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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花园口黄河大决口:黄河殇-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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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名扬天下的“四行仓库八百壮士”即出自该师第五二四团。
经过改造的“天下第一师”果然面貌一新：官兵头戴德国制式钢盔，军官配备德国驳壳枪，班有国产仿捷克造轻机枪，连有机炮排，师有重炮营，配备大口径榴弹炮、野战炮和汽车、摩托车等等。在德国顾问的强烈要求下，德式师还破例配备先进的无线电台，用以加强通讯联络和机动作战能力。第八十八师官兵在待遇上也大大优于其他中央军，不仅薪水翻倍，许多军官还被优先选派到德国留学，可以说精英荟萃人才济济。
然而德式师毕竟不是德国而是中国军队，自然难免打上许多中国特色的印记。2000年我采访原南京国防部中校参谋邢李政老人，老人告诉我，德式冲锋枪闻名天下，但是冲锋枪的一个缺点就是耗弹量惊人，往往一支冲锋枪所耗弹药超过一个步枪班，所以当时国防部只允许采购少数冲锋枪来装点门面，而德式师的主要武器还是国产“汉阳造”步枪。据说当时国防部对德式钢盔和水壶大加赞赏，因为钢盔除了威武军容外，还能起到有效保护头部减少伤亡的作用，而水壶则能解除士兵行军作战的干渴之苦，并防止因喝脏水而引发的肠道疾病，当然一个更重要和人所共知的原因是价格便宜。但是呢大衣和军用皮靴却没有受到青睐，国防部认为这些装备没有什么实际用处，并且价格不菲，所以蒋委员长亲自批准采购钢盔水壶而将呢大衣和皮靴从采购清单上划掉。
1938年春天，一股来路不明的日军出现在豫东民权县城附近，第八十八师第二###旅奉命反击，火力强大的“德式师”一通炮轰就把日军打退十几里。根据日军还击的火力判断，这股敌人没有携带重炮，也无坦克装甲车掩护，基本上可以断定是小股渗透部队，其规模不会超过一个大队（营）。
风云突变4
新八师师长蒋在珍接到副师长朱振民电报，告知集团军下达紧急命令调往豫东前线驻防，于是提前结束养病匆匆从汉口返回郑州。
徐州会战前夕，大本营将全国划分为若干战区，统一指挥对日作战，其中尤以郑州第一战区位置最为重要，管辖兵力也最多，除中央嫡系外，还有许多来自各省的地方抗日军队。派系一多，难免关系复杂，发生互相扯皮勾心斗角的事情也再所避免，比如这支来自贵州的新八师名义上归属第二十集团军节制，但是该师无论部队建制还是指挥权都完全保持独立，听调不听管，这便是民国初期地方军阀体制延续的结果，也是中国特色。第二十集团军为原西北军，也是个临时单位，总司令商震上将为晋军将领，麾下都是那些从华北战场上退下来的军队如东北军、西北军、鲁系、奉系、皖系等等。抗战初期日本人大肆宣扬在华北取得的所谓“惊人战绩”，比如一个中队（连）击溃中国军队一个团，一个大队（营）消灭一个师，他们的对手都是上述这些装备落后战斗力低下的杂牌队伍。这次新八师接到的命令是限期开拔到豫、鲁交界的考城县驻防，原驻地京水镇由河防军刘和鼎部接管。
蒋师长一眼看穿这道命令背后隐藏的图谋和那张老谋深算的狐狸脸。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军队吃粮当然全靠驻地筹措，富裕之乡的郑州郊区理所当然就是新八师的米粮仓。而豫东考城则是一个以黄涝和风沙盐碱闻名的不毛之地，你换到那里驻防不就等于喝西北风吗？河防军本来驻防###、考城一带，军长刘和鼎与商震总司令关系密切，这只皖系老狐狸一直觊觎新八师驻扎的京水镇，必欲取代而后快。
