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史不会萎缩-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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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院槲渲列撤�543年，明清两朝始终未设立一个中央银库。不仅鸦片战争时扬威将军奕经的战费，以这样的姿态由各处零星抽来，即甲午中日战争前李鸿章的北洋舰队也赖各省津贴。明清帝国之中层缺乏带整体性的出纳机构与后勤能力，是其特色。　　从我们今日之眼光看来，明朝有很多资源在其掌握。若合理地利用，尽能解决其财政问题，有如初期之纸币及以后之盐税。但明代君臣只重威权，不顾商业信用，使其有利之因素无从发挥功效。　　大明宝钞在永乐年间（1403…1424）即已贬值到无可挽回的程度，加以明朝又疏于铸铜钱，据估计全朝代所铸不会超过800万贯，北宋可以在两年之内铸出明朝276年所铸数。明朝后期被迫使用碎银，这是对人民及本身极不利的办法，各位试设想若是今日大家要用金子买汽油和面包，市场是何局面？　以后明朝军队与清军作战，也吃了货币的大亏。16世纪末年和17世纪初年，中国每年由南方自赋税内运北方银400余万两至500万两，散及军民手中之后，北方即用此银两购买南方之出产，主要的是棉花、布匹、绸缎与瓷器，大概几个月内，已使货币回笼。和清军作战，每年要用银2000万两，缺乏这种平衡的办法，将货币大量输至平日不用银的地方，只有使通货膨胀物价高昂。　　现在再说盐税，对明朝讲这是食盐专卖的利润。整个法制订在朝代初期，依照宋朝的办法，叫做〃开中〃。凡是出盐的地方整个区域划为盐场，用河流和运河与一般民众隔离。河东区域有一座盐湖，横宽大概不逾5里，倒有50里的纵长，里面的水含盐的成分达到饱和点，一到适当的季节，盐花可以用网捞出，于是政府围着这盐湖筑造一道砖墙，长达百余里，高13尺，以后增高到21尺。沿湖都有兵士把守。　　在其他产盐的区域，在盐场的户口称为〃灶户〃，他们无一般当兵纳税的义务，但是每一个〃丁〃要向政府缴纳定量之盐。一般为每年3200斤，由政府酬报米6石。这盐不卖与一般市面，而由政府招致商人，由商人先向边区交通不便的地方，对边防军供给粮草，边防军给予收据叫做〃仓钞〃。商人凭仓钞至出盐之处领盐。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一）　传统中国的财政与税收（6）
行盐的执照叫做〃引〃，这执照的印刷完全操在南京户部。商人支盐并不是随到随领，而是要等候到一定的数目成批地领。政府发引的时候又注明每引的行销地区。所以不至于商人先来后到之间产生盐价高低，也不至于交通方便之处有盐其他地方缺盐。整个的设计依照一个master　plan。　　可是这样一来，食盐之行销受着中央管制的羁绊。边防库、户部、管制盐场的行政官都各有固定的预算。商人忙碌奔波在三者之间，至少也要两三年才完成一笔生意，有时到8年、9年、10年。更因以后政府又在程序上加入细节，使有些商人候盐候至30年之久。政府还不自责或赔偿损失，尚且发出通告，以后候盐只有原纳粮人之子孙才算合法，没有再嫁之寡妻也可以算数，至于妾或者叔伯侄子等近亲一律不许。　　变更程序的办法首先就订出〃存积盐〃与〃常股盐〃的区别。其逻辑则是国家有非常的景况不能预料，食盐的收入为国家的根本，〃让我们抽出一部分作为储备吧〃！可是刚一立法，存积盐也拿出来卖，因为所谓存积无拖欠，所以受欢迎，一时畅销。