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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帮"兴亡-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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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1978年7月24日，徐景贤在证词中这样说：
过了几天，就是9月28日，张春桥派萧木到上海，向市委直接传话，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我认为这是张春桥听了我9月21日的当面汇报后，经过进一步思考，给我们作出的交底的指令。
张春桥给我们指出：有人要搞〃四人帮〃，要搞上海，这样的时候，大考验就到来了。
张春桥在这里向我们发出了要打仗的动员令。萧木从北京到上海，一下飞机就直接从机场赶到康平路市委常委学习室。把在家的六名市委常委全找来，详细传达了张春桥9月27日晚同他的谈话。当时，我把张春桥的这些指令在笔记本上作了记录。到了75年10月8日，当我得知〃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时，我就认为张春桥的预言应验了，大考验的时刻到来了。
我们根据张春桥9月27日关于要打仗的指令，在上海策划了反革命武装叛乱…… （注：青野、方雷：《邓小平在1976》下卷，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12页。）
◇欢◇迎访◇问◇。◇
第132节：末日的疯狂（16）
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发出通知，1976年10月6日晚八时，说是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政治局会议。
当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先后步入怀仁堂，等待着他们的是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
坐镇现场指挥的，是叶剑英、华国锋和汪东兴。
江青在中南海就擒时，狂喊乱叫了一番，提出了一连串的〃抗议〃。
毛泽东去世之后，张春桥对形势分析了一番，托萧木向上海传话：〃毛主席去世了，要有像毛主席那样有威望的领袖是不可能了……现在比列宁去世时好，那时斯大林威信不高，托洛茨基做过红军总司令，威望比斯大林高……〃
张春桥的话，需要〃翻译〃方能明白：他，自比斯大林，而把华国锋比做托洛茨基。他以为自己的威信比华国锋要高，因此取华国锋而代之仍大有希望。
张春桥仍把上海视为〃基地〃。在徐景贤的笔记本上，亲笔记下了1976年9月28日张春桥派萧木传达的口信：
阶级斗争形势要经常研究，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马克思主义刚出来时，中国这么一个大国还没有人知道。后来到了列宁，中国懂得马列的也很少。现在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在世界传播了，比起那时候来懂得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所以要建立信心。当然要看到曲折，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谁挂帅。
上海的工作，转告上海不要急，不要多出头，许多事让外地去搞，我们要把工作做得扎实一些。上海不搞，别人还会拿出几条来讲你。老实说，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受过严重考验，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话，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
张春桥的这段话，同样需要〃翻译〃。他警告徐景贤，上海正面临着〃大考验〃，〃要打仗〃。
在10月初，在张春桥亲笔写下的提纲中，有着这样的句子：〃革命与专政。怎样革、怎样巩固政权。杀人。〃
上海在准备着〃打仗〃、〃杀人〃。
箭在弦，弹上膛，剑出鞘。
风闻，10月7、8、9日，北京将有〃特大喜讯〃。王洪文一口气拍了一百多张照片，以供登台时用。上海的红纸头被抢购一空，准备庆贺〃大喜之日〃。
毛泽东在病重之际，曾说过：〃看来只有在腥风血雨之中交班了，我死了以后会怎么样，只有上帝才能知道。〃
已经蒙受十年浩劫的中国人民，怎么还受得了新的一场〃腥风血雨〃？
