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时空-解放-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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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说服别人家的孩子来这里读书？”

　　于是，我开始觉得，人生只不过是一系列偶然事件的组合。我们应对这些偶然事件的方式将决定我们的未来。而我生命中的两个最重要的偶然事件都发生在米德尔布里学院。一个是遇到了伊朗国王的顾问兼将军的儿子；另外就是邂逅了一位也叫做安的美丽女子——与我童年时的女朋友的名字一样，她后来成了我的妻子。

　　将军的儿子叫法哈德（Farhad），他以前是罗马的职业足球队员。他有很高的体育天赋，拥有一头漆黑的卷发，一双温和的胡桃色眼睛，还有着傲人的背景以及女孩子无法抗拒的魅力。他在许多方面都与我截然相反。我努力和他套近乎，并且赢得了他的友谊。从他身上学到的很多东西让我在往后的日子里受益匪浅。我遇见了安，尽管当时她正与另外一个学校的男生打得火热，但是她却并没有拒绝和我交往。一开始，我们之间维持着一种柏拉图式的关系，可她让我第一次体验到什么是真挚的爱。

　　法哈德怂恿我喝酒、参加派对，无视父母对我的教诲和严格要求。于是，我故意疏于我的学业，因为我要打断“学业”的腿，来报复我的父亲。我的成绩一落千丈，进而丢掉了奖学金。大学二年级的一天，当课上到一半的时候，我决定中途辍学。父亲扬言要与我断绝父子关系，法哈德却继续火上浇油。头脑发热的我一头撞进了校长办公室，于是我退学了。这是我生命中的一个关键时刻。

　　我离开学校的前夜，法哈德和我在当地一个酒吧痛饮庆祝。旁边一个身材魁梧的醉汉，说我勾引他老婆，他将我倒头提起，朝着墙壁扔过去。法哈德走过来将我们俩分开，掏出一把刀子，在那家伙脸上划开一道口子。接着法哈德拽着我离开酒吧，他将我从窗口推出去，推到酒吧外边的“水獭河”　（Otter　Creek）上一个突出的窗台上。我们跳下去，然后沿着小河一路跑回宿舍。

　　第二天早上，校警盘问我的时候，我撒了谎，我矢口否认法哈德干过那件事。不过，后来法哈德还是被赶出校门。后来，我们俩都搬到了波士顿，租了间房子住在一起。我在赫斯特的《纪录美国/星期天广告人报》（Record　American/Sunday　Advertiser）找到一份工作，给该报的总编当助手。

　　那一年下半年，我的几个同事被征召入伍。为了逃脱同样的命运，我到波士顿大学商业管理学院进修。那时候，安已经和前男友分手了，她经常从米德尔布里过来看我。我当然很感激她对我的关心。1967年，安从米德尔布里学院毕业，当时我在波士顿大学还有一年才能毕业。安坚持在我们结婚之前不和我住到一起。虽然我一边开玩笑说自己被绑架了，但是也对自己从父母那儿沿袭的古板、假正经耿耿于怀。我和她在一起很开心，可我想要更多，于是我们结婚了。

　　安的父亲智慧超群，是导弹导航系统的主要策划人，因此，他在海军中的地位非同一般。他的一位好友，安称之为“弗兰克叔叔”（非其真名）的人，是国家安全局（NSA）的最高级部门的官员。国家安全局是美国最不为人所知，也是最大的间谍组织。

　　结婚后不久，军队召集我去体检。不幸的是，我通过了体检，这也就意味着我毕业后有可能被派遣到越南去。尽管我对战争很感兴趣，可我非常不愿意到远在东南亚国家的战场上去。我是听着那些殖民开拓者的祖先们的故事长大的——像托马斯　&；#8226；　潘恩（Thomas　Paigne）和伊桑　&；#8226；　艾伦（Ethan　Allen）。我参观过位于新英格兰和纽约北部的很多战场，包括法国和印第安人作战的战场以及独立战争时期的所有作战场地。

　　我读过我可以找到的每一本历史小说。事实上，当读到相关陆军特种部队首次进入东南亚情形的时候，我倒是很想参军。后来，媒体曝光了美国政策的残暴和自相矛盾，我就改变了想法。我不知道潘恩会站在哪一边，可当时我想，他肯定会站在越共那边。

