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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花园口黄河大决口:黄河殇-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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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赶来是要把两份重要情报呈送校长。
一份报告是伪华北政府首脑王克敏率所谓“中国临时政府”代表团赴东京访问，日本人给予该伪逆以接待外国元首的礼仪并大肆宣传，而有几个西方大国的外交官竟然也出现在东京机场的欢迎仪式上。另一份报告则是报功，王克敏的助手，华北汉奸头子、省主席高凌尉被军情局秘密特工刺杀。
两份情报带来截然不同的两种滋味；亦冷亦暖，亦喜亦忧，如打翻五味调料盘，令蒋介石眉头紧锁心情复杂。第一份情报表明日本人已经开始大造“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国际舆论，试图制造一个以汉奸傀儡政府取代合法的中国政府的事实。本来这不过是日本人导演的一出闹剧，不值一驳，然而值得重视的倒是“有几个西方大国的外交官到场”，这个迹象究竟透露出什么信号来，是否表明某些西方大国的立场开始发生变动？难道自私自利的西方人已经对艰苦抗战的中国国民政府失去信心，转而与日本人达成不可告人的秘密交易？
第二封电报来得很及时，正好给了所有甘心卖国投敌的汉奸走狗一个严正警告，相信王克敏之流包括那些暗藏的投降派定会吓出一身冷汗来。当然事实上电报内容并不完全准确，高凌尉并没有当场被击毙，他只是受了重伤，拖至第二年才死于医院。
蒋介石沉吟片刻，指示戴笠将汉奸头子被爱国人士击毙的消息披露给报纸，并继续监视敌伪动向。心领神会的戴笠刚刚退下去，侍卫长进来报告说，苏联（俄国）驻华大使鲁姆甘兹先生求见委员长。
蒋介石换上一身威风凛凛的黄呢统帅制服，头戴圆顶军帽，腰佩中正式短剑步入会客厅。蒋介石接见外国使节一向极有讲究，值此抗战期间，服装便是一件重要道具，他要通过这种外交形象向国际社会传达一个确定不移的信息，那就是自己的领袖身份不可动摇，蒋委员长是中国军队的最高统帅。
苏联大使是个机敏而圆熟的职业外交家，操一口流利汉语，他按照西方习惯拥抱中国委员长。蒋介石微微皱起眉头，但这只是一瞬间的表情，他的脸上很快堆出亲切友好的笑容来，并向苏联大使祝贺“四·二九空战大捷”的共同胜利。其实蒋介石并不喜欢这个长着一对蓝眼珠的肥胖俄国人，他甚至不喜欢所有西方人，他始终认为西方人身上有种难闻的动物气味。
苏联大使赶来是向中国委员长通报本国政府一项最新建议；为了切实保障中苏战斗友谊牢不可破，斯大林大元帅和伟大的苏联政府建议向中国正式派遣军事顾问团，以帮助中国军队更加有效地掌握苏联武器与侵略者作战。这个建议将是苏联政府考虑向中国提供三笔共计二亿五千万美元贷款的前提条件之一。
委员长还是意味深长地微笑着，不过他的微笑开始变得有些僵硬，有些凝固起来。抗战以来，只有少量苏联人被允许在中央军里担任军事顾问，主要任务是帮助训练中国军队掌握苏式武器。但是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苏共向一贯以###著称的蒋介石政府提供国际援助完全是出于形势所迫，斯大林此举决非出自国际道义而是从本国战略利益考虑。因为俄、日历史上为不共戴天的宿敌，中国抗战等于帮了苏联人大忙，当时几乎所有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包括英、法、德、意当然还有那个强大的投机主义者美国，他们都希望看到野心勃勃渴望扩张的日本人进攻苏联而不是中国，中国人抵抗越坚决，战争越持久就越是拖住日本人后腿，使得日本人无法放手进攻西伯利亚。