可是常股盐只有原额80％，以前纳粮候盐的盐商候得更久了。1449年明军在土木堡和蒙古人作战失败，皇帝被俘虏，军队需要补给的情形愈严重，于是将存积与常股的比例从20％至80％，提升到60％至40％。此亦即是政府赖债，违背合同，不付利息。日子一久，存积盐的拖欠也和常股盐一般无二。　　盐价高则私盐盛行。原来的灶户要不是逃亡，就是少报人口，片面地制盐私贩。总之就是政府失去控制，收入短缺，无储存之盐对付应支盐的商人。补救的办法乃是所谓〃工本盐〃。理论上各盐丁额外加工，在缴纳政府的数量外另外煎制之数，要商人除了缴纳边防军粮草之外，再多出工本向灶丁购买，其实各灶丁所缴已远低于初年3200斤之数。这样的安排，无非是将他们所制私盐公卖，政府也仍从中取利。到了这种程度，政府本来可以干脆地承认自己无力专利于制造，以后只在食盐上抽货物税（excis）。可是这样违反了整个官僚机构的行政逻辑，同时食盐专卖既牵涉边防军与户部，也影响他们的账目与预算，所以宁可拖欠，没有人能负下改制的责任。　　我们这里提到的商品只有一种，即是食盐。可是因为经理管制的原因，起先分为三四种，后来分为8、9、10种。再举一例，16世纪后期，有些地方得不到盐，于是要加速食盐的运销，以前食盐堆积于各产盐区的批验所，要成批放行的办法仍是不改。可是另外抽出一批盐，只在船上抽验放行，称〃河盐〃，以与囤集在码头上的〃堆盐〃区别。用不着说，河盐有利，给堆盐很大的竞争压力。一种商品既为日需品，又分作两类以上，必有优劣之分。其竞争的结果，并不是优势部分将价格降低，而是一齐将价格增高。凡是运输粮草到边区的成本、候盐期间的利息、贿赂官僚的费用等等，都要加在零售的价格之上，即使私盐，它也不可能将官盐的价格降低，而是随着一齐上升。到情况最不好的时候，食盐成为奢侈品，一般人民淡食。　　本来食盐专利是工业革命之前的利薮，也为其他国家如法国采用。只是因为明朝全部以官僚主义的精神把持，害多利少。有时弄得产盐之处食盐堆积，原来已付费的商人筹不出额外需索的费用，各处待配盐的地方又缺货，资金冻结，食盐损耗，只有最少数的投机商人和不肖官僚发了一批横财，政府与正当商人一齐与老百姓受罪。此种情形终明季未止。　　还有一个例子，更表示明代政府其本身之目的在管教，而不在服务。　　官僚管制大批民众的办法，乃是〃集体责任〃（group　responsibilit）。如果子弟犯法，找到家长负责；村民不受约束，由里长、甲长负责；纳税人欠税，由〃总催〃负责；好在大家都在农村里，一般情形之下无法远走高飞，即使商人也可以责成他们互相保证。唯独对于开矿的矿工，缺乏适当的办法对付。他们一般从各处招募而来，即无从打听个人底细。当日开矿又是投机生意，本来矿主的资本就不够，一到开采不利，又无遣散员工各还本籍的办法。矿工人数又多，失业之后缺乏救济，一般落草为匪。他们开矿之后学得打铁，也有了制造简单兵器的本领。16世纪有好几次的匪患，由开矿而发生。1559年嘉靖帝需要修建宫殿，让全国人民开矿得银民六官四，可是引起浙江、江西间大规模的匪患。1566年〃矿匪〃攻下了南直隶的婺源县。事平之后，政府在1568年将三省交界处的矿区划为禁区。所有矿洞一律封闭，重要的道路上勒石，不许闲人进入，原来在矿区的民间也一律强迫迁出，因此受损失的田赋，则由附近各县附加抵补。官方尚印行一种书籍，称为《三省矿防图说》，里面讲到各条道路及应防备的地方。一部地理上的书籍不提倡开矿而反对开矿，看来也算独树一帜，只代表中国官僚主义之特色。　　这样看来，明朝政府的收入，得自工商业的方面极少，也不足为奇了。