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往事-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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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窑

在汝州境内（今河南临汝），故名。宋代这里先后出现了几个驰名于时的瓷窑，临汝窑就是其中之一。一部分烧宫廷用瓷，就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的汝窑；另一部分烧民间用瓷，为便于区别，今称为临汝窑。汝窑的特点主要是：釉色青而润泽。开创了青瓷印花的特殊风格。通体有极细的纹片，宛如冰裂，蟹爪，但也有裂纹的。底部有细小的支钉烧痕。这是由于汝窑改变了定窑复烧的做法，用细小支钉托住。

宋人评青瓷以汝窑为首位，明清两代品评宋代五大名窑时，也列汝窑为第一。此窑烧瓷时间较短，南宋时已有“近尤难得”记载，明代前期景德镇御窑厂曾一度仿烧，清代雍正、乾隆时更有年希尧、唐英等督窑大量仿制，但鲜有乱真者。

临汝严和店、轧花沟、下任村三处遗址烧制民用青釉瓷器，现称〃临汝窑〃，系汝窑另一部分。烧瓷时间长，主要烧青釉，有印花、刻花装饰，以印花为主，造型纹饰与耀州窑有不少共同点，质量比耀州逊色，烧瓷历史比耀州晚，明显受该窑影响，属耀州窑系。

官汝窑存世大概只有二、三十件，分别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真品难得一见。倒是临汝窑偶有一现，我曾见过一天青釉葫芦执壶。釉色润泽，用高倍放大镜观察釉泡疏朗，偶有缩釉现象，开片如冰裂。壶口沿重釉处能见淡褐色香灰胎痕迹。底部间距均等五个圆形小支钉痕露香灰胎。有别于传说中的芝麻钉痕。用手叩之发声喑哑。

官窑

大至在宋大观、政和年间，徽宗曾下令在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建窑烧瓷，供宫廷使用，这就是所谓“官窑”。为了与南宋的官窑相区别，有时又称为北宋官窑。北宋官窑的产品釉色以月白为上，粉青次之，天青，翠青又次之。釉内且有冰裂，梅花，蟹爪等细小裂纹，还有带鳝血状的油斑。

北宋汴京官窑随着北宋朝灭亡而终结，高宗南渡后在杭州另立新窑，这是汴京官窑的继续，因称南宋官窑。

南宋时候，在临安（今浙江杭州）有两处官窑。一在凤凰山下的后苑修内司，世称修内司官窑；另一处在郊坛下，称为郊坛下官窑。《格古要论》说：“官窑器，宋修内司烧者，土脉细润，色青带粉红，浓淡不一，有蟹爪纹，紫口，铁足，好者与汝窑相类。

定窑

定窑的烧瓷地点在河北省曲阳县的涧磁村及东西燕山村。曲阳县宋属定州，定州唐末、五代以来是义武节度使的驻地，是一个地区的政治中心，所以称其为定窑。

定窑宋代以烧白瓷为主，兼烧黑釉、酱釉、绿釉及白釉剔花器。白釉装饰有刻花、划花与印花三种。形制优美。

定窑产品的刻、划、印的花纹特点，与是唐代邢窑的白瓷明显不同的地方。唐代邢窑白瓷多是素瓷，没有花饰。

再有定瓷有芒，芒是指因用复烧方法，而出现碗、盘等器物周边无釉的缺点。定瓷多见薄胎，以手叩之其声如磬。

哥窑

哥窑是宋代著名的民窑。相传当时有章氏兄弟二人，在浙江龙泉县境各设一窑烧瓷。哥哥造的窑称哥窑，弟弟造的窑称弟窑。哥窑产品的最大特点是，釉面有许多浅白的细小裂纹，称为“百圾碎”，纹路交错，形成许多的釉色以青为主，浓淡不一，但也有淡紫色、黄色的产品。黑胎厚釉，紫口铁足是其另一个特征，哥窑与汝窑不同，它不见于宋人记载。哥窑瓷器的窑址迄未发现，也难以陶瓷考古所得材料与传世哥窑器印证。哥窑因此也算是最不靠谱的宋代名窑。

钧窑

钧窑建于北宋初年，窑址在今河南省禹县西张神镇。钧窑瓷器独特之处在于它是一种乳浊釉，釉内还含有少量的铜，不同于耀州窑，也不同于汝窑，烧出的釉色带红，有如蓝天中的晚霞。青色也不同于一般的青瓷，虽然色泽深浅不一，但多近于蓝色，是一种蓝色乳光釉。是青瓷工艺的一个创造和突破。