但是苏联人决非傻瓜，即使帮助中国符合本国利益他们也不愿意做赔本买卖，因此他们的援助当然是有附加条件的，此刻苏联大使理直气壮地提出派遣军事顾问团就是要求回报。苏联顾问来华决非摆设，他们理所当然要求享有某些特权，比如进入大本营指挥中心，介入政府核心机密，甚至不排除要求掌握军事指挥权等等。蒋介石感受到这种悄悄逼近的红色威胁。如果说俄国人到来之前他比较欢迎德国军事顾问的话，除了德国慷慨军援等物资原因外，还因为希特勒的反俄###立场与他不谋而合。那么苏联人是什么货色呢？他们是共产党的老祖宗，是被西方世界视为“赤祸”的共产党发源地和大本营啊！
蒋介石还是雍容大度地微笑着，把瞬息万变的内心活动掩藏起来，只有熟悉他的人才能看见委员长种种假面具后面的铁血意志。中国抗战迫切需要武器，需要国际援助，蒋介石眼前最大的敌人是来自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还有他在党内的反对派汪精卫，所以他必须联合一切国际力量，哪怕对昔日仇敌共产党作出最大让步也再所不惜。委员长是个大国领袖，政治家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惟有利益至上是不变的原则。蒋介石当场对苏联大使表态，国民政府当然不反对友好的苏联政府派遣军事顾问团来华助战，不过光靠顾问团是打不了胜仗的，所以请大使先生转告尊敬的斯大林阁下，请贵国尽快批准贷款条约，这是打败日本人的惟一正确途径。
燃烧的土地4（2）
苏联大使满意地离去，蒋介石伫立窗边没有表情，他凝视苏联人的汽车消失在东湖官邸湿漉漉的树林小道深处，然后转过身来下达两条紧急指示。一条是命令军政部长陈诚，立即采取严密措施，绝对不允许苏联人接触任何有关国家利益的核心机密。
另一条是密令特务头子戴笠，秘密监视所有来华苏联人，防止他们同国内共产党串通起来危害党国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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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的土地5
一阵凄厉的防空警报如同鬼哭般响彻天空，把坐在汽车里闭目养神的国民党副总裁兼国民参议会议长汪精卫吓了一跳，幸好前面有武装卫士开道，才把汽车领进一处防空洞紧急躲避。随着日本人在地面节节取胜，日本飞机明显加强对武汉三镇的袭扰，让人感到战争脚步正在迫近这座九省通衢的华中重镇。
汪精卫，名兆铭，字秀新。原籍浙江绍兴，生于广东番禺。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孙中山同盟会，是国民党###和创始人之一。青年时代的汪精卫是个狂热的革命志士，他矢志献身共和，推翻清朝帝制，为此不惜参与行刺清朝摄政王载沣，因行动失败被捕入狱。在大牢中他面对死亡慷慨高歌，写下脍炙人口的千古绝唱：慷慨歌燕市，
从容做楚囚。
引刀成一快，
不负少年头。从历史遗留的照片看，汪氏堪称一表人才风流倜傥，人称“民国四大俊才”之一，并且学识渊博诗文俱佳，因此有人评论说汪精卫从政实在是个历史错误，他手中应该掌握笔墨纸砚而不是国家政权。汪精卫曾经深得民主先驱孙中山器重，当时国民党内有“文才汪精卫，武将蒋介石”之说。1925年孙中山病危，汪精卫执笔起草《总理遗嘱》，内有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传世，可见此辈才华决非浪有虚名。关于孙中山是否指定汪精卫为接班人史学界仍存争议，但是孙中山去世后由汪精卫继任国民党领袖和执掌大权却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然而好景不长，后起之秀的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异军突起，他利用北伐成功之机和手中掌握的军权毫不客气地取代汪精卫，一举登上民国统治者的宝座。枪杆子打败笔杆子，这不是汪精卫的个人不幸，而是一切号称共和制的国家政权从无到有的必由之路。