地盘之争关系重大，虽无枪炮硝烟，其激烈程度不亚于战场。蒋师长一下火车就直奔商震官邸，他向总司令大倒苦水，比如战区拖欠薪饷达数万元啦，春季补充新兵和装备未到，部队缺员严重啦，恳请总司令先予解决然后再行调防。但是上述各项恰恰都是最令上级长官头疼的难题，因为抗战爆发国库空虚，连中央军都发不出薪饷，各省财政更是捉襟见肘，集团军是个空架子，哪来经费满足新八师的要求呢？兵员得不到补充则是普遍现象，有的部队缺员高达一半，所以总司令清楚这是蒋师长在同他讨价还价，集团军显然难解新八师的燃眉之急。
蒋师长还带来一封来头很大的私人信件，写信人是蒋师长的贵州同乡、黄埔一期毕业的何绍周将军。何将军时任另一支贵州部队师长，他在信中极力为同乡说项，使得总司令更加左右为难。官场有自己的潜规则，怎么说你不看僧面也得看佛面啊，因为这位何将军还有一个特殊关系，他是总参谋长何应钦将军的亲侄儿。
于是新八师的调防命令就无限期拖延下去。
进入五月，随着徐州会战失利，中原形势骤然紧张，一道由战区总司令程潜上将签发的调防命令下达新八师。程长官是个###级大人物，连蒋委员长都得让他三分，这回蒋在珍再也顶不住了，他没有胆量同总司令讨价还价，只得服从命令准备开拔。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在新八师准备撤离郑州，将京水镇拱手让给刘和鼎之际，豫东方向的考城县忽然传来一个石破天惊的消息：当地驻军遭遇数目不详的日军进攻，考城宣告陷落。
由于敌情不明，战区命令新八师暂停调防原地不动，已经先期开拔的蒋师长率领第一团就在开封城外修筑工事等待命令。
风云突变5
大名鼎鼎的特务队长“肖金刚”奉命赶赴前线。
肖金刚本名肖乾龙，是原西北军中威震敌胆的侦察英雄。特务队直属战区长官部，专门执行各种特殊任务，比如潜入敌后捕俘、爆破、暗杀以及偷袭敌人指挥部等等，相当于今天的特种部队。官兵均为百里挑一的军中好汉，人人都是百步穿杨的神枪手。队长肖金刚身经百战屡建奇功，民国十九年（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那时他还隶属于西北军，有一次神不知鬼不觉摸进敌营，把中央军一个团长装进麻袋扛回己方阵地。古北口长城抗战，他亲手把两个日本兵的脑袋像捏鸡蛋一样捏碎，从此赢得“肖金刚”美誉。
肖金刚赶到指挥部已经傍晚，一股浓郁的战斗气氛扑面而来。他看见作战室灯光通明，电台嘀嗒发报，参谋神色紧张跑进跑出，预示前方正在进行不同寻常的军事行动。一个戴眼镜的情报处长把他领到地图跟前介绍说，昨天地处黄河南岸的考城县城忽然遭到数目不详的敌人攻击，这股敌人不仅有坦克装甲车开路，而且还附有多门火炮。现在指挥部迫切需要弄清楚的是，这股敌人来自何处？有多大规模？隶属哪个师团？番号是什么？他们意图何在？与民权方向的偷袭之敌有何联系？武汉大本营也对这股敌人极为关切，要求不惜代价尽快摸清敌情。情报处长用手指在考城上空划了一个圈，然后斩钉截铁地下令说，你们的任务就是抓个俘虏回来，而且必须是个日本军官。
对抗战时期的侦察兵来说，深入敌后捕俘等于虎口拔牙，不仅因为敌人十分狡猾，防守严密难以下手，而且日本人往往极为顽固，宁可自杀也不当俘虏，所以令肖金刚深感任务棘手。他向指挥部提出，找些敌人军服化装做掩护，但是指挥部却没有现成的日本军服，正在焦急之际，一位中年长官掀开门帘走进来。长官身穿一件白衬衣，说一口南方话，情报处长赶紧向他汇报，长官想想说：我记得政工部还有一些日本军服，原先是剧团演戏用的，让他们赶快送来。
后来肖金刚才知道，这位雪中送炭的长官就是大名鼎鼎的北伐名将，第一路总指挥李汉魂将军。