钧窑器皿的釉色比较丰富，五彩缤纷，艳丽绝伦。有玫瑰紫，海棠红，茄皮紫，葱翠青以及天蓝，米色，月白，窑变等等。其中，以红，紫最为名贵，称为“钧红”，“钧紫”。从实物上看钧窑器，，用高倍放大镜观察釉下气泡如滚沸之水，气泡层层叠叠，俗称所谓“吐沫釉”　釉面肥润，造型凝重。尤其钧紫，发色宛若流霞，变幻无方。底部露胎，呈芝麻酱色。

宋代钧窑创用铜的氧化物作为着色剂，在还原气氛下烧制成功铜红釉，为我国陶瓷工艺，陶瓷品种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宋代的五大名窑的形成和出现，是中国陶瓷在世界文明史上崭露头角的开始，这一时期奠定了中国陶瓷在世界范围领袖地位。

百年往事：佛像漫谈

都梁新作《百年往事》中杨宪基遭遇变法失贩后退隐枫林寺中，在寺中面对佛像、《金刚经》和秋月相赠的诗帕，内心激战不已，最后终于斩断前尘将手帕付之一炬。在此佛的力量战胜了尘世的情缘。这一情景令我们重审佛教对现世的影响。

佛教起源于印度，而佛教雕塑不是一般的雕塑。它是偶像的制作而不是自由创作，因此它有教义需要上的一些规定。如在佛造像时，要求根据《法界次第》、《涅槃经》、《智度论》、《无量寿经》等佛典的规定来制作。这些佛教典籍中列出了32大人之相《法界次第》、《大乘义章》又据此定出80种随形好。这些硬性规定，在佛教中被称作“仪规”。

仪规从形象、内容、尺寸等诸多方面给予了详细的交待，像佛的手印、衣饰、坐式都有严格的规定。以上这些在佛像制作中都是不能打折扣的。

然后自佛陀于西汉末年东渡后，情况开始发生了变化。为了适应中国国情从印度而来的佛教形象被改造并赋以新的含义。像菩萨、罗汉、飞大等就这一改良后的结果。菩萨崇拜是中国佛教的独特现象。与菩萨崇拜相伴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菩萨的女性化。而菩萨崇拜和女性化的典型例子是观音。观音兴起于北齐，到唐代达到顶峰。作为普渡众生、救苦救难的形象，在我国诞生出了各种各样的观音。如白衣观音、鱼篮观音、卧莲观音、杨柳观音、送子观音等等。这种美女和慈母的复合型女神是在我国儒教文化背景影响下的特殊产物。她以东方之水土融合了西方宗教，并以感人的形象深入到千家万户。

我国佛造像中最具特色的除了女性观音，就是男性罗汉。罗汉是小乘教中修行的最高境界，功行圆满即得阿罗汉果。罗汉一进入中国，就改穿汉式僧衣，这又将他们与中国老百姓的生活连在一起。塑写罗汉之风一开，就不可收拾，从16罗汉到18罗汉再到500罗汉。因罗汉众多，己无法将他们置于佛的身边，只好专门另壁一室，于是这一中国特有的形式“罗汉堂”就出现了。500多汉子聚在一处，自是热闹非凡。500多罗汉佛典中无严格规定，这就给佛造像创作的随意性打开了大门。在历代罗汉造像中，可以看出这么个趋势，即年代久远的形象上还有些诡异，能看出是从异域而来，而越是到后来，罗汉就越向普通人靠拢，到最后罗汉堂成了展现各种民俗观念的集结地。罗汉们表现出市俗百态的生命力。这一现象有北京香山罗汉堂、昆明笻竹寺罗汉堂为证。

从这一角度看《百年往事》中的杨宪基并未真正斩断前尘，只是无法面对现实，在心理上依赖佛教来抵御官场政治上的失之意，也算是另一种“移情”吧。

从历代佛造像变近中可以看出，佛教造像艺术自西汉末年自印度东传后移植到中国，就不断地被中华民族本体文化改良与创新，至宋代，佛教造像愈益表现出神性的人性化，神道的世俗化特点。