在国民党内，汪精卫始终以孙中山正统接班人自居，但是他每次上台都被军人赶下台，因此同军人政治家蒋介石势如水火，他领导的反对派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倒蒋运动，蒋、汪之争就成为抗战之前国民党内最主要的派系斗争。但是政治失意并不是汪精卫走向亲日派的必然原因，大量史料表明，汪精卫从亲日派走向卖身投靠并非偶然，他在留日期间就已经接受“亚洲须由日本来领导”的强权观点。他曾在许多文章和演讲中反复阐释“欲做先生，先做学生”的所谓强国理论，认为日本人请来西方人做先生，才有了明治维新的日本，中国要富强壮大，应虚心拜日本作老师，那么“今日之日本必将是明日之中华”。如果说日本侵华之前汪精卫言论尚属一家之言路，尚未对国家利益造成根本危害的话，那么随着抗战爆发，他竟然不顾日本大举侵略中国的严酷现实，仍鼓吹中日亲善互相提携，散布和则两利，战则两伤等等对日妥协言论，则说明他的立场已经站到了国家与民族的对立面。另有证据表明，汪精卫集团早在抗战之前就同日本人保持秘密外交渠道，并且始终没有中断过。
当然汪精卫也有例外表现。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蒋介石成为众矢之的辞职下野，汪精卫被推选出面主政。此时登台的汪精卫一反常态，哪里还有一丝“亲日派”或者“和谈派”的影子，他简直就是一个热血沸腾的抗战派、反日派和国粹派！他不仅到处发表演讲声援爱国学生，大声疾呼起来抗战，而且不辞劳苦亲自慰问前线军队，号召人民救国救亡收复失地，要不是军权仍被蒋介石牢牢控制，恐怕全面抗战早几年就打响了。许多学者指出，汪精卫这种看似反常的积极表现并不能表明他的亲日立场有所转变，恰恰相反，抗战只是党争手段，一旦大权在握，谁能保证这个包藏祸心的国民党魁不会把全国人民的抗战大业统统出卖给日本人呢？
幸好这天日本飞机没有发动大规模空袭，只有一架侦察机飞临武汉上空侦察，直到中国战斗机起飞它才赶快飞走。但是汪精卫并没有急着赶去开会，他索性来到江边上悠闲地坐了一会儿，然后才又重新登车出发。
燃烧的土地6
等到汪精卫渡过长江来到武昌军事大本营，有关国防议题的会议已经结束，与会政府大员、各部委员和高参正在陆续离开会场。人们纷纷给尊敬的汪副总裁让路，脱帽致敬，因为这位###级的国民党领袖不仅身份显赫位高权重，而且还是当今党内惟一能同蒋介石平起平坐的政治巨头。
汪精卫气宇轩昂从容不迫，他当然是有意来晚的，会议内容他事先已经知晓，是通过有关土地改革、征兵和惩处汉奸几个文件。头天军委会电话还特意强调说，委员长将亲自会晤汪议长，恳请汪议长务必拨冗按时出席。
汪精卫不由得冷冷一笑。
一般来说，前线战事顺利蒋介石是不会主动约见他的，但是吃败仗就不一样了，军事失利是蒋介石的软肋，越打败仗他在党内的筹码就越少，就距离下台越近。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人跟汪精卫是同一战线的同盟军，他们在前线战场上帮助汪精卫削弱乃至推翻蒋介石统治。