　　弗兰克叔叔救了我。他告诉我到国家安全局工作可将我的征召延期，他安排我和局里的人进行了一系列面谈。有一天我感到筋疲力尽，因为那一整天我都在测谎仪监控下回答问题。他们告诉我，这些测试能判断出我是否具备在国家安全局工作的潜质，如果我有这方面的潜质，他们将对我的优点和弱点进行测评，而这些测评是日后给我安排具体工作的依据。当时我就认为，鉴于我对越战的反对态度，我肯定通不过测试。

　　在测试中，我承认我是一个忠诚的美国公民，我反对战争。我很惊讶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穷追不舍。相反，他们更加关注我的成长经历，我对父母亲的看法和态度，还有我作为一个穷学生在那些有钱的预科生、富人堆里长大的心理情愫。他们也仔细探讨了我对缺乏女人、性和金钱的挫折感以及由此带来的幻想症等。他们对我和法哈德之间的友谊很感兴趣，尤其是我向校警撒谎，维护法哈德的那件事，这让我感到很纳闷。

　　一开始，我以为这一切都对我有害无益，我注定要被国家安全局拒之门外，但结局出乎我的意料。多年之后我才明白，从国家安全局的角度来看，我的反面性格特征正是他们所欣赏的。他们看重的不是我对国家有多忠诚，而是我在生活中所遭受的挫折的程度。对父母的怨恨、对女人的性幻想、对丰裕生活的渴求以及易被诱惑，所有这些“特质”让他们觉得我是一个可造之才。我在学校和体育上力求出众的决心、我对父亲的反叛、我与陌生人交往的能力、我对警察的谎言，都是他们看中的品质。后来我发现，法哈德的父亲也为美国情报机关在伊朗本土服务，而我和他儿子的友情无疑成了我进入国家安全局的一个重要筹码。

　　测试后几个星期，我被安排了一份工作并且开始了我的间谍技巧培训，当然这是从波士顿大学毕业几个月后才开始的。在我正式接到工作许可之前，我又冲动地参加了美国和平队（Peace　Corp）招募者在波士顿大学的讲座。他们的主要“卖点”也和国家安全部一样——能去那里工作的学生也可延迟参军。

　　决定去听那个讲座也是我生命中的几个重要的“偶然”之一，当时看起来是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却决定了我以后的命运。招聘人员介绍了全球几个最需要志愿者的地方，其中之一就是亚马逊热带雨林。在欧洲人踏足这片土地之前，当地人过着原始的土著生活。

　　从我的先人们在新罕布什尔安家时起，我就一直梦想可以过着像当地印第安阿布纳基土著人（Abnakis）那样的生活。我清楚我的血管里有着阿布纳基人的特质，我希望像他们那样对森林知识了如指掌。在讲座结束后，我走到招聘人员面前，问他我被选中派遣到亚马逊森林的机会有多大。他说，他们需要大量的志愿者，我应该有机会。于是我立刻致电弗兰克叔叔。

　　让我意外的是，弗兰克叔叔鼓励我加入美国和平队。他坦白地说，在攻克河内之后，亚马逊河流域将是下一个目标。

　　“那里石油资源非常丰富。”他说，“我们要派一些能人去那里——要能理解当地人的人。”他说和平队是一个很好的“训练场”，他还要我练好西班牙语和当地土著部落的方言。他笑着说，“你最后可能是给私人企业而不是给政府工作。”

　　那时候我还不理解他这句话的意思。不过现在看来，当时的我已经从一个间谍升级到经济杀手，尽管之前我从来就没有听过这个词，那之后的几年里我也没有听到这个词。那时候我压根儿就不知道，在全球各地分布着几百人，为咨询公司和其他私人企业工作，他们从未从政府那里得到一分钱，却在为建立全球帝国服务。我没有想到，这一群人会在20世纪末发展到如此大的规模；我更没有想到，我在这一支不断壮大的队伍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安和我都向美国和平队提交了申请，要求被派遣到亚马逊。接到通知书的那一刻，我感到极端的失望。因为通知书上说，我们可能被派到厄瓜多尔。

　　哦，天哪！我想去亚马逊地区，却让我去非洲！我连忙去翻阅地图册，查找厄瓜多尔这个地方，可是让我感到沮丧的是：我在非洲大陆上找不到它。我翻查目录，才发现厄瓜多尔原来在拉丁美洲。在其中一幅地图上，我看到，从安第斯冰川流出的冰雪融水汇成了气势磅礴的亚马逊河源头。我接着读下去，才知道厄瓜多尔森林是全球物种最多样化和最丰富的森林之一，几千年来，那里的土著人周而复始地过着他们朴实的原始生活。于是，我们欣然接受了。

