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时空-解放-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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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政府主导型模式

　　韩国是另一个创造经济奇迹的东亚国家。仅在1961年韩国人均GNP尚不足80美元，而到1990年韩国人均GNP已有5400美元，一跃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但与日本不同的是，韩国令人眩目的经济增长是在政府强制色彩很重的指导下取得的，经济增长与政府稳定并行是以军队为后盾的韩政府的目标。

　　（一）韩国公共部门的规模

　　韩国政府虽对经济运行施加了严密的控制，但公共部门的规模并不庞大。从国有企业来看，韩国国有企业占企业总数不到1％，集中在能源、交通、港口和邮电等垄断性的公用事业，通常是资本密集型。1962…1973年国有企业仅吸收新增就业人数的5％…6％。1988年以来在一些国营企业推行“大股份计划”，国有企业进一步减少，现在国有企业仅余20多家，主要是铁路、能源公司和一些大的株式会社。韩国国有企业是可以补偿提供产品和服务的成本并有赢利的企业，一旦某个公营企业出现亏损，立即就会出现剧烈的人事和管理方法的变动以重振企业经营。

　　韩国政府财政规模占GNP的比重属较低之列。在60，70年代，除个别年份外，一般不超过27％，平均为35％。中央财政赤字占GNP比率在1970年到1986年间只有5年超过4％。而且政府预算的规模在近年来仍不断缩小。如1990年政府总支出占GNP比率为；财政赤字占GNP比率为。而同年美国、英国、日本、巴西政府支出占GNP的比率分别为24％、、、，均高于韩国。

　　韩国政府的实力基础是国家资产（占全部工商资本的60％）。这些资本并不用于建立国有企业，而是作为国家投资或借贷资本支持民间企业，辅以高积累政策维系经济的增长。在较长时期内韩国的积累率一直在30％以上（1990年为37％），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是极为罕见的。国家资本占主体地位是韩国政府得以实行对经济的直接控制的条件。政府对企业有很强的间接调控能力的另一个条件是政府对银行的控制，可以通过控制金融运作控制企业的经营方向。韩国商业银行曾在1961年全部由政府接管并在相当长时期内持股控制。直到1981年，政府才逐步减少在商业银行的股份控制份额，至1983年全部实现民营化，但对银行的控制仍在很大程度上继续存在。

　　（二）韩国的公共政策。

　　韩国政府对经济的有效干预始于60年代初，以后逐渐增强，70年代是政府干预的全盛时期，80年代则政府作用逐步下降。在这三十余年的历史中，韩国政府的经济作用主要集中于推动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变动，其方式带有一定的强制性。而韩国政府作用的这种先弱后强再转弱的阶段性。这种技术和组织变化的阶段性又是后起的落后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所特有的和：第一阶段是技术探索期，技术的多种可能性尚无定论，各种技术方案尚在浓度和选择之中。此时工业组织宣分散，国家作用在干预市场方面宜少不宜多；第二阶段是技术大量应用阶段，技术选择已十分明确，关键在于形成规模经济和配套生产。这时，国家在促进企业组合、兼并方面宜以强有力的财政金融等方式加以引导；第二阶段是技术和生产的稳定期，技术已定型，许多零部件生产规范化、标准化，工业组织进一步分工协作和进行技术创新。此时，政府又以放松管制为宜。这里所说的放松管制是指放松政府对企业资源流向的干预而非放松市场规则，允许偷税漏税和不道德竞争。规范竞争秩序的工作是一开始就应努力做好的工作。