10月6日晚，不费一弹、不开一枪，〃狄克〃和他的伙伴，〃和平〃地进入了监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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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文元预感末日来临
姚文元已经清楚地预感到末日的来临。
姚文元收到一封信，使他坐立不安。只是他不敢把这封信在〃四人帮〃中传阅。
在1980年7月17日姚文元的《审讯笔录》中，他便谈到这封来信：
问：继续交待向你提出的问题。
姚：好，今天交待我政治生命的最后一天，我的思想状况。
先从1976年7月下旬说起，新华社的解力夫转给我一封河南分社记者写给我的亲启信，并要求我把此信转给毛主席。这封信对我的思想有很大的影响。
问：信里写的是什么内容？
姚：这位记者写信反映河南省委组织部一位负责人，1976年初在北京养病期间，纪登奎的儿子去看他时讲的一番话。这封信写得很露骨，给我印象比较强烈的有：一，用很坏的语言攻击毛主席的病，意思是说毛主席活不了几天了；二，攻击华国锋总理没有能力，说他现在虽然担任了总理，但在工作上一边向李先念问问，一边向张春桥问问，这样把两边的意见凑起来做工作，还特别攻击他在外事工作上没有经验；另外，还有许多吹捧纪登奎的话，说他父亲如何有能力，现在不高兴多管事，不高兴出主意了；四，他还说现在政治局是新派、老派之争，说那些老派现在不开口，因毛主席还活着，只要毛主席一死，他们是要大干的，他们已经秘密串联，做了准备，到时候立即宣布张春桥为叛徒，实行全国军管，接下去就是血雨腥风之类的话；他还说老派、新派无论谁上台都要流血；上海是新派的地方，死了多少人呀！老派上台也要流血，但比较起来还是老派上台好一些。纪登奎的儿子还对这个组织部长说：要他回去给省委打个招呼，对将来的事情要做好准备。这位记者还反映河南省委在听到这个组织部长传达后的情况，如刘建勋（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等人的态度。总之，给我的印象是写信人了解了很多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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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3节：末日的疯狂（17）
当时毛主席已经病重，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华国锋主席已搬进中南海。我看了这封信百感交集，一方面我不大相信，因为信中有些情况不确实，比如信中说毛主席患了喉头癌，就不对。另方面，又觉得是不是有某种根据。这里根据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就是有些小道消息常常加杂些内部情况。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毛主席逝世后，我的确有垮台的可能。这封信收到后，我思忖再三觉得不能转给毛主席，因毛主席已经病重了。我又不愿转给毛远新。也没有送给华国锋主席，因为信里有些话是说他的。我更没有想到送给江、张、王。这封信就一直压下来了，像一块大石头一样压在我的心里。
那封来信，使姚文元预感到末日的来临。
面对审问，姚文元继续答复：
姚：当时，正是毛主席病危的时候，华主席、张春桥找我谈话，要我和纪登奎负责准备文件，以我为主。我接受了这个任务，和纪登奎一起找了办公厅的周启才、李鑫等几个人。在中南海准备文件，包括《告人民书》等一整套计划，搞好后封存在那里。毛主席逝世那一天早晨，在中南海，我找了几个宣传单位负责人布置毛主席逝世后的宣传工作。
问：你都找了哪些人？
姚：有新华社的朱穆之，《人民日报》的鲁瑛，《光明日报》的莫艾，《红旗》杂志的许健生，中央电台的邓岗。
谈完话后，我又单独把鲁瑛留下来，我对他说：〃这几天要是你们到处找我，突然找不到我这个人了，你要继续做好报纸出版工作，现在阶级斗争形势还是很复杂的，要提高警惕，到底怎样，还要看一看。〃我想利用这种暗示的形式和他说我可能出事，但又不便讲明，也不能把那封信的内容告诉他。我当时看他的样子好像并不懂。不管我这话对他产生什么影响，我都要负责。
问：仅仅是纪登奎的儿子谈话内容的一封信，就使你那么震惊吗？还有什么其他原因？
姚：没有这封信，我也会感到自己会被批判的。过去毛主席一直是保护我的。毛主席逝世后，我就联想到毛主席说过的〃四人帮〃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我就担心要解决到自己头上了。但没有这封信，我不会对鲁瑛讲那番话。
姚文元在1976年9月13日的日记中，写及自己矛盾的心境，也写及人们已经开始〃疏远〃和〃不满〃江青，还写及张春桥〃心情很不好，人也瘦了许多〃。但是，姚文元声言，他要〃战斗〃：
