汝璈不顾庭长的威逼恐吓，曾毅然脱下法袍要退出审判。最终，以梅汝璈为代表的多数法官的合理要求取得了胜利。在开庭之日，按受降签字的顺序，中国法官梅汝璈身着法袍坐在紧挨庭长的座位上，居整个审判席的正中央。在判决书起草过程中，梅汝璈也充分发挥了这件法袍赋予的神圣权力，始终坚持立场，毫不动摇，积极争取有关中国的部分，并促使判决书中专设一章来记载南京大屠杀。为了伸张正义，将战争罪犯绳之以法，身披黑色法袍的梅汝璈与其他不赞成死刑判决的法官进行了无数次争论与磋商，最终以6票对5票的优势，将东条英机等7名战争首犯送上了绞刑架。
就在远东国际法庭审判休庭期间，梅汝璈还曾将这件法袍借给了审理华侨居所案的中国检察人员，以示支持华侨利益和民族尊严。在梅汝璈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话：黑色法袍本身就象征着法律的尊严，象征着法官的身份，而且它也是公正和荣誉的化身。它寄托着法官矢志献身公平正义的崇高理想，身为法官，就要掂掂法袍的分量，就要无愧于法袍的圣洁。
虽然梅汝璈作为战胜国的法官，身穿法袍享受着丰厚的待遇，但是他内心很是不安，这是由于他经常从报上看到国内“饥饿”、“内战”的坏消息，他对国民党政府是彻底失望了。1948年12月，国民党政府明令公布梅汝璈为政务院委员兼司法部长，他拒绝赴任。1949年６月，他由东京抵香港，设法与中共驻港代表、同是清华校友的乔冠华取得联系，隐瞒身份，秘密回到北京。
到北京第三天，梅汝璈便应邀出席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成立大会。周恩来总理在会上介绍：“今天参加这个会的，还有刚从香港回来的梅汝璈先生。他为人民办了件大好事，为国家增了光。全国人民都应该感谢他。”
60年代，梅汝璈开始撰写极具史学价值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一书。
“文革”中，抄家的“造反派”在梅家翻出了这件法袍，如获至宝，马上质问：“你保存着这东西，是不是盼着国民党回来变天？”
梅汝璈气愤地答：“国民党给我那么大的官我都没做，我是一个被国民党通缉的要犯。说句笑话，真要是复辟了，我人头落地恐怕还在各位青年之先呢。”“造反派”自觉无理，就要烧掉法袍。
梅汝璈义正词严地告诉他们：“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不知道就让我来告诉你们。这是咱们中国人历史上第一次审判外国人时穿的衣物，是民族尊严的见证……”在义正词严的梅汝面前，“造反派”终于失去焚烧法袍的勇气。
1976年底，梅汝璈的家人遵嘱将厚达尺余的东京审判判决书中文原稿和他在东京大审判时穿过的法袍，无偿捐献给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希望能以此作为历史的见证，警示后人永远不要忘记过去的那段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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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大幕拉开（1）
◆ 好戏开演
《梅汝璈日记》中写道：“5月3日，星期五，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演的第一天，也就是我参加的这出历史性戏剧的第一幕。”
经过几个月的紧张筹备，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拉开帷幕。晨8时，脸色灰暗的战犯们在手持冲锋枪的宪兵监护下，列队走出东京巢鸭监狱的大门。
战后的东京，70％以上的房屋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断井颓垣、枯木焦土处处可见。然而，某些地段、某些建筑物却完好无损，一如沙漠中的绿洲或大海中的孤岛。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所占用的大厦便是如此。这里原是日本帝国陆军部所在地。坚固而宽敞的大厅，经过连续几个月的修整和改造，变成一副美国气度，傲慢而奢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昔日策划侵略阴谋的帝国大本营，今天变成了审判战争阴谋家的国际法庭；曾经在这里气吞东亚、飞扬跋扈的帝国将军们，今天却要在这里接受正义的审判。