　　1．韩国的经济计划和产业结构调整。

　　早在五十年代，韩国政府就开始采用一些针对经济生活中的局部问题提出短期对策的指导性计划。但韩国计划管理体制的真正建立是在朴正熙政府执政期间。1961年韩国成立了经济计划委员会，该会是引导国民经济发展的官方机构。又成立了经济企划院，负责考察国民经济运行状况并提出改善经济状况的适当方法及制订相应的计划。经济企划院由原建设部、财政部预算局和内政部统计局合并而成，除制订中期、短期计划和经济政策之外，还负责协调各经济部的关系，其长官直接向总编负责。此外，又成立了中央经济委员会审议经济企划厅所制订的计划与政策。最后由“经济部长圆桌会议”决定经济政策建议并交议会通过实施。从1962年到1981年共制订了四个五年计划，其中第二个五年计划（1961…1971）运用了投入产出模型、增长模型及预测等方法并吸收了各部和企业界代表参加，被认为是计划工作技术上的突破。此后，“三五”计划转向“政策性计划”，重点是如何使企业决策对价格刺激作出反应，以达到资源合理配置，故分析工作集中在刺激系统和政策选择上。“四五”计划（1977…1981）同“三五”计划基本相似，只是更强调分散决策。每个五年计划同时又包括产业结构调整政策。政府通过经济政策、行政指导和立法手段等来实现计划的目标。韩国的计划虽不是指令性计划，但也不是指导性计划，在政府计划中认为应重点发展的产业中如有私人企业公然违背政府意图，则不久就会有税收检查、金融歧视等从行政和经济等方面实行的非例行的刺激，以迫使企业就范。故韩国经济计划可视为与法国经济计划近似的批示性计划。

　　2．韩国的财政和金融政策。

　　韩国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过程中推行了一种稳健的财政政策与扩张性的金融政策相结合的宏观政策组合。

　　韩国政府虽拥有大量国家资本，但政府预算相当小。不仅实行低税收，而且注意政府机构

　　雇员开支的压缩及国营企业的赢利，财政赤字规模一直控制在相当小的范围内，对于通货膨胀

　　的压力不大。除租税收入外，外国援助和外债也是政府收入的一大来源，并造成韩国外债负担沉重的局面。

　　韩国财政除用于国家投资即投资于私人企业无力或不愿投资的基本建设和能源等项目外，大量用作科技投入。在80年代以前，韩国经济增长以要素投入促进增长为主。直到1980年，技术开发提交占GNP的比率仅为，研究开发投资占销售总额比率更低，仅。从80年代起政府和企业在科技开发方面大量投资，至86年科技投资占GNP的比例已达到。在“1990…1994年知识密集型产业部门发展计划”中规定拨出388亿美元实施高新技术开发研究和建立最新技术的综合体。这种政府为主体的对科研大量投资极大地带动了高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逐步形成了技术起赶超的局面。

　　韩国财政的另一个特点是转移支付等所占的份额很低。因而在韩国，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相当慢，60年代仅有少量的社会救济和工伤事故保险；至70年代才实行医疗保险制度；养老保险到1988年才实施；至今尚未建立失业保险制度。目前韩国政府正力图加强社会保障工作。但就此前的政府支出结构效果而言，没有过早地使政府预算背上福利开支的庞大包袱，而是专致于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也将更多的消费选择给予私人自己决定，这种作法更可能是有利于经济高速增长的。

　　韩国的金融政策经常是扩张性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韩国多年来奉行的“增长主导型”的发展战略，两位数的通胀只要不对经济发展战略造成严重威胁就不实行会导致增长停滞的紧缩政策。另一个原因是政府用金融政策储蓄和引导资金流向。故而韩国在高速增长时期一直伴随着较高的通货膨胀（1965…1980年通胀率年均为）。但这种现象在八十年代政策调整为注重控制通胀的“稳定增长型”时得到了改变，紧缩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使1980年…1990年的年均通胀率降为。

　　韩国的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在行政上隶属于财政部，故韩国的中央银行是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中独立性最小的中行之一。货币政策的工具主要有调节再贴现率、存款准备金制度和公开市场活动。由于韩国长期实行官定利率，调节利率的手段一直不在韩国宏观经济调节中起重要作用。公开市场业务则由于韩国政府债券买卖量小及金融市场不活跃的缘故也起不了太大作用，近年来随金融自由化的进程，公开市场业务规范扩大，其作用才逐步上升。

　　韩国货币政策的另一特色是其官定利率，60年韩国大幅提高官定利率，长期存款利率从15％提高到30％。但出口商仍可按的低利率借款，固定资产投资的贷款率也仍在之间。韩国银行的再贴现率由提高到21％，同时放宽了对商业银行贴现总额的限制。1965年的利率改革成功地将私人储蓄吸引到生产性投资上，使储蓄和投资动力不减，一定意义上是避免了稳定价格时由于银行收缩引起的衰退，从而既扼制了恶性通货膨胀，又未导致经济衰退，成为发展中国家金融改革的成功典范。另外，货币供给政策的货币指标也有所变动，60年代是狭义货币指标（m1），1970…1980年转向国内借贷指标，1979年后采用广义货币指标（m2）。　txt小说上传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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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韩国维护公平竞争和市场秩序的政策和有关法律。