上午同国锋、洪文守灵；接待朝（鲜）、阿（阿尔巴尼亚）、罗（罗马尼亚）等国使节，许多外宾在主席遗体前失声痛哭，表现了各国人民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
不知为什么，江青没有参加会见。后来她提出政治局开会，在会上，因为遗体问题和华吵起来。她的言词很激烈，大家都不满意，这样下去会很危险。主席不在了，有些人已开始疏远她。我不能这样做，要努力帮助她，支持她，要对得起主席。
下午审新华社稿和电视台的录像，没有江青的镜头，已让邓岗补上。《人民日报》社论又改了一稿，已送春桥同志。他，似乎有什么话要对我讲，过几日应找他谈一谈。
晚上，同英（引者注：指姚文元之妻金英）长谈，重点国内形势和党内斗争。她的政治嗅觉很敏锐，和我有同样的预感。主席逝世，一些人可能会趁机闹事，要提高警惕，要有所准备。我和英最担心的是孩子，他们尚小，不谙世事，能经受得住残酷斗争的考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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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4节：末日的疯狂（18）
孩子，又是孩子，我近来为什么老想到孩子，为什么变得这样多愁善感，这是意志消沉和怯弱的表现。我要振作起来，要充满信心，为了孩子，也要勇敢地投入战斗。
记住马克思的一句名言：〃我喜欢的生活──战斗！〃
10月3日，姚文元把《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找来谈话──进行关于〃按既定方针办〃的反调查！
在中央专案组1979年整理的《姚文元案卷》第二一二卷，有这样一段揭发材料：
姚文元同鲁瑛的第四次密谈，是为了组织〃按既定方针办〃的反调查。
〃四人帮〃伪造的〃按既定方针办〃的阴谋败露后，鲁瑛继续参与阴谋活动。
10月3日，姚文元又把鲁瑛找到他家密谈。姚文元告诉鲁瑛〃按既定方针办〃出了问题，一方面要他采取措施，在报上逐步减少〃按既定方针办〃的提法，并要他通知新华社解力夫和光明日报莫艾把关；另一方面要他派人搞反调查。
鲁瑛立即直接打电话给刘湘萍等人核对，同时派出崔奇、张沛进行反调查，调查华国锋同志在计划会议上传达的毛主席的原话是怎么讲的。姚文元还要鲁瑛派的人质问谷牧同志，要他〃讲真话〃，阴谋嫁祸于华国锋同志。
1980年11月，原《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在所写的交待材料中，也讲到姚文元要他进行反调查一事：
10月3日，姚文元又把我找到他家中对我说：
〃按既定方针办出了问题，有人要借社论引用主席这句话大作文章，攻击《人民日报》。〃
〃你不要小看这件事，从最近情况来看，表面上还是比较平静的，但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今后还是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还是要继续同走资派作斗争。现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有些反不起来了，有的可能要翻案。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
为了对抗华国锋同志的批评，姚文元还指使我：一方面采取措施，在报上逐步减少〃按既定方针办〃的提法，并让我通知新华社的解力夫和《光明日报》的莫艾把好关；一方面又让我派人搞反调查。
按照姚文元的旨意，我回到报社就直接打电话给刘湘萍（卫生部长、谢富治夫人）等人核对，同时派出崔奇、张沛四下活动，调查华国锋同志在计划会议上传达的毛主席原话，阴谋嫁祸于华国锋同志……
在10月4日，事态严重化了。这天的《光明日报》，在头版发表署名〃梁效〃的重要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所谓〃梁效〃，也就是〃两校〃的谐音。〃两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也。这两个大学的〃大批判组〃，是受〃四人帮〃及其手下的干将直接指挥的写作组，是〃四人帮〃的喉舌，人称〃帮喉舌〃。从这〃帮喉舌〃开张到垮台的三年之中，竟然炮制了二百一十九篇〃帮文〃。
这一回，〃帮喉舌〃在《光明日报》上用咄咄逼人的口气写道：
〃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办，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永远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道路走下去，走到底。这是保证我们的党永不变修，我们的国家永不变色的战略措施。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
