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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帮"兴亡-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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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祖康的这一估计，显然因为他是长期在王洪文身边工作，从王洪文那里得知中国政界最高层的内部斗争形势，所以他的话不多，但很准确。
徐景贤听了，当即说：〃极可能发生军事政变！〃
王秀珍接着说：〃老帅动手了，右派上台了。〃
就这样，〃四人帮〃上海余党在10月8日上午作出了北京〃极可能发生军事政变〃的判断。
但是，这一判断，还只是〃极可能〃而已，尚未得到最终证实。
尽管尚未得到最终证实，徐景贤和王秀珍开始向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们以及上海的重要部门负责人〃打招呼〃，做好应付突变的种种准备。
原中共上海市委常委朱永嘉在1976年11月5日所写的一份材料中，描述了10月8日下午在上海康平路举行中共上海市委常委紧急〃打招呼〃会议的情形：
8日下午三点，我去康平路小礼堂开会，会议由徐景贤主持，参加会议的有王秀珍、冯国柱等常委和列席常委，徐说：给大家通一个气，马天水7日去北京开会，通不上消息，房佐庭（马的秘书）打电话回来，说是老胃病发了，估计中央可能出事，会议就散了。（注：王张江姚专案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1976年12月。）
为了摸清北京的真实情况，王秀珍派出金祖敏的秘书缪文金在8日下午飞往北京，打听消息。王秀珍与他约定了暗号，如果北京果真发生〃右派政变〃，就来电话说，〃老娘心肌梗死〃。
确证北京动向异常，是在10月8日晚上。
朱永嘉这么写道：
8日晚上，我又去康平路，在场的有徐景贤、王秀珍、冯国柱等，他们向北京打电话，探听消息，后来缪文进（金）打电话来讲老娘心脏病发了，是心肌梗死，这样大家认为是〃右派〃政变……（注：王张江姚专案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1976年12月。）
当时，确证北京动向异常，除了缪文金的电话之外，还有两个电话。
一是王洪文的〃小兄弟〃祝家耀打来的。祝家耀是王洪文把他调入公安部，准备安排他当公安部副部长。祝家耀在电话中说了三句话：〃人都集中了，门锁起来了，不能动了。〃这三句话清楚表明，北京发生了〃右派政变〃！
紧接着，文化部刘庆棠来电话：〃我们文化部的几个人也病了。〃刘庆棠所说的〃我们文化部几个人〃，无非是指于会泳、钱浩亮等人。〃病了〃，也就是失去了行动自由。
这三个电话，最终证实了北京发生了〃天大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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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8日：上海疯狂之夜
由于已经确证北京的〃右派政变〃，在上海康平路举行的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会便变成了一次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会议。
后来，朱永嘉是这么描述的：
当时我跳出来说：我们得准备斗，搞成〃巴黎公社〃，维持几天是可以的，我们可以发告全市全国人民书，或者先发一点语录，和赫鲁晓夫怎样上台的材料。王秀珍在会上说：民兵已经动员了，先动员二千五百人，三万一千人待命，要发枪发子弹，连夜搞巡逻，还说舆论工作叫我去准备。徐景贤和冯国柱、张敬标商量后，宣布几项决定：一，现在开始作武装暴乱的准备；二，为了防止意外，他和王秀珍分住二地：王秀珍与冯国柱去民兵指挥部，徐和王少庸去丁香花园；三，部队方面要做一点工作；四，张敬标仍留在办公室值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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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9节：末日的疯狂（23）
