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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花园口黄河大决口:黄河殇-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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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他祖父明治天皇的俳句诗：四海之内，皆兄弟。
茫茫海内，相争何为？吟毕离去，扔下那些摸不着头脑的群臣面面相觑。
据说裕仁天皇多次在御前会议上引用其祖父的俳句诗。明治天皇是裕仁心目中的崇拜偶像，他吟诵祖父的诗句就等于曲折表达自己的内心不满。内阁大臣诚惶诚恐连夜开会，最终同将军达成妥协，形成方案呈送天皇批准执行，这就是近卫内阁“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所谓政府声明（即“第一次近卫声明”）出笼经过。该文件的发布表明文官内阁不再反对战争全面扩大和升级，而军部则向内阁保证，“徐州会战之后两大（中国）派遣军保持各自态势，以暂不扩大战面为一般方针，汉口作战可能在明年（1939年）春天发动。”（《大本营陆军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但是军人战车的驱动往往不以政治家意志为转移，徐州会战的炮声尚未停息，大本营“暂不扩大战面”的禁令就被华北派遣军打破了。
“下克上”4
正当徐州激战之际，陇海铁路的出海口连云港忽然遭到日本舰队的海上进攻。
本来徐州一失，连云港便成孤城，失陷只是时间问题，因此当地守军和居民大多已经撤离。突然出现在海面上的日本舰队却排出包括航母和舰载飞机在内的强大阵势，短短几小时便宣布占领连云港，缴获大批海运物资和民用船舶，当天向大本营发出报捷电。
但是海军这个“辉煌胜利”却大大激怒了陆军。本来陆军奋战数月好容易打通津浦铁路，将孤立无援的连云港变成囊中之物，华北派遣军所以并不急于攻城，是因为在寺内总司令看来连云港就像一只锅里的鸭子，放在那里也不会飞走。不幸的是，煮熟的鸭子偏偏飞走了，偷走总司令胜利果实的不是别人，正是陆军死对头，以帝国老大自居的海军舰队。
其实此前海军已经多次制造类似越权进攻的事件，严重侵犯陆军的利益。年初华北派遣军进攻山东，海军派出舰艇抄海上近路抢占青岛，宣布将这座重要的海滨城市占为己有。此事一度引发两军冲突，险些酿成流血事件。
在古代日本，“下克上”专指地位低下的一方冒犯权贵而大逞威风，也就是造反的意思。但是进入近代，“下克上”的意义悄然演变，成为日本军人集团干涉政治和自行其是的重要精神口号和理由。
昭和五年（1930年），日本内阁决定与英、美妥协削减海军舰只。首相滨口雄幸招致军人行刺身亡。刺客被判处极刑，刑前发表慷慨激昂的爱国演说，一时成为日本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而天皇观看根据刺客故事改编的戏剧之后，公开表示对这位“下克上”的刺客抱有好感。
滨口遇刺不久，右翼军人在东京策划武装政变，企图建立军人内阁以实现对###（中国）全面入侵，史称“三月事件”。当局逮捕大批政变分子，奇怪的是政变者并未受到严惩，甚至免予军纪处分。原来赦免政变分子的命令来自日本皇宫，天皇裕仁成为军人“下克上”的最大保护伞。
三月事件风波尚未平息，日本陆军就在中国东北发动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事变第二天内阁驳回陆军紧急出兵的提案，确立“不扩大”方针。但是军人根本不予理睬，日本关东军、朝鲜军联合出动，不到一百天就占领了相当于日本国土两倍半的东北全境。