曾经担任过关东军参谋长、日军参谋总长、国务总理大臣兼陆军大臣的侵略战争元凶东条英机，多年来就在这座大厦里办公。原来属于他的办公室，现在坐进了大名鼎鼎的老法官卫勃庭长，真可谓“盖有深意存焉”。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是正方形的，大厅的空间很高，大厅正面高台上是法官席。法官席前面设有斜面站台，供检察官和辩护人发言。法官右侧是辩护人主席团席。正对法官席的厅壁是被告席和辩护人席。另外还有200个记者席和500个旁听席。记者席上早已挤满了各国记者，此刻他们个个手持照相机，心情激动地环视着全场，等待捕捉有新闻价值的珍贵镜头。楼上的旁听席也被盟国代表和日本代表挤满了，各种语言在大厅里嗡嗡作响。
大厅外，没领到旁听证的记者和各色人等如潮水般拥挤在大厅正门附近，搞得维持秩序的美国宪兵心情紧张，担心混入图谋不轨的人惹出乱子来，因而把守极其森严。
上午8点42分，法庭外面人群中一阵骚动，在一前一后两辆白色卫利斯美军吉普的警戒下，押送日本战犯的美军道奇客车来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门口。前面一辆吉普车的门开了，走出一位美军中校，他是法庭宪兵队长坎沃奇，这位中校对记者们交代了几句。
8点50分，中间大客车的门开了，第一个走下车的人穿着一身战时日本“国民服”，胡须全白，他是南次郎。第二个人眼眶深陷，他是曾任外相、首相的广田弘毅。日本特务头子、穿一身西装的土肥原贤二第四个走下车来。第六个人瘦小、干瘪，他就是南京大屠杀的制造者松井石根。不过，最引人注目的还是身穿国民服、头戴神官式国民帽的东条英机。东条英机走在队伍中间，戴着黑框眼镜，脸上露出令人捉摸不透的笑容。这条通向法庭的路他再熟悉不过了，当年，只要他一出现，大门两侧的军官与士兵就会向他致敬。而如今，这里物是人非，不知他心中作何感想。
被起诉的日本战犯共28人，但从囚车上下来的只有26人，另外两人坂垣征四郎和木村兵太郎这天早上从泰国曼谷的美军战俘营起运，将被直接押送到法庭。《朝日新闻》记者对战犯们的出现做了这样的描述：“这群战犯，就像一支匆匆送葬的队伍。”
战犯们走得很慢，相互间保持1米左右的距离。坎沃奇中校要求他们以这样的速度和队形走进法庭，以便于记者们摄下他们各自的“尊容”。当走在末尾的贺屋兴宣进入法庭大门后，厚厚的玻璃门随即关闭。上午11时13分，一阵铃声响过，以首席检察官季南为首的盟国检察团步入大厅，嘈杂的大厅内顿时安静下来。随后，26名被告在宪兵的押解下列队走进有围栏的被告席。战犯们的表现不尽相同：东条英机昂着头，故作镇定地走进大厅；前外相松冈洋右面色苍白，胡子乱糟糟的；在“密苏里”号上签署日本投降书的前外相重光葵拄着一根拐杖，一瘸一拐地走进审判厅；东条内阁的大藏相贺屋兴宣像个小学生一样，不停地东张西望。
当法庭执行官高声宣布开庭的时候，法庭里的所有人起立，迎候法官入场。在一片肃静中，卫勃庭长率领着身着黑色法袍的法官们威严地走入法庭，登上审判席。梅汝璈法官就坐在卫勃的左侧，这个位置很显著，便于和庭长直接交换意见。在以后的庭审中，梅汝璈在这个位置上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梅汝璈在当天的日记里，记下了他在法庭上的心情：虽然每个法官桌上都摆着一张很清楚的犯人照片，而且这些照片是依照他们的坐次排列的，但我只注意到坐在中间的东条和土肥原，尤其是东条，简直一动不动，和石膏塑的一样。其次便是“南京大屠杀”的总凶手松井石根。我的天呀，这简直就是一个驯服得像绵羊似的老好人。看到他，我想起可怜虫。英文报上说，这位当年杀人如麻的大将，很像一个失了业或欠薪很久的银行小书记。这话再恰当没有了。这些人虽然姓名都曾煊赫一时，但是他们此时此地的表现却很平凡，怪不得《星条报》今天描写战犯形态“不像当年一个强大帝国的统治者之一群人”。真的，这群家伙今日确实丝毫没有当年的威风和豪气，他们平淡得好像你在东京或上海任何公共汽车里可以碰见的一车搭客一样。
4．大幕拉开（2）
◆ 装疯闹剧