本来，篡改毛泽东指示的明明是〃四人帮〃，这篇〃帮文〃却颠倒黑白，矛头指向华国锋，声称华国锋〃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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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5节：末日的疯狂（19）
这篇〃帮文〃还杀气腾腾地写道：
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
不言而喻，这〃修正主义头子〃，指的就是华国锋。
这篇〃帮文〃见报的当天清早七时，正在熟睡的华国锋被秘书喊醒，告知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骑自行车赶来，有急事报告。
李鑫紧急求见华国锋，就是把刚刚出版的《光明日报》送给华国锋。
华国锋一看〃梁效〃的这篇《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便明白〃四人帮〃已经箭在弦上。
李鑫还报告一个重要信息：昨天，江青几个人在钓鱼台吃饭，把他也请去。席间，江青问起毛远新，从东北调来的部队已经到达哪里。
由于李鑫在这关键时刻向华国锋通风报信，所以后来李鑫受到华国锋的重用。
关于李鑫在粉碎〃四人帮〃时曾出过力，原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也曾这样谈及：
〃在毛泽东逝世后，叶剑英实际上负有〃特殊使命〃的重任，他身居西山，不露声色，伺机而动。华国锋与〃四人帮〃则是你死我活的关系，火并迟早要发生，除非华国锋甘愿臣服于〃四人帮〃，但华国锋并不想臣服而想有所作为。在华国锋左右，此时首先向华国锋建议〃先下手为强〃的是一个名叫李鑫的人……〃 （注：吴江：《十年的路》，香港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1996年2月第2版，第9页。）
华国锋立即给叶剑英打电话，说是有要事商量。
其实，叶剑英虽然住在玉泉山，也已经接到部下的电话，报告今天《光明日报》上的异常动向。
于是，在这天夜幕降临之后，叶剑英驱车前往北京城里东交民巷新八号院子。那里原本是西哈努克的住处，如今华国锋住在那里。
叶剑英在这关键时刻，赶来会晤华国锋。
本来，华国锋是想过了10月9日……毛泽东去世一个月忌日之后，再对〃四人帮〃动手。可是，《光明日报》上的〃帮文〃表明，一场恶斗已经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叶剑英以为，必须〃快打慢〃。
历史的车轮毕竟无法逆转。〃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了十年，〃四人帮〃气数已尽，濒临覆灭的时刻了。
〃舆论总管〃在覆灭前夕，一边指令全国各报转载《光明日报》在10月4日发表的〃帮文〃《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一边又在一篇经他三次审改的更恶毒的黑文上，写了如下〃批示〃：
〃10月8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见报。〃
可是，这一回〃舆论总管〃的指挥失灵了。10月8日，《人民日报》并未在头版头条发出那篇文章。
因为就在姚文元写完那条〃批示〃不久，一副锃亮的手铐，咔嚓一声，铐在他的手腕上。
那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天……1976年10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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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天水满心狐疑飞往北京
1976年10月7日，当胜利的曙光照耀着华夏大地，人们从睡梦中苏醒，还不知道中国这艘巨轮已驶入新的航程。
叶剑英和他的战友们不露声色，因为在这个时候燃放庆贺的爆竹尚为时过早。
他们把目光投向上海……这座尚处于〃四人帮〃余党手中的中国最大的城市。