这些世俗化的造像艺术使我们能够拨开佛教空寂虚无的幻像，还佛教以人类自身宗教历史的真实面貌。

百年往事：晚清人物翁同龢

都梁新作《百年往事》中再现了我国近代史的重大历史事件：清光绪年间的戊戍变法。而变法中不可缺少的一位重要人物就是翁同龢。翁同龢不但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而且还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收藏家、学者、诗人。他的书法在清代书坛上占有重要地位。

在其我们试图尝试地探究一下翁同龢书法的形成。

翁同龢（公元1830－1904年），字声甫，号叔平、瓶生、韵斋等，晚号瓶庐、松禅，江苏常熟人。于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举进士，赐一甲一名头元，授予修撰，供职翰林院；1865年冬以后，翁同龢担任同治、光绪两朝帝王之师，这是他建树政绩的辉煌时期。他对两朝帝王竭尽职守，尤其是对当年年仅5岁的光绪皇帝。所以成年后的光绪帝感恩厚报翁同龢，不但任命翁同龢代理刑部侍郎和兼任刑部尚书，还准他人军机处，做过户部尚书和总理衙门大臣。

翁同龢支持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变法的某些主张，“戊戌变法”时期向光绪帝密荐康有为，锐意变法。翁同龢辅佐光绪帝励精图治、革故鼎新的创举，遭到以慈禧为代表的顽固派的嫉恨，终被罢免革职，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余恨未消，又下令将翁同龢发回原籍。永不叙用，交由地方官严加管束。翁死后，追谥文恭。

江苏旧属吴地。书家评价说吴地书法的风格，或清新秀润，或狂放不羁，而像翁同龢这样淳厚浑穆如老酒陈蜜似的却十分稀见。

翁同龢的学书过程，马宗霍在《书林藻鉴》中分析说：“松禅（翁同龢）早岁由思白（董其昌）以窥襄阳（米芾），中年由南园以攀鲁公（颜真卿），归田以后，纵意所适，不受羁缚，亦时采北碑之华，遂自成家。然气息淳厚，堂宇宽博，要以得鲁公者为多。偶作八分，虽未入古，亦能远俗。

翁同龢幼年学书，主要习欧阳询、褚遂良，也参学了赵孟与董其昌的字。欧阳询的楷法“源出古隶”，如《九成官碑》，前人评其“高华浑朴，法方笔圆，此汉之分隶、魏晋之合并酝酿而成者”。而褚遂良的结体“容夷婉畅”、意趣“微杂隶书”，清阮元认为此两者都从“北派而来，非南朝二王派也”。为翁同龢向北碑取法埋下了伏笔。

他主学的颜真卿书法也饶有篆隶气，更可以同气相求，血缘可攀。中年以后他致力于学颜，得其风骨，又因欧、褚、颜具以严谨端庄为体，故参以米芾之纵横跌宕、苏轼之丰腴流丽、二王之平和飘逸、章草之奇崛古拙。学颜为主，转益多师，是他中年书法的主要特色。

他晚年归田，纵意所适，不受羁缚，沉浸于汉隶、北碑，得力于《衡方》、《张迁》、《礼器》等碑，使其的书法得到升华。从用笔来看，二王一脉的行草善于提、按、转、折，尤其是在提和转上更具灵变之法。而北碑方笔一派，虽有飞扬跋扈之气，但用笔重按与方折，故呈凝重之致。翁同龢的用笔，愈到晚年也愈来愈明显地重按与方折，颇有“狠”劲，但他却以“淳厚”的气息写出凝重的格局来。不能不佩服他在处理用笔矛盾上的高明。从结构上看，北碑结体大体可分为“斜画紧结”与“平画宽结”两种，后者系“继承隶法、保留隶意”，翁同龢在学褚、颜的基础上，是比较容易与这一类北碑激起共鸣的。近代书家萧蜕庵说过：“书法之妙，在于疏密。魏书内密而外疏、唐书外密而内疏，学者通其意，则南北一家。

翁同龢在书法上深谙“外密内疏”，再通以“平画宽结”的汉隶、北碑，从而成“南北一家”。融诸家之长，冶古今碑帖于一炉，终于开创了苍老遒劲、刚健浑穆、含蓄朴茂，组佩雍容的翁体。

翁同龢认为书家除了要具有高度的艺术修养外，必须心正，心正则笔正。这有两层意思：一是指人品，有人品才有书品。二是指严肃的创作态度。这与创作时要有灵感并不相悖，因为凝神澄虑，恰恰能激起灵感，达到最佳的精神状态。