我作《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时，估计土地税并附加约为银2500万两，盐税约为200万两，其实盐税里尚有一部得出〃荡价〃。〃荡〃原来是水浸低湿之地，当中产芦草，可作煎盐的燃料，后来被有些灶户开垦为田。政府也向他们征一部分的税，而不并在一般土地税内计算，而抵补食盐专卖的短缺。这两项就已注入全国收入之绝大部分，近乎90％了。其他所有的收入，共计30种项目，总共所入即从宽估计，也不可能超过400万两，只有378万左右。而且当中最大的项目，尚是我们所谓行政收入。例如捐官（即〃开纳事例〃），每年可到40万，而全国开矿的矿银，即在最丰裕的一年，也不过15万。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一）　传统中国的财政与税收（7）
所以我一看到时人写历史，谈到明代嘉靖、万历年间，膏腴万顷，土地集中，各王子也建庄园，是谓封建时代。后来松江华亭上海纺织业发达，又是资本主义的萌芽，就希望这些人能够花一天半天的时间，稍为浏览明朝的财政史。再说一遍：资本主义要金融经济、商品经济趋于成熟，信用广泛地展开，支持现代经济的技术因素如信用状（letter　of　credi）、汇票（bill　of　exchang）、提货单（bill　of　ladin）、复式簿记都已通行，而且保障这些因素的法制都已在位，才够谈得上。明朝与清朝，不仅货币还没有组织得上头绪，而且法律上还没有彻底支持个人私人财产权利这一观念，一般人也还认为〃集体责任〃是好办法，不仅银行业和保险业还没有开头，连最基本的交通通信条件尚不具备。在这情形下如何能谈得上资本主义，尤其我们以为资本主义是一种组织和一种运动的话？　　我们无意在这种主义与那种主义上咬文嚼字。可是以上的误解蒙蔽事实。明清时代有少数的人在特殊环境里成为巨富。长江下游所产棉布称为〃南京货〃（nankeen）尚在工业革命之前输入欧美，保持夕阳前的质量优势，但是这些条件不是具备中国现代化的条件。财富缺乏法制上的保障，又无品位相同的公司做生意，将批发与零售结构为一体，势难持久。在这背景上我们尚可看到剩余的资本无法适当地投资，只能将金银制成器皿，或者埋藏于地下，再不然即开当铺，而也不是用于生产。16世纪中国有当铺2万家，即19世纪仍有7000家，即是信用不发达的证明。　　于是经济无力多元化，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也一直维持到本世纪，80％的人口，也还是以此为生。农地分割破碎，技术落后，农民借债只及于远亲近邻，他们唯一出头的办法即是进学中举，要不然就是增加户内的人力，于是引起人口数目直线式的上升。总而言之，中国近世纪的种种困难，在明清之际都已存在。只因尚未开垦的土地仍在，这经济体系仍能在数量上扩充，而且因科举考试及其他原因而产生的社会流动性（social　mobility），使这种体制仍能继续。　　第五点，虽然有了以上的指摘，我们不能以为我们一生的不幸，应由这种财政体制负责。　　中国人重褒贬，写历史时动辄把笔下之人讲解成为至善与极恶。这样容易把写历史当作一种抒情的工具，于是最近几十年尤其在大陆，产生一种骂历史、骂祖先甚至骂地理的读物。我知道这种弱点很难避免，即我自己亦然。可是这样情绪激动之后，把当初寻觅因果关系的初衷整个忘记。凡是一件事情的发生，必有它的前因后果。我们只能说历史为何如是之展开，无法坚持历史应该如是展开才合情理。尤其今日我们提倡放宽历史的视界，我们务必采取中国法家所说〃天地不为尧舜而存，也不因桀纣而亡〃的客观态度。归结起来，我说明研究中国近代史从财政税收可以打开出路，但是这是起点，不是终点。我不能因为自己写了一本财政税收的书，因此也鼓励大家都写书讲述明代的财政税收，那样就辜负了自己写书的目的，也就辜负了东海大学要我来和各位讨论的目的了。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二）　过渡期间的社会与经济（1）