10月7日出版的《人民日报》，依然保持着〃姚文元风格〃，送往千家万户。头版头条登着：《继承毛主席遗志的最好实际行动……上海市掀起群众性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高潮》，这是一篇吹捧〃基地〃的报道。二版的通栏标题为《深入批判邓小平授意炮制的〈论总纲〉》，刊出梁效的长文《〈论总纲〉和克己复礼》。〃梁效〃（即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写作组）乃是〃帮秀才〃。〃帮秀才〃写的〃帮文〃照登不误，似乎一切〃正常〃。……人民日报如此，全国所有的报纸、电台也如此，没有透露半点风声，谁都不知道6日午夜爆发的那桩惊天动地的壮举……尽管在逮捕〃四人帮〃之后，北京卫戍区部队已顺利地接管了新华社、《人民日报》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公安部。当年〃杨、罗、耿〃兵团的那个〃耿〃，即耿飙，曾长期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此刻奉命接管了姚文元那一摊子舆论机关，但在舆论上仍保持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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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6节：末日的疯狂（20）
在茫茫大上海，这天唯一行动反常的是〃总管〃马天水。
10月7日上午九点，当粗眉大眼的王秀珍刚刚步入康平路中共上海市委的党委学习室，发觉马天水穿得整整齐齐，早已坐在那里。马天水向来〃朴素〃，只有在接待外宾时才穿笔挺的中山装，扣得紧紧的衣领里露出一圈雪白的衬衫领。不过，他今天神态木然，呆呆地坐在那里。
〃马老，今天有外宾？〃王秀珍问道。
〃不，去北京开会。〃马天水低垂着硕大、光秃的脑袋，颓然地答道。
〃去北京开会？〃徐景贤也进来了。他向来是个非常敏感的人，马上插话道，〃中央最近一段时间没有会议呀，也不会有人事变动。〃
〃是呀，每次去北京开会，春桥、文元和老王总是事先来电话关照。这一回，怎么突然叫你去开会？哪里来的通知？〃王秀珍问道。
〃中央办公厅一早打电话来，要我和周纯麟同志今天中午赶到北京。〃马天水答道。
〃你给春桥挂过电话吗？〃徐景贤追问。
〃我，我怕太早，他没起床，怕打扰他。〃马天水支吾着。
其实，这个〃马老〃，乃是一匹识途〃老马〃，哪里还用得着徐景贤提醒？他在接到中央办公厅的电话之后，当即觉得这通知那么急，有点蹊跷。他在电话中问道，去北京干什么？开什么会？他想摸底。可是，对方只是重述中央的通知，未加任何说明。那口气完全是公事公办式的。马天水一听，便疑虑重重。
凭借着〃老马〃丰富的政治经验，他预料此行凶多吉少。特别是在国庆节前夕，王洪文先是派他的秘书萧木来沪，紧接着又派廖祖康来，已经把北京政局的底牌清清楚楚告诉了马天水。
然而，电话是中央办公厅打来的，马天水不能不立即去北京。
马天水与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同行。王秀珍、徐景贤送他们去机场，再三叮嘱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到了北京一定要打个电话回来报〃平安〃。
马天水的飞机刚刚抵达北京，就被接去出席中央的〃打招呼〃会议。
当马天水听说〃四人帮〃被捕，简直目瞪口呆！
他解开了紧扣着的中山装的领子，那光秃的前额仍在不断冒汗。
他闭口不语，不表态。
凌晨二时，当他驱车回到京西宾馆，他实在熬不住了，才对秘书说出了一句恼羞成怒的话：〃简直是突然袭击，宫廷政变！〃
说罢，马天水似乎意识到自己失言，即便是在秘书面前也不该说出这样泄露内心秘密的话。他赶紧闭上了嘴。
辗转反侧，马天水无法入眠。
他无法抑制自己的心情。他毕竟又对秘书说出了心里的话：〃唉，今天还要去开会，会上不能不表态。表态难，不表态又不行。表示拥护吧，向上海怎么说？不表示拥护吧，恐怕就回不去了！〃
在会上，马天水言不由衷，不得不虚掩几句拥护之类的话。紧接着，他就来了个〃但是〃：〃建议党中央正确处理和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张春桥在〃一月风暴〃、〃大联合〃中是有影响的人物，中央要慎重对待。〃他的言外之意，张春桥属〃人民内部矛盾〃，王洪文当然也属〃人民内部矛盾〃。
就在马天水吞吞吐吐、闪烁其词的时候，上海的徐景贤、王秀珍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急得团团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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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余党成了热锅上的蚂蚁
〃四人帮〃被捕之后，由于封锁消息，上海〃四人帮〃的余党们最初并不知道北京的真实情况。
◇欢◇迎◇访◇问◇。◇
第137节：末日的疯狂（21）
尽管马天水和周纯麟突然奉命前往北京，曾引起徐景贤和王秀珍的怀疑，但是他们到达北京之后，并未发来异常的信息。
10月7日晚，王秀珍打电话给北京京西宾馆，找马天水。