百年往事：文房四宝之首

《百年往事》中有一细节讲《京报》的社长卲飘萍去松鹤斋（荣宝斋）挑选毛笔，店伙计当面从一个大笔筒中抓出一把毛笔，“哗啦”一声放在柜台上，用手掌一捻，只见所有的毛笔都向一个方向滚动，显露了一手展示其毛笔品质优良的“滚笔”技巧。

松鹤斋所经营的毛笔，其实都是浙江湖州善琏镇出产的。湖笔的兴起始自南宋，南宋当年偏安杭州，昔日名声显赫的“宣笔”逐渐没落下去了，而制笔业也随之由宣州迁移到以湖州为中心的善琏镇一带，因善琏镇隶属湖州，故当地所产的毛笔被称为“湖笔”。

在唐代、北宋时期，制笔重镇则在宣州。当年用宣州兔毫制作的紫毫笔被称为“宣毫”而扬名全国（宣州兔毫中配有鹿毫、羊毫）。唐大诗人白居易写有《紫毫笔》一首：

江南石上有老兔，

吃竹饮泉生紫毫。

宣城之人采为笔，

千万毛中拣一毫。

不知这是否算得上最早的商业广告。

北宋初期，宫廷继承了五代时期的西蜀、南唐旧制，设立了“翰林图书院”编刻了《淳化阁帖》。还将“画学”正式纳入科举考试科目。这对宋代的书画艺术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从而也带动了制笔业的发展。宋代制笔业以诸葛氏最为著名。他们制作的“诸葛笔”备受文人墨客的青睐。黄庭坚在《谢送宣城笔》中道：

宣城变样蹲鸡距，

诸葛名家捋鼠须，

一束喜从公处得，

千金求买市中无。

由此可见文人的追捧使宣笔大放异彩。

这一时期还出现和流行一种“无心散卓笔”。这与当时书写方式改变有关，宋以前人们多是跪坐于席，低案悬腕书写，这种环境下宜用坚挺笔毫。到了宋代高桌高案、高椅日益普及。再加上为表现书画不同的艺术效果，也促使毛笔向多样化发展。笔毫开始转向散毫、软熟、虚锋方面发展。这一时期毛笔上选材上开始了新一轮的试验期，像兔毫、羊须、鹿毛、麝毛、狸毛、鼠须、虎仆毫（九节狸）、虎毛、丰狐毛、猩猩毛、狼尾、石鼠毛、貂鼠毛、狨毛、黄羊毛、獭毛、鹅毛、鸭毛、雉毛、胎毛、人须、鼠尾等等几乎能找到的毛都进行过试验。还在动物之外以植物为材料进行了尝试，像荆笔、荻笔、竹丝、仙茅笔。随之也出现了一批形制特别的特殊毛笔。

汉代随着国力的强盛也出现书法艺术上的繁荣。汉代涌现了众多书法家，像崔瑗、曹喜、杜度、蔡邕等。这里面蔡邕在篆、隶上最有成就。汉代官方曾规定八体（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殳书、署书、隶书）为学童应试内容，这些需求推动了汉代制笔业的发展。汉笔。从甘肃省武威市出土毛笔看，笔头外覆狼毫披毛，笔心及锋（笔柱）由黑紫色毛所制，经签别，是兔箭毛。这表明当时制笔时已注意到利用不同毛（材料）的特性，用刚劲锐细的兔箭毛做笔柱，而用较软、弹性稍逊的狼毫覆于外层。这样的笔因为有笔柱，书写时不分绺、不开岔，又能增大储墨量。这竞暗合了我们现代制笔工艺中的“披柱法”。

“披柱法”的发明和运用是毛笔制作工艺的重大进步。时至今日“披柱法”仍然是我国毛笔制作的主要方法。

今天在湖笔之乡，浙江湖州市善琏镇的“蒙公祠”里香火旺盛，故老相传秦代名将蒙田是制笔业的祖师，这一说法可在晋代张华的《博物志》的记载上得到印证。虽没有实物佐证，但文字记载也算一家权威之言。

在善琏镇上一家制笔店中正在放电视台播的纪录片片中，善琏镇上一家传了数代的制笔工坊的后代，一边用激光设备在笔杆上刻字，一边批发己半工业机械加工的工艺流程稳定的“产品”。而纯手工制笔则已沦为可收藏的“工艺品”这一情景令人多少有些怅然。