化装成日军的捕俘小组顺利潜入敌阵，这天他们运气实在不错，很快抓到一个满脸络腮胡的日本俘虏。肖金刚满心喜悦，眼看任务完成，正要下令撤退时，不料俘虏却开口说起中国话来。原来他是个专门替日本人喂养战马的台湾军夫，就是所谓的“二鬼子”。据俘虏交待，日本军马共有数百匹，粮草都堆放在小学堂内，他们来自黄河北岸，走了很远的路程。至于日军队伍人数多少，都有哪些番号，携带哪些装备，任务是什么，台湾军夫一概摇头不知，令侦察兵空欢喜一场。
黑夜的大海开始退潮，眼看东方天际现出一丝淡淡的鱼肚白，肖金刚呼吸沉重起来，一颗心越来越冷。因为天亮以后侦察兵将被迫撤退，捕俘行动不得不中止，可以想见这个失败的结果对于侦察兵来说意味着多么巨大的精神压力。战场上的成功，有时靠勇气，有时却得靠运气。就在肖金刚已经不抱希望，正要下达返回命令之时，埋伏在前方的侦察兵忽然发出信号，令人精神为之一振。果然，公路上很快出现一对雪亮的灯光，随着马达声由远而近，原来是一辆迷路的日本吉普车送上门来。
喜出望外的侦察兵一拥而上，当场活捉车上的日本人。
这次自投罗网的俘虏没有让人们失望，汽车上除了司机外，还有一个身穿黄呢军装的日本联络军官，军官携带的公文皮包里面装有指挥部急需的作战地图和文件。
特务队胜利完成任务，受到上级嘉奖。
经查明，攻击考城县和出现在民权地面的敌军同属一支部队，他们得到的作战指令十分明确，那就是直插陇海铁路，坚决切断薛岳兵团的退路。该股敌人不是一个大队（营）或者联队（团），甚至也不是一个旅团（师），而是一直盘踞在黄河北岸虎视眈眈，素有“###克星”之称的土肥原第十四师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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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筹帷幄1
民国时期的荆楚大地，战祸频仍百姓遭殃。
武昌裕华纱厂曾经遭遇两次较大战火，险些成为军阀混战的牺牲品。一次是民国十四年（1925年），北伐军进攻武汉，大火将厂房烧毁近半。北伐军入城后还强征“胜利税”，导致生产大幅萎缩，经营利润严重亏损。
另一次则是民国十九年（1930年）爆发的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桂（李宗仁白崇禧）大战，战火殃及半个中国，武汉百业凋敝民不聊生。对企业家来说，发展生产的前提是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问题是各路军阀才不管老百姓死活，他们热衷于争夺地盘扩大势力，打败仗的军队纵兵抢劫如狼似虎，打胜仗的军队同样毫不留情搜刮民脂民膏。军阀混战大半年，导致大批企业破产倒闭，裕华纱厂也奄奄一息举步维艰。但是日本人开办的东洋纱厂却不受中国内战影响，他们有租界保护，有本国政府的治外特权，工厂大门口甚至还派有海军陆战队站岗，所以日本商人乘虚而入大举抢占市场，把弱小的中国民族工业逼进死角。
于是中国市场多次出现“花贵纱贱”的雪崩行情。
“花贵”是指作为生产原料的棉花价格飞涨，而作为产品的棉纱却价格一路下跌，市场俗称“雪崩”。大肆制造这种市场混乱的罪魁祸首正是那些居心叵测日本商人，他们借中国内战大肆哄抬原棉价格，低价抛售棉纱，其罪恶用心就是一举挤垮中国纱厂，达到垄断中国市场的目的。
刚刚起步的中国纺织业遭此内忧外患的沉重打击，不仅许多中小纱厂纷纷破产关门，连一些名气很大的企业也陷入困境，不得不宣布停工停产。此时的裕华纱厂亦不能幸免，工厂负债累累，资金周转不灵，当债主登门逼债时，昔日的众多追随者已经不知去向，跟在张松樵身边只有一个忠心耿耿的工厂主管肖老大。这时候我爷爷说了一句名言，他对我奶奶说：人是打不倒的，除非你自己倒下。