抗战以来，蒋介石推行“以战逼和”的抵抗路线，汪精卫主张 “以谈促和”的柔性战略，这两条针锋相对的路线表面看似对日策略不同，本质上还是领导权之争。如果蒋介石到处打胜仗，打得日本人丢盔卸甲狼狈逃窜，成为民众拥戴的统帅和抗日英雄，那么一惯大唱反调的汪精卫岂不等于自掴耳光自掘坟墓，自绝于党和国人吗？所以蒋介石的失败就是汪精卫的胜利，反之亦然，说明国民党内两大势力的斗争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激烈程度。
如今前线已有徐州战败的风声传来，令汪精卫精神亢奋如沐春风，说明日本人又给蒋介石出了一道难题。当然蒋介石决不会轻易承担罪责，他是头老奸巨猾的九尾狐狸，惯于玩弄金蝉脱壳的花招，比如首都南京失陷，他该辞职下台以谢国人，不料却以撤职处分一批高级将领搪塞过去，那些浴血奋战的军人成为蒋介石玩弄权术的替罪羊。但是汪精卫以守为攻信心百倍，他相信形势对他有利，这就是说，不动声色的汪副总裁一旦出手必然一击致命。
会议室一侧的小门悄然打开了，露出一条通往中国政治铁幕的后台幽径来。蒋介石笑吟吟地出现在门口，对来客伸出手来作欢迎状，关切友好之情溢于言表。汪精卫也快步趋前，双手一齐伸向那个同床异梦的党内政敌，两人表情愉悦握手言欢。这是抗战初期蒋、汪举行多次秘密会晤中的一次。
这天汪精卫直到天黑以后方才离开武昌军委会。
历史表明，1938年的汪精卫距离实现其政治目标仅有一步之遥，他不仅获得主持“中政会”（即国民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大权，控制中央党部、国民议会以及多个政府要害部门，还得到蒋介石“不拒绝谈判”的让步，加速同日本人进行幕后交易。蒋介石企图通过妥协来缓和反对派的逼宫，事实上他将不得不吞下自己酿下的苦酒，因为汪精卫绝不会满足于获得部分权力，他觊觎的正是蒋介石统治宝座。
当载有这位国民党大人物的汽车悄悄隐没在朦胧夜色中，另一轮与日本人的秘密和谈即将开场。我们将会看到，此时距离汪精卫公开投入日本人怀抱，沦为遗臭万年的卖国贼还有短短半年时间。
“下克上”1
昭和十三年（公元1938年）五月，也就是抗战爆发之后十个月，两路侵华日军在中国战场实现胜利会师。
“七·七事变”日本华北派遣军登陆天津大沽港，然后一路攻占包括热河、察哈尔、河北、山西、山东以及豫北在内的北方数省，他们只是后来才在徐州以北的台儿庄遭遇开战以来的顽强抵抗。另一路稍晚在上海吴淞口登陆的华中派遣军则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他们在淞沪战场付出伤亡近十万人的惨重代价之后才逐渐打开局面，掌握战场主动权。如今这两路相距千里的日本大军终于打通津浦铁路，将南北战场连成一片，这就意味着日本太阳旗已经升在比日本岛国大几倍的中国土地上。
此刻两位意气风发的日本总司令骑在各自战马上，他们隔着一段距离彼此微笑地注视对方。日本将军都是小个子，他们身披同一制式的黄呢斗蓬，腰挎御赐军刀，连仁丹胡都修理得一模一样，看上去好像一对孪生兄弟，事实上几年后他们也将一同排上日本甲级战犯的名单。将军身后紧跟着军乐队，乐队之后是仪仗队和战斗部队排出的威武方阵，当将军向对方行举手礼致敬的时候，军乐队便开始奏乐，士兵一齐发出欢呼，日本记者纷纷涌向前去拍照，记录下这个所谓的“历史性时刻”，并把“徐州攻克”的重大新闻抢先发回国内。
尽管此时中国大地还在流血，士兵脚下的泥土还在震颤，城市还在被战火无情吞噬，死亡阴影笼罩广大乡村，说明前方战斗还在激烈进行，但是日本人庆祝胜利的心情早已迫不及待。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内寿一大将客气地对另一位华中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大将表示：您辛苦啦。感谢华中派遣军及时对敌人实施攻击。
■大将答谢：华北方面军的战绩值得好好学习啊。
寺内大将：不过敌人还没有完全歼灭啊。
■大将：是啊，请多多努力吧。