散会以后，我立即到文汇报、介（解）放日报、广播电台分别打招呼，告诉他们，〃四人帮〃可能出事了，如果市委决定，不发中央的消息，只发自己上海的消息，行吗？并要他们在少数骨干中个别打招呼，他们都同意了。回写作组也作了布置，要王知常准备语录和赫鲁晓夫如何上台的材料，至于告全市全国人民书还没有来得及讨论。（注：王张江姚专案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1976年12月。）
1980年12月13日上午，徐景贤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庭审问王洪文、张春桥时所作证人证言中说：
在策划会议上面，我们具体地讨论了设立指挥点的问题……我们就决定设立两个秘密指挥点，一号指挥点由我带领负责抓总和准备舆论，最后行动的命令由我这里发布，地点定在华山路丁香花园。二号指挥点由王秀珍带领，负责民兵和部队的军事行动指挥，地点定在市民兵指挥部……
我们在策划会议上确定了指挥点以及分工以后，我就当场执笔开列了一份进入两个指挥点的人员名单。一号指挥点名单有：我，市委常委王少庸，警备区副司令张宜爱，张敬标，朱永嘉，警备师师长李仁斋等人；二号指挥点的人员名单有：王秀珍，市委常委冯国柱，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杨新亚，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市委警卫处处长康宁一等人。我在会上当场宣读了这份名单，大家一致表示同意。在这两个指挥点的人员分手以前，我又按照王秀珍提供的民兵数字和情况，亲笔写下了第一个反革命手令。（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法律出版社1982年版，第359～360页。）
这时，法庭投影和宣读了这个手令。原文是：
〃请民兵指挥部加强战备，三千五百人集中，三万一千民兵待命（即晚上集中值班）。请民兵指挥部立即派人加强对电台、报社的保卫。〃
宣读后，审判员王战平问徐景贤：〃这是你写的吧？〃
徐景贤答：〃是我亲笔写的。〃
审判员王战平说：〃好，你说。〃
徐景贤：〃写好以后，在分手以前，我把这个手令当面交给了王秀珍……〃
接着法庭又投影和宣读了徐景贤写的第二个手令。内容是：〃电台由李仁斋同志告电台的连，注意警卫，听从刘象贤同志指挥。〃
宣读后，审判员王战平问：〃是你写的吗？〃
徐景贤答：〃这是我亲笔写的。〃
审判员王战平说：〃你继续讲。〃
徐景贤：〃……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所策划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已经箭在弦上了，只要一声令下，上海就会陷入到一片血海之中。张春桥过去多次引用过《红楼梦》当中的一句话，就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用来开导我们，启发我们。他又多次说过〃准备杀头〃这样的话，用来对我们进行反革命的气节教育。当我在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时候，我确实是准备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几个人豁出一条命去干了。我替〃四人帮〃卖命，与人民为敌达到了疯狂的程度。〃 （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法律出版社1982年版，第361～362页。）
10月8日午夜，上海的疯狂之夜。
关于一号指挥点，徐景贤已经写得清清楚楚。
王秀珍率领冯国柱、李彬山、杨新亚等来到上海市民兵指挥部二号指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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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0节：末日的疯狂（24）
10月9日凌晨一时，那里灯火通明。应召赶来的有王洪文的〃小兄弟〃陈阿大、戴立清、叶昌明、黄金海、马振龙。此外，还有先期到达那里的廖祖康、施尚英、钟定栋、冯国柱。
王秀珍成了那里的首领。她满脸愠容，环视了与会者之后，用压低了的声音说出了一番富有煽动性的话：〃中央出了反革命政变，修正主义上台了！这是右派政变！我们要与他们对着干，血战到底。我们的民兵即使打两三天也好。枪声一响，全国都知道，全世界都知道！〃