那时候已经没有人相信张松樵还能不倒，他就像一棵树干被掏空的老树，很难抗拒扑面而来的狂风暴雨。即使在忠心耿耿的肖老大看来，裕华纱厂的倒闭只是一个时间问题，除非出现奇迹。只有一个人仍然坚定地站在张松樵一边，她就是我奶奶柳韵贤。柳韵贤问她的丈夫：工厂关门以后你去做么子呢？
张松樵答：回柏泉乡种地，或者再去讨饭。
柳韵贤忧郁地笑笑说：我不怕跟你讨饭，但是讨饭能讨回来你的工厂么？
张松樵不解地问她：你有么法子？
妻子把一只雕花的紫檀木匣子推到丈夫跟前，那是属于一个女人的全部私产，包括金银首饰、房产和银票（存折）。她坚定地说：你一定要熬下来，时间就是我们的救兵。
张松樵变卖掉所有不动产，破釜沉舟最后一搏。一个声名赫赫的大实业家，过大年时险些无米下锅，可谓到了山穷水尽和重操打狗棍的地步。但是裕华纱厂始终没有停产，工人不领工资而以棉纱去换大米，职员不发工资发棉布，大家与老板同舟共济共渡难关。肖老大购进“贱纱（东洋纱）”织布，然后把产品卖到偏僻的西南内地去，在市场上同日本人“打游击”。次年内战结束，一家私人银行终于贷给张松樵一大笔钱，裕华纱厂得以起死回生重振旗鼓，否则我家族的历史也许到此为止。
张松樵的人生格言就成为我们家族的座右铭。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老人家就是以这种永不言败的坚强姿态为我们子孙后代树立一个人生榜样。
但是1938年春天，战火再次逼近武汉，日本鬼子来了。
运筹帷幄2
蒋介石在郑州的警告不幸言中，土肥原不仅过河了，而且锋芒所指正是中原我军的生命线陇海铁路。
委员长面前浮现出一张目光狡诡的肥胖面孔来。
他对这个前日本远东特务头子可谓并不陌生，他们毕业于同一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1927年蒋介石下野后曾与土肥原会面，领教过这位日本同学的狂妄、阴险和狠毒。由于土肥原领导的满洲特务机关日愈成为国民政府的心腹大患，蒋介石密示戴笠：“严防此贼，伺机除之”，只是因为日本人防范严密，戴笠未有机会下手。令蒋介石始终费解的是，日本天皇何以御批特务头子当师团长，这不是等于派陆地人员指挥驱逐舰吗？蒋介石相信自己再专断也不会糊涂到派戴笠去前线指挥打仗。
作战室里已经聚集着一群高级将领，他们个个面色凝重屏息敛气，很显然敌人长途偷袭的情报令他们深感震惊和意外。本来日军占领徐州后已经停止前进，前线呈现两军对峙的平静局面来，但是土肥原的铤而走险却如石击水，令本已明朗的局势变得扑朔迷离。蒋介石缓缓扫视众人说：你们都说说，土肥原这个动作意味着什么？
何应钦答：总参谋部认为，这说明华北派遣军不甘心与我军对峙，寺内寿一要不顾一切在薛岳兵团背后打进一颗棋子，强行切断陇海铁路，然后逼我军决战中原。土肥原就是这颗不自量力的棋子。
军政部长陈诚大声说道：日军表面上占领华北广大地区，但是兵力十分空虚，在此背景下土肥原师团再次犯下孤军深入的兵家大忌，卑职以为这正是我军一个难得战机，应集中兵力聚而歼之。
副总长白崇禧则进一步指出，去年我军制定“北方阻击，南方出击”的战略方针已经奏效，避免在华北战场与敌决战。而第十四师团自华北登陆以来没有打过像样的硬仗，土肥原又为非职业军人出身，难以对我军战力作出正确判断，所以现在到了让敌人加倍付出代价的时候了。
蒋介石仔细倾听将领发言。