百年往事：“老古董”辜鸿铭

都梁新作《百年往事》中辜鸿铭等文化大师客串在松鹤斋（荣宝斋）的背景底下。辜鸿铭何许人也？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９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凭三寸不烂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往，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

辜鸿铭，字汤生。1857年７月18日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马来西亚的槟城州）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早年，他祖辈由中国福建迁居南洋，积累下丰厚的财产和声望。他的父亲辜紫云当时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这种家庭环境下的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子。自幼让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

英国的炮舰1840年就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辜鸿铭的义父布朗先生对他说：“你可知道，你的祖国中国已被放在砧板上，恶狠狠的侵略者正挥起屠刀，准备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学通中西，担起富国治国的责任，教化欧洲和美洲。”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临行前，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到了英国，在布朗的指导下，辜鸿铭从西方最经典的文学名著入手，以最朴拙的死记硬背办法很快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并以优异的成绩被著名的爱丁堡大学录取，并得到校长、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1877年，辜鸿铭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著名学府研究文学、哲学。后来，蔡元培去莱比锡大学求学时，辜鸿铭已是声名显赫的知名人物；而40年后，当林语堂来到莱比锡大学时，辜鸿铭的著作已是学校指定的必读书了。14年的留学生活使富有天赋的少年辜鸿铭成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学者。

完成学业后，辜鸿铭听从当时在新加坡的语言大家马建忠的劝说，埋头研究中华文化，并回到祖国大陆，继续苦读中国典籍。他在晚清实权派大臣张之洞幕府中任职二十年，主要职责是“通译”。他一边帮助张之洞统筹洋务，一边精研国学，自号“汉滨读易者”。

辜鸿铭博通西欧诸种语言、言辞敏捷的声名很快在欧美驻华人士中传扬开来。他给祖先叩头，外国人嘲笑说：这样做你的祖先就能吃到供桌上的饭菜了吗？辜鸿铭马上反唇相讥：你们在先人墓地摆上鲜花，他们就能闻到花的香味了吗？他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在轮船上用纯正的德语挖苦一群德国人。英国作家毛姆来中国，想见辜。毛姆的朋友就给辜写了一封信，请他来。可是等了好长时间也不见辜来。毛姆没办法，自己找到了辜的小院。一进屋，辜就不客气地说：“你的同胞以为，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只要一招手，我们非来不可。”一句话，让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毛姆立时极为尴尬，不知所对。

同时作为东方文化的捍卫者，辜鸿铭的声誉也逐渐显赫起来。辜鸿铭在北京大学讲课时对学生们公开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喻那些四夷之邦。”在那样的时候，他还嘴硬，叫西方为“四夷之邦”，为此，许多人仅仅把他当成一个笑料的制造者，却忽略了他内心的痛苦，忽略了他对东方文化的积极思考，忽略了他对这片土地命运的深切关注，也忽略了他曾做出的坚定而绝望的挣扎。

自1883年在英文报纸《华北日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的文章开始，他昂首走上宣扬中国文化、嘲讽西学的写作之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几年里，他还将《论语》、《中庸》译成英文，相继在海外刊载和印行。后来又翻译了《大学》。他的工作是创造性的，古老的东方理论中还加入了歌德、席勒、罗斯金及朱贝尔的有启发性的妙语。在他之前，中国的古经典从来没有好的译本。

从1901至1905年，辜鸿铭分五次发表了一百七十二则《中国札记》，反复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1909年，英文著本《中国的牛津运动》（德文译本名《为中国反对欧洲观念而辩护：批判论文》）出版，在欧洲尤其是德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些大学哲学系将其列为必读参考书。1915年《春秋大义》（即有名的《中国人的精神》）出版。他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同时，他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锐的深刻的。很快《春秋大义》德文版出版了，在正进行“一战”的德国引起巨大轰动。

辜鸿铭认为，要估价一种文明，必须看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评那些“被称作中国文明研究权威”的传教士和汉学家们“实际上并不真正懂得中国人和中国语言”。他独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此外还有“灵敏”。

辜鸿铭从这一独特的视角出发，把中国人和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进行了对比，凸显出中国人的特征之所在：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纯朴；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纯朴，却拥有这三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四种优秀的精神特质。也正因如此，辜鸿铭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温良”，“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在中国人温良的形象背后，隐藏着他们“纯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辜鸿铭写道，中国人“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

辜鸿铭生活在一个不幸的时代，在那样一个时代里，只要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就只能是病弱的，任人宰割的。如果你是清醒的，你要抗争，就需付出分外沉痛的代价。面对当时内忧外患的祖国，辜鸿铭为中华传统之断落而忧患，为炎黄文明之涂炭而忧患，他在笔记《张文襄幕府纪闻》中表达了自己对中国文化的自尊与忧患的深层叹息。

辜鸿铭狂放的姿态，是他带泪的表演，是以狂放来保护强烈的自尊。当时西方人见到中国街市当中，遍挂“童叟无欺”四字，常对辜说：于此四字，可见中国人心欺诈之一斑。辜顿时语塞，无以自遣。实际上，因为眼界比同时代的人要开阔许多，那种不幸辜鸿铭比任何人都体会得更清楚、更深刻。由此，他不惜用偏执的态度来表达自己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他学在西洋，却喜欢东方姑娘，尤其喜爱中国姑娘的小脚。他的夫人淑姑是小脚，他一见钟情、终身不负。民国建立后，他在北大讲授英国文学，用偏激的行为方式……留辫子，穿旧服，为纳妾和缠足进行头头是道的辩解，来对抗整个社会弃绝中华传统的畸形走向。辜鸿铭一生主张皇权，可他并不是遇到牌位就叩头。慈禧太后过生日，他当众脱口而出的“贺诗”是“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袁世凯死，全国举哀三天，辜鸿铭却特意请来一个戏班，在家里大开堂会，热闹了三天。

辜鸿铭在北京大学任教，梳着小辫走进课堂，学生们一片哄堂大笑，辜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闻听此言，狂傲的北大学生一片静默。

辜鸿铭生平喜欢痛骂西方人，反以此而见重于西方人，不为别的，就为他骂得鞭辟入里，并总能骂在要穴和命门上。故很多西方人崇信辜鸿铭的学问和智慧，几乎到了痴迷的地步。

当年，辜鸿铭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内的六国饭店用英文讲演“The　Spirit　of　theChinese　People”（他自译为《春秋大义》），中国人讲演历来没有售票的先例，他却要售票，而且票价高过“四大名旦”之一的梅兰芳。听梅的京戏只要一元二角，听辜的讲演却要两元，外国人对他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辜鸿铭在西方人面前表现出来的优越感源自于他的机智与幽默。某天，辜鸿铭在他位于北京椿树胡同的私邸宴请欧美友人，点的是煤油灯，烟气呛鼻。有人说，煤油灯不如电灯和汽灯明亮，辜鸿铭笑道：“我们东方人，讲求明心见性，东方人心明，油灯自亮。东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样专门看重表面功夫。”你说这是谈佛理，谈哲学，还是故弄玄虚？反正他这一套足够唬住那些洋鬼子。

辜鸿铭辩才无双。中日甲午海战后，伊藤博文到中国漫游，在武昌时，与张之洞有过一些接触。辜鸿铭是张的幕僚，作为见面礼，他送了伊藤一本自己刚出版的《论语》英译本。伊藤早知辜氏是中国保守派中的先锋大将，便乘机调侃他道：“听说你精通西洋学术，难道还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于两千多年前，却不能行于二十世纪的今天吗？”辜鸿铭见招拆招，回答道：“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数学家的加减乘除，在数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纪，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并不会三三得八。”伊藤听了，一时间无词以对。

在北大，受蔡元培、黄侃、洋教授的青睐，但却是新文化的死对头。

1928年4月30日，辜鸿铭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百年往事：大师王国维与“三境界”

都梁新作《百年往事》中，王国维等大师穿梭往来于松鹤斋（荣宝斋）的布景下，构成了一道奇特的风景。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伯隅，号观堂，浙江海宁人。近代中国著名学者，杰出的古文字、古器物、古史地学家，诗人、文艺理论学、哲学家。

王国维少年时代心悦《汉书》等历史著作，不喜举子业和《十三经注疏》，但十八岁之前所接受的仍是传统的旧式教育。早午战争后，使他“始知世尚有所谓新学者”（《静安文集·自序》）。二十二岁起，他至上海《时务报》馆会书记校　。利用公余，他到罗振玉办的“东文学社”学习外语，并在罗振玉资助下于1901年赴日本留学。次年因病辍学回国，读康德哲学而爱之，又转研叔本华哲学。后觉得哲学“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　（《静安文集·自序》），便从哲学转向文学、史学、考古学和金石、音韵学方面。在此期间，曾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