在这关键的时刻，王洪文手下的〃五虎将〃，个个嘴里喷射着复仇的烈焰。
陈阿大挥舞着拳头说：〃要大干，马上干！吴淞口只要沉一条万吨轮，就能把航道堵住。去几辆大卡车到机场，把钢锭甩在跑道上，就能把机场封住。〃
叶昌明出了另外的主意：〃我们可以在上海发动大罢工。上海一罢工，就会产生国际影响。〃
黄金海提醒道：〃最重要的是粮食！必要时可以动用金库去买粮食，万不得已可以到江苏去抢！〃
戴立清显示〃溜子〃本色：〃把民兵拉出来干。失败了，历史上会记上我们的功绩的！〃
马振龙发出了同样的吼声：〃我们要对着干。大不了完蛋，大不了掉脑袋！〃
倒是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没有说什么 〃豪言壮语〃。他派人到城建局，连夜取来几套上海详图。他知道，一旦在上海打起仗来，没有上海详图难以指挥。
上海民兵指挥部领导小组副组长施尚英，则对10月8日午夜的密谋内幕，作过如下回忆：
〃在10月8日的晚上十点钟，我和李彬山、钟定栋策划制定了武装叛乱的方案，研究制定了战备值班的民兵、车辆、巡逻艇、设立秘密指挥点，开设电台和联络暗号等。在10月8日晚十二点，王秀珍、冯国柱两个人又纠集了警备区和总工会的一大帮人到了民兵指挥机关，进一步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
〃我和钟定栋两个人向王秀珍、冯国柱两个汇报我们拟定的方案。民兵第一批有三千二百四十人和摩托车一百辆，卡车一百辆，配正、副驾驶员；第二批有一万三千人，起用民兵一○一号武装巡逻艇、十五瓦电台十五部。秘密指挥点设在江南造船厂（引者注：施尚英原在上海造船厂工作）和国棉十七厂或国棉三十一厂，选择了我们信得过的人进驻各区当联络员，并且要求各个区的民兵指挥部的头头全部在位值班，还要求在9日十八时以前，全部落实。
〃王秀珍提出国棉十七厂和国棉三十一厂这两个单位目标太大（引者注：即王洪文、黄金海原先所在的工厂），要我们在杨浦区另外再找一个工厂作秘密指挥点，其他都同意。
〃王秀珍并且告诉我们，她和冯国柱一帮人立即到东湖路七号，并要我们听他们那里指挥。
〃根据王秀珍和冯国柱的指使，我们就选择中国纺织机械厂为另一个秘密指挥点，并且在10月9日的上午九点钟，由我和吴立义、钟定栋召开了十个区民兵指挥部和五个直属民兵师的负责人会议，把我们拟定的方案作了布置。
〃之后，我们都带了手枪和文件等撤离民兵指挥部，到两个秘密指挥点上待命。〃
王秀珍所看中的东湖路七号，亦即东湖招待所，那是上海市委的一个招待所。王洪文回沪，总是住在那里。
在一号、二号指挥点，徐景贤、王秀珍分别指挥着一班〃武将〃。
朱永嘉呢？他则忙于指挥那班〃秀才〃，作舆论准备。
10月8日之夜……〃四人帮〃被捕四十八小时之后，如姚文元所〃预言〃的那样，上海〃基地〃〃在复杂情况下独立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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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1节：末日的疯狂（25）
一场武装内战的阴云，笼罩着上海。尽管上海一千万市民对此还毫无所知，但是上海已堆满了干柴，只差一把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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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天水的电话解除了上海警报
10月9日，下起了细雨。
急匆匆，王洪文的妻子崔根娣拖儿带女，离开了康平路。
没有坐小轿车，悄然登上公共汽车，从上海西南角斜穿整个市区，前往东北角杨树浦。
王洪文的小兄弟已经给她透露消息：〃王洪文出事啦！〃
她一次次给王洪文挂长途电话，总是没人接。
她给上海国棉十七厂厂医、她的一位好友挂电话。在电话里没说几句，她就忍不住哭了起来：〃我怎么办？孩子怎么办？〃
〃到我这里来吧，暂且躲一躲。〃她的好友劝慰她。
她就带着儿女，借住到厂医家。
这位厂医与她的友情，倒并非〃造反之交〃。她的丈夫从部队复员到上海国棉十七厂，曾任厂党总支委员，〃文革〃前与王洪文有点来往。1966年，她的丈夫去世。1967年在与〃联司〃血战之时，她曾替崔根娣照料孩子。正因为这样，这一次崔根娣又想到了她，把孩子带到了她家。
她家不是个显眼的所在。金祖敏也把女儿托崔根娣一起带去。顿时，厂医家里挤了一屋子人。