中原战区风云突变，看来华北派遣军根本不打算服从东京大本营那个“不得扩大战面”的命令，寺内寿一的战争野心像匹脱缰野马，他要自行其是地行动，独自攻占中原甚至武汉。蒋介石在心里蔑视敌人，但是脸上并没有表现出来。委员长口气平静地询问白崇禧：土肥原区区一个师团竟敢单独冒进，深入我中原战区腹地，难道他不怕被我军一口吃掉吗？
白崇禧答：自抗战以来，敌人以师团为单位的作战格局已经形成，他们狂妄地认为我军绝无击破或者全歼其一个师团的战力。仅以土肥原第十四师团为例，该敌人长驱直入华北各省达数千公里，并未遭遇大规模战斗和重创，卑职认为我军反击的战机即存在于此。
蒋介石微微颔首，若有所思。在各省地方军队中，他最赏识的将领莫过于眼前这个被称作“小诸葛”的白崇禧。长期以来，军界有种流行说法是：中国有三个半军事家，共产党占两个（林彪刘伯承），国民党一个半（白崇禧孙立人），可见得白崇禧的军事才能世所公认。蒋介石任命桂系将领白崇禧出任举足轻重的副总长之职，足见得对其才华的器重。
蒋介石又问：若我军未能吃掉土肥原，当如何？
白崇禧稍一思忖答：那就坚决将其击破或者赶过黄河，消除中原心腹大患。
蒋介石背着手离开座位，他感到自己内心正在被某种东西，准确说是被一种取胜的欲望和激情涨满。如果说在抗日战场上委员长迫切需要一场胜利来“以战逼和”，遏止日本人攻势变被动为主动的话，那么在党内###中他同样急需一场鼓舞人心的重大胜利来渡过信任危机，巩固统治地位，给汪精卫和所有反对派迎头痛击。所以中原这一仗的重大意义不仅仅在军事上，更是一场政治仗，不仅要打，而且必须取胜。
委员长转过身来，厉声宣布说：总参谋部马上制定豫东作战方案……我要求你们，调集精兵强将，坚决全歼这个送上门来的土肥原师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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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筹帷幄3
对亲日派领袖汪精卫来说，1938年春季的日子注定不大好过，因为反复无常的天气和动荡不宁的形势都令他身心备受折磨。
潮湿天气最易引发枪伤，因此汪副总裁往往要靠止痛药来坚持工作和同病痛作斗争。枪伤是一位神秘刺客的礼物，曾经以行刺满清摄政王誉满天下的革命志士汪精卫不幸也为刺客所刺，真乃天下一大奇闻。抗战前夕的1935年，国民党召开中央全会，一个假扮记者的爱国青年突然连射数枪，汪精卫当场血溅中央大礼堂。虽然后来汪精卫经抢救大难不死，但是多年之后最终还是这个陈旧枪伤要了他的命。尽管有关刺客身份动机以及幕后指使的谜底始终迷雾重重，然而汪精卫心里明白，他的亲日派主张和言论就是招来杀身之祸的根源。
遇刺后的汪精卫表面有所收敛，实则却把亲日言论加紧付诸实施。据战后披露文件表明，起初蒋介石对于在香港秘密进行的中日和谈暗中控制，谈判代表必须分别向蒋、汪进行汇报，只是到了后来形势变化，蒋介石穷于应对战争，党内大权旁落，谈判渠道逐渐为汪精卫所控制，才有了后来的高宗武秘密访日、上海“重光堂会谈”和轰动一时的汪精卫出走事件。
与烽烟四起的抗日战场相比，在香港秘密进行的中日和谈几乎可以用“惨淡经营”来形容。中方代表高宗武赴日谈判的答复被日方一拖再拖，变得遥遥无期，日方态度变得越来越没有耐心，越来越傲慢无理，说明日本人正在对谈判失去兴趣。检讨对日战略，汪精卫认为抗战恶果已经全面显现出来，同强大的日本人拼武力无异于自取灭亡，这个惨痛教训难道不是为抗战十个月来的严峻形势所证明吗？因此抗战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回到谈判桌上来，哪怕再屈辱的条件也必须接受。中国历史上“卧薪尝胆”、“韬光养晦”的例子不胜枚举，即使伟大的成吉思汗入主中原和满清铁骑入关，最终不也被大汉民族的五千年文明潜移默化地同化了吗？因此中国军队再不可主动出击，不要刺激日本人，避免出击越多失败越快。