　　韩国经济是以市场经济行动机制为基础的，韩国能在短期内取得如此的经济增长佳绩并在七十年代的世界性危机中迅速调整并取得成功，与韩国政府对市场机制的籍心维护和帮助是分不开的。

　　韩国的经济法体系尚在完善之中，已颁布的法令有《稳定物价及公正交易法》（1975）、《限制垄断法及公正交易法》（1980）、《促进小企业系列化法》（1975）、《中小企业振兴法》（1978）、《工业发展法》（1986），等等。

　　需要特予指出的是韩国政府对企业兼并相当纵容，甚至宁愿牺牲社会福利而加强财阀的垄断地位。造成了韩国的市场集中程序在国际比较中处于最高之列，而这种局面一定意义上又符合韩国国内市场狭小的国情的策略。韩国政府也有限制不正当竞争和滥用市场行为的法律，是限制垄断所产生的不利于市场竞争的行为而不是垄断地位本身。这一点尤以韩国公平竞争法的内容为最鲜明的体现。《公正交易法》（1980制定，1988、1990、1992年三度修改）的高速范围主要为：①禁止滥用市场优势地位；②限制企业兼并；③抑制市场力量集中；④禁止不合理的共谋行为；⑤禁止不公平贸易行为。而韩国公平交易法适用例外的情形有：①企业联合限制例外。法律规定，对于产业合理化及提高国际竞争力有必要的，可不受法律限制；②共同行为限制例。法律规定，为实现产业合理化、不景气的克服、产业结构的调整、中小企业竞争力的提高或交易条件的合理化而实施的共同贸易行为，不受公平交易法有关实体规定的限制。可见韩国对垄断和兼并是相当宽容的。

　　（三）韩国国家干预的特点和问题。

　　韩国政府主导型的国家干预模式取得的成绩不容否认，但问题也不少。这种模式的特点在于：1、韩是市场调控与政府调节并重的体制。曾出现了20多年的“开发专制”，即“为了实现开发政策，采取强权措施也在所不辞。”政府对经济过程的调控广泛，而且较之美、日等以市场调节为主的国家，其政府的手段更为直接和具有强制性，它所实行的宏观决策权更为集中。如用指示性计划指导经济行动并时常采用行政手段来达到目的。

　　2．韩国政府采用的发展计划化政策，对于帮助发展中国家经济从停滞落后状态中摆脱出来相当有效。这里所说的发展计划化是指政府作出自觉不断的努力去增加其经济和社会进步的速度并改变阻碍达到这一目的制度。如韩国政府在致力于改善国家洲社会状态时建立了有效的专家管理与咨询制度以保证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具体的做法有：韩国建立了专家、学者组成的，相对独立于政府、但受政府财政支持的“韩国开发研究院”、“韩国产业研究院”等政府的“脑库”。这些研究机构负责研究现实经济动向并提出政策建议，此外，还为政府部门输送经济官员，政府在做重大决策时，往往与企业界、商界和学界代表协商对话。

　　3．韩国政府直接参与经济的活动主要是社会固定资本投资，而这种活动是以适应产业结构调整的宏观经济要求为基础，并且不是去取代私人投资，而是引导私人资本流动方向，最终是要发挥市场的作用。事实证明，韩国政府虽对经济干韩国政府虽对经济干预甚多但并未严重扭曲市场经济运行的环境。

　　韩国政府主导的弊端也在多年的经济实践中日渐为人们所认识。这些弊端表现在经济结构的各种扭曲上；①产业结构失衡。由于采取优先发展制造业的发展战略，农、林、牧、渔业等发展缓慢，地区发展因素失衡。②过分重视国际市场，国内市场长期发展缓慢。③各种差别税收及优惠贷款造成企业待遇不公，部分企业对于依赖政府优惠。

　　韩国政府已认识到这些弊端并在八十年代将增长格局从“增长第一”转向“稳定优先”，实行了国有企业私有化及金融自由化等自由化政策力图解决这些问题。但在可以预见的一段时期内韩国仍将坚持政府主导型的国家干预模式。