不久，这小屋里又增加了一名〃逃难者〃。她叫张融融，张春桥的第三个女儿。
张春桥的女儿怎么也躲到这儿来呢？原来，是崔根娣做的大媒，把上海国棉十七厂青年工人徐百丰介绍给张融融。听说崔根娣在厂医家避难，张融融也以为这里安全，便过来暂避风头。
虽然这儿是工人宿舍区，远不如康平路高干宿舍豪华、宽敞，崔根娣心中反而踏实了。她与厂医挤在一张床上，说出了心里话：〃不知道怎么搞的，这些年我的心总是悬着，担心洪文迟早会出事。现在，果真大祸临头……〃
不过，就在这一天，上海民兵指挥部那紧张的战斗气氛，忽然缓和了。
徐景贤、王秀珍这几天绷紧了的脸上，居然出现了笑容。
上海〃基地〃怎么一下子松弛了神经？
原来，10月9日上午十时，马天水从北京给王秀珍打来了电话。
〃是马老吧？〃王秀珍一听见马天水的声音，高兴得跳起来了。
〃是我呀，我的声音你还听不出来？〃真的，从电话耳机里传出来的，是马天水那熟悉的河北口音。
〃你身体好吗？〃王秀珍问。
〃好，好，我在京西宾馆里一切都很好。〃马天水答道。
〃四位首长好吗？〃王秀珍问了最关键的话。她所说的〃四位首长〃，不言而喻是指〃四人帮〃。
〃他们都好，身体很好。〃马天水居然这样答道。
〃你见到他们了吗？〃王秀珍紧紧追问。
〃他们工作都很忙，我没敢打扰他们。他们在电话里托我向景贤和你问好！〃马天水说得很流畅，很自然。
挂上电话，王秀珍急忙把好消息转告徐景贤。
徐景贤长长地松了一口气，顿时瘫在椅子上……连日的疲劳一下子袭了上来。
〃小兄弟〃们也飞快地得知〃喜讯〃。
叶昌明顿足道：〃唉，虚惊一场！〃
当时中共上海市委年轻的女委员、《朝霞》杂志总编辑陈冀德，在1977年5月27日受到审讯时，曾这么说：
〃9号上午，听朱永嘉说：徐景贤、王秀珍与在北京的马天水通了电话了。马天水说：他们三个（指王、张、姚）身体很好，工作很忙，中央正在筹备一个重要会议。我听后，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当时我对朱永嘉说：要是马天水说了谎，这个玩笑可是开得不大不小。王知常说：马老是老干部了，说谎不至于。因为听到了这样的消息，思想上不像8日那样紧张了。中午，萧木到我办公室来，对我讲他可能马上要走了。我说北京究竟发生什么事情还不清楚，不会马上叫你回去的。他说：不管出什么事，我都是要走的。小说我不想写了，也写不下去了，不管怎么样，人家都会说我写这部小说是为王洪文树碑立传的。我说：那也不能这么讲，文化大革命总归还是要反映的，也总会有代表人物。萧木要我替他保存小说已经印出来的部分清样。在讲到当前形势的时候，我说不知会有什么变化，华国锋同志任主席的话，春桥同志可能会当总理。萧木情绪低沉地说：恐怕事与愿违。以后看起来中央是集体领导了，不可能像主席在时那样，一切都可以由主席仲裁，决定。现在还没有像主席那样可以仲裁一切的人……〃 （注：青野、方雷：《邓小平在1976》，下卷，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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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2节：末日的疯狂（26）
上海迅速地恢复了平静。
这天零点，先是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紧接着上海各报与中央各报一样，都在头版头条刊登了重要新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共同作出两项决定，即《关于建立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
这两项决定是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在10月8日作出的。
另外，这天还同时下达中共中央文件，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0月7日作出决定，由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一定是中央在开政治局会议！〃看着报上刊登的两项决定，看着中共中央文件，上海的〃四人帮〃的同党们，作出了〃合乎逻辑〃的解释。
警报解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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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2日：上海又要〃大干〃