庭长卫勃在一片相机快门的按动声里致开庭词。他语调平稳柔和地说：“在来到这里之前，各位法官签署了一份宣誓书，要无所畏惧地、不受外界影响地进行审判。我们完全了解我们担负的重大责任，历史上没有哪一次审判比这次审判更为重要。”“被控所犯罪行包括破坏世界和平罪、破坏战争公法罪、反人道罪和共同谋划罪。由于所犯罪行不胜枚举，且情节极为严重，特决定成立国际军事法庭进行审判。”
根据《法庭宪章》规定，审判程序是这样安排的：首先由代表盟国起诉方的检察官宣读起诉书，然后作认罪传讯。之后，法庭进入正式庭审。庭审分为4个阶段：
第一阶段，检察方面起诉，提出证据，对质；
第二阶段，被告辩护方面辩护，提出反证，对质；
第三阶段，检察方和辩护方相互辩论；
第四阶段，检察方面进行最后陈述和请求法庭量刑。
辩护方申诉结束后，法庭就进入最后阶段，由法官闭庭进行内部讨论，起草判决书，量刑，最后是宣判。这是典型的英美法系审判程序，充分照顾了被告的权利。此外，审判还规定，每一个被审讯的战犯除设有自聘的日本律师及辩护人外，还要配置一名美国律师。后来，这些美国律师为一些没有危害美国利益的战犯“寻机开脱”，成为东京审判顺利进行的一大障碍，严重影响了审判的进度。
卫勃庭长读完开庭词，首席检察官季南向法庭介绍了各国检察官，接着他请求法庭允许他开始宣读起诉书。起诉书长达42页。有记者记下了聆听起诉书时东条英机的神情：他“表情凝固，昂着头”，“拿出手帕，擤鼻涕的声音甚至连记者席也听得到。”
让谁都没有想到的是，就在宣读起诉书的时候，法庭突然出事了。坐在被告席最上面一排的大川周明突然伸手照着坐在他前面的东条英机的秃头就是一巴掌。他拍打的声音很大，表情僵硬的东条回过头去，咧着嘴苦笑了一下。法庭里的人都笑了。这个戏剧性的场面来得太突然，法庭里所有人的目光全都集中到了被告席的上面。反应敏捷的摄影师迅速捕捉到了这个画面。
大川周明是日本法西斯文人中最狂妄的宣传家和煽动家，狂热的军国主义和扩张主义分子，他在日本法西斯运动和侵略扩张活动中是个重要角色。他曾经杜撰神话说：“既然某些历史学家认为日本是我们这个星球上建立的第一个国家，那么它的使命就是统治所有的民族。”他还是“大东亚共荣圈”理论的鼓吹者，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制造舆论，被人称为日本的戈培尔，绰号“大东亚雄辩家”。
当时，有一位美国记者对大川作了下列评价：“大川是个狂热分子、冒险家、典型的恶棍，满脑子帝国伟大之幻想。他在满洲和中国内地当过大商务机构的代表，他把这种工作同那种旨在改变日本政治体制的残暴血腥阴谋结合在一起。大川既是一个厌世绝欲的人，又是个奢侈享乐之徒；他既是一个有才能的狂人，又是一个强有力的人物。他和东条英机、木户幸一都陶醉于成功、沽名钓誉的行动计划，都喜欢被人奉承为‘大日本’的缔造者。”
大川周明在日本投降后，据说受了刺激，精神变得恍恍惚惚。在5月3日上午开庭前，大川周明的辩护律师向法庭提出申请，认为他目前的精神状况不适于接受审判，请求做精神鉴定。但这个申请被法庭驳回了。
其实，大川周明刚被押入法庭时就引起了众人的注意。他的个头在日本人中间属于高个子，他长得瘦削，却又穿了件宽大的破西服，这使他显得更高更瘦。令人可笑的是，他身着西服，脚上却蹬了一双日本式木屐，走起路来“吱嘎吱嘎”不停地响，使全场人都对此格外注目。
法庭宪兵见此情状，上前命令大川周明脱掉木屐，大川周明顺从地脱去了木屐，可是他的动作没有停顿，竟又把身上的西服也脱下来，上身只剩下一件皱皱巴巴的衬衣。他将衣领敞开，露出了细长的脖颈，他的喉结上下不停地鼓动着。他这副模样使熟识他的人忍俊不禁。因为过去的大川周明可是个仪表堂堂、文质彬彬的人。
大川周明在法庭上茫然四顾，似乎不知道干什么好。过了一会儿，大川周明的身子在座椅上开始扭动。他解开上衣所有的扣子，用手不停地搔挠他那凹陷的胸脯，像在抓捉身上的虱子。
法庭庭长卫勃发现大川周明这番举动后，命令看守人员给大川穿好衬衣。站在大川身后的美国宪兵立即执行命令，将衬衣重新套在大川的身上。
但是不一会儿，大川周明又将身上的衬衣脱了，并且又开始了搔挠的动作……
美军宪兵便再度给大川穿上衣服……
大川再次脱下衬衣，美军宪兵再次将衣服给其套上……
这样反复了多次。整个大厅里人们的目光都集中到大川周明和美国宪兵的身上，有人甚至发出了笑声，法庭庄重严肃的气氛被破坏了。
法官们被气坏了，严令美军宪兵制止大川的举动。那位宪兵便把手按在大川的肩上，用力地按住他。大川挣扎了一会儿，不知是累了，还是厌烦了同样的游戏，他回过头来对美军宪兵笑了笑，表情似乎在说：没事了，一切恢复正常。