　　瑞典民主社会主义模式

　　瑞典是实行民主社会主义的高福利国家典型，并一度成为欧洲最令人向往的国家，那里的人民收入最高、社会稳定、还有“从摇篮到坟墓”福利制度。但自七十年代石油危机起，高福利国家的隐忧日渐暴露：增长率下降，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对瑞典模式的研究因此就集中于这种模式经济效率的巨人变化上。

　　所谓“瑞典模式”的特征在于：①劳动市场中的劳资谈判和自由的集体可约。这种订约应避免政府的干预。在劳资谈判中的根本性的协调认识在于要使正常企业保持足够的利润，劳资双方和政府都承认劳动力市场的基本前提是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保持瑞典工业生产的竞争力。

　　劳动市场的集体计约意味着职工的工资很大程度上不以企业的利润和成本为转移，而是实行全国或行业范围内的同工同酬。这种普遍一致的工资政策所造的压力使较差的公司更快地破产而将资源让给盈利的和止在扩张中的公司。劳动费用的压力加速了经济的结构变化和生产率的提高是瑞典经济增长的一个特点。②、高福利政策。60年代中期以后，优良的增长绩效使民主社会平文理论的实践有了经济保障，雄心勃勃的福利目标成为瑞典政府的追求、政府开支迅速膨胀，并承担了保持低失业率的义务、即使在经济衰退的70年代，瑞典的总失业率也没有超过4％。

　　在瑞典模式中政府的作用主要在于实行福利政策，政府一般不限制市场运转，金融结构和所有制结构也在政府干预甚少的情况下发展。此外，政府也有一定的干预宏观经济运行的反周期的责任。

　　（一）瑞典公共部门的规模

　　瑞典经济也是市场经济，国有企业和国家投资规模很小。国有制主要存在于基础设施和提供公共品的部门，如邮政、电讯、公路、铁路、水电等，这些部门的目的是为公共利益服务而不是获取利润。瑞典公共部门的职工占总就业人数的1/3。远远高于其它发达国家。而这些职工中又以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为主，这种现状严重削弱了劳动市场的纪律和秩序。

　　瑞典公共部门的总经费达GN　P的2/3左右，而且政府部门的这种庞大规模是在近几十年的短期内迅速膨胀起来的，瑞典1929年政府支出占GNP的8％，1960年和1985年政府支出占GDP的比率就分别为　31％和　65％。从　1929年到1960年的政府开支增长是与世界范围内的国家力量膨胀相一致的，但此后政府开支的急剧攀升则归因于瑞典政府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政策模式。

　　（二）瑞典的公共政策。

　　根据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经济民主”是瑞典模式的主要目标之一，瑞典学派则早在凯恩斯主义之前就提出社会经济总量分析的理论，较早地提出了强调国家调入利用公共投资政策来解决失业和通货膨胀问题有运用宏观政策的思路。故瑞典的公共政策强调在协商的基础上利用宏观政策来调控经济，而这种调控又是间接调控，即政府主要任务是制订市场规则和运用宏观政策来调控经济以达到公平和效率的目的。因而，瑞典的财政货币政策被赋予了相当多的维护公平的色彩。要求这些政策为社会福利政策服务。

　　1．瑞典的经济计划。

　　瑞典的经济计划分为年度计划、中期计划和长期计划三类，均是指导性计划、对企业并无约束力。制订计划的目的主理是为了减少政府未来政策和活动引起的不确定性、减小经济增长和广大外贸过程中的确定性、为企业的经营、决策提供参考和依据、同时也为努力实现计划所规定的经济和社会目标并与政府积极合作的企业提供财政上的便利。

　　2．瑞典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瑞典政府调节宏观经济的最重要手段，在瑞典，要比其它国家更为经济和有意识地应用凯恩斯式的扩张政策。公共部门的巨大增长引起了瑞典经济结构变化；公共部门吸收了几乎全部增加的劳动力和从私人部门中失业的人员，并补充了由于私人消费和投资下降而留下的空隙。但也出现了预算高赤字及私营工业部门过小的问题。