其实，马天水是奉命向王秀珍打那个长途电话的。
马天水此人在宦海浮沉多年，曾总结出一句〃名言〃：〃第一把手不好得罪。〃
他所说的第一把手，亦即顶头上司。
他总是举〃顺风旗〃。
在陈毅市长手下，他照陈毅指示去办；
在柯庆施手下，他听命于柯庆施；
在陈丕显、曹荻秋手下，他曾与造反派分庭抗礼；
在张春桥得势之后，他〃痛改前非〃，成为〃结合〃干部；
10月7日，当他刚到北京，要他〃急转弯〃，他一时转不过来。因为张春桥、王洪文已经给他许愿，让他做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何况他这几年在上海替〃四人帮〃看家，他的命运早已与〃四人帮〃紧紧连在一起，成为拴在一根绳子上的蚂蚱，所以他会骂出〃宫廷政变〃之类的话。
不过，他毕竟是〃三朝元老〃，经历过许多次政治风云。他在北京开了两天会，知道〃四人帮〃败局已定，无可挽回，他就不能不为自己拨小算盘了。他再一次以为，〃第一把手不好得罪〃，只是此时他心目中的〃第一把手〃不再是张春桥，而是华国锋了。
马天水按照中央的意思，给王秀珍挂了电话。上海放松了戒备。
10月9日晚上，马天水又一次给上海挂电话，转达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徐景贤、王秀珍明天上午来京开会。
10月10日上午，徐景贤、王秀珍在临行前又通过各种途径向北京摸情况，得知〃四人帮〃真的被捕。不过，他俩又有点疑惑：〃马老〃的话，总不至于不可靠吧。
临行之际，徐景贤、王秀珍作了〃一去不复返〃的打算。他俩作了吩咐：〃作最坏的打算！如果我们去了以后，两三天没有消息，你们就决一死战！〃他俩委托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三人负责上海工作。
徐景贤、王秀珍腾空之后，上海〃基地〃失去了首领，陷入混乱之中。尽管上海市民兵指挥部下达了一级战备的状态，但已是群魔无首了，〃马、徐、王〃这〃三驾马车〃都离开了上海。
〃一到北京，就给我们打电话！〃冯国柱、张敬标、叶昌明曾再三关照徐景贤和王秀珍。
一到北京，徐景贤和王秀珍便明白了一切。他俩几次给上海〃基地〃打电话，那话是含含糊糊的：〃家里怎么办，等一两天我们回来再说。〃
后来，陈冀德这么记述：
〃10日下午三时。朱永嘉通知我到写作组开会。在场的有王绍玺、萧木、顾澄海。朱永嘉说：徐景贤、王秀珍两人已去北京了。他们临走时约定一到北京马上打电话给上海，好让在家留守的人放心。结果等到晚上九点多，还没有接到徐、王的电话。朱永嘉从市委回来说：徐、王在郑州被勒令下飞机接受检查，并说载他们的飞机不是专机，而是沿途把山东等省市书记放下再到上海接徐、王二人，起飞后也不是直飞北京，在中途又多次停顿。朱永嘉和留守上海的冯（冯国柱）、王（王知常）、张（张敬标）分析这种情况很反常，气氛又紧张起来。到半夜一时左右，朱永嘉又从大院里带来消息，说他已和徐景贤通了电话，徐景贤叫大家不要动，等他们回来再说。王知常马上说：时机又错过了。我的心又沉了下去，我想徐景贤一定是投降了。他们大家都投降，我也决不投降。〃 （注：青野、方雷：《邓小平在1976》，下卷，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3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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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3节：末日的疯狂（27）
10月11日，上海〃基地〃在不安中度过。
由于外电报道了〃四人帮〃被捕的消息，震撼了上海。
陈冀德这么记述：
11日下午。朱永嘉在他的办公室里一边整理东西，一边对在场的王知常和我说：你们也收拾收拾准备坐牢吧。就这么束手就擒，实在不甘心，也对不起张、姚两位首长。我说：就是被抓去坐牢，也不做对不起他们的事。这时，徐景贤再次从北京打电话来，要上海不要动，一定等他们回来。我想：肯定是〃四人帮〃出问题了，但究竟情况如何，仍然是不清楚的。晚上，朱永嘉从大院里带来了确切的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他说《美国之音》和英国BBC已经广播了。听他这么一讲，我的情绪很激动，讲了许多攻击党中央的话，我说：中央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与上海的关系又这么密切，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市委成员却都是从外电消息中知道的，这叫什么党内原则？事情早已发生，却一直把我们蒙在鼓里，这就叫马列主义？这就叫光明正大？反党情绪猖狂至极。（注：青野、方雷：《邓小平在1976》，下卷，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371～372页。）