4．大幕拉开（3）
大川周明不动弹了，法庭内又恢复了安静，但就在季南刚开始宣读起诉书不久，就发生了大川打东条的事情。庭长卫勃看到这种情况，立刻宣布休庭。
一个敏感的日本记者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第一天曾经做过这样的比喻：“看吧，有好戏，每一幕都恰似观看莎士比亚的名剧！”
负责维持法庭秩序的宪兵将又高又瘦、疵牙嬉笑的大川周明带到了被告休息室。一大群记者立即围上来：“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东条是个傻瓜，必须杀死他。”大川周明用英语慢悠悠地答道，“给我一支烟，我的身体非常健康，因为我只从空气中汲取营养。”看守他的卫兵证实，这个靠“从空气中汲取营养”的法西斯理论家已经连续72天没有吃东西了。
“你们想看看我是怎么拍东条的秃脑袋的吗？”他开始拍一位日本记者的脑袋。伴随着闪光灯“咔嚓”、“咔嚓”地响成一片，他拍得也越来越响。
在梅汝璈的日记中，记录了法官们回到法庭旁边的会议室里的情景：我们退出后便到了会议室，一面喝咖啡，一面讨论大川的问题。结果是以多数通过了（大川周明律师的）申请。允许把他押回巢鸭监狱，由法院指定两个医生检验他的神经和身体状态，看他是否适于到庭受审。
第二天，卫勃庭长一开庭就宣布了法官们的意见，准许被告大川周明退庭去作精神鉴定。几天后，法医的精神病学病理鉴定被呈送到法庭。医学专家所做检查认定他患有精神病。报告显示：大川周明，1886年生，因患梅毒性脑炎而精神失常。梅毒已潜伏30年。患者表现为高度兴奋、夸大妄想、视幻觉、不能进行逻辑思维、遗尿、记忆力和自我直观能力差。最后，法医断定：该患者无区分是非的能力。难以想像，这样一个人竟是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教父”。
法庭决定暂时终止对大川周明的审讯，保留对他康复后的审讯权力。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最终宣判后不到两个月，大川周明被释放。奇怪的是，他的疯病居然好了，从此逍遥法外。
据说，他在临死前向记者透露：“当时我是装的。”他说：“我怎么能让美国人看出破绽呢？我是以嘲弄正常人的心理，按照疯人的逻辑伪装自己，才骗过了美国军医。”
但是，梅汝璈却以深邃的目光始终保持了一份清醒，他在那天的日记里写到大川周明时是这样说的：“在东条后面坐的是大川周明，他装有神经病，时时作想骚扰的样子。他是26名被告中表演得最滑稽和最引人注意的一个。”
在梅汝璈1962年开始写作的回忆录《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中，他对大川周明法庭前后的表演曾经这样评述道：“这是对法律正义的嘲弄。”
◆ 初次较量
大川周明的闹剧过去了，检察方面继续宣读起诉书。起诉书很长，共42页，用了两个庭审日才读完。
1946年5月6日，星期一，法庭上午9点半开庭，由日本战犯辩护团副团长、东条英机的辩护律师清濑一郎向法庭一一介绍了被告辩护团的律师们。为战犯们辩护的日本律师达百人，堪称日本历史上规模空前的辩护团，另外，法庭还选派了25名“具有充分经验和资格”的美籍辩护律师加入被告辩护团。被告辩护组织庞大和辩护律师众多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一大特点，这也直接导致了审判时间被拖得很长，而且从事后对这段历史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这是日本辩护团在开始进行辩护时的既定方针：拖延战略。
按照既定程序，法庭准备进行“认罪传讯”。“认罪传讯”是指被告必须回答对于起诉书中指控的罪行是否承认有罪。如果承认有罪则直接量刑；否则法庭就开始审判。
但就在这时，穿着日本军靴的辩护律师团副团长清濑一郎突然站起来给了庭长卫勃当头一棒。
他要求庭长卫勃回避。法庭气氛一下子变得骤然紧张起来。清濑一郎大声说：“我首先谈庭长卫勃阁下的回避理由。”卫勃问：“什么理由？”
清濑一郎说：“我们知道，卫勃先生曾经调查过日军在新几内亚的战争行为，因此，你已经丧失了公正客观的立场。”
卫勃马上说：“我认为我在新几内亚和其他地方作的调查和我作为审判长坐在这里，没有关系。本法庭宣布休庭。”