中国近代史里面有很多事迹，我们以为已成定论，历史书里早已记载详细，没有要讲的了，而其实不然。举一个例，1930年的中原大战，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大战于河南、山东及江苏北部，双方动员140万人，战事从5月延至双十节，战事最激烈的时候冯玉祥部队因为过去有苏联接济，每日发炮弹2万余发，抗战的时候我们没有这样的火力。战事结束时，蒋对外国记者发表谈话承认中央军死3万、伤6万，对方伤亡15万，而且在陇海铁道沿线之破坏不可胜计。这距中国全面对日抗战只有7年。我们读到这段历史，不免掩卷叹息，要是花在这种内战里的牺牲用以抵御外侮，岂不是对国家对个人都比较上算？　　这次发动战事的原因，由于提议裁军而起。民国十七年也就是1928年北伐成功，东北易帜，南京政府提议裁兵，冯玉祥首先反对，阎锡山也通电蒋介石，他愿意与蒋一同下野，也就是表示不听蒋所主持的中央遣派。单从道德的立场着眼，我们可以跟着一般人对冯、阎责骂，或者甚至把蒋介石骂在一起，总之就是军阀逞凶，意气用事，勇于私斗，怯于公战，没有什么好讲的。　　可是这次事情既已发生，则必有它的前因后果。三个、五个人没有见识，自私自利，还可以说得通。但是动员的区域牵涉十余省，死伤人数超过20万，就不是那么容易可以解释的了。难道这140万人里面所有的军官都是利令智昏，或者他们全部被蒙蔽？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当日农村人口过剩，骤看起来这说法不近情理。今日大陆的人口超过10亿，1930年最多也不过5亿。为什么今日农村还能维持这么多的人口，60多年之前就维持一半还感困难？其原因则是耕地零碎，土地没有经济地使用。同时农民放债收租及于远亲近邻，收成不好的时候负债的农民被排挤，只好离开家乡找出路，所以到处都有剩余的游民，他们在城市间寻找工作不得，只有当兵，否则落草为匪。我小时候在湖南长沙就亲眼看到各部队的军士，张扬着〃招募新兵〃的旗帜，临街招兵，而立时就有人应募。北伐期间中国军队由140万膨胀到230万，只是增加容易，裁减困难。士兵和下级军官既已在军队里拼过一场两场命，就指望在冒险之中打开出路。中原之战可以说是由下层不愿被裁，向上级所构成的压力激成，一方面也可以说是100多万人互相竞争，显示个人应当被留，而不当被裁的表现。我初在美国上大学时，听到一位教授讲中国人命不值钱（In　China；life　is　cheap。），心中就觉得非常气愤，想着谁卖命给他？后来听到朋友说四川军阀部队在冲锋前挑选敢死队，确曾把银币成堆地摆着做犒赏，功成之后立即领钱。这已经是要人卖命了。不料后来读到一段史料，提到蒋介石在广东打陈炯明也曾采用同样的办法，惠州城之攻克，即曾采用此办法。这不是我们讲历史的人毫无记挂，可以信口提出心安理得的，只是今日业已事过境迁，我们回忆到六七十年前的国步艰难，才能对眼前的问题另有看法。回头再说1920年间及1930年间的内战，旁的条件不说，要不是当日农民绝对的穷困，生活艰难，这样大规模的厮杀，不可能由少数的人随意指使，经常发生。　　中国人至今还有20％不识字，民国初年不识字的可能在90％以上。