部分有远见的日本政治家深感危机迫近，时任首相的若规礼次郎在内阁会议上痛心疾首地说：此战一开，则日本国无宁日矣。可见得他已经预见到对华开战是一条不归路，将给岛国民族带来灭顶之灾。无奈此时的日本军人就像阿拉伯神话中那个从瓶子里放出来的魔鬼，要阻止它已经为时晚矣。
此后日本政局持续动荡，军人大行其道为所欲为，肆无忌弹地制造出一系列旨在推动法西斯军人集团上台的武装流血事件，比如“十月事件”、“血盟团事件”、“五·一五事件” 、“帝人事件”、“神兵队事件”、“十一月事件”、“相泽事件”等等。昭和七年（1932年），日本年轻军官数百人发动政变，全面袭击东京首相官邸、警视厅、日本银行、政党本部，枪杀内阁首相犬养毅。昭和十一年（1936年），驻守东京的日本近卫第一师团发动兵变，公然杀死曾任首相的内阁大臣斋藤实和高桥是清以及教育大臣渡边等多人，开创军人武力干政的先河，史称“二·二六事件”。
“下克上”一时蔚为风气。
本来军人当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擅自行动和越权作战为军纪所不容，但是“下克上”已经像一种愈演愈烈的流行病，使得日本军队像脱缰野马不受约束自行其是。寺内总司令向东京拍发电报进行控告，同时派人向海军提出抗议，更有年轻气盛的师团长派出坦克部队开往连云港向海军示威，但是一向傲慢无礼的海军哪里把陆军放在眼里。舰队司令一声令下，军舰上的远程大炮昂起黑洞洞的炮口，舰载飞机排出密集队形从天空呼啸而过，海军陆战队筑起工事严阵以待，一时间双方剑拔弩张互不相让，一场流血内讧眼看难以避免。
东京大本营紧急派出特使前往调解，调解结果是华北派遣军退回徐州，海军维持占领，“连云港危机”暂时得以化解。事实上东京的袒护立场最终成为妨碍日本帝国走向胜利的绊脚石，1942年美军进攻瓜达尔卡纳尔群岛，时任南方军总司令的寺内寿一请求海军运兵船支援，海军则以各种理由予以拒绝，加速瓜岛守军覆灭。
寺内总司令对大本营的偏袒态度深感愤慨，既然大本营无力约束海军，那么陆军为什么一定要成为“下克上”的受害者和牺牲品呢？历史表明，这个看似同中国战局无关的“连云港事件”却将对1938年的抗战进程产生深远影响，它的直接后果是刺激华北派遣军自行其是越权行动。尽管大本营命令“保持各自态势，暂不扩大战面”，但是野心勃勃的寺内总司令根本不打算服从命令，他的理由很简单，那就是东京绝不会惩罚打胜仗的将军。幕僚支持总司令的决心，他们说；占领###（中国）是陆军的责任，所以怎么做都不过分吧。
徐州会战接近尾声，两大日本派遣军实现胜利会师，前来增援作战的华中派遣军陆续撤回南方战区，北方战场开始呈现短暂的平静局面，一道蓄谋已久的秘密命令被下达了。下达命令的是总司令本人，他对参谋长口授电文道：致电土肥原贤二将军，华北派遣军命令如下……
“下克上”5
对多数经历过东北沦陷的老百姓来说，日本奴役下的沦陷区如同一座人间地狱，中国人稍有不从即被抓进特务机关，轻则严刑拷打，重则砍头喂狼狗。而指挥东北特务机关的“奉天特务长”就是臭名昭著的日本甲级战犯土肥原贤二。
土肥原贤二，职业间谍头子，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1913年以陆军上尉身分来到北京“坂西公馆”（特务机关），自此开始其长达数十年的特务生涯。在西方人撰写的《世界间谍史》里，土肥原被列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国际间谍之一，因为他的间谍活动已经“影响和改变了亚洲的某些历史过程”，有的西方学者则干脆将其喻为“日本的劳伦斯”（劳伦斯为英国著名间谍）。从照片上看，这个凶残的特务头子外表却更像一个踌躇满志的日本商人，他身穿条纹和服，蓄着那个年代流行的日式仁丹胡，五官肥大面孔松弛，神情和蔼笑容可亲。当然这些都是伪善的表面现象，史料记载，仅“九·一八事变”之后短短几年，土肥原指挥东北特务机关就逮捕和杀害中国抗日军民达数万人之多。