仪式完毕，两位总司令共同出席记者招待会，军方发言人向记者发布徐州会战的战绩称；###（中国）军队已经遭受决定性打击，皇军歼灭敌人第五战区主力三十万人，俘虏数万人。
有记者问：皇军下一步将进攻武汉吗？请阁下予以证实。
■大将答：这是军事机密，恕不奉告。
一位西方记者：请问阁下，你认为贵军会占领重庆吗？
寺内傲慢地说：是的，我认为那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两位司令官开怀大笑，笑得空气颤抖不已。
西方记者：司令官先生，外界流传日本代表正在与中国政府谈判，请问这与贵军的行动矛盾吗？
寺内大将皱起眉头，他很不高兴地说：告诉诸位，这里是战场，皇军不接受谈判，只接受投降。
西方记者追问：目前西方国家有许多关于贵军违反《日内瓦公约》和以非人道方式虐待战俘的报道，请问此次战役的俘虏将会受到何种对待？
寺内大将生气了，他厉声说：这是敌人造谣……你们将会看到皇军以怎样一种仁慈的方式来优待###俘虏。
这天各国记者果然在野战医院看到一群正在接受治疗的中国伤员，他们大多身体虚弱营养不良，表情恐惧而惊慌。日本军医耐心细致地为他们治疗，还有天使一样的日本护士小姐推着小推车，到处为伤员敷药和包扎伤口。
在战俘营，记者也亲眼目睹中国俘虏得到人道对待的场面，他们不仅正在大嚼白面馒头，而且还能喝上肉汤和洗上热水澡。记者当场拍摄许多照片，发回许多报道，有力地驳斥了外界关于日本军队残暴虐待和杀害中国战俘的种种传言。
西方人对于日军残暴本质的深刻认识当等到三年之后的太平洋战争爆发。他们不仅任意处决西方战俘，比如砍头、腰斩、活埋、火刑、挖心剖腹、喂狼狗、做刺刀靶子等等，而且制造多起史无前例震惊世界的大规模虐俘暴行，比如著名的“巴丹半岛死亡大行军”、“穿越马来西亚死亡丛林”、“修筑泰缅铁路”等等。根据战后不完全统计，亚洲战场至少有九万多名盟军战俘成为日军暴行的牺牲者，伤残者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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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克上”2
与徐州沦陷同时，一架涂有国际红十字机徽的美国运输机在徐州前线机场徐徐降落。
从机舱里钻出来一群趾高气扬的西方绅士，他们有的穿军装，有的穿西装戴礼帽，这些神态优雅的西方人个个身挎照相机，有人胸前还挂着望远镜，好像这里不是血腥屠杀的战场而是旅游观光一样。西方人受到日本军人隆重接待。日本人为他们举行简短欢迎仪式，然后客人分乘几辆军车，一路扬尘向徐州战场驶去。
这是一个来头很大的国际观察团，团员中既有西方各国驻华武官，也有美、英国防部官员、武器专家和新闻记者。他们此行目的当然不是观光，而是实地考察中日战争，并对日本人的战争能力做出恰当评估。日本人虽然十分恼火却不敢得罪这些居高临下的西方人，因为他们在国际贸易中有求于人，所以无法拒绝西方国家的强硬要求。根据战后披露的文件，三十年代美国一直是日本最大的军火供应商，抗战爆发后两国军火交易额更是连创新高，达到战前的十倍以上。另外美国还是日本最主要的废钢铁来源国，来自美国的废钢铁占日本全球采购总量的百分之九十，而澳大利亚则是日本最大的铁矿石供应国。当然还有宝贵的石油、稀有金属、化工原料等等，同西方国家的贸易额占日本对外贸易的百分之九十五。也就是说，如果西方国家发起一场全球制裁的话，资源贫乏的日本人连一个月的战争也难以维持。
客人沿途看见，飞机投下的重磅炸弹直接命中中国的城镇和村庄，还有各种威力强大的高爆炸弹、镁粉烧夷弹以及大口径航空机枪有效地摧毁中国人的防御工事，粉碎守军的抵抗意志，而这些用于屠杀中国人的先进武器和装备大都印有“USA（美国）”字样。仅以横行天空的日本战机为例，三分之二的航空发动机都是来自大洋彼岸美国工厂的产品。