10月12日，马、徐、王仍没有回上海。
〃他们三个也肯定给扣起来了！〃这样的猜测，使上海〃基地〃由不安转为焦躁，转为暴怒。
陈冀德这么记述：
12日上午。萧木在朱永嘉办公室对在场的王知常和我说：我们应该怎么办？见没人吭声，他指着椅子背说：喏，椅子就是椅子，桌子就是桌子。我当时的情绪是要顽抗到底的，因此并没有理解他讲这话的意思实际上是在搞攻守同盟。我说：我是连椅子、桌子都没有的，只有一条命，没什么好说的。下午，朱永嘉对我说：冯国柱（常委）已被他说服了，也准备干了。我因为平时听朱永嘉讲过冯国柱这个人待人处事比较圆滑，所以表示不大相信。不久，萧木到办公室来，说警备区的李宝奇已经回来，但另外两个司令员一点消息也没有。朱永嘉说：糟了，李宝奇是邓小平的人，看来问题肯定出在军队。当时，我们确像热锅上的蚂蚁，走投无路。我说：主席去世了，我们这些人也活不成，和主席一块去死吧。萧木说：主席是支持四位首长的，主席的人也是向着他们一边的。晚上，朱永嘉开完常委会回来，大叫上当了，现在干也坐牢，不干也坐牢，像巴黎公社那样干起来还能顶他几天，造成世界影响。我当时思想混乱，想干，又不知怎么干。这天深夜，我把5月份去北京时，张春桥、姚文元接见我的讲话记录本和照片全烧了。因为烧得比较慢，张春桥写给我的信件和我给他写信的草稿，是第二天上午拿到锅炉房去烧的……（注：同上书，第372页。）
虽然后来得知马、徐、王在13日可以回沪，但朱永嘉等已经没有耐心再等待了。
于是，10月8日之夜的一幕在上海重演了。
施尚英关于10月12日夜晚的描述最为详细。下面引述了这位当事者的回忆：
10月12日晚上八点半钟，冯国柱等四个常委召集了总工会和写作班，以及张春桥、王洪文的秘书十余人，到康平路开会，进一步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
会议气氛非常紧张，并且吵吵嚷嚷的。
在混乱的吵声中，朱永嘉突然站起来，两手把袖子卷起，态度十分嚣张地抛出了要在13日六点钟之前干的一整套反革命武装叛乱方案，口号是四个还我：〃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文元，还我洪文。〃要民兵进驻电台，要电台广播告全市人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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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4节：末日的疯狂（28）
王知常接着说，现在不能再等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回来做决定了，要么大干，要么不干，口号是四个还我。（引者注：这时朱永嘉写了一张〃民气可用，决一死战！〃的条子，在会场上传阅。）
萧木急急忙忙的说，现在不能再等下去了，等马天水他们回来，就来不及了。
王少庸态度极其嚣张地说，我提出把全市搞瘫痪了，请大家考虑。
陈阿大接着说，把上海搞瘫痪很方便，只要把电网一破坏就行了。
冯国柱态度积极地接着说，我补充一条，明天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从北京回到上海虹桥机场的时候，给扣起来。
我不理解，问冯国柱为什么要扣马、徐、王三人？
冯国柱说，你不懂，他们三个回来也可以代表市委下命令的。（引者注：指代表市委下命令投降。这时有人很明确地说：〃马天水是软骨头，徐景贤是动摇派，王秀珍是既得利益者，三个人都可能投降了！〃）
会上还有人叫嚷，要封锁长江航道和机场。
马振龙的态度极其嚣张，又哭又闹，并且说，现在就要干，不能再等了。
朱永嘉说，上海带一个头，外省市也会跟上来的，这样就迫使他们放人（指迫使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放〃四人帮〃）。朱永嘉并且极其反动地提出，如果被镇压，失败了，那么像巴黎公社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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