土肥原是日本关东军里有名的“中国通”，他不仅能说一口道地的东北土话，熟读中国史书，熟悉中国历史风情，而且长期活跃于动荡不宁的中国北方，出入于北京、天津、沈阳的官邸豪宅，收买汉奸，培植亲日势力，搅乱政局，惟恐天下不乱。当年声名狼藉的女间谍川岛芳子就是土肥原一手培植的亲信。从辛亥革命到抗战爆发前的二十多年岁月里，大特务土肥原无孔不入地插手中国发生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比如挑动直皖战争，浑水摸鱼坐收渔利；插手直奉战争，扶持奉系军阀张作霖，以突然中止银行兑换来致使北洋政府纸币作废，颠覆北洋政权；但是仅仅四年之后他又亲手策划了炸死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土肥原还参与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扶持成立伪“满洲国”，一手导演末代皇帝溥仪出逃的政治丑剧；阴谋策划华北自治独立，试图把华北诸省从中国版图上分裂出去；挑起种种事端，为侵华战争制造借口等等，真是劣迹昭彰罪恶滔天。
昭和十一年（1936年）抗战前夕，土肥原的特务生涯走到尽头，他忽然奉调回国并且改任军职。西方观察家对此大惑不解，在他们看来，土肥原指挥的满洲特务机关日趋活跃，其特殊作用无可替代，日本军部何以将其调离担任并不擅长的军职呢？多年后内幕曝光，正是土肥原权力太大为所欲为令东京大本营深感恼火，于是奏请天皇将他调任回国。改任军职的特务头子失去用武之地，他先被任命担任东京近卫师团指挥官，后任第十四师团中将师团长。土肥原的意外调职使得他的死对头，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据说蒋介石闻知此事脸上露出难得的笑容，竟一连声说了三个“好”字。
第十四师团在日本中部的宇都宫市编成，亦称“宇都宫”师团， 是“七·七事变”后最早登陆华北的主力部队。当时华北守军多是些战斗力不强的杂牌队伍，比如原西北军、东北军等等，特工出身的土肥原指挥第十四师团一路攻城略地势如破竹，把一份份胜利捷报源源不断地发往华北派遣军和东京大本营。按照命令，隶属于第一军的土肥原师团作战范围当止于黄河北岸的豫北，其任务是屏护徐州作战的侧翼安全。所以直到徐州会战临近尾声，这支三万人的大军才慢吞吞地抵达豫、鲁交界的濮阳县城，此时他们距离硝烟弥漫的徐州城尚有数百里地之遥。
濮阳古渡口为豫北往来鲁西的咽喉要道，也是中国军队防守的薄弱区域，黄河对岸为山东重镇菏泽。土肥原举起望远镜观察，他看见枯水季节的黄河袒露出大片干涸的河床，正是渡河作战的大好时机。但是山东地面属于第二军作战范围，第十四师团没有得到第一军司令官香月清司的渡河指令，无权越界作战，于是土肥原遗憾地放下望远镜，下令返回濮阳城休整。
但是一份急电改变队伍的前进方向。
发报人不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中将，而是远在徐州的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寺内寿一大将。总司令的命令只有短短一行字：渡过黄河，坚决占领菏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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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破山河在1
裕华纱厂原址坐落在武昌临河路，就是今天的武昌临江大道一带，二十世纪初这里还是一片荒凉滩涂，最早有个英国人在江边上建起一座制铁厂，后来投资者竞相效尤，我爷爷张松樵就是第一批在荒滩上填土造地建厂创业的中国人。据《裕大华纺织资本集团史料》（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载：民国十年（1921年），张松樵离开官办的湖北棉布丝麻局，个人出资三十万大洋，另筹资金二十万，一共五十万元……于次年创建武昌裕华纱厂。