　　安和我在加州南部接受了和平队的训练，1968年，我们一同前往厄瓜多尔。在亚马逊地区，我们与殊瓦原住居民共同居住，他们的生活方式确实与殖民者到达之前的北美土著部落无异；在安第斯山脉地区，我们和印加人的后代一起劳动。我做梦也不会想到地球上还有这样的地方存在。在那之前，我遇到过的唯一一位拉丁美洲人就是我父亲任教学校里那个富有的　“预科生”。我发现自己渐渐与当地以狩猎和种地为生的土著人产生了共鸣。奇怪的是，我还觉得自己与他们有某种不可言喻的血缘关系。不知怎的，他们让我想起了那些下贱的提尔顿“镇民”。

　　有一天，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艾纳　&；#8226；　格列夫（Enar　Greve）乘坐飞机来了，他是查斯　&；#8226；　T　。　美因顾问公司（Chas。　T。　Main；　Inc。　MAIN）的副总裁。这个国际咨询公司当时正为国际银行调研一个项目——国际银行向厄瓜多尔和其周边国家贷款数十亿美元的可行性研究。该笔贷款用于修建水力发电站和其他基础设施。艾纳以前是美国预备军（）的上校，我告诉了他自己在加入美国和平队之前曾经被国家安全局相中，并正在考虑重新加入国家安全局。他也告诉我，他曾经在国家安全局当过　“联络员”，他看我的眼神让我觉得他肩负着另一个使命——评估我的能力。我现在才知道，他的确是在不断跟进我的情况，他要评估的是：在这种北美人认为是极端恶劣的环境下，我的生存能力究竟如何。

　　我们一起在厄瓜多尔呆了几天，后来就以书信来往。他要求我向他提供厄瓜多尔的经济评估报告。我正好有一部小巧的打字机，也正好喜欢写写东西，于是我欣然答应了他。在那之后大约一年里，我给艾纳发了至少15封长信。在信中，我预测了厄瓜多尔的经济和政治在未来的发展方向，评价了这里原住部族人日益高涨的反抗情绪——他们奋力抵抗国际石油巨头、国际发展机构和其他任何要将他们带进现代社会的力量。

　　我结束了在美国和平队的厄瓜多尔之行回到美国后，艾纳邀请我到美因公司位于波士顿的总部进行面谈。他告诉我美因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工程建筑，但他们最大的客户——世界银行，最近要求他们招募经济师，对某些相关的领域进行经济预测，并且就工程项目的可行性和重要性进行评估。他说，他之前聘任过3名高资历的经济师，他们都有无可挑剔的学历和资格背景——其中2名拥有硕士学位，另外1名拥有博士学位，可他们都惨败而归。

　　他说：“在这些国家，并不存在着可靠的经济统计数据，他们三人中没有一个人能够掌握在这些国家进行经济预测的方法。”然后他又对我说，除此之外，他们都觉得不可能按合同规定完成他们的使命，合同要求他们到遥远的国度，像厄瓜多尔、印度尼西亚、伊朗和埃及等，并亲自与当地领导人会面，向他们提供针对该区域经济发展的特征所作的评估报告。他们中有一个人被派到巴拿马荒芜的村庄，结果弄得精神失常，后来不得不由巴拿马警察护送到机场，坐上返回美国的飞机。

　　“尽管在厄瓜多尔你没有取得具体的经济数据，但从你的来信中，我觉得你是非常努力的。你在厄瓜多尔那样的环境里都能待下去，可见你在其他的环境里也不会有问题。”他还告诉我说，他已经辞退了一名经济师，如果我愿意到美因工作，他会解雇另外两个人。

　　就这样，1971年1月，我在美因公司得了经济师的称谓。那年我26岁——征兵这种事情再也轮不到我的头上。我向安的家人征求意见，他们都鼓励我接受这份工作，我想这应该也是弗兰克叔叔的态度吧。我回想起他曾提及我可能最后要到私人企业工作。尽管没有任何事实可以证明，但毫无疑问的是，我能在美因咨询公司得到这份工作，肯定是3年前弗兰克叔叔安排的结果，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如我有在厄瓜多尔生活的经历，以及我愿意动笔撰写那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报告。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一直头脑发热，自负得几欲膨胀。我只不过是在波士顿大学读了个学士学位，根本就不可能在那样高级的咨询公司获得经济师的头衔，但是我得到了。我知道许多大学同学在成功逃避参军之后，继续攻读工商管理硕士（MBA）或者其他硕士学位。如果他们知道我现在的头衔，也许会嫉妒我吧。我想象着自己是一个闯劲十足的秘密间谍，只身前往异国他乡，躺在豪华酒店的游泳池边晒太阳，身边围绕身穿比基尼、举着马提尼美酒的美女。