　　财政政策是用以实现再分配的重要工具。瑞典是著名的高税收国家，1984年和1990年瑞典税收占GNP的比率为51％和，极高的边际税率是压抑生产和投资积极性的沉重负担，并引起资本外逃，恶化了国际收支。瑞典也因高税收而存在大量的“黑市”活动和“灰市”活动，防碍了经济政策的效力。在财政开支方面，以政府消费为主，政府投资所占比例很小，。1988至1989年度的财政预算中，社会、教育、住房和劳动市场等方面的预算占全部预算的，而这些部门的开支主要用于社会福利事业。

　　瑞典货币政策主要是通过中央银行执行。中央银行虽资本雄厚，（中央银行资产占整个金融体系资产总额的4％）但独立性差，决策权基本由政府掌握。控制通货膨胀并不是瑞典政府的主要目标，中央银行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流动资金政策诱致资金向国家计划所确定的优先部门流动。1980…1990年瑞典年均通胀率为，高于同期英、美、德甚多。

　　3．瑞典的福利政策及劳动市场政策。

　　福利政策是瑞典政府最为倾心的促进公平等社会目标的政策手段，经过多年努力，瑞典国民享有了世界最高水平的福利待遇。瑞典福利制度的内容大体有六项；退休金制度，工人退休后可禽其在业工资80％的指数化退休金，免费医疗制度，失业补贴，家庭福利，住房补贴，工伤保险，可谓面面俱到。

　　劳动市场政策是为实现充分就业面实有的对劳动市场的调控政策。包括对职工的在职培训和转业培训，建立职业咨询的公共服务机构．反对因工作变动而搬迁的家庭予以补贴．这些积极的劳动市场政策改善了市场机制，在衰退期间有效地刺激了私人消费支出和投资。

　　（三）瑞典面临的危机及公共政策的变化。

　　从奥经济经过七十年代的危机和八十年代初的调整，至今已几经波折。九十年代瑞典经济增长在OECD国家中是最低的，执政五十多年的社会民主党已下台，这些变化说明了瑞典经济南临危机的产重性。

　　早在七十年代由于凯恩斯式的扩张政策对抗经济衰退的失败及工资费用猛涨，瑞典工业品在国际和国内市场份额急剧减少，出现极为严重的盈利危机。八十年代初由于克朗贬值加强了瑞典产品出口竞争力才出现较好的增长情况及税收增加。至八十年代后半期世界性衰退再次将瑞典经济拖入谷底。在这段时期瑞典公共政策出现了很大的变化。

　　瑞典认识到危机弊端是由于国内各利益集团分配和较过程中缺乏立宪制约，造成财政预

　　算大量赤字和国际收支恶化，通货膨胀高居不下。而这些问题在经济调整增长的年代却被掩盖

　　了起来，不断扩大的“蛋糕”可以满足各利益集团的要求，而一旦由于外部或内部的原因而导致经济低增长时，问题就尖锐了。针对这种情况，瑞典八十年代之后宏观政策实行了重大转变。首先，货币政策主要目标是抑制通货膨胀，政府通过一系列抑制信贷膨胀的政策来实现目的，如改变贷款方式，取消了对利润的政府调节。其次，财政政策转向削减预算赤字，而这种削减的主要方式是严格控制政府开支。这一政策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公共部门的亏损占GNP的比重由1982年的约6％下降到1986年的。第三个重要的政策转变是劳动市场政策的转变。力图通过分配政策的转变降低工资费用，从而减轻通货膨胀的压力。另外，对于公共部门雇员工资增长施加直接的压力，今后公共部门雇员工资的降长必须以生产效率提高为基础，否则不能满足公共部门雇员增加工资的要求。

　　八十年代以来的宏观政策改革初见成效，经济严重不平衡的情况有所好转。但最终成效如何尚未有定论，尤其近几年来瑞典经济出现的负增长和劳动生产率下降说明瑞典政府将要走的路还很艰难，而这种艰难在瑞典曾有过的巨大成就的背景下显得更加突出了。

　　从汽车工业看日本的计划经济

　　在很多中国人的印象中，日本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可是如果仔细观察一下战后日本的经济发展模式，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日本的经济模式其实更类似于计划经济。下面就以日本汽车工业的发展为例，来看一下日本政府是怎样搞计划经济的。

　　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当首推汽车工业。目前日本的汽车工业占日本国民总产值的10％，就业人口的10％也都从事与汽车工业有关的工作，日本的巨额对外贸易黑字也是主要来源于汽车的出口。战后日本能够在不长的时间里，一跃成为世界第一的汽车生产国，应该归因于日本政府计划经济的成功。