话音未落，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首席检察官季南夺过清濑一郎的话筒说：“要是对法庭有反对意见，应该用书面形式提出。”但清濑一郎坚持讲话，要求卫勃回避。
卫勃打断了清濑一郎的发言，不让他再讲下去：“我不和你讲条件，现在休庭，要是其他法官想听这种议论，休息之后再来，我不来。”说完，卫勃火冒三丈地离开法庭。
清濑一郎说得没错，卫勃在来东京之前，的确曾经主持调查了新几内亚日军犯罪事实，而且对日本人在那个地区所犯下的暴行了解很多。
梅汝璈在日记里记述了法官们在退庭之后发生的事情———老卫声明这件事关系到他个人，他愿意听候法官同事们的开会裁决。开会的时候他将回避。我们退到会议室，大家的神经都很紧张，尤其是清濑一郎似乎说过他对每个法官都有异议。
讨论时，大家都发表了意见，很是热烈，但我不能宣布或泄露会议上任何法官（我自己除外）的意见，因为我们开庭前都郑重保证：我们远东军事法庭的法官，必定依法秉公行使司法权力，绝无恐惧、偏袒、私爱，并且依照我们的良心，及最善之悟解行之。我们绝不泄露或透露我们法庭任何人对于判决或定罪之意见及投票，而要保持每个人之见解不可侵犯之秘密。这个誓约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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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大幕拉开（4）
我们在紧张的空气中讨论的结果是：根据法庭宪章第二条，法官们是由盟军最高统帅依照各国政府的推荐而任命的。既然如此，法官们自然没有任何权力决定我们任何人的任免或是回避。这件事决定以后，我们请老卫来出席，把结果通知他。
法庭重新开庭，法官代表把会议的结果通知了在场的人，于是卫勃回到庭长座位，继续主持审判。清濑一郎发起的攻击被暂时挫败。
法庭对被告继续作“认罪传讯”。
东京审判的是第一批28名甲级战犯，因为其中3人或病死或发疯，所以实际只对25名甲级战犯进行了审判。按照战犯名字的英文字母排列顺序，第一个站起来回答的是荒木贞夫。荒木贞夫，曾担任过关东军司令官和日本陆军大臣。1931年，他直接参与了阴谋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
卫勃：“被告荒木贞夫，你认为有罪还是无罪？”
荒木贞夫迟疑了片刻说：“我已经聆听了起诉书，知道我处于一个不利的位置，有关涉及的第一个问题，对和平以及人性的犯罪，荒木我70年的生涯就会变得毫无意义……”
梅汝璈看到荒木贞夫拉开架式像要进行长篇大论的演说，就立即小声提醒卫勃说，赶快制止他！卫勃当即打断了荒木贞夫的话说，“现在不是演说的时候，你只需要回答有罪或者无罪。”
荒木贞夫：“我不承认任何指控。我是无罪的。”
东条英机是最后一个被叫起来的。他说：“对全部指控，我，认为，无罪。”
尽管站在法庭上的25名战犯都罪恶滔天，但他们并不甘心认罪。在法庭上，所有战犯都声明自己是无罪的。一个日本记者的报道说明了当时日本人的矛盾心情：“按日本人的想法，罪行那么明显，还要在认罪传讯时宣称无罪，很容易被人看成耻辱。”
然而，被告辩护团并没有善罢甘休，他们在认罪传讯结束后立刻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再次发难。辩护团认为，在1946年以前，国际法根本没有破坏和平罪这一说法，并怀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是否有资格和权力对日本战犯所犯下的破坏和平罪等三大罪行进行审判。
对此，首席检察官季南进行了针锋相对地反击。他提醒人们：“同盟国是用武力结束这场侵略战争的，日本是无条件投降的；而且日本也是1919年凡尔赛条约缔约国，在那个国际条约中，明白无误地规定了侵略战争构成对人类的国际犯罪。所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当然有资格对日本战犯进行指控并进行审判。至于个人，在处罚所有战争犯罪行径中，包括审判战争的发动者，追究他们的个人责任是理所当然的。”