这就是汪氏三大政治主张之一的“和谈救国”论。
但是昨天江对岸的武昌军委会再次传出风声，中央军又要主动出击，在中原地区打一场大规模战役，令汪精卫心情陡然凉了半截。由于没有军权，汪精卫说话不算数，对军人奈何不得。但是指挥不了军队不等于坐视不管，汪精卫强忍伤痛，下令召集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执委开会，准备问责大权独揽的蒋委员长。他决心针锋相对捍卫党权，与蒋介石军人集团斗争到底。但是通知发出去却只有半数中政会委员到场，原来军队实行沿江戒严，轮渡停开，许多人无法过江来出席会议。
孙中山在世制定“以党治国”的基本国策，从理论上说国民党中政会当是最高权力机构，以此体现党的一体化领导作用。问题是蒋介石掌握军队，军人才不管你什么鸟委员会，枪杆子就是一切。汪精卫不得不费了很多口舌才在中政会上通过一份决议，要求以蒋介石为首的军事委员会在进行重大行动之前须向中央进行汇报，批准之后方能实施，否则就是藐视党中央。不料一江之隔的武昌军委会却拒绝接受，军人轻蔑地把决议文本退还给秘书处，而且不附加任何解释。几天之后中央党部秘书竟然在街头挨了一顿暴打，警察局破不了案，只好不了了之。汪精卫吃了哑巴亏，打落牙齿往自家肚子里咽。
抗战初期的国民党第二号人物汪精卫暗中磨刀霍霍，隐藏在抗战阵营待机而动。汪氏多次对人提及，有朝一日上台执政，第一要务就是清洗军队，将枪杆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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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筹帷幄4
号称“天下第一师”的中央军第八十八师龙慕韩师长接大本营命令，十万火急转进豫东，投入围歼日寇第十四师团的战斗。
龙慕韩，字汉臣，安徽人。黄埔一期毕业，陆军中将，出身官宦世家，“祖父为其取名慕韩，乃仰慕公卿圣人韩非子之意也……”。据《黄埔同学志》载，龙慕韩学业优异表现突出，升任学兵第六分队长（见习少尉）。当时黄埔军校学术氛围浓厚，经常开展外军战术理论研讨活动，龙慕韩是坚定的拥德派，他撰写多篇论文雄辩地论证德军战术的先进性，并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例，指出如果不是某些不可预测的因素介入，奥匈帝国必将击败英法联军。结论是中国军队应向德国而不是苏俄学习，强大国防才能御侮于国门之外。
学生观点引起校长蒋介石的注意，他不仅在百忙之中亲自阅读学生论文，还单独召见龙幕韩对其大加鼓励。此时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共关系处在同床异梦的微妙阶段，蒋介石暗中控制军队，在黄埔军校大力培植个人势力，因此龙慕韩一跃成为校长的得意门生，后来被校长亲自点名留校任教官。此后龙慕韩刻苦钻研军事，短短几年时间从少尉教官升至中校副总教官，成为当时有名的战术理论家。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龙慕韩结束教官生涯，追随原黄埔军校教务长张治中将军开赴上海前线作战，任第八十八师上校团长，他把课堂上的战术理论运用于实践，从而开始铁马金戈的战场之旅。