　　当时的确是种幻想而已，但在之后的许多时候这种幻想也在我身上应验了。虽然我的职称是经济师，但是我发现我的工作远远不只是做评估和预测那么简单，事实上，我的工作与詹姆斯　&；#8226；　邦德（James　Bond）（电影《007》中的男主角）差不多。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第2章　一脚踏进泥淖

　　从法律上讲，美因公司的股东人数非常少，在这个有2　000多人的公司里，只有5％的人拥有公司的股权。他们被称为合伙人或合作人，他们的地位让人垂涎。因为合伙人不但对所有人有支配权，而且他们赚的钱也最多。“谨慎”是他们最大的特点。他们与国家元首以及其他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打交道；他们都希望请来的顾问能身兼律师和精神治疗医生的职责，遵守严格的纪律和绝对保密的原则。与媒体打交道是被禁止的，因此，美因公司以外的人几乎都没有听说过我们，但他们可能对我们的竞争者非常熟悉，例如亚瑟　&；#8226；　D。　利特尔（Arthur　D。　Little）、斯通—韦伯斯特（Stone　&；　Webster）、布朗—路特（Brown　&；　Root）、哈里伯顿公司以及贝泰公司。

　　“竞争者”这个词语我用得很广泛，因为实际上美因公司本身就是个自成一派的团队。公司的专业人士绝大多数都是工程师，但我们公司从来就没有任何一套设备，也没有承建过任何工程项目，哪怕是一个仓库。虽然许多美因人都是退役军人，但我们没有和国防部或者军队有任何合作项目。我们用来经营公司的设备与其他的公司完全不同，以至于在头几个月，我真的没法弄清楚我们究竟是做什么的。我只知道我的第一项任务是随一个11人小组到印度尼西亚，为爪哇岛开发电力系统做总体规划。

　　我知道，艾纳以及所有与我讨论过这个项目的人，都试图说服我：爪哇的经济会突飞猛进。而且我还知道，如果我想脱颖而出成为一个好的预测师（并且因此得到晋升的机会），我得做出他们希望看到的数据分析。

　　“真是好极了，”艾纳喜欢这样说。他会将自己的手指举起来，再划过头顶。“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将会像鸟儿一样展翅高飞！”

　　艾纳经常出差，通常每次都是两三天左右。他去哪里、干什么，从来没有人过问。他在办公室的时候，就经常让我去他那里喝咖啡，闲聊。他问起了安、我们的新居还有那只从厄瓜多尔带回来的猫。对他了解得越多，我的胆子也就越大，也就想更多地了解他，还有我这份工作究竟需要我做些什么。可我从来没有从他那里得到令我满意的答案，每次他都成功地将话题转移，而每次他都会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我。

　　“别担心，”他说，“我们对你有很高的期望。最近我去了一趟华盛顿……”伴着他那高深莫测的笑容，他压低嗓门说：“我们在科威特将有个大项目，到时候你将被派到科威特去，现在离你到印度尼西亚去还有一段时间，我希望你好好利用这段时间来看看有关科威特的资料。波士顿公共图书馆有很多相关的资料，你也可以到麻省理工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图书馆去查阅资料，到时候我们给你弄一个借阅证。”

　　在那之后，我每天都要在那几个图书馆里泡上几个小时，尤其是办公室附近的波士顿公共图书馆，那里离我在“后滩”的公寓也不远。我熟悉了科威特的情况，还阅读了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IMF）以及世界银行出版的有关经济统计的书籍。我知道自己将被安排去为印度尼西亚和爪哇建造计量经济学模型，我想，最好同时也着手为科威特准备一个。

　　要成为一名计量经济师，凭借我在波士顿大学所学的商业管理专业课程是远远不够的，我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计量经济学，我甚至参加了一些相关的课程培训班。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经过处理的经济数据可以产生不同的结果，甚至是可以完全偏向经济分析师个人喜好的结果。