建厂之初的裕华纱厂规模中等，拥有一万纱锭，两百台布机，这就是今天仍坐落在武昌原址上的湖北纺织界龙头企业“武汉裕大华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当时纱厂都采用老式蒸汽机发电，工厂每天都要产生大量炭渣、铁渣和工业垃圾，通常的处理方式就是将垃圾直接倒入长江，任由滚滚江水冲走。张松樵当然也不可能具有超前的环保意识，他的裕华纱厂也跟别家工厂一样往长江里倾倒垃圾，年复一年周而复始。但是后来有一天，这个不安分的工厂主忽然做出一个令人吃惊的决定，他要利用工业废渣来建造一道围墙。
按照他的计划，这道未来的工厂围墙高宽均达十余尺，几乎等同于一座城墙。在许多人看来，这个决定显然是心血来潮之举，工厂虽然建在江边，但是别家工厂不也建在江边吗？别家工厂为什么不去修建围墙呢？虽说用自家生产的炭渣铁渣不花钱，可是施工花费的大量劳动力却是要计算成本的。但是张松樵固执己见，他一旦做出决定别人便很难改变，何况他是老板。
两年过后，一道矗立于江滩之上规模宏大的工厂围墙平地而起，远看犹如一座逶迤雄伟的古代城堡。其间有个小插曲：本来土建工程师欲将墙体设计为普通围墙，但是张松樵不同意，他找来各种水文资料，请人计算出长江历史上的最高水位，然后要求工程师修改图纸。张松樵说，如果围墙不能防御百年不遇的洪水，我花一大笔钱何用？结果裕华纱厂就变成一座工业城堡，一座独立的城中之城。这道独一无二的人文景观在当时武汉三镇很轰动，市民争相前往参观，一家当地报馆发表记者文章讥讽说：这个从柏泉乡出来的泥腿子资本家大概要建造一座千年城堡……还奉劝他把扔进水里的钱捞起来，替穷人多盖几间草房吧。
不管舆论如何褒贬不一，处于漩涡中心的张松樵不为所动我行我素，他绝不是那种容易妥协和随波逐流的人，他老人家信奉的格言是“宁可千次枉带雨伞，不可一日变成落汤鸡”。我理解作为旧时代创业者的我爷爷，他生于乱世之末创业艰辛，须时时谨慎小心不敢稍有疏忽大意，否则他的一生心血都将付之东流。
不幸的是，张松樵的“雨伞理论”果然应验。
《湖北文史资料》载；民国二十年（1931年），长江中下游遭遇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号称“十里洋场”的汉口中山大道、六渡桥水深数米，著名的江汉关只剩下钟塔尖顶，今天的汉正街一带棚户区皆被洪水席卷而去。滔滔洪水铺天盖地，荆楚大地尽成泽国，武汉三镇断电断粮，灾民啼号其状甚惨。仅湖北一省，死于水灾者达二十万人，灾民数百万。
我父亲说，当时汉口咸安坊的楼房已淹没一楼，全家退至二三楼坚守，幸好大水没有继续上涨，否则后果难以想象。
惟一的奇迹出现在裕华纱厂。
当整座城市皆为洪水所困死气沉沉时，惟有裕华纱厂的烟囱依然冒出滚滚浓烟，围墙内灯火通明机器轰鸣，工人有条不紊地加班生产，呈现一派热气腾腾的生产景象。工厂不仅派出船只把员工家属接到厂里安顿，还投放数十船馒头熟食救济当地灾民。
裕华纱厂由此名声大噪，产能和资本迅速扩张。后来《张松樵自传》提及此事，自云修建工厂围墙是他一生中最值得自豪的事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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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破山河在2
围墙虽然挡住滔滔洪水，却没能挡住比洪水更加凶恶的日本鬼子。
当时中国民族工业刚刚起步，外国商品铺天盖地而来，尤其是被称作“东洋货”的日本纺织品大举进攻中国市场，一度形成垄断之势。日商资金充裕，采用先进的纺织机器，产品质优价廉，很快把国产纱布逼入绝境，许多纱厂纷纷宣告破产倒闭。
张松樵的抗日战争由此而起。