电话是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接的。房佐庭告诉王秀珍，中央还没有开会，马天水正在待命，还不知道会议的内容。
其实，当时，马天水已经参加了中央〃打招呼〃会议。遵照中央规定，房佐庭对王秀珍说〃中央还没有开会〃。
当王秀珍要房佐庭找马天水直接通话时，房佐庭推说：〃马老在洗澡。〃
由于电话是马天水的秘书接的，所以没有引起王秀珍的怀疑。
10月7日晚上，徐景贤给当时的文化部部长于会泳打了个电话。当时，于会泳告诉徐景贤，〃中国文化代表团不出国了，是华国锋决定的。〃
接着，徐景贤又给卫生部部长刘湘萍打了电话。刘湘萍则告诉徐景贤：〃没听说中央开什么会，王、张、姚的情况不知道。〃
尽管于会泳和刘湘萍的答复隐含着异常情况，但是还不足以使徐景贤对于北京局势作出发生异常的决断。
这样，10月7日那天，上海在平静中度过。
10月8日，上海陡然紧张起来！
发现北京动向异常，是从10月8日清早开始的。
1980年12月13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在开庭审问王洪文、张春桥时，徐景贤作为证人出庭。徐景贤在证言中，详细叙述了当时发现北京动向异常的过程。
10月8日的大清早，（张春桥老婆）李文静说，张春桥的儿子原定10月8日上北京的，结果李文静给张春桥打了一夜电话没有打通，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李文静对王秀珍说了以后，王秀珍就亲自给王洪文那里打电话，想要问问情况，结果就是打不通……我们商量以后，决定把张春桥在上海的秘书何秀文以及当时正在上海的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和萧木都找来，让他们一起向北京打电话。这几个人到来以后，就通过各种渠道，用各种号码给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那里打电话，结果一个都打不通（引者注：当时廖祖康判断说，〃情况反常〃！）……这个时候，我给《人民日报》的负责人鲁瑛打了电话，想要问问情况，结果鲁瑛的神态十分反常，没有讲两三句话就急忙把电话挂上（引者注：当时萧木说：〃坏了，鲁瑛肯定给监视起来了！〃）
……在这个时候，我们又收到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的电话通知。上海警备区又向我们汇报说，原来总政决定在上海召开的全军图书工作现场会议现在通知停止召开。（引者注：这时，徐景贤又从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负责人那里获知：〃中央台通知停播《按既定方针办》等两首歌。〃）这种种迹象就使得我们很忧虑。我就和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以及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王洪文的秘书萧木、廖祖康一起在常委学习室分析形势。我说，毛主席逝世以后，一号战备刚刚通知撤销，怎么现在中央军委又通知加强战备了呢？而且这个通知里特别提到要防止内潜外逃，看来有什么人出了事情……这个时候，市委常委张敬标通过上海警备区的军用电话接通了京西宾馆，找到了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也赶去听电话了。房佐庭告诉他们说，会议不准往外打电话，又说这次他们到北京的时候是穿军装的人去接他们的。房佐庭在电话当中传回来一句暗语，说是〃我的老胃病重患了〃……这样我就在常委学习室跟他们几个人议论：房佐庭没有胃病，他说〃我的老胃病重患了〃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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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8节：末日的疯狂（22）
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这个时候说：几个老帅，像叶帅、徐帅他们还是有号召力的。说到这里他不再说下去了，但是我们都明白了他的意思，他是说几个老帅可能已经发动军队对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他们下手了。我心里是同意廖祖康这种分析的…… （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法律出版社1982年版，第355…356页。）
廖祖康的这一估计，显然因为他是长期在王洪文身边工作，从王洪文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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