随着国民政府大力推进军事改革，第八十八师率先完成现代化改造，成为中国军队中一支独秀的 “德式师”。1937年抗战爆发，第八十八师先后参加震惊世界的淞沪大决战和南京保卫战，浴血奋战重创日军，而龙慕韩因为作战英勇指挥有方，连续升任少将旅长和副师长，不久又成为这支军威赫赫的“天下第一师” 中将师长。
接受大本营任命当天，正在前线的龙慕韩接到一个特殊电话，那是远在千里之外的校长亲自从武汉打来的。蒋介石语重心长，对学生谆谆教导勉励有加，龙慕韩听到领袖声音，“如闻天音，不禁声泪俱下”，誓言决不辜负校长教诲，披肝沥胆报效国家，马革裹尸再所不辞。
1938年5月，日军第十四师团偷袭中原腹地，威胁陇海铁路，第八十八师中止在河南洛阳的布防任务，因有第二###旅已在民权附近投入战斗，龙师长火速率领直属部队和第二六二旅搭乘军列，星夜兼程开进豫东前线作战。
运筹帷幄5
随着大本营一声令下，飞行员俞世城少尉所属空军“中正机队”连夜从汉口转进中原待命。
中正机队为抗战时期空军大名鼎鼎的王牌机队，人称“空中御林军”，究其来历当追溯到抗战爆发前夕的1936年。当时国民政府已经意识到全面抗战不可避免，遂以庆祝蒋介石五十大寿的名义在全国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献机祝寿”运动。以十万大洋折合一架飞机计算，各省以及海外爱国华侨总共捐献飞机达四十多架，这些飞机编成一个阵容整齐的战斗机大队，蒋介石亲自命名其为“中正机队”。
抗战初期，凶恶的日本强盗把广阔的中国天空变成他们肆意横行的之地，蜂拥而至的日本飞机不分昼夜对中国城乡狂轰滥炸。根据战后材料披露，中日两国空军战力对比如下：截至1937年6月，日本拥有各式作战飞机约二千七百架，编成九十一个航空战队，拥有六艘航空母舰，并且每年还能生产作战飞机一千五百八十架，舰船五十万吨，汽车坦克一万辆，大口径火炮七百余门……
同时期中国空军共有飞机六百零三架，其中约二百架为教练机和不能作战的老旧飞机，实有战机约三百架，这些战机大多为英、美、德诸国一次大战后淘汰的老式飞机，许多战机因为缺少零配件而无法起飞……
（以上数字见诸《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息年要目·统计荟萃1931——1945》，海军出版社1988年5月版）抗战头三个月，中国战机损失高达三分之二，尽管英勇无畏的中国飞行员前仆后继不怕牺牲，涌现像“空军军魂”高志航、驾机撞击敌舰的沈崇诲、空军勇士阎海文、红武士刘粹刚、飞将军乐以琴等等，他们创造一次又一次以少胜多的空战奇迹，击落敌机超过自己损失，但是中国飞机终究越打越少，难以抵挡敌人进攻。敌机像乌云一样源源不断地涌来，最终遮盖中国天空。落后的中国不仅缺少航空工业，同时也缺少购买战机的宝贵外汇，所以飞机损失一架少一架。而日本投入战场的飞机却从“七·七事变”的八百架迅速增加到一千二百架，最高时达一千五百架之多！到二战结束的1945年，日本年产飞机能力已达空前规模的一万架之多，位居世界前列，虽然这种穷兵黩武的军工生产仍然没能挽救侵略者的失败命运。
中正机队由空军最优秀的飞行员组成，著名空战英雄李丹桂曾任该机队大队长，他在1938年“二·一八武汉大空战”中率队击落日机十二架，自己壮烈殉国。几经南北征战，机队人员换了几茬，有空战经验的老飞行员所剩无几，俞世城少尉就是在这个抗战的紧急关头提前从航校毕业参战的。
抗战初期，苏联政府援助中国的“伊尔…15”和“伊尔…16”战斗机堪称当时世界上的先进战机，性能较日本飞机占优。伊尔…16为双翼战斗机，虽然速度稍慢但是转弯半径小，并且火力强大，飞行员给它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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