早在清朝末年，洋务派主帅张之洞在湖北创办纱、布、丝、麻四局，开中国近代纺织工业之先河。张松樵曾在其官办纱局任主管（厂长），他最早悟出商战之道其实就是质量之战，说到底是科技之战，所以他从创办裕华纱厂之初就把目光锁定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欧美纺织工业。
民国十年（1921年），张松樵力排众议，决定斥巨资购买英国最负盛名的“布拉特”牌纺机。当时英国名牌纺机价格比日本纺机足足高出一倍，且附有种种垄断供货的苛刻条件。许多人对此不理解，他们说张先生您何必非贵不买呢？难道您乐意花冤枉钱吗？张松樵耐心向他们解释说：东洋人模仿欧美人，所以东洋人是学生，他们的技术始终只是二流。我们不能图便宜向学生学习，而要直接向老师学习。
为此他高薪聘请欧洲留洋归来的留学生担任技师，广揽人才，工厂开办短训班，聘请洋工程师前来授课，老板同员工一样老老实实做学生。他还立下许多厂规，比如无论工人还是职员，进厂须经定期培训，考试不合格者辞退；上工后仍须月月考核，考核不合格者辞退。他自己身体力行，将技术人员尊为上宾，一时间学习和钻研技术在工厂蔚为风气。
父亲告诉我，武汉地区气候炎热潮湿，那个年代没有空调，英国纺机落户武汉水土不服，对产品质量影响很大。张松樵请来专家会诊，摸索对洋机器进行本土化改造，后来他们加装一种可以人工调控的蒸汽喷嘴，有效解决了棉纱断头的质量问题。生产实践使张松樵大彻大悟，他认识到一切舶来品须经消化吸收，决不能照搬硬套或者“食洋不化”。他为此组织技师对生产流程进行全面改造，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当时裕华纱厂的竞争对手除了国内同行，主要是日本人开办的“东洋布行”（纺织厂）。建厂之初张松樵便做出一个深谋远虑的决定，在进口英国机器的同时购买部分日本设备和配件，由于有了采购机器的正当理由，张松樵就能亲自前往上海和青岛的日本工厂进行实地考察。这样一来，他不仅摸清对手底细，还顺手“牵”回不少宝贵的生产技术和经验。后来他又与中间商“泰华洋行”合作，于民国十二年（1924年）分两批派遣得力助手肖老大等十多人前往日本留学，身份是“商业研修生”，专攻纺织技术和营销策略。只是后来裕华纱厂全面崛起名声大噪，如梦初醒的日本人这才连忙撕毁合同，中止与其签订的合作计划，但是为时已晚。
张松樵独到的经营策略和战略眼光由此可见一斑。
至抗战爆发前夕的1936年，武汉裕华纱厂的主力产品“红赛马”、“绿赛马” 棉纱和“万年青” 棉布均为当时国内家喻户晓的国货名牌，质量全面赶超东洋货，产品远销华北、华南、西南以及南洋群岛各国。国产纺织工业迅速崛起，国产纱、布的市场份额逐年上升，已经对东洋产品形成优势，而裕华纱厂也从建厂之初的一万纱锭扩展到四万五千纱锭，布机五百台，工人达二千四百余人，生产规模名列当时湖北省私营纱厂第四位。
国破山河在3（1）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春天，一位神秘来客造访了戒备森严的武昌东湖官邸，他的意外到访注定要成为一根导火索，从而引得蒋介石大动肝火怒不可遏。
这位不速之客就是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先生。
本来陶大使是个受人欢迎的尊贵客人，他不仅是德意志帝国驻华全权代表，同时也是蒋介石夫妇的私人朋友，为当时西方大国中为数不多对中国持友好态度的外交官之一。但是此刻这位国民政府的老朋友却并非为友谊而来，他不得不遗憾地照会蒋委员长，德国政府决定召回在华军事顾问团，单方面中止两国之间所有合作项目，其中包括已经签订的购买军火合同。
蒋介石当场愤怒地砸碎一只玻璃水杯。