　　美因是一个“男人至上”的公司。1971年，那里只有4名专业女员工。可这里却有两百多名女秘书和速记员——每个副总裁和部门经理都配有一名秘书，而速记员则是为其他员工服务的。我已习惯了这里的“性别歧视”。正因为如此，才使我后来对在波士顿公共图书馆阅览室发生的一幕感到大吃一惊。

　　那天，一位美丽的黑发女子走上前来坐在我对面。她穿着深绿色的套装，显得很老练。她看起来比我大几岁，我克制自己不要去注意她，于是故作冷漠。过了几分钟，她把一本打开的书向我这边滑过来。上面有一个表格，正是我要查找的有关科威特的内容，还有一张印有她名字的卡片，克罗汀　&；#8226；　马丁（Claudine　Martin），她的头衔：查斯　&；#8226；　T。　美因有限公司专业顾问。我抬头看着她那双柔和的绿色眼睛，她向我伸出了手。

　　“我是来培训你的。”她说。我真不敢相信这种事情竟发生在我身上。

　　从第二天开始，我就与克罗汀在她位于培根街上的公寓里会面，这儿离美因公司在保诚大厦的总部不远。在我们共处的第一个小时里，她就告诉我，我的职位非比寻常，必须高度保密。她说除了她之外，没人有权给予我具体的工作指示。然后她告诉我，她的任务就是要将我训练成为一个“经济杀手”。

　　这个称呼唤醒了我心中那些有关间谍的遥远的梦想。我忍不住笑了出来，那种紧张的笑声让我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她微笑着告诉我说，用这个词的原意之一就是它的幽默性。“谁会把它当一回事呢？”她说。

　　我承认我对经济杀手所扮演的角色一无所知。

　　“并不仅仅就你一个人扮演这种角色，”她笑着说，“我们都属于这个‘珍稀种类’中的一分子，我们参与各种肮脏的交易。你不能让其他任何人知道你的身份、你所做的事情——包括你的妻子在内。”她突然板起脸来，我坦白告诉你，接下来的几周里，我会将我所知道的毫无保留教给你。现在你还可以选择是否加入。但一旦你的脚踏了进来，你就一辈子别想逃。

　　直到现在我才知道——那时候我还蒙在鼓里——克罗汀从国家安全局档案中看过我的性格特征资料，她事先已经对我的性格弱点了然于心。我并不知道是谁给她提供了那些资料——艾纳？国家安全局？美因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或者另有其人？——我只知道她把那些资料利用得淋漓尽致。

　　她运用的手段是肉体诱惑和语言控制的完美结合，简直是专门为我量身定做的一般，当然，这些手段并没有超出操作程序的标准范畴。从那时开始我就发现，在说服经济杀手执行各种高风险、高压力任务的时候，美因都会采用这种手段。从一开始她就知道我不愿牺牲自己的婚姻和家庭，所以我不可能暴露我们的计划。此外，对于我执行的任务将给其他人或其他国家带来的负面影响，克罗汀绝不会隐瞒。

　　我不知道谁是她的雇主，虽然我很怀疑是美因公司——正如她名片上所写的那样。我那时太天真、胆怯和茫然，没有开口问这个问题。当然，现在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是不言自明了。

　　克罗汀告诉我，我工作的主要目标有两个：第一，我要确保巨额的国际贷款最终能回笼到美因公司和其他美国企业（像贝泰公司、哈里伯顿公司、斯通—韦伯，以及布朗—路特公司等），其途径就是确保这些公司得到贷款国大型工程建筑项目的合同；第二，我要努力让那些接受了巨额贷款的国家都背上沉重的债务（如果他们将合同交给美因和其他美国承包商的话，他们就必须要支付巨额的工程款项，而这会让他们倾家荡产），这样他们将永远听从我们的吩咐，当我们有所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向他们提出要求，包括建立军事基地、联合国投票以及在他们国土上开采石油等自然资源。

　　而我的工作内容是预测在一个国家投资数10亿美元将产生怎样的效应。其中最重要的是，我要炮制出能反映该国在未来20～25年中的经济增长率的研究报告，而达到这个增长率的唯一方法就是兴建大型工程。举个例子，如果美国打算用10亿美元贷款去“引诱”一个发展中国家，让该国领导人拒绝与前苏联结盟，那么，在预测报告中，我就得把投资建造一座发电站、一条新的国家铁路线路以及一个通信系统的可能收益作一个比较。又或者，有人会告诉我，这个国家具备发展现代化电力设备系统的潜力，这样我的职责就是告诉这个国家的领导人，现代化的电力系统将促进其国家的经济发展，这样一来就能说服他们，向我们贷款是非常必要的，从而使贷款的理由变得堂而皇之。不管在哪个国家，国民生产总值是衡量经济发展程度最重要的指标，如果某项工程能使该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都得到最大增长，那么该项目就会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当然，我还必须提供各种数据证明：如果该国建设这个项目，该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能提高几个百分点，而这，正是他们想要的。