各位记着我昨天讲到明朝财政税收的情形，也可以想像，识字除了读书、进学、中举、做官，或在衙门里当书算手之外，很少有用途。农民除了用人力打开出路之外，别无他法，孩子十岁左右就要帮着成人做庄稼之事，谁有闲情逸致送他们上学校读书？我在军官学校毕业之后，在1941年分发到部队里当排长，我手下36个士兵，就只有四五个能识字。我在部队里第一天就犯了一桩大错。我把口袋里一本小册子，亦即是这36个士兵的名册，要我的上士班长照名册点名，他一时面红耳赤，我还没有了解到问题之所在，直到他喃喃地说出〃不识字〃，才知道我的工作环境。从那第一天起，那个上士班长就把我当作对头，他以为我有意在士兵面前羞辱他。　　迄至在军官学校里我们的想法，总以为军队里有纪律，下级总是俯首帖耳听上级命令。这只是一面的看法。另一面则触及群众心理与社会习惯，则上级无不迁就于下方。我当下级军官最大的困难，即是彼我之间没有共同的语言。这时候抗战已近四年，士兵已经确实知道我们在〃打仗〃，眼前有一个强敌日本。可是此外个人的权利与义务、责任问题、如何分工合作、纪律之重要种种抽象的观念，全部说不清也讲不通。那我们部队里靠什么维持？其答案乃是群众心理、传统意识形态、仗义气、讲面子、士为知己者死、原始英雄崇拜。要是排长能压制住班长，其他士兵就景服于排长，要是班长盛气凌人，反而欺负排长，则军队里的重心已不同于表面上的编制。各位再要回想：1930年的中央军是一支新突起的军队，冯玉祥的西北军、阎锡山的晋军和张学良手下的东北军都已经有了10多年、20年的背景，他们的组织系统上下之间都老早有了这种传统力量维持。新国家与新社会尚是一种抽象的观念，属于未来。个人的人身关系，一同拼过命的战友，对部下与遗孤的责任反而实际，不可抹杀。这些条件都属于社会学（sociolog）或社会心理学（sociopsycholog）的范围，可是今昔的学者很少注意。中原之战前冯玉祥向他的士兵训话，就提到南方人在欺负北方人，可见得各人对于当日内战的看法各有不同。  　。。

（二）　过渡期间的社会与经济（2）
昨天我同各位讲到明朝的财政与税收，从这些背景上即可以看出，明朝与清朝不是我们今日所公认的一个国家。实际上这是一个无数农村拼成的大集团，皇帝的力量不来自军备，也不来自经济，而是因着意识形态的支持，他是一切威权的来源。表面上他的威权无限，而实际他能掌握的纵深极浅。民国成立之后，新政府无从承继到旧体制的威权，却先已受到旧体制里财政税收的限度所拘束。各位要明了：税收的沿革是这样的，并不是14世纪的赋税抽得轻，20世纪就可以加重。当初税轻，农业的收入早已支持大量的人口，也使远亲近邻层层剥削为可能，这种情形经过好几世纪，不能再由政府突然改变，说是过去税轻是一种错误，现在我们要实行加税。各位也记着：民国成立以来，国库囊空如洗，新型的收入像关税和盐税（盐税经过外人的解组，业已现代化）也都被外强把持，作为战败赔款与借款的担保，财政没有出路的情形，也是政局不能稳定的一大主因。　　在很多国家田赋是收入之大宗，在英国和日本都在国家现代化的当头，发生决定性的功效。但是在中国既然这样的微薄，又分散而无法集中，只能维持省级单位的旧式衙门，有时省级尚只能让县级用作开销，自己另觅财源，说到军费更是可怜，很多地方只能靠卖鸦片烟，再不然则出自厘金。厘金创立于太平天国发难时，清朝政府准许各地驻军在防区内设关卡，对转口税值两抽厘，亦即千分之一，取其税率低。但是关卡林立，老百姓贩布卖猪都要付税，经过5个关卡就要付5次税，它和鸦片税捐一样，只有附近驻军作主，才有成效，其收入也是就地支用，不受中央管制。　　综合起来，这是一种可怕的现象：军队的向心力不在国法与纪律，而在忠义的成分，亦即是私人关系与私人道德。