日本人还向客人展示了攻坚武器的威力。
在一门一一五大口径野战炮的连续轰击下，一堵高大坚实的中国城墙轰然倒塌。日本军官骄傲地对客人说：没有任何工事能够抵御皇军炮火的攻击。而事实上这种大口径野战炮正是美国军火销售清单上的供货武器之一。
在川流不息的日军车队中，西方客人满意地看见，无论是拖曳大炮的卡车还是运兵车，吉普车还是摩托车，包括主战坦克和装甲车辆，其输送强大动力的发动机均为美国货。数据资料表明，抗战初期侵华日军的技术装备中，平均每百辆汽车、坦克和装甲车中就有九十六台发动机和关键技术为美国制造。野心勃勃的日本人借助美国和西方的现代科技入侵贫弱落后的中国大陆，然后通过最血腥和野蛮的抢劫掠夺来向美国人支付美元，从这个意义上说，惟利是图的美国人同样是这场罪恶战争的帮凶和获利者。
在一辆被击毁的坦克跟前，西方武官考察了日本坦克的性能构造，然后得出结论是，尽管日本获得了美国发动机，但是他们制造的战车至少还要等五年才能赶上西方军队。然而当他们得知日本坦克兵为了消灭敌人在起火坦克中坚持打完最后一发炮弹，最后被活活烧死的故事后，日本军人服从命令、效忠天皇和不怕牺牲的武士道精神给西方人留下深刻印象。
一位日本将军接见西方观察团。客人向主人提出许多问题，其中一个有趣的问题是：日本士兵为什么使用老式步枪而不装备冲锋枪（自动步枪）？如果使用美国制造的冲锋枪，其单兵作战能力将因此提高三倍以上。
日本将军当场命令一队士兵向客人表演射击技术，日本制造的“三八式”步枪在士兵手中弹无虚发，表明他们个个都是神枪手。然后演练刺杀格斗，士兵个个精神抖擞吼声如雷，一齐把寒光闪闪的刺刀刺向假想敌的胸膛。日本将军这样自豪地回答客人：日本武士将以决死的战斗精神去杀死每一个敌人，他们不需要冲锋枪，那是胆小鬼的武器。武士渴望把刺刀刺进敌人胸膛。
西方人目瞪口呆。
事实上日本人直到太平洋战争后期的1945年才开始生产冲锋枪，总共生产了一千支，但是尚未来得及装备部队天皇就宣布投降了。究其原因，并不完全归咎于日本将军思想保守墨守成规，而是因为日本实在是个资源贫乏的岛国。有人算过一笔账，如果日本士兵全部换成冲锋枪，他们将在短短数月内耗尽全国的弹药库存。
西方人离开徐州以后又马不停蹄地飞往武汉，继续对中国军队进行考察，然后把对中日两军的对比结论以及战争前景判断写出书面报告呈交各自政府。西方观察家认为，日本军队的战斗力尚不足以威胁西方大国在亚洲的利益，中国军队虽然落后，但是他们人数众多吃苦耐劳，必将极大地消耗日本军队。西方人对这场亚洲人之间的战争持有的普遍观点是：幅员广大的国土将成为蒋介石政府抗战的有力武器，日本人占领中国全境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长此以往，中国和日本必将互相消耗两败俱伤，日本人的胃口将被中国这头巨大猎物撑破，除非中国人自己选择投降。
结论是，适当增加对华援助，牵制日本人的扩张野心；同时继续卖给日本人军火，推行“亚洲人打亚洲人”的国际战略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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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克上”3
昭和十三年（1938年）初，徐州会战打响前夕，日本内阁召开会议研究对华战略。与此前有所不同的是，原本不轻易露面的天皇裕仁决定亲自主持会议，由此开创大本营御前会议的先河。此后凡是有关“圣战”进程和内政外交的重大决策都须提交御前会议讨论，并由天皇本人亲自裁决。