对于身陷困境的国民政府来说，德国人的背叛不啻于从背后插上一刀。1931年日本悍然侵占东三省，站在中国一方伸张正义的国家既不是标榜民主楷模的英美各国，也不是社会主义苏联，恰恰是后来成为法西斯邪恶轴心之首的希特勒德国。德国政府给于中国全力支持，不仅派出军事顾问帮助中国进行军事改革，提高军队战斗力，还免费接收中国军官赴德国受训，出售以及无偿提供德式武器和军火援助，帮助中国政府制定对日作战计划等等。直到抗战爆发之前，国民党中央军拥有的先进装备大多为德国制造。
但是这种国际援助并不能说明德国是个主持正义的国家，国际交往没有是非，更没有永远不变的立场，惟一的原则是利益使然。当初德国人反对日本侵华，目的并非主持公道而是为了避免“使他们的战略野心发展到一个错误的方向”（希特勒语），也就是妨碍未来轴心国联盟的全球战略计划，所以当“卢沟桥事变”爆发德国大使立即投入全力斡旋，据说希特勒亲自带口信给日本天皇，试图说服日本不要在中国扩大战事，而应将注意力用于对付“来自北边的危险敌人——共产党苏俄” 。陶大使始终以双方盟友的身份在东京与南京之间进行穿梭外交，斡旋一度出现和平曙光，东京方面同意停战撤军，和谈眼看就要成功。
但是这一切努力随着南京陷落而化为泡影。
其实蒋介石对德国人的背叛未必没有心理准备，秘密情报显示，“七·七事变”前德国就与日本秘密签订###防共的《柏林协定》，随着意大利加入三国联盟渐成雏形，这样日本人就后来居上，在德国的全球利益天平上挤掉中国，使得国民政府成为轴心国联盟条约的第一个受害者。屈辱和悲愤令中国委员长一时情绪失控，欲将手中水杯扔向德国大使，只是最后关头那个物体改变方向落在地板上，杯子发出的响亮爆裂声充分传达出中国首脑不可遏止的怒火和抗议。当然在外交场合中这种失态并不是力量的象征，因为任何不符合外交礼仪的言行都将被视为对文明的冒犯和亵渎。其实蒋介石很清楚，德国人离开只是一个信号，表明中国在未来国际社会中的处境将会越来越艰难。国际社会果然对德国人撕毁合同背信弃义反应平淡，一位正在喝下午茶的英国外交官用懒洋洋的腔调评论说：是吗？希特勒干吗要帮中国人的忙……他们早该离开了。
弱国无外交，落后要挨打，国际社会毫无公理可言，侵略成性的日本人并未受到制裁，相反他们依然到处受到尊敬，顺利地从英美和西方各国采购到急需的战争物资和原材料。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却拒绝把军火卖给中国，他们的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担心节节失败的国民政府偿还不起巨额债务。
根据战后公布的文件，抗战爆发前的1937年，中国政府的财政预算（国民生产总值）仅有四亿美元，以四亿五千万人口而论，人均不足一美元（见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三联书店1997年版）。而不到一亿人口的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则为六十六亿六千万美元，是中国的十五倍多，人均为中国的七十倍！其中仅军费开支就达九亿二千万美元，超过中国全部政府预算的二倍多！而日本钢铁产量是中国的二百倍，石油提炼为中国的一百五十倍，年生产飞机近二千架，中国为零；大口径火炮七百四十四门，中国为零；坦克三百三十辆，汽车九千五百辆（设备能力三万辆），造船能力四十七万吨，造军舰五万吨，已拥有战舰二百余艘，其中大型航空母舰六艘，位列世界第三，如此等等。（见《中国抗日战争系年要录·统计荟萃》，海军出版社1988年版）
中日国力对比，由此可见一斑。
1938年，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前往白宫拜会罗斯福总统。当时美国刚刚走出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的阴影，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恰好成为加速美国经济复苏的有力杠杆。中国外长对美国政府长期卖给日本人军火，还有数量巨大的废钢铁、石油和战略物资表示强烈不满，罗斯福总统则以他一惯的睿智和安详表情回答中国客人道：欢迎贵国也来参加购买，我们美国人做生意从来一视同仁啊。中国外长说：但是我们没有美元，请问总统先生能不能贷款给国民政府，或者同意以农产品相抵？罗斯福哈哈一笑说：没有美元不要紧，银元也是硬通货呀。