军队的维持又靠地方上鸦片的贩卖与内陆的物品转口税，也伏下了〃地盘〃的观念。这两种成分加起来就是军阀体制。所以当日的军队统治有内在的原因，预先埋伏了若干军阀性格（当然与带兵将领的性格也有关系，但仍是这内在的力量强），中原之战也可视作政府企图中央集权，与这地方部队和省区部队的军阀性格冲突之表现。　　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首先就想整理财政，寻觅新税源，也在上海新增了若干税捐，曾遇到外人的抵抗。我这里有当日英国人办的《字林西报》的一幅漫画，表示外人的反感。尤其国民政府收回盐税，曾遇到《字林西报》的抗议，因为盐税在北京时代已经用作外债的担保。　　可是中原之战发生在1930年，隔1927年又已经3年，国民党又已经在江浙地区产生了稳定的力量，外商的态度也渐渐改变，逐渐希望当日之蒋总司令完成中国之统一。中原之战爆发之近因，乃是阎锡山在5月3日扣留了天津海关的收入。以前南京政府还在与北方通电，互相争辩。海关收入被扣之后，蒋即在5月8日北上指挥军事，和议到此绝望。还有一项局势之展开，至今为写中原之战的历史学家所忽略。当战事激剧地展开时，南京的财政部长宋子文曾于5月27日，在河南归德的总司令部发表谈话，强调军费不易维持。他说到过去军队随处作战、遇地征粮的方法已不适用，但是他的财政部筹款的办法，也已山穷水尽了。这种情形，非常特别，很少有作战期间自己的财政部长，自己暴露本方即将破产的弱点，而且这种呼吁又向外人提出。我的观察他的目的在唤起西方国家的注意，即对南京政府如不加援助，至少也应当不加阻挠。如果中国再又弄得四分五裂，各人都截留关税，对外商也没有好处。果然他的呼吁发生效力。两天之后，亦即1930年5月29日《纽约时报》登载了一篇社论，支持宋子文的言论，在我看来这与当年年底南京政府宣布废除厘金，实行关税自主，没有遇到外人之阻挠有关。　　中国的关税一般称为〃值百抽五〃，其实这是一个大概之原则，各种品目有高下。只是自从与西方各国订立不平等条约以来，一直维持19世纪的价格与税率，海关的管制，也操在外人手中，其收入除去赔款与借款之本利外，只有剩余一部分，称为〃关余〃，才由英国人充当的总税务司拿去交中国政府。中国过去曾屡次要求关税自主，修改较合理之税率，也和美国订有合约，只是无法执行，直到中原之战后于1931年1月1日成为事实。对中国讲这是一件大事。与革新之盐税摆在一起，南京政府才勉强有一点像现代国家之财政与税收。所以中原之战，正面看来只是同类相残，损害了国家的元气，在侧面却并未缺乏隐藏着的好处。　　国民政府希望全国确实统一的计划，因此一战只片面地做到。阎锡山部于7月被击败，冯军战线至10月才整个崩溃，但是中央军对二者都没有追击。这时候东北军也已进入华北，蒋、张同盟，张学良就任国民政府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蒋委托他对冯、阎军改编。冯玉祥从此无力再问鼎中原。阎锡山虽然失去平津地盘，也仍然能够控制山西与绥远，冯旧部如宋哲元、张自忠仍有掌握一省的力量。蒋介石能够确实掌握的地区只在黄河之南和北纬35°接近。这和北宋统一中国，留着吴越钱家半独立的姿态大致相似，好像是一种妥协的方式。　　可是仔细看去，内在的更变，多于外界的妥协。有如过去西北军受到苏联的资助，东北直接与日本办外交，经过1930年后此类事再未发生（虽说阎锡山战败后一度退居大连，与日人保持接触），同时日本增强对中国之侵略，发动〃九？一八〃事变，也是因为中国之统一，与他们的大陆政策极不相容。  　。。

（二）　过渡期间的社会与经济（3）