　　然而，所有这些工程项目的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不可告人的秘密：他们都能为大承包商牟取暴利，让债务国中一小撮有权有势的富裕家族满心欢喜，这就保证了这些国家在经济上长期依赖美国，在政治上效忠美国。贷款的数目越大越好。不过，债务国里那些数十年来被剥夺了医疗、教育和其他社会保障服务的国民，本已不堪重负的肩上，又背上了累累债务，然而经济发展预测并没有将这些因素考虑进去。

　　克罗汀和我公开地讨论国民生产总值的骗人本质。打个比方，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最终只是让少部分人受益——比如拥有一家公用设施公司的人，而其他的民众则会背上沉重的债务。是的，这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是提高了，财富也确实增长了，但是财富只会聚集到少数人手里，富人愈富，穷人愈穷。然而，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这就是所谓的经济增长。

　　和普通的美国公民一样，美因的员工都深信，我们建造发电站、高速公路和港口，实际上是在帮助发展中国家。我们的学校教育和媒体不断宣扬，我们美国这种所谓的“利他主义”。最近几年，我常常听到这样的话，“既然他们还要到美国领事馆门前游行示威，焚烧美国国旗，我们为什么还要帮助他们发展经济，为什么不从他们的国家撤走，让他们永远呆在贫穷的地狱中呢？”

　　说出这种话的人，通常都是受过良好教育，怀里揣着高学历证明的人。可是，这些人却不知道，我们在世界各国设立领事馆是为了给自己谋福利，在20世纪后50年，那就意味着将美利坚合众国变成全球帝国。尽管他们拥有怎样的学历资格，实际上都与18世纪的殖民者一样粗野无知——将为保卫自己土地而奋战的印第安人看作是“魔鬼的仆人”。

　　几个月之内，我就要被派遣到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当时全球人口最密集的地方。印度尼西亚是一个蕴藏丰富石油资源的穆斯林国家，同时共产主义运动在这里也非常活跃。

　　“这是紧跟越南之后的下一块多米诺骨牌。”克罗汀是这样形容爪哇的，“我们必须把印度尼西亚争取过来。如果他们站在了共产主义那边，好……”她把一根手指在喉咙上一横，甜甜地笑了一下，“让我们这样说吧，你必须为爪哇经济发展作出乐观的预测，阐明在新的发电站建成和输电网络铺好之后，这里的经济将是何等的繁荣。那样，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国际银行就会认可他们的贷款。当然，你也将得到不菲的报酬，你还可以继续到边远的地区跟进其他项目，整个地球都是你的购物车。”接着她告诫我，这活儿也不是那么简单的。“银行的专家们都会盯着你，他们的职责就是寻找你预测中的漏洞。”

　　有一天，我提醒克罗汀，美因公司派往爪哇的团队除了我还有其他10个人。我问她是不是这些人也接受过和我一样的培训，她断然否定。

　　“他们是工程师，”她说，“他们设计发电站、输电线路和配电站，建设便于输送燃料的海港和公路，而你才是预测爪哇未来的人。你的预测决定了他们建造的这一切是否重要——也决定了贷款的数目。你明白了吧，你才是关键。”

　　每次当我离开克罗汀的住所时，我都会想我所做的究竟对不对。但在内心深处，我想我是错的。每当想到这些，从前所遭受的挫折感就萦绕心头。而美因公司似乎给了我从前不可企及的一切，可我不断问自己，汤姆　&；#8226；　潘恩会不会赞成我的做法。最后，我说服了自己，因为只有我亲身经历了才能了解得越多，才能在以后揭露真相时越清楚。

　　我和克罗汀讨论了这个问题，她满脸疑惑地看了我一眼，“别傻了，你以为你踏进这道门槛后，还能走出去？”我明白她的意思，但还是让我吃了一惊。离开她的寓所后，我从联邦大道晃荡着走到达特茅斯街，我不断对自己说：我会是一个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