历史惩罚了自私自利的西方人。
仅仅一年之后二战爆发，以及三年后太平洋战争爆发，西方列强损人利己的“靖绥”政策终于使他们不得不吞下自己种下的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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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破山河在3（2）
外交会见尴尬收场，德国大使蒙受羞辱，为此提出相应的口头抗议。但是随后一件更加令人难堪的事情发生了，蒋介石当场啐了一口，骂出那句著名的粗话，然后扔下客人拂袖而去。会见险些酿成外交事件。好在德国人背信弃义在先，撕毁合同在先，卑鄙无耻不讲信用在先，两国既已做不成朋友，蒋介石就是有不文明不礼貌的举动也都无所谓了。
德国大使离去当晚，中国外交部紧急约见英美法意等七国西方外交官，向国际社会重申中国政府抗战三原则：决不接受任何外国调停；决不停止战斗；决不缔结任何停战协议，除非日本军队撤回“七·七事变”之前的停火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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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破山河在4
建成于1905年的陇海铁路西起甘肃兰州，东至江苏连云港，全长一千二百一十四公里，与另一条横贯南北的大动脉京（北京）汉（汉口）铁路在郑州交汇，由此形成以郑州为枢纽的近代中国铁路纵横交错的大格局。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的中原郑州，由于其铁路枢纽地位而更添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
抗战爆发，日本人攻势凶猛，接连占领河北、山西全境，进而威胁郑州，位于郑州城北花园口的黄河铁路桥就成为扼守京汉线的惟一咽喉要道。黄河铁路桥全长近五千米，桥墩多达一百座，全钢架结构，由比利时公司设计建造，素有“天下第一桥”之称。如果该桥被敌人夺取，不仅郑州大门洞开无险可据，而且敌人还将沿京汉铁路直趋中国抗战心脏武汉，于是大本营命令一支番号为新八师的贵州部队紧急开赴郑州，担任大桥守备任务。
蒋在珍，中将师长，号丕绪，贵州桐梓人，贵州讲武堂毕业。蒋在珍早年追随贵州军阀王家烈，后来投靠四川军阀刘湘，再后来接受南京政府改编，率领新八师北上抗日。据说当时许多战区都不肯接收这支来自西南边陲的杂牌队伍，致使该师一直辗转广西、湖南等地，后来北方形势吃紧，这支备受冷落的贵州队伍才找到守备黄河大桥的用武之地。
时值豫北战局趋紧，日本人逼近的风声一阵紧似一阵，北上火车只开到新乡为止，有传言新乡不日也将弃守。日本飞机频繁飞临黄河上空侦察，既不投弹，也不扫射，种种迹象表明日本人很有可能对大桥进行偷袭。新八师对此提高警惕，除了将主力推进至黄河北岸构筑工事，还对过桥行人严加盘查，以防敌人便衣部队混过桥来。
初春的一天早上，从郑州驶来一列火车，当大口喷吐蒸汽的机车在桥头缓缓停稳之后，一群身穿黄呢大衣神情严肃的长官从车厢里走下来，然后径直登上大桥视察。等得到消息的蒋师长连忙赶上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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