从国民政府的档案看来，蒋介石于10月9日中央军攻占洛阳之日，即返南京。1931年1月7日财政部长宋子文北上与张学良洽商北方财政问题，他去后十天，各问题即已解决，1月18日宋哲元、商震、徐永昌、傅作义等（都是冯、阎军之将领）通电中央，表示服从，接受改编，宋子文于第二天回南京。这当中的详情缺乏记载。一直到最近我看到宁恩承先生在《传记文学》（331号，1989年12月）发表的一篇回忆，才知道宋子文与张学良的协议产生了一个河北财政特派员，后来所属为冀察晋绥四省统税局，名义上属财政部，实际由张委派。厘金取消后改抽统税，所属为棉纱、卷烟、火柴、面粉、洋灰，再加上矿税、烟酒税、印花税等，即以收入径发四省军饷与政费。这样虽然没有做到财政统一的理想境界，与过去卖鸦片、抽厘金的军阀体制相比，则已进步多多了。　　从此南京政府以新式装备维持核心约30个师，被人家称为〃蒋氏嫡系〃，外国人也称之为Chiangs　Own，　　外围又用津贴的方式，维持到可能近于100个师的地方部队，再更外围的部队，如云南、四川各处的部队，只要他们名义上服从中央，细部已不过问，大体上仍保存他们的补给办法。这种新平衡的方式，除了极少的调整外，维持到抗战前夕。换言之，此亦即是中国对日抗战开始时之阵营。直到八年抗战之后，中央军与地方军之痕迹才逐渐消失，但有些仍保留至抗战结束。　　这不是一种理想的解决之方式。前天我已经和各位谈及，我们学历史的人不当着重历史应当如何地展开，最好先注重历史何以如是地展开。蒋介石与国民政府于1926年开始北伐，只有4年时间，他想成立一支现代军队，由财政集中的方式支持，为中国历史之前所未有，至此已尽到最大的力量。并且抗战之决策，并不是以同等的兵力与敌方对拼，而是利用中国人力与土地的广大和对方拖，把对方拖垮，同时得到欧美的同情，使中日间之冲突化为一个国际战争。中原之战前提议裁军，将全国军队缩编为65师，人数为80万，务必要采取精兵主义，可是中国的军需工业和交通通信的设备，都够不上支持现代化的军队。抗战开始一年之内，中央军现代化的表面就无法保全，以后被驱入内地，工厂的数目只有全国6％，发电量只有全国4％。这不是精兵主义可能融洽得下的。1986年年底我来台北参加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我已经当场报告：我做下级军官的经验〃半像乞丐，半像土匪〃。可是也只有这样，能在内地农村生活条件下生存的力量，才使抗战持久。虽然没有凭自己的力量打败对方，我们却已达到将它拖垮的目的。如此看来，中原之战不是那样毫无意义。虽然我们仍旧痛心于20多万的伤亡数，虽然我们仍旧可惜那每天两万发炮弹的火力，至此我们可以想到这次战争是北伐到抗战之间的一种必经阶段，因为如此，我们可以就此承认它在长期历史上的合理性了（此即long　term　rationality　of　history）。　　前面已说，我来此的目的不是注解中国历史，而是提及自己读历史的经验。我所提出的中原之战不过是举一个例，说明中国近代史可以从社会史和经济史发展。如果我们注重1930年间社会情形、军官与士兵心理状态，我们就知道军阀割据的内在原因。如果我们推广到抽税、筹饷，我们就可以想见虽在最黑暗的关头，中国仍在前进。　　我曾被批评说是我写的历史完全以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为标准，这种批评完全不正确，同时我也不是〃人是我非，人非我是〃。那样所谓〃平反〃也不是我的目的。我写历史，重于已经发生的事情之因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