检察官还指出：这批战犯所指挥的军队，对世界各国的无数生灵造成了长期而深重的迫害，世界的和谐在这批战犯手中破灭。对如此天理不容的战犯，绝对不能够纵容。审判的目的是主持正义，而这个审判也不同于一般的审判，因为我们要从毁灭中挽救全世界。我们为了文明而开始战斗！检察官铿锵有力地结束了发言。
1946年5月17日，辩护方面的观点和异议被法庭全面否决，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的第一阶段就此结束。
5．铁证（1）
◆ 国际检察局“打出”第一张牌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从一开始就充满起伏跌宕的戏剧性，火药味十足。英美法系宽松的审判方式渐渐让日本战犯和他们的辩护团有了信心和斗志，法庭上的证据成了左右这场较量的重要砝码。究竟谁输谁赢，还要看谁在法庭上能提出更有分量的证据。因为，有没有证据，证据是否有力，会不会被对方驳倒，是能否判定战犯罪名的惟一标准。
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以来，中国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人员就一直为错综复杂的法庭斗争感到担忧。
在美国人占主导的法庭上，他们更重视对美国发动袭击的那些日本战犯，对他们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所以，对他们的证据搜集得也更多、更严密、更具有杀伤力。但对于像土肥原贤二与坂垣征四郎这样的侵华老手、阴谋家，重视程度就大大降低了。
审判中，美国政府极力操纵法庭，提出了种种有碍审判工作正常进行的规定，寻机为一些没有直接危害美国利益的战犯开脱罪责。有些极其重要的战争罪行和战争罪人轻易逃脱了法律的制裁，特别是日军的“七三一”细菌部队和毒气施放部队的罪行就被人为地掩盖了。有大量证据表明，掩盖者正是美国，美国军方以不指控“七三一”部队负责人石井四郎为条件，要他交出试验结果。
对于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国民党政府没有充分的准备，国内绝大多数人的看法还是维持着千百年来形成的“胜者王侯败者寇”的老理，以为只要法官、检察官的金口一开，大笔一落，就能严惩战犯，所以没有准备足够的人证、物证材料。审判一开始，中方代表就陷于有冤难伸、有苦难言的被动局面。在战争中，中国受日本侵略危害最重，大半河山被日军践踏，千百万同胞惨遭杀害，亿万财富被劫掠焚毁。而今，在国际法庭的审判席上，中国却拿不出证据审判那些曾横行中国的战犯。代表们痛心疾首，又气又急，深感若不能严惩战犯，真是无颜再见江东父老。
于是，向哲浚的秘书裘劭恒频繁地回国，前往过去的敌占区，到遭受过侵略迫害的难民中寻找人证与物证。裘劭恒最终找到了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尚德义、伍长德，目击者美籍医生罗伯特·威尔逊、约翰·梅奇牧师等关键人物。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日本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利害冲突，以及有些人出于保全自己的目的，有相当一批日本军政要人向检察局提供了各种情报和证词，那些想百般抵赖的战犯，在铁证面前很快就被检察官驳斥得哑口无言。
1946年6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始对日本战犯进行历时一个月的起诉。国际检察局的检察官们用令人信服的证据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毒化国民、走上军国主义战争道路的事实。接着，法庭很快就进入了日本侵略中国部分的审理。首先面对的，就是满洲阶段。满洲阶段即日本阴谋侵略中国东北阶段。这也是起诉书控诉日本侵略扩张的开始。1946年7月1日，美国检察官达尔西首先出庭发言，他从日本1928年制造“皇姑屯事件”开始，直到1932年在日本扶植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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