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君主立宪制同欧洲宪政有着本质区别，欧洲皇室是名义上的皇位制，即仅具象征意义而没有实权，比如英国宪法明确规定，最高权力归议会，即使高贵的英国女皇也无权干政。然而日本宪法则规定，天皇不仅是国体象征，还是陆海空三军统帅，握有战争终裁权。换句话说，日本天皇并非虚设，他的个人意志对于国家命运具有决定性作用，历史证明，正是由于天皇的全力支持才加速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步伐，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以及偷袭珍珠港、出兵东南亚无一不是得到天皇的亲自御批。因此从任何意义上说，日本人所谓“议会制民主国家”不过徒有其名而已，究其实质仍是封建帝王的皇权统治。
此时欧洲上空战云密布，第二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中国战场并未如日本人期待那样“三个月解决战斗”，而是呈现出一种缓慢持久的胶着态势。天皇对此深感焦虑不安。大臣被告知，高贵的陛下常常为战事所忧夜不能寐，令众臣诚惶诚恐深感自责。当然这个被日本国民顶礼膜拜的“天照大神”（日本人认为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化身）当然是为日本怎样才能尽快实现侵略野心而忧心忡忡。
在部分内阁大臣看来，战争迅速扩大的后果已经超过战争最初的设想，因为战争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他们认为，解决###（中国）问题的要领不是全面占领，而是逐步分化，中国版图实在太大，日本吞并中国无异于蛇吞象，因此对中国实施每一次军事打击的目的都不是表面占领——占领是徒劳的，而是肢解。通过反复肢解把中国分割成若干个互相独立并由日本控制的宗主国，以实现“大东亚共荣”的长远目的，就像日本吞并台湾、朝鲜和中国东北那样。实现这一战略目标需要足够的时间和耐心，也许几十年，也许几代人，为此他们提出在军事打击的同时应加强与蒋介石政府秘密谈判，迫使对方接受“华北自治”等多项苛刻条件。
但是日本将军却没有耐性。
军人的舞台在战场上，他们等不了几十年，甚至连几年也等不及，他们摩拳擦掌迫不及待，因为明日的辉煌和功勋将不属于今天的军人。日本人世世代代渴望拓展疆域，垂涎东海对面的广袤大陆，这是大和民族野心勃勃的东方帝国之梦。以陆、海军大臣为首的日本将领坚决反对和谈，他们极力渲染说，中国这头古老的大象已经病入膏肓，只需一记重锤就能将它送进坟墓。随着中国首都南京被占领，日本将军的野心空前膨胀，仿佛 “王道乐土”的美梦马上就要实现一样。既然前方将士浴血苦战高歌猛进，后方国民一致拥戴“圣战”，内阁有什么理由瞻前顾后裹足不前呢？将军们发出威胁，如果内阁企图实施谈判，军队首脑将集体辞职。
尖锐的“战”、“和” 对立严重妨碍天皇的判断力。
在御前会议上，文臣武将唇枪舌剑互相指责，令天皇裕仁绷紧脸缄口不语。当时有种说法是天皇陛下正在饱受一种神经系统紊乱的综合症折磨，使得君临万方的日本君主看上去精神萎靡目光呆滞，像个没有生气的木头人。当然天皇是不能随便在群臣面前发表言论的，他的声音被称作“玉音”，要被宫内大臣记录下来，当作圣旨传谕四海。直到御前会议结束，掌玺大臣宣布天皇退朝，裕仁还是未开金口，不免让文武群臣深感疲惫和失望。但是天皇临出门时却意外地说话了，陛下的“玉音” 不是针对某人，甚至与御前会议无关，而是随口吟诵一首出自他祖父明治天皇的俳句诗：四海之内，皆兄弟。
茫茫海内，相争何为？吟毕离去，扔下那些摸不着头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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