　　一、废墟中诞生的发展战略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时日本已基本成为一片废墟，许多评论家都认为日本今后将永远作为一个三流的农业国。可是在这片废墟中，日本的官僚精英们已开始着手为日本策划一个既雄心勃勃，又务实可行的未来。

　　由于日本是战败国，不可能再搞军事工业，要发展工业只能寄托于民用工业。同时由于日本的自然资源非常缺乏，不可能象美国和苏联那样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内市场，必须走“贸易立国”的道路。然而在没有充分自然资源的情况下，要想在只有中国面积25分之一的国土上，养活1亿多日本人，并让他们过上富裕的生活，只有靠搞高技术，高附加价值的产品才能实现。

　　在民用商品中，除了住房以外，小轿车是最昂贵、附加价值最高的产品，所以日本的官僚精英们把赌注下到小轿车这个代表民用技术最高水平的商品上。同时小轿车又是钢铁、橡胶、玻璃、机电的综合工业，可以成为推动整个日本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日本的官僚精英们认定只有民用轿车工业的发达才能使日本走向经济大国的梦

　　想成为现实。

　　1945年8月28日，距日本宣布投降仅仅13天后，日本通产省的官员就召集丰田、日产等当时日本汽车公司的首脑，商讨日本的工业再建问题。通产省的官员向汽车公司的首脑们说明了政府准备以小轿车产业为今后工业发展龙头的计划。可是由于战前日本是军国主义的经济结构，丰田、日产等汽车公司都只生产军用卡车，从来没有生产民用小轿车的经验，所以“军转民”也不是轻而易举之事。

　　另外一个难题就是美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民用轿车生产国，作为战败国的日本不可能对美国关闭本国的民用轿车市场。当时日本的小轿车技术远远落后于美国，在美国轿车的强力竞争下，日本的小轿车似乎没有取胜的可能。可是在“官民”协商会上，与会者们经过仔细研究讨论发现，美国当时生产的轿车都是排气量1500毫升以上的大型轿车，几乎不生产1500毫升以下的小型轿车。如果日本生产1500毫升以下的小型轿车的话，就可以避开同美国汽车厂商进行直接竞争，这是日本发展民用小轿车的唯一出路。

　　在这次“官民”协商会上，确定了把排气量1500毫升以下小型轿车作为日本经济发展龙头的战略。所以这次“官民”协商会成为日本民用轿车工业发展的原点。这个正确的经济战略，为后来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初期的苦斗

　　1945年9月2日，进驻日本的盟军最高司令部发出指令，禁止日本生产一切汽车。这对于日本的民用汽车发展计划，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当时的丰田公司社长丰田喜一郎向全体员工宣告：“本公司今后将步入苦难的旅程，说不定连工资也发不出来，愿去愿留请大家自己定夺”。几天后，有8000员工的丰田公司只剩下3000人。无事可作的丰田公司只好从事汽车修理，同时生产一些电熨斗等民用小商品。

　　在此同时，日本政府的官员们开始向盟军司令部陈情，恳请盟军司令部允许日本生产一定数量的汽车。他们说日本的交通已经废墟化，急需汽车来运送粮食等生活必需品。盟军司令部经考虑后，于1945年9月28日同意日本全国每个月生产1500辆卡车，但仍然禁止日本生产轿车。

　　不让生产轿车怎么办？那就先搞研究，先搞试制。要搞研制，首先要有足够的技术人员，丰田喜一郎开始四处搜寻技术人员。正好当时许多从事研制“零式”飞机等军工企业的技术人员大量失业在家，丰田喜一郎一气招收了200多名技术人员。

　　丰田公司以德国小轿车为原型，开始研制排气量1000毫升的SA型小轿车。1947年1月，试制成了第一辆SA型小轿车。但这种小轿车是由一批完全没有商品意识的技术人员搞出来的，只注重技术的先进性，完全没有考虑到生产的容易性和成本价格问题。SA型小轿车采用了许多当时十分先进的技术，如独立悬挂车轮机构等。

　　但由于采用了过多的新技术，使车辆的生产成本很高。更为深刻的问题是车辆的耐久性和可靠性太差，行驶几千公里车轮的悬